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河流的故乡

记者：孙纯霞 来源： 新京报

从三江源十年变迁看中国江河的保护困境

　　有外国朋友说，在你们的怒江两岸还有文化、还有民族，在我们美国，我们的江全都开发了，却没有留下当时开发以前的文化，你们现在真的应该珍惜。

　　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这个调查是从去年的春天开始的，因为我在2006年的冬天曾经到中国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去，叫木格措，也就是康定情歌的所在地，当时我采访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那个地方很漂亮，我问他，你小的时候这个地方和现在有什么变化吗？他说我小的时候什么样现在也什么样。当时我们有 12个记者，12个记者跟这位老人的回答截然不同。

　　现在我做的小小的调查是，在座的各位，小的时候家乡的河和现在一样的请举手（两个），小时候的河和现在不一样的、脏了的，请举手（很多），这就是我今天讲江河的原因。从去年到现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每一次调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曾经被人问到，你这么关注环境，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自己在北京生，在北京长，50多年了，我希望北京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够恢复到我小时候的清水、蓝天、白云。今天北京又没有单双号限行了，有人问，没有单双号之分的北京还有蓝天吗？这不仅是领导说了算，其实和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密切相关。我们自己打肥皂的时候水龙头是关着的吗？我们用电的时候想到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而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了吗？

　　接下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因为我十年来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江河，这十年来江河到底有哪些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开始下面的照片旅行。

　　长江：江源冰川迅速融化

　　沱沱河是长江正源，1998年我在沱沱河拍到沱沱河大桥，我去的时候是一江大水，今年7月份我去的时候，在我拍一江大水的地方，现在黄沙已经覆盖了河床。

1998年的三江源地区

　　有人说，全世界的水价将在十年内和油价持平，现在全世界有40%的人口是居住在250条河流的源头附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住在河源的人们和下游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很多国际上的事件。在未来水更加短缺的情况下，我们将会面临什么？这是从国际上、从整个地球村的角度讲，从我们中国自己的角度讲，全球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是，现在黄河的水只是40年前的10%，我们很多的冰川现在正在大面积地融化，这是全球气候对我们的影响。

2008年的三江源地区

　　在2007年联合国有关气象的一次大会上，90%的人开始承认，全球气候变化是因为人为的、过度的使用资源而产生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困扰我们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些水资源的污染。2007年夏天，潘岳撰文写道，被中国先民列为四大母亲河的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几乎所有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9个大湖，7个的水质已是五类以下”。

1998年的沱沱河大桥，水域广阔。

　　今天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冰川融化。江源现在有冰川627条，它的水系占整个长江的47.1%，占流域的面积是61.6%，长江的补水有25% 都来自冰川。人民网上今年给我们介绍，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从1990年到2004年，增温率为每10年1.1摄氏度。冰川直接受气温的影响，这些气温的升高意味着冰川融化的可能性，近40年来我国冰川面积已经缩小了3790平方公里，预计到2050年还可能再减少27.2％。

2008年的沱沱河大桥，沙丘遍地。

　　我是1998年和中国第一支女子漂流队进入到长江源，跟三年前相比，在同一个地方，都是9月份，我拍到的有非常大的区别。去年春节一位叫杨勇的地质学家再次走到长江源回来后，他告诉我，曾拍到的这个像冰川博物馆的冰川已经完全消失了。本来江源应该是高原草甸，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长征时，这样的草地过得很艰难。其实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湿地里走，哪怕是有一点点草皮踩上去都不会陷下去，1998年我去的时候像这样的草甸已经很少了，沙漠很多。晚上我们露营野炊的时候，给我们驮行李的牦牛只有靠啃地皮来充饥。

　　黄河：干旱也是一种灾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自古以来也被人们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河源间的星宿海是黄河流经两山夹峙间的开阔川地，没有波浪、没有涛声，是人迹罕至的草滩上的水泡子，娴静如处子，大小不一，星罗棋布，一到晚上月光泄地，星光闪烁之下，这草滩上的水泡子也恍着群星，星宿海由此得名。然而我去年去的时候发现，星宿海正在消失，已经被荒漠越来越多地覆盖。

　　玛多县是万里黄河流经的第一县，是黄河源头地区一个纯牧业县。素以拥有４０７７个大小湖泊而有“千湖之县”的美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县牧民的年人均收入曾连续3年高居全国首位。如今，全县牲畜仅有２５万多头（只），人均收入仅１６８８.１６元。玛多县副县长牛龙蛟说，１９７５年他刚来玛多工作的时候，湖泊随处可见。过去，每年县上的重要工作是抗雪灾保畜，现在看来干旱也是一种灾难，一种比雪灾更严重的灾难。

　　40多年来，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总体上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其中黄河源区升幅最大，上升的速率可达每10年0.42℃。长江源沱沱河镇居民对气候变暖也感觉明显，根据沱沱河气象站的资料，2001年7月，当地的平均气温为9.1℃，而到2006年7月，平均气温则升高到 10.3℃。天气热了起来，人们惊奇地发现，镇上的姑娘竟然穿起了裙子，此前这一直被认为是夏季平原才有的风景。

　　江源已经开始沙化：澜沧江

　　澜沧江是一条国际河流，流出国境称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在越南南部入南海。澜沧江现在还是非常原始的，它的源头在哪儿现在还有争论。我们听说过马可·波罗的游记，他当年在元朝当了17年官，曾经17次去澜沧江，他试图找到澜沧江的源头，但是都没有找到。我们熟悉的徐霞客写过《江源考》，里面有长江、黄河，就是没有澜沧江，他追求的是要有确凿的数据才可以写。

　　在1999年6月份，中科院的科学家确认了青海省的扎多县是澜沧江的源头，但是当我们看到澜沧江的源头的时候，发现在它的江源已经开始沙化。今年4月份，我在离大理不到1小时的地方拍到的澜沧江，已经没有水了。

　　再说汉江，汉江发源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于湖北武汉注入长江。我们北京人马上就要享受到的南水北调运来的水就是从汉江来的。前两年襄樊的宣传部长叫我们一定把水位下降的照片（见上图）放给北京的市民看看，现在襄樊的水位也在下降。这个宣传部长告诉我，你把这个照片放给北京市民看的时候，能不能告诉他们，当你们将来打开水龙头的时候能否手下留情。

　　还有渭河，渭河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渭河流域一直是我们中国粮食的重要产地之一。在渭源县，我上世纪90年代去那儿采访的时候是一江大水，但是现在河床里已经是芳草萋萋。我问当地的县长渭河为什么会成这样，他说这是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可是我采访当地一个老人，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以前三个人可以抱住的树都已经被砍了。

　　我们现在说要开发西部，西部是什么？中华民族的母亲在西部，西部是江河源，是水土源、民族源、文化源。

　　挖沙：人为干扰自然现象严重

　　目前，人为干扰自然的现象非常严重。在江源挖沙，是违法的，因为挖沙是要经过国家的资质认证的，但问当地人为什么挖沙，他们说，你们都住了高楼大厦，我们也要住房子。

　　现在我们北京有32个高尔夫球场，其中有6个建在永定河的河床上面。2006年10月28日，当时北京已经有4个月没有下过雨和雪，可是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有人用水在浇地，他说是在浇高尔夫球场的草皮，冬天也要浇，我们说这些水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100米以下打井水来浇灌的。为了娱乐，真的需要从 100米以下打水来浇灌吗？

　　挖沙也好，人为干扰也好，1998年的大水后，我们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定不许砍伐天然林，但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也留下了印迹。香格里拉，那里是世外桃源，曾经在十八九世纪的时候，一些西方的植物学家把高山杜鹃带到他们国内，培育得非常好。可是在这里高山杜鹃却被砍伐，导致土质结构松软，泥石流频频发生。

　　我碰到一个砍柴人，他说早上七点就出家门了，天黑了才能回家，要翻两座大山，他背的是高山杜鹃，他们吃土豆要烤，没有烧的东西，所以只好去砍杜鹃。

　　我真的很想问，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怎么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什么是幸福？

　　污染：河流湖泊被生活用水污染

　　我在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拍到一个树牌，我在国外经常看到这样的牌子，写的是“这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可是我拍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发现，上面写的是“它是什么科、什么属、什么木，木材坚硬细致，可做火车厢、家具和建筑材料”。

　　森林到哪儿去了？２０世纪初，四川森林覆盖率在４０%－５０％间，直至１９５３年还有３４％左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仍有２５％。１９５８年后掠夺式的砍伐，致使６０年代四川森林覆盖率曾下降到９％。虽经近年来的努力，四川森林覆盖率已上升到１３．３％，但这一覆盖率包含了大量的次生林、幼林和灌丛，天然原始林只有在边远地区的河谷或山顶上才少量残存。

　　有人说现在又种了很多树，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人为种的这些树和大自然里自我恢复、自我生长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去机场，到北京机场的高速路旁边的小树林，你们看看它们的地下什么都没有，科学家管它们叫“绿色荒漠”。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一块草坪，一块绿地，一片森林，它是一个立体发展的。在青藏高原生态已经很脆弱的地方，科学家告诉我们，即使那样的地方，一平方米也有几十种上百种的生物。我们只知道种下一棵松树、杨树就觉得是绿化了，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生物多样性，这是我们江河需要的，气候需要的。

　　还有江河湖泊的污染。据《中国信息报》报道，中国仅一年的生活污水就有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2006年各类新闻媒体就报道了包括太湖、滇池、巢湖、莫愁湖等各大河流湖泊已被生活用水所污染。

　　怎么办：留住仅有的两条江

　　刚才说了很多的问题，怎么办？

　　其实我们这两年更关注的是水电站的问题。我们中国现在的大江大河只有两条没有被截断，没有水电站。2003年10月25日，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NGO代表发起了“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河———怒江”的签名活动。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联合签名。这份签名被媒体广泛转载。

　　我们为什么强烈地呼吁要留住我们最后的自然流淌的仅有的两条江，一个是怒江，一个是雅鲁藏布江？是因为，我们难道就不给后人留下一些没有开发的大自然的江？

　　我们拍到，黄河上的三门峡水电站建成以后，后面的宝鸡峡在雨季都没有水；我在陕西的华县拍到，渭河上有个桥上桥，下面的桥已经快埋在泥沙里了，这就是大坝建成以后，水流过去了，沙子就被拦在了另一边。这个地方的河成了悬河，稍微有一点水就会泛滥，就会溢出来。溢上来以后，桥也会被淹没，于是人们在桥上继续架桥。

　　很多人说我们是反坝派，其实我们不是简单的反坝，第一，我们呼吁的是公众参与，所有利益相关群体应该受到利益的保护；第二，我们建坝不应该建在地震断裂带上，应该同样关注两岸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

　　我们现在说要开发西部，西部是什么？中华民族的母亲在西部，西部是江河源，是水土源、民族源、文化源。我们中华文化的很多底蕴都在西部，所以有人说中华民族的母亲在西部。我在怒江采访的时候，一个傈僳族的小伙子告诉我，我们搬迁以后，我们祖先留传至今的文化习俗就会消失，难道以后只有填表的时候填傈僳族，才能证明我们是傈僳族吗？

　　有外国朋友说，在你们的怒江两岸还有文化、还有民族，在我们美国，我们的江全都开发了，却没有留下当时开发以前的文化，你们现在真的应该珍惜。

　　让我们一起为大自然的本色做点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吧。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汪永晨提供

三峡工程蓄水带来系列难题渐显

作者：邓海 来源：财经网

现已暂停抬升水位，决定是否继续蓄水的各项检测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自9月28日零点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56米后，三峡水库现已暂停抬升水位，决定是否继续蓄水的各项检测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蓄水所带来的系列问题逐步显现。

按照2008年三峡库区蓄水计划安排，今年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先将水库水位从约145米的起蓄水位缓慢抬升至目前的156米，再根据实际蓄水情况，并经国务院审批后进一步提高水位。

据有关专家统计，在三峡工程蓄水达到175米之后，将形成一个长600多公里、最宽处超过2公里的大湖泊。而随着每年水位夏冬两季在145米至 175米之间的涨落，在三峡水库库岸将形成一个宽30米左右的消落带，面积在40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重庆段消落带约占整个三峡水库消落带总面积的 85%。

2006年3月，重庆市发改委组织专家评审通过了《三峡水库重庆消落区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报告，该报告总结称，水位抬升后，三峡库区消落带将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威胁，包括珍稀、特有生物的濒危与消亡；景观类似荒漠化；水库水质污染及支流河口区水体富营养化；库岸地质灾害加剧和库岸失稳再造；库岸城乡居民与移民生存环境和景区旅游环境恶化；容易引发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

对于三峡水库在大幅抬升水位后可能引起的问题，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整个三峡重庆库区尚未出现因蓄水引发的地质灾害。但他同时也指出，库区自然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引发寄生虫疫病的流行；而在水位上升期，三峡库区水流速度也将因此而有所减缓，导致河沙淤积，水自净能力降低，两岸污染浓度加大。

目前，重庆已在三峡库区全面开展预防性监测，将对库区出血热、乙脑等自然疫源性疾病，霍乱、肝炎等传染病，吸血虫病以及居民饮用水进行监控；对小孩等高危人群进行疫苗接种；在库区淹没线以下进行灭鼠活动，并制定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鼠疫监测预案。

消落带的局部低洼地方，因排水不净，还可能形成零星的小面积死水塘。特别是三峡水库冬、夏两季年年蓄退水位，上年沉淀在消落带内的污染物易滋生蚊蝇，而等到第二年水位抬升时，则将影响到水库水质，如此循环往复，对环境的破坏自然是不言而喻。

周波告诉《财经》记者，截至2008年9月底，重庆已投入2.4亿元，用于消落带的综合整治和相关工程的前期工作。目前开县前置坝和奉节胡家坝的消落带整治项目已经开工，耐淹植物研究及试种已经开始，涪陵坪西坝孤岛，巴南桃花岛整治项目已经纳入国务院的试点示范项目，万州城区、武隆县等地消落带的保护工程已通过了市级审核验收。

周波表示，接下来，重庆将组织卫生、环保、地质等部门，针对不同地区的消落带的特点，展开公共卫生方面的对应性策略研究，对三峡库区及其消落带的环境监测力度也将加强。

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前途未明的三峡大坝

作者：理查德·斯通 （Richard Stone）来源：英文《科学》杂志

（发自中国宜昌）长江，这条亚洲最长的河流，长期以来它浑浊的河水为两岸成百上千万的人民提供了丰富的鱼类，其中包括当地人尤其钟爱的鲤科鱼类。但是如今长江上的捕鱼量还不到５年前的一半。随着世界上最大的三峡大坝的完工，长江上的渔业前景更不容乐观。

长江里有四种主要的鲤科鱼类：胖头鱼，青鱼，草鱼与白鲢，当夏季丰沛的雨水造成江水上涨时，它们就开始产卵。“它们需要这种水位的变化作为刺激，” 位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生态学家刘焕章（Liu Huanzhang）说。但是从2003年开始蓄水的三峡水库形成了一座660公里长的蜿蜒曲折的大湖，微妙地改变了大坝下游水位的季节性变化。水生生物研究所最近的调查发现，大坝下游的鲤科鱼类卵及幼鱼数量锐减。“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刘说。

鲤科鱼类不是长江中惟一受到威胁的物种。水生生物研究所曾发现，渔民捕捉一切能捕捉的带鳍和鳃的东西，包括那些最小的小鱼，用来作为养殖鲶鱼或桂鱼的饵料。在产卵期，中央政府每年在长江禁渔3个月，但是因为长江的大量河段都面临渔业资源枯竭的危险，中国的资深生态学家之一、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曹文宣（Cao Wenxuan），上个月公开呼吁在整个长江实行10年的禁渔。

工业污水、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繁忙的水上交通等其他不利因素也都影响着长江中的生命，而因为今年年底将实现满负荷运行的三峡大坝极大地改变了长江中游的生态系统，将使挽救长江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三峡大坝是几项正在改造中国环境的巨型工程之一，这些工程包括最近完工的横贯西藏高原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从长江及其他南方的河流调运亿万方水到中国北方的计划（《科学》，2006年8月25日，第1034页）其中投资达250亿美元的三峡工程引发的关于经济效益与环境影响之间如何权衡的争议堪称最大。

为三峡工程辩护的主要理由是控制洪水。通过调节水流，大坝设计能阻止发生大约10年一遇的水灾。上个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长江水灾发生于1931年，据官方统计，那次水灾造成14.5万人死亡、2800万人流离失所（非官方的估计则认为死亡人数达300万或更多）。另外，三峡大坝的水电站预期能每年发电847 亿千瓦时，相当于燃烧5000万煤所能产生的电能。因为抬升了上游的水位、消除了危险的浅滩，三峡工程也因此有利于航运。因为这些及其他一些理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CTGPC）称颂三峡大坝对环境大有裨益，按照CTGPC副主任李永安（Li Yong’an）的说法，“该工程带来的生态影响利大于弊。”

但是在许多批评者眼中，三峡大坝是个可怕的大麻烦。在加重鱼类的生存困境的同时，大坝使这一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生境碎片化，并且侵蚀着长江三角洲中有人居住的岛屿。三峡大坝内聚积的393亿方水，其重量作用于地震断层，使得坡体更加不稳定，增加滑坡易发地区的灾害风险。不断增高的水位已经迫使上百万人迁移，淹没了他们全部的家园，去年秋天官方又披露，在库区生活的1600万人口中可能还将有400万人将来被迫迁走。

在中国，有关大坝黑暗面的公共辩论是被压制的，但是对于科学家而言，三峡工程引发的种种效应倒是大有可为的研究对象。中国政府已批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以对长江及三峡库区进行监控，涉及的地区范围达5.8万平方公里，比瑞士的国土面积还要大。“我们正在研究地形的变化，”吴炳方（Wu Bingfang）说，他们的研究小组正在北京的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利用卫星图像跟踪研究三峡大坝如何影响周边环境。他们也打算估算那些在库区被淹没的植被在腐烂过程中将释放出多少甲烷及其他温室气体。

“现在大坝已成事实，我希望我们能管理好它，”国务院顾问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Niu Wenyuan）说。在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运作的一个网站上（www.tgenviron.org）贴出了大量有关长江脆弱的生态条件的数据，人们期望利用这些数据来指导未来为期12年的一项监测及补救项目。

“所有人都应该从这项工程实践中学到一些教训，”陈济权（Chen Jiquan）说。作为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风景生态学家，2000年陈曾经带领来自保护生物学协会的12人代表团到中国评估三峡工程。他们向中国的许多机构及联合国都提出了建议，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很可悲，”陈说。

中国科学家认为他们对外界的看法是保持开放的，并坚定地直面这一庞大工程遗留的复杂问题。“研究者想要说出真相，”吴（Wu Bingfang）说。

渐渐衰弱的动脉

1930年代，工程师们就把横跨湖北与四川的得天独厚的三峡地区视为令所有其他地方相形见绌的理想的建坝地点，提出了驯服长江周期性洪水的初步设想，但是直到1980年代初期，当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更加急切时，这一计划才开始被人更多地讨论。“他们认为三峡大坝将解决很多问题，”陈说。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水利工程师，大力推动三峡工程的上马。198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经过8年的评估，权衡利弊之后他们对工程表示了赞成。2003年，工程建设开始，许多科学家为此感到沮丧。“我觉得其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再等20年或30年。”牛说。

2006年5月，约26000名工人建成了横亘于长江中的一道长城：185米高、2.3公里长的混凝土屏障。此前3年水库就已开始蓄水，水位从原来的62米上升到现在的156米。在12月之前，所有26台水电涡轮机中的最后5台可望安装完毕。

船只若要到达上游，就需要通过大坝北端像阶梯一般叠加的五级船闸，这些船闸能将船只提升100多米。而对于洄游鱼类，则没有任何机会（通过大坝）。“关于是否建造一条鱼类通道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刘说。他说，最后，当局放弃了这一设想，因为洄游鱼类无法通过下游仅仅38公里处的横跨长江的葛洲坝大坝，对于长江中的主要洄游物种——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建造一条足够大的供它们使用的通道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研究显示，中华鲟可能依然能在长江中继续生存下去。这一古老物种生命中的许多时间呆在海洋中，但需要溯江而上洄游产卵。它们原来的产卵区域位于三峡上游数百公里，自从1981年葛洲坝大坝建成以来它们就再也不能到达原来的产卵区了，但人们观察到中华鲟改在葛洲坝下游产卵，在中国也已经禁捕中华鲟。

刘说，虽然过去20年来，人们往长江中放入了大量实验室孵化的鱼苗，但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带被捕捉到的年轻鲟鱼多数是野生的，这说明中华鲟的野生种群适应得相当好。在过去3年中，位于荆州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往三峡水库中投入鲟鱼以观察这种鱼能否只在淡水中活好。该研究所的危起伟（Wei Qiwei）说，初步的结果令人气馁，因为当河流变缓、泥沙开始沉积，水库中的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变化，“水库中的湖水现在不适合海底鱼类生存，”他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他研究者指出，环境的剧变也威胁到其他40种当地的鱼类，“那些不能适应水库环境的物种将渐渐消失。”刘说。

长江水文条件的微妙变化已产生一些无法预料的后果。“这些变化从几方面威胁着鲤科鱼类的生存。”位于布莱克斯堡的弗吉尼亚工学院与州立大学的水产研究人员布里恩·莫菲说。在四月和五月，三峡大坝的控制者将水库中的水放出去以便为夏天的季风雨潮汛留下空间。莫菲说，这种适度的水流的增加会刺激成年鲤科鱼类离开漫滩上的湖水，在它们储存了足够的能量及卵成熟之前，就开始匆忙产卵。当这些卵在长江中遭遇温度较低的水流，卵的成熟又会进一步受到阻碍，孵化率会减少，鱼苗的发育也会受妨碍。莫菲说，在秋天，大坝的运作将减少江中的流水，因此刺激鲤科鱼类比正常情况下更早地回到漫滩，又会减少它们储存积累能量的机会。在大坝下游350公里的监利江段的取样监测显示，江流中的鱼卵和鱼苗数量从1997年大约25亿个陡降至2005年的1亿50万个，莫菲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谢松光（Xie Songguang）及其他研究者2007年7月在《水产》中发表了相关报告。

这些鲤科鱼类不太可能适应新的体制环境。“要完成这样的适应看起来似乎要经过许多代才可能发生，但现在产卵量减少的严峻现实使得仅有很少的鱼能通过这种筛选。”莫菲说。

对于某些数量减少的物种，很难把大坝的影响与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完全分开。“我怀疑有没有足够的新旧对比的数据以确认哪些物种受到的影响最大，在物种数量减少的原因中也很难将污染因素与过度捕捞因素与大坝的影响截然分开。”香港大学的水生生态学家大卫·杜德键认为。

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白鲟（Psephurus gladius），这是一种可长达7米的怪物。科学家已经多年未发现它们的踪影（《科学》，2007年6月22日，1684页），表明这种鲟鱼消亡的命运早在三峡大坝拦截长江之前已被注定。渔民报告说偶尔会在大坝上游看到白鲟，因此魏说他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只要能抓到白鲟的个体，通过人工饲养就还有可能延续这一物种的生存。

长江中最醒目的两个受害物种都是哺乳动物：淡水海豚，或称白暨豚（Lipotes vexillifer），以及无鳍的江豚，或称江猪（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orientalis）。2006年沿长江1700公里江段进行的一次调查未能发现任何白暨豚，显示这种鲸类的个体数量减少至数十只以下，已功能性灭绝（《科学》，2006年11月22日，1860页）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CTGPC）曾经宣称白暨豚能够被拯救，并在长江的支流新罗指定了一片保护区，专家说，悲哀的是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计划太迟了，纯属画饼充饥。

江猪仍有被拯救的希望。虽然2006年的调查只记录了不到300次的目击，显示江猪的数量最多可能只剩1800只，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王丁（Wang Ding）与他的同事们正在帮助这一物种延续生存，2005年世界上第一只在人工圈养条件下繁殖的江猪在水生生物研究所降生。王的研究小组同时在离三峡 250公里以东、长江的一处U形拐弯江段——天鹅洲保护区养育着一小群江猪。但是大坝长远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延伸到达那儿。因为从大坝中释放下来的江水中往往泥沙更少，下游的水流会啃蚀江岸、冲刷河底，王的研究小组正在监测这种水流的侵蚀会不会使得靠近天鹅洲的长江江底变得更深，这一江段连接在长江与保护区之间，两者之间的水流交换对江猪具有重要意义。

要给长江中的水生生物们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当局就必须在减少长江的污染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00年秋天，在从武汉向位于三峡库区西部的900万人口的城市重庆航行的途中，陈的代表团观察到许多工厂和小企业“直接向江中排放大量污水”，陈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开玩笑，”事情并不好笑：那天晚上，陈与同事们看到长江边上堆着如山般的垃圾，“我希望他们不要继续往江边倒垃圾了。”他说。

从2002年开始限制污染、加强执法以后，也许人们不再这么做了。从那以后，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投入近50亿美元用于建设污水处理厂及垃圾处置中心。此外，国家环保部去年2月宣布将在未来3年内投入33亿美元建设460个项目来改善长江水质。尽管如此，2006年排入长江的城市污水与工业污水（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近一年的数据）近300亿吨，相当于每公里江段被排入450万吨污水。专家们争论长江水质到底是在变好还是变坏，“人们总是在争吵，对于数据看法不一。”一位中科院的科学家说。

三峡大坝使得长江及其附近的支流水流变缓，因此降低了河流本身降解与冲洗污染物的能力。

扭曲的环境

在宜昌上游起伏的群山中，两位研究生从一栋农舍附近挖出埋在地里的地震检波器，查看记录的数据。5月中旬，在350公里以西7.9级的汶川破坏性大地震发生几天之后，由得克萨斯理工大学（位于Lubbock）的地球物理学家周华为（Zhou Hua-wei）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徐义贤（Xu Yixian）带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在三峡大坝附近安装了由60个地震检波器组成的监测网络。他们通过记录扫过这一地区的数千次余震，来勘查这一带地质结构的细节及三峡水库造成的压力。

大坝的位置被谨慎地选择，位于一片称为“黄岭核心”的硬的构造上，在这片隆起的花岗岩基础的周围是大片不稳定的石灰岩。“这种构造被称为脆弱地震带，”周说，“但我不那么确信。”一个未知的关键因素是围绕在黄岭核心边缘的两块断层的深层结构：其中一个断层在西边20公里处，另一个位于东边不到60公里处。他说，我们不清楚压力是否会在两个断层之间传播，在表面以下的深处（大坝的底下）这两个断层是否相连。周华为期望今年年末能得到初步的研究结果。

虽然发生那种能将三峡大坝摧垮的强地震的风险极小，但三峡水库囤积的水的确已经不可否认地让周围环境产生了巨大改变。目前，632平方公里的陆地已被淹没，到今年年底，工程师们计划将水库水位从156米提高到最大库容的175米，那时还将有大概400平方公里的地区被淹没。

因此立即带来的危害是滑坡。据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去年秋天在武汉召开的一个论坛上，三峡工程地质灾害预防与控制办公室负责人黄学斌说，滑坡滚落水库制造出拍岸的巨浪，“频繁的地质灾害”威胁生命。

位于成都的中科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地球物理学家乔建平曾经研究三峡地区的滑坡问题，他说：“我们担心当水库水位达到175米之后将发生什么。”水库中上升的水面浸泡着土壤因此使坡体变得脆弱。大多数滑坡是由大雨引发的，乔的研究团队正在开发一种综合利用滑坡风险地图与降水数据来提前数天预报滑坡的办法。他期待着能在2、3年内得到一套可行的方案。与此同时，政府已投入20亿美元以加固库区的滑坡地带，采用的办法是往地里打进钢柱及建造混凝土护墙。“ 这一工程扩大了沿江可供人居住的区域。”乔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考虑到政府过去10年来已将120万人迁移到库区新建的城镇（另外还有20万人被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去年秋天，一位重庆官员告诉新华社未来10到15年内可能还将有400万人必须迁移。

中国的新闻媒体发表了开始新生活的移民的特写故事。为了得到关于移民如何适应新环境的更系统的观察，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雇佣一家民意调查公司地平线研究顾问集团，来访问移民。“我们想了解不同代的移民如果对环境的快速变化作出反应，”吴说。政府已经拿出220亿美元用于移民重新安置及库区未来12年内的扶贫。

人类并不是唯一的为避免伤害而被迫迁移的生物。科学家已经开始一项拯救只在三峡地区长江沿岸发现有的两种常绿植物的行动。当水库的水位升至156米，一种灌木疏花水柏枝（Myricaria laxiflora）及蕨类荷叶铁线蕨（Adiantum reniforme var. sinense）的许多栖息地将因此失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资助以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谢忠强为首的研究团队，在水位上升之前将1万多种植物移栽到了4个保护中心。

一个刚刚开始展开的故事是，当水库里上升的水面淹过峡谷、将数十座山峰变成岛屿之后，库区的生态系统将如何应对栖息地的破碎（《科学》，2003年5月 23日，第1239页）。谢与他的同事们正在研究在几个这样的岛屿上生物群落如何发生变化。他们预计会看到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减少。“这样的变化可以检验岛屿生物地理学的理论，”谢说，好的一面是，政府在库区建立了几个新的自然保护区。

一个大变数是当大坝之内的泥沙沉积增加而下游的泥沙沉积减少时将发生什么。在20世纪 的下半叶，长江在它的三角洲堆积了约4000万吨的沉积物，形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冲积岛。1400年前，崇明岛还只是一片沙洲，现在它的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人口达65万。

1979年，当局为了固土开始在潮汐涨落的海滨泥滩上种植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这是一种原产于美国西南部盐沼中的草。但是陈及其同事在6月的《植物生态学》期刊中发表报告指出，这一外来物种快速扩散，现在以至于威胁到长江三角洲的生态多样性。陈认为，大坝下游沉积物的减少将侵蚀冲积岛，与此同时，三峡水库蓄水及其他一些可能的南水北调工程都将减少长江中的水流，使得更多的海水入侵三角洲，因此将加剧米草的扩散。

最大的恐惧还是担心大坝破裂。“大坝如果出现故障，将导致史上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周说。约有7500万人直接生活在三峡大坝的下游地区。引发灾难的一种可能是超过这一地区承受范围的强地震，虽然不太可能发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来自巨大的洪峰，当连续的暴雨发生或长江上游某些地区的冰峰突然大量融化时。“ 当任何这种大难发生，”陈说，“我担心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应对。”

从现在开始几十年后，一种更可能发生的景象是，长江与三峡库区将达到一种新的生态平衡，而这座巨大的大坝将成为纪念周围地区深刻巨变的一座纪念碑。

(《三峡探索》编辑注：原文发表于英文《科学》杂志（Science）1 August 2008: Vol. 321. no. 5889, pp. 628-632：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ree Gorges Dam: Into the Unknown；由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高级访问学者刘县书先生翻译。)

分析报告：北京“时有时无”的水危机

来源：探索国际 （Probe International）


在奥运前后消停了一两个月后，北京的水危机不仅又回到了公众视野，也上了中国媒体的新闻头版。

在关系到国家面子问题的奥运之后，中国的官方通讯社立马宣布，当局要从邻近的河北省向北京“ 紧急输水 ”，以缓解官方所称的、首都所面临的“ 严峻的水形势”。

报道说，水流将经于去年4月仓促竣工的307公里的渠道送往京城，这307公里的渠道既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最后一段，也是为了奥运，方便从河北水库向北京紧急输水的主要管道，但自去年完成之后一直没有启用。在奥运开始之前几个月，中国的官员表示，由于奥运期间的用水需求预期将猛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因此这307公里的输水工程会承担向北京供水的重任。但奥运期间，输水工程一直没有通水。官方的解释为，尽管北京遭受九年的旱灾，但今年降水量大大增加，因此没有必要再从河北送水。

北京的著名环保人士戴晴指出，当局在奥运期间不从河北输水的决定完全是政治性的，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想避免引发公众的不满，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引致负面的影响。

河北到北京的输水工程从开始建设之初就引起当地农民的抗议和批评，这个问题不仅被当地传媒曝光，甚至直接闹到了今年3月举行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输水工程不仅迫使至少3万农民流离失所，而且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种植庄稼的水资源 —— 而所有这一切则让饱受干旱困扰的北京城在奥运期间得以显示其所谓的“绿色奥运”。而实际上，围绕北京的河北省不仅自己极端缺水，还要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将省内居民采取各种方式省下来的救命之水送往北京。

就在奥运日益临近之际，路透社的北京记者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发表了他题为“奥运输水工程榨干了已经焦渴难忍的河北农民”（Olympic canal drains parched farmers）的报道。大量西方媒体纷纷转载此篇报道，令北京水问题一时成为与奥运相关的争议焦点。

今年六月间，由戴晴和她的北京研究组以及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所公开的北京水报告引起了更广泛的国际关注。该报告强调说，北京跨流域长途调水的政策是短视的，类似于 “饮鸩止渴”。

作为对上述报告的回应，中国水利部官员向媒体表示，奥运期间并没有从河北向北京送水，而北京市政府有一个城市持续供水计划。

戴晴随后指出，奥运期间没有从河北向北京送水，一方面可能是今年夏季雨水确实较往年要多，因而有更多地表水来暂时满足水需求；另一方面，当局也可能在此期间比平常抽取了更多的地下水。而后一种做法不像明目张胆地靠渠道输水，它是很难被一般人所察觉的。

现在奥运会结束了，从河北4大水库来的水也通过渠道送到北京。戴晴说， “当局至少应该让市民和媒体知道，这些水来自何处、谁在使用、用了多少，以及是花了多少代价在用这些水”。

在过去，北京水务当局称，从北京之外引水将大大减轻抽取大量地下水的压力。目前，北京供水总量的四分之三来自地下水，而北京地下水的过度超采已经持续了十年乃至更长时间。

北京的水需求似乎已成为一个政治足球：这一天有危机，过一天又没有了危机：就在奥运刚刚落下帷幕之际，水利部和北京水务局的官员先后出来声明，由于今夏雨水异常充裕，水需求低于预期，尤其是在“ 绿色奥运 ”的理念之下，政府成功的水循环再用，令北京不需要从河北进水。官员们甚至夸口说，北京的地下水位因此已经抬升半米左右，而在此前的十年间，由于干旱，首都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约一米。政府发出的信息似乎令人摸不着头脑。长期关注北京水问题和水政策的戴晴说，“（这样做）公众和传媒怎么才能相信水务局发布的有关信息呢？他们先头说需要水，然后又说不需要，好了，现在我们又回到所谓的紧急情况”。

戴晴指出，如果北京奥运期间确实并不需要河北的水，市民应该知道为什么。

比如，要是在污水处理和节水技术方面的投资确实发挥了作用，在奥运期间帮助北京减少了水消费，那么这种作用不应该只是临时性的，而是让更大的更长久的水需求减少成为可能。

再者，如果低的水需求是因为一些大耗水企业在奥运被关闭或是干脆迁出京城，或者用别的强制手段让水需求降低，那么这反映出来的不过是行政命令式的、或者强制性的减少，并非真实反映出节水措施发挥作用，或用水效率得到真正的提高。

显然，需要更多信息来研究这些问题。正如探索国际在北京水报告的结论所指出的那样“在得到可靠的相关数据之前，无法对有关问题作出准确的评估；故在此情形下只能说，或许某些节水措施对北京的水需求和水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

即使世界银行也意识到，要从中国有关方面获得可靠数据是多么困难。在世行一份最新的专题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数据和透明度的欠缺，很难对中国城市水设施，尤其是废水处理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这不仅使发现问题变得很困难，也给问责制度的实施造成障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水设施运作效率的提高和改善”。

其实，北京的水 “ 危机 ” 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政府预测到 2010年将有高达十亿立方米水短缺，但这个预测只是简单地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人均用水量来假设的，并没有充分考虑水供应或水消费在效率提高方面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为此，北京水报告的编辑格兰妮·莱德和戴晴均认为，包含在政府第11个5 年计划中的 “ 危机 ” 预测模式既是过时的，也是不可靠的，它完全不能用来作为投资决策的基础。

而这个计划似乎更多地试图实现一个50年代的梦想，即由于中国北方干旱缺水，要建设庞大的南水北调工程，抽取长江之水，通过湖北、河南、以及河北，于2010年将南方之水送到北京。

另一方面，河北的输水计划究竟要中国纳税人和用水消费户付出多少代价，目前尚不清楚。

北京水务局的新闻发言人已告知媒体，北京将分阶段 “ 补偿 ” 河北，但他拒绝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有一个可能的拨款来源是三峡工程。三建委前常务副主任郭树言曾经提到这个可能性。

郭树言去年在接受《南风窗》杂志专访时表示，由于南水北调工程遇到筹措资金的困难，政府可能考虑从三峡建设基金中拨出款项给予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最初的筹资计划是，一方面从地方筹措资金，另一方面则依靠中央划拨专项资金。但时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副主任的郭树言说，这个计划基本上行不通，因此工程当局不得不寻求其它融资来源。目前该工程已经筹集到16亿美元，但仍然需要额外的184亿美元才能让工程竣工，这还不包括水处理的成本。南水北调中线最初的预算是100亿美元。

三峡建设基金由中央政府在 2003 设立，其初衷是为三峡大坝筹集建设资金。一个政府的审计报告说，截至到去年，三峡建设基金通过加电价的方式，已经从全国的电力用户那里收到77.7 亿美元，再加上出售6台三峡大坝的发电机组给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长江电力公司，三峡公司去年约有5 0亿美元的“盈余”。

汶川龙门山地震带考察报告：地质危害威胁灾区

记者：章轲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9月22日夜，北川县曲山镇景家村，强雷雨。

　　雷声将睡在帐篷里的记者震醒，伴随着炸雷和倾盆大雨，从远处的高山上也不时传来巨石滚落和石头相撞的轰隆声，而山下便是被“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彻底摧毁的北川县城。

　　9月23日清晨，景家村村民李秀琼舀了一瓢水，一边洗脸，一边望着远处的高山，自言自语：“山要垮了！山要垮了！”

　　9月13日至26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跟随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地质专家，深入“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区、被地震严重破坏的龙门山前后山和“封城”北川等地，历经滑坡、崩塌、泥石流、余震和强雷暴雨袭击，实地考察次生灾害和灾区重建情况。

　　考察发现，在引发“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龙门山地震带区域内，滑坡、崩塌、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严重，植被、水体、土壤等自然环境退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人均耕地减少，耕地质量下降，部分地区已不具备大规模恢复重建条件。

　　地质危害“威胁”灾区

　　9月23日上午，考察队员们走到一处可以望见北川县城全景的地方。让大家吃惊的是，22日还可以在北川县城废墟中行走的街道，已经多半被泥石流掩埋。许多倒塌的建筑要么不见踪影，要么只露出小半个头。正在筹建的北川“地震博物馆”老县城一半以上被泥石流掩埋。

　　据四川当地气象部门报告，9月23日至24日，北川部分乡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272.4毫米。擂鼓镇、陈家坝等乡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严重，多处道路受阻，民房被冲毁。唐家山堰塞湖也因泥石流堵塞泄洪槽，水位上升了5米左右。截至24日12时，连续降雨已造成四川江油、安县、北川等地震灾区 1100多间房屋倒塌，被困群众达6000多人，而其中不少人是地震后重返家园的。

　　“震后我们就担心雨季期间会引发各种次生灾害。情况果然很严重。”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地质专家杨勇说。

　　在进入北川之前，考察队一行在震中区映秀，以及羌族集中居住区萝卜寨、龙溪村寨见到的景象则更让人揪心。

　　9月14日，考察队首先到达被当地人称为“地开花”的震中地区——汶川县百花乡蔡家扛村。在陡峭、湿滑的山道上行走约一小时后，展现在眼前的便是巨大的开裂口。“大地就是从这里裂开的。”75岁的村民姚功明告诉记者，“山谷里的石头都是从地底下喷发出来的。地震后，山上总是有石头滑下来。”

　　地震将村民何学林家的果树全部毁坏，房屋也被夷为平地。“像震中这种地方，如果让农民回迁，他们将面临着更为恶劣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也会造成二次破坏，加剧地质灾害。”杨勇认为，震中地区作为地质公园保存起来可能更有价值。

　　住在映秀镇受灾群众安置点的渔子溪4组村民赵福秀同样担心地震后，自己的家园还能不能居住。9月15日上午，考察队员们冒着随时可能跌落岷江的危险，翻越数百米长的滑坡体，到达映秀镇渔子溪村对岸。赵福秀的家就在对岸的半山腰上，全村的房屋已经倒塌。杨勇等地质专家们发现，渔子溪村4组全部建在一个巨大的沟前堆积体上，村后山头已发生大面积崩塌，即便没有地震，也随时都有滑坡和崩塌的危险。

　　9月15日下午，考察队到达距汶川15公里、海拔1970米的雁门乡萝卜寨。这是一个建在岷江南岸高半山台梁上、羌族人集中居住的寨子。记者发现，建在台梁上的数百间房屋已悉数倒塌。“全村在这次特大地震中共死亡44人，目前村民都被安置在临时过冬房或救灾帐篷内。”萝卜寨党支部书记马前国说。

　　“整个台梁就是一个古滑坡体，随着岷江切割的加剧和台地前沿的失稳，地质灾害活动将更加频繁。”杨勇发现，这里的台梁已经出现了多处地裂缝。“要在这里重建非常危险。”杨勇担心，不少准备遗址重建的高山村镇同样存在严重的地质隐患。

　　汶川县龙溪村龙溪寨的处境则更为严峻。龙溪寨建在海拔1905米的山梁上，村庄的三面都是陡峭的山崖。在这次地震中，龙溪寨倒塌和损坏民房89间，死亡牲畜1982头（只），死亡9人。

　　“这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重建难度极大。”龙溪村村委会会计余朝伟领着专家们查看了村子周边的多处地裂缝。他说：“地震后，村民们维持生存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恢复重建了。”

　　在彭州、安县、德阳等地的一些山区，考察队也发现了大量的滑坡、崩塌山体、大面积泥石流和十几个堰塞湖。

　　艰难的重建

　　而事实上，考察队见到的景象仅仅是四川地震灾区的缩影。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9月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四川汶川地震及灾损评估情况发布会上透露，汶川大地震引发了大量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初步统计，地质灾害多达12000多处，潜在隐患点近8700处，有危险的堰塞湖30多座。

　　根据9月19日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整个地震灾区亟须治理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有8693处，其中需要搬迁避让的有4694处。

　　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地震灾后重建工程的选址，应当符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抗震设防、防灾减灾要求，避开地震活动断层、生态脆弱地区、可能发生重大灾害的区域和传染病自然疫源地。”

　　10月6日下午，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何飚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在重建过程中，当地已经考虑到了地质灾害的问题。

　　“就地、就近、分散安置的原则是四川省政府确定的重建方针。”何飚对记者说，“在重建时，首先就进行了地质灾害的排查，由县政府组织国土资源、规划建设部门根据防震避灾、科学选址的要求，开展农房恢复重建的安全选址工作，防止在可能发生洪灾、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的危险地段选址建房。”

　　何飚说，规划选址和农房设计已经在9月15日前完成了。而对于因地震及次生灾害受损但不构成危房的农村房屋，阿坝藏族自治州按照“轻微损坏”、 “中等破坏”、“严重破坏”3个档次，每户补助标准分别确定为1000元~2000元；2000元~4000元；4000元~5000元。对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的农户，全州平均补助标准为每户2万元，根据受灾农户的经济状况和家庭人数实行分类分档补助。

　　据阿坝藏族自治州灾后重建指挥部城乡重建办公布的信息，截至10月2日，全州农房恢复重建累计开工61878户，占需建设总量的48.80%，竣工32365户,占需建设总量的25.52%。全州有5263户重建房屋完成了场地平整工作。

　　重建后，如何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是专家们考察的重点。

　　汶川县龙溪乡俄布村位于海拔2324米的大山上，属于高山羌寨，人口355人。在这次地震灾害中，死亡4人，受伤9人，倒塌和损坏民房70间，死亡牲畜1251头（只），输电线路、灌溉水渠、人畜饮水管道、乡村公路等严重损毁。

　　住在公路边救灾帐篷里的58岁村民何清平告诉记者：“家园已经完全破败，没有生产和生活条件了。”

　　在龙溪寨的废墟中，记者遇到了背着一筐小土豆、满头大汗的陈明慧。她告诉记者，地震后，土豆产量锐减。“往年亩产30背（箩筐），今年才收了4 背。而且都是小土豆。”由于土豆太小，卖不掉，只能喂猪。地震后，陈明慧的丈夫外出打工了，她带着两个孩子，并供养着两位老人。每人每天政府补助10元和 1斤粮食，但3个月后，这些补助就没有了。

　　地震还破坏了农村的道路和水利设施。陈明慧告诉记者，从田里背一筐土豆回家，要在山里走两个多小时。

　　在汶川、北川等地，许多农民都向记者证实，地震后农作物普遍绝产或减产。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也指出，地震后，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人均耕地减少，耕地质量下降，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难度极大。”“不少地方失去基本生存条件。”

　　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灾后重建规划组统计，未来几年，四川等地灾区需要修复受损农田10.05万公顷，恢复重建农业生产大棚2880万平方米、畜禽圈舍2211万平方米、养殖池塘1.23万公顷、机电提灌站9982座、机耕道18392公里。

北京缺水危机：饮鸠止渴的中国水资源政策

作者：石涛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总部位于加拿大的环保组织《探索国际》最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主题是北京的缺水危机。在这份报告中，该组织在北京的专家学者指出，要想从根本上缓解北京缺水的问题，必须通过限制用水，科学规划来代替目前无节制的扩张用水。此外，中国学者戴晴还在该组织的资助下就北京城的缺水问题进行了一项口述历史研究，尝试通过更为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近年来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城市。为了解决供水短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的问题，中国政府也制订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的南水北调工程。但是，这一庞大的工程从开始构思就不断遭到质疑，而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期间，有关北京缺水的探讨又一次让南水北调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据称，为了应对北京奥运期间的用水高峰，当局曾计划从附近的河北省抽调水源。虽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今年降雨量超过往年平均水平，因此奥运用水紧张程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从长期来看，北京以及中国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依然严峻。自然条件的不断恶化，而政府部门应对措施的脱节和落后更是“雪上加霜”。环保组织《国际探索》新近公布的调查报告就以“饮鸠止渴”来形容中国有关部门的水资源政策。

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中国学者戴晴表示：“本来北京的决策人应该想一想，北京为什么缺水，为什么地面水消失了，为什么在大量采用地下水，应该想想根本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解决。但是他们不但不就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反而是爱用多少就用多少，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好像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反而从水资源本来就不丰富的地区引水，就以为问题解决了。这个角度看，是可以用饮鸠止渴来形容的。”

长期以来，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对于合理节约利用水资源都缺乏意识。在缺水的中国，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环保人士指出，北京相关部门为了美化环境从外地大量引入需要消耗大量水源的植物品种，结果造成劳民伤财的“盆景绿化”。但是戴晴指出，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例子，她说：“现在各个机构单位楼盘等，只要有钱可以做地质勘探，能够买足够的设备，比如钻探机，那么你想钻多深就能钻多深，想取多少地下水就可以取多少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可是政府没有出台任何措施，对其进行监管和遏制。”

戴晴在关注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一项口述历史研究，也就是走访一些普通的北京市民，用他们口述的亲身经历来反映北京水资源问题的历史变迁和现状，这些生动的个人经历比枯燥的科学数据更加便于理解，也更加让人触目惊心。说起这个主意的产生，戴晴还有一个小故事，起初他们只是想做一个关于北京水资源的报告。“后来没想到有一次坐出租车，就先打电话在谈这个问题。司机是海淀的，那里原来就有泉水。他一听我在说这个话题，就聊起来，说他小时候他们家的井，怎么玩水。结果两次该拐弯的地方都拐错了，最后他干脆把计价表给关了，说不要钱了。我觉得不仅仅研究人员从理性角度来探讨，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也有自己的见解。”

这次偶然事件最后促成了一系列关于北京水资源的口述历史。目前这些生动的小故事甚至被翻译成了英语。但是，在北京尝试出版这部口述历史的时候，戴晴却遭遇了莫大的困难。南水北调等规模庞大，后果难测的环境工程背后拥有一个由官方主流意见学者，建筑商，地方及相关部委官员等组成的实力雄厚的利益团体，相形之下，戴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显得弱小而无助。

戴晴说：“我心里觉得特别难过是，这个作品出来之后没想到外国人比中国人的反应强烈的多。好像是堪培拉、纽约、多伦多的人真是为北京的水着急，而在北京的人反而麻木了。如果这本书我要在北京找个出版社来出版的话，第一很难找到，我做的事情根本什么都不许出版；第二，如果我找人代为出版的话，出版社就会问这个书有人看吗，有市场吗？接着就是，如果你非要出书也行，先给三万买书号，然后还要自己包销五千本。我觉自己在做一件对北京对中国有意义的事情，却得不到中国阔人们一分钱资助，也得不到出版家的帮助，从而得不到读者的反应。现在就是这个局面，让人心里非常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