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鉴强 来源：中外对话（Chinadialogue）
中国政府近日警告说，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工程可造成生态灾难。刘鉴强报道了中国对三峡问题的看法是如何转变的。
尽管三峡工程总公司的负责人把自己的工程褒奖为“中国人民1000年来最伟大的项目”，但这一届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想将这一荣耀桂冠戴在头上。新华社报道，上个月，中国一些高级官员和专家说，三峡工程存在环境问题，如不迅速采取行动，三峡大坝可能会酿成环境灾难。
虽然对三峡工程的争论和批评已有20年，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已明确呈现，但官方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这些问题，这次国务院三建委在20年后“突然”发现三峡可能带来环境灾难，表明中央政府将实事求是地正视三峡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努力解决之。
过去20年中，大部分中国民众心目中的三峡工程，是包裹在被“最伟大工程”之类宣传辞藻所吹出的绚丽肥皂泡中，要知道三峡工程的各种真实情况(并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并不容易，包括像我这样的记者。
2004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一周年的时候，我采访了91岁的防洪专家陆钦侃，陆钦侃是原三峡工程论证防洪专题组顾问，前水力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在两个星期之前，这位91岁的老人刚刚和36位专家学者给中央写信，建议三峡不要贸然蓄水至175米，以免水库库尾的重庆遭受严重淹没和淤积。我第一次知道三峡有可能给重庆港带来威胁。
国务院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成员、原交通部长江航道局总工程师荣天富一直在研究重庆港的问题。他也告诉我，三峡蓄水175米以后，由于泥沙淤积，重庆的九龙坡港和朝天门码头都会出现断航。
重庆市交通委计划处副处长李昌均在接受我电话采访时说，重庆港淤积，“现在正逐步变成现实。”九龙坡港区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水运联运港，对重庆和中国西南的货物运输至关重要。
但是，三峡总公司从来没有告诉过公众这一问题，尽管他们自己很清楚这一问题的严重。一位三峡员工告诉我，其前任总经理陆佑楣曾对重庆方面说过，三峡总公司可以出几个亿，把重庆的九龙坡港口搬到条件更好的寸滩。接受我采访时，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一位与三峡总公司熟悉的水利界人士说：“三峡总公司的想法是，我多蓄水，多发好多电，多赚好多亿，然后给你重庆几个亿挖淤。它是从企业角度来考虑问题。而重庆就不这样想了，如果泥沙淤积多了，河床抬高，洪水势必抬高，原来移民的高度不够，就需要二次移民。库尾淤掉，如果变成死港，那对重庆来说就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生存问题。”
78岁的地理学家金绍绸对我说：如果蓄水至175米，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再次出现的话，库尾将淤积数亿吨泥沙和卵石，中国最重要的内陆港口重庆港将成为死港。
但是，为了多发电多赚钱，三峡总公司不但一定要蓄水至175米，而且，他们告诉我，“越快越好!”
令我惊讶的并不仅仅是重庆港淤积问题。我在三峡大坝附近看到，三峡大坝已成为长江航运的瓶颈。许多大型船只并不能直接通过船阐，大型货车在坝前离船上岸，轰鸣着翻过大坝，再登上大坝那边的滚装船。三峡总公司一直宣传说，三峡水库将显著改善长江宜昌至重庆660公里的航道，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港。航道单向年通过能力可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运输成本可降低35－37%。但当重庆人满载货物，顺江而下，来到三峡大坝前，突然发现自己被三峡卡住了脖子。如果能幸运地顺利通过船闸，需要3小时20分钟。甚至有时需要几天几夜。2004年春节期间，满载生猪、柑橘、蔬菜的重庆货船在三峡船闸前滞留，结果农副产品变质，部分生猪居然饿死。
人们突然意识到，三峡船闸的通过能力不像预料的那样好。其5000万吨的设计年通过能力，远未达到，也从未有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港。
我采访完毕，按照与三峡总公司的约定——如果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我必须将完成的稿子给他们审阅——传给他们，看是否有笔误之处，然后坐船离开宜昌。当天夜里，他们不停来电，在此之前，我被他们称赞为最有职业道德的记者，因为我自己负担一切采访费用，包括机票和食宿。而大量的记者在采访三峡时，是由三峡总公司埋单。但现在三峡总公司的口气越来越强硬，越来越不友好。他们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上的错误，只是劝我为了“国家利益”，不要提重庆港淤积和航运瓶颈问题。当然，这不新鲜，许多公司总是用“国家利益”这一大帽子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后他们的宣传部门负责人亲自出马，和颜悦色地暗示我，批评三峡工程的某些专家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我不要站在他们一边。
我关掉了手机。我知道，有些类似的报道被枪毙在发表之前，好在我所在的报纸像我一样热爱事实，文章终于发表。就在一个星期后，我又到长江边的湖北利川采访，这一次出差与三峡毫无关系，但在一天夜里，4个中年男人敲开了我宾馆房间的门，递给我厚厚的控告材料，里面有数百个工人的签名，他们应该得到三峡移民补偿款，但是那数百万元被工厂的负责人侵吞了，因为三峡工程，这些工人变得一贫如洗。这让我知道，原来还有更多惊人的事实，隐藏在“伟大工程”的肥皂泡里。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几年这样的事实不断被披露，人们对三峡有更全面的认识，尽管有些人不停地否认、否认再否认，但事实不断以更雄辩的力量呈现出来：
三峡总公司说三峡大坝将给当地人民带来经济繁荣，但三峡总公司自己成立的旅游公司垄断了大坝旅游业务，令当地旅游公司陷入绝境。而且，三峡总公司要全国游客付出一大笔钱才能参观大坝，而这个大坝是全国人民出钱建的，并且至今仍在为这个大坝做贡献——在每月的电费中，都包括一笔“三峡建设基金”；
他们说三峡库区不会引发大的滑坡现象，三峡工程报告说，三峡库区库岸比较稳定，一共可能发生滑坡的地方只有 150处。等到三峡工程批准以后，说法很快变成了1500处。现在已有村民为此丧生；
三峡总公司原总经理陆佑楣在2004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三峡库区依旧是二类水质，可以饮用。但水质监测部门公布库区干流水质总体为三类，如果考虑大肠菌群，则为五类或劣五类。陆佑楣说：“可能我记错了。”然后说：“大肠菌群哪里都有，人肚子里都有。”
三峡工程得以进行的第一理由是防洪，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防洪能力远远低于其宣传口径；
需要搬迁的人口总是比预想的多，陆佑楣说，增加100万移民根本不可能，因为“三峡总移民才113万。”但《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9月份说，重庆市政府正在酝酿一个重大计划——对三峡库区人口进行第二次大搬迁，这次搬迁的规模比10年前的三峡工程移民大一倍，达到230万人。三峡再移民，是基于库区脆弱的生态和高昂的发展成本。上一轮三峡工程113万人的大移民，除了14万人为外迁移民外，其余绝大部分是“就地后靠”。“但上百万移民‘就地后靠’搬到高处，对山地坡地进行开发，这会导致库区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重庆市政协农委主任张学良说。
陆佑楣说，三峡外迁移民的生活很幸福，“回流现象是没有的。”但在云阳、奉节和巫山等地方，许多三峡库区外迁移民不得不返回家乡。他们在异乡并没有过上幸福生活。我一位记者朋友调查后说：“新峒村一组迁到江西的159人相继返回云阳的有130多人，在云阳县老县城观音阁一带破旧的房子里，曾经离散的村庄重新聚合到了一起。站在观音阁上，可以望到一片浩淼无际的水面，水的下方，是他们不可返回的故土。”
越来越多信息的披露，既有研究人员、公众与媒体的努力，更有中央政府对暴露这一问题的宽容。这一宽容基于中央领导对三峡工程全面而明智的看法，既看到利，也看到弊。2006年5月20日，中央领导没有参加三峡大坝全线浇筑完工的庆典，而在提到三峡问题时，温加宝总理一直强调解决好移民安置与环境污染问题。汪啸风说，温家宝总理今年早些时候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三峡大坝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
一系列的迹象表明，中国将从对三峡的压倒性赞美中清醒过来，更客观地对待三峡问题，这对中国人和三峡工程本身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刘鉴强，南方周末记者，07-08年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政府近日警告说，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工程可造成生态灾难。刘鉴强报道了中国对三峡问题的看法是如何转变的。
尽管三峡工程总公司的负责人把自己的工程褒奖为“中国人民1000年来最伟大的项目”，但这一届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想将这一荣耀桂冠戴在头上。新华社报道，上个月，中国一些高级官员和专家说，三峡工程存在环境问题，如不迅速采取行动，三峡大坝可能会酿成环境灾难。
虽然对三峡工程的争论和批评已有20年，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已明确呈现，但官方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这些问题，这次国务院三建委在20年后“突然”发现三峡可能带来环境灾难，表明中央政府将实事求是地正视三峡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努力解决之。
过去20年中，大部分中国民众心目中的三峡工程，是包裹在被“最伟大工程”之类宣传辞藻所吹出的绚丽肥皂泡中，要知道三峡工程的各种真实情况(并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并不容易，包括像我这样的记者。
2004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一周年的时候，我采访了91岁的防洪专家陆钦侃，陆钦侃是原三峡工程论证防洪专题组顾问，前水力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在两个星期之前，这位91岁的老人刚刚和36位专家学者给中央写信，建议三峡不要贸然蓄水至175米，以免水库库尾的重庆遭受严重淹没和淤积。我第一次知道三峡有可能给重庆港带来威胁。
国务院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成员、原交通部长江航道局总工程师荣天富一直在研究重庆港的问题。他也告诉我，三峡蓄水175米以后，由于泥沙淤积，重庆的九龙坡港和朝天门码头都会出现断航。
重庆市交通委计划处副处长李昌均在接受我电话采访时说，重庆港淤积，“现在正逐步变成现实。”九龙坡港区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水运联运港，对重庆和中国西南的货物运输至关重要。
但是，三峡总公司从来没有告诉过公众这一问题，尽管他们自己很清楚这一问题的严重。一位三峡员工告诉我，其前任总经理陆佑楣曾对重庆方面说过，三峡总公司可以出几个亿，把重庆的九龙坡港口搬到条件更好的寸滩。接受我采访时，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一位与三峡总公司熟悉的水利界人士说：“三峡总公司的想法是，我多蓄水，多发好多电，多赚好多亿，然后给你重庆几个亿挖淤。它是从企业角度来考虑问题。而重庆就不这样想了，如果泥沙淤积多了，河床抬高，洪水势必抬高，原来移民的高度不够，就需要二次移民。库尾淤掉，如果变成死港，那对重庆来说就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生存问题。”
78岁的地理学家金绍绸对我说：如果蓄水至175米，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再次出现的话，库尾将淤积数亿吨泥沙和卵石，中国最重要的内陆港口重庆港将成为死港。
但是，为了多发电多赚钱，三峡总公司不但一定要蓄水至175米，而且，他们告诉我，“越快越好!”
令我惊讶的并不仅仅是重庆港淤积问题。我在三峡大坝附近看到，三峡大坝已成为长江航运的瓶颈。许多大型船只并不能直接通过船阐，大型货车在坝前离船上岸，轰鸣着翻过大坝，再登上大坝那边的滚装船。三峡总公司一直宣传说，三峡水库将显著改善长江宜昌至重庆660公里的航道，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港。航道单向年通过能力可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运输成本可降低35－37%。但当重庆人满载货物，顺江而下，来到三峡大坝前，突然发现自己被三峡卡住了脖子。如果能幸运地顺利通过船闸，需要3小时20分钟。甚至有时需要几天几夜。2004年春节期间，满载生猪、柑橘、蔬菜的重庆货船在三峡船闸前滞留，结果农副产品变质，部分生猪居然饿死。
人们突然意识到，三峡船闸的通过能力不像预料的那样好。其5000万吨的设计年通过能力，远未达到，也从未有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港。
我采访完毕，按照与三峡总公司的约定——如果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我必须将完成的稿子给他们审阅——传给他们，看是否有笔误之处，然后坐船离开宜昌。当天夜里，他们不停来电，在此之前，我被他们称赞为最有职业道德的记者，因为我自己负担一切采访费用，包括机票和食宿。而大量的记者在采访三峡时，是由三峡总公司埋单。但现在三峡总公司的口气越来越强硬，越来越不友好。他们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上的错误，只是劝我为了“国家利益”，不要提重庆港淤积和航运瓶颈问题。当然，这不新鲜，许多公司总是用“国家利益”这一大帽子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后他们的宣传部门负责人亲自出马，和颜悦色地暗示我，批评三峡工程的某些专家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我不要站在他们一边。
我关掉了手机。我知道，有些类似的报道被枪毙在发表之前，好在我所在的报纸像我一样热爱事实，文章终于发表。就在一个星期后，我又到长江边的湖北利川采访，这一次出差与三峡毫无关系，但在一天夜里，4个中年男人敲开了我宾馆房间的门，递给我厚厚的控告材料，里面有数百个工人的签名，他们应该得到三峡移民补偿款，但是那数百万元被工厂的负责人侵吞了，因为三峡工程，这些工人变得一贫如洗。这让我知道，原来还有更多惊人的事实，隐藏在“伟大工程”的肥皂泡里。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几年这样的事实不断被披露，人们对三峡有更全面的认识，尽管有些人不停地否认、否认再否认，但事实不断以更雄辩的力量呈现出来：
三峡总公司说三峡大坝将给当地人民带来经济繁荣，但三峡总公司自己成立的旅游公司垄断了大坝旅游业务，令当地旅游公司陷入绝境。而且，三峡总公司要全国游客付出一大笔钱才能参观大坝，而这个大坝是全国人民出钱建的，并且至今仍在为这个大坝做贡献——在每月的电费中，都包括一笔“三峡建设基金”；
他们说三峡库区不会引发大的滑坡现象，三峡工程报告说，三峡库区库岸比较稳定，一共可能发生滑坡的地方只有 150处。等到三峡工程批准以后，说法很快变成了1500处。现在已有村民为此丧生；
三峡总公司原总经理陆佑楣在2004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三峡库区依旧是二类水质，可以饮用。但水质监测部门公布库区干流水质总体为三类，如果考虑大肠菌群，则为五类或劣五类。陆佑楣说：“可能我记错了。”然后说：“大肠菌群哪里都有，人肚子里都有。”
三峡工程得以进行的第一理由是防洪，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防洪能力远远低于其宣传口径；
需要搬迁的人口总是比预想的多，陆佑楣说，增加100万移民根本不可能，因为“三峡总移民才113万。”但《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9月份说，重庆市政府正在酝酿一个重大计划——对三峡库区人口进行第二次大搬迁，这次搬迁的规模比10年前的三峡工程移民大一倍，达到230万人。三峡再移民，是基于库区脆弱的生态和高昂的发展成本。上一轮三峡工程113万人的大移民，除了14万人为外迁移民外，其余绝大部分是“就地后靠”。“但上百万移民‘就地后靠’搬到高处，对山地坡地进行开发，这会导致库区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重庆市政协农委主任张学良说。
陆佑楣说，三峡外迁移民的生活很幸福，“回流现象是没有的。”但在云阳、奉节和巫山等地方，许多三峡库区外迁移民不得不返回家乡。他们在异乡并没有过上幸福生活。我一位记者朋友调查后说：“新峒村一组迁到江西的159人相继返回云阳的有130多人，在云阳县老县城观音阁一带破旧的房子里，曾经离散的村庄重新聚合到了一起。站在观音阁上，可以望到一片浩淼无际的水面，水的下方，是他们不可返回的故土。”
越来越多信息的披露，既有研究人员、公众与媒体的努力，更有中央政府对暴露这一问题的宽容。这一宽容基于中央领导对三峡工程全面而明智的看法，既看到利，也看到弊。2006年5月20日，中央领导没有参加三峡大坝全线浇筑完工的庆典，而在提到三峡问题时，温加宝总理一直强调解决好移民安置与环境污染问题。汪啸风说，温家宝总理今年早些时候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三峡大坝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
一系列的迹象表明，中国将从对三峡的压倒性赞美中清醒过来，更客观地对待三峡问题，这对中国人和三峡工程本身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刘鉴强，南方周末记者，07-08年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