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移民面临的挑战

作者：陈国阶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长江上游地区水电开发有着独特的优势。其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居全国之首，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大渡河、乌江、嘉陵江、雅詟江等主要江河干流上。其中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流域，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富集区，每平方公里可产电量达286万千瓦时，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倍，比号称世界水能资源密度最大的瑞士还高3.7倍。

1.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的几个特点

（1）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广，遍地开花。长江上游水能资源丰富、河流密布，大规模的水电站较多，中等规模的水电站是随处可见，小水电站遍地开花。雅安石棉县的小水河，是大渡河的一条支流，全长仅34公里，但已建成的和正在施工的水电站就多达17个。

目前长江上游的几条支流，乌江、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岷江、嘉陵江几条河流已建的、在建的、拟建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当初讨论三峡大坝时，所提出的替代性计划所涉及到的水电开发项目全部都要上马。各地方政府都以多修水电站为荣，不拘规模大小，鼓励私人投资，凡有小支流和溪沟的地方，只要有一股水，就可以修电站，从几个、几十个、几百个、或几千个千瓦的电站都有，谁修建谁拥有，旌旗展展，遍地开花。

（2）梯级套梯级，干流－支流－支支流，无河不梯级。从三峡工程开始，干流(川江、金沙江)梯级，支流嘉陵江、乌江、大渡河、雅砻江、岷江、青衣江都在搞梯级或规划筹建梯级，支流的支流也搞梯级，见表1、表2。金沙江干流大于15万千瓦的电站就规划12座，其中仅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四座总装机容量就达3850万千瓦；大渡河干流规划17级；岷江上游7级，而岷江的支流马边河也规划9级，岷江支流青衣江规划18级；雅砻江干流规划21级，雅砻江支流九龙河规划6级(5万～15万千瓦)，另一支流理塘河规划(5万～15万千瓦8级，15万千瓦以上3级)11级。嘉陵江干流及各支流、乌江干流及各支流也大致相似.

表1：长江上游梯级开发

河流 梯级

金沙江干流 21

大渡河 17

雅砻江 21

岷 江 7

嘉陵江 16（四川境内14）

乌江干流 10

注：汉江已建和在建水电站不下900座。

（3）特大、大、中、小、微齐上马。长江上游地区一方面有国家鼎力支持的特大、大型水电站，三峡水电站是目前世界上在建的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四川百万千万的电站仅有二摊1座，但在建3座，已做前期工作的达16座。一万千瓦以上、百万千瓦以下已建的电站47座，在建45座，已做前期工作的9座。小水电站和微小水电站更具有很大规模，因为资金要求不高，私人纷纷投资，导致小水电遍地开花。到2003年底，仅四川省已建成的装机容量小于0.5千瓦的农村水电站就达4290座，是农村和边远山区的主要电力。
2.长江上游水电移民特点

（1）数量巨大。到2005年末，仅重庆一市累计完成移民安置94.1万人。截止2005年底，仅四川省大中型水电水利工程已经移民93.4万、正在移民和将要移民的人数就达30万，共计120万左右。三峡工程百万移民，是举全国之力，依靠全国众多省、市、区共同努力分担的，而四川一省之力要完成这么多移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对各库区所在地来说，移民绝对数量虽然不是很大，但移民相对数量却很大，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如二滩水电站，移民总数虽然只有60600人，但却是盐边县总人口的32％；瀑布沟汉源县移民71547人，占汉源县人口的22％；向家坝移民71860人，占屏山县人口的28％。

（2）分散。长江上游受耕地资源的制约，移民安置点过于分散。水库工程多位于山区，山高坡陡，耕地所占比例低。水库建设占用低地良田，移民只得往更高的地方搬迁，海拔增加，气候条件变差，土地生产力降低。为了分得“口粮田”，移民安置点不得不“大分散小集中”。移民分散，导致基础设施不到位，供水供电压力大，道路不通，交通不畅，医疗卫生状况差，教育障碍大，信息落后，不利于产生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限制了移民产业的发展和移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高山峡谷区。长江上游各支流发源于第一阶梯，穿越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带，到达第二阶梯，多为峡谷型河流。金沙江奔腾于川藏间高山峡谷带内，干流总落差达3000多米，几乎占长江干流总落差的一半，最大流速每秒7米以上，是一条典型的峡谷型河流。大渡河总落差2788米，以乐山铜街子以下为下游，上中游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及四川盆地西缘山区，地势高耸，河流深切，水流湍急，两岸高山峻岭，峡谷众多。岷江发源于岷山杠岭和郎架岭，全河落差 3560米，都江堰以上为上游，穿行于茶坪山和邛崃山形成的峡谷中，落差2062米，河谷深切，河道平均比降8‰，山高坡陡，峡谷幽深。尤其从汶川县城向北，两岸山峰海拔大多在4500米，而岷江河谷海拔1500米左右，相对落差达到3000米以上。

雅砻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南麓，是典型峡谷河流，干流全长1637公里，总落差4420米，崖陡谷深，河床狭窄，弯多水急。天然落差非常集中，尤其是著名的锦屏大河湾河段，从锦屏一级至锦屏二级，直线距离仅17公里，天然落差高达310米。

特别是各支流、支支流上所建的水电站，多建在高山峡谷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方面，水库淹没缺失小，技术经济指标优越。但另一方面有高山峡谷区地质条件复杂，库区安全容易受到影响。如果建坝时考虑不周，会造成隐患，甚至可能诱发地震，地质上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难以避免，移民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另外，高山地区环境脆弱，容易引发生态问题，水土流失可能会加剧。

《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27日报道，处于瀑布沟电站库区的汉源县觉托村被安排迁移到九襄

区前域乡的一块荒坡上。当地人都不愿意搬过去。前域乡土地贫瘠，没有生产用水，饮用水都是临时引过来的。更糟的是，在这种与水平面倾斜30度的山坡上种田，生存难，安全无保障，类似的情况不少。

（4）少数民族。长江上游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西南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汇聚的地方，少数民族众多，主要少数民族有32个，人口达4400多万，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58%以上，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如溪洛渡库区主要涉及的雷波县和永善县。雷波县地处四川省西南边缘的横断山脉东段小凉山，全县总人口20.79万人，彝、苗、蒙、回等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52%，其中彝族人口达10.68万人。永善县位于云南省北部，是一个民族杂居县，总人口39.94万人，有10％的人口属彝族、苗族、回族。

锦屏一级电站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和木里县境内。盐源的先民为“笮”人，汉晋后期，许多民族经过起源县北来南往，部分定居盐源，便形成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目前有人口18.90万人，汉族人口13.73万人，占总人72.65%，有彝、藏、蒙、回、壮、白纳西等15种常住少数民族，其中又以彝族人口最多。木里县总人口12.45万，汉族人口仅有2.72人，只占总人口数的21.85%，居住着藏、彝、苗、蒙古等17种民族，藏族40312人，彝族人 34489人，苗族8371人，蒙古族8035人，纳西族4317人。

再看瀑布沟电站，该电站主要位于雅安市汉源和凉山州甘洛两县境内。汉源县位于四川省西南山区、雅安市南部，总人口34万余人，辖8个镇、32个乡，其中4 个彝族乡，1个藏族彝族乡，彝族人口占37%。甘洛县隶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县境内居住着彝、藏、苗等14种少数民族共计11833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7.1%，组成了民族大家庭，其中彝族占总人口的65.3%以上，是一个以彝族为主体的民族聚居县。二滩水电站大坝位于攀枝花市米易县与盐边县接壤处。米易县有汉、彝、回、傈僳等24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约占总人口87%，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县。盐边县，总人口数19.36万人，其中彝、蒙、苗、回、白、土、傣、纳西、傈僳等少数民族共计人口49153，占人口总数的25.39%。

（5）贫困。长江上游地区山地所占比例很大，很多地区气候条件不好，土地贫瘠，资源不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较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上游库区所在乡县，贫困县比例较高。上文中提到的几个库区所在的雷波、永善、盐源、木里、汉源、甘洛、米易与盐边八个县，就有雷波、永善、盐源、木里、甘洛五个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2005年，四川省人均GDP8114元，汉源县人均GDP4800元，木里县人均GDP2975元，盐源县人均GDP3056元，雷波县人均 GDP3638元，宁南县（白鹤滩水库库区）人均GDP5839元，均远远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

这些地区人民生活原本就很贫困，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二三产业所占比例较低，基本以第一产业为支撑。一旦水库修成，大量优质土地被淹，资源紧缺，会进一步加重贫困。2005年四川省第一产业比重为21.26%，汉源县为31.11%，木里县为46.03%，盐源县为44.75%，雷波县为42.63%，宁南县为43.13%。可以想象库区土地被淹之后，当地的第一产业会受到多么大的影响，但地处西部偏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当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不是想发展就发展得起来的，必须有党政扶持政策和经济支助，即使有政策和经济上的帮助，当地二、三产业的发展也需要一段时间的成长期。

3.移民面临的主要挑战

（1）土地资源严重短缺。长江上游地区，多处山区，土地资源本就不足，加之坡度较大、水土

流失严重、地质灾害发生频繁，近年来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使原来就短缺的土地资源情况变得严重。修建水库、电站，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势必更一步突显土地资源短缺的严重性。三峡库区，人均耕地仅0.86亩，而且不少是 25度以上的坡耕地，不宜耕种。二摊水电站，淹没耕地29545亩，占库周耕地的比重为18%；宝竹寺水电站淹没耕地31148.5亩，占库周耕地的比重 7.8%；瀑布沟水电站淹没土地44220亩，其中属于汉源县的耕地是38535亩，占汉源县耕地的10.5%。因此，为移民寻找新的土地资源，使之有立足生存之地，困难很大。

（2）生态系统更加脆弱。长江上游地区山地多平原少，地表破碎，地质灾害严重，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水电开发，进一步加剧了环境的脆弱性。水库蓄水淹没原始森林；涵洞引水使河床干涸；大规模工程建设破坏地表植被；新建城镇和道路系统分割与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原始生态系统改变，威胁多种生物的生存，甚至可能加剧物种灭绝。随着土地的减少，一方面单位土地承载的人口增加，给土地承载加大了压力；另一方面，土地资源不足，会导致移民在坡度较大、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段开荒种田，增加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例如金沙江和岷江流域属干热河谷地区，干旱缺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植物根系发育差，固土能力弱，水土流失严重，植被群落破坏容易，恢复难。

一旦水电建设破坏了原有生态系统，就会导致环境恶化加剧，恢复困难。某电力集团提出的发展目标是“装机一千五、流域统调度，沿江一条路、两岸共致富”，而有关专家对“沿江一条路”却充满了忧虑：光是基础建设工程就要大量破坏原本就生存艰难的植被，而且随着人员的大量涌入，工业化加剧，河谷两岸的生态将要遭受无法想象的破坏。

（3）宗教文化的敏感性更强。长江上游水电开发涉及到多个民族，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都不相同。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最悠久而又最普遍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文化载体。一些少数民族仍保持着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如藏传佛教育的深远影响。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特色的文化形式，如彝族的毕摩文化，纳西族的东印巴文化，白族的本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等等。移民过程中，许多宗教问题往往会形成局部地区的难点、焦点，对整个移民过程产生深远影响，成为民族冲突的起点。甚至有可能为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所得用，借机扩大纠纷，造成民族分裂。水电建设稍有不慎，就会牵连到民族团结的大方针。这为水电开发增添了很大的困难。

（4）移民区的开发难度更大。有人认为发展水电可以带动高耗能产业，认为有了电能就可以发展炼铝、铁合金、建材、电炉钢等工业。实际上，长江上游许多水库地处高山峡谷，既无配套的矿产资源，交通又不便，技术水平低，有电也是无米之炊；更何况在全国市场上，发展炼铝、炼钢、水泥、铁合金等有不少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加之，山区运输成本高，难以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在市场上无法与已有企业竞争，往往建成之日就是亏本之时。

（5）移民已开始进入维权阶段。随着人权运动的开展，人权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移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越来越了解移民所具有知情权保护、参与权保护、申诉权保护、监督权保护等维权保护。不可否认，维持意思识的深入普遍是一种社会良好发展的表现，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移民进入维权阶段会给水电开发带来的很大的挑战，增加水电开发的难度。水电开发不能再以首长意志为准、不能再由水电业主、开发商说了算，民众有自己的观念、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打算，移民搬迁不再是简单的拔萝卜，这对社会是有利的，但对移民工程却是严重挑战。

4、结论

综上所述，可见由于长江上游水电水利工程多，涉及的地区广，移民数量众，对处于边、偏、穷、少数民族人口多、地质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的移民地区带来巨大的挑战，若移民问题得不到良好解决，既可能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也不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换成有序开发长江上游的水电，但对移民应该有新的战略思维，加大对移民的投入和支持，维护移民区的生态安全，让移民能过上小康和全面小康的生活。

前所未有：中国终于承认三峡大坝是个巨大灾难

作者：Jane Macartney/Jamil Anderlini 来源：泰晤士报/金融时报




三峡大坝曾被中国誉为20世纪的建筑奇迹之一，但现在这个横跨浩荡长江的大坝却威胁成一个环境的灾难。近日，中共官员前所未有地承认并警告，如果不及时预防治理，三峡工程将会酿成一个巨大的生态灾难。

英国《泰晤士报》9月26日的文章指出，经过10多年的建造，中国在长江三峡地区建成了这个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把它作为结束长江流域百年洪水的最佳方式，并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提供能源。

然而，中国政府却不顾批评者所发出的这座大坝将是一个等待发生的生态灾难的警告。现在，同样是监督这座耗资130亿英镑工程的政府官员承认，三峡工程周边地区正付出沉重的、有着潜在灾难性的环境成本。建坝当初，曾有130万人游离失所，现在还要有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被迁移。

文章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在9月25日召开的研讨会上，共商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大计。他们表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




开闸放水的三峡大坝。（路透社）


《泰晤士报》说，这个政府论坛列举了三峡大坝所面临的一系列威胁，如土地短缺所引发的冲突，由于不合理的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尤其是大坝四周的侵蚀和山体滑坡。

中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啸风表示，对于三峡工程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以损失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汪啸风承认，三峡库区历来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人多地少矛盾突出，不合理的开发造成生态退化，水土流失加剧状况远未得到根本扭转。

汪啸风还透露，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解决三峡工程一些重大问题时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

《泰晤士报》指出，中国官方承认并以三峡大坝发出的警告，在时间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再过两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代表大会将在北京举行，而这次大会将会确定这个国家的未来政策并产生新一代领导人。

一名政治分析家指出，这是中共领导人胡锦涛让自己与三峡大坝保持更远距离的一种方式，一年前他没有参加三峡工程完工的庆祝仪式，这就强调着他的政府不想与三峡大坝扯上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9月26日的文章也指出，根据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代表的本届中国政府，已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列为中心任务。

政府官员曾指出，水力发电给环境带来的好处大于成本。如今，三峡大坝每年的发电量足以替代5000万吨热煤，减少了1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一些专家表示，中国今年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金融时报》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对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工程进行不同寻常的批评，可能具有某种政治动机。

国际专家和中国国内反对人士曾预言，这个全球最大的水坝将破坏生态环境。汪啸风的言论标志着，中国异乎寻常地承认，上述可怕预期可能变成现实。

苏伊士环境公司(Suez Environnement)首席执行官肖萨德(Jean-Louis Chaussade)表示，仅仅是为了保持三峡大坝运行，地方政府就面临着巨大而且越来越多的问题。他们警告，泥沙淤积增多可能会造成部分河段无法通航，这首先否认了建设三峡大坝的一个主要理由。最近几个月，肖萨德会见了多名地方政府官员。

企业任意向河流倾泻工业废水，在大坝初建时，江水淹没了许多有毒工厂，这都加大了三峡工程的问题。三峡工程导致130万居民被迫迁居。“中国别无选择。如果不减少水资源污染，经济增长就会停滞。”肖萨德表示。“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




三峡大坝风景。（资料图片）

一直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中国环保活动家戴晴对《泰晤士报》说，“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谈论这个问题，但我们的声音太微弱了。这个系统又不想听公民活动家和异议人士的声音。但现在，他们开始倾听了。”戴晴说，“政府知道它犯了一个错误。现在他们害怕他们无法阻止灾难将要发生，这会引发国内动乱。所以，他们想在麻烦出现前，先公布于众。”

在新华社的报导中，也少见地对三峡工程使用了“忧心忡忡”字眼。报导称，三峡工程的诸多生态环境隐患仍令中国各级政府和专家忧心忡忡。国土资源部专家、三峡库区地灾防治工作指挥部指挥长黄学斌指出，时常发生的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库区民众生命安全，滑坡入江后会造成涌浪灾害，浪高最高可达数十米，波及数十公里范围。

湖北、重庆政府负责人均表示，三峡工程蓄水后，支流水质恶化，部分出现“水华”现象，且发生范围、持续时间、发生频次明显增加。部分支流居民饮水源堪忧，特别是香溪河、大宁河、梅溪河等情况突出。今年丰度县因支流富营养化而发生５万人饮用水污染，小江浮萍、水葫芦疯长等问题。

清水下泄对长江中下游最险的荆江河段堤防的威胁也引起湖北省高度重视。副省长李春明说，近年来，荆江崩岸险情频次明显增多，崩岸长度明显增加。“据研究分析，今后长江河床将发生长距离的沿程冲刷和横向扩展，对河势控制和护岸工程带来较大影响，并引发新的崩岸。”




三峡大坝风景。（资料图片）


在新华社的报导中提到了《华尔街日报》8月29日发表的《三峡大坝之忧》文章，提出了“三峡大坝项目正面临着山体滑坡和水污染等始料未及的问题”，汪啸风则表示：“有些说法别有用心，但多数是出于对三峡工程的关心。我们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华尔街日报》早前指出，中国最引以为豪的建筑奇迹－－三峡大坝项目正面临着山体滑坡和水污染等始料未及的问题，从而使这个代表着中国改造大自然成果的项目遭到新的质疑。

三峡大坝主体工程一年前才竣工，大坝上游640公里的长江水域成为一个大水库。而如今有地质学家称，三峡大坝拦截水量的庞大重力已开始在好几个地点侵蚀长江陡峭的河岸。再加上水位波动频繁，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滑坡灾害，也使得像庙河这些大坝附近的地区的地质结构被破坏。庙河是一个距离三峡大坝上游16公里的村庄。当地官员担心，一旦整个山坡塌入水中，附近的居民将因此丧命，同时还会威胁到至关重要的长江水道运输。

文章强调说，危险因素还不止这些。中国的科学家称，大坝阻挡了淤泥流向下游，使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长江入海口收缩，海洋的咸水正在倒灌入内陆。世界自然基金会今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通过大坝的水流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对下游的防洪大堤造成破坏。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化肥残留物被不断排入大坝水库，导致巨型水藻生长泛滥，并威胁到下游的水供应。而水库水位的波动也被认为是湖南省农民所遭遇奇特鼠灾的根源。

文章分析说，从三峡大坝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这个正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国家急于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而另一方面，它为此努力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三峡项目的启用正逢国外生态学界对兴建大坝的做法重新进行审视之时，经济学界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此类耗资巨大的项目只有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下来。

由于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缺水问题，长江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正使得局势变得更紧迫。在全国各地，上百万吨未经处理的污水、工业废水和农药残留物将湖泊变成了藻类泛滥的污水池。据官方统计，中国半数以上的主要水道都受到污染，水中的鱼类正逐渐消亡，水也无法用于灌溉或是饮用。中国政府表示，现有超过3亿人(接近中国四分之一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

更糟糕的是，据新华社报导，中国 8.5万座水库中超过三分之一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今年春天，中国水利部一位副部长将水库比喻成会威胁到下游地区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定时炸弹”。 1975年，中国河南某个水坝垮塌事故酿成万人以上丧生的惨剧，而这件事直到最近才被公诸于众。

《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水问题的中心话题正是三峡项目，它是中国最大也是最壮观的水库。中国的新闻媒体已开始对三峡大坝存在的问题进行报导。虽然政府方面一直未对大坝和水库的问题公开表态，却已悄悄地制定了一套塌方事故早期预警机制，并支持对划定高危地区的研究。

中国正视三峡工程生态环境诸多问题

记者 江时强 李志晖 来源：新华社

中国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25日在武汉召开研讨会，共商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大计。他们表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

三峡工程历经15年建设，已接近尾声，今年首次错峰防洪，长江两岸安然度汛。工程每年发出的清洁水电相当于5000万吨原煤发电量，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亿吨。但是，自去年进入初始运行期以来，其对长达600公里库区的生态环境以及长江河道形态产生的影响，也逐步显现。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啸风透露，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国务院182次常务会议上，讨论解决三峡工程一些重大问题时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

针对今年8月2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文章《三峡大坝之忧》提出的“三峡大坝项目正面临着山体滑坡和水污染等始料未及的问题”，汪啸风说：“有些说法别有用心，但多数是出于对三峡工程的关心。我们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当初大家关心的国力问题、科技水平以及移民等问题，现在已逐步得到解决。但是，对于三峡工程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以损失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

汪啸风表示，三峡库区历来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人多地少矛盾突出，不合理的开发造成生态退化，水土流失加剧状况远未得到根本扭转。

近几年，中国已累计投入数百亿巨资进行水污染防治、地质灾害治理、植树造林、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恢复与建设，其中，关停并转1500多家搬迁工矿企业，兴建各级污水和垃圾处理厂70余座，库区地灾治理耗资120多亿元，地灾避让移民近7万人。

据每年公布的三峡工程生态环境监测，三峡工程施工区和移民安置区环境质量总体良好；三峡库区长江干流水质总体稳定，以优于三类水质为主；水库诱发地震维持低强度水平，无碍大坝安全。

但是，诸多生态环境隐患仍令中国各级政府和专家忧心忡忡。国土资源部专家、三峡库区地灾防治工作指挥部指挥长黄学斌指出，时常发生的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库区民众生命安全，滑坡入江后会造成涌浪灾害，浪高最高可达数十米，波及数十公里范围。

湖北、重庆政府负责人均表示，三峡工程蓄水后，支流水质恶化，部分出现“水华”现象，且发生范围、持续时间、发生频次明显增加。部分支流居民饮水源堪忧，特别是香溪河、大宁河、梅溪河等情况突出。今年丰度县因支流富营养化而发生5万人饮用水污染，小江浮萍、水葫芦疯长
等问题。

清水下泄对长江中下游最险的荆江河段堤防的威胁也引起湖北省高度重视。副省长李春明说，近年来，荆江崩岸险情频次明显增多，崩岸长度明显增加。“据研究分析，今后长江河床将发生长距离的沿程冲刷和横向扩展，对河势控制和护岸工程带来较大影响，并引发新的崩岸。”

针对这些问题，地方政府建议尽快打破专业和部门限制，制定三峡水库管理权威法规，编制库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黄学斌、曹文宣等专家也呼吁建立库区地灾防治长效机制，对已治理的项目进行有效的后期维护，坚决制止网箱养鱼这一导致水质富营养化的因素。

三峡办水库管理司司长柳地介绍，三峡办正在重庆、湖北、上海推进消落区治理、支流水环境治理、农村城镇截污、生物多样性等7个方面的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专项试点和生态环境监测系统效能评估，并已在集镇居民饮水安全、中华鲟保护、三峡特有植物保护等方面取得进展。

5个亿，只是冰山一角

作者：戴晴 来源：记者戴晴博客


新华社《每日电讯》最近揭出，三峡工程贪污、私分、挪用移民资金5亿元。应该说，其数额、其手段，其涉案的人数，并没有让人感到惊奇。令人稍有感觉的是，“喉舌”终于决定揭发这件事了。

记得某年春天，学生还没有上街，我们一批记者刚刚出版了那本反映了对三峡工程论争的《长江 长江》。当我来到三峡工程的鼓动者们正开会的京西宾馆给他们送书时，亲眼看见停在大楼前边院子里整整一长串簇新的、还没有启用的进口轿车。

其实，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有圈内的人告诉我们，“工程还没上，他们北京的住宅小楼已经盖起来了。”而当时反对上马的领袖人物之一，原国家经委副主任林华，正准备把一份调查资料交到监察机关——据他掌握的情况，工程还没获得批准，5个亿已经花掉了。林先生当时对我说的是：“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拼命把工程往上推了吧！上了，这5个亿淹没在上百上千个亿里，谁也看不出来。要是上不了，那就要彻底查查了。” 

凡是熟悉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作方式的人都知道，三峡工程是典型的“钓鱼”工程——先以“花小钱办大事”这种美梦，骗得除了豪情和口号什么也不懂、而且事情干砸了绝不会被追究的“老革命”的信赖，然后把上不上、下不下的烂摊子撂给他们，逼他们追加钱。

在1989年，金融专家本来已经算出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不会少于5900亿，到1992年逼迫人大通过时，楞是只说570亿。获得通过之后，立刻长到750亿，不过三年，又长到960亿和1200亿。到了1997年，内部已经承认6000亿元，与工程的反对派10年以前为他们作的计算接近。但目下北京的知情人却说：“没有10000亿绝对拿不下来，到时候看吧！”

这是一个多么肥的活儿呀！ 

移民经费占工程总投资的1/3，这在世界大坝建造史上，已经找不到先例，还不必说这1/3 的投资所面对的，是到今天也没有算清楚的庞大的移民人数。三峡工程当局开头的策略是，不管实际数目有多少，上报时，“绝对不能提100万，否则就是给反对上马的人送上一颗枪毙三峡工程的子弹。” 1992年获得人大通过的时候，报的就是72.55万人——虽然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1985年的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果然，获得通过之后，人数涨到了113万，目前有时候也说是120或130万。即使这已经缩小了的数字，也令世界上熟悉水坝工程的人吃惊——因为全世界的水坝工程，没有移民超过15万的。 
1949年以来，光是大、中型水坝，中国就已经修建了8万多座。在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体制下，一声命令、少得可怜的几块钱，几千万农民就“为了伟大的水利工程”背井离乡了。直到今天，在事情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仍然有数百万“已经获得安置”的水库移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三峡工程的移民官员夸口说，这回不同以往，因为他们将采用一个叫做“开发性移民”的新政策，即不把中央政府拨下来的移民款项简单地交到移民手中，而是由各级移民官员掌管，替他们在即将移往的地点造房子、建工厂、开田地，移民们就等着享现成吧。政策一出，有常识的人立刻提出警告：这么个干法，不是为贪污、强占、挪用大开方便之门吗？

果然，从工程开工到今天，新县城的“小人大会堂”建起来了，带游泳池的五星级宾馆建起来了，层层转包的“豆腐渣”工程坍塌了，而有“铁碗移民县长”之称的蔡军，上任不过两年就给打死在家里。 

已经查出的5亿元令世界震惊，但据我们这些十年来一直追踪观察、多少明白些内情的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三峡工程黑幕冰山之一角，实情远没有揭接出来。众所周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敢断言，披着“伟大的政治工程”之外衣，借用专制手段封杀不同意见，不但“保密教育”成为常课，其喉舌《三峡工程报》也已不再公开征订的这一工程，一定有一大堆见不得人的烂污。

在二滩和葛洲坝的电已经卖不出去、长江防洪已被证明不能依靠水库蓄水（三峡库容只有来洪1/10），移民上访请愿接连不断的当口，大举外债为三峡工程买回外国淘汰的水电装置的外事活动，正方兴未艾。 

通过这则报道，我们初步知道多少钱被贪被占了。但多少钱已经或将要被挥霍、被暗算、被浪费，或者被花出去破坏自然、压迫平民，最后导致中国的生态和社会灾难，就等最后算总帐吧。

云南如此调水能“洗清”什么？

作者：冯永锋

云南省又发布了他们的一个“七彩梦想”，继“滇东调水”方案之后，殆精竭虑地琢磨“滇中调水”方案。云南省政协9月11日召开滇中调水恳谈会，会上首次披露了《滇中调水工程建设规划》。

《规划》比选了金沙江龙盘引水方案、澜沧江黄登引水方案、奔子栏水源方案和分散水源方案。龙盘水电站位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龙蟠乡，上距石鼓镇44公里；黄登坝址位于兰坪县营盘镇；奔子栏水电站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境内金沙江干流上游河段，规划坝址距奔子栏镇20公里。《规划》断定，最优方案是“龙盘引水方案”，这个方案若一次性建成，多年平均引水量为34.2亿立方米，输水总干渠478公里，分干渠长210公里，工程总投资 490亿元。

有人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针对虎跳峡的阴谋”。如果你打开地图，你会发现，准备投资490亿元的所谓的“滇中调水”的最佳方案“金沙江龙盘引水方案”，其实就是过去的虎跳峡大坝方案的翻版。金沙江龙盘引水方案的水源地位于丽江市玉龙县龙蟠乡（与丽江拉市海仅一山之隔）境内，丽江虎跳峡景区就位于龙蟠乡境内，与龙蟠乡隔江相望的则是迪庆州虎跳峡镇。原虎跳峡水坝的拟建坝址就在龙蟠乡和虎跳峡镇的范围内。

如果“龙盘方案”得到实施，虎跳峡又一次陷入淹没区，又一次危急。

滇中是云南省重要的经济区，据说由于经济发展迅速，滇中地区严重缺水。据说这样的调水能够让1206万人受益，同时还可以对滇池水进行补充，进而洗清滇池的污染。

说到滇池治污，倒是提醒了我们。中国当前对重点湖泊的治理方式，都是“调水稀释”，杭州的西湖是美丽的，可有几个人知道她的美丽靠钱塘江水来“稀释”？太湖受污染是严重的，为什么今年只有无锡停了水？原因就是从长江引向太湖的水中，原来只稀释了上海、苏州的那一面，因此无锡人民也开始修渠，要把长江水引到身边；兰州人民成天把大量的污水直接排入黄河，可为了保证市南面某条臭水沟能够“还清”，想到的办法是抽黄河水来稀释。南水北调中线竣工后，每年要向北方输送93亿方左右的水，这样汉薄的水就少了三分之一，那么汉江下游怎么办？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引江济汉，也就是把长江的水引入汉江，另外一个办法是层层修水库，把水淤高，化河成湖，造成水多的假像，而丹江口水库下来的湖北第二个城市襄樊，至今没有污水处理厂。

污染治理真的有那么难吗？如果城市继续把污水直接排入自然界，如果不论是跨国企业还是本土企业都以超标排污为荣，如果大家都以谋取国家治污经费为目标，那么即使调再多的水，滇池也是不可救的。因此，奉劝云南人民，与其长距离调水，不如花巨资“洗水”，把用脏的水洗干
净，循环反复，比调水要可持续得多。

何况，长江哪有那么多水？这一调可就是几十亿方水啊。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亚洲水塔”里的诸多冰川已经融化殆尽，高原湿地一天天萎缩，长江和黄河都可能从源头断流，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想着从长江的上游调水，显然是要置长江于死地。

其实云南要“造水”不难，除了全力治污，努力把水还清之外，还有一个办法是提高其天然林覆盖率。都说湿地是“大地之肾”，那是西医的说法，是以肾在身体中的净化功能来比喻湿地对水的净化功能。其实，如果按照中医的说法，山才是大地之肾，因为“肾生水”，而能生水山，必然是天然的山，山上必须长满天然的树。

云南过去大量种植橡胶林，已经对生态和水土保持产生了极恶劣的负面作用，然而云南仍旧不知道吸取教训，近十年来，光云景林纸大种桉树还嫌不够，还一度想引进外资金光集团，种2000万亩以上的桉树；种桉树是为了造纸，拿宝贵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去换取可怜的纤维。现在，又想种麻疯树，这种俗称 “小桐子”的树，据说果实的含油率达40%，是上好的生物质能，是“绿色油田”。在“造纸运动”受阻之际，云南又想趁着环保的好时机，以环保的好名头，大面积推行“造油运动”。方法仍旧是“砍树种树”，大面积营造人工纯林。而这种大面积的人工纯林，必然挤占天然林的面积。山的造水能力来自于天然林，天然林少了，“生水能力”必然严重下滑。天上赐的甘霖，存不住，形成洪水，造成灾害；天然林少了，大地与天空的“水交流”不再积极和热烈，结果天空原本要滴落到这个地方的水，都跑到了其他地方。

因此，在国家新的退耕还林政策出台之际，云南省不想着如何结合这个政策，拿490亿元来做“生态水源涵养”，从自然界中强大的生水能力中“调水”，光想着跨时空的物理调水，如何谈得上对人民负责？对生态负责？在全国上下都以治污为环保的第一要务的时候，云南居然想着“引水冲污”，云南人民的能力与智慧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发明是抽水马桶，因为它鼓励人们拿上好的清水去冲走污物，因为它以为把污染转移给了其他地方，污染就会自动消失。云南的调水思想，不管其源头来自于什么地方，不管其动机是什么，不管是为了在虎跳峡建坝还是为了破坏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总之，需要多谋而后动，三思而后行，努力清一清耳朵，听一听生态学者的声音。

重庆酝酿三峡库区二次移民 230万人将搬迁

作者：吴红缨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一近周末，李银翔就在想他该不该回家。

李银翔是重庆市万州区城镇居民，妻子也是万州人。10年前，妻子作为三峡工程库区的移民曾经搬过一次家。

当时移民是“就地后靠”原则,水位抬高后淹了原来的家,就往后面的山上转移。所以李的老婆、孩子留在了万州。

那一年，李银翔已经在重庆主城区打了三年工。如今虽然事业略有小成，但每逢周末，他都要坐车颠簸3个多小时才能回家团聚。周一天蒙蒙亮又要从家出发，赶回主城区。

李的同事中有几十人来自三峡库区农村，时间长的已经干了有七八年，月薪1200元以上，在重庆算是不错的收入了，因此他们当中大多已经在主城买了房子，有的还接来了老婆小孩。

所以这几年，李银翔多次动过把家搬过来的念头。但他也有顾虑：“老婆在万州有工作，孩子也在那边读书，转过来成本太高，而且他们的户籍还是农民，也不想放弃那边的土地。”

现在，重庆市即将出台的《渝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也许将改变李银翔候鸟一样的命运。

重庆市政府正在酝酿一个重大计划——对三峡库区人口进行第二次大搬迁，让一部分库区农村人口迁移到主城区或万州市区。

这次搬迁的规模比10年前的三峡工程移民大一倍，达到230万人。

230万人大迁徙

8月21日，重庆市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对《渝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送审稿进行了审议。最终文本即将正式颁布。“最终文本在提交市政府通过后将正式颁布”，9月初，重庆市发改委发展规划处的人士告诉记者。

渝东北地区包括位于三峡库区的万州、奉节、忠县、丰都、巫山、巫溪、垫江、梁平、城口、开县、云阳这11个区县。

根据《规划》，从现在起到2020年，渝东北区域将累计转移人口230万人，向重庆主城和万州转移。

这是三峡库区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比第一次三峡移民数目还要多一倍——上一次的三峡工程移民在重庆地区动迁了113万人，历经十数年，目前已基本完成。

第二次移民迁出之后，渝东北地区的常住人口将下降到700万人。人口大量减少的三峡库区，将腾出广阔的空间进行生态保护，恢复森林，养护水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

随着人口减少和生态修复，三峡的旅游产业——碧绿的大宁河、精美的石宝寨，将给贫穷的库区带来财富。

目前这11个区县人均GDP都不到1000美元，全国人均GDP则是其5倍多，达4.3万元。

按照《规划》，这片被高山大河和万仞绝壁所阻隔的区域，人均GDP有望在2020年时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为何二度移民

三峡再移民，是基于库区脆弱的生态和高昂的发展成本。

上一轮三峡工程113万人的大移民，除了14万人为外迁移民外，其余绝大部分是像李银翔的妻子那般，“就地后靠”。

“但上百万移民‘就地后靠’搬到高处，对山地坡地进行开发，这会导致库区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重庆市政协农委主任张学良说。

重庆社科院农村所副主任陈悦是“再次开发性移民搬迁安置总体思路”课题组的成员。

陈和其同事们调研的结果是，三峡库区现在人口密度为302人每平方公里，是全国的2.1倍，同类地区的4-5倍，远远超过适度环境人口容量。库区人均占地不足1亩。人地矛盾给生态环境带来超负荷压力。

“库区人口居住太分散，有些城镇现居人口不到2000人，无法形成自己的经济循环，不能聚集效益”，陈悦说。库区的投资成本也很高，有的高速公路每公里成本达到1亿元。

看到如今库区农村只见老弱妇孺，青壮年都到主城或沿海打工了，比如李银翔那些同事，这些人即使在外已有居所，也不愿放弃土地，宁肯撂荒，或者转包他人。“这导致土地不能集约化利用，农业生产难有起色。”张学良说。

而且这些转移的劳动力由于没有真正脱离农村，最终绝大多数人都要返乡。“这对于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能力来说，仍然是一大负担。”张学良说。

针对这些问题，2005年12月，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上任当天，就赴库区的万州、巫溪、云阳进行调研。此后，经过相关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的论证，最终明确：将一部分库区人口转移出来。
“把人口移出来，资源利用率、集约程度、投资效益都会提高。”陈悦认为。 到底应该从库区搬迁多少人口，在论证时有过争议。

“起初根据城镇建设体系的一个标准来测算，14个库区沿岸的区县有人口1100万，按照承载力计算，需要转移的人口是480万人。” 陈悦介绍说，

“最后确定230万人这个数字，是在考虑了主城区核心23个区县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未来可接纳300万至400万人口，以及市计生委对库区未来人口增长率的测算，还有各个区县自己的估算，综合得出的结论。”重庆市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缪为解释说。

市场化转移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二百多万的人口如何转移？

曾有学者提出应像三峡工程移民一样，动用行政手段。西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三峡问题专家蓝勇就认为，“政府应采取强制措施将移民外迁，来解决人口与库区之间的矛盾，还可借机调整三峡地区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再次开发性移民搬迁安置总体思路》课题组对此也进行过思考。陈悦说，行政手段的外迁，一是成本高，二是迁入的移民由于生活习惯社会关系易造成回流，最主要的是会使他们形成一种依赖心理，其生活、就业积极性都会对政府造成压力。

“政府引导，市场选择，自愿转移”，因而成为三峡库区二次迁移的原则。 为此，重庆市政府制定了“一圈两翼”的转移思路，其思路是通过加快“一圈”的发展，发挥大城市辐射带动力，吸纳“两翼”，渝东南和渝东北剩余劳动力。

目前重庆已有意识地在制定一些策略。如确定“一圈”的园区或工业企业。再比如招聘库区的移民或农民工，可享受相应的奖励和税收优惠。

缪为则进一步解释说，此次移民在搬迁方式、实施主体和安置方式上都有别于三峡水库工程移民。它是以梯度转移、无土安置为主，以市场化为导向，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

“目的是实现其稳定居住，使农民工逐步变化为市民，并放弃农村的土地。”这种移民呈现梯度，“比如万州城市居民转移到库区，库区周边劳动力人口转移至万州，甚至到沿海。”

缪为透露，政府目前正着手将库区优秀的农民工或城镇居民，优先转移至主城，“如果他们都没能力在城市留下来，还有谁会呢？”

库区官员对人口转移政策表示赞同。经委副主任徐素环称，万州现在常住人口150万，户籍170万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吸纳30万的人口不是很大问题。

但这次人口大迁移，显然是个系统工程，徐素环表示，“政府应思考，这些人转了以后怎么办，放弃土地的农村五六十岁老年人，搬到城区，生活怎么解决？”

按照重庆市的对口支援政策，主城的经济开发区与高新园区今年要帮助解决万州区1万多劳动力的就业，实际并没有招齐，而按照该区与上海的协议，计划劳务输出3万人，实际也仅去了几千人，“能转移的都转移了”。 重庆以五百多亿的财政收入，如何满足建立这些制度所需开支？

有专家建议，目前政府对库区进行高成本的投资(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若能转向为其解决社保问题等基本保障的支出，差不多就可以抵消迁移成本，后一种财政支付方式可使这些移民长期稳定下来。

重庆一些地区还在试点土地换社保制度，以促使农民工放弃土地走向城市。其余如土地的流转制度、公共教育、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件件都棘手。但也只有这些制度得到完善，才能达到实施人口转移这一策略的初衷。

三峡移民，任重道远。张学良称，“整个转移过程会相当漫长，甚至要依靠库区下一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