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 环境何堪

作者：戴晴； 来源：三峡探索

【《三峡探索》编者按：这是戴晴于2010年10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用英文为学生所做的一次演讲，本网特刊出演讲全文的中文内容。】

如果仅看GDP的逐年增长，看中国政府手里握着的外国债券，看大小城市突然冒出的高楼大厦，看奥运、看世博、看世界第一的三峡工程，看中国阔人全世界旅游购物……中国像是崛起了。这“崛起”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崛起”的代价是什么？森林、矿藏、河流、田野，这些上苍赐予我们财宝，还有什么留后人？至于道德人心——在“崛起”的中国里生活着怎么样的中国人？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崛起’”。中国人自己——特别是官员和官媒，更把自己当前的所处日子，形容为“经济增长神话”带来的“繁荣盛世”。

如果看GDP的年增长；看中国政府货币存量；看他们手里握着的外国债券；看大小城市突然冒出的高楼大厦；看奥运、看世博、看世界第一的三峡工程，看嫦娥二号登月；看玩具电器之外，中国已开始出口意识形态……以及“中国模式”最大看点：近20年里突然冒出来的中国阔人——看这批阔绰、潇洒、神气活现、没什么不敢干（也自认为没什么不能干）、看那帮在“中国为官到外国建窝”的红色贵族——中国像是崛起了。

但“崛起”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崛起”是没有代价的么——代价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这“崛起”为什么没有发生在19世纪的清廷——当工业革命为不少国家带来繁荣；没有发生在二战结束时——当时中国被目为“盟国四强”之一；没有发生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毛泽东中国；没有发生在共产党开始反思、社会开始松绑、而且推行“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怎么到了坦克碾过天安门、到了中国从上到下——从共党高层、学者教授，各级官员、国企干部工人、私企业主，以及在校和刚刚离校的学生……都被惊吓得大气不敢出之后，反倒“崛起”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长的中央集权国家

主持人告诉我，你们当中有人来自孔子学院。现在世界各处，由中国政府出钱建起的孔子学院，大概500多了吧（据称“汉办”计划，2010年 500；2020年1000。）

孔子学院的主办者们知道毛泽东那首诗么——那首到了文革后期，忽然想到要答复郭沫若1948年所写“十批”（郭当时用秦始皇影射蒋介石以反专制独裁）的那首诗？毛的这首七律至今没有正式发表，为什么？

七律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子名高实稗糠。
历代都行秦王政，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 1973

在毛泽东看来，“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子名高实稗糠”；对孔学，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废话屁话”。在“无产阶级”行其“专政”到了顶峰的1973年，他说 “历代都行秦王政，十批不是好文章”。今天呢？是不是“秦王政”依旧？

只须对中国史稍有涉猎，都知道：自秦代起，中国历代皇帝都以中央集权的方式，靠田租、赋税、徭役，以及他随时想出的花样（比如明代嘉靖打发太监四处收取、最后激起民变的“矿税”），对平民直接剥夺。同时用改造过的“孔学”，加上忠于他的官僚系统和军队，直接操作并且护驾。至于什么是改造过的“孔学”，百年来已有共识——适合于“秦王政”的意识形态。

皇帝被赶出宫，大家剪掉辫子换西装，“共和”与“宪政”进入中国，场面火爆热闹，唯中央集权之法统，还顽固地驻守在中国人（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精神世界——

“有枪才有权”的北洋政府如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如此。毛泽东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与今日不同的是，1927年蒋介石以武力拿下政权之后，几乎没有一天不处于战乱之中（1928年开始围剿红军、1937年对日作战、1946年大规模内战）。毛泽东也是以武力夺下中国——此后的25年，也就是他死前控制中国的这25年，本来可以没有战争：国家和平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但事实如何呢？

最近解密文件披露，1950年，斯大林对他曾有一个许诺：“欧洲这边的事我来管，亚洲归你负责”。自此以后，做“东方”（或称“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领袖，成了这名红色帝王此后一刻也放不下的政治梦幻。

这就是为什么在1950年代初，他抗拒身边几乎所有“同志们”的意见而卷入韩战；也解释了怎么整整三代中国人，特别是失去土地沦为“社员”（其实就是农工奴隶）的农民，从此生活于仅仅维持活命的水准上。

将毛视为天子的中共政治精英，也即从中央到省、到市、直到基层乡镇和村里的麾下（过去称“干部”；如今称“公务员”），随着将全国的资源与资产（包括帝国主义的、地主的、资本家的和平民的）彻底收归“国有”，依照苏联模式一个接一个地推行“五年计划”。面对和平时期替斯大林打韩战、无休止的内斗和大规模平民饿死，竟然没有人敢于质疑“皇上”的治国方略。到1970年代，中国的国计民生“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死了。直接继承“毛精神”与“毛主义”的接班人（“四人帮”）经一场干脆利落的军事政变遭清肃。

人民再一次欢呼“解放”。只可惜，淀积千年的政治文化没有可能在一天内清点盘查。邓小平以集权手段收拾大局。他对自己选定的江泽民这样说：“主席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说了算，主席不在了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了，我就放心了。”

皇上底下的精英们呢？长征时候咬紧牙关跟着；抗日时候闷头发展；建国时捧着红旗热泪长流；反右时候的懵懵然、文革时候的秫秫然、开枪之后茫茫然（包括被放到最高位置的江泽民）——直到1992年。

1992年非同小可。不见硝烟、不见呼号，旗子的颜色都没变，但“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中国”正从精神上一步步抽空。从文革地狱捡回一条命的皇上底下人（或曰“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们）开始纳闷：“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打下来之后的‘吃香喝辣、有福大家享’呢？”没人敢提，直到开枪之后—— 在“理想”啊，“人民”啊，除了官家舞台操练已然成为一文不值的1990年代初，共产精英们终于有了感觉。

这就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姓社姓资”；还有“发展是硬道理”。

本来，自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与开放”。世界对此报以热情欢迎。中国本有融入世界并且共同尊奉普世价值的可能——就像东欧各国，哪怕俄国、越南那样。应该说，在“思想解放”的十年间，即1970至1980年代末，大致也是这样。不幸“六四”镇压改变了中国——完全改变了中国近代化的轨迹，开始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换魂”。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虽然皇权色彩浓重，朝廷里的僚属，从翰林、巡抚到县乡承办，不管怎么提拔上来，多少总带有几分理想色彩，还相信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人民服务”，还在一定程度对“党纪”“国法”还有几分忌惮……。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共实际上走上了一条借操作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以侵吞国有资产为主要手段的“权力主导貌似市场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步建立起一套为达到此目标的独特运作手段。早期共产主义理想者已经彻底边缘化。他们的继位人变为追求现实利益的红色技术官僚——谁说中国的政治领袖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换魂兼更衣，已经在1993年至今的十多年间，在大家心照不宣地“摸着石头”、你争我夺地“和谐”完成。

继邓的“发展是硬道理”之后，是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打出的旗号么：“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手段已经从早期的玩差价、卖军火、办公司等“小打小闹” 进步到税改、房改、国企改，完成了对城镇居民的剥夺。随着越来越多权势集团精英(以及亲属) 加入外国国籍，再返回中国借“引进外资”之优惠大规模、深层次卷入，中国经已经一步步落入真假外资的掌控之中。

胡温照样朝前走，核心政策是“国进民退”。在他们当政的这八年间，凡经市场证明利润丰厚的行业，各级政府无不立即采用行政手段垄断：从航运、铁路、电力，到能源（“三桶油”）电讯（电信、移动、联通）……。国企老总“两头占”：垄断地位由政府保障，利润归己，成为权贵特权阶级骨干。胡温强调“维稳”兼“不折腾”，包括调用警力军力予以保障——意思是“正忙着剥夺分赃哪，不要打搅”。

用今日流行在民间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毛到邓到江到胡这一连串红色帝王“坐江山60年”，概括起来就是：

以革命的名义 杀戮
以人民的名义 共产
以改革的名义 分赃
以和谐的名义 封口

这也就是要求言论自由与法制的刘晓波以“颠覆国家罪”判刑11年的道理。

今天，在中国，共产精英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就领域而言：党、政、军，科教文、医药卫生……无所不包。就层次而言：从最高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到省、市、县、乡、村，到最底层办事机构，无人不在依仗权力为个人和家族谋利。

他们面临的共同命题是“把蛋糕做大”。然后在既无法律制度、也没有民间监督的环境下“切”。如何做大——当然以最简便、最安全、最迅捷的办法。

秦晖说：中国崛起的秘密在于“低人权优势”：民工、资源与环境。

在中国，我们没有独立的工会、没有农会、没有商会和行业协会——只有取之不竭的、没有权利意识也没有投诉渠道的无声的劳工。

在中国，我们没有独立的传媒和独立的学术研究——只有因主动服从管制而日渐阔绰的电视、广播、报纸、出版社和研究院、大学。

在中国，我们没有独立的、获得注册的人权与环境NGO,没有独立的基金会，有志者的活动时刻处在监管与打压之下。

弱势之中之最弱：资源和环境

依照《宪法》，中国的土地、河流、森林、矿藏……包括我们以全部积蓄购买的公寓房下边的土地，全部属于国有。何谓国有？今天，国有变成了政府和政府官员所有。谁伸手霸占就属于谁。

谁不想霸占、谁不想伸手呢？中国官场最流行的潜规则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过20年，中国资源和环境已经遭到灾难性破坏。

80% 江河湖泊断流枯竭；
七大河流体系的60％的水不适宜于人类接触； 　　
1/3 国土被酸雨污染，2/3 草原荒漠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
化肥和农药严重地污染了水系统和土壤，40％的可耕地退化；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的垃圾场：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 16个。（以上为世行统计）

1996年，中国耕地总面积19.5亿亩，人均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从1996-2007年，中国耕地面积在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429万亩。
其中6个省的人均耕地，已经低于0.8亩警戒线。
在2008-2010五年间，“土地流转”已经成为各级官员致富的主要手段。

如此“崛起”的后果

今天中国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都处在一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游戏中：
弱势已经并且继续受到无可遏制的剥夺；
民间力量被压制、庞大贪婪的特权官僚集团受不到监督、约束和制裁；
人人都把环境挂在嘴上，几乎没人愿意为环境牺牲到手的利益。
全国上下弥漫在“分杯羹”的驯民文化之中。

什么样的大地能供养这样的国民？中国的山河已经做出回应：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北京沙风暴、河北地面塌陷……。

无规则、无理想、无责任感，只有“为捞钱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

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政权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阿猫阿狗都能富起来，怎么我不能？）玩命地欺压弱者、掠夺资源、追求财富。

中国人知道，只要不碰政治，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哪怕再缺德的方式）都可行——只要你想得出来。当权者也心知肚明：有人吃肉有人喝汤，胡萝卜加大棒之后的 “和谐”，杜绝民众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这是1989年之后小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不许明说（或曰人人心知肚明）的默契。从而我们知道，中国“崛起”的核心，恰如毛泽东所说：“百代皆行秦王政”——只是场面更加绚烂（如奥运与世博）、手段更加高效（如投资巨大的武警、国保、网络监控）而已。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正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表明，在人类社会中，不代表大国政治博弈、不代表集团公司利益、只代表今天的人类文明走向。 中国“崛起”没弄得他们眼花缭乱，中国市场没让他们见利忘义，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精英的狂傲无知反倒坚定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世界将越来越洞悉付出如此代价的中国“崛起”，将给世界和平带来什么。

秦王政——独裁政治体制——在中国存在一天，资源环境和平民利益不会得到保障。我们的努力是微弱的，但不敢放弃呀。

谢谢大家。

三峡工程“万年不垮”遭拍砖

作者：金晓刚； 来源：博客中国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17日在《三峡阶段性评估报告•综合卷》首发式上称，三峡工程是“长江上的钢铁长城，千年万年不会垮，质量上非常好”。然据中华文史周刊报导，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遭世现报。“万年说”更引发网友“拍砖”。

黄万里临终挂念 三峡千万不能上

对于三峡工程问题，许多专家中一直存在质疑声音。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早在1957年上半年三峡工程即将开工时表示：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灾害。

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1958 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

黄万里只是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后，黄万里又六次上书中央，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他临终前还在呼吁“三峡千万不能上。”

问题重重的三峡工程

据中华文史周刊消息，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而且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

2010年3月，原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嘹望”杂志采访时表示，希望来场大洪水，检验一下三峡工程。今年7月中旬，长江流域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次洪水检验了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中国工程师王维洛博士认为，纵有三峡工程，长江洪水依然呈凶狂。三峡工程没有达到工程目标。王维洛博士评论，三峡工程移民收尾的资金需求超过工程总投资，三峡工程移民工作在今后几十年内无法完成，由此，三峡工程也是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

网友：专家万年不垮说 中国人的大不幸

三峡工程问题，让潘家铮的三峡工程是“长江上的钢铁长城，千年万年不会垮”言论，引发网友拍砖：“胡说八道！任何工程都是有使用寿命的，胆敢说使用万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话。100年以后这些人都不存在了，谁还能追究你的假话？吹牛吹到一万年后了。”网友“wkf758-NEW”：“ 这个砖家是院士？我看是拍马屁专业毕业的院士。”

更有网友怨叹：“有这样的院士，是中国人的大不幸。”

三十年低调一朝开启：雅鲁藏布江水电坎坷前传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何海宁 实习生 江燕南 发自西藏拉萨、加查

“雅鲁藏布江的水电开发拉开序幕，标志着西藏河流开始进入大水电时代。”而到2020年前后，“我国规划的除西藏外的大部分水电工程将开发完毕，重点将逐渐向西藏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和雅鲁藏布江流域转移。”

最后被截流的大江

“电站开发很快会带动矿产资源开发，西藏腹地将出现新一轮开发热潮。”

汹涌的雅鲁藏布江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条干流没被大坝截流的大江大河，如今也成历史。

11月29日下午，普通如刘建军这样的农民工，都念叨着与千里之外的朋友分享眼前的不可思议的现场，他站在半山腰的泥土路边，将谷底的藏木水电站工地摄入手机。

他并不清楚这是一座意义何其深远的水电站，面对着对面几乎垂直90度的山壁，他热衷于讲述去年在上面钻孔浇灌混凝土时的惊心动魄，“这怎么可能把水砸断？”

藏木水电站示意图 （CFP/图）

2010年11月12日，藏木水电站已正式宣告截流成功，也揭开了雅江（“雅鲁藏布江”简称，下文类同）流域水电开发的神秘面纱。

藏木水电站位于雅江中游桑日至加查峡谷段，“V”形峡谷的收口处，海拔约3200米，规划用途仅为发电，无航运、漂木、防洪、灌溉等综合利用要求，投资 79亿元，总装机容量51万千瓦，规模比1800万千瓦的三峡水电站小得多，却已几乎相当于西藏目前水电开发的总和。

如今，刘建军放眼望去，施工队伍已挺进江中央，雅江湍急的水流从引流通道继续奔腾而下，一排灌浆机、碎石机正在紧张作业，大型卡车不时进出。一名工人说，这里冬天温度适宜，不会因为入冬而停工。“雅江的水电开发拉开序幕了，标志着西藏河流进入大水电时代。”地质学家杨勇说。

雅江水电正呈梯级开发趋势，藏木水电站是桑日至加查峡谷段规划5级电站的第4级，上游衔接街需电站，下游是加查电站。这些电站是否开工尚无官方公布。“到 2020年前后，我国规划的除西藏外的大部分水电工程将开发完毕，我国水电开发的重点将逐渐向西藏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和雅鲁藏布江流域转移。”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总经理晏志勇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据悉，国内几大著名电力公司均已入驻西藏。藏木水电站隶属于华能西藏发电有限公司。在藏木水电站通往加查县城途中的一片江边开阔地，该公司已大规模修建了生活小区，俨然一个繁华的城镇规模。

在一家超市里，售卖商品甚至比加查县城的商店还多。老板是浙江人，他两个月前刚从云南的小湾电站搬过来，“明年工人肯定很多，生意一定好。”

藏木水电站所在的加查县，一个总人口只有约1.7万的藏南小县城，“加查今后的经济发展肯定在西藏都数得上。”商人李华已投资了一座三星级标准宾馆，这座 5层高楼成了当地最高的标志性建筑。

一条连接加查和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的公路明年将完工，缩短两地约一半的车程时间。“电站开发很快会带动矿产资源开发，公路、铁路发展也非常迅猛，西藏腹地将出现新一轮开发热潮。”杨勇说。

最早的水电规划

“当时工作比较粗，只是查勘阶段，距离电站的规划设计还有很长距离。”

雅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江河，被称为西藏的母亲河，“国内河长2057公里，干流水能蕴含量只比长江小，但如果按照单位河长的水能计算，是全国第1 位。”

年逾七十的关志华如数家珍。他是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下文简称地理所）研究员。1972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下文简称综考队），关志华是雅江干流组长，负责摸底雅江水能。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考察青藏高原，涉及五十多个专业的四百余人进行了4年野外考察。但对雅江干流、支流的科考只是其中一部分，而水能调查又只是其中一小组。当时，雅江流域许多无人区仅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一些外国人进入过。这是一片空白的领域，谁也不知道雅江到底蕴藏着多大的水能资源，遑论规划开发。

这次科考最早可追溯到1956年，毛泽东要求我国应该有一个远大规划，努力改变经济、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周恩来主抓了 “十二年科学规划”。但由于遇到自然灾害时期、“文化大革命”，直至1972年才真正成行。“西藏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有重大意义，所以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当时综考队主持人、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在一篇回忆录里说。

关志华所在的干流组有6个人，春天入藏，冬天返回。科考队员出入无人区，部队跟随，还佩戴手枪，防止野兽侵袭。

按照综考队的数据，雅江全流域水能1.14亿千瓦，其中干流0.79亿千瓦，而且非常集中，在墨脱县的大拐弯地区可建设理论装机总量不低于3800 万千瓦的水电站，这相当于两个三峡水电站。“科考时我们有过估计，但还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水能。”关志华回忆说，“连内行人听了都很吃惊，但是雅江有很多冰川，而且汇入河很多，随着海拔提高，河谷里的降水量很惊人。”

1980年全国启动水力资源大普查，雅江是其中一部分。在综考队的调查数据基础上，雅江干流设置了约12处水电站的建设地点。

“这应该是雅江干流最早的水电规划了。”关志华说，“当时工作比较粗，只是查勘阶段，对当地水文、地质、社会经济做了初步考察，距离电站的规划设计还有很长距离。”

两次未竟的截流冲动

“领导说，你能不能找找干流上有多少个温泉，能解决洗澡问题也好啊。”

1980年代，西藏曾两次准备在雅江干流上截流筑坝，然而均未能开工。

“1980年代，日喀则地区提出过建设江当水电站，这是第一次尝试断流。”76岁的张金陵回忆说。那一处河流泥沙含量大，淹没土地多，涉及移民多，而设计装机容量却不足5万千瓦，“最后规划送到北京，没有通过。”

张金陵1965年入藏，直至1995年退休，他都在西藏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雅江是他无法回避的课题。

另外一次准备截流，则是在拉萨市郊曲水县约居村。张金陵所在的勘探队已做了前期勘测，在山壁上打钻孔取岩芯，获得了第一手地质资料。然而，彼时又逢进藏干部大内调，“当时设计院在1981年、1982年走了两批人，队伍一下子少了2／3，力所不逮了。”张金陵说。

约居水电站最终被迫搁浅，“如果建成，在全国都算是比较大的水电站了。”张金陵如今感慨。

地方两次未遂的截流发电冲动缘于西藏当时异常缺电的现实。当年的综考队成员、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章铭陶记得，他们向西藏自治区主要领导汇报成果， “领导说，你能不能找找干流上有多少个温泉，能解决洗澡问题也好啊。当时电力实在太紧张了。”

张金陵则回忆说，自治区政府四处寻找短期见效的能源开发，用柴油、地热各种方法发电，“我们还接待过以色列的技术人员，他们过来帮我们选点，用光电发电。”

整个1980年代，拉萨市区12万多人口，供电能力只有两三万千瓦，主要靠几个数千千瓦的小水电站支撑。入冬之后，发电量只有两三千千瓦，只能分片区供电，停电区用煤油取暖。

入藏之后，张金陵和同事们就着手在各个地区选点、建小水电站，解决“无电县”问题。“从拉萨开始，然后是各个地区。”西藏勘测设计研究院机电设计专业总工程师王光志说。

这是西藏水电开发的开始。“我们主要是做县级电站，属于孤立电站，没有联网，解决一个地方的供电问题。”王光志说，“最多只有2000千瓦，基本上够一个县用了。”

当时还根本谈不上雅江流域的整体规划，只是针对具体地区勘探、设计，“就是去一个地方看一下，觉得不错，就可以施工。”

迟到的发展规划重点？

“西藏水电开发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张金陵在1995年退休时，藏东电网才初具规模，不过，西藏电网一直是孤网。目前正在修建的青藏交直流联网工程将在2012年投产，届时西藏将与青海实现联网，缓解西藏冬春季节缺电现状。

这与经济发展速度、水电峰谷特性有关，也和交通不发达、工程材料缺乏相关，“在青藏铁路开通之前，不可能在雅江干流上建大型水电站。运输大量的建筑材料，铁路是少不了的。”当年综考队水利组组长何希吾说。

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兴建，雅江水电开发却一直披着朦胧的面纱。与其巨大的水能储量相比，水电开发显得格外低调。直至最近记者采访一名自治区水利厅官员，他依然强调西藏水电属国家储备能源，“主要是自给自足”。

从1990年代初开始，西藏建设了一系列约10万千瓦级别的中型水电站，如羊卓雍湖（简称羊湖）抽水蓄能电站、直孔水电站，其目的依然是缓解拉萨地区的供电紧张。

对西藏经济发展影响深远的“一江两河（指支流年楚河、拉萨河）”流域开发规划也在这个时期启动，这个流域包括了拉萨、日喀则等重要城市，涵盖西藏约 1／3人口，是西藏的腹心地带和粮食重要产区，因此规划主要是针对农田水利灌溉，满拉水利枢纽工程是其中代表作，但装机容量只有2万千瓦。

尽管每年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总会提及，但雅江水电的整体开发迟迟未进入政府重点发展规划。西藏“十五”规划期间提出跨越式发展，水电开发却没有列入六大支柱产业，“经过这几年，只有旅游业发展比较快，其他的藏医藏药、民族手工业等都只是满足川藏周边的需要。”西藏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何纲说。

在十一五规划的最后几年，情况有所改变，“现在提出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主张西藏适度工业化。”何纲说，“二产比较热门的提法，就是矿产和水电。”

这背后，雅江水电的规划筹备工作一直没有停息。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职小前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西藏主要河流均已安排了水电规划工作，包括雅江中游。但由于政策导向不够明确，导致相关审批滞后，许多水电项目无法开展。“西藏水电开发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在他看来，西藏水电开发还承担着缓解国家能源紧张形势的使命，“就目前而言，随着我国能源供应的日益紧张，开发西藏丰富的水电资源已日显迫切。”

构想“世界最大水电站”

“这都是很超前的方案。就是我们几个内部笑了笑，没有详细做。”

目前西藏水电开发不足千分之六，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这里依然如同一片处女地。

藏木水电站只是开始，雅江惊人的水能储量集中在墨脱县的大拐弯地区，这也是当年综考队老一辈科学家念念不忘的地点，水能规模足以建设两座以上的三峡水电站。

墨脱县大拐弯是雅江上最壮观的景点，雅江陡然拐弯，形成巨大的马蹄形，被誉为世界河流的奇观。

早在1988年前后，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陈传友就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西藏可否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更早在十年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财富首脑也在东京开会，商讨能否在世界上建设数个大型公共工程，其中提到在大拐弯地区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称为“喜马拉雅大电站”，解决东南亚电荒问题。

陈传友的方案是：在雅江干流上修建水库，抬高水位，然后打一条16公里长的隧洞引水至支流多雄河，落差达到2300多米，可以开发3级电站。为了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水电站可以建入地下。

文章发表之后，他听到一些异议，“电站太大了，我们在内地都做不完，还去那个地方？”“这是没有长远规划，这个问题迟早要提起的。”他说。

2002年，陈传友又在《工程科学》上发表文章，探讨大拐弯建设水电站对东南亚供电的积极影响，提出如果存在资金困难，可以向国内外集资，发电也可输往东南亚地区。

这些都仅限于科学探讨，“都是很超前的方案，”陈传友说，“就是我们几个内部笑了笑，没有详细做。”

“听说大拐弯还没有规划。”当年综考队水利组组长何希吾说，“国家应该每年拿一部分钱出来，细水长流做科研工作，那里3800万千瓦的发电量，地质条件复杂，施工困难，可不是闹着玩的。”

“西藏水电开发比较晚，但已经提上日程了。”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如今担忧的是，“西藏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这种全流域的开发模式不能只把雅江当作水能资源，应该综合考虑。”

“流域规划最主要的是生态规划，然后才是水电、航运、渔业等功能开发，这样的框架才科学，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依然是一片空白。”杨勇说。

（本报记者冯洁亦有贡献）

戴晴：孔子和平奖

作者：戴晴；来源：美国之音


其实，早在上月中，一位名叫刘志勤的发出那则振聋发聩的建议——“与诺委会争夺话语权中国设立“孔子和平奖”，大家就已经心情沉重地明了，光有外交部抗议挪威政府、光有警察拘禁刘霞、光是一个个地限制出境，包括茅于轼那样的老先生和丁东的儿子……，已经不足以显示当今朝廷有多么因财大而气粗、进而毫不掩饰地色厉——至于是不是内荏，眼下见仁见智，最终由历史见证吧。

刘志勤的建议发在《环球时报》。该报由当今朝廷第一喉舌《人民日报》主办，“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驻有350多位特派、特约记者”。其鲜明的大国崛起之自信，以及对待西方之毫不手软，它“刊发的文章”，理所当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刘志勤从表面上看是一家瑞士银行北京首席代表，却是《环球时报》意气飞扬、出镜频频的明星写手——这样的银行家不说旷世奇才，六十年红色中国数不出几个。想来朝廷喉舌对他的情有独钟，怕不在对金融市场中肯独到的见解。其鲜明的战斗特色，正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姿态：“中国‘争世界第一’没有错”；“中国的责任，不是西方说了算”；“现在的中国人很自信，从未有过的自信”；“汇率维权助中国第三次崛起”……。

记得当时我们就在底下议论，这则由喉舌发布的“建议”，究竟是个人突发臆想，还是当局出手的部署。两种情形在咱们人民共和国都有先例，前者如五十年代初冒出来的那篇“小人物批俞平伯”；后者几乎无人不晓：文革前夕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果然，个人建议引发出大动作：“中国孔子和平奖评奖委员会”于诺奖颁奖前夕在北京成立。笔者向好几位学者（包括北京师大老资格管学生的）打问，没人确知该会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谭长流何许人（还有那四位在北大畅春园一起开会的评委）。小人物挑大樑啊——须知“中国”字头的民间组织，没有当局操盘，能在两周之内就注册下来？还不要说注册费用、注册资质，以及与诺奖抗衡的“孔子和平奖”奖金（有人建议“跟它死磕，咱们来个美金一千万”）。谭长流三头六臂？要么一个跟头翻到金銮殿？

孔奖得主连战，如今真是为难啊——北上跟谭长流玩？除非儿子挨枪子儿，让他铁了心。要是当局没跟人家沟通就大咧咧地公布（就像N奖那样），好不容易赢得的的盟友，就这么葬送了。

其实，大家夥在得到“孔子和平奖”确切消息之后，都为该委员会捏把汗。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怎么评啊？还不如设“孙子军事文明奬”呢，“天朝财神爷和平奖”也行啊——反正都是在张扬大中华文明。无奈“孔子”、“和平”已然锁定，大家觉得，维基解密的阿桑奇是条汉子——而且他眼下也和刘晓波一样不能来领奖。要么颁给本拉登，他要是“和平”了，不是大家都高兴么？左右掂掇之后，觉得最佳人选非金正日莫属——将他“和平”起来，实在太重要了。更况且，到北京拿钱，对这厮而言，那才叫轻车熟路、意满心足哪。

重庆小南海水电站一旦上马 将加剧鱼类濒危程度

作者：杜悦英；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虽然来自环保部自然生态司的最新消息称，在即将于近日举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年会上，“不会出现和小南海有关的内容”，但在短暂的乐观之后，小南海水电站的前景依然令环境NGO深感担忧—— ■本报记者 杜悦英

　　一封申请函

　　11月9日下午16时许，国内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代表国内6家环保组织，将一封申请函递送到了环保部，收件人是“国家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领导和负责保护区管理审批的有关同志”。

　　6家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自然之友、云南绿色流域、绿色汉江、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在这封申请函中提出的共同要求是，由每个组织各派一位代表，旁听将在本月召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年度会议。

　　几家环保组织对于这一会议之所以空前关注，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一会议将是小南海水电站项目能否顺利通过审批的最后一道防线。此前坊间传出的消息是，对于小南海水电项目建设，由于重庆市政府的密集游说与积极推动，主管渔业的农业部已经打算开绿灯放行。于是，一旦环保部同意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区划做出调整，小南海水电站项目审核批准的瓶颈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而令环保组织心焦的是，这种调整必然会破坏此段流域的流水生境，“流水生境一旦被破坏，多种珍稀特有鱼类的生存和繁衍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个自然保护区也就名存实亡了”。作为申请函的签名机构之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

　　而据几家环保组织之前的了解，本月内举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年度会议的议题之一，正是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划调整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32条的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如要使小南海水电项目开发合法化，势必意味着必须再次对国家级保护区的范围进行调整。几家环保组织的共识是，长江上游广大地区干、支流上密集的水电开发，已经使得国家级保护区失去了再次调整的空间，所谓的调整保护区，实质是要压缩、切割保护区，使这个保护区名存实亡。

　　“这个国家级保护区对保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在长江上游干支流水电大开发的背景下，这个保护区极有可能成为长江多种珍稀鱼类最后的庇护所，对长江鱼类物种资源和渔业资源保护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认为，调整这样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和范围应该有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鉴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整涉及公众重大环境利益，我们特此提出旁听申请。”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令环保组织更为担心的是，一旦保护区区划调整这一瓶颈问题获解，小南海水电站项目的正式启动也就为时不远了。

　　峰回路转

　　11月10日下午14时许，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接到了环保部自然生态司自然保护区与物种管理处处长柏成寿的电话，对方表示环保组织递交的申请函已经收到，并就申请函内容做了说明。

　　柏成寿说，该处尚未接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小南海区划调整的相关消息，鉴于此，下周进行的专家会议不会出现和小南海有关的内容；出于没有相关小南海的内容，建议环保组织不要参与旁听；如果环保组织有需求，可由该处在会上转达环保组织对于小南海保护区区划调整的意见。

　　马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环保部的上述表态来看，小南海“暂时是安全的”，但对于小南海水电项目的前景，他仍表示不能一味乐观。“即便是今年的年会不讨论小南海的保护区区划问题，但明年呢？水电项目建设周期一般较长，一年时间并不是很大的阻碍。更何况，随时开会讨论此类问题的可能也不是没有，情况很难预料”。言语间，马军表露出对于小南海前景的担忧。

　　底线的呐喊

　　近年来，在水电过度开发的背景下，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濒临绝境。在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中国物种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解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易生、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等学者和马军、李波、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与推广中心负责人于晓刚联合完成的一份题为《水电过度开发导致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濒临绝境》的研究报告(相关内容见本报2009年5月6日第七版)显示，初步统计，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域内共栖息有鱼类189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鱼类为白鲟、达氏鲟和胭脂鱼3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名录的鱼类有云南鲴、中臀拟 、长薄鳅、岩原鲤等9种。

　　小南海水电工程一旦上马，这些鱼类的濒危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农业部公开的信息显示，小南海水电工程将使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保护区 51.98公里的缓冲区和20.52公里的实验区原有功能发生改变。

　　“20年来，为了水电开发的需要，长江上游的珍稀特有鱼类的栖息地被迫从葛洲坝退到三峡，从三峡退到溪洛渡，从溪洛渡又退到小南海，小南海如果建坝，这无异于把珍稀特有鱼类逼向绝境。在金沙江梯级水电开发快速推进的形势下，这一国家级保护区极有可能成为长江上游众多鱼类最后的庇护所，是平衡开发与保护的最后底线。”马军说。

　　本报记者从重庆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重庆市对于小南海项目一直都是积极推动。重庆市发改委网站披露的信息也显示，小南海水电工程是当地的 “战略项目”，而突破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则被列入当地2009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小南海项目将会引来280多亿元的投资”。该人士说，这是重庆自建国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政府积极推动，也是必然。

　　作为申请函的签字方之一，同时也是重庆当地环境NGO的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吴登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小南海项目的建设目的是发电、拦沙、通航和蓄水，但是，即便重庆有用电缺口，但周围的四川、云南、贵州都是富电省份，包括三峡大坝的发电量，都可以补给重庆用电，此外发展核电也是很好的选择；至于拦沙和蓄水，则因为嘉陵江、岷江、大渡河已经建成多级电站，完全可以达到相应目的，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建设小南海水电站来实现这些目的。”吴登明说。

　　公众参与

　　自然之友方面认为，此次递送申请函，环保部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就主动给予回应，“这是积极负责的态度”，李波对本报记者说。

　　今年9月份，几家环保组织还曾就小南海建坝一事给重庆市政府写过一封公开信，但至今未获任何回应。

　　“我们恳切建议，环保部在专家评审会之前，安排听证会和座谈会的机会，以便相关评审会的专家、官员、以及民间环保团体有机会就这一涉及公众重大环境利益的事项直接交流，沟通。”在申请函中，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

　　柏成寿表示，如果有这样的需要，他们可以在会上提出建议，是否以后可以考虑在类似的会上引入公众参与性质的旁听，就6家环保组织的申请，他还会再请示司领导。对于小南海水电项目，“感谢环保组织对于此事的关心，以后可以加强沟通。”柏成寿在回电中说道，而环境NGO为小南海呼号奔走的脚步也将继续。

　　(后续进展，本报将予以跟踪报道。)

珠江流域建1.4万座水库 导致渔业资源衰退

作者：韩乐悟；来源：法制网

法制网12月6日报道 明年起,我国将在南方最大河流,也是全国四大河流之一的珠江实施禁渔期制度。农业部渔业局近日在广东珠海召开会议,对制度的实施予以部署。

珠江素有“我国南方天然水生生物资源基因库”之称,该流域禁渔期制度的实施,背后自然有渔业资源衰退的坏消息。据有关方面调查,近30年来,由于江河污染、过度捕捞,尤其是沿江拦河水电工程的兴起,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负面的影响。江河捕捞的经济鱼类产量逐年下降,捕捞种类减少,渔获物中鱼类呈低龄化和小型化。一些高价值的洄游性鱼类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已濒临灭绝。

专家分析认为,水坝建设、过度捕捞、水体污染、航道整治、大规模无序挖沙等几大原因导致了珠江渔业资源的衰退。

仅以水坝建设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珠江全流域内已建有水库工程14000多座。重要的水库工程有东江水系的新丰江、白盆珠、枫树坝,北江水系的飞来峡、南水,西江水系的龙滩、天生桥、岩滩长洲等水利水电工程,水电总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这些水电水利工程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作用的同时, 对渔业资源和环境产生了深远、严重的影响:

其一,鱼类产卵繁殖需要特定环境,如水温、水流、底质等条件,在拦河大坝建设后,破坏了原有繁殖场的环境,造成自然繁殖的困难；

其二,拦江拦河大坝使洄游生殖的鱼类不能到达产卵场所,或产卵后鱼卵没有足够距离和时间孵化和完成早期的发育；

其三,大坝的落成提升了水位、水流速度变缓,改变了河床的生态,影响了鱼类的生存环境。

珠江流域面积45万多平方公里,跨越中越两国,在我国境内流经滇、黔、桂、粤、湘、赣六省(区),水系主要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段组成。支流众多、水系发达的珠江,具有流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态多样性等特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查,珠江水系记录鱼类有 385种,主要经济鱼类有53种；名贵鱼类有鲥鱼、卷口鱼、斑鳠等23种；有中华白海豚、中华鲟、鼋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头鲤、金线鲃、花鳗鲡、唐鱼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十几种,还有珍稀鱼类及水生动物淡水赤魟、佛耳丽蚌等。

但近年调查显示,洄游性、半洄游性鱼类在珠江流域逐年减少,有些品种濒临灭绝。如在西江肇庆段还能见到七丝鲚、花鳗鲡、白肌银鱼等5种洄游性鱼类和花鰶、三线舌鳎、鮻、花鲈等共8种河口鱼类,但在梧州江段由于长洲水坝阻隔,其上游已难觅这些鱼类的踪影。在北江支流的连江,由于11级梯级水坝阻隔,中上游江段洄游性和半洄游鱼类基本消失,产漂浮性卵的种类资源大幅下降,有些种类仅依赖人工增殖放流才能维持种群。

据调查监测,珠江流域主要经济鱼类的捕捞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呈现下降态势,近年西江河段渔汛期间单船日平均捕捞鲮鱼为4公斤、鲤鱼为1.5 公斤、草鱼1.7公斤,不足九十年代的一半。名贵鱼类、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稀少,如鲥鱼、中华鲟等品种已多年无捕捞记录,而据历史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江鲥鱼年产高达40万公斤。

近年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和专家学者一直试图阻止“跑马圈水”、无序开发水电资源的行为,呼吁水电工程建设要听取水生生物专家和渔业管理部门的意见。换句话说,其中要有“鱼之声”。但现实不容乐观,“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水电开发一再让路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见2009年7月9日本报《小南海,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的绝地?》)。今年初记者和农业部渔业局一位官员谈及此事时,这位官员表示,国家级保护区要调整,我们想挡是挡不住的。据其介绍, 农业部也正在通过设立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对区域内水域和水生生物进行严格保护。对水生生物伤害较大的工程建设,也在和有关部门配合,对其进行环评,采取补偿补救措施。 但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工业带来较高GDP之地,渔业部门位置较弱,常常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在一些涉及破坏或改变水域环境的水电、工业、民用等大型涉渔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估中,很难听见他们的声音。

对此有关专家提出较具体的建议:作为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协调机构的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做地方渔业部门难做、不便做的工作。水利电力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估和补偿正属此类。“珠渔委应尽快选择合适切入点,介入水利电力工程的环境评估”。

专家还呼吁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积极行动,开展调查研究,与水利、电力和环保部门加强沟通,并根据渔业法、《中国水生生物养护行动纲要》精神进行交涉,防止重复过去“先建设后研讨”、“先破坏后治理”的现象。

南水北调中线移民大抗议 副省长调武警驱散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丁小报道

湖北潜江广华安置点的数千南水北调中线移民连续三天堵公路，抗议安置房豆腐渣 以及移民安置款不到位问题，副省长到场处理，周五下午防暴警察以及武警对示威 者进行强行驱散。事后仍有大批警察驻守，出入移民安置区需检查，警方发出通知 称抗议活动违法，据悉已经有人被捕。

图片：南水北调中线移民安置房各地都发现豆腐渣的情况，图为一处(移民上载求 助/丁小）


图片：武汉市蔡甸移民安置区也是同样劣质房(移民上载求助/丁小）

湖北潜江市广华农场南水北调移民安置新区持续三天的大规模抗议堵路示威活动， 周五下午被警方强行驱散。当地移民小刘告诉记者：“今天的情况是武警和警察把 我们这些人拿电警棍赶下公路。”

潜江市政府工作人员回应记者查询时称副省长田承忠亲临现场指挥，抗议事件在周 五下午四点钟解决： “已经解决了，下午四点钟解决的。（怎么解决的？）田省长不是过来了么？亲自坐镇指挥。（是驱散了他们还是达成什么协议？）这个我不清楚，不清楚。（有没有抓堵路者？）这个我不清楚 ，我只是值班室，具体情况不清楚。我只知道路已经通了。”

然而此后，警方依然驻守当地，设卡检查出入者，并向移民家庭派发了一份带有警 告意味的通知书。小刘说：“还在路口等著呢，进来出去都要盘问。一个人空着手 出去没事，带东西材料什么就不行。发了个宣传什么的，潜江市公安局通告，对组 织策划煽动纠集他人闹事、阻塞交通、扰乱社会秩序的带头者和积极参与者，公安 追究刑事责任。反正抓了人了，我听抓人了。”

多位当地移民表示已经有人被捕，但详情不明，气氛紧张。另一位妇女说：“有情 况是有情况，好些问题没解决，他们打架了，陨县的。我不敢说，说了你给人家遭 殃啊，现在处理好些人，公安局的都在这里。”

因为安置房质量差，以及移民安置款生活费没有到位，数以千计的郧县移民周三傍 晚起封堵了省道广华段，并且把被子衣物搬上公路彻夜把守，燃烧树枝等取暖。周 四中午抗议者与警方发生摩擦，将多辆警车掀到了河里。据悉周四晚间对峙的警民 再有摩擦，当地居民传一名武警被打伤。而周五部分移民更准备堵高速公路，被从 湖北别处增调来的武警阻挡后，再移师国道。

周五中午曾到多个堵路点围观的附近居民王先生说：“今天他们要上高速公路，途 中被武警和特警用人墙拦住了，不让过去。我们潜江的警察都出动了，最少几百人，又从荆州荆门调来了武警。后来看上不了高速，移民又把国道拦住了。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亮子湾那儿没动，从前天就一直卡著没动。”

据悉，光华农场５个南水北调安置点今年分别入住了来自武当山、郧西县，以及陨 县等省内几个库区上万移民。参与此次抗议的主要是11月刚迁入光华农场安置房的 十堰市郧县柳陂镇移民。根据《十堰日报》报道，柳陂镇8个村的1658户6722名移民，最后一批在11月22 日全部搬进光华安置房。而新生活的现实却是他们用旧房子的赔偿款购入的新房子处处开裂，政府允诺的生活费没有看见。小刘说：“移民款按国家政策是要给的，现在一分钱都没见到，现在连基本生活费都没有解决，老百姓饭都吃不上。我们从下来到现在一个礼拜了，只给了两把面条、两棵白菜、一小壶油，还有一点点煤气。房子也有问题，简直和危房没有分别，家家户户都是开裂的，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掏钱买的呀！”

而曾调查广华移民点问题，周四接受本台采访谈抗议事件的民选潜江市前人大代表 姚立法，周五多个电话都是关机状态，估计再度受到警方控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几乎停滞 西线至今仍未开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崔晓火

　海水西调：现实离科幻有多远？

　　“海水西调”的科幻式设想，令局内人尴尬、局外人围观。然而关于大调水的新争论却再次揭示自然的定律：在当前水资源的开发过度和利用低效的双重背景下，脆弱的中国水系上再容不得任何违背规律的动土

　　许多水资源专家在被问到“海水西调”和“引渤入疆”时，都面露难色。

　　在这群专家中，有大胆者直言，这种科幻式的想象丢弃了对自然和科学最基本的敬畏；有谨慎者称，这是一个只能论证其“不可行性”的调水项目。

　　然而这样一个“不可行的”的疯狂设想，却拥有一个史诗般的思路：

　　从源头天津附近的渤海口凿洞，让海水通过8米口径的玻璃钢管横穿海拔1200米的内蒙古高原，跋涉5000公里，流入河西走廊疏勒河自东向西的天然河道，再灌入塔里木盆地东缘的罗布泊，并填满拥有地球上第二大沙漠的塔里木盆地，最终在中国最大的地区形成人造的雨水循环。

　　如今，在遭遇了同“通天大运河”“凿山引暖流”相似的全盘否定之后，这项源于一名国土资源部机关退休干部的“大胆构想”却未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作为引发跨流域调水工程新一回合讨论的引子，它理应提醒主张大兴水利的人士们更多。

　　“只论证不可行性”

　　自1999年“海水西调构想”首次被退休干部陈昌礼发表在权威杂志至今，已满10年，但是这份对调水工程多年的执着并没有为陈昌礼赢回最终的肯定。

　　这位年过古稀的国土资源部原地质矿产部勘查技术司干部，自从1955年在新疆工作期间看到“沙进人退”的危机后，便致力于研究解决西北干旱的办法，直至退休。

　　今年11月24日恰逢陈老先生八十岁大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要在这一天再发表一篇文章，回应近期工程院院士们的质疑，并“回顾海水西调这十年的进展”。

　　“我相信，我的构想在20年内可以获得共识。”这位耄耋之年的老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国土资源部退休后，陈昌礼被中国地质大学返聘为教授。1999年至2004年，他发表了6篇关于“海水西调构想”的论文，有关“构想”的材料还曾作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学习汇报报给了党支部。这一举动多少令国土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局的工作人员尴尬。他们只得在给老人的回信中，委婉表达“对于这种构想的可行性……不敢妄加评论”，但对“一名老科技工作者退休多年后仍对理想孜孜以求，仍关心社会、民生的可贵精神……深为敬佩”。

　　“既然南水北调可以建，那成本更低的海水西调就可以建。”陈先老生表示。这句话如今已失去意义，但它还是印证了一个老人和他的大胆构想在体制内一起走过的曲折路径。这一路，国内学界既是这个构想的起点，也成为了它的终点。

　　2001年10月，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以专题报告形式刊登了陈昌礼的论文：《海水西调与我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根治》，并在封面刊登了陈老先生绘制的“海水西调”走向图。

　　9年之后，11月16日，同样是来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在传闻是“被迫”举行的工程院记者会上，彻底否定了这一构想。

　　一名与会的泰斗级水利专家在匿名的前提下果决地表示，“海水西调，只能论证其不可行性，而不是可行性。”在场的另一位中国工程院权威同时强调， “不需要用工程院的尊严来讨论这个问题。”

　　此言一出，媒体立即将陈昌礼先生的构想与引雅鲁藏布江调水北京的“大西线调水”和“从喜马拉雅山凿洞引印度洋暖湿气流”相提并论。事实上，有关 “海水西调”的提案也曾被提交到水利部，但随后以“盐水失衡”的理由遭退。

　　然而，作为仍然支持“海水西调”方面的人士，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秘书长张宝印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质疑，应该到了立项之后再解决。

　　“(他们)质疑调水调那么多，所需能源从哪儿来，产生的效益会多大，盐碱化问题能否解决…… 这些问题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这位年迈的秘书长表示。“谁来解决？谁需要去解决？只有在实用部门真正立项了，那是需要解决(的时候)。”

　　这些想法都源于美好的愿望：“有水了就是人间天堂，没水就是戈壁沙漠。海水过去填满新疆一系列湖通过蒸发形成降水，改善气候条件，不仅新疆、内蒙古能得到改善，华北地区也都能得到改善。另外，将来大规模调来的水，沿线都可以用，可以发展多种养殖业、海水种植业。”

　　对于海水西调的支持者来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海水西送工程”便是他们眼中“引渤入疆”的样板。虽然负责工程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泓元海水淡化公司坚称 “项目已批准立项”，并前期开工，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获知，目前尚无关于海水西送工程立项的决定。

　　和陈昌礼不谋而合的海水西调设想的另一位专家，西安交通大学生态环境与现代农业工程中心霍有光教授通过计算认为，利用新疆现有的东高西低的地理条件及现有河道，海水在引入新疆后，可形成自流，还能对冲前期的投入成本。

　　“海水西调工程如果按照一方水1元钱计算，从渤海调一方水到新疆的成本只要7块钱，比南水北调的20多块便宜数倍。”他说。

　　但在科学面前，这些美好的愿望被逐一驳斥。

　　在工程院召开的记者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原主任李泽椿院士表示：“我和我的同事讨论(海水西调)，大家都不想讨论，因为它忽视了大气物理上的最基础的原则，不是有了水气就能下雨。”

　　在他身旁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原副主任宁远研究员直言，无论是管线展设、工程造价还是终极水的配送，这个题目都“没法想象”，只属于“科幻题材”。话音刚落，记者席间响起一片解脱式的笑声。

　　在长期关注水利史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看来，海水西调等荒诞设想之所以有传播空间，或许源于当下国内水资源开发过度的客观现实。

　　“动土”的规律

　　中国的水资源研究者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边是近千年来形成的河网水系，一边是当前中国水利史无前例的高速建设。

　　据新华社去年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利建设的累计投资已超过9545亿元，为改革开放前的17倍。而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会议上，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表示，中国的水利建设进入了大规模建设的高峰期。

　　他透露，2008年和2009年是国内水利投入最大、在建项目最多的两年，也是水利保障能力提升最快、水利惠及民生效果最明显的两年。他还表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水利建设还将迎来历史高峰期。

　　目前，中国不仅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枢纽和多座巨型水库，还在分段推进包括南水北调在内的多个跨流域调水工程。

　　然而，包括水利水电权威潘家铮院士在内的多名学者均曾指出，中国水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对水资源的低效利用——甚至浪费—— 并存。

　　潘家铮院士曾指出，在工农业和城市用水上，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用水效率的惊人低下。比如，在北方地区，黄河水资源利用率已超过 67%，而海河更是高达90%，均远超合理程度。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引发了湖泊干涸、河流断流、地下水超采和河口及干旱地区生态恶化等一些列问题。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仅为先进国家的一半，全国工业单位产值用水量却是先进国家的5到10 倍。多数城市的自来水管网的漏失率还维持在20%的高位。

　　“不少水利专家主张水利开发，计划在所有流域都搞工程，结果是许多地方环境形势相对混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表示。

　　多年参与重大调水工程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目前水资源的科学利用率低是事实，但是判断水资源开发过度，还为时尚早。

　　“从水能利用来看，我国的已开发量占可开发量的比例还不足一半，还有可以开发的地方。从水量利用来说，虽然大流域上的工程已经具备调节水量的能力，但目前中小流域，如经常旱涝交替的湘江，就还是需要蓄水能力充足的项目。”沈院士说。

　　他同时强调，面对每项跨流域调水工程，都要从水文、环境上进行细致研究、勘察和调查。“没有科学数据，没有深入分析，工程不能轻易动。”

　　中国的水资源专家们十分清楚，如果跨流域调水工程范围内有许多污染源，不采取措施就会调配出遭污染的水，从而引发咸水倒灌，水质恶化，破坏河口及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

　　前苏联就曾建有15项大型调水工程，其经验可谓中国的前车之鉴。

　　当时，前苏联“北水南调”的年调水量达480多亿立方米，是今日中国的数倍。但是最终因为调水引起源头河流水量减少，使沿途水域无机盐总量、矿化度、生物性堆积物增加，导致生态灾难。

　　除生态环境等因素之外，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复杂水系，也让调水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如何顺应自然赋予的脉络进行水利布局，是当下调水工程师们需要面对的课题。

　　“秦汉以来，黄河、淮河流域的工程都失效了。京杭大运河真正有经济价值的只有淮阴至杭州段，济宁以北的河道长年干涸。”邹逸麟教授指出。他还曾指出，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时期最大的“南水北调”，也违背了自然条件。由于其流域地势中间高，两头低，通过泰山山脉时完全通过水闸人工抬升水位才能通航。

　　与京杭大运河不同，中国古代还有两项极为成功的水利工程：连接湘漓两水的灵渠；分流岷江的都江堰。在邹逸麟教授看来，这两项工程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它们都并非以主观调水为目的。“这两项工程本身都不是水少水多的问题，而是如何控制水量，都是顺应自然状况而建造的。”

　　相比之下，关中地区最早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虽然曾在战国末年就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用以灌溉关中平原，但数百年前就不复存在了。1949年后，郑国渠又经历了三次修护，如今依然滴水不进，渠首只剩了几块孤单的名牌。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专家周魁一教授经研究发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在降水量没有大幅改变、水利工程能力逐渐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的水患灾害不减反增。他认为，这说明社会因素对灾损程度同样有着巨大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对自然应该有适当的避让和尊重，确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重视历史积累的治水观念，应当成为水利规划和水利建设者的追求。重拾古代整体、综合、辨证科学思维的中国智慧，不失一个明智的选择。”2007年8月，周教授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中如此总结。

　　“难”水北调

　　距离“通天大运河”的争议已过去12年，但在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士眼中，仍有不少人对当年那个“只嫌其小，不嫌其大”的南水北调“大西线”设想念念不忘。

　　1998年，由13名军队和部委人士提议的“大西线”建议书形成。这项一鸣惊人的方案设想从穿越国境的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三线同时取水，导入黄河，并在五年内完工。由于这一设想过于“前卫”，一直被坊间称为“通天大运河”，有关它的争议直至时任水利部长汪恕诚以“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 的理由否决，才算落幕。

　　“大西线，也就是‘藏水北调’。这个设想我们早就持否定态度，最近也不怎么说了，但是还有人对此耿耿于怀。”沈院士告诉记者。

　　当前国内水利水电研究者已经达成基本共识：调水工程的距离越长、规模越大，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就越复杂。

　　沈国舫院士认为，南水北调工程进度被拖慢，即是如此。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规模空前的跨流域调水项目，其工程东线的主要问题是沿途的水质污染。而已“迟到”四年的工程中线，也因为涉及到庞大的移民工程，并纠结于调水沿途缺水省份的补偿和分配问题，几乎停滞不前。

　　即便在“拨正方向”后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了八年之后，原规划中拟从长江上游干支流调水入黄河上游的工程西线，至今仍未开工建设。

　　沈国舫院士表示，学界并不反对西线的建设，但其复杂性要求专家们继续研究：一旦西线开始调水，用何种方法穿越当地的庞大山脉，以及作为调出地区的四川省，自然环境会受何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学者对逐步实施中的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沿途区域环境、气候负面影响的分析，并不少见。当然，这些负面效应也曾在南水北调开工建设前的环评报告中，也都占有重要篇幅。

　　今年1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地理科学进展》发表了一篇报告，其中说明：相比调水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 “负影响”处于强烈或明显的状态，并存在调水实施后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报告称，南水北调对有关流域水质、土质、社会生产和水生生物的影响幅度上限均超过了40%。

　　早在2001年，西安理工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三位水资源专家就联合发表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气候的影响研究》，报告指出：由于调水量规模过大，汉江稀释自净能力下降，因此发生浮游藻类爆发性生长繁衍的可能性增大。此外，汉江缺水还将引发航道水深减小，河沙淤积。

　　专家似乎不幸言中。据近期媒体报道，汉江流域藻类爆发形成的“水华”现象，在调水建设后开始变得频繁。

　　对于已经开工的东线，结果似乎也不乐观。

　　2006年，淮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发布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概要》，该研究所曾参与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这份报告指出，东线工程对沿线的生态环境、土壤、地下水资源已造成相当的破坏，若南水北调及沿线截污导流工程的运行调度过程中，上游治污不彻底，还有可能发生干线水质迅速恶化，使局部水域发生“死鱼”等水污染事件。

　　对于这些报告的结论，沈国舫表示，南水北调肯定有负面效应，但在专家眼中还是“利多弊少”。“这和三峡工程有利有弊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所有人只看其中的‘弊’，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

　　沈院士还强调，有关报告是否科学取决于研究者所处的立场。“有的研究实际是站在地方的立场，各省有各省的利益，有利害冲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则认为，即便南水北调工程依设计完工，如果各地区用水总量不能减少，调水工程也很难实现灌溉北方的目标。

　　而目前，国务院对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方针，已被广泛解读为“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

　　曾参与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部分环境学者曾建议中国参考美国跨流域调水立法的做法，每建一个调水工程，都设计一套相应的具体法案，在完善调用的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同时，监督调水工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正是严格的法律程序让美国当前的任何一个调水项目都面临公众的投票和监督。比如，长达450多公里的拉斯韦加斯调水工程，经过四年的争论，始终未获通过。

　　而相比之下，我国拟发布的《南水北调用水管理条例》自2006年被首次提起后，既没有再次公开讨论，也没有推动立法。

　　沈国舫院士认为，造成立法停滞不前的原因是调水问题的复杂性，“要看一个项目究竟是适合全国立法，还是区域立法。”

　　邹逸麟教授则认为，要解决当前中国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看调水政策的出发点。“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际作用都是有限度的。任何调水工程都应该是顺应自然，而不是违背它。”

戴晴：收拾行李回家转

作者：戴晴；来源：美国之音


明天就要登机回北京，心中真是忐忑。

想必读者还记得我于10月底写的一篇《刘霞的大名单》，那是我已经离开北京两周到加拿大开会，距学术项目完成还有12天的时候。就在这前后，获知刘霞在她尚有些微沟通自由而在最后时刻发出的、附有140多人名单的公开信。

当时，莫少平、贺卫方、何光沪……包括丁东儿子等常规出国开会诸人，尚未遭遇拦截。但名单上的莫之许、崔卫平、郭玉闪等，已经在警察的严密关照之下。想想自己或许成为名单上唯一一名“拦截无计莫奈何”者，就写了那篇文字，并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告知朝廷，“让真正与获奖人一路艰难前行的好朋友、真哥们儿前往奥斯陆”；同时声称，要是当局对这样的呼声不理到底，刘霞名单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获得正当手续出国——上苍眷顾，碰巧眼下正在加拿大开会的笔者，就不得不申请前往奥斯陆了。

文章发出，心中依旧忐忑。邀集多方朋友帮我打听，名单上的140多人里边，到底有没有人在国外。消息传来，两位帮助中国艾滋病人的朋友，可尊敬的高耀洁医生和“爱知行”创办人万延海在美国！立即请朋友帮助联络。消息传来，高医生年岁已高，健康情况不允许；万延海则“感到情况复杂”，他“还没有做好出席的准备”。

看来笔者是非去不可了。我把11月12日回国的机票改为12月15日，打算参加10日的典礼之后立即回国。有传媒问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回得去么？” 记得当时眼泪差点忍不住，答曰“……必须回去，家人都在北京，还有99岁的母亲……最最不堪，还有冯正虎案例在前哪。”

依旧盼着突然冒出个名单上的人愿意前往。忐忑之中，等啊等，直到到11月15日晚。在离向诺委会申请的最后期限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终于向诺委会发出参加奥斯陆典礼申请信。回信第二天早晨就到了。我的申请被接受，正式通知参加10日的典礼与11日的音乐会；告知如何到大厅前台领请柬及预定旅馆，告知着装规定。

得知此讯的朋友开始为我筹划：捐旅费房费，还有姐们儿们要为我捐一件出席典礼的袍子。又是差点忍不住眼泪——他们远离家乡，在外边辛苦打拼，一分钱一分钱地挣，用张澜1949年上天安门观礼台之前的话说，“我怎么能用百姓的钱做了衣裳穿在自己身上？”

我开始填表申请挪威签证。奥斯陆的颁奖典礼啊——大厅华丽庄严、宾客华服盛装，见女王、听音乐……刘晓波还在狱中；刘霞和独立笔会的人还在监禁中；我坐在受邀的30名“获奖人同胞”中间……但是，除了表明刘霞名单上终于有一个人您朝廷拦不住，还有什么意义么？而我们在国内有多少事情要做啊：北京水情调查；三峡工程的消落带；公民环境教育……。

心中不安之极。

就在这时，消息传来，万延海决定出席了。哈，恰如我在《刘霞的大名单》里所写：“已经有更棒的人去啦”！也就是说，在12月10的奥斯陆颁奖大厅里，起码坐着一位受刘霞委托、来自大陆、抗击专制的中国公民：帮助艾滋病人的万延海。

于是，我再改机票，收拾行李回家转。

我能向往常那样给刘霞打电话、发短信，告诉她上边的故事么？

西藏开建第一座大型水电站 雅鲁藏布江被截流

作者： 庞卡 岳冠文；来源：湖南在线-湖南日报

“水电湘军”首次将雅鲁藏布江截流。水电八局14日透露，素有“天河”之称的雅鲁藏布江在12日首次被该局施工截流，这标志着西藏的藏木水电站即将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

发源于我国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河流流量大、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藏木水电站位于雅鲁藏布江干流中游，工程总投资近79亿元，总装机容量51万千瓦，是西藏第一座在建大型水电站。第一台机组计划2014年投产发电，届时将大大缓解西藏中部地区用电紧张局面。


藏木水电站是雅鲁藏布江干流中游桑日至加查峡谷段规划5级电站的第4级，上游衔接街需电站，下游为加查电站。

水电八局中标藏木水电站导流明渠工程CI标段工程、水电站厂房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经过前期充分筹备，水电八局藏木施工局完成所有截流准备并通过截流验收委员会验收。今年9月30日，导流明渠具备过流条件；10月30日，下游围堰破堰；11月5日，上游围堰破堰，成功实现导流明渠分流；7日，施工局组织50多台（套）大型推、挖、装、运设备，400多个钢筋笼、累计3万多立方米的巨石，沿左右两岸戗堤进占；　8日，施工人员以每小时最高达1200立方米的速度进行抛投，经过长达12个小时的奋战，上游围堰穿过50米水深流急的危险区域；12日上午11时8分，开始龙口合龙，11时28分，截流成功。


资料图：雅鲁藏布江

藏木水电站位于雅鲁藏布江干流中游，文成公主曾今居住过的地方，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加查县境内，距拉萨约325公里，工程总投资78．97亿元，安装6台 8．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51万千瓦，多年平均年发电量25亿千瓦时。该电站是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等综合效益。计划第一台机组2014 年投产发电。


　武警水电部队西藏建设水电站工程分布示意图，其中的藏木水电站是第一座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修筑的水电站(来源：中国广播网)

藏木水电站是西藏“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也是西藏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是西藏电力发展史上由建设10万千瓦级水电站到建设50万千瓦级水电站的标志性工程。缓解西藏中部地区用电紧张矛盾。来源：湖南日报

新闻回顾：外媒:中国承认在雅鲁藏布江上建水电站

印度媒体日前报道称，印度外长克里希纳22日说，中国已经向印度保证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中国境内称雅鲁藏布江)修建水电站不会影响到下游。部分网友对中国的保证纷纷不信任，也对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批评。

印媒称证据显示中国开始在雅鲁藏布江建坝

《印度快报》2009年10月15日报道称，有证据显示中国正在其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印度将其境内的河段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上修建大坝。尽管中国方面已经作出否认，但新德里方面16日仍然公开表示，正在核实这一报道的可靠性。

外交部回应中方在雅鲁藏布江筑坝一事

印度媒体近日报道称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修建大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5日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不会做任何有损于别国利益的事情。

戴晴：刘霞的大名单

作者：戴晴；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网上传来监禁中的刘霞致朋友们的一封信。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他的祖国——中国当局不高兴。想当年德国记者奥斯维茨和缅甸社会活动家昂山素姬获和平奖，纳粹当局和缅甸军方也相当不高兴。印象中，他们最后能否前往领奖，都掀起过一阵本土强权v.国际社会之波涛。

2010年的颁奖大会12月10日举行。当局会不会以某种双方接受的方式暂放晓波——像当年希特勒、戈林亲自操盘那样？或许睁只眼闭只眼，任凭亲属前往 ——像当年缅甸军人那样？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当然期望自己的祖国在对“人权”的理解上，与世界同步；更希望温总理普世价值的理念，在具体事件上兑现一两桩。比如说，咱们堂堂人民共和国不管怎么着，总不能比纳粹德国和缅甸军政府还不如吧？胡温二位先生，对晓波获奖，你们可能不同意——去年奥巴马获奖，不同意的多了去了——既然已成事实，无妨大度一点，解除监禁，让刘霞去奥斯陆：与世界和解，为你们常说的中国未来和谐发展做铺垫。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局势未见缓解，只有一封以刘霞名义发出的“给晓波朋友们的公开邀请函”在网上传播。

在这封信里，刘霞说，因为“晓波或者我前往领奖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遂开列了一个140人的大名单，“公开邀请下列晓波同道和朋友们参加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和平奖颁奖典礼”。

这名单颇具刘晓波兼收并蓄特色： 李锐、张艺谋、丁子霖、王石、韩寒……等毫不相干各界名人济济一堂；至于徐友渔这样的重磅好友竟告阙如，只令人体念监禁中之刘霞之心力交瘁。好在这140 人起码有两点共同：一，晓波的朋友，为他获奖由衷欣喜；二，中国公民，并且居住在中国。

以诺奖委员会所发布的刘晓波获奖缘由，我以为，最该在12月10那天前往奥斯陆“分享这份荣耀”的，当属北京的周舵和张祖桦。1989年6月3日夜，周舵手举小白旗，走向金水桥，代表刘晓波等四人与荷枪实弹的上校团长谈判。张祖桦则是《08宪章》的共同起草人。

在这20年间，多少中国志士受残害、遭监禁啊：胡佳、陈光诚、高智晟……多少人忍受着自身极度精神痛苦为社会呼吁：天安门母亲们、伤残者们……多少人顽强地盯在自己的岗位上，无论荣誉还是迫害，全然不为所动：吴思、刘苏里、崔卫平、冉云飞、姚立法……。

其实，中国人为自由而受苦，远非只发生在这二十年。刘霞的大名单补了挪威诺奖委员会的不足，开列出早在1940、50、60和70年代就开始奋争的斗士：90多岁的李锐，80多岁的李普、杜光、于浩成，70多岁的、铁流、鲍彤……他们应该前往奥斯陆。在他们有限的岁月里，亲眼见证世界对他们抗争的支援。

笔者本人有幸为刘霞视为“晓波同道和朋友”而列名其中。平心而论，为中国现代化而奋斗，无论所吃艰辛还是所做贡献，笔者自揣，都无法与名单中任何人相比。就算只论与晓波的交情，笔者真正与他面对面交往，也不过数十小时，何况还曾写文章批评他。

作为公民，我们如今正痛心地看到，中国外交霉头频触。晓波这事，比起国土、资源等重大事务，应该说，是容易处置的。释放小波：告诉世界，在中国，任何公民都有就重大国是向政府建言的自由。要是刘云山者流觉得这么做简直等于天塌地陷，那就放了竟日无非沉浸在诗歌与摄影中的刘霞。

如果都不行，从现在到颁奖礼还有一个多月，就让真正与获奖人一路艰难前行的好朋友、真哥们儿前往奥斯陆。要是当局对这样的呼声不理到底，刘霞名单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获得正当手续出国——上苍眷顾，笔者碰巧眼下正在加拿大参加学术会议。

为抚慰狱中晓波；监禁中刘霞；以及一个又一个受监视、被跟踪、遭看押、被警告的国内“上名单”朋友——他们如今已从“被喝茶”升级为“戴头套”——并告诉世界，并不是每一个抗击专制的中国公民都无由欣逢盛典，笔者只有义不容辞啦。

家里来信，知道当局已然派员莅临寒舍切切关照。我也请北京家人将该文呈示，恳望他们——如20年来每次那样——逐级上报，最终得到当局大度决策的好消息： “已经有更棒的人去啦。”于是，我这个刘霞名单里边最后一名，遂可免掉旅途辛劳，从加拿大学术会场直接回家！

“175米”的前世今生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作者: 汤耀国

250米“空想”

1918年，孙中山在其完成的《实业计划》中提出三峡工程的最初构想。彼时“革命尚未成功”，此事沦为粗略的“总理遗梦”。

1933年，国民政府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提出在葛洲坝和黄陵庙分建两座低坝，其中西陵峡中段的黄陵庙提高水位20米。其时山河尚未一统，设想束之高阁。

直至抗战末期，三峡梦再度燃起。1944年，“潘绥报告”与更为知名的“萨凡奇计划”先后出炉，二者都是国民政府请来的美国专家领衔编制，俱为高坝大库。

萨凡奇有两个推荐方案，一为坝高250米（蓄水位一般低于坝高数米），一为225米。如今175米回水，已抵达重庆主城区，萨氏方案若付诸实施，“陪都” 无疑将被淹掉。

后来中国专家几乎无不视之为“大胆”、“空想”乃至“狂热”。萨凡奇掀起的三峡热持续三年后，1947年，集中精力打内战的国民政府最终泼了冷水，宣告 “三峡工程暂告停顿”。据载，收悉来函的萨凡奇连道“遗憾！遗憾！”

235米“太离谱”

1949，新中国承接了三峡工程梦。1956年6月，毛泽东写下著名的“高峡出平湖”。

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后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下称长办；1988年又改称原名，下称长江委）主任林一山大受鼓舞，当年撰文力推三峡工程上马，主张蓄水位为235米，与萨氏方案同级别。时为电力部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认为“太离谱”，撰文全面反驳。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设下擂台，林李直接交手，是为著名的“御前辩论”，结果是三峡工程被暂时拉下马。由于毛泽东态度变化，是年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的三峡工程决议案指出，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作出决定。决议案还将三峡蓄水位限高为200米。这成为“大跃进”时代难得的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又数度拒绝三峡工程上马的请求，他曾对湖北省革委会主席张体学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200亿立方水，怕不怕？”

150米“中庸”

改革伊始的1980年，三峡工程再度启动。在邓小平指示之下，1981年，长办提出最高蓄水位为200米的高坝低坝等多个候选方案。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9月，国务院原则批准长办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150米水位的低坝方案。

低坝方案，乃权衡利弊后做出的“中庸”方案。水利部原部长、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后来道出原因：“想回避掉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矛盾。”

160米“效益”

150米方案原拟1986年开工，但遭夹击而流产。重庆市官方于1984年10月向中央提出：将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使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一说法出自李鹏三峡日记。该书记载，邓小平当日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坝方案是好方案，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中坝方案，便是重新论证的推荐方案、最终确定的175米方案。但邓小平由最初的赞成低坝变为肯定中坝，具体过程尚不得而知。

即便是在邓小平表态之后，由于各执一端的反对意见，1986年6月，中央再度要求水利电力部组织专家重新论证三峡工程可行性。

除彻底的反建派外，更多的持异议者认为，如果一定要修，水位应低于160米，理由如下：移民人数较少，回水区泥沙较处理，综合经济效益最大，战时安全易保证等。当时加拿大一咨询集团的平行论证也建议正常蓄水位为160米。


175米“定局”

原拟的175米方案只得易报告到国务院审查。作为工程规模的两名预审专家，原国家计委的何格高和原广西计委的翁长溥，最终未能改变既定局面，二人曾提出预审工程规模首先应审查蓄水位，但遭会议主持人拒绝。

少数派意见终未能扭转大势。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略超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三峡工程决议案。三峡工程最终被确定为坝高 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

戴晴专栏：刘黑手，你也有今天

作者：戴晴；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刘晓波获奖，电话、短信潮水般涌来。有“欢呼”的，有“浮一大白”的，有“就得给他们点颜色”的……一位香港友人来信：“真奇怪，为什么一直在流泪。”

　　
在被捕之前不久，刘晓波录像谈独立中文笔会。（录像截图）

没什么奇怪的啊--六十年了，多少无辜的人被剥夺、遭欺负，多少志士仁人被拘押、遭残害……中国人盼共和、盼解放、盼改革、盼安定，多少眼泪都流干了......

但这回，我告诉她，就让泪水尽情地淌吧。我们流泪，不是因为屈辱无助，不是因为悲愤沮丧，不是因为黑暗中踽踽独行，年华性命只在误解与冷漠中奉献；而是因为，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告诉我们，刘晓波和他的同道不再孤立无援；而是因为，再蛮横的权力也无法将中国这方土地在精神上与世界隔绝--哪怕执政的还是共产党；哪怕对思想、言论、传媒发号施令的还是中宣部；哪怕道貌岸然的法官仍须对党委惟命是从；哪怕从“无产阶级”蜕变为 “既得利益权贵” 的大权在握者，依旧以为手里有块肉骨头就能把所有的人变成狗!

但他还在牢里呐，这个不倦的行者，这个“在争取中国基本人权上，付出的长期、非暴力努力”的文学理论与评论家。二十多年前，刘晓波闯北京，以 “文坛黑马” 赢得赞美、招致非议。对他天马行空的文字，记得当时溜过两眼，只觉得“这小子说什么哪？”。

何况，文学，这可是当局自延安展拳脚以来就玩熟了地方，稍不留心（或者说稍加用心）就会给绊住，从此掉进理事、博导、国家基金、外出讲学的富贵温柔乡，曹雪芹罗贯中而外，捯扯捯扯郭鲁茅巴，外带捧几个新人……闯进北京的刘黑马，会有什么选择？

1989年5月，聪明人往外跑、或滞留在外观望形势的时候，他急匆匆返国，一头扎进天安门 --用他的话说，如果不和绝食学生在一起，根本无法影响局面。记得当时我真是很生他的气。没料想，在紧要关头，“四君子”与前线指挥官“火线谈判”，最后防止了“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对此，至今不见公正评说，刘晓波顶著“黑手”之名锒铛入狱。

最近这回获判十一年，是因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抓起来一年之后才补上的所谓罪行。何谓 “煽动”？不错，二十多年来，刨去监牢几进几出误了他不少功夫，刘快手敲进电脑、发到网上的文字，已有好几百万--如果这就是 “煽动”，什么样的言说在中国不受《宪法第35条》保护？

二十一年了，除了包头裹脚地和王朔戏出一册 《美人赠我蒙汗药》，这个犀利、透辟、啃书本一流的热血汉子在自己祖国没有作品。他们夫妇 “委托印刷 文责自负” 的唯一一本小书，是 “献给天安门母亲和所有有记忆的人” 的。刘霞以她的摄影所做的装帧插图，是已经不会哭泣、一个个大睁著无泪的眼睛的娃娃。刘晓波没有敌人，他的对手是专制极权。在黑暗中，他高喊：

突然的血腥窒息了我
突然的牢狱磨砺了我
我变成一块顽石
任恐怖政治的抽打
坚硬而冰冷的表情
永远不变

戴晴专栏：人民的力量

作者：戴晴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写《大迁徙》的谢朝平给放回来了。闯进北京、不可一世的渭南警察，为羞辱这个写字儿的“知天命”者（老谢今年55岁），解押途中，给他剃了光头，上了背铐，从一间候车室拖到另一间——直到老谢忍著受伤肩膀的剧痛，以“再这么著一头撞死”抗争。

但他回来了————拘押30天之后。渭南检察院没有批捕。这就是说，就算是抽像地把这桩“书案”看做“大案要案、流窜作案、集团作案”，以渭南警察收集的那点子所谓犯罪证据，检察院不认为有足够依据立案。

都在党委领导下呀，检察院这回怎么不给自己“低头不见抬头见”那帮横哥们面子了？我们——所谓我们，就是中秋节放假最后一天，聚在北京一个馆子里“饭醉”，给蒙难归来的老谢接风的朋友——认为，老谢得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程序回家，是“庶民之胜利”，是网友、推客、博主的胜利。人民，历来只知逆来顺受的人民，在这桩跨省抓捕的书案里，显示了自己的观念与力量。

前来“饭醉”者，从84岁到“快3岁啦”。前者是中国法理与民法专家郭道晖，后者是胡谦慈（仍在“服刑”的胡佳的女儿），由妈妈抱著，为脱险归来的谢伯伯献上一束鲜花。

“饭醉”主体是50多年前那场“反右斗争”的幸存者。最年轻的也在70岁以上了。近年来，他们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开始公布自己以青春与磨难换来的见识，开始要求国家赔偿……他们的抗争入情入理、坚忍持续，已渐渐为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所知，可惜活动多在同难者圈子，圈外竟然有了 “老是这套苦大仇深……”这种议论。这回，为老谢、为三门峡移民，他们来了，他们说的已经不只自己——因言定罪在中国还要一桩冤案接一桩地持续下去么？前右派已经不仅是受难者，他们腰杆挺起，加入战斗行列，成为新一轮维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发起人、推进者、中坚力量。

60岁、50岁、40岁和30多、20多岁的朋友也来了。过去，这几个年龄段好像有点隔膜，比如我和总书记这批“红旗下长大”、除了毛泽东卓娅舒拉没念过什么别的书的半傻儿，怎么跟受苦自强的老三届、跟眼界大开的70后、跟 “twitter” 黑莓不离手、有事网页见”的聪慧小友们说话啊？但这回大家到场。没有隔阂、没有青春骄矜和相互菲薄，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争取言论自由，绝不是轮到自己头上才哇哇叫一番能获得。民族苦难不能就那么烟一样地飘入历史了事。没有言论自由，中华民族有未来么？

铁流是第一高喊“老谢书案绝不是他一个人的事”；高调点出“没有新闻立法，依言治罪将层出不穷”；并且在得到患难之妻首肯后，捐出自己辛勤劳作挣下的100万，以推动新闻立法的研究、追述、讨论，并援救被难记者作家。他在餐叙会上宣布了“铁流新闻立法基金”——大家感动之际不免心下忐忑：《独立基金会法》还正待我们奋斗出台哪。工商这回不至于像对待公盟那样挑他的刺吧？或许，这位早已置生死毁誉于度外的七尺铁汉，正等著什么横人破门闯入，造就一个新的推进《独立基金会法》的机会。

辛子陵呼吁“全国人大立即著手制定新闻出版法”，不仅要废除一个党宣传部门对全民大管制，还要在立法的基础上实行追惩制而非预审制。他坦承自己要“救党” ——共产党不立法、不守法、不改革，就要失去生命力，走向消亡。

《新闻法》老资格研究学者孙旭培从武汉赶回北京，向大家报告如何自80 年代初就随著中国整个政治形势的起伏，艰难地起草、修订、推进、刚刚放行又查禁的曲折历程。还有任彦芳、丁东、杨继绳……他们讲得精彩之极。

曾经在援救老谢过程中专业性地亮过态度的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护委员会办事人员，这回，无论其文联同事怎么劝，坚决而明智地将自己定在“理解、同情，但不方便”到场的位置上——虽然大家很想知道作家的什么权益受到损害时，这帮占著茅坑的人才方便。

敬爱的安全部门也有干员在周围晃了晃，没说话也没干预。

虎跳峡筑坝争议

文静 彭海星 云南报道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湍急的金沙江流经云南丽江石鼓镇长江第一湾之后，忽然掉头北上，从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的夹缝中穿过，形成了谷底仅数十米宽的大峡谷——虎跳峡。
近期，随着金安桥水电站通过核准，同处金沙江中游的虎跳峡龙头水库建还是不建？再度撩拨着各方人士的神经。

如不建，是否会影响到下游多级梯级电站的水能开发？如建，龙头水库到底选址何处？

“三个坝址都没有定论。龙盘作为第一级水库，对调蓄、削峰、调洪非常重要，甚至会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国务院也很慎重，最终上不上就看高层的决心。”8月25日，云南省环保厅环评处于洋博士对本报记者说。

“虎跳峡高坝方案（指龙盘电站，记者注）不建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这个高坝方案受到广泛的质疑，长江委修编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报告》中已经没有它，剩下其他三个替代方案。”8 月26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称。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人梦想了50年之久的“滇中引水”工程已不再和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捆绑。8月6日，云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决定舍弃此前争议较大的虎跳峡取水点，新水源点上移，由此导致引水总干渠增加近 200公里，投资将增加两三百亿元。

滇中引水易址

云南人离“解渴梦”又进了一步。

8 月6日，云南省政府召开滇中引水工程建设前期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会议决定，舍弃之前争议较大的虎跳峡取水点，新的水源点位于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的金沙江上游河段。

“滇中引水”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为已故中国政协副主席张冲考察虎跳峡后提出的设想。此后，云南省于2003年底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签署了《〈滇中调水工程规划〉合同》，拟在滇西北虎跳峡进行水电开发的同时，引水进入滇中地区。

滇中地区包括昆明、玉溪、曲靖、大理、红河等州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水。根据规划，滇中地区现状缺水21.8亿立方米，预计到2020年缺水量将达到45.8亿立方米。

2003 年，云南省滇中调水工程建设前期工作小组办公室成立，但一波三折。

2004年6月，水利部水规总院曾在北京组织有关领导及专家对滇中调水工程规划任务书进行审查，但未获通过。水利部的意见称：考虑规划基础相对薄弱，建议将部分专题按专项规划列入。

2007年9月，在云南省政协的推动下，滇中调水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云南省政府曾发文称,龙盘水电枢纽工程总库容371亿立方米，装机420万千瓦，是金沙江水电基地建设的龙头水库，是“滇中调水”的最佳水源，是长江流域重要的防洪工程。

然而，取水点虎跳峡，却是争议漩涡。虎跳峡高坝到底建不建，滇中调水和虎跳峡的关系自然也被提及。

“这次水源点改址，是不得已而为之。”8月30日，云南省发改委“滇中引水”办公室有关人士在电话里对本报记者说，虎跳峡争议虽大，但云南大旱引水势在必行。

今春百年大旱重伤云南，造成全省800多万人饮水困难。云南水资源总量雄居全国第三，但水利基础设施利用率才6%，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滇中调水再度提速。早在今年4月21日，云南省委省政府就召开了滇中引水工程的前期工作会议，更改了取水点。会议提出，滇中调水工程不再与金沙江水电开发捆绑，即在金沙江奔子栏至虎跳峡河段，单独修建引水水源工程。会议还把“滇中调水工程”更名为“滇中引水工程”。

“正是考虑到该问题敏感，4个月后才正式宣布该消息。”内部人士称。

水库选址争议

滇中引水已弃虎跳峡另寻水源点，那么，金沙江中游开发的龙头水库——龙盘电站到底建还是不建？

记者致电云南省能源局副局长王勇，其称核准权在国家发改委。但据环保部门人士称，就环保方面都要做深入论证，估计是不会批准了。

实际上，关于金沙江中游龙头水库的选址，经历了多方案比选。

在虎跳峡河段，先是8个坝址的比较。

去年，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岩土工程总公司王启国撰文说，根据目前世界筑坝技术水平，大坝只宜坐落在覆盖层上，8个比选坝址的坝高最低为250米水平，修建高土石坝技术要求均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前沿水平，筑坝难度大。

文章称，上下峡口坝址国内施工技术非常成熟，但这两个坝址属于国家著名景观虎跳峡大峡谷地段，目前属国家限制开发区域。

往上游走，石鼓、红岩和上江三个坝址建坝技术难度大，存在渗透及渗透破坏，地震液化等，近期建设存在相当高的工程风险。

而龙盘、塔城和其宗，具备修建当地材料坝的地质地形条件，技术难度略小，是重点坝选。

由此，经国家发改委同意，按照后三个方案开展龙头水库的选址论证，分别由三个研究院独立完成，最终由中国水利水电规划研究总院完成比选编制，并上报国家决策。

记者拿到了一份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的书面发言。

其列表指出，最大坝高其宗最高，达356米，龙盘最低，为276米。水库总库容和发电能力龙盘均最大，分别为386亿立方米和271亿千瓦时。塔城水库总库容最小，为120亿立方米。发电能力上，塔城和其宗差不多，均为180KWh。

由于库容大，王浩认为，龙盘水库的防洪库容可完全满足长江流域防洪要求，而另两个水库选址则不行。

在发电效益上，除了水库自身的发电能力，水库还可对下游电站产生影响。

在增加梯级发电量方面，王浩指出，龙盘多年平均可增加全梯级发电量为521KWh，分别是塔城和其宗方案的 1.58倍和1.39倍；在增加下游梯级经济效益方面，龙盘、塔城和其宗每年可增加梯级经济效益168亿元、88亿元和70亿元。

当然，在投资上，由于其宗位于云南迪庆州，处于最上游，比丽江境内建龙盘水库要多投入100亿元左右。

在改善生态环境上，王浩认为，龙盘、塔城和其宗水库调节，都可缓解长江口咸水入侵的影响。

所以，他总结道，金沙江兴建大型控制性水库总体上是利多弊少，建比不建好，大库比小库好，早建比晚建好。

但社会各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在绿家园的网站上，文章《请手下留情：留住虎跳峡、留住长江第一湾》指出，据初步估算，虎跳峡大坝工程将导致近10万人被迫移民。按照虎跳峡高坝方案，现有耕地几乎全部被淹没，精于河谷农耕的移民有可能无法适应新的生计环境而处于贫困境地。

除此之外，该文章还指出虎挑峡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对此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王启国也指出，虎跳峡河段属于强地震区或强地震影响区，区域构造稳定性较差。最大的1997年云南丽江7级地震，到2007年共记录到破坏性地震128次，其中七级以上地震有2次。

对此，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工程师卢大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风险通过抗震设计是可以规避的，国家现在规定要提高一度设防。如果是8度的地震烈度或者是7度，那要加一度设防的标准。这个在汶川地震以后，水电行业采取了比其他行业更严格的标准。

报告文学带来牢狱之灾

记者黄秀丽 实习生林安镇 发自陕西渭南、北京；来源：南方周末

“谢朝平有关三门峡移民的报告文学《大迁徙》刚到渭南市不久，就被封。8月19日，渭南警方到北京谢朝平家中把他抓走，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此前他曾任检察官，后又曾在检察日报下属媒体做记者。”
抓人

2010年8月19日，《检察日报》前记者谢朝平写了一部反映三门峡移民历史的书《大迁徙》，被陕西省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

当天傍晚5点多，谢朝平和妻子李琼在北京八宝山附近的家中正准备吃饭，门外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声音很大，李琼觉得来人很没礼貌。

李琼回忆，谢朝平打开门，七八个人拥进屋里：“你是房东吗？”来人问。“不是。”谢答。“你租住的房子？身份证上的名字是谁？”“谢朝平。”“就是他！”几个人扑上来，迅速将谢铐住。

据李琼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来人拿出警官证，称是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分局的警察。渭南警方经过两个多小的搜查，带走了电脑、录音笔、U盘和几包书稿，并让李琼在刑事拘传通知书上签了字，上面没写什么罪名。“谢朝平犯了什么罪？”李琼问。问得急了，警察回了一句：“非法售书。”李琼称，当时警方“什么手续都没给，就把人带走了”。

直到11天后，谢朝平的律师周泽前往渭南市临渭公安分局，才得知谢当天被拘传，第二天被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临渭看守所。

在被抓之前，李琼曾多次劝谢朝平回四川达州老家躲一躲。自从6月26日，谢朝平有关三门峡移民的报告文学《大迁徙》一书送到渭南市，被当地文化稽查大队查抄之后，临渭分局已经找他调查此事多次。但“老谢说躲什么躲，我的书是正规出版的”。

55岁的谢朝平在四川达州检察院做过20年的检察官，2005年至2010年在《检察日报》所属的《方圆法治》和正义网做记者。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开工前原貌。谢朝平的报告文学《大迁徙》就是描写发生在三门峡建库后五十多年的移民故事。 （CFP/图）

查抄

谢朝平动手写三门峡移民历史的念头起于2006年夏天，当时身为《方圆法治》记者的谢朝平，在渭南市采访时结识了渭南市移民局干部李万明，和三门峡库区的移民群体。

三门峡库区移民始于1956年，当时库区所在地渭南市下属的华阴、大荔、华县、潼关等地的农民迁移至渭北、宁夏等地。1965年，三门峡水量减少，陕西境内的水库库底露出水面成为荒地，大批移民返迁，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一直遗留到现在。

“你能不能帮我们写一部移民史？写一写我们几十年的奋斗史、辛酸史。”72岁的华阴农民陈思忠说动了谢朝平。

李万明也鼓励谢朝平写这本书，“你写出来之后，我们都愿意买。”现任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的李万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关于三门峡移民的历史只有陕西作家冷梦在《黄河大移民》中提到一些，移民们这些年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个文化人帮自己发出声音。

从2006年到2009年，谢朝平来渭南市做了6次采访，一直是李万明带着他去。据李万明回忆，谢朝平几乎每次来都要和移民谈到晚上12点，经常是七八个移民排队等着和他谈。累了他就用毛巾蘸湿了敷在头上提神。最令他感动的是2008年春节的大年初四，谢和妻子从老家赶过来，下着大雪，他坐着农用三轮车到移民家去采访。

2010年5月，谢朝平告诉他，书已经联系好出版了，大约有30万字。6月26日，谢朝平从北京拉了一万多本书到渭南市，李万明以及华阴的移民代表董生鑫等移民代表来拿书，准备发给移民看。

不料，第二天下午3点，渭南市文化稽查大队查抄了董生鑫的数千本书，之后李万明的书也被查抄；8月底，移民代表马连宝存储的书也被查抄。

渭南市文化稽查大队查抄该书的理由是“疑似非法出版物”。

渭南市文化稽查大队的行为让移民们无法接受。“老谢出书前来过，给我们看了杂志社的红头文件和大红公章。”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董生鑫拿出了火花杂志社2010年5月21日给印务公司发的一份文件：《同意纪实文学〈大迁徙〉以火花增刊出版的函》。

移民代表聂小二认为该书“很客观”，他无法理解为何是“非法经营”，“老谢一分钱也没见着啊。”他介绍，当初他们请谢朝平写书，一直没谈报酬的事， “老谢说他花多少，我们给多少。”据聂小二估计，谢朝平自费出《大迁徙》，自己大约垫了二三十万。

非法?

《大迁徙》是否为非法出版物？各界人士说法不一。《大迁徙》的出版方为火花杂志社，该杂志由山西文联出版，半月刊，上半期由火花文艺月刊在山西编辑，下半期由《火花——文化创意产业》在北京编辑，负责人为执行社长魏丕植。魏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当初杂志社答应以2010年增刊的形式出版此书， “是看在谢的《大迁徙》是一部反映移民真实疾苦的纪实文学”。

经过魏丕植和执行主编陈荣麟的审核后，火花杂志社于5月21日下发了文件，同意出版《大迁徙》，由谢朝平自费出版，首印一万余册。“内容是没问题的。这本书出版合法，不反人类不反社会，又有正规的书号刊号。”魏丕植说。

近万册书至渭南后被查封。6月28日，火花杂志社发函给上级主管部门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对渭南文化局把《大迁移》一书鉴定为非法出版物提出了措辞强硬的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不当执法”，“越权扣押”。

8月2日，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有关负责人朱福利带着几名警察向魏丕植调查，“气氛很紧张，双方火气很大。”魏向来人下逐客令之后，一名警察大声对他说：“我们要把你请到渭南去见我们的书记！”

出版社迫于压力，又发了一个紧急函件给谢朝平，答应只付印500本。谢的妻子李琼回忆：“老谢为了帮助杂志社应付警察，就签了字，还倒签到5月份。”

在魏丕植看来，他最大的疏忽是没有将增刊一事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备，“但这也只是违规行为，最多承担行政责任”。

火花杂志社山西总部的一位负责人李文明也认可魏的说法，“书是好书，就是没报批。”为此，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对他们进行了处罚，由半月刊改为月刊，在北京编辑的《火花——文化创意产业》永久性停刊。

上海律师富敏荣认为，杂志的增刊未报批不能算非法出版物。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55条规定，非法出版物是那种没有合法刊号的自行出版的刊物，或者假冒他人刊号的出版物，而增刊是有合法刊号的，未报批只能算是违规行为。

不过，富敏荣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均指出，《大迁徙》被定为“非法出版物”后，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谢朝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是顺理成章的事。

8月31日，新闻出版总署综合业务司一位负责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咨询时称，杂志社本身没有权力决定出增刊，需要上级许可，未经上级许可自行出增刊属于非法出版物，不过责任应由杂志社承担。

北京出版界一位资深人士介绍，实际操作中大部分增刊类的“非法出版物”并不会被定罪，多按违规处理。因增刊审批通常都卡得很紧，所以出版界以书代刊、以刊代书的情况较为常见，而且通行的做法都是不报批，只要内容不敏感就没人注意。这种情况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间。

三峡蓄水175米的既定目标如何实现？

记者：邓海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自2008年启动试验性蓄水以来，三峡水库一直未能运行至175米的最终水位。

　　三峡工程共分三期建设，即围堰发电、初期运行和后期运行期。这三个时期分别以蓄水到135米、156米、175米水位为标志。2003年和 2006年，三峡工程分别实现蓄水135米和156米。

　　三峡水库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功能，三峡水库如果不能蓄满，则不能充分发挥三峡工程各方面尤其是发电的效益。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下称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表示，现在三峡坝址上游来水等条件已经改变，若按照当初既定的蓄水时间进行蓄水，三峡水库将很难蓄满；在枯水季节向下游补水等效益也将大打折扣。

　　实际上，三峡水库蓄水时间一直在提前。最初计划每年10月1日起蓄，而2008年蓄水时间为9月28日，2009年提前到9月15日。不过，这两年均因兼顾各方要求而未能蓄满。

　　7月29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峡建委）召开2010年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专家综合论证会，论证今年的初步蓄水方案。根据此次会议初步拟定的方案，2010年计划从9月10日起蓄水，时间较去年再度提前。目前，讨论方案已下发相关省市和部门征求意见。

　　来水减少，下泄加大

　　在论证设计期，专家们对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有很多担忧。“特别是清华大学的黄万里教授。”曹广晶说。黄万里当时认为，三峡水库最终蓄水位不能超过 156米，否则上游泥沙淤积会比较严重，重庆港将变成死港。

　　曹广晶说，什么时间由156米蓄到175米，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泥沙淤积，按照当初论证，156米时三峡水库的尾水在重庆市长寿区，175 米蓄水时尾水在重庆港。而尾水到哪里，意味着泥沙淤积到哪里。其次，移民百万若不能按时完成，蓄水时间得再往后推。

　　“移民问题进展顺利，泥沙问题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曹广晶说，从2003年6月至2007年12月，三峡水库平均每年淤积1.3亿吨，而此前预计这期间每年将淤积3.2亿至3.5亿吨。

　　但有专家提出，以156米蓄水的泥沙情况来预测175米的情况，能否预测准确？所以，2008年启动了175米试验性蓄水，希望以此进行实地观测，看看重庆港的泥沙淤积问题是否严重。“这是个可攻可守的方案，有问题就退回去，没问题就蓄上去。”曹广晶说。

　　自2008年试验性蓄水以来，三峡蓄水始终未能达到175米。2008年，因坝区上游考虑地质灾害等问题，蓄水至172.8米；2009年则因为两湖等地区干旱，下游增加补水，只蓄到171.43米。

　　三峡枢纽管理局枢纽运行部主任胡兴娥表示，导致满蓄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现在的上游来水和下游需水条件与上世纪80年代论证时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

　　长江防总防汛抗旱调度组组长、长江委副总工程师金兴平也说，水库能否蓄满与上游来水关系密切。

　　根据《三峡坝址径流特性分析报告》，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特别是长江上游干支流自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大中型水库建成蓄水以后，9月、 10月三峡水库来水量下降趋势明显。

　　在上游来水减少的同时，下游需水量逐年增加。“当初认为蓄水期以5000立方米/秒下泄就能解决问题，但现在情况变化了，下游航运和供水需要更大的下泄流量。”胡兴娥说。

　　2009年水利部制定了《三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以此作为今后三峡水库调度的原则性意见。按照这个意见，10月蓄水期间，上旬、中旬和下旬的下泄流量应分别按不小于8000、7000和6500立方米/秒来进行控制。如果水库来水低于上述流量，可按来水流量下泄。

　　胡兴娥说，随着上游干支流系列水库的逐步建成蓄水，三峡水库要蓄满175米将更加困难。

　　不仅如此，长江流域将“吐”出更多的水。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预测，长江流域目前总供水量是 1997亿立方米，通过蓄水工程、饮水工程、提水工程、调水工程等措施的完成，多年平均的情况下，2020年水平年长江流域总供水量是2285亿立方米，2030年长江流域总供水量是2339亿立方米。

　　曹广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照目前的情况，三峡水库以后的蓄水时间可能还将提前。

　　实际上，今年已有部分原政府高官和学者，提出在9月1日甚至8月末蓄水的建议。

　　能否提前蓄水

　　通常，长江流域的主汛期在6月至9月。基于防洪安全和方便汛后走沙考虑，最初设计的蓄水时间是10月1日。2003年前后，因为来水量和来沙量变化，陆续出现对提前蓄水方案的研究。

　　有专家表示，三峡水库如果蓄水时间推后，对水库防洪和减缓变动回水区（回水区每年可能都会变动）的泥沙淤积是有利的，但在来水偏少的年份，这会造成水库蓄水不满，从而影响下游供水安全、发电和航运等。

　　金兴平说，三峡水库提前蓄水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首先是防洪安全，其次是下游用水安全和水库沿岸的稳定性。他同时认为，泥沙问题也不能忽视， “近几年上游的来水处在一个较低的周期，相对的来沙量也处在一个低值，受到的关注较少。但泥沙问题很重要，因为这不仅涉及将来库尾重庆段的航运安全，也涉及水库的永续利用”。

　　如果蓄水提前，时间至少将提前到9月，而9月仍处在传统意义上的汛期。根据宜昌的水文记录，坝址地有多次大洪水发生在9月。其中，1896年9 月4日的洪水最大流量为71100立方米/秒；1945年9月5日为67500立方米/秒；2004年9月9日60800立方米/秒。

　　根据长江科学院的研究材料，三峡水库提前蓄水的时间越早，越不利于防洪和汛后走沙。如何将两者的风险调整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是提前蓄水需要解决的首要障碍。

　　曹广晶则表示，9月蓄水以后，如果有千年一遇的洪水，洪峰流量仅相当于全年洪水百年一遇。在充分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提前蓄水，可利用一部分洪水的尾巴，实现对洪水的资源化处理。

　　2008年9月28日，三峡水库首次提前蓄水，仅比10月1日提前两天。胡兴娥说，实际上当时已充分论证提前到9月中旬蓄水的安全性，在技术上也有校核，但因为是首次蓄水，从心理上讲还有些担忧。到了2009年，蓄水时间提前到9月15日。

　　2010年上报的初步方案是9月10日起蓄，并争取到9月底蓄至163米，比2009年的方案高出5米。这与水利部门的主张略有出入，后者认为到9月底蓄水应不超过160米。

　　胡兴娥表示，按照上述方案，初步演算表明在最坏情况下，三峡洪水库容也不会超过171米水位，不威胁防洪安全。至于泥沙，她认为“问题已经减轻了”。如果三峡水库9月10日蓄水，重庆主城区和变动回水区20年泥沙淤积的预计量，相当于论证期两年的预计量。

　　尽管如此，但长江来水复杂，随机性大，如果来水超出预期怎么办？金兴平表示，即便已经批准实施，三峡水库能否提前蓄水仍然需要考虑很多前提条件。例如，沙市和城陵矶的水位不能超过警戒水位，根据水文气象预报，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江不发生大的洪水。

　　他说，对坝址下游设定警戒水位，是因为如果预报称上游有大洪水到来，可先让三峡水库提前预泄，确保三峡水库的防洪功能。“当然，在制订方案的时候，我们也考虑了天气预报不准确的情况。”

　　根据《三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在蓄水期间，当预报短期沙市、城陵矶站水位将达到警戒水位，或三峡水库来水流量达35000立方米/秒，且预报可能继续增加时，暂停兴利蓄水，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或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按防洪要求进行调度。初步的蓄水方案还规定了10月末的蓄水高度，这同样是考虑到留足库容，以备防洪。

　　难以兼顾

　　由于涉及沿江省市和多个政府部门，防洪、发电、航运、取水、生态等方面的目标不一致，各方很容易发生冲突。正因为此，三峡水库蓄水方案的获批程序比较繁杂。

　　“基本上是今年蓄水的时候，就要为明年蓄水做准备，每年蓄水期都会有专门的试验蓄水分阶段总结报告报到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胡兴娥说。

　　在总结上次蓄水经验和其他资料的情况下，长江水利委员会相关机构受委托，制订下一年蓄水研究报告。今年的报告初稿在4月已经出台，对泥沙状况、水流情况、崩岸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接下来，试验性蓄水方案开始编制，通过咨询会征求专家意见并修改后上报三峡建委。三峡建委办公室再组织专家论证会，同时征求湖北、湖南、重庆、水利部、国土资源部、交通部等省市和部门意见，继续修改。修改完成后，报国务院领导审批。

　　“到目前为止，每年的蓄水方案都经过三峡建委领导人批准。”胡兴娥说，获得批准后，还要根据蓄水方案，制订实施计划，报防汛主管部门审批。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省市和部门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要求。例如，去年蓄水后调研时，重庆就希望水位消落晚一些，每年3月三峡水库的水位不能低于 165米，4月不能低于160米，以保证重庆市九龙坡港具备接纳万吨级船队能力。去年三峡水库未蓄满水，今年消落的速度比较快，处在库尾的重庆担心因此阻碍航运。

　　作为坝区下游的湖南，则希望三峡加大在枯水季节为洞庭湖补水的力度。湖南省政府参事、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刘卡波表示，在枯水季节，洞庭湖急需补水，工农业生产需水旺盛。

　　刘卡波还说，未来三峡工程着重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防洪问题，整个调度如何处理好水资源和水生态、水环境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

　　金兴平认为，三峡工程难就难在既要保上，又要保下，这是一个综合权衡的问题。即便是枯水季节放水给下游，也要有节奏地控制，快了就影响上游。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之所以同意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让三峡水库提前蓄水，也是想拉长蓄水的时间，避免急涨急落给相关各方带来不利影响。

　　“我们还在按照水利部安排，开展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长江干支流控制性水库群综合调度研究，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让这些水库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益，造福流域亿万民众。”他说。

昂贵的三峡工程防洪

作者： 戴晴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这些日子，百姓关注异常天气和全国南北洪水(特别长江流域)的当口，一则群发链接，给正抖著花翎亮相的三峡工程头面人物之鼻梁正中，涂了一小片白：“牛皮吹破”——原料来自新华社和CCTV历史报道：

2003年新闻，三峡大坝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2007年新闻，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新闻，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2010年新闻，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

此帖一出，网民哗然，工程主管官员忙不迭给出解释：没人吹牛啦，这是只认得汉字却不懂得水坝工程的人，把“媒体给出的标题涵义误解”了。也就是说，你们读到 2003、2007年新闻，欣欣然以为这是在说三峡工程巨大的防洪效益，岂不知道我们专业人士指的，其实是坝基的选址与造坝的水泥标号。具体说，洪水再大，建在花岗岩之上的高标号水泥三峡坝体也冲不垮！这景像，黄万里曾经给出解说：“在三斗坪筑坝，像是把（作为建坝原则的）峡谷效用倒著用：坝前只有 500到1000米，坝身倒有2000米长：2公里的坝拖著一条600公里的长辫子。这种水库，从来没有见过。……之所以选在这里，长办不愿明讲，其实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三峡段只有三斗坪江底是火成花岗岩。”

大坝很结实没错，对此陆佑楣还专门到北京大学演讲，弄得爱国热情洋溢的学子们一个劲儿鼓掌——至于大水来了究竟用这结实大坝为武汉而拦洪，还是为重庆而泄洪，那就再说了。

这说的是03年和07年的豪言。08年的“抵御百年一遇”是什么意思呢？三峡工程官员解释说，指的是通过“大坝的拦蓄调节，让下游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原来的‘防十年一遇的洪水’变成‘防百年一遇的洪水’”。

这一说法本没错——哪怕依旧有以“不明确说”来忽悠读者之嫌——可惜是到了2010年，也就是说，到了三峡工程终于铲平不同意见、推进到国民掏腰包（“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建成、经办人坐收电费、再拿发电机组抵投资上市圈钱的时候，才做这样平实的叙述。想当初在八十年代的论证阶段和九十年代力争工程大上快上把生米做成熟饭的时候，气魄（或可称作“对领导和外行的掇弄”）可没这么平实。出现在《工程报告书》上的豪言，是“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能有效控制中下游洪水主要来源”，“只有兴建三峡工程才能有效地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

对此，当年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的防洪组专家陆钦侃说得非常明白：

1949年以来，长江洪水有三种类型：一为1954年那样的全流域大洪水；二为1981年上游很大而中下游不大的洪水；三是上游不大而中下游很大的洪水。对于第一类，三峡水库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来水，对中下游的湘、资、沅、澧和赣江、汉水等众多支流不能控制；对于第二类，根据那年重庆寸滩实测洪峰流量达 85700立米/秒，到宜昌因江槽储蓄而降为70800立米/秒，中下游没有洪灾，不需要建坝拦洪；至于第三类，不言自明无须细说。

到了1998年，在回答本笔者关于三峡官员所强调的“如果三峡工程建成了（那年正在施工中），可以把长江上游洪峰水量拦蓄在水库内，减少长江上游洪水下泄流量，对保证长江中下游人民安全度汛有很重要的作用……”，他更就洪水期来水总量（而非瞬间流速）给出解说：

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作用究竟有多大，让我们看看具体数字：……1954年洪水6—8月三个月长江上中游八里江以上干支流来水总量达6570亿立方米。其中，上游宜昌来水2976亿立方米，占45%；中游诸大支流来水3594立方米。这是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的三峡工程得以控制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三峡水库库容相对较小，对减轻中下游洪灾是有限的。

“牛皮吹破”第四句来自官媒2010年新闻：“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说这句话的，是须对整条江负责的长江水利委。三峡官员此刻怎么说呢？他们不再笼统地使用“防洪”二字，改为“三峡工程从容地发挥拦洪、削峰、错峰作用”，这就是说，虽然“三峡有约22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防洪功能巨大。但如果‘只进不出’，如遭遇新一轮大洪水，水库的拦洪能力将受到库容限制。”

说到这里，提醒诸位注意几个描述洪水是否将酿成灾害的概念。它们是：（1）固定观测点的水流速，如今年7/20入库水流峰值7万立米/秒；（2）固定观测点水位，如该日监利水位与城陵矶水位——由此确定三峡水库的下泄流量和是否开启荆江分洪；（3）一段时间内总的洪水量——峰值过后还会有峰值。水库能否大包大揽、非我其谁地彻底防洪，要看其库容与该河道一段时间洪水总量。如果三峡库容大到2000或3000亿立米以上，他们说过的大话就能付诸实施了。

但三峡防洪库容200多，已经启动并发挥防洪功能。问题是，这个建了20年，动迁平民百万、淹没47万亩良田、耗资数千亿的举世大工程，在今年的全流域洪水期，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几个数值请大家注意：

长江流域南部的强降雨，赣、湘两省夏初就开始了，然后从东向西移。按一般说法，洪水季是6-8月。三峡当局为争取高水头发电，6月下旬、7月上旬还蓄水，到 7月10日、15日，湖南、湖北、江西支流已经有大水入江的时候同时泄洪。虽然到目前还没有报出干流各测点严重超警戒水位，但在如此险情下“综合调度”，很显出三峡工程之霸气：“没水的时候，为发电守住水不放——加重下游干旱；水太多的时候，开闸放水以自保——加重下游的洪灾”（蒋高明语。同样的意思也可见记者报道：“7月26日清晨，长江三峡水库下泄的洪水如期而至江西九江段。在数万军民的严防死守下，九江城防大堤安然无恙……”）。

即使霸气冲天，在可能超过98年的大洪水到来之际，三峡当局不得不服从了长委和国家调度。但“现有的库容量能不能迎接即将到来的洪峰？”CCTV记者问。三峡官员的回答是：“作为三峡枢纽来说，本身是具有221.5亿的防洪库容，作为枢纽本身应该是安全的。”原来，该真刀真枪上阵了，三峡当局就只肯保证 “枢纽本身安全”了！

那么，三峡是否真有“221.5亿防洪库容”来保证“枢纽本身的安全呢？三峡当局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让我们很难不对这一数字细究一番。

“221.5亿库容”本是一个设计数字，是根据“正常高水位”（175米）与“汛期防洪限制水位”（145米）之差计算出来的。计算之后从动工到建成，已经过了近20年。在这些年，三峡库区水库垃圾壅塞、泥沙淤积、堤岸崩塌、泥石流……屡屡发生，真实的（而非纸面理论的）库容没有受到影响？这是其一。

第二，三峡当局几次招认，工作水位一直没能升到175米。所以，这一四则运算须打折扣；第三，该工程首席专家、工程/科学双院士张光斗早在2000年就请郭树言转致国务院领导（《“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建设谈话记录”》），“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十年过去，此情不仅没在“社会上”公开，为了保证发电，水位并没有降到135米，号称的防洪库容当然也不保。

其实，防洪功能有限，还不是三峡工程最大的问题。通过今年洪水，我们想要追究的，第一，坝前水位究竟可以运用到多高？在突破160米甚至170米之后，660公里外的重庆水位，依照峡谷型水坝工程比降原理，到底有多高？我们已经知道，09年8月，在坝前水位达145米时，重庆朝天门水位达到了183 米。还有白岩松说的按照官方设计的移民水位（175米），还有近三万没能及时搬迁的移民。我们知道，移民搬迁试点早在论证时期就开始了，20年过去，怎么还有数万人——他们居住地到底在海拔多少米处？如果将坝前水位升到175米，他们是否连房子带人都到水底下了？

第二，在三峡官员吆喝“首次迎战大洪水彰显巨大防洪威力”中，为什么只字不提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危机，也就是陆钦侃、方宗岱他们不肯在论证报告上签字、孙越崎他们一再恳求中央罢手的主要考虑：泥沙淤积。1988年，孙越崎（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带领整个机构迎接中共建政的大功人士）等十名政协委员给中央上书：“三峡水库为了蓄洪，势必大量拦沙，就要引起库尾严重淤积而可能碍航，并将壅高重庆洪水位，进一步增加四川的洪水灾害。”上马方当时拍著胸脯的保证是“蓄清排浑”，淤积不会发生。可惜今年水库防洪启动，我们看见的只有“蓄浑”，以及重庆码头上，环卫部门怎么使用大型设备清除淤泥。

那么，自揣掌握了现代技术的中国政府，面对伴随中华文明二千年的滔滔洪水，究竟如何打算？

早在1980年，水利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主要措施为：1. 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提高，以扩大洪水泄量。沙市由44.67米提高到45.0米；城陵矶由33.95米提高到34.4米；汉口维持29.73米；湖口由21.68米提高到22.5米；南京为10.58米；上海定为5.1米。对其他堤防，由各省分别制定标准。2. 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要求荆江分洪区、洞庭湖区、洪湖区、武汉附近区和湖口附近区，共分洪500亿立方米。3. 停止围垦湖泊。4. 整治河道扩大滞洪能力。加强防汛。）这一平实、质朴、无任何光辉伟大或者“世界第一”、耗资连三峡零头都不到的长期计划，由于“投资不足”，而拖延、耽搁，终于铸成今天昂贵的、贻害多多的、大量隐患仍在隐瞒之中的高坝大库工程“有限防洪”。

黄万里曾经说，“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是绝不应“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的。临终，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长江洪水。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他最后嘱咐他的学生：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8-8

汛期还没有过去。让我们拭目以待。

三峡大坝接受特大洪峰考验

作者：Shai Oster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中国三峡大坝正面临可能最为艰巨的挑战，前所未有的暴雨导致水位上升，也引起人们对大坝能否控制长江洪峰的疑虑。

Xinhua/ZUMA Press 洪水正从宜昌三峡大坝水闸里排出。

官方媒体周一发出警告说，持续数周的暴雨造成长江及其支流的水位超过了1998年的水平；当时洪水造成4,150人死亡，迫使1,830万人转移安置。

新华社援引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一位管理人士的话报导，最早在周一或周二，三峡大坝的洪峰可能达到每秒6.9万立方米，是去年大坝全面投入使用以来的最大洪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负责管理三峡大坝工程。1998年，每秒5万立方米的洪峰淹没了长江沿岸的大片地区。

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调度处处长王井泉说，三峡大坝的设计能力为每秒11万立方米的洪峰流量。他还说，目前水库的水位低于175米高的最高设计水位，大坝的涡轮发电机尚未全面运行，因为该地区此前一直遭受着旱灾。

7月初以来，中国很多地区连降暴雨，引发泥石流和洪灾，目前已经证实有至少146人死亡，约40人失踪。很多受灾者来自重庆周边的山区。重庆位于640公里长三峡水库的西侧上游。官员们说，全国总计有约12.4万间房屋损毁，130多万人被迫转移安置。估计经济损失达人民币295亿元（合44亿美元）。

沿长江这一最重要的内陆航道之一的航运可能会因暴雨而中断。该航道对往中国中部和西部运输原材料和货物至关重要。航运部门说，如果流量超过每秒4.5万立方米，本周末他们可能会关闸。

根据国家媒体消息，周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命令在中国中部另一重要航道淮河沿岸进行紧急防洪准备。中国今年的雨量比去年最高多出50%。

洪灾重新引发了就建设三峡大坝的主要争议之一。近一个世纪以前建立大坝作为制服洪灾并产生能源的想法出现以来，批评家就说其环境、社会和经济成本过高。

尽管反对者进行了异乎寻常的大声批评，但大坝还是在1992年得到批准。支持者说，大坝将产生清洁电力，开通供大型船只航行的长江新航道，并能防范危害极大的洪灾。在人们普遍指责腐败行为和滥用政府资金的声讨声中，长江沿岸100多万居民被重新安置，为大坝让路。直到近些年，政府才将对大坝的批评声浪压制下去。

自那以来，发电和控制洪水的目标有时会互相矛盾，调控水位就会减少发电量。监管该流域的政府机构──长江水利委员会（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的成员过去曾报怨说，长江三峡集团这一国营企业在运营大坝的时候将利润置于防洪之前。

长江三峡集团联合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研究如何改进对漫滩和三峡上游几座大坝的管理，此举显示出其艰难的平衡举措。环保人士希望增加流向下游的水流量，以帮助恢复受大坝损坏的生态系统。水费增加可以带来数亿美元的电力收入，不过这也增加了洪灾的风险。

但批评家指出，大坝不能防范多数洪灾，因为最大的问题是由森林砍伐、地表侵蚀和湿地减少造成的。湿地就像是河岸天然的海绵状缓冲体。

大坝在洪水控制方面是否有效的问题是最最重要的。这座大坝还被批评要为越来越多的滑坡和可能导致地震的地震活动负责。

政府还试图鼓励大坝周围贫困地区100多万居民移民到附近城市，以减轻因最初为大坝让路进行强制移民而加剧的过度拥挤和污染问题。

广西库区移民上访告被克扣巨额补偿费

作者：海彦 来源：美国之音

广西河池一些库区移民代表在北京上访，状告当地县政府克扣拨发给移民的补偿费，其中一些移民代表还因上访被当地政府劳教。

广西河池市龙滩水电站天娥库区移民的集体代表黄凤春、涂映丽、韦凤芝、肖艳媚、潭丽艳、韦亚妮、董国英进京上访，控告当地政府克扣上级拨发给移民的各项补偿款，多达3亿元人民币。天娥库区当地移民向县级政府逐级上访已经多年，但有关官员没有得到查处，上访者却受到打压，其中一些上访人员被劳教。


广西河池市天娥库区移民代表在北京南站（图片来源: 博讯图片/上访人提供）

广西河池市天娥县坡结乡坡结村达良屯的韦亚妮星期天向记者表示，许多移民从2000年开始就对当地政府克扣移民费用的问题逐级上访，但始终没有结果。她们目前在北京上访的有6、7个人。

她说：“我们从2000年开始，就是从电站建设开始就一直信访到现在，一直反映问题到现在。很多的实物补偿、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它不给我们。我们来北京上访已经有8年了。我们有那个2006年的7号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颁发的那份文件。那个文件是封闭的，不给我们知道的，我们是通过内部的人要了一份。在那份上补偿款上我们直接看见是有3个多亿这样，就没有划分给我们。比如说人行横道1公里2万多元，它就直接不给。”

当地政府劳教上访访民

天娥库区移民代表韦亚妮表示，当地政府关押、劳教过许多移民代表。她本人从2008年6 月到2010年6月被当地政府劳教两年，她来北京前刚刚被放出来。

她说：“为了要采取打击报复，就抓我去劳教，2008年的6月去劳教两年，刚刚出来。在劳教所里，每天起来以后就进行封闭、精神镇压，有多种多样的，手铐铐你起来，穿束身衣，然后打你，然后不给你大小便，不给你睡觉，连续4 天、5天这样。反正就要把你搞得，反正你认罪、认错，就是你上访是错的，怎么都是错的，他就放了你。现在，广西女子劳教所里还有十多个，现在还在里面，都是这种的，都是来北京上访的。还有我们很多个回去就被拘留。来北京告状，回去后就被拘留。”

记者打电话给天娥县原政法委书记、现任常务副县长李祖兵询问库区移民补偿等问题，李祖兵称，当地政府一切都是按照规定行事，否认克扣移民补偿费。

他说：“这个没有的，没有这个情况。这个移民款都是按照政策，移民该给的利益全部都兑付完清楚了。库区移民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淹没这些都是按照政策，正确来落实的。这个反映的情况那，应该来说是不属实的。”

天娥库区移民代表韦亚妮向记者表示，她目前担心在北京上访完回去以后会遭到报复，尤其是在向媒体曝光她们当地政府克扣移民补偿款的事情以后。

割据汉江：密集调水和梯级开发工程肢解汉江，一江清水或将消失

记者宫靖 来源：《新世纪》周刊

打开中国地图，东西走向的黄河、长江雄踞中国南北;而南北走向、绵延1500多公里的汉江，几乎勾连了两大流域。

六七千年前，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正是在这一流域相融交汇，中华文明由此成型。此水与中华民族，皆名为汉。

是故，言及河流，中国自古有“江淮河汉”之说。汉江年径流量达550亿立方米以上，仅逊黄河100余亿立方米。其流域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仅湖北省汉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就有近2000万人，GDP亦占据该省的半壁江山。

更为难得的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汉江，在近30年来与高速经济增长相伴的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下，至今仍保有一江清水。正是特殊地理位置和难得的处子之清，才使得汉江担负起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重任。

然而，也正是因为南水北调工程，汉江如今正面临严峻考验。

时值7月炎夏，位于湖北省省会武汉西北大约500公里外的丹江口，丛林尽绿。二次加高后的丹江口大坝横断汉江。坝的上游湖面，清翠平静，沙洲点点; 坝下水流亦清澈甘冽。按照规划，四年之后，每年将有95亿立方米的水从此处一路向北，经1000多公里，直抵京津二市——这项宏伟的工程，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原本水资源就相对贫乏的中国华北地区，陷入前所未见的持续水危机中。调南方长江流域之水维持北方经济，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南水北调工程所规划的东、中、西三线中，西线由于反对声音众多，上马与否仍未最终确定;东线则面临沿线水质污染的严重威胁;惟有从汉江引来一江清水的中线工程，为京津冀豫各地翘首以待。

然而，作为水源地的陕鄂两省，却有着别样的感触。

实际上，作为汉江发源地的陕西省，本身亦为北方缺水大省，但不在南水北调工程受水省份之列。为解本省缺水之患，在南水北调工程推进的同时，陕西省也在力推引汉(汉江)济渭(渭河)工程，即从汉江源头调水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以解陕西全省缺水燃眉之急;与此同时，陕西省还在汉江上游的干流，进行七级梯坝开发。

陕西的这些工程，对于位于汉水下游的湖北省汉江平原来说，可谓雪上加霜。江汉平原是湖北经济命脉所在，南水北调加上引汉济渭，使得汉江水量大减，可能造成灌溉、饮水和污染等诸多难题。

同样地，为了寻求补偿，湖北省也在启动引江(长江)济汉(汉江)工程;同时也将在汉江中下游干流，兴建七级梯坝，逐次建坝蓄水，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汉江水，弥补水源的短缺。

如今，在整个汉江流域，数百座大坝已经屹立，为数众多的水电站仍在建造。

每一项工程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和考虑，但汉江只有一条。汉江之水，并非无穷无尽。汉江未来走向何方，存在无数变量;各种挑战，却已近在眼前，如日渐逼近的水污染，以及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水割据”。

如果这一切失控，亿万斯年的滚滚汉江，会不会被肢解、瓜分，最终成为失去生命力的一江死水?

陕西“引汉济渭”

如果从2015年起，“南水北调”和“引汉济渭”工程先后调水，汉江中下游将因此减少至少105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汉江年径流量的五分之一

在距离丹江口大坝数十公里外的河南淅川县陶岔村，施工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汉江之水，就将从这里的南水北调干渠渠首枢纽调出，通过数十米宽的明渠，一路逶迤北上。

历经五年施工，丹江口大坝已从162米“长高”到176.6米。水库的“体重”(即蓄水库容)，则由最初的174.5亿立方米，增加到290.5亿立方米。按照计划，2014年汛期过后，丹江口水库正式向南水北调中线供水，首期年供水量将为95亿立方米。这一调水量，几乎相当于黄河年径流量(661 亿立方米)的六分之一。

根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布的数字，丹江口大坝以上(即汉江上游)地表水资源总量为388亿立方米，扣除每年 23亿立方米左右的耗水量，水库年入库水总量为365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中线首期调水量已达丹江口入库水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南水北调中线环评报告承认，首期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流量将减少26%。水位显著下降，不仅会导致大量取水灌溉设施报废、水体自净能力降低、航运条件变差，更有三分之一的鱼类可能面临灭绝危险。

湖北省多位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警告说，情况可能更糟。因为官方公布的上游地表水资源总量，是根据1956年至1990年间的相关水文数据得出。而1990年至今，由于上游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上游地表水资源总量一直呈下降趋势。虽然至今仍未有准确的官方统计，但有专家甚至认为降幅很可能已经达到一成以上。

此外，湖北还有另一层担忧。按输水总干渠设计流量为350立方米/秒计算，其多年平均调水量，最高可达11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如果北方缺水严重，中线工程必须做好每年可能多调10多亿立方米的准备。

如果说，上述两点负面因素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陕西省即将在汉江上游实施的引汉济渭工程，则实实在在让汉江中下游有如坐针毡之感。

所谓引汉济渭，即在陕西省内引汉江源头干流之水，过秦岭隧洞进关中地区的黄河支流渭河，以解渭河沿线西安市等4个设区市、13个县城、8个工业园区的城市生活、工业和生态环境用水需求。

据本刊记者了解，该工程现已通过水利部审查，正在国家发改委立项进程之中。

陕西省主要领导在多次讲话中声称，将“举全省之力”推进引汉济渭。陕西省计划在年内启动该工程，并在2015年，即南水北调中线调水的次年，正式开始调水。

引汉济渭首期工程年调水量，亦是大手笔，高达10亿立方米。而整个工程按15.5亿立方米的调水量建设，其二期调水量将上升为15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从2015年起，汉江中下游将因两大工程先后调水，减少至少105亿立方米的水量。

在湖北采访时，本刊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多以“雪上加霜”来形容引汉济渭工程。

一位知情人士更是对本刊记者抱怨说，此前数年的引汉济渭工程酝酿过程，无论是水利部还是陕西省，从未正式征求过湖北省意见。直到数月前，在水利部的主持下，湖北省代表与陕西省代表才就引汉济渭工程展开对话。对话中，湖北省代表表达了激烈的反对意见。

但对于陕西而言，上马这一工程理由亦足够充分。

汉江和其重要支流丹江，均发源于陕西省汉中和安康地区。总长1567公里的汉江，接近一半都在陕西省境内。丹江口水库上游388亿立方米年入水径流量中，约有260余亿立方米也是“陕西贡献”。

与水量充沛的陕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岭(秦岭)之隔的关中平原和陕北地区，缺水情形和整个华北地区别无二致。滋养省会西安的渭河近年不仅屡屡断流，而且污染严重，地下水也呈严重超采状态。

早在十多年前，陕西省就开始筹划省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只需开挖数十公里秦岭隧洞，陕南汉江水就可解未来数十年全省缺水之虞，无疑诱惑巨大。有人预测，未来该工程有望每年为陕西省带来千亿元量级的GDP，而工程造价不过170余亿元。

湖北“以调抵调”

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引江济汉”方案，即调引长江水，弥补中线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水量。在新增的400亿元中线投资中，80余亿元就将用于“引江济汉”

对于湖北来说，南水北调工程可谓一把“双刃剑”。

长江从湖北省南部横穿而过，汉水则由最北端的十堰市纵向穿越大半个省，由武汉汇入长江。武汉三镇就是由这两江交汇自然形成的。自古以来，长江、汉水洪水多发，水患一直是湖北的最大省情。

由于汉江中下游河道狭窄，历史上有过“三年两溃”的情况。上世纪50年代，通过兴建分洪工程，汉江中下游可抵抗五年一遇之洪水;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落成之后，则提高至20年一遇。

如今，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带来的丹江口水库加固加高，汉江中下游的抗洪能力，将由原来的20年一遇提高至100年一遇。

正因为有如此好处，关于中线工程的利弊之争持续了十多年。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前总工程师沈晓鲤，曾作为主要执行者主持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中下游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调研和撰写。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南水北调中线酝酿开建时，国内多位水利专家仍认为中线调水对湖北利大于弊。湖北省政府则组织大批省内专家和驻省中央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进行论证，几乎所有研究结果都表明，生态上有弊，防洪上有利，短期讲利大于弊，长期讲弊大于利。

在一次关键的辩论中，沈晓鲤记得他甚至拍了桌子。“最终，主管南水北调工程的高层领导认可了湖北省提出的‘弊大于利’的论断。”

或许是作为一种回应，中线首期调水规模由最初的145亿立方米一降再降，至2002年开工时减为95亿立方米。而原定于2010年的开始调水期限，也被宣布推迟至2014年。

当然，湖北最大的收获，还是其“以调抵调”的设想得到通过。2009年上半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引江济汉”方案。在新增的400亿元中线投资中，80余亿元就将用于“引江济汉”。这项意在补偿的工程已于数月前开建。

所谓“引江济汉”，即调引长江水，弥补中线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水量。具体方案是从长江荆州附近调水，经人工渠道于潜江兴隆注入汉江下游。总调水量为每年30亿立方米。由此汉江下游270余公里区域在调水后的用水问题基本解决。

除了“引江济汉”，湖北省还提出上马一项暂命名为“引江补汉”的工程，以进一步对冲“引汉济渭”带来的冲击。这项工程将从湖北境内的三峡水库蓄水区神农溪引水，至汉江上游支流堵河，再经堵河注入汉江。此番“引江补汉”，补于丹江口水库之上，预计引水量60亿立方米。

与陕西“引汉济渭”异曲同工的是，“引江补汉”也将是湖北省内的一次“南水北调”。

目前，湖北省正在紧锣密鼓地着力工程前期工作，预计将于2011年初上报水利部。其水利部门提出的工作目标是—“引汉济渭”开工之日，将是“引江补汉”立项之时。

汉江密集开发

调水后汉江下游水位大幅下降，湖北提出的对策是对干流进行梯级开发，即在汉江上建多座大坝，每座大坝通过蓄水可将汉江之水抬高数米。

湖北的“以调抵调”，或许可以缓解汉江中下游水量之忧。但对于不少专家学者来说，最大的担心，是这一系列工程会不会打开汉江开发利用的“潘多拉魔盒”。

本刊记者采访获悉，四五年后，在暂无长江水补给的汉江中游，即丹江口水库以下至引江济汉处共380公里的江段，将成为调水“后遗症”最为明显的地区。“后遗症”有水位下降，流速减缓，航运、灌溉受巨大影响，经济环境容量降低。

故此，在“以调抵调”之外，湖北要通过汉江干流梯级开发工程，弥补中线调水的损失。

所谓梯级开发，是指在湖北境内的汉江干流中游，建设包括丹江口大坝在内的九座大坝。有专家指出，汉江中游各地建坝意图之一，是为保证本地用水。此外还可收获大坝蓄水带来的巨大发电效益。

像中国其他河流一样，汉江干流梯级开发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汉江由陕南山区奔流至江汉平原，丰沛的水量裹挟着巨大的势能，一直为沿线政府和电力投资商青睐。

早在1997年2月，陕西省政府即作出《关于加快汉江梯级开发带动陕南经济发展的决定》，确定在汉江上游干流上，兴建黄金峡、石泉、喜河、安康、旬阳、蜀河、白河水电站。目前，除作为未来引汉济渭起点的黄金峡水电站未开工外，其余全部建成或正在施工中，未来每年总发电量接近60亿千瓦时。

至于湖北省，水利部长江委员会在1993年10月完成了《汉江夹河以下干流河段综合利用规划报告》，提出可在湖北境内汉江干流进行九级梯级开发。随后，丹江口水库下游30公里处王甫洲水电站开工，并于1999年竣工。

至于规划中的其他水电站，由于南水北调引水工程具体情形未定，加之投资方未落实等原因，一直悬而未建。

上世纪90年代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酝酿启动，湖北襄樊等地开始将调水与修建梯级水电站联系在了一起。

2003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动工。就在同一年，时任水利部部长的汪恕诚来到湖北，主动向湖北提出汉江中下游梯级开发方案，要求将汉江中下游建设成为现代水利示范流域。

2005年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接受《中国国家地理》采访时就此阐述称：“借着这个机会(指南水北调)可以搞一个汉江开发计划，类似多瑙河或者是美国田纳西的开发规划，它将成为湖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田纳西工程，是指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针对田纳西河流域启动的综合开发工程。在联邦政府下成立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集水电开发、航运、灌溉、灾害控制、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等多种角色于一体，通过在干支流上建起9个梯级共计54座水库，使得原本灾害频发、生态退化的这一流域得以起飞，并成为工农业较为发达的中等发达地区。

对于水利部提出的把汉江流域建设成中国的田纳西计划，湖北省当然非常欢迎。“和湖北省想到一块儿了，真是一拍即合。”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副院长韩翔向本刊记者表示。

按照长江委的相关规划，湖北境内的九级大坝中，王甫洲、新集、崔家营、雅口四级在襄樊，襄樊显然会是该规划的最大受益者。但一座大坝至少需要20余亿元建设资金，更大的难题其实是水利部和国家发改委立项批准。

借南水北调之便利，这些平时不易立项的水电站，最终获得了国家层面上的通行证。目前，在水利专家为湖北设计的九级汉江大坝中，华家湾因与兴隆水利枢纽由于地点过于接近，被国家相关部门否决;丹江口、王甫洲、崔家营、兴隆已基本建成;孤山(八级中惟一位于丹江口水库上游的一级)已于2006年开建;新集、雅口、碾盘山均在展开建坝前期工作。

江河寸断

未来的汉江干流，从上游黄金峡到下游兴隆共计1000多公里的江段上，将被人工分隔成15段，不足百公里就有一座大坝。最密集的襄樊境内，不足50 公里就将建一座坝。

浏览近年湖北省主要新闻媒体报道可发现，将汉江梯级开发比作中国田纳西工程比比皆是。但湖北省水利系统一位官员却私下告诉本刊记者，近一两年，湖北省政府和省水利部门内部，已经很少有人再将汉江治理称为“中国的田纳西”，原因是“没有可比性”。

与汉江不同，田纳西没有跨流域调水问题，水利工程纯粹是为了防洪、航运和发电等用途。而且，汉江目前的开发程度，也已大大高于田纳西河。

目前，田纳西干流上也仅有九个梯级开发，相互距离较长。而汉江干流上，现在就规划了15个梯级(包括汉江上游陕西段)。襄樊境内汉水只有195公里，就将建四座梯级；本段除去大坝回水区，正常流速河段或将所剩无几。

在支流上，这种对比更加触目惊心。田纳西连同干流也仅有54座水库，而汉江支流上，保守估计也有900座以上，这还不包括正在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新水库。

也就是说，未来的汉江干流，从上游黄金峡到下游兴隆共计1000多公里的江段上，将被人工分隔成15段，不足百公里就有一座大坝。最密集的襄樊境内，不足50公里就将建一座坝。

这对汉江本身来说，无异于被肢解。众多受访专家一致的担心是，鉴于每级水坝都有几十公里的回水区，在这些回水区内汉江将成为一个个湖泊;而非回水区的水流速度，也将大受影响，江水环境容量大为下降。

这种江河寸断的局面，在汉江支流上更加严重。900多座小水电站，同样将汉江支流沟渠化、湖泊化，减弱其环境容量，已带来诸多生态问题。而支流的烦恼，最终也将汇入汉江干流。

襄樊污染个案

在汉江进行梯级开发，确实可以保证沿线用水，但一个如影随形的后果，是加重河流污染。

在汉江进行梯级开发，确实可以保证沿线用水，但一个如影随形的后果，是加重河流污染。襄樊这个汉江中游最大工业城市正是一个生动的诠释。

襄樊，位于丹江口大坝之下100余公里处。由襄阳和樊城两部分城区组成，汉水是两城区的天然分界。可以说，没有汉水，就没有襄樊。

作为湖北省第二大城市，襄樊在2002年前后曾聘请华中科技大学相关专家作专门评估，结果认为调水后汉江襄樊段水质将整体下降一个等级，水位平均下降0.31米至0.51米，地下水位也将下降0.25米至0.41米，会直接导致21座水厂、39座泵站、1680眼机井取水困难或报废。

为解决这个问题，襄樊市领导“跑省进部”，力争在其境内通过建造四座大坝，拦蓄水流，保证用水及航运。四坝中的第三坝，即崔家营水利枢纽，就建在襄樊城之南17公里处。

2010年5月，投资20.6亿元的崔家营水利枢纽开始蓄水;7月正式发电。

该坝回水区为27公里，意即整个汉江襄樊城区段，均将成为崔家营库区。这段汉江未来将呈湖泊状，水流极缓慢，水体自净能力显著降低。

水量和流速大减，还可能催生水华污染。水华是指淡水水域中浮游生物暴发性繁殖引起水色异常现象，大多数水华由蓝藻、绿藻或硅藻引发。

1992年2月以来，水华频频光临汉江，起先为五六年一次，后来至两三年一次。2008年起，几乎成为每年都来的“常客”。专家认为，汉江襄樊段此前向无水华侵扰，建坝蓄水后也极可能难免此劫。

雪上加霜的是，汉江两大支流唐河、白河，均从河南南阳发端，被该省境内为数众多的造纸厂、酿造厂和化肥厂等严重污染后，于湖北境襄阳区合流成唐白河，其水量将占襄樊汉江段总水量七分之一。过去，这些五类和劣五类水，会很快被滚滚汉江水稀释、冲走。崔家营大坝的修建，则把巨量的污水拦在襄樊城区。 “想想都恐怖。”襄樊一位环保人士对本刊记者叹息。

6月上旬，本刊记者在襄樊采访时，发现蓄水后的汉江波平如镜，江面开阔。出租车司机目测，和以往年份同期相比，汉江宽了至少三分之一，水位也高了数米。

本刊记者发现，襄樊段的汉江与丹江口水库相距仅100多公里，清澈早已不在，于浑黄中添了些许墨绿色。

多位专家断言，汉江襄樊段污染未来不降反升，极可能常年降至三类水。当年修建大坝时主政的襄樊市政府班子早已更迭，近几年当政者正在为大坝带来的污染问题发愁。

市民们也不断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质疑崔家营大坝。全市自来水取水口即位于回水区内，一旦污染严重，全市饮水堪忧。襄樊最新决定，未来将引丹江口水库之水供应市民，但此举需要数亿元费用，目前筹措艰难。

近年来，政府还在崔家营大坝以下规划了新的化工企业园区，将原坝址以上的数十家化工企业搬至坝下。这项工作目前仍在继续。此举又招致更下游的城市如荆门的质疑，在网络论坛，下游居民称其“以邻为壑”。

生态危机

调水工程和众多水坝对鱼类和水生物影响巨大，在这方面缺乏系统的研究，遑论对策。

中线调水工程所影响的，不仅是两岸千万计的民众，还有寄身于这个生物系统的各个环节。

湖北省多位专家在文献中提到，中线调水后，汉江中下游鱼类品种将减少三分之一，而数量将下降三分之二。其中原因是未来鱼类越冬场、肥育场所面积减少、水温降低，导致不适合鱼类生存的因素增加。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鱼类学会理事长曹文宣表示，上述数字并没有经过具体研究论证，未必准确。但他同时呼吁，调水工程和众多水坝对鱼类和水生物影响确实巨大，政府部门应组织一次系统研究。

例如，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水温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会影响鱼类产卵。传统上，汉江多数鱼类产卵要求水温不低于18摄氏度，以5月产卵最为集中。

已有研究表明，丹江口水库一期蓄水至157米水位后，由于下泄水是“下水头”(即未受太阳直接照射的水库中层水)，已使中下游水温平均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鱼类已被迫将产卵期推后20余天。

未来丹江口水库二次蓄水，蓄水高度增加13米，那么中下游水温至少还要降3摄氏度以上。这样，鱼类产卵期还得推迟，有些鱼可能产不了卵。

此外，汉江中盛产的长江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都是在涨水时产漂流型卵，需要不低于0.2米/秒的水流流速，否则卵就会下沉、死亡。即便没在大坝回水区下沉，鱼卵漂流孵化过程要两天左右，在过大坝梯级时，十几米甚至二十几米的落差也会使其产生机械性损伤，此过程也极易使其氧气过于饱和而死亡。

各种鱼在生长的过程中，过大坝有一定死亡率。蓄水后究竟对鱼类的食物产生何种影响，进而怎样影响鱼类种群和数量，都需要研究。

目前，汉江各个梯级大坝，都对外宣称建有“鱼道”，但在曹文宣看来纯粹属于门面工程。

例如兴隆水利枢纽号称修了鱼道，留给洄游鱼类如刀鱼和鳗鱼，但事实上刀鱼早就不来长江湖北段了，而鳗鱼洄游，基本上是过船闸的。“这样的鱼道，不就是摆设吗?”

在他看来，在调水工程以及后续的梯级开发的生态评估方面，所需要补的功课还有很多。丹江口水库以下汉江中下游鱼类研究，现在还主要依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数据。

“现在究竟还有多少种鱼，不清楚。未来会有多少种多少数量，有多少会灭绝，也不清楚。不清楚就建工程，对鱼类生存环境破坏更大。”曹文宣颇为忧心地对本刊记者说。

谁来管理汉江之水?

水源分配、流域管理、生态影响评估——汉水之危三大缺项

汉江，已经是一条被过度开发的河流。原因只有一个：缺水。

其实，水资源短缺，是南水北调工程所涉及各省共同的隐痛。问题是，尽管水日益变成稀缺资源，各地为抢水纷争不断，但中国始终未给水资源有一个明确的定价。

长期以来，水资源一直由国家计划调配。在既往调水工程中，是否调水完全由中央政府决策，并不需要受水地与水源地进行谈判。

在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来自湖北、陕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出资源水价的提案或者议案。2007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陕西商洛市委书记魏民洲、安康市委书记黄玮、汉中市委书记田杰等三位全国人大代表共同提议，国家应建立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资源保护补偿机制，以保护汉江、丹江的生态环境，确保一江清水供北京。

在他们看来，如果每吨水价中提取0.5元作为资源水价，每年就有数十亿元的资金用于水源地保护和建设。而湖北省也提出类似吁请。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农工民主党在提交的正式提案中，亦呼吁国家制定受水区水价时，应使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建设，能够持久地从市场水价中获取部分稳定的回报。

除了水资源如何分配，对于调水后生态影响的研究，应该未雨绸缪。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酝酿上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时，湖北省政府曾启动调水后生态研究。

中国科学院几家驻鄂研究机构，如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水生物研究所，都曾受托进行调水后对农业、工业的影响研究，还有地下水位、湿地、水生物等诸项研究。湖北省本地高校和环保、水利部门研究机构，也进行过诸多研究。

但上述研究，仍仅局限在湖北省，并未上升至国家层面。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2002年中线工程高调开工时，总体环境评价报告还尚未出炉。此后，很多研究未及深入就基本停止;即使还在坚持，也多由于缺乏经费而举步维艰。

2002年前后，襄樊市曾组织华中科技大学专家进行一次系统的全市规模的调水生态评价，得出结论称调水会给襄樊带来每年120余亿元生态损失。该评价未通过最后阶段的专家评审，被指严重高估损失。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引汉济渭”工程先后调水，湖北究竟要付出什么样的生态代价，付出多少代价，在中线开工八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未进行一次全面和权威的评估。

一位接近湖北省水利厅的官方人士向本刊记者证实，2009年起，湖北省政府已组织相关科研单位开始了上述全面评估，预计2011年初评估结果会上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

但多数专家对此次生态评估并不看好。首先未来的汉江生态问题，将不仅是中线工程造成的，还有梯级开发的问题，还有沿江各地经济发展规划问题，变量很大，很难研究清楚。那么，最终方案或许只会是湖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博弈的一个棋子，而并非拯救汉江的良方。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缺乏一个完善的流域管理体制。

美国田纳西的河流开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TVA ACT)，对田纳西流域管理进行了充分的赋权。田纳西河流域除了田纳西州，还涉及密西西比、亚拉巴马、佐治亚等数州，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被授予统一管理流域多数事宜的权力。

中国各流域的管理，向来是“九龙治水”。如汉江，理论上归属水利部长江委员会管辖，但它基本只能管理部分水利工程，并无节制地方政府之权。此外，水污染归属环保部门，航运归交通部门，渔业归农业部门，水上安全事涉公安部门等。

在立法层面，中国最大江河即长江、黄河也无专门流域法，连国务院级别的条例的也没有。作为长江支流的汉江，更谈不上流域法规。

在湖北襄樊市，现年67岁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汉江”的副会长李治和，从1997年开始一直以品尝江水的形式，来感受水质的变化。

他告诉本刊记者，汉江水最早是甘甜的，完全是一级水。2002年以后，随着污染加重，就再也没有了甘甜味，“水成了二级水，有时候还是三级水”。

“汉江这么折腾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敢像我这样喝汉江水吗?”一个阳光晴好的下午，李治和站在汉江边，一脸疑惑。

北京水故事口述系列：大兴丰水的日子一去不返

讲述者：李振文 男 63岁 大兴沙河村 原大兴区水务局工程师；

整理：安河 王建；

编辑：戴晴

我是大兴沙河村人。小的时候，半个世纪前吧，大兴哪儿都是水，一年四季雨雪不停，村村都是水。那时候，庄户人就怕下雨，下起来就没个完，房倒屋塌。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家住土坯房，墙啊顶啊都是土的，没什么砖瓦。头一天下，也就是滴滴答答地漏；再连着下两天，墙都泡湿了，夜里正睡着觉呢，房子哗啦一家伙就倒了。塌了的房，得等雨季过了再盖——再穷的主儿，也是年年盖房。那年头讲究筑板打墙：两块木板中间夹上土，再压上高梁。压好往墙上一披，就跟给房子穿了蓑衣一样，雨水顺着高梁苗流下去，不着墙了。这是最穷的招儿，跟原始社会似的。

我小时候吃的是井水，井不深，下雨的时候，手伸到井里就能够着。井台砌得比地面高一点儿，登上井台，拿个瓢就能崴上水来。雨季发大水的时候，地势低的地方，井口闹不好就给没（读mo4）了。这种井一般人不怎么吃它，饮牲口用。我们吃的是高处的井水。一个村有甜水井、苦水井。打之前谁都不敢担保，出水以后尝：有时候是甜的，有时候是苦的。小村子一般有六、七眼井，若是大村，十几眼的都有。选址？哪儿离园子近挑水省劲儿就在哪儿挖。水井有的是村里打的，有的是自家挖的，就挖在自己园子边上。

那时候，永定河老发大水，那水相当大，一般盖房都盖在高一点的地方。有老话说这河元代的时候开过一回大口子，从卢沟桥开的，那水一气儿冲到大兴。明朝、清朝也发过几次水，地点不一样。

1956年这条河最后一次发水，大堤承受不住，在麻各庄开的口子——现在那大口子还在呢。水从麻各庄出来，一直奔南各庄。据我爷爷讲，发大水有政府报警，国家提前通知，让你搬家。离永定河近的村民都得上大堤。村里弄个大车，拉着人，提着蓝子挑土。家家户户在大堤塔上窝蓬，从南头，到北头。

水发到什么程度？村里就剩下十几米宽的一个梗。站在房顶朝下看，村里全是水——遍地是水，还遍地都是鱼哪。啊呀，那永定河跟海连上了，连海鱼都上来了。过去是坑就有鱼。比方这个村有一个大坑，从来不干，打鱼的人也少，一下雨，连马路沟里都有鱼，野鱼，哪儿都是。一发大水，永定河水哗哗往下排，鱼就往上顶。各坑里的，原来潜着没出来，好几搾长，撒网都笼不过来。到冬天，地里水渗下去了，沟里还有，但结了冰。你把冰凿开，用手一掐一条，鱼有的是。砸开冰就能掐到。小河沟里，放个帘子，在底下一铺，在这边弄一个梗，水流走了，鱼就往里扎。现在这些没有了——连水都没了。

那年头，村里大孩小孩都会水，老人也会，没有淹死的。咱们种的西瓜，到秋后雨来了，西瓜全漂着，要摘得从水里捞，拿个大圆笸罗，捞出来搁笸罗里推着走。种红薯，也是拿个笸罗捞。俗话说“雨六月”，说的是阴历六月，实际上阳历七、八月雨最大。头八月节雨就过去了。农历七月，花生白薯全是从水里捞。谷穗知道吧，村里人趟着河，拿个罩篱，满河里找谷穗。

大兴北边海子里头过去没人住，是皇帝打猎的地方。南大红门往北都叫“海子”，有海子墙，普通百姓不让过去。北大门黄亭子，是皇上打猎歇脚的地方。凤河的发源地就是那。团河行宫里边有一个泉眼儿。泉水一直突突地冒，大跃进种稻子的时候还有呢。1972年看不见冒了，但水还有，一小条儿，边上有块碑——现在全干了。

大兴本是胶泥地，我老家沙河村的沙子全是元代那会儿淤积的。我分析，元朝以前永定河是不是在南张垡向西，然后一直往南直奔白洋淀下去了呢。在我们老家，百姓挖白薯窖，还挖出过元代的房基，有锅呀、罐呀什么的。我调查过一番，那儿肯定不是坟茔，是住户。

我参加工作是1964年，水利培训班。那时候永定河水大着呢。修官厅水库是1956吧？到1963年挖了永定河灌渠，从芦沟桥引水，直送天堂河。这道灌渠属于堤上渠，高出地面一米，半地上半地下。大兴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大堤宽着呢，上边有一条路。

1958年大跃进兴修水利，命令来了都得挖河。过去天然河道都是弯的，没见过直的。到了58年以后搞规划，河还是这条河，就是一点点把河道都调直了。 调直以后水泻得快了。要不然水一会撞这个堤一会撞那个堤，老是开口子。

接着是搞“河网化”——所谓“塞北江南”。其实1956年就规划开了，说是让县里“村村通小船”，跟南方一样。怎么通？挖沟。县里一段段的没少挖，有的有水，有的没水，没法子成网。后来我们老百姓又把那沟给填了。白干一场。那阵人民公社白干，白吃。挖沟挖到别的村吃饭也不要钱。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

种水稻大约是在1963、64年，再往前水太多，老涝，十年九涝。从58年大跃进起，就开始大面积种水稻了。大兴稻子好，南苑稻更是不错。老百姓吃水是不要钱的，种稻规模一大，浇地就要钱了。水费一亩地收多少？也不一样，看浇多少遍。近处的，用水量大，就交得多。远的，用水量少，就交得少。那阵水费一亩地一年才几块钱。开闸放水，所有的闸都撩起老高，为三家店电厂发电。剩下那水就给老百姓浇地了，由市里分配。

1972年就开始旱了。到1978年左右，地面上的水基本没了，种稻子开始使机井，接着推广水稻旱直播。“旱直播”没听说过？就是在地里先播下种，用机井浇一遍水，出穗之后等雨。这就是旱稻子，国家给的旱稻种籽。几年以后，旱稻也不种了。因为连保证它出穗的那一点水也没有了。

现在大兴种小麦、玉米。夏天老玉米叶子全耷拉着，只到黑夜里才能支棱起来一点。庞各庄种西瓜。大兴花生也多。现在都得盖膜，塑料薄膜，防止水份蒸发，也长得快。

1978年那阵，政府号召节水，搞喷灌，听说从山东学来的。本来一对美国专家夫妻韩春阳早一直推广喷灌。人家外国都是喷灌。喷灌有两种，一种固定式喷灌，在地底下安管子，就是现在公园里浇花草的那种；还一种是移动式的，用个大拖拉机，后头带着喷头，用机井把河沟里的水窖出来。

沟里的水怎么留得住？拿混凝土板衬砌渠道，从永定河那全是衬砌。人工降雨我们这儿没有。人工防雹有，庞各庄永定河大堤边上，见武装部用过迫击炮。

现在浇地全是管道，要不就是喷灌。农村使的是200（毫米）的混凝土管，也有300的，埋在地底下，地面上有个出水口。管道铺好了，用机井把水窖上来，出水口打开，一点蒸发没有，出来就进地。就这样，水还是浪费，因为到了地面还是大水漫灌。到最后就改成喷灌、还有滴灌。都是从韩春阳早那儿学来的。这个灌法最适合梨树。我们为梨树设计的喷头，小棵的四个，就象漏水一样，滴嗒滴嗒，四外都是干的。最省水了。

现在老百姓浇地家家户户用皮龙，消防队用的那种，浇完地就拉回家了。李贤是蔬菜种植区，大棚里边安的设备跟自来水差不多。庞各庄以西瓜为主。靠永定河边上是水果。我们老家种起了桑树，不是新近兴起了一个“桑葚节”么？

大兴水利局管全县用水，将来吃水也要交钱了：自来水全是机井打上来的，经过过滤，保证水质。我们在大兴吃的是自己打的井，不吃北京水厂的水。大兴第二水厂。为供这水厂打了二十多眼井，三百多米深。卢沟桥那边临山，打到140多米深就见着西山山岩，还得往下打，直打到好水层，要打好几百米哪。大兴的水水碱多，这是因为原来水多，现在少了，碱就沉在土里了。

我们大兴也有温泉，是石油钻探队打的。原为找石油，没见油，出水了。从地质上分析，大兴应该有油，在安定一带。后来一看储量不大，不值得开采。打了井之后，必需补水，要不底下空了，就该闹地震了。凤河营有温泉，我在那洗过澡，是华北石油勘探发现的。没打着石油，出了温泉，没人洗，白白冒走了。

我一参加工作，就在念坛水库。现在水库早没水了。有人来开发，东边修起一条路，搞风筝比赛、建高尔夫球场什么的。

咱们老北京啊！过去一年四季老下雨，年降水量1000毫米。现在不过几百。听说南水北调规划，在西边北程庄子那边给大兴留了一个口。南边水来的时候，能给我们点儿水吧？

北京水故事口述系列：海淀西山大觉寺

讲述者：关战修（男，48岁） 职业：林业专业 市文物局干部培训中心 西山大觉寺管理处
整理：安河 王建

编辑：戴晴

你们一定知道“西山三百寺”这一说吧？其中“三百寺中之巨刹”，又称作“金章宗西山八院之一”的，就是咱们要说的这个大觉寺。

不觉得这座庙方位有点特别么——坐西朝东啊。为什么？因为是契丹人所建，辽代咸雍四年（1068年）。庙的座向体现了他们尊崇东升之太阳的习俗。 最早起名字的时候，因为有两股清泉在寺内一南一北汨汨流过，得名“清水苑”。到了金代，还是因为这股水，又得名“灵泉寺”。到了辽代，一位邓姓善人出资修庙，在院子里龙潭东侧（大悲堂的西北侧？）立了一块碑，就是你刚见到的那块辽代古碑，上边刻有“大觉禅寺”四个字，大觉寺这名字从此定下——也有一说那碑是奉道宗皇帝及萧太后之旨意在戊申年（1068年）立的。

大觉寺当年以水得名。这座古寺整个建筑群坐落在花岗岩上。花岗岩强度高，但没有水。最巧不过的是，在这座寺庙后山围墙，依石灰岩形状而建，裂隙水从石灰岩岩体渗出，一股股清泉就这么流到建寺的花岗岩上。所以说，大觉寺占了两个优势：一是建在花岗岩上，地基非常坚固；二是它紧靠着石灰岩，有水。

大觉寺正名“敕建大觉禅寺”，这里边有三层意思：敕建是奉皇上之令建的，按国家计划，走国库财务；大觉是它本名，明代重修之后所定；禅寺，封禅的意思，不是一般理解的禅宗，大觉寺从未成为禅宗道场。

从史料看，大觉寺的水曾经相当丰沛。你看过30年代德国公使拍的那张照片么，水从假石山上流下，像小瀑布一样。后来水日渐减少。1949年以后，北京天气一直比较旱。记得那时候那套嗑儿么：

解放了， 共产党来了， 有鬼的地方没鬼了（指“装神弄鬼”的宗教活动）， 有水的地方没水了。

确实，大觉寺，自有记载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断过流。只最近半个世纪水量越来越少。山上的泉水先聚在大觉寺后边一个小方的池子，称龙潭或者龙王塘。然后引出，从中轴线的两侧，分南北两路流贯全寺。大觉寺里有很多院子，每个小院子里都有泉水流过，最后南北两路汇聚到山门前边的功德池。功德池开有溢出口，积满之后往下走出。二十年前，寺内北路还有水，南路在民国前后就断了。近年按照历史原貌修复，人工放些水，算是人造景观吧。

（讲述者：关战修）

俗话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指的是山泉，而山泉属于地表水。靠深井补充之前，大觉寺泉水是地表水，具体说就是雨点落到山体植被上，渗入岩层，再从在山的缝隙里一点点渗出并顺势流往下走的水。水务部门的人告诉我，现在咱们喝的，是从千米深的深井泵上来的裂隙水，是白垩纪时期从地表渗下去的。有人以为只要雨水足够，现在开采出来用掉的地下水就能得到补充，纯属常识缺乏。上面下的雨再大，深层地下水位也且升不高呢，除非直接往里灌。

大觉寺泉水之所以比较好，水质甘甜，就是因为雨落在植被茂密的后山，地表水不停地过滤渗透。庙里的茶苑已经小有名气，被称作“大觉文化”，关键在水，我们九十年代曾经化验过，大觉寺泉水富含三种元素，其中之一是硒：你在大觉寺住，喝这儿的泉水，住到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不到饭点你就觉得饿了。正常进食而提前有明显饥饿感，说明硒有助于消化。

目前，我们在做大觉文化这个品牌，也充分考虑了水的因素。除了现代风格的明慧茶院，还有一系列禅茶。所谓禅茶，即茶叶加了佛教文化元素（也就是开光），并且将饮茶看作一个文化过程。水是第一啦；茶叶要开过光的；喝茶的时候，也不要语涉俗鄙，顶好聊一聊哲学，聊一聊人生，聊一聊禅修。喝禅茶跟喝红绿花茶感觉不一样，三言两语说不清。我们刚刚做了一款普洱茶，叫大觉禅茶。说实话这款禅茶不是在大觉寺开的光。大觉寺没有僧人，是在潭柘寺开的。

（敕建大觉寺，王建摄影）

水就是文化。南北方文化之迥异，跟水直接关联。北方人的性格就像北方大河。黄河水汹涌澎湃，泥沙俱下，改道决口，不讲规矩。你看像不像粗率豪爽的北方人？彼此相处没什么计算，做事由着性子来，没固定套路，像黄河水一样，浑是浑，但是大气。南方人呢，你看长江：从高山密林一点点汇聚来的水，表面看着平缓，表层水流速也很低，明面上平缓包容，但是到了底下，30公分往下，那潜流可不是一般的急——长江是双层水啊。南方人你看着文静和气，表面笑嘻嘻，其实底下各有各的算盘，彼此利益计算得一清二楚，谁也不欠谁。这跟水是不是有点关系？。

北京地区连年干旱：降雨少导致地面水少，地面水少蒸腾少，蒸腾少云就少，云越少雨就下不来，加之地下水位下降，已成恶性循环。眼下，大觉寺院里已经没有真正的泉水了。我们现在喝的这个，主要是井水，烧完了以后有水碱。

泉水呢？你看院子里水渠还在，水已经干了。这是因为下边村子在大觉寺泉水的水道前面打了一个井，把水道给打漏了。村子不很大，一百多户。我们不提村名，因为地方政府不希望这个事传出去。

（动静等观大殿，王建摄影）

井是去年打的，08年7月1号大觉寺正式断水——龙潭上边的泉水不是没有了，而是改了道：不再经过寺院，直接流到X村。现在村民吃喝、洗浴、浇灌，都是它。事到如今，你就是把这个井堵上，水也不一定回来了，一两百米下去，水指不定从哪儿就走了。

其实，2008年以前，他们村里原先那口井还有水。奥运会要形象，闹得整个北京地区地下水超量开采，水位急速下降。去年雨水算是大的，但是用水量更大——这个直到跟水务专家开会才知道。会上吵了半天谁都不敢直说，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为奥运而超量开采。很多地方的地下水位都下来了，海拔高的地方下来得更多。大觉寺海拔140米左右，比北京城里形势严峻。

老百姓的井没水了。没水他就找地方另打。打井本来从理论上是要政府批的，给X村批的，本来也不是这口。可他这儿打一下那儿打一下。别的地儿打不到，打到这儿有了。你问批了么？他也能给你办个手续，谁拦得住？这就是中国国情，没规矩可讲。地方政府一直协助我们看怎么把这眼井填了封上。好家伙，老百姓好几十人站在井口不让你动。

山泉水属谁——寺庙还是村民？中国国情啊。有人类的地方一定有争端，但是解决争端的办法一定不是一家独占。虽然我们是受害者，但是这点道理还是能想明白：尽管大觉寺叫清水苑，泉水资源也不能全归大觉寺。可要是大觉寺没有了泉水，明慧茶院关张事小，对文物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无以估量。大觉寺古树全靠这些水。叶面蒸腾没了补充，千古树就会枯死。水是命脉，水是灵魂。不管怎么改道，它毕竟还在这一带。我们眼下正在通过地方政府跟农民交涉，说谁有理谁没理，一点用没有。农民说了，不管你是谁，水流到我家，打死我也不给出去！

其实从历史上看，正因为有了大觉寺，才逐渐形成村庄。这几年大觉寺游客源源不绝，村民介入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寺庙外边摆摊的、存车的都是该村村民。大觉寺存废与他们无关么？当地老百姓对庙还是有顾忌，要不然早让他给拆了。但是到了生存极限，道了没有水的时候，大活人想的还是我得先有水。庙里没水有政府有国家，而我们没人管，我们是弱势群体。

大觉寺有些树已经死了。非典那年（03年）是油松，病虫害。后山塔边上那颗松树，距花岗岩石头只有30公分——四、五百年的大树呀，原先有30多公分的土层 ，树根往下扎还扒得住。现在树越来越大，水越来越少，还有大量的游人来踩踏。植物缺水不光在根，叶面也要水。叶子长期处在干燥空气里，整个植株是受影响的。你看南方，空气湿润，树叶翠绿翠绿的——空气就给叶子上水了。

当年我们进来的时候院里的荒草都半人多高，92年正式开放。大觉寺的这棵古玉兰有三百多年，被评为自然奇观。那边是一棵寄生的树，也很漂亮。这是一千多年的银杏树。银杏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金色活化石。它对自然环境的要求非常低，吃苦耐劳浑身是宝。白垩纪第四纪冰川时期全世界的银杏树都冻死了，只在中国内陆留住了一批。那边一棵死了，做了一棵假的。

当年我们进来的时候院里的荒草都半人多高，92年正式开放。大觉寺的这棵古玉兰有三百多年，被评为自然奇观。那边是一棵寄生的树，叫鼠李寄柏，也很漂亮。这是一千多年的银杏树。银杏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金色活化石。它对自然环境的要求非常低，吃苦耐劳浑身是宝。白垩纪第四纪冰川时期全世界的银杏树都冻死了，只在中国内陆留住了一批。那边一棵死了，有好事者做了一棵假树，相当不舒服。

改革三十年，中国百姓从一心革命到过上了小康，大觉寺却从有水到没水。大觉寺水没了，前来参拜瞻仰的人渐渐悟出，拼命挣钱，逮机会就占，多占、快占、没边界地占，为什么？全世界开始有了共识：有钱并不意味着就有权利消耗别人的资源。大家慢慢觉得：占得多不如耗得少。消耗少就相当于双倍得到。

在大觉寺，我们开始以思维禅茶的理念，让人们自己克制占有的贪欲：吃一个馒头够了绝不吃一个半，否则还得跑步把那半个消耗掉；少喝一杯牛奶，是保护臭氧层；少买一套房，是对山峦森林的珍惜。满足感不是来自占得多，而是耗得少。

人是自然界最大的敌人。特别那些乍富的，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你看见没有，凡是有人的地方，大概就剩下人了：树木没了，水没了，动物没了。大觉寺也从不知名的美丽清水苑，到人们蜂拥而至，最后水干树枯殿堂倾颓……。所以，人类对自己如果不加控制，以现在科技水准，用不了多久，不仅毁了祖宗留下的宝贝，自己也保不住。

大觉寺形势不容乐观。保住千年古寺，恐怕不是一家之力所能完成。关键是呼吁社会，认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未来我们靠什么——高楼大厦？汽车公路？北京这个城市，离开了文化，你北京什么都不是。人们已习惯享用，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应该还给自然什么。

述评：

北京小平原为太行山、燕山山脉所环绕。山前涌出的泉水，最终汇聚成河湖。山泉水初聚之溪流源头，往往成为寺院定址首选。若泉水丰沛兼源源不断，则因水成景，最终以园林风景名胜现身。北京西山灰岩地区，泉数量少，但流量大；而花岗岩、片麻岩及砂页岩地区，泉的数量多而流量小。位于北京西山阳台山麓的清水院，即后来因泉水而曝得大名的千年名寺大觉寺，属前者。

寺内古银杏树作为活的文物，以清泉为依托，与古寺同龄，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巧妙地融为一体，以顽强的生命传递着古老的信息。为我们研究古都的文明发展史、城市园林建设史及政治兴衰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古树虽不能言，但却历尽了世间风云，沧桑巨变。古树是历史的见证，古都风貌的活的依凭。

北京西山曾因泉水丰沛，才有著名的八大水院。因为有水，古银杏才得以存活千年。300岁的古玉兰，堪称北京自然奇观。大觉寺内共有古树160株，除千年银杏、百年玉兰，还有古娑罗树，古松柏等。泉水，是众多古树的生命之源，更是水树相依大觉寺的生命之源。

今天，大觉寺因泉水断流，古树正一株又一株枯萎。八大水苑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河水断流、泉水消声匿迹。所以，人类对自己如果不加控制，北京的城市规模不加控制，继续盲目开发，以现在科技水准，用不了多久，不仅毁了祖宗留下的宝贝，恐怕就连自己也保不住。

行动起来，率先把北京建设成节水型城市

来源：自然之友

今年的世界环境日恰值上海举办世博会，我们迫切需要回答“城市怎样让生活更美好？”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北京的城市发展是否美好，最大的挑战在于这一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的。
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世界平均水平的1/30，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危机线。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急剧增加，北京的水资源危机已经显现，将成为北京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制约。

早在2005年，北京市就提出了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公众的节水意识和行为，直接影响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进程与效果。这次由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七成以上市民认为北京市水资源紧缺，同时，近七成市民认为北京市浪费水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洗浴行业、滑雪场、高尔夫球场等奢侈性水消费；认为水质污染严重和地下水超采是北京市水资源面临的主要问题。市民认为应通过节约水资源的方式解决水资源危机，建议推广利用中水，大多数市民赞成实行阶梯水价。

5月25日，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第二次向北京供水，由河北省石家庄市黄壁庄水库输出的水将于今天到达团城湖。然而，无论是从环境公平的角度，还是从北京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依靠调水支撑北京用水都是不可取的。节水胜于调水。北京市必须把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重心转移到节水上来，努力建设节水型城市。

今年是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编制之年，北京市正就规划征求市民意见。我们将把今天发布的调查结果作为市民意见送交相关部门，并向政府和社会呼吁：

一、充分认识北京水资源问题的严重性，确定水资源约束型的的发展模式。实行低水经济，采取切实措施，控制城市功能和产业规模的无序扩张。

二、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特别是要加强地下水资源的管理，将其提高到战略高度。严格控制超采地下水，并采取切实措施补充地下水。

三、根治北京的水污染，给市民一个清洁的河湖水系。加大污水处理力度，对达不到排放的机构采取关停闭转等断然措施，提高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

四、加大对北京水情的宣传力度，像公布空气污染指数那样公开水资源短缺和污染状况，强化全社会的危机意识。自然之友愿与政府配合，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五、完善地方法规，限制和杜绝奢侈型水消费；在阶梯式水价方案中补充规定，对最高用水量实行封顶，杜绝“有钱就可以随意消费水”的现象，

六、支持提高水资源价格，实施阶梯式水价；同时支持国家发改委推进水价成本公开化的改革。

七、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扩大中水使用范围，逐步普及中水使用；在城市道路、绿化等多方面，推广雨水利用技术，有效利用降水和洪水。

最后，援引一位学者的建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应当再加上“同一个行动”！北京要有未来。让我们为率先把北京建设成真正的节水型城市而共同努力！

自然之友

于2010年世界环境日

（报告会现场）

（报告会主席台）

（自然之友会长杨东平教授讲话 ）

附：调查结果要点

一、北京市民高度关注水资源紧缺问题

北京属资源型重度缺水地区，属 111个特贫水城市之一,是水库存水量全国下降最快的三个城市之一。受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委托，专业民意调查机构北京美兰德公司近期就北京水资源紧缺问题对北京803名市民进行了抽样调查。于6月4日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在北京华宝斋书院发布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1) 七成以上市民意识到北京市水资源紧缺。本次调查结果显示，37.7%的人认为北京市水资源“非常紧缺”，36.2%的人认为“比较紧缺”，两者合计达73.9%。 2) 市民最担心北京水源枯竭。面对北京市水资源紧缺和浪费水严重的困局，市民危机感强烈。本次调查结果显示，59.5%的居民担心水源枯竭，面临无水可用的局面。

3) 首都市民高度关注水质污染和地下水超采问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46.3%的市民认为北京市水资源最主要的问题是水质污染严重；其次32.0%的市民认为地下水严重超采。

4) 首都市民认为解决北京市水资源紧缺问题迫在眉睫。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56.7%的市民认为北京水资源紧缺问题“非常紧迫，需要全社会关注”，31.1%的居民认为“比较紧迫”，两者合计高达87.8%。

（调查报告封面）
二、北京市民强烈呼吁遏制用水大户浪费水现象

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也是一个严重费水的城市。特别是滑雪场、温泉度假村、洗浴中心、高尔夫球场等用水大户，用水量惊人。北京15家滑雪场仅一个冬天造雪用水达八九十万吨，相当于8000多户家庭一年的用水；洗浴中心人均每次消耗300-400升，是人均日消费水量的4倍左右；而高尔夫球场更是抽水机，北京38家标准高尔夫球场一年耗水量约为20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10个昆明湖。

调查结果显示：

5) 六成市民意识到用水大户是主要浪费水场所。调查结果显示，35.4%的市民认为北京浪费水现象非常严重，34.2%的市民认为比较严重，两者合计达69.6%。其中，60.4%的市民认为洗浴中心、洗车行、室内戏水项目、滑雪和高尔夫球场等用水大户浪费水严重，选择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选项。 6) 对于缺水费水现象，多数北京市民支持采取各种手段促大户节约用水。调查中，44.1%的市民认为应采用经济手段限制用水大户用水，用水越多，水价越高；35.9%的市民认为可通过推广节水技改和节水器具促大户节水；21.2%的市民希望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促节水；17.6%的市民建议出台规定严格控制北京市用水大户的数量。

三、北京市民期望大力推广中水

由于世界范围内淡水资源的匮乏，中水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从1980年开始研究中水利用，1983年制定了《建筑设计中水利用规范》，1990年北京开始试验性地建设中水管网。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用水量的加大，淡水资源进一步枯竭和被污染，中水利用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调查显示：

7）北京市中水管道铺设率很低。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仅有4.0%的居民家庭中铺设了中水管道，比例很低。

8）八成市民意识到中水不但可节水，还可节省开支。本次调查结果显示，80.0%的市民认为使用中水有利于节约水资源，另有20.0%的居民觉得使用中水可减少用水成本，使水价更便宜。

9）六成以上市民希望家里安装中水设施。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8.6%的市民“非常希望”家里安装中水管道，“比较希望”的占34.8%，两者合计达63.4%。 10）多数有车族愿意去中水洗车行洗车。调查中，58.0%的有车族表示，“若附近有使用中水的洗车行，肯定会优先选择”，另有14.4%的有车族表示“只要价格合适就会去”，两者合计达72.4%。

11）超过九成市民认为有必要在全市推广使用中水。本次调查结果显示，50.6%的市民认为“非常有必要”在全市推广中水，42.6%的市民认为“有必要”推广， 两者合计高达93.2%。觉得“没必要”推广的市民比例仅为2.0%。

四、多数北京市民支持阶梯型水价

为加大北京节水力度，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于2010年上半年在部分小区试点“阶梯水价”。

调查结果显示：

12) 大多数市民赞成实施阶梯水价。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无条件赞同”实施阶梯水价的市民占41.2%；“表示赞同，但希望设计合理定价层次”的市民比例为40.3%；两者合计高达81.5%。认为现在价格正合适没必要实施阶梯水价的只占4.1%。 13) 人均月定额5吨可为近九成的北京市民接受。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实施阶梯水价，34.8%的市民认为人均月定额用水量应在2吨及以下，认为3-5吨的占53.9%，两者合计达88.7%。认为6吨以上的仅占11.3%。

14) 北京市民对阶梯水价听证会都非常关心。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表示愿意参加阶梯水价听证会的市民高达53.0%，其中表示“非常愿意”参加的为17.9%，“比较愿意”参加的为35.1%。

口述：我家和北京马草河的故事

讲述者：李玉玲；整理：安河 王建; 来源：三峡探索

我出生在北京，中间出去过，后来又回到北京。89年我成家以后，单位分房分到这儿，在南三环外边，洋桥西马家堡西里，我在这儿住了九年多。你知道北京那句老话：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这里属南城，环境恶劣，虽然临近城区，但是脏、臭、破破烂烂。我们家的南边大约20米是凉水河的支流马草河。

我现在经常参加北京的“乐水行”的活动，怎么说也是爱河的吧？但是，说从懂事就梦想住在一条日夜奔涌的大河边，倒是从来没有过。后来阴错阳差把家安到了河边：一条臭河边，只盼着有一天能够治理好，让它不臭了。自从搬过来就听说要治理，一直治理、治理地没断过。

（马草河位置草图）

凉水河从菜户营到亦庄，它的源头在莲花池，首钢那边也有些水过来。马草河跟凉水河是从洋桥那儿分的。从我们马家堡看过去，是一条很自然的河，水在流，两岸是杂草。凉水河一直往东流到温榆河。原先就知道它一直特别臭，直到科学家带着我们走河之后，才知道凉水河，还有马草河，在北京，都属于排污河啊。

记得1989年搬来的时候是夏天，我们家的蚊子呀，用手一把就能抓到，一晚上30多只。记得当时家里装修，根本不敢开窗户。我虽然生在北京，但原先对北京的气候没怎么注意。到这时候才知道，原来北京白天刮北风，晚上刮南风。晚上南风一刮，住在凉水河南岸的人就苦了。北岸好一点，白天刮的是北风，有臭味，蚊子少。我家房子算是很好了，60多平方两个人住，两间房子都是朝阳的，厕所通透，可就是臭。我对气味敏感，有臭味无法入睡。我们家不敢开窗户，夏天也不能开——都是关着窗子闷着睡。到秋冬季节，味儿就没那么厉害了。主要是夏天，从五六月份开始到十月份之前。哎呀，那日子……。

(治理前的马草河)

下雨就更惨了，满院子全是水，用砖头搭着木板出门。新建的住宅区本有下水设施，盥洗室家家户户里都有，但是院子里的渗井比地面高，水流不进去。到后来，楼里的下水道也开始堵。居民反应了，迟迟不见来修，说有什么困难啊，然后就一直拖着。一楼的住户最倒霉，谁都不爱住一楼。到现在，那个旧小区地下管道也还没接上，下雨还是搭着板子跳着走。

河水水质恶化的最高峰是在90年代中——那个臭啊。当时家里没有空凋，到了晚上，大家都到外边乘凉：老头儿、老太太、年轻人，满院子坐的都是人。你说这凉怎么个乘法？北岸有花鸟鱼虫市场，有很多人在那摆摊，也有好些人在那乘凉，在那吃、在那喝、在那住。我们那栋楼，还有附近的小区，都是单位买下来分给职工的宿舍，有农机局的，技校的。天天伴着河里臭气，大家都活得挺苦挺艰难的，不过慢慢也适应了。第一批到那地方住的人大多是城里拆迁去的，据我观察，岁数大的比较多。我们关上门窗睡一觉，白天上班走了。老人呢，一年四季没日没夜，生活在那样的环境……这些人真是忍耐力比较强，没办法呀。老百姓是最苦的。

凉水河没改造的时候，两岸是土坡，自然河道。尤其马草河，是纯天然的河道。水量很大，黑乎乎的，河面上泛着泡沫，漂着垃圾、烂菜叶子、塑料袋……所有人们顺手扔进去的脏东西——它有多脏，常人不可想象。水看不见底。河道坡上长着乱七八糟的草。我们原来公司在亦庄，下班常打的回家。师傅问，家在哪儿呀？我说，你闻着最臭的地方就是了。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

后来我买了星河城的房子，比原先再往南一些。当初房子很便宜，5千块钱（一平米），人家说，这地方的房也能买？但我还是买了——因为这地方我们住了九年啊，心里有底，知道总有一天要变……。果然，到04、05年，建完北京南站，终于等到了：这一带全部清理。

现在去南站的那条路就经过凉水河，马草河也按照规划修成景观河了。所谓治理，就是彻底清挖。先把河底清干，清干净后，在河道内挖一条不宽的沟，在沟内埋了管道，然后铺了一些东西——不是硬衬，是碎石和砖块，没有水泥，只是在水闸那里用水泥。污水走污水管道，直送小红门污水处理厂。河道里面没有水，也就没臭味了。河边原来的土地，现在种上草，旁边再种上树，一片绿色。凉水河的两岸环境确实好了很多。现在地铁四号线走我们家，整个那一片房价一家伙就彪上来了：一平米卖到1.2万、1.3万，翻了一倍还多。所以，我觉得还是环境改造了以后，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治理后的马草河)

凉水河改造是当年北京56件大事之一：环保实事。再早以前也修整过，但是效果不大。我印象中有过两次。现在特好，真的好了，非常明显。改造之后，原先住在凉水河边小平房的人（到北京打工的）少了。人们不再往河里倒垃圾。垃圾都倒到小区的垃圾集中设施里。

地价飙升，人也迁来了。现在真的改善得非常不错。景观也好——毕竟有水了，一年四季都有水。水不大，但是去年因为奥运会放了一些水，水就比较大。沿途建了街心公园，就在300路环城汽车总站后边草桥一带，是三环线上的一站。

现在草马河中间弯弯曲曲的有点水，比凉水河里的水多一些，里面没有鱼。在北京，你四处看看，这样子就叫有水了，其它地方的河还叫河么？不是干得长满了草，就是死水。我们这条小河好歹还是自然流下来的。听人说，如果南水北调来了，凉水河也会有水。

现在人常说“环境意识”。原先，就说老百姓吧，有间自家房子就很好了，还讲究什么环境呀？像我们结婚的时候，20多岁，有间单独的两居室，已经好得不得了了。什么环境不环境，就看跟谁比，能忍就忍着呗。跟没房子比、跟挤在父母家里比好多了。所以就知足了。

因为住过臭河边，所以我们比较关注环保。开始我从“自然之友”的网站上了解一些关于环境的信息，后来知道有个“乐水行”活动，我就和儿子一起参加了。这就叫做：以前只有意识，现在有了组织。第一次走河是07年5月，一年走20到30次，北京的河我们差不多都走遍了，有的河走了不止一遍——这样下来，终于对北京的河有了整体的认识。我儿子是95年出生的，现在初二，功课太忙，就一个月跟我走一次。他有个好习惯，爱写文章。大伙儿就让他把看到的写出来，比如凉水河怎么改造的啊——总比参加那些什么班要好吧？

述评：

凉水河位于北京市南郊,历史上曾为永定河故道。金代时于看丹口与永定河相连，以永定河为源，并与金中都护城河相通。

永定河因多次发生大洪水，威胁京城安全，明代卢沟桥上游土堤改筑石堤；清代疏筑并举，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迫使下游河道西南移，凉水河源头随之变化，水源改为丰台区的水头庄，东南经大红门、旧宫至通州的马驹桥、在东行经高古庄、张家湾折向东南入北运河，全长约52.7公里，流域面积693平方公里。现在是北京市区的主要排水河道之一。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凉水河因恶臭在北京出名。80年代以前凉水河水中尚有各种水生生物存活，河流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自从凉水河接纳冶金、化工等多种工业废水和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污染极为严重，恰如文中所述。除可见污浊，河道底泥中含有大量化学污染物。

为解决城市防洪，中共建政60年来，曾对凉水河进行多次治理，而环境污染问题却始终没有进入决策者视野。自2002年以后，随着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污染企业的关闭、停产和迁出。对凉水河的环境改造，更引入了河流生态设计，如结合当地的自然人文条件,因势利导地疏导和蓄滞洪水,合理利用当地材料,保护节约自然资本,借助自然的生态过程和自净能力，实现河流生命系统的可持续性。在生态护岸设计中，尊重自然的水循环,软化河坡,促进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交换。而滞洪补枯、调节水位,有助于恢复河中动植物的生长,利用其自身功能净化水体。

不应讳言，凉水河治理真正的动力，离不开经济发展的考虑。随着亦庄经济开发区、丰台总部基地建设，凉水河水质污染已然对北京南部经济高增长造成威胁，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如周边房地产价格上不去，将直接影响北京的GDP。

附件：北京小学生日记2篇

考察凉水河

5月4日那天，我们从奶奶家回来，妈妈说带我去考察一条我们家附近的凉水河。我家就在凉水河下游很近的地方，最下游的地方还会跟一条叫马草河的河相交。

走到半路有一座桥，下面的水又脏又臭。这就是凉水河了。我们沿着河道往上游走了一段路，看见许多排水口，水面上有无数垃圾。越往下游走垃圾越多，水是深黄色的，最脏的地方甚至达到黑色，而上游的水是灰色的，有一些垃圾也不太明显。

我们走了一会儿，看到两边有许多小房子，我想：从排水口排出的，肯定是这些居民的生活污水。

到了菜户营，有一个岔路口，交叉地方又见两个很大的排水道，正冒着又脏又臭的黑水和白色泡沫，站在马路上都觉的很臭。那里是上游最臭的地方。往前走有一个水闸，水闸的那边是干净水。河里面有鱼有虾，有一些水草，岸边有在人捕鱼捉虾。

我们走到了一个河湖管理处，问传达室里一个爷爷凉水河怎么办。爷爷说：“治理以后，要往河里面放干净水。河底下也要修建一个管子，那个管子的直径有两米宽，以后的污水就会从管子里流向污水处理厂。”爷爷还说：“以后河里面有了干净水，还可以划船、养鱼。”我问妈妈：“可以不可以在水里种水草呢？”妈妈说：“不行，因为假如种上了水草，船划着划着，就会被绊到。不过，河里总会自动长出一些水草的！”爷爷还告诉了我们好多有关治理河水的方法。(2004年6月6日星期日)

凉水河开工

半年前，我曾经描述过凉水河：又脏又臭，脏到水都黑了——简直不能叫“水”了。如今，河湖管理处开始处理凉水河，大家都说修理完了就会干净、漂亮、清澈见底。这件事我挺感兴趣，就让爸爸带我去看。

到了凉水河。河水被抽进一个小小的槽，还有许多袋子堵着。岸上有成堆的鹅卵石，底下乱乱哄哄：卡车鸣笛，工人们用锤子敲打……我还看见推土机正在挖土，卡车将成吨的鹅卵石块砌成的“砖头”运下来。爸爸说这些“砖头”是用来砌河提的，以防泥土滑落下来。爸爸说河两岸还要种树，以防人们往河里扔垃圾。为什么人会往河里扔垃圾？方便顺手。有树就挡住了。但往下扔的垃圾挂在树上，谁去管它呢？河底下有一些管子。爸爸说这些管子是通污水处理厂。

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有一个地方凸起一大块，还有许多木板、钢筋和钢板。爸爸说，这里要建水闸吧？我们还听见工人叔叔说，要把铺好的河堤洒上水，再盖上一层布，防止它冻碎。工人叔叔说，明年5.1的时候，凉水河修理完毕。到那时，凉水河就变成一条美丽的河了。(2004年11月21日星期日)

(日记作者：全逸舟）

中国将在世界上最高的河流建大坝

作者： S.N.M. Abdi，Stephen Chen and Kristine Kwok 来源：南华早报（香港）

北京最近对新德里承认，中国将在与印度有争议的边界附近的雅鲁藏布江（Yarlung Zangbo River）上修建设水坝。

发源于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在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the Brahmaputra），流域内有数百万人口赖以生存。

在4月举行的一个闭门会议上，中国高级官员告诉来访的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S.M. Krishna），一个水电项目正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州的藏木（Zangmu）兴建，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报道说。

参与水电项目的内地专家证实，另有4个类似的水坝将在桑日县至加查县之间的雅鲁藏布江干流中游峡谷兴建，而藏木电站为规划5级电站的第4级（上游衔接街需电站，下游为加查电站）。这些梯级电站一旦完成，其发电能力将是庞大的三峡大坝的数倍。

大陆专家还说，根据初步计划，上述电站建成之后，其水力发电厂的电力将被卖给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如缅甸、泰国、孟加拉国、老挝和柬埔寨。而卖电获得的收入将被用来建设其它的水坝。

最终，由上述水坝发出的电将长途送往广东和香港，以满足广东省制造业快速增长的需要。目前中国“西电东送”主要依赖于云南和广西的电站。但这两个西部省份发展迅速，其工业化过程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电力。因此从长期来看，国家需要进一步向西部纵深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更多的发电站。

上面提到的初步计划还说：“雅鲁藏布江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要供电给广东和香港。这些地区的用电高峰恰恰是雅鲁藏布江的洪水季节。因此这将是一个理想的搭配。”

虽然北京计划在雅鲁藏布江上建大坝的说法流传多年，但这个月的会议是北京第一次正式向印度承认这个计划。

而新德里则担心，中国的水坝将影响印度的水供应，可能造成对喜马拉雅地区生态平衡的破坏。

印度东北部的州听到消息之后特别担忧，因为它们的农业和工业非常依赖雅鲁藏布江，或他们所称的布拉马普特拉河。

在世界上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上截流，可以让北京直接控制下游超过90,000平方公里的水供应。中国一直声称对这片土地拥有主权，但目前在印度控制之下。

中国官员告诉印度，北京并没有义务向新德里披露水电建设计划，但这样做是为了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也是为了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北京表示，建立水力发电厂并不会影响水流入印度。

根据今年2月份发表在学术期刊《四川水电》的一份报告，藏木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51万千瓦，多年平均年发电量约25亿千瓦时。该报告的作者为袁国栋（Yuan Guodong，音译），他的所在单位是武警水电部队。在内地，武警的职责包括大坝建设和采矿，特别是在战略敏感地区。

藏木大坝位于拉萨东南，其海拔高度达3,260米，该地区受频繁的极端天气的影响，因此普通建筑材料难以确保大坝的安全和稳定。为此中国将把发展航天事业的某些特殊技术应用于大坝建设。比如其水泥将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实验室提供，而从建设藏木大坝所取得的经验，将会用于在高海拔地区建设更大的水坝。

在雅鲁藏布江上筑坝的想法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但几乎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过，直到最近。即使在大陆数十年来疯狂建设大坝的热潮中，也没有涉及到雅鲁藏布江。而在邻近省份的四川和云南，水电站几乎是全面开花。

道路、足够的氧气、劳动力、设备以及技术等各个方面一直是在该地区进行水电建设的限制因素。

西藏的水电潜力达到17,640亿千瓦时（每年），但目前99%尚未开发。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总经理晏志勇（Yan Zhiyong）对《中国能源新闻》（China Energy News）表示，目前影响雅鲁藏布江建电站的所有障碍已经基本扫除。他说，中国面临建设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因此使得该项目具有了紧迫感。

晏指出，“西藏几乎是全国所有省份中水电潜力最大的地区，而将西藏的电力送往东部省份将大大缓解中国的能源短缺问题。”

不过晏同时强调，在雅鲁藏布江上筑坝的主要挑战一方面是该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则与本地藏人有关。

上海复旦大学专门研究中印关系的张桂红警告说，该项目将成为中印之间一个新的焦点问题。张说，“中国有权在自己的领土建设水坝，但如果该项目影响到河流下游的其它国家，中国就应该尽早通知有关各国政府，使他们能够做好准备。”

印度外交事务专家克里希南（Anant Krishnan）则表示，国际法允许中国建立水力发电站，只要所建项目没有大规模地调水或大幅度地改变河道。但他同时指出，中国肆意在其领土筑坝截流，很可能影响到与下游国家的关系。

“和泰国、老挝、越南以及柬埔寨对中国在云南澜沧-湄公河流域建坝感到不满一样，印度也对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修筑大坝深表不安，”克里希南说。

英文原文发表于2010年4月24日；由《三峡探索》中文编辑木兰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