怒江大坝尚待批准 农民已被搬迁

记者：史江涛

云南六库镇。

一排排崭新的连排房子矗立在怒江岸边，而小沙坝村民何学文却是一脸的忧心忡忡。

76岁的何学文站在他家的两层新楼前抽着烟斗。虽然从一公里外河边的老房子已经搬过来两个月了，但他一点也不开心。他在老房子度过了大半辈子，而如今因为修电站，那里只剩下一堆砖块和瓦砾了。

“老房子虽然旧，可是舒服啊，至少足够我们全家七口人住。而且我们可以养猪、牛和鸡，我们还有水田和旱地。可是看看这个新房。只有两间卧室，地也被征走了。而且通知我们新房子不能养猪牛，就是为了看上去卫生。” 傈僳族何老汉诉说着。傈僳族是怒江州包括汉族在内的22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

六库电站是怒江中下游规划的13级水电项目中最小的一个，为建电站，将淹没土地162亩（约合10。8公顷），搬迁小沙坝村112户440人。

怒江13级电站预计共需搬迁约5万江边的村民，其中一半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之下。该水电项目每年将发电超过1030亿千瓦时，并带来每年360亿元的经济效益。

尽管饱受争议的怒江水电项目迄今还未获国务院批准，小沙坝的村民们已经成为该项目的首批水电移民。怒江项目也是中国为解决能源需求而遍及全国的水电热的一部分。

地方官员们和一些政府背景的学者称村民的搬迁属于合法的前期准备工作，而环保人士则认为小沙坝的拆迁已经违反了中央政府2004年针对该项目的禁令。不过争论的双方也有共识，那就是现行的有关规定太模糊，即哪些前期工作是被允许的，尤其是哪些工作不可以进行方面含混不清。

据怒江边的村民介绍，尽管温家宝总理已于2004年初下令，在进行进一步环评前要暂停该水电项目，但遗憾的是，大坝的准备工作过去四年从未停止过。

国务院的禁令据信是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反对，尤其是来自国际的压力，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干预，使怒江（又称萨尔温江）项目被进一步拖延。

去年，前期准备工作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一次对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保护地的视察期间中断过。但怒江大坝的准备工作目前正在亚碧罗和马吉两处坝址进行，勘探人员和工作在江边搭建的脚手架上工作着，勘察船固定在岸边。

(视察期间被隐藏的勘探设备。照片由汪永晨提供。）

小沙坝村民说他们至今仍对该大坝项目一无所知。早在2001年他们就被告知，因为修电站，老村子不允许任何新建或扩建项目动工。村民们对这一规定不满，称这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

“我们看到测绘人员和官员们来来去去的，但从来没人和我们说关于电站的事情，比如什么时候开工，”何学文说。

像许多村民一样，何大爷一直坚决反对拆迁，因为赔偿不合理，也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搬出去，他们就再也不可能有机会争取更好的补偿。

北京环保组织绿家园去年对怒江沿岸十来个村子的100位可能因大坝而搬迁的村民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超过六成的村民对政府的赔偿计划不满。

何大爷家的水田是每亩补偿了五万五千元，他们本应拿到六万八千元，但是结果却只拿到六万零二百元，其余的钱都被村镇干部们提走了。

何大爷还抱怨对于他们这些贫穷的村民来说，新房价格过高。他的两层小楼是新农村中三种户型中最大的，差不多要12万元一套。

他说：“政府估算了我的老砖房子，每平米才不到300元，而新房子要卖到每平米超过700元，这太不公平了。”

“我们怎么买的起这么贵的房子啊，除非接受政府每人1万元的新房补贴，条件是我们必须同意搬迁。”

去年年底，当地政府印发的移民手册介绍说新农村的投资约3千万元，开发商负责大部分投资，移民和政府支付其余的部分。

小册子还介绍说：“村民如果感到新房不够居住，他们可根据财力加盖一层，因为新房的房基都是按三层楼房设计的。”

村民姬任平说，“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房子，但我们哪里有钱加盖呢？”

像何大爷一样，姬任平62岁的父亲不得不住在一层的铺面房里。铺面房何时能够开店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很多村民还念念不忘一位省里主管移民的官员两年前的许诺，他说怒江的移民将按三峡移民的标准补偿约每人7万元。

“我不相信我们会得到那么多补偿。但是我们无力抗拒拆迁的命令，县里和镇上的干部给我们开了三次会，要我们尽快搬迁，我们不得不被迫搬出来。”何大爷说道。

村民们不团结，缺乏合作最终导致大家都失望的结果，28岁的姬任平说。移民手册说拒绝搬迁的村民可能会被强制搬迁甚至面临指控。

村民们最担心的还是他们的未来。姬任平说村里的年轻人找工作都很困难。

何学文说他的担心早在搬家之前就开始了。 “你觉得我靠政府每月50元的补助能活下去吗，”他说。

南水北调中线的湖北之惑

作者：石玉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汉江的丹江口水库取水，将使汉江中下游平均水量减少20%~30%。汉江中下游随之面临生态环境的改变、湖北省利益补偿等是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

“江汉平原可是湖北的精华啊！”2007年3月14日，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沈晓鲤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江汉平原处于汉江中下游，南水北调把汉江上游的水抽走，影响是存在的。”

根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制定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南水北调中期一线工程将通过位于汉江上游的丹江口水库加坝，使大坝由162米加高到176.6 米，正常的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丹江口水库调蓄工程增强后，再由河南、河北的干渠自流进入北京。设计年均调水量为95亿立方米。

2005年底，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动工，随后，河南段的干渠工程也开始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将于2010年左右整体完工。那么，在存量不变的情况下，95亿立方米的水被调走之后，汉江将会发生什么？

记者获得的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中下游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下称《环评报告》）明确指出了四点影响：“一是流量减少，水位降低，水资源利用成本增加。调水后，汉江沿江涵闸、泵站取水保证率降低20%~30%。黄家港断面大于600立方米每秒流量的保证率将由1968~1998年实测的78.4%下降至24.3%，多年平均水位下降0.31米~0.51米，多年平均流量减少420亿立方米每秒。同时对灌溉和取水十分有利的中高水位历时大幅度减少。汉江中下游取水及灌溉设施有的需重建，有的需改造，有的运行费用将增加。”

“二是环境容量减少，水体稀释自净能力降低，控制污染的难度增加。据测算，汉江中下游水环境容量减少23%左右，水体自身对污染物的降解能力降低，‘水华’出现的概率增加。”

三是航运条件好的中水历时大幅度减少，航运保证率降低，航运成本增加。航运条件好的800~18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由平均每年出现8个月左右下降到3个月左右，特别是汉江中下游的兴隆河段，600~800立方米每秒流量由现状的60%~74%下降到25.8%~47%，对航运企业的影响较大。

四是合适的鱼类越冬场、肥育场所面积减少，水温降低，不适合鱼类生存的因素增加。”“水量减少必然会出现环境问题，”沈晓鲤说，“但是，所有这些数据只是一个简单的乘除法计算，比如汉江襄樊段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80.7亿立方米，拿95亿立方米除380亿立方米等于25%，这种笼统的算法并不科学。”

沈晓鲤解释说：“现实中的河流水量每年并不是固定的，而且一年当中也有枯水期和丰水期，丹江口水库加坝后，它的调蓄能力大为增强，当丰水期丹江口蓄水增加时，不但能满足95亿立方米的调水需求，而且不至于影响下游水量。但是，调水后水量的总体减少趋势是肯定的。而且研究表明，

近年来，汉江上游的降雨量也在逐渐减少。”“水量减少后究竟对汉江中下游有哪些现实的影响，现在谁也很难说清楚，”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规划处处长郭军说，“我们为此概括了三个性：复杂性、敏感性和不可预见性。”郭军同样认为汉江上游降雨量在逐年减少。基于此，2005年5月31日出版的《湖北日报》曾经引用湖北省水利水电科研所一位专家的话称：“汉江中下游已经不是原来的汉江了，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补偿工程，消除不利影响，恢复、改善汉江的水环境。”

“湖北省的《环评报告》报给国家环保总局后，很快，国家级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出台了，”沈晓鲤说，“这个评价里面没有采用湖北省《环评报告》中提出的具体水文数据，但是承认调水后，将对汉江中下游产生严重影响，应当在城市污水治理等方面给予补偿，提高当地的环境净化能力。”“我们要求的21.57亿元的环保补偿资金，最后只采纳了4.39亿元。”郭军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湖北也是有利的，湖北是水患之省，丹江口大坝加高，汉江中下游的防洪标准将由现在的10~2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汉江沿江做到基本不分洪。”沈晓鲤说。

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提供给记者的《湖北省南水北调工作情况简介》指出：“加坝调水方案是历届湖北省委、省政府艰苦努力的结果，确实来之不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未确定前，还有一套从三峡调水的方案，最终确定从丹江口水库调水，加高大坝等于基本消除了汉江水患，”湖北省政府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2003年前后，省政府曾经旗帜鲜明地要求调水之后的补偿问题，但是由于担心影响丹江口水库加坝工程上马，所以补偿问题就告一段落，但是现在应该是迫在眉睫了。”

补偿主要包括四项工程：引江济汉、兴隆梯度开发、部分闸站改造和局部航道整治。这四项最终被纳入国务院《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体规划》中。《湖北省南水北调工作情况简介》介绍，引江济汉建成后，在合理调度的前提下，可以使受益区（河南大部、河北、北京、天津等省市）供水保证率较调水前有所提高，使汉江兴隆河段中水流量的通航历时保证率基本达到现状水平，并改善生态环境，基本控制“水华”现象。

郭军介绍，2006年4月前，四项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上报国家发改委，但至今仍没有立项。工程总投资初步测算为82亿元，其中仅引江济汉一项工程就耗资50多亿元。然而，汉江中游的襄樊却被遗忘了。襄樊处在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丹江口市）以下、引江济汉（潜江市）以上。“襄樊处于引江济汉和兴隆梯级开发这两大工程的上游，”襄樊市水利局副局长黄有华告诉记者，“水量减少近1/3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导致的社会、经济负面影响难以得到相应的补偿。”襄樊市水利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襄樊市的影响及请求给予的政策支持》的报告中显示：汉江襄樊市区断面主要污染物指标年均升高26%，汉江襄樊段各断面水质类别由Ⅱ类下降到Ⅲ类。

华中科技大学2002年9月形成的评价报告显示，襄樊生态价值的损失量达62.05亿~81.13亿元。而襄樊市水利局在上述报告中要求的补偿金额也正是这两个数字。“四大补偿工程属于公益性质的工程，主要就是给汉江河道补水，再进行一些涵闸的改造，基本上不具有“造血”功能，将来建成后，它们未来的运行费用由谁来埋单？”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这样说，“建立长期的补偿机制，这是需要解决的体制问题之一。”

“即使没有南水北调，四大补偿工程湖北迟早也要自己建设，而目前，除了四大工程建设资金以及中央财政的4.39亿元环保资金，湖北省没有参与到长期的利益分配机制中，”上述湖北省政府人士称，“比如，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公司中没有股份。”

公开的资料显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线水源公司”）由水利部于2004年8月组建，公司领导班子委托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管理。公司属正司（局）级单位，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工程建设的项目法人，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和监督下，负责丹江口大坝加高、陶岔枢纽和水库移民等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将要进行宏观调控下的准市场化运作，而未来，中线水源公司就是运作的主体，说得白一点，它就是卖水的。”上述湖北省政府人士介绍。

据记者调查，中线水源公司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人民币，汉江集团公司持有60%的股份，而汉江集团为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下属国有独资企业，长江委员会委副主任徐尚阁兼任汉江集团公司和中线水源公司董事长。

上述湖北省政府人士介绍，与中线水源公司相比，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就被江苏省控制， “原因是现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在江苏段使用的是江苏‘江水北调’的渠道，而该渠道基本上是江苏省本省财政投资。”

湖北省政府人士介绍，2000年前后，湖北省政府曾建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调走1立方米补偿给湖北省财政2分钱，作为环保资金，已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测的环境问题。但是尚未获得中央批准。“宪法规定水资源全民所有，那么，湖北该不该拿南水北调的收益？目前我国法律是空白的。”上述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水量调配。”该教授指出，“南水北调应当像黄河水量调配一样，根据汉江的流域具体情况，尽快以法规形式确立各个省的分配水量。丰水期的时候大家都好说，如果枯水期呢？这就面临着给谁多少的问题。大家一起来争怎么办呢？目前陕西正在酝酿从汉江上游向关中地区调水，一旦实施，影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量怎么办呢？这些都是需要重视并解决的。”

“三峡蓄水不能只顾进度”

记者：郭晓军 来源：新京报

长江有了自己第一份整体“体检”报告。体检显示，“目前长江总体基本健康，局部不健康，近年来一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

昨天，《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发布。该报告主编之一、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教授表示，目前在三峡水库的建设中，“有的省份巴不得蓄水越快越好”。有的只看到发电的效益“，三峡蓄水应该更加重视环保、灾害、移民等问题，否则”发电效益再好，都没有用。“

长江干流岸边污染达600公里

该报告由中科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编制。

报告显示，三峡工程建成后的长江防洪形势依然严峻。

由于长江中下游河道安全泄量与长江洪水峰高量大矛盾十分突出，而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相对仍显不足，三峡工程建成又将引起中下游河道冲淤变动、蓄泄关系、江湖关系及河势发生新的变化，长江防洪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此外，长江干流水质总体良好，但局部污染严重，整体呈恶化趋势。长江干流存在岸边污染带累计达600多公里，岷江、沱江、湘江、黄浦江等支流污染严重，超过40%的省界断面水体劣于Ⅲ类水标准，90％以上的湖泊呈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状态。

长江生态系统也在不断退化，长江物种减少、保护工作紧迫而艰巨。国宝白鱀豚难觅踪迹，长江鲥鱼不见多年，中华鲟、白鲟数量急剧减少。长江流域天然捕捞产量从1954年42.7万吨下降到90年代的10万吨左右。

报告还指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目前呈减少的趋势。长江上游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年土壤侵蚀量14.1亿吨。长江干流的泥沙也造成中下游主要湖泊的淤积。

“三峡蓄水过快会适得其反”

对于的三峡建设问题，发布会后，该报告主编之一的长江论坛秘书长、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峡水库蓄水高度必须考虑移民、环保、泥沙和地质灾害等四大要素，并非蓄得越快越好。

翁立达透露，去年三峡水库水位已蓄到156米，“有的省份希望蓄得更高，巴不得蓄水越快越好。搞工程的人也是如此，但（结果）会适当其反。”

翁立达指出，“水位一高，泥沙问题的负面影响就会出现，三门峡就是个沉重的教训”。蓄水还要考虑移民问题，必须保持可持续发展。此外，地质灾害和环保问题，都将影响蓄水的高度。“我们有些搞工程的只看到发电的效益。其实，四个问题中任何一个搞不好，发电效益再好，都没有用。”翁立达说。

昨天发布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专辟两章分析三峡工程，包括三峡库区水质状况、地质灾害状况等。报告显示，三峡蓄水后，库湾及支流回水区多次出现水华现象，库区的微震活动频度明显增加，但不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威胁。

水质污染：蓄水135米后12支流现水华 三峡库区回水区扩散能力减弱纳污能力降低

报告显示，三峡库区的污染主要表现是，库湾及支流回水区在春夏季节出现水华现象。

2003年三峡库区蓄水至于135米之后，监测结果显示，12条长江一级支流，在回水区不同程度地出现“水华”现象。其原因是，三峡蓄水后，回水区水流减缓，严重的只有1.2厘米/秒，几乎不再流动，引起扩散能力减弱，使库周围近岸水域及库湾水体纳污能力下降。

报告显示，香溪河、大宁河、小江等支流回水库湾水域水质发生变化较为显著，蓄水后的每年春夏季节均出现“水华”，据翁立达教授称，这些支流的水华现象在近几年来有加剧的趋势。

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库区支流库湾累计发生“水华”6起，2005年累计发生“水华”19起，2006年仅2-3月份累计发生“水华”10余起，支流库湾“水华”呈现加重、扩大的趋势。

报告称，三峡库区的污染包括点源、面源和流动源。其中，面污染源是三峡库区的主要污染源，占到总体污染的60%—70%.主要来自库区的农药和化肥使用。流动污染源：是指三峡库区船舶排放的污废水，主要污染物为石油类、化学耗氧量等。流动污染源社会影响显著，特别是装载危险化学物品的船舶，如果发生海损事故，危害极大。

地质灾害：微震活动不威胁三峡库区 报告显示蓄水后当地微震明显增加，崩塌滑坡隐患处达4000多处

报告指出，三峡水库建成后，有可能诱发构造性和非构造性地震。翁立达指出，对三峡水库而言，危害最大的是构造型地震，在第二库段仙女山断裂、九畹溪断裂、建始断裂北延和秭归盆地西缘一些小断层的交会部位，有可能诱发水库地震。

报告显示，由于三峡库区是我国地质灾害较为频繁的地区之一，随着移民工程的建设及三峡水库水位的逐渐抬升，地质灾害的活动会更加频繁。

此外，库区某些城市、村镇位于崩塌、滑坡体上或崩滑危险区，可能受到崩塌、滑坡活动的威胁。水库蓄水后，岸边松散堆积物塌岸和局部滑移也会危及部分居民点的安全。目前，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19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863处在移民迁建区。据翁立达教授介绍，2002年，国家安排 40亿元用于三峡库区二期（蓄水位）地质灾害治理，目前正在追加资金。

监测结果显示，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三峡地区微震活动频度明显增加，主要集中在巫山-秭归-长阳一带，强度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未突破正常状态，不会对三峡水利枢纽和三峡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威胁。

环境危机催生中国新民主运动

作者：杜剑 来源：亚洲周刊

针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恶化现实，中国政府最近高调强调环境保护，加上近年开明官员不断发动“环保风暴”，民众、NGO志愿者、记者合力成功抵制怒江、金沙江建立水电站，一场呼唤绿水青山的环保“颜色革命”，一场通过环保启蒙民众争取权利的新型民主运动赫然揭幕。

这个春天，中国加强环境保护的政治意愿，坚决得史无前例。环境保护，几乎像“四项基本原则”、“和谐社会”一样，被高调地推向政治前台。与此同时，广大民众、NGO、记者和开明官员一起，正将呼唤绿水青山的环保运动演变为一场“颜色革命”、一场在保护环境中“争取民权”的新民主运动。

目前，中国的环境高风险时期已经提前来到，二零零六年，中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和水相关的污染事故，凸显中国严峻的工业布局问题：中国所有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都建在水边，仅石化化工企业一项，就有一万个在长江，四千个在黄河，甚至有两千个集中在人口密集区与饮用水源地，其中八成一地处环境敏感区域，四成五存在高风险隐患。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称它们是“一枚枚环境风险的定时炸弹”。

除了水污染，中国四亿多城市人口受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一千五百万人因为空气污染患上了呼吸道的各种疾病。据肿瘤专家统计，每年二百多万癌症病死者中，七成跟环境污染有关。甘肃徽县出现血铅中毒，其中相当部分为儿童患者。类似这样的悲剧全国各地都在发生。世界银行一个统计认为，仅空气污染造成的一系列损失，几年内将达到中国GDP的一成三。中国必将回头支付巨大的治理成本。

面对如此险峻局势，决策层意识到严重性，开始寻找应对措施。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人代会上，总理温家宝的报告字数不多，但一旦涉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宏观调控、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节能减排、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集约用地等，就汪洋恣肆，达数千字，成为报告中字数最多的主题。

环境保护，这种强烈的国家意愿也来自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提议，应立法禁止公务员食用鱼翅等野生动物食品，以保护面临生存威胁的野生动物。一个名校校长不提教育问题，却提环境问题，引起公众讨论。据《中国环境报》报道，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共收到提案四千五百十六件，其中有关环保的提案占三成以上。

显然，中国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不仅让基层民众吃不好饭，也开始让决策层睡不好觉。但是，环境问题牵涉到巨大的利益分配，使环境治理一开始就成为一场政治角力。

在本次两会上，关于厦门市的一个百亿元化工项目争议，就体现了这种复杂的利益格局。来自《中国经营报》的报道说，百名政协委员紧急提案，疾呼“厦门危险”，“PX（“对二甲苯”）项目必须紧急叫停，并进行迁址！”这成为今年政协的头号重点议案。

政协委员赵玉芬说，二零零六年厦门市引进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总投资额达一百零八亿元（约十四亿美元）的一个化工项目，该项目建成后，腾龙芳烃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PX生产企业，并为厦门市增加八百亿元的工业产值，但危险性却极高。PX——“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此项目位于人群密集的厦门海沧区，中心地区距离厦门市中心和风景名胜鼓浪屿只有七公里，距离拥有五千名学生的厦门外国语学校和北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学校仅只四公里。不仅如此，项目五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海沧区人口超过十万，居民区与厂区最近处不足一点五公里。政协委员们认为，海沧PX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海啸，乃至恐怖威胁，厦门本岛的上百万居民，只有通过两座桥可以逃生。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四日上午，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会见了提案代表。然而，这位司长似乎无能为力，因为一个根本的问题是，项目投产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已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国家环保总局在专案“迁址”问题上没有权力，爱莫能助。

鉴于此类矛盾，国家环保总局正推动修改《环境保护法》，将环保法的责任主体由过去重在企业、个人，调整为重在地方政府，因为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能真正担负起环保的重责。只是《环境保护法》的修改问题直接牵涉到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进展不会太快。

污染源是官商勾结

从厦门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破坏中国环境的，既不是公民个人，也不是中小企业，而是地方政府与大企业的相互勾结。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最近几年几度揭起“环保风暴”的潘岳认为，正是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缘于地方官员扭曲的“政绩观”。在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中国，所管辖地区GDP的增长，是官员的主要政绩。各级官员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管付出多少环境代价。

一位沿海城市的官员告诉亚洲周刊，这个省的省委书记到某市视察，在大会上，他要求坚持完成中央“宏观调控”的任务，但一下台来，便立即换了一副模样，对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们说：“我在台上只是说说的，你们该上项目还得上！”

一位北京的官员告诉亚洲周刊，在十七大之前，各地官员疯狂上项目，缘于官员们要用出卖工业项目所交换的利益向上级买官，每升一级，从几千万到几亿，需要拿出多少钱，在高级官员间几乎已明码标价。在中国近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获利，迅速结成利益联盟，丝毫不顾环境破坏，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获得巨大利润，地方政府也即刻得到巨额回扣。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这样做，并非简单为了“政绩”，更是赤裸裸地攫取黑利。

在今年年初的第三次“环保风暴”中，潘岳向媒体直陈，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和错误的政绩观一起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通过上大型重工业项目，追求短平快的业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企业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而且方式极端粗鲁，不顾后果。这种现象，上干扰中央的宏观调控，下侵犯百姓权益引发社会不安。

环保新民主运动

在二零零七年初的这次“环保风暴”中，潘岳用了“区域限批”的新办法，即对唐山、吕梁、莱芜、六盘水四个城市及大唐国际、华能、华电、国电等四大电力集团处以停批、限批所有建设项目的行政制裁。这一制裁，正是冲著大企业和地方政府结成的利益集团而来。

“环保风暴”对最近几年环保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但中国环境运动正在变成一种民主运动，却是更多人参与的结果。尽管他们不是有意将“保护环境”变为一种民主运动，但公民在保护环境中“争取民权”，却更有成效，也更为官方所接受。具有民主理念的官员、学者、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认识到，在环境领域，可以一点点地争取民主权利。他们做到了，他们可以写文章，可以举办论坛，可以成立NGO，可以启蒙民众，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止政府行为，打击利益集团。他们不谈意识形态，但看重每个个人的环境权利——呼吸新鲜空气、保留家园、保护地产、留住自然的权利。改善环境，也是政府的目标，政府没有理由过多压制环保活动者。因此，在环境领域，人们有更多的政治空间。

去年十月，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香港批评怒江上规划建设十三级水电站，“是一种掠夺性的开发”。这是中国高级官员首次批评怒江水电工程，标示著中国政府改变了对这一工程的态度。这是中国环境NGO、记者、少数开明官员三年来不断抗争的结果。

二零零三年八月，记者、环境活动家汪永晨得知水电工程要动工的消息，立即与其他NGO号召媒体报道此事，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反怒江大坝运动，他们认为这些工程将破坏环境，令数万少数族裔失去家园，收益却进了大利益集团的腰包。尽管这场运动没有走上街头，只停留在报纸上和网路聊天室内，但聚集了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总理温家宝于二零零四年二月下令搁置了这一工程。

随后，云南省当地政府和水电集团展开反攻，双方进行了持续两年半的争吵。现在，从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发言来看，NGO、媒体和弱势民众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另外一起反大坝运动发生在与怒江同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金沙江。中国华能集团电力公司准备在三峡上游的金沙江虎跳峡修建电站，这势将破坏此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造成环境灾难，并令十万少数民族人口失去家园——其中六万是纳西族人，离开生活数百年的家园，本就濒于消失的纳西文化将遭灭顶之灾。（亚洲周刊曾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四十七期报道）

与怒江流域不同，金沙江河谷的农民们因为土地肥沃而家境殷实，并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更具保护家园的意识。这一次，政府与电力集团面对的是一群不一样的农民。在当地采访时，一位三十多岁的退伍军人对亚洲周刊说：“如果水电公司一定要建大坝，占了我们的家，我就上山打游击！我们这里有三百个战友！”情绪激昂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本刊记者问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政府一定要建坝，你怎么办？他什么话也没说，只做了个端起步枪的姿势。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九日，由于当局持续施加高压，终于激起农民的反抗。农民一万多人聚集阻止电站开工。当地一位官员来与农民谈判，但态度蛮横，被农民追赶，失足掉进金沙江中，后被农民救起。

中央政府重视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农民的集体抗争立即有了效果，政府贴出通知说：“水电站在得到当地群众的同意之前，绝不动工”。

但水电集团不会轻易放弃利润丰厚的大坝，新华社报道说，虎跳峡的“水电移民高潮即将到来”。这意味著对抗将再次出现，也将再次考验金沙江边的农民。但当觉悟了的民众成为维权主体时，反抗力量必然强大而持久。

怒江移民的前车之鉴

作者：刘鉴强 来源：《中外对话》网站

很少有人知道，在怒江的支流上，一些水电站已修建起来，受电站影响的移民安置不好，补偿不足。这些先行者的遭遇，为怒江5万潜在移民的未来投下阴影。

告诉我这件事的，是怒江贡山县的农民。土生土长在怒江河谷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命运，掌握着比所有政府官员、水电公司和NGO都多的真相。

在此之前，5万移民的福利，是怒江大坝争论的焦点之一，支持方说要帮助怒江人民脱贫致富，而反对方则说，大坝将淹没怒江人民的家园，令他们更加贫困。

反对方握有更强有力的证据，大量事实表明，许多移民并没有过上水电公司所承诺的美好生活。将要建设怒江电站的水电集团，曾在附近澜沧江上修建了漫湾电站，动工之前，水电公司喊出口号“漫湾发电之日，就是百姓富裕之时”，但从1993年发电以来，原住民的生活并无改善，甚至恶化。当时，漫湾电站被认为“投资最省”，“效益最高”，成为电站榜样。可是，所谓‘投资最省’，原因之一是对移民补偿最低，所谓‘效益最高’，原因之一是对移民后期扶持最少。

在距水坝800米的田坝村，考察人员发现，这里的240多位居民，一半以上靠拣漫湾电厂的垃圾为生。《国际先驱导报》说，漫湾移民守在电站的旁边，却用不起电，政府“以电代柴”的承诺成了空话。根据云南省农调队的调查，水库淹没前移民纯收入高于全省坝区平均值11.2%，淹没以后，收入不到全省坝区平均值的一半。

2002年，一份新华社内参送交中央领导：《漫湾电站建成十年，库区百姓贫困化严重》。中央极为重视，责成有关单位调查，认定情况属实。

受到大坝伤害的，又岂只漫湾坝区的百姓。中国青年报张可佳报道，50年来，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600多万移民，其中有1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有些水电集团的人不喜欢这个数据，说它没有出处。那么，我们来看权威部门的数据。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局长唐传利在一次讲座中说，目前我国共有各类水库移民约 2300余万人（含繁衍人口），其中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解决温饱。

没有解决“温饱”是什么意思？――吃不饱，穿不暖。水电公司过去的所作所为，怎么能让怒江人民放心呢？

支持建坝者又不高兴了，说那是老黄历了，过去对移民补偿不好，未必今后仍然不好。

此话有理。你可以说很多水电项目的移民受苦，因为这些都有明证了，但是，你不能肯定怒江移民一定受苦，因为至今为止，规划中的怒江13级电站，还没有建设。尽管怒江河谷的百姓没有得到知情权，当然也没得到参与权，但是，支持建坝者说，他们将从电力收益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偿移民。他们会做得比以往更好，怒江人民会有美好的未来。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将做得更好，但也不能怀疑他们的美好愿望，不是吗？虽然没有发现怒江移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证据，但是也没发现伤害移民权益的例子啊。 但遇到一些村民之后，我才知道，电站伤害移民权益的事，正在发生。

在离怒江州贡山县30公里的捧当乡，有一个位于怒江支流迪麻洛河上的迪麻洛村。两年以前，这里建起了电站，是目前怒江支流上最大的电站。这个村有12个组，其中有3个组直接受到电站的不良影响。

电站所在地名为旺其旺村，为电站让路，100多位老乡搬到了8公里外的怒江边上，名为“华龙新村”。“多么好的名字！”一位村民说，“但是，实际情况怎样呢？” 这里的房子显然比原来的房子结实，水泥，石板，石棉瓦，家中每个人都有房间。但是，老乡并不喜欢，他们原来的家是两层楼，虽然简陋，但河谷里湿气大，为避免受潮，人住二楼，现在却要他们睡在一楼潮湿的水泥地板上。而且房子只能遮风避雨，吃饭问题呢？燃料问题呢？旁边电站的电价变来变去，原来4毛钱，现在升到4毛6，老乡本来就穷，哪里有现金买电？天气冷，家家户户需要烧柴取暖，以前可以在家里的山上砍些干柴，现在树全变成人家的，回去拉柴，还要雇车交费。补偿费大约一家1万元，可搬到那里1年，钱马上就吃完了，以后怎么办？有的老乡想把新房子卖掉，再回到老家，可老家没土地了，再说，又有谁去买这些中看不中用的房子呢？

水电公司在两三公里外给村民们买了一些地，但那是其他村子的退耕还林地，还有4年不能动，就是4年后能动了，里面种的竹子，林业局能允许砍了种地吗？再说地也不好，坡度很大。

大部分人没有生活来源，只好去砍柴卖，出去辛辛苦苦一个星期，能挣100块。搬家才一年，生活就这样困难，以后怎么办？

另外一个小组名为青麻塘，有170人左右，他们部分土地被淹，一共补偿30万，平均一人不到2000元。这个村本来半农半牧，地淹了，牲口没吃的，无法过冬。没有牲口，地种不好，完全用化肥，又贵又不好。村民们生计大受影响，那每人不到2000元的现金补偿，能起什么用呢？

还有一个木楼村小组，200人，住在高出江面800米的地方，因为建电站修路，把村边的半座山切了下来，把他们的土地毁了，令村子脚下发生泥石流，一旦下雨，极为危险。整个村子的根基被破坏了，却只拿到6万块补偿，平均每人300元――不，还有其他补偿，水电公司还给了每户人家100块石棉瓦，约合 1000块。　　

一位村民说，百姓敢怒不敢言，因为当地官员说了：“这是国家建设，谁也不能添乱！我们这里穷，就是要矿电富乡！”

村民们看到，的确有人富了，但不是村民。村民穷了，家园毁了。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我想请教那些先生，你连500位怒江移民的生活都不能解决，怎么就可以发誓，你能让5万移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呢？

（刘鉴强，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