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4日星期六

非洲大坝:对穷人的侮辱

来源:中外对话(Chinadialogue) 作者:科利娜•霍塔 洛丽•波廷格

莱索托王国是一个山地小国,四周被南非环抱。该国水源缺乏,几乎连自身的用水需求都无法满足,旱灾频发,大部分人口都无法获得清洁的用水。但是,这样一个国家十年前竟然成了水出口国。2007,联合国不得不呼吁对莱索托进行紧急救援,包括为居民和牲畜提供水源,以缓解日益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

莱索托成为水出口国,是在卡齐大坝(它是巨大的莱索托高原调水工程的第一步)建成之后,开始通过数英里长的山间水渠向南非的工业心脏地带送水。这个项目由世界银行发起,其理论基础就是:一个水源丰富的国家可以通过向缺水的邻国出口水来赚钱,用于脱贫项目。工程的实施主要靠世界银行的财政支持,但同时其他机构(包括英国政府的出口信贷担保署,ECGD)也参与了投资,在这个巨大工程的第一期中,共为其筹资35亿美元。

然而,原来向莱索托承诺的发展收益却踪迹渺茫。实际上,工程已经给该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脆弱的高山环境已经退化,本土的鱼类和植物种群走向灭绝。工程导致高原上至少27,000人失去了家园、田地和其他赖以为生的资源。此外,由于河水流量减少,下游还有15万人的饮用水、耕种和捕鱼都受到影响。

首页图片henribergieus摄

本来,水源出口的收入将被放进一项发展基金,让大家“分享财富”。但是,就连基金本身都被卷入了政治和赞助者的烂摊子,不得不在2003年停办。

在工程合同中有一项条款,就是决不能让人们因为工程变得更加贫困。但是,补偿工作非常不到位,人们失去的生计并没有得到恢复。失去家园的人们生活赤贫,安置问题却悬而未决。另外,由于成千上万的外国大坝建设工人带来了艾滋病,当地人极易受到侵害,并且由此产生了越来越多无依无靠的孤儿。

“他们承诺说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正好相反,我们的尊严被践踏了。”当地莱索托水坝幸存者组织(SOLD)的一位成员说。

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一样,在这个工程中,贿赂行为十分普遍。有多家著名公司被发现向工程官员行贿以获得有利的合同。然而,和其他贿赂案件不同的是,这个案子竟然出现了以弱胜强的结果——莱索托法院裁决数家国际咨询和工程公司参与贿赂。但是,对于自己的国民涉嫌贿赂,工程的西方赞助者们竟显得深以为然。 [2008年11月,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停止了对一所英国公司在莱索托涉嫌腐败的调查。]

非洲的大坝建设史充满了悲剧。许多大坝都引起了债务、政治不公和普遍的环境退化。同时,它们也剥夺了小型开发项目的资源,而这些项目是更加适宜的。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计划修建更多的大型水坝,在背后支持的有西方的赞助人,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巴西和印度投资者。

备受争议的布加哥利大坝位于乌干达境内的尼罗河上,坝址是一个风景秀丽的瀑布。这座正在建设中的大坝投资8亿美元,得到了世界银行的私人企业组织——国际金融公司(IFC)以及欧洲投资银行(EIB)的支持。除了对濒危鱼类以及当地社区的影响,大坝的批判者们还质疑它是否有能力提供大家都买得起的能源。 “项目的高成本将使得农村的用电资金更加捉襟见肘。”弗兰克·穆拉姆齐说,他是全国专业环保论者联合会(NAPE)的负责人,该组织设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乌干达的电已经是本地区最贵的了,近来电费又涨了一倍还多。供电市场本来就很有限,这下用电的人就更少了。”

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将减少维多利亚湖的流出水量,影响布加哥利大坝的水力发电能力,使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变得更低。

在莫桑比克,中国和巴西可能联合在赞比西河上修建一座新的大坝。一旦大坝开建,赞比西河的恢复计划就会付诸东流。这项计划力图通过释放现有水坝的蓄水,增加河水的自然流量,来恢复赞比西河三角洲及其丰富的鱼类、野生动物活动区和农田。

但是,所有项目中最耀眼的明珠还是大因加,它吸引了全世界企业的目光。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工程,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DRC) 境内。大因加的总造价估计高达800亿美元,在这个非洲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它将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但是,这个造价中并没有包含电力分配网络的预算,而这正是长期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该国人民所急需的。大因加项目的主要受益者是采矿、木材和其他工业,贫苦的农民和渔民则会变成受害者,他们依靠河流和肥沃的沉积土壤谋生,而这些都会受到大坝的影响。

要减少贫困,买得起的能源和清洁的水源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丝毫看不出这些大型水坝可以满足上述核心需要。更让人沮丧的是,在现有状况下,在分享全球水坝建设这块蛋糕的竞争中,穷人完全被扔到了一边。

(作者简介:科利娜·霍塔,美国非营利组织“环境保卫”经济学家;洛丽·波廷格,国际河流活动团体非洲项目经理。)

来源:http://environment.guardian.co.uk/

2009年1月22日星期四

水电环评可有可无吗?

来源:中外对话(Chinadialogue) 作者:蒋高明
四万亿刺激经济措施出台后,中国西南山区水电开发再度升温。在四川、云南等县市,那些已规划或正在规划的水电项目,在施工进度上明显提速。甚至有些水电项目尚没通过国家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或根本就没进行环评,也开始动工了。最近,笔者随有关媒体组成的记者考察团,在云南现场看到了下面一幕又一幕。

在华坪县观音岩、宾川县鲁地拉水电站工地,往来穿梭的施工车辆造成尘土飞扬。上述两项目不但没有通过环评,就连基本的施工防护措施都没有,也没有监理部门介入。尽管水电部门对外界声称是施工是为项目前期论证做准备的,但工人们干的却是修建施工公路、建引水洞以及坝肩等实质性水电工程。由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工程渣土直排金沙江,在江岸造成干热河谷生态系统破坏,在河流增加了大量泥沙类物质。更为严重的是,水电站调洪水库是建在程海冰川断裂带上,所在的位置为脆弱山体,地质构造差,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并有地震隐患。2008年8月,鲁地拉水电站附件发生泥石流,造成8人死亡。在这样地质灾害频发环境下进行水坝建设,其环境影响评价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

在永胜县阿海水电站现场,虽然没有看到野蛮施工场景(但2008年4月记者看到的还是野蛮施工现场),但是项目也是“先斩后奏”的。中国水电三局、八局、十四局等施工单位早在三年前就陆续开始了前期工作,除了施工公路已建好外,引流洞、肩坝也基本完成,具备了蓄水条件。在记者团采访的第二天,据闻环保部有关领导要来现场实地考察,考虑是否批准该项目。实际上,生米已做成熟饭,你批也得建,不批也得建。由于项目没有通过环评,属非法施工,工程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为增加项目的神秘性,现场竟打着“军事管理区”字样,将来访者拒之门外。玉龙县金安桥水电站干脆不理会什么环保部的环评,不仅秘密完成了引流洞、肩坝、截流工程,而且开始装机试验了。

最早引起媒体严重关注的虎跳峡水电站,有关方面曾放弃过“一库八级”计划,但就在媒体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之后不久,该下马工程又在新经济形势下“粉墨登场” 了。为回避公众质疑,他们将“虎跳峡水电站”改名为 “龙盘水电站”,工程内容换汤不换药,目前正在进行勘探洞、“三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水、平整土地)工程建设。如果库区坝址选在龙盘,将迫使金沙江上游10万人移民,造成20万亩耕地淹没。这个静态投资400亿的巨大水电工程,对中央制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就造成直接冲击。对该水电工程环境影响如何评价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在怒江赛格坝址,记者们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交通洞和坝线洞施工,其中施工营地等已经完成。怒江各条支流已经承包给了开发商,开始了前期工程施工。怒江项目同样是没有通过环评的,但是施工从几年前就陆续开始了。怒江存在的问题最多,曾因生物多样性、土壤损失、地质灾害、移民安置、“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等问题得到媒体广泛关注,媒体和公众试图保护中国境内最后一条没有开发的江河,但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亚碧罗电站坝址离世界遗产5.54公里,库尾2.72 公里,马吉水库离世界遗产距离更近,坝址2.21公里,库尾仅810米。要世界遗产还是水电站,地方政府看来还是热衷于后者,寻找各种理由继续开发。

水电开发中最弱势的是土壤、植被以及奔腾的河流,其次是世世代代生活于斯的少数民族如彝族、傈僳族、怒族、普米族、藏族、纳西族等。虽然他们表示为了国家建设而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但是,他们唯一的要求是能够生存下去。在云南省丽江市石鼓镇(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渡口)、香格里拉县车轴村,从纳西族农民的住房来看和实际生活水平看,他们已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水电开发可能会造成他们生活贫困。从我们与农民直接交流看,大部分农民表示不愿意搬迁。我们的疑问是既然是利国利民的项目,为什么不经过环评,公开进行呢?

水电能源开发依然要付出重大的环境与社会代价,“河流改湖”后会淹没大量耕地、自然生态系统;施工中大量泥沙物质直排江中,对下游水利工程产生危害;“移民后靠”会加重人地矛盾,建坝和拆坝均会对局环境和上下游环境造成危害;淹没的天然植被、农田、土壤等将会向环境中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甲烷), 因此,即使不考虑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等软的要素,水电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也会对“水电是清洁能源”大打折扣。但是,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在云南省似乎一切都要为水电让路。在这种形势下,环评就成了最为边缘化的摆设,地方政府和业主是将环评作为水电开发的必然成本来对待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水电环评仅仅是工程的一部分,他们心理清楚尚没有哪一个水电工程因环评而下马。

当我们把所有的江河生态破坏殆尽,待我们赚够了钱,回过头来再也买不到优美的生态环境。为此,我们呼吁,西南水电开发一定要权衡利弊,要充分考虑到建坝、拆坝对水生和陆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充分考虑社会和文化成本,以及各种地质风险,合理有序地开发水电资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水电环评就不能是摆设。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2009年1月10日星期六

地质学家范晓评“两院士建言水电发展”

【编者按: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时报》在2008年12月15日发表由该报记者采写的专访“两院士建言水电发展”之后,本刊收到地质学家、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先生对该文所作的评述。为了让读者获取这一方面的更多信息,本刊特地对照发表原文及范晓的评述,希望读者参与讨论并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加拿大《三峡探索》中文版编辑部】

原文1: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水电建设开发与引起包含地震在内的各种生态环境灾害的讨论争议备受瞩目,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为此,围绕着水电开发与可能引发地震灾害的问题,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国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院士和工程抗震专家陈厚群院士。

潘家铮院士在“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当天因病住进医院的他,最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地震灾情,是灾区水电站的安全问题,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水电事业。四川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200多天了,这位年逾八旬的中外著名的水电专家不顾自己的病情依然为水电而直言。

在潘家铮院士为记者提供的水利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地震中2380座水库出现险情,其中69座存在溃坝风险。而这2380座水库并非全在震区,且所估计数据中绝大部分是小水库。震灾最严重的都江堰上游的岷江流域(及邻近地区),属于高坝、大型水库和大中型水电站的只有四五座。地震后险情小,甚至离震中最近的两座高坝——沙牌碾轧混凝土拱坝和紫坪铺面板堆石坝,仅轻微受损,完全不影响大坝整体安全,且容易修复。

潘家铮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些水电站的损失完全是系统内部损失,对上下游没有产生次生灾害,相反,水电对抗震救灾作出了重大贡献。有些水电站在地震中一直维持供电,水库形成的深水航道是震不垮的生命补给线。”潘家铮坦言:“许多媒体忽视了这些水库多年来在供水、灌溉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一味质询为什么要在地震多发的西南地区修那么多水电站,这是不公正的。”

目前震后调查说明,没有一座水电站已经无法修复,需要放弃、拆除或者重建。潘家铮说道:“水电是我国西南地区非常宝贵的资源,同时又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开发和修复水电枢纽,既符合当地利益,又符合国家利益。”

评论1:

紫坪铺水库、以及灾区范围内的岷江上游、湔江、石亭江、绵远河、涪江、嘉陵江上游的一系列电站,在5.12地震中全部震损或震毁。主要表现为电站闸坝、厂房、发电设备、引水设施等被直接震损、震毁,库水无法正常下泄,此外地震引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也对各项水利水电工程设施造成严重毁坏,而且由于两岸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影响,一些电站水库雍水的高度超过原来的坝高,进一步加剧水库堰塞湖的形成,导致水库水位快速上升,部分水库出现漫坝,这种状况与潘院士描绘的“轻微受损”大相径庭。

以紫坪铺工程为例,它是岷江上游乃至龙门山区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坝高156m,库容11.12亿m3,装机容量76万kw。震后第二天的5月13日上午,四川省人民政府应急办就通报说,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大坝面板发生裂缝,厂房等其他建筑物墙体发生垮塌,局部沉陷,500千伏A向出现避雷器倒塌,整个电站机组全部停机(杨三军,四川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受损 电站机组全部停机,新华网,2008-05-13);

另据紫坪铺水电公司的主要股东四川省投资公司的报告称,地震造成电站500kv出线设备受损;GIS出线套管与阻波器连接线在导线设备线夹处被拉断;电站副厂房中央空调室外机因地基下沉受损变形;溢洪道、泄洪洞进口闸室震裂;水利部派出的专家组经过详细调查与探测,进一步查明了紫坪铺工程的主要损毁情况:紫坪铺水库大坝产生了最大为100cm的震陷沉降和最大为60cm的由上游向下游的水平位移,并导致大坝面板和堆石体之间大面积脱空,面板发生挤压破碎,钢筋被扭曲成“Z”形,面板出现多条裂缝,最长的横裂缝长达350m。

原工程设计对紫坪铺面板堆石坝地震永久变形分析认为,在烈度8度的地震作用下,坝体永久变形不大,坝体地震沉陷量为坝高的0.148%。但这次地震坝址处实际烈度超过9度,坝体地震沉陷量达到坝高的0.641%,为原计算值的4.33倍。由于大坝防渗系统受到破坏,震后在水库水位基本不变至逐渐降低的情况下,大坝渗流量却由震前的10.38L/s增加到19.0L/s左右,增加了近一倍。(陈生水等,5.12汶川地震对紫坪铺混凝土面板坝的影响及原因分析,岩土工程学报,2008,30(6):795-801)

紫坪铺以上岷江上游的一系列梯级电站的情况更为严重:岷江上游最早建成的引水式电站—映秀湾电站,闸坝严重损毁,漂木道和取水口导墙断裂,闸首机电设备受损,调压井和厂房门口垮塌,水淹厂房积水高达发电机层近2米。下游的发电厂房被巨大崩塌体和崩塌巨石掩埋和砸毁,交通洞内大面积进水,出口被土石方掩埋;配电设施破坏殆尽;

太平驿电站的闸坝被右岸的山体滑坡掩埋大半,泄洪闸、冲砂闸、漂木闸、引渠闸全部关闭,库水漫坝,左坝肩因溢流冲刷,填筑物被冲毁;

铜钟水库闸门及供电设施受损,导致无法打开闸门泄洪,使水库库容迅速膨胀,铜钟水库的正常库容为330万m3,灾后最高库容超过了450万m3,造成库水漫过坝顶,面临溃坝危险;

姜射坝电站厂房后的山体滑坡严重,设备损毁,进水口被堵,机房地基下沉,升压站报废,输送线路基本损毁;

耿达电站厂房全部被滑坡体掩埋,电站隧洞扭曲,受损严重;渔子溪水电站闸坝和厂房段山体大面积崩塌,闸首启闭设施和门机全部毁损,泄洪闸门被震掉;(高永钰,岷江危急:三座水电站列队打响大坝保卫战,第一财经日报,2008-05-27)杂谷脑河中坝电站压力潜池被垮塌的沙石基本填满,机组变形,被水淹没。

沱江上游的湔江、石亭江以其它流域的水电设施破坏也十分严重。例如,彭州湔江上游的凤鸣桥梯级电站大部分房屋损毁,大坝闸门备用启闭发电机损坏严重,水工建筑大坝闸门变形,无法正常启降;沱江上游石亭江的金河二级电站因地震完全被毁,埋于50米地下,厂房已不复存在。石亭江上游的红松一级电站被左岸的滑坡、右岸的崩塌掩埋和砸毁。

这些震损震毁的电站与水库,给下游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次生洪灾威胁,并成为震后排危抢险的重要目标,据相关的抢险预案推演,一旦紫坪铺水库溃坝,都江堰市的水头将高达三十余米,成都主城区也可达二至三米,破坏将极其严重。震后紫坪铺电站最初下泄流量仅为60立方米/秒,而入库流量达到500立方米/秒,水位快速上升。

紫坪铺以上的映秀、太平驿、铜钟、姜射坝、耿达等多个电站均出闸坝损毁、库水漫坝的现象。在抢险过程中均制定了包括爆破坝闸在内的多套方案,万幸的是紫坪铺、太平驿、铜钟电站在允许时间内经抢险打开了受损闸门,避免了对坝闸的爆破以及溃坝的危险,但诸如石亭江上的红松等电站就没有这么幸运,最后不得不对闸坝进行爆破,让水库堰塞湖泄流。

关于“震后调查说明,没有一座水电站已经无法修复,需要放弃、拆除或者重建。”从工程技术上说,震损震毁的水电站都是可以修复的,有些损毁严重的电站并不只是修复,而是重建。但水电站能否修复或重建并不只取决于工程技术问题,还必须要考虑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问题,

否则国家能源局也就不会在以国能局综字[2008]23号文发出的《汶川地震灾区水电站恢复重建导则》中提出,“汶川地震灾区水电站恢复重建要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科学重建”的原则,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相结合。对于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地等国家和地方禁止开发区域内的水电站,已经损毁报废的,原则上不再恢复重建。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世界遗产地周边的水电站,修复重建工作应尽量避免进入保护区域,减少产生的不利影响。”

许多质疑在西南地区大兴水电的声音,并不是没有看到发展水电、兴修水库的利,而是同时看到它带来的很多负面影响,尤其是看到只把河流资源当成是一种水能资源、采用竭泽而渔、斩尽杀绝的全江全流域梯级开发的非科学非持续发展的模式,给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带的巨大损害和长期隐患。

水电作为能源的一种形式需要发展,水电开发商要获取利益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以水电开发商和政府的利润、财税收入和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片面追求水能发电的经济效益,以牺牲移民利益、生态环境、地质环境、自然文化遗产等为代价,毫无节制地搞水电大开发,这就是真正的“不公正”了。

金沙江、大渡河、岷江流域的许多电站都深入、甚至侵占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例如向家坝、溪洛渡电站之于“合江—雷波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例如田湾河梯级电站之于“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例如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梯级电站之于“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以及众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等),这是对于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世界遗产公约的挑战,并直接损害和侵占了公民社会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利益。

水电因为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多种负面影响(破坏水生生态系统、造成原生生物物种绝灭;水库的累积型水污染;诱发和加剧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等地质灾害;泥砂淤积加剧库区和上游的洪灾威胁;产生大量的非自愿移民并导致他们的贫困化,等等)以及水电工程也有它的工程寿命(泥砂淤积、库容损失、老化报废等),因此从现代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已很难把水电定义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水电和火电一样,都是需要遵从科学规划、充分注意避免和减少其负面影响的能源形式。

在灾后重建中,片面笼统地说“开发和修复水电枢纽,既符合当地利益,又符合国家利益”,而不是站在综合协调、综合平衡、兼顾各方利益的角度,考虑对现有的水电开发模式和规划进行调整,这不符合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也不利于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仅以大渡河上在建的瀑布沟电站、以及金沙江上原拟建的上虎跳(龙盘)电站为例,如果潘院士等关心国计民生的专家能有机会到现场,去看一看当地数十万移民或潜在移民的生活状况,听一听他们的意见,也许会对这类电站究竟符合谁的利益、损害谁的利益有更真实的感受。

原文2:

针对争论激烈的大型水电建设工程引发地震的说法,潘家铮回应道:“水库不可能在地层内‘制造’地震,只能对已具备发震条件的部位施加影响,使之提前发生。所以地震界更倾向于用‘水库触发地震’一词。”水库触发地震并不罕见,绝大多数触发地震都是浅层微震,一般要用仪器才能测到。潘家铮认为:“在建设高坝时,对水库会不会触发地震、触发地震可能出现的地段、最大震级以及影响,都要作深入调研评估,提出结论。这样的结论一般偏于保守,可以作为水坝的设计依据。”他还认为:“国际、国内地震界一致公认,汶川大地震是由于巨大的地壳活动引起的特大自然灾害,世界上从未发生过水库能触发8级构造地震的前例。退一步讲,即使不排除紫坪铺水库对汶川地震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也是减少了主震释放的能量。”

潘家铮坚定地对记者表示,此次特大地震后,他对西南地区修建高坝大库的信心更强了。针对有关专家“呼吁暂停在西南地质不稳定区批建大型水坝”的提法,潘家铮对记者说:“我充分理解专家们的忧国忧民心情,但不赞同。”他详细分析了其中原因。西南地区的水利水电开发停止也解决不了、甚至加重了地震灾害。抓紧大力开发水电,修建震不垮的能调控水资源和洪水的高坝水库,迅速发展流域经济,动迁必要的移民,全面改变流域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科学素养,这样才能为应付突发性灾难提供条件和基础。采取回避政策,停止发展,绝对不是出路。

当谈到水坝的抗震安全建设方面时,潘家铮说:“为吸取汶川大地震的教训,我完全赞同对西南地区正在建设的高坝的抗震安全性作进一步评估。不过,重点不是提高某些工程的设防烈度,而是对少数关键性高坝作极限分析。汶川大地震中两座坝的实践,使我深切体会到按现代理论研究、设计、施工和管理所建成的大坝具有惊人的抗震能力。当然,还需作进一步研究。”潘家铮深信,经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和优化工作,在西南的高山深谷中即将涌现出一大批坚固的大坝,千秋万代为民造福。

陈厚群院士作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陈厚群院士在混凝土坝的抗震加固理论研究和解决重大工程的抗震关键问题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解决了新丰江、二滩、小浪底等重大工程的抗震问题;主持编制和修编了我国《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等多本规范的制订工作;负责建设了我国第一座大型三向六自由度模拟地震振动台,并为大坝现场振动试验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科学测试监测手段。此次针对汶川大地震和大坝抗震安全等问题,他运用专业理论和客观翔实的数据、事例作了详细的说明。

在谈及紫坪铺水库的具体受损情况时,陈厚群介绍说:“紫坪铺大坝受地震损害出现部分变形、震陷、开裂,局部护坡松动,面板坝的面板部分脱空,有压碎、隆起的现象,但是渗入量没有明显的增加,所以大坝的主体是稳定的。”在对各种不同类型水坝在地震中所受损害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后,他总结道:“各类大坝总体上经受住了特大地震的考验”,“尽管汶川地震中,一些如沙牌、紫坪铺这类的高坝,经受远超过设计抗震标准的强震作用,坝体仍基本完好或虽有损害但仍保持结构整体稳定。这说明只要按规范要求认真设计、精心施工和管理到位,高坝工程是具有较好的抗震性能的,我国现行水工抗震规范规定,对重大工程要进行专门的坝址地震危险性分析,按照100年2%超过概率确定最大设计地震,并取可修复的损坏做其功能目标,这些高要求的必要性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检验。”

针对紫坪铺水库是否是引起地震的原因的问题,陈厚群肯定地回答:“紫坪铺水库蓄水与汶川大地震无关。”他谈到:“不是所有的高坝水库都会引发地震。”

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数十万座水库中,目前为止,普遍认可是由水库引发的水库地震事件仅百例左右,概率远小于1%。

陈厚群介绍道:“截至目前全球发生6级以上的水库地震仅有4例,分别是中国新丰江、赞比亚的卡里巴、希腊克·里玛斯塔以及印度柯依纳这样4个地震。由于库水渗透机制,水库地震一般在空间上限于库区第一分水岭以内,大概沿库岸5~10km范围以内,这是在空间上。在时间上,构造型的主震滞后于频发的前震,那么它的地震类型对于构造型的水库地震,目前已有的这些构造地震都是前震、主震、余震型。因为自然地震有的是没有前震的,有的有前震的形式,而这个水库地震一定是属于前震、主震、余震型。”

陈厚群分析说:“说紫坪铺与汶川大地震无关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从库水渗透的水文地质条件来看,紫坪铺蓄水对北川映秀湾断裂原有的水文地质条件没有产生影响。”根据是紫坪铺水库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北川—映秀、江油一灌县断裂带之间,紫坪铺水库的最高运行水位是875m标高,而映秀湾一带河道的天然水位是 877m,这个地方就是水库离震中最近的地方,有4.5公里,紫坪铺最高水位还没有超过北川映秀湾通过岷江当地的天然水位。所以它原有的水文地质条件不可能有所改变。这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从水文地质条件来看。

“第二点原因,从蓄水前后地震活动性来看,水库蓄水前后地震活动性没有变化,与水库水位变化不存在相关性。紫坪铺水库蓄水以后,水位虽有变化,但是频度和震级都没有显著的变化。所以从蓄水前后地震监测资料的对比来分析,2005年10月1日下闸蓄水到2008年4月的2年零7个月时间,紫坪铺水库的库盆和临近地区的地震活动,其发生的地域、地震的频度以及强度都处在本地区多年地震活动正常的变动范围以内。因为小的变动总是有的,就是不建水库也是在变的。”

评论2

记者的原文用了水电工程“引发地震”,潘院士用了水库“制造地震”的术语,然后进行讨论,这是提出了一个伪命题或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严格的科学概念。因为 5.12地震后,相关的质疑都是针对紫坪铺“诱发地震”的可能,而并没有谁提出紫坪铺水库“制造”或“引发”地震的说法。而水库诱发地震(reservoir-induced seismicity)和水库触发地震(reservoir-triggered seismicity),虽然是涵义有区别的两个术语,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认为在具备发生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条件下,发生了和水库蓄水有关系的地震。

而诱发(induced)和触发(triggered)的细微差别在于前者是“水库蓄水局部改变了自然环境和地震孕育环境,在自然环境、地震孕育环境和地震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动力学反馈机制,导致(水库蓄水)大约数年后具有更高震级的主震发生.因此,(此种水库地震称为)‘水库诱发地震’是正确的,并非仅存在‘触发地震’”(周昕等,水库地震,触发还是诱发?华南地震,2005,25(2))。 “触发地震”常常是水利工程界更愿意使用的术语,如果按照潘院士的说法,它是“只能对已具备发震条件的部位施加影响,使之提前发生,(并因此)减少了主震释放的能量”。

从上可知这两者在概念上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诱发”可能产生比天然地震震级上限更高的地震,而“触发”只是让不高于天然地震震级上限的地震提前发生。但目前对天然背景震级的判定,只能根据历史地震记录的最大震级来确定,但据目前已有案例可知,无论认为它是“诱发”还是“触发”,水库地震,有可能大大高于当地已有的天然地震记录。例如紫坪铺水库所在的龙门山地震带,5.12地震前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大地震为6.5级,因此要认为是“触发”,必须“推定”龙门山地震带原本就要发生大于≥8.0级的地震;但如果认为是“诱发”,也可以根据历史记录“推定”龙门山不一定会发生≥8.0级地震。在目前的科学认识水平上,对此要作出肯定不二的结论,恐怕都过于武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诱发”还是“触发”并不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最现实的问题是,一个地区的地震设防目前都是根据已知的天然地震背景来考虑的,而一旦水库 “触发”远远超过已知天然地震背景上限的地震时,这个地区便会“提前”(提前多少是个问题,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遭遇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姑且假定这是“提前”,如果要认为这是“好事”,我想对它的讨论已不需要局限于自恃有什么专业背景的人群,这已进入一个普通的公众常识的范畴。

对于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水库地震案例,尤其是大于6级的四个案例:中国新丰江、赞比亚卡里巴、希腊科列马斯塔、印度科因纳,已有的研究文献使用的术语既有 “诱发”(induced)也有触发(triggered),而使用“诱发”(induced)的更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案例的水库地震都突破并远远超过了当地天然地震的已知最大震级。

潘院士指出“世界上从未发生过水库能触发8级构造地震的前例”,但如果要以此得出“世界上永远不会发生水库触发8级构造地震的案例”的结论,这无论从科学思维上还是从普通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在1962年中国新丰江发生6.1级的水库诱发地震以前,人们大概也没想到水库蓄水会诱发6级以上的强震。

潘院士指出:“国际、国内地震界一致公认,汶川大地震是由于巨大的地壳活动引起的特大自然灾害”,此一说法如果是指5.12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条件是 “巨大的地壳活动”,那么可以说是“公认”的,但如果想以此证明“国际、国内地震界一致公认,5.12地震不是由紫坪铺水库触发的”,那就讲不通了,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5.12地震后,包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在内的一些国内外专家都对紫坪铺水库诱发地震存疑,并在进行相关的研究。

把对这次5.12地震经验的总结,仅仅集中于提高大坝的抗震烈度是远远不够的,尽管这也是需要的。因为如上所述,抗震烈度的依据还是已知的天然地震背景,一旦水库触发远远超过已知天然地震震级上限的强震大震,大坝安全仍然面临较大风险;另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坝安全,也会使水库触发地震的影响区域遭遇重大损失与灾难;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坝安全,库坝区如果引发严重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仍然会对大坝以至下游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对紫坪铺水库是否诱发地震需要认真研究,对现有水电规划的布局以及区域设防(不仅是大坝设防),也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

陈院士指出,“不是所有的高坝都会诱发地震”,此话不错,但据此也同样不能推论出“紫坪铺水库不会诱发地震”的结论。原文指出,“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数十万座水库中,目前为止,普遍认可是由水库引发的水库地震事件仅百例左右,概率远小于1%。”这里隐去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对所有水库而言,水库诱发地震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虽然1%也不算太小),但对紫坪铺这类高坝大库而言,水库诱发地震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据有关文献报道,世界上坝高超过200米的水库,诱发地震的比率为34%。中国坝高在100米以上,库容在100亿方以上的水库,发震比例为30%左右;此外,我国的DL/T 5335-2006《水电水利工程区域构造稳定性勘察技术规程》也指出:“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地震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水库诱发地震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已成为水电水利工程建设中的一个特殊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报道发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工程有25例,其中18例已得到广泛的认可,是世界上发生水库诱发地震最多的国家之一。据统计的25例水库诱发地震的资料分析,其中坝高大于100m的工程有10例,库容大于5亿m3的工程有14例,分别占25例中的40%和56%,说明坝高大于100m和库容大于5亿m3的工程发生水库诱发地震的概率较大。”

陈院士认为紫坪铺水库与汶川大地震无关的第一个原因是,紫坪铺水库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北川—映秀、江油一灌县断裂带之间,紫坪铺最高运行水位875m还没有超过北川映秀断裂通过岷江的天然水位877m,因此库水渗透对发震的北川—映秀断裂带的水文地质条件没有产生影响,它原有的水文地质条件不可能有所改变。

且不论紫坪铺的正常蓄水位曾经达到过877m,这里值得商榷的问题是:北川—映秀断裂是一组断裂带,而不是一条在地表只通过877m高程的断层,而且经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探测显示,北川—映秀断裂、江油—灌县断裂、以及它们之间的一系列次级断裂组成了一个近地表陡倾,向下变缓并交汇一个逆掩滑脱面的逆冲推覆断裂系,加上紫坪铺水库的主要蓄水区平行于该断裂系,库水与断裂系有最大的接触面积,同时库底岩石的水文地质结构具有高度不均一性,这种构造背景有利于库水向深部渗透并影响断裂特别是北川—映秀断裂的应力状态。

陈院士认为紫坪铺水库与汶川大地震无关的第二个原因是,“水库地震一定属于前震、主震、余震型(评论者注:也就是说紫坪铺水库如果诱发地震,一定有明显的前震),但从蓄水前后地震活动性来看,水库蓄水前后地震活动性没有变化,与水库水位变化不存在相关性。紫坪铺水库蓄水以后,水位虽有变化,但是频度和震级都没有显著的变化。所以从蓄水前后地震监测资料的对比来分析,2005年10月1日下闸蓄水到2008年4月的2年零7个月时间,紫坪铺水库的库盆和临近地区的地震活动,其发生的地域、地震的频度以及强度都处在本地区多年地震活动正常的变动范围以内。因为小的变动总是有的,就是不建水库也是在变的。”

这里的表述有模糊不清的地方,陈院士先是说水库蓄水前后地震活动性“没有变化”,又说蓄水以后,地震频度和震级都“没有显著变化”,最后又说这种变化“处在本地区多年地震活动正常的变动范围以内”。前后对照,大概可以知道,蓄水前后,库盆和临近地区的地震活动的确是“有变化”的,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 “没有显著变化”、“处在本地区多年地震活动正常的变动范围以内”这样笼而统之的定性描述,不足以作为实证的依据,也无法让人对“紫坪铺水库蓄水与汶川大地震无关”的结论信服。当然,陈院士这是在回答记者的访谈,不是在宣读科学论文。我们期待陈院士披露和分析相关数据的研究论文的发表。

在这里,评论者倒可以引述一些说明5.12地震以前可能存在明显前震的线索,以供探讨。据四川省地震局公布的数据,在龙门山地震带南端,2008年2月 17日和2月27日,在海螺沟、姑咱先后发生4.0级、4.7级地震。同年3月,泸定、康定也相继发生2~3级地震多次。2008年2月2日至5月5日,在龙门山断裂带的都江堰、彭州、江油、茂县、大邑、芦山,共发生15次1.7~3.3级的地震,特别是都江堰和江油发生密集的小震,都江堰在2月14日至 15日一天内,就发生1.8~3.3级地震5次,且震中的重现性很好。江油在2月6日、2月24日、4月5日至6日多次地震,其中4月5日至6日在11个小时里发生8次密集小震,并引起公众的关注。以至《绵阳晚报》于2008年5月6日,登载题为《有感地震预示未来有强震吗》的文章,通过专家回答江油市民 “前段时间江油有小震,是否意味着地震活动有异常”的问题:“实际上有感地震的多少与未来是否有强震并没有直接关系”。

2008年5月12日,即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绵阳晚报<“政风行风热线”一周综述>》又发表文章《市民反映问题全部办理完毕》称,5日,市地震减灾局值守“政风行风热线”时,对江油市民电话热线咨询“前段时间江油一带有感轻微地震,是否意味着地震活动有异常?”的问题,市地震减灾局有关负责人与市民联系并告知对方,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3级以上地震全世界每年要发生十几万次,这些地震中,有感地震并不多。实际上有感地震的多少与未来是否有强震并没有直接关系,市民不必有恐慌心理。

当然,上述数据和报道还缺乏和蓄水前地震活动背景的对比,而且上述数据还未包括十分重要的紫坪铺库区地震监测台网的所有观测数据,但这些信息无疑值得高度重视。

对于紫坪铺水库是否诱发地震的问题,地震监测部门应当将所有观测数据提供给不同的科学研究机构,进行独立的、客观的、不受利益相关方和行政指令影响的研究,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对社会公众负责的态度。在没有对各类数据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排除不同的可能性,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是不可取的。鉴于目前西南地区在诸多强震活动带上大建高坝大库的现实,紫坪铺水库是否诱发地震的研究,对于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事实求是的科学研究能够正常进行,其研究成果也能切实造福于社会。

附:有关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更多信息可以参考美国哈佛大学地理研究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和费正清研究中心的(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英文网站;该网站收集了与本次地震相关的报告、资料、分析及图件等等:

http://cegrp.cga.harvard.edu/

(注:原文题目“两院士建言水电发展”;作者:夏爽,来源:《科学时报》(2008-12-15 B1 新能源周刊)

评论者:范晓,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

2009年1月8日星期四

重庆奉节13年内三度易址 如今再度筹划西迁

记者 陈江 实习生 陈伊玮 发自奉节 来源:南方周末

十余年间三易其址,如今再度筹划西迁

  奉节迁建的过程,是整个三峡库区中历时最长,变化最多,确定最难,争议最大,影响最深的案例。为了避让逐渐升高的水位,三峡古城奉节现在仍在寻找着生存的新路。十余年来,围绕新城所在,奉节已三度易址,当人们最近得知县政府将可能又一次西迁后,少有人能够说清这座小城的未来在哪里。

  在奉节新县城的23平方公里内,有54处滑坡、300多处高边坡,全县已经调查的灾害点已经超过800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一位专家比喻,新奉节就像一个受伤的武士,穿着铠甲、打着绷带、绑着夹板,被固定在山坡上,不如此,难以存活。

  距离三峡大坝3小时航程,幽静的三峡库区腹心——诗城奉节——这座已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已完全淹没于长江,如今,十余万奉节人在几公里外数百米高的山坡上建造了自己的家园。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筹划以来,这座偏安在西南群山之中的古城已多次搬迁避让,持续上升的水位并没有留给这里的人们太多时间。水进人退,而极端破碎的地质环境则越来越无法提供出像样面积的平整土地,10万人挤在数块六七平方公里的坡地上。

  最近,小城的主政者决定城市要继续向西扩展,而这将可能是这座县城1990年代以来第四次重塑自己。


(位于奉节的“三峡移民纪念塔”。在烂尾多年后,已于近期被爆破拆除。)

  滑坡体上的城市?

  近来,一则消息不胫而走。前段时间,几块巨石在夜间从山顶滚落,冲进了奉节县城内交警队的院子,砸毁了两辆汽车,没人伤亡。人们说不清这是否与蓄水期间的频繁地震有关,可一个老旧的话题再次被人提起——目前的县城所在的山坡是不是一个滑坡体?

  整个奉节县城选址过程耗时13年,其间历任5位县委书记,更在多座山坡上兴建了城区,最终形成了如今奉节县城依山而建、鳞次栉比的独特形态,奉节人形容自己是“一座挂在山坡上的城市”,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山坡是不是个滑坡体?

  事实上,整个三峡库区的地形状况复杂,正以奉节为界,东为皱褶山地,西为丘陵地带。因此奉节地区地质状况复杂破碎不已,在此处建设城市的困难度常人无法想象,而后期的地质灾害预防治理所需投入也将庞大而琐碎,有媒体称之为“无底洞”式投入。

  一位曾经多次参加选址座谈讨论会的退休官员回忆,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江委)最初的意愿,是希望奉节搬迁到最西面的朱义河附近,那里地势平缓而且安全,地质相对稳定,但奉节人更中意最东面的宝塔坪(因为有白帝城和港口),因此13年之中,县城中心选址便在自西到东的朱义、刘家包、三马山、莲花池、宝塔坪之间摇摆,而最终形成了如今奉节一条大路贯穿几座山坡的局面。

  1999年,中央政府开始重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现象,并派专人调研考察。当年1月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内部传真”要求,做好国土资源部专家调研工作,并特别安排专家前往奉节县考察。

  该次国土资源部专家组向奉节县政府提交的地质评价意见随后迅速地广为流传。意见中,专家组一致认为宝塔坪地区是一个结构复杂、多级滑坡组成的滑坡体,地质问题危机四伏。而三马山杨家坟地段可能是一个古滑坡,“尽管目前处于稳定状态……考虑到开挖建设和建成运行中人类活动……以及三峡蓄水运行的影响…… 有可能导致该滑体复活……”三马山地区正是奉节县城的核心。

  当时正值奉节新县城刚刚选址确定,且已经投入4亿多资金修建2年有余,国土资源部专家的评价犹如当头棒喝。奉节县随即以奉府发[1999]13 号文向上级万州市紧急请示,在该文件中,奉节县请示上级领导:“如以后确有地质问题,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县上无法交代……若停止建设,不仅新城已投入的4亿多资金浪费已成定局……”

  半个月后,1999年1月27日,长江委综合勘测局总工程师崔政权再次来到奉节,对新县城进行地质调查。长江委专家的结论则与国土资源部专家截然相反,认为“不存在所谓三马山杨家坟大型滑坡体……场地总体稳定,新县城建设应照常进行”。

  这场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很快,国土资源部再次下达勘测任务,由南江水文地质工程队于1999年3月至9月对三马山一带进行工程地质勘查。半年后,该工程队在报告中再次强调奉节新址正位于滑坡体上。只是,这份报告没有对奉节县城修建以及移民工作产生任何影响。

  新县城:13年三度易址

  在库区建设者眼中,奉节县城的迁建是特殊的。奉节迁建的过程,是整个三峡库区中历时最长,变化最多,确定最难,争议最大,影响最深的案例,而不是之一。自1983年开始的13年间,奉节县城三易其址,而如今的所在仍然是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由于发展受限以及潜在的地质灾害威胁,争议至今不绝。 175米蓄水之后,不期而至的微型地震以及地质灾害更使这种声音隐现。

  奉节新城的选址从1983年开始,而直至1996年才告一段落。在最初,老城东面几公里处的草堂—宝塔坪一带是人们的首选,因为这里最靠近著名的白帝城以及港口,奉节人不想失去它们。但投入数亿元资金并耗时近8年后,人们却逐渐发现此处是一块滑坡体,作为主城区建设存在相当大的地质隐患,建筑甚至被规定最高不能超过6层。该县国土局总工程师程思忾记得,当时在宝塔坪发现了5个滑坡地带,地质构造极为破碎,无法保证地质安全。

  事实上,草堂—宝塔坪方案曾经是奉节本土力量的应许之地。这符合奉节人早就提出的原则——“三不”——不脱离长江、不脱离历史背景、不脱离白帝城。据一份记录显示,1984年3月31日,奉节县在老城电影院召开民意测验大会,结果支持在宝塔坪一带建城的选票高达370张,而其他的包括废票在内总共只有 56张。宝塔坪方案随后进入实施。

  1992年,国务院将移民工程的勘查工作交予长江委员后,长江委勘察局对奉节进行了1∶50000精度的地质环境调查,结论即是宝塔坪一带地质风险太大,危机四伏,不适宜作为城镇中心,建议重新选址。宝塔坪在建设多年后被限制开发。

  按照奉节当地的地质地貌情况,除了遭到淹没的老县城最适宜人类定居外,其后几座山坡的地质环境皆非常破碎,海拔500米以下没有一块面积达到1 平方公里的平台,而如今新县城所在地“三马山”,坡度25度以下的可建设用地仅占38%,曾经参加县城建设的施工人员杜振林形容:“宝塔坪是几下挖出个地下溶洞,刘家包却是地无三尺平。”

  与长江委此时希望的三马山方案相左,当宝塔坪城址不得不放弃后,奉节本土力量转而倾向于靠近宝塔坪的莲花寺方案。但长江委仍坚持认为奉节莲花寺方案位置偏高,迁建困难。该方案实质上被搁置。

  随着三峡蓄水日期将近,时间开始紧迫。1995年12月,四川省相关部门在奉节召开县城迁建新址规划论证会,但12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仍然众说不一,而长江委对莲花寺山顶作为城市中心仍坚持保留意见,认为“将几万人送上山顶,不仅交通困难,供水成本也将提高”,而且不能按包干(预算拨款额)完成任务。

  最终,多方角力下,1996年2月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函1996[67]号文件作出批复,确定三马山与刘家包二处山坡为主要城区,莲花寺方案最终被舍弃。至此,奉节县城选址工作历经13年,终告一段落。

“用钢桩钉在山上”

  5年前,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奉节地质环境监测站时,得知这个地质灾害大县正在准备三期地质灾害项目申报,而时任站长邓少杰曾经表示“准备上报治理项目 17个,搬迁项目41个,监测预警项目 195个。但能批下来多少,心里没底”。然而,5年后的现在,曾令邓站长没底的申报数字刚刚变成了批准数字,而且早已超出了曾经的那个“底”。

  根据奉节县国土资源局地灾办提供的资料显示,三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奉节县仍然是大户,得到批准的治理项目33个,搬迁项目44个,监测预警项目176个,非库区监测点362个……

  所幸,最近让奉节人稍喘一口气的是,该县目前已知的最大地质灾害工程——猴子石大型滑坡治理工程——终于完工,通过了国家以及业主单位的验收。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得很,真正的验收合格单是由那175米高程的江水开具的。如今,这块山体上生活着的上万人都在等待着长江的检验。

  这片处于奉节县城南端靠近江边的山体曾被视为宝地,这里集中了奉节县几乎全部对外交通枢纽,港口、长途车站、商业广场、批发市场、居民社区都集中于此,人口稠密。不幸的是,在彻底开发后,这里竟被证明是一个大型滑坡体,而后只得随即转入地质灾害治理。至今耗时两年,1.59亿资金投入,使这里全国闻名。

  如今,人们送给了奉节这块土地太多的别名,除了诗城等雅号外,如挂在山坡上的城市、钉在滑坡上的城市等已经不能完全准确传达这里的实际情况,已经有人将奉节称为地质博物馆、世界护坡博物馆甚至是地质灾害博物馆。专家们即使在这里找不到全部的地质灾害,也可以看到全部的地质灾害防治办法。

  猴子石是最鲜明的例子。即便在奉节这个地质博物馆里,猴子石治理工程也是最为繁复的,在该县地灾办的书架上,有关猴子石工程的卷宗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工程。在详细的解释了整治原理后,奉节县国土局总工程师程思忾总结道:“简单地说,我们在250米高的山体上打进了38排130多根钢桩,把它钉在那了。”

  长江流经奉节县43公里,猴子石只是其中的几百米,而除了8公里的矍塘峡外,惟有曾经的旧城是冲积形成的平坝,其它地方则是“七沟八梁一面坡 ”,地质灾害浩如繁尘。在新县城规划的23平方公里内,有54处滑坡、300多处高边坡,全县已经调查的灾害点已经超过800处,这还是曾经的统计数字。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一位专家比喻,新奉节就像一个受伤的武士,穿着铠甲、打着绷带、绑着夹板,被固定在山坡上,不如此,难以存活。

  如今,当三峡库区蓄水达到172米之后,三峡大坝上游的群山峡谷将成为一座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江深水阔、波平浪静的峡谷型水库,大部分险滩激流伴随着大量人类城镇一同沉入江底而不复存在,因此换来支撑经济发展的巨量水电以及船运便利。但同时,高涨的江水也让地质灾害治理、环境污染治理成为一个巨大的资金追加黑洞,有统计数字的地灾治理投入已超过120亿。

  消失的“库区第一社”

  2008年12月20日,在万吨船队胜利到达重庆港口的同时,在奉节县人民大会堂(该县礼堂名),9名移民致富带头人作为移民先进典型,在这里进行巡回报告,而这是本次巡回活动的第三站。

  有细心的奉节听众们发现,这些移民先进典型里竟然没有自己县内大堡三社的典型。事实上,大堡三社这个曾经的“库区第一社”给整个上千平方公里的三峡库区移民工作打开了局面,曾经是奉节县在全国一块响当当的招牌,没有人质疑整个三峡的移民工作是从大堡社(生产队)开始的,这曾经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典型,一个被称为“就地后靠安置典型”的村庄。

  大堡三社的经验成为“安坪移民模式”开始在三峡库区推广,曾有媒体报道称“为库区移民安置提供了一条道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堡三社的名气在外。如果从奉节坐船,大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安坪乡,之后仍需要一段路途才能到达曾经大堡村所在的地方,有熟悉这里的人会指着这里做导游状,“您看,那就是库区第一社了”。

  当整个库区的移民官员因为大堡三社这个“库区第一社”的成功而欢欣鼓舞时,三社的村民们却发现他们得到的只是河滩几百米后方的一块山坡,政府在那里修了一道石梯以及两侧的新房,曾经许诺过的灌溉设施也因为水池蓄水不足而经常无法使用,自己只有“几个果果吃”。

  “库区第一社”的现实正是奉节乃至整个库区诸多后靠移民村庄的命运缩影。极其有限的环境承载力实际无法养活搬迁到山腰以上的后靠移民们。土地破碎贫瘠,水源稀少,交通不便,地质灾害莫测,相同的问题使后靠移民们生计困难。

  2000年前后,大堡三社的农民已然无法继续生存,被政府再次划入外迁移民计划中,根据几份文件中的记载,他们大多数被迁往福建等省份,而曾经的小村庄如今已被基本废弃。“库区第一社”消失了。很快,这个后靠典型就被人们遗忘,并从此少见于公开的报道或是文件中。

  2007年,重庆市曾出台政策,计划将总数高达200万的后靠移民“二次搬迁”至重庆主城区。但这同样是一个庞大且艰难的任务。

  有别于“移民外迁安置”,“就地后靠安置”曾经是库区内县城移民工作的主要手段,而其基本理念则是就近向后选择更高地段安置移民。但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另选的地址并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曾经的原址才是人类祖祖辈辈作出的最优选择。就地后靠往往会使失地农民失去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顿。这正是这座典型库区县城的又一难题:城市在寻觅安身之处,人们也难觅立命之所。即便在奉节县城内,移民后丧失经济来源只能以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度日的市民也大量增加,据媒体报道,在县城2.6万户10.1万人中,吃低保的移民共1.8万人。

  在奉节,一位前年曾经寻访过“库区第一社”的政府人员形容他看到的大堡三社:“人走屋空,草都已经长那么高了。”他把手放在腰间。

  尾声

  如今的奉节县城内已经再也找不到可供开发的土地了,一家地产开发商已经决定开发该县城内一条两山之间的山涧。据称,这个150万平方米的开发项目的地价已经是2.502亿元,开发商喊出了地王的口号,他们告诉市民:将为奉节中心再造一座城……

  在奉节的政府网站上,奉节县“西部新城城市设计”方案征集刚刚挂出。在规划中,“西部新城位于奉节县城西边的朱衣-帽丰片区,是奉节县城重点拓展地区,也是奉节县城的次中心所在地,现代化综合城区”。

  在县城中心的“人民广场”,巨大的展板正在向市民展示“西部新城”的规划——2008年12月28日,新城的第一个项目已经开工。

  而县城里最近的消息是,县“四套班子”将率先迁往新城,一位参加过内部会议的官员告诉记者,对这一搬迁,县里提出的目标是“4年内完成”。

2009年1月6日星期二

金沙江阿海水电站建设争议犹存

记者章轲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8年12月29~30日,北京远望楼宾馆。

  “金沙江中游阿海水电站环境评价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会”的现场多了两个新面孔:绿家园代表杨勇和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施行以来,民间环保组织代表首次获邀参加水电环评报告技术评估。

  “情况并不乐观。”马军对《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专家组已经就阿海项目的环境影响得出了“不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的结论。他称,项目上马前的各种程序走完后,如果不出意外,阿海水电站年内将正式开工,留下的种种悬念和质疑只能有待时间检验。 

  水能开发的“富矿”

  近年来,水电开发企业和地方政府有关西南地区水电开发的呼声一直不断,其中尤以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水电开发为最。 

  上月由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公示的《金沙江中游河段观音岩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在开头这样写道: 

  金沙江流域是我国水能资源开发的“富矿”,干流及中小支流水力资源经济可开发容量为70085.3万千瓦。金沙江干流开发条件以中下游河段较为优越,可建成我国最大的水电能源基地。 

  据这份报告书介绍,1992年国家电力公司昆明院和中南院历时8年,于1999年12月完成了《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划报告》,推荐金沙江中游河段梯级开发方案为“一库八级”,即龙盘(上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 

  金沙江水电开发是继三峡水电工程后,长江干流上又一巨型水电开发计划。据了解,目前,下游金安桥水电站已开工建设,上游梨园电站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设计,其他梯级电站也均处于前期研究阶段。预计在“十一五”期间将有3~4个电站开工。2005年1月18日,金沙江下游河段规划开发的第三个梯级电站——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曾因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被原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停建。同年12月26日开工。   阿海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与宁蒗县交界的金沙江中游河段上,项目建设单位为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2005年由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华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按照 33%:23%:23%:11%:10%的股比组建的。按照规划,这家公司负责全资建设龙盘、两家人、梨园和阿海水电站,参股建设金安桥、龙开口、鲁迪拉和观音岩水电站。 

  据介绍,阿海水电站工程为堤坝式开发,属一等大(I)型工程,最大坝高138米。工程水库淹没涉及云南省丽江市的玉龙县和宁蒗县、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共4县8个乡,影响人口1343人,影响耕地5512.22亩。《报告书》认为,与国内已建和在建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相比,淹没损失数量较小。 

  在环境影响方面,《报告书》认为,阿海水电站工程建设区不涉及环境敏感区,不过,《报告书》同时承认,“工程建设也带来了许多的不利影响,其主要影响表现在筑坝阻隔鱼类通道,水库淹没及施工占地破坏了植被及动植物资源、移民安置环境影响、施工期‘三废’及噪声污染、施工扰动地表产生的水土流失影响等方面。” 

  最让环保专家们担心的,是生物多样性有可能被破坏的问题。金沙江沿线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密集区。而《报告书》承认,“由于下游金安桥电站已在建设,已阻隔了圆口铜鱼、长薄鳅等产漂流性卵鱼类的繁殖。”

  程序公正第一步

  在技术评估会上,杨勇对《金沙江中游河段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 

  他称,阿海水电站建设主要是依据上世纪90年代较为粗略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和以此为依据编制的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划报告,而新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正在修编中,根据科学发展和生态要求,长江上游(金沙江)环境功能和水资源功能将会重新确立,原开发规划可能要重新调整,目前新的环境功能划分还无法确定,“因此,环评同样缺乏科学依据。” 

  杨勇刚刚结束了“三江并流”(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一带的科学考察,他发现,当前金沙江干支流水电建设推进快、强度大,开发格局交错重叠,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应运而生。此外,“三江并流”地区一些重大关键性工程尚未定案,“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阿海水电站环评缺乏很多前提支撑条件,其依据和结论存在较大变数。” 

  2008年12月28日,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范晓也表示,在阿海水电站项目环评尚未被批准的情况下,已开始“三通一平”和导流洞等大规模的施工,这是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的。 

  但不管怎样,马军等人都对本报记者表示,应当承认,在程序公正方面,是朝向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法》公众参与的原则要求迈出的一步,是历史性的进步。 

  环保部有关领导表示,“特邀民间环保组织的代表参与水电站项目的环境评价影响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是环保部和水电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公开大型工程环境影响信息、推进公众参与,这对于决策的科学性与透明度,意义非同寻常。”据了解,杨勇和马军提交的书面意见的要点已被写入会议文件。 

  民间环保人士、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略有遗憾地对记者表示,阿海水电站已花费巨资进行了前期施工,“今后如果能在前期准备之前召开环境影响评估会,邀请公众和利益相关群体、民间环保人士参与,可能对生态和相关群体利益的伤害会小些,环境影响评估的工作也会做得更有成效。” 

2009年1月1日星期四

“四万亿”高压下的民间环保组织

来源:搜狐博客 作者:冯永锋

在中国呆得时间越长,你越感觉不到中国社会保护环境的诚意。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觉得需要破坏更多环境来让经济变得更好;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只有大力践踏环境,才可能保护经济之舰不至搁浅。好的政策出台并下达的时候,即使是最伤害生态的行为也会被套上这个政策的外衣;而不好的政策下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它的掩护下毫无惧意地迫害生态。

2008年6月19日,云南省澜沧江上的景洪电站开始发电,据说这是目前云南省最大的电站。它与漫湾、小湾、大朝山等电站一起把澜沧江给肢解了。

“四万亿”带来的水电肉搏战

近期,“四万亿”带来了一系列冲突。有人揪心地看到一场场肉搏战正在上演。出场的一方,大概可以说是民间环保组织,或者说中国自发的环境力量;出场的另一方,是水电、冶炼、资源开发、森林砍伐等各种利益集团或者说中国自发的经济发展力量——自然,也是中国生态的破坏力量。表面上看,是民间环保组织在节节败退,而实际的后果,是几败俱伤,是多败,是中国江河被摧毁,是中国的森林被纯化,是中国的土地都被剥去外皮,是中国的所有村庄都面临泥石流的危险,是中国所有的人,都将继续生活在肮脏的空气中;是中国所有的富豪和穷民,都不得不喝污水。

中国所有省市都在以救市的名义出台了大量的投资拉动政策。云南省大概是“四万亿”热潮中最为疯狂的;他们居然设计了高达“三万亿”规模新经济发展规划,几乎所有的都是水电开发、矿产开发、土地转让、木本油料作物种植这类毫无“聪明内涵”、根本不需要脑子就可开发的项目;在所有的疯狂中,准备把云南所有江河都剁成小段的水电开发,又是最为疯狂的一类;为了让疯狂不太显眼,有关方面把水电打扮成了“清洁能源”,打扮成了“致富当地百姓的能源”,打扮成了 “生态保护项目”。

2008年12月27日,在小雨夹着的大风中,我们站在六库电站小沙坝移民形成的“新农村”里,在村委会对面的一堵墙上,贴着六库电站的环境影响报告的简本,上面号召“公众”参与提供意见,时间期限是从12月15日,至12月26日。

一个年轻的村民走过来,我问他看过这个报告书没有,他说,我们农民都不识字,识字的只是干部们,我们都不懂这纸上说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怎么可能提出什么专业的意见?

接下来的信息更加的催人心魂魄,金沙江的阿海电站要在12月29号召开评估会,很是负责任地邀请了环保组织参加。而实际上,在12月22日,虽然没有获得任何许可,阿海电站的所有前期工作都全部就绪,说是搞三通一平,可连两岸的“导流洞”都已经修通,随时可以堵江合龙筑坝。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不得不强行把刚刚参加完江河十年行、仍旧生着病的民间地质专家杨勇,给请到北京,因为她担心环保组织缺乏专业性,将给到手的机会带来更加致命的伤害。

与此同时,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网上发现金沙江的观音岩电站在云南省环保局的网上公示环评报告的简本,“通知”要求公众在12月31号之前拿出 “有效参与意见”。与此同时,同样位于金沙江的中国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也开始在新华社上发出消息,正式开工建设。同样,金沙江的鲁地拉电站,在“ 江河十年行”的参加者眼皮底下,打着“三通一平”的所有建设工作,越来越炙热,大有把所有江河都在一夜间拦腰截断之势。

一切都像突出其来,一切又都像故意的布置。在水电大军这样发起集团式进攻之前,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和当地公众,显然一时难以招架。面对着装整齐、武器先进、番号高贵的各路正规军,民间环保组织多像一支支衣着破烂、“没有枪没有炮”“没有吃没有穿”的游击队。关注中国江河命运的民间环保组织本来就不多,当地的公众即使也关心也常常力不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环保组织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凑集需要大量的不同行业专家进行长期调研后才可能获得的“有效意见”?因此,我猛然像看到了一出陷阱上搭台的悲剧,看到水电集团在陷阱后发出的冷笑,听到他们牙齿咬合时轻蔑的低语:你们不是要求程序正义吗,现在我们开始走程序了?你们也开始走吧,看谁更有走程序的能耐?你们不是想呼吁媒体关注?我们本来就擅长的就是控制媒体;你们不是想影响决策?我们的影响力远超于你们的想像;你们不是想强化公众参与?没有问题,就你们那几个少数公众,能参与到哪去?

一场场刺刀见血的环境保护肉搏战已经开始。考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熔炉已经架好,炉壁缠着高能耗的电炉丝,内炉里烧着高能量的焦炭,哪些矿产有能力跃身进去,不被烧成灰烬,反而能借其熔温炉压,炼出一身好钢呢?

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有无数的水电大坝要野蛮开工,要无证上马;接下来的几年,所有试图非法伤害中国环境的项目全都会假惺惺地遵守国家法律、走一走“ 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在这样的项目包围圈中,绿家园、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这样少得可怜的敢于直面问题、诚恳表态的民间环保组织,杨勇、范晓、吕植、翁立达这样的少得可怜的敢说真话的专家,有多少精力去一一拼刺刀呢?

民间环保组织的零星枪声

老有人怀疑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能力,据说中华环保联合会在2008年发布的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有关的现状研究报告中,继续保持着老调调,依旧把筹资能力差啊、人才来源窄啊、注册困难啊这三个大缺点的牌子,悬挂在民间环保组织的胸前。

我一向是对民间环保组织有信心的,相信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态要想摇身一变而成为“公民社会”,唯一的办法就是所有的公众都能够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环境保护,大概是公共事务中颇为惹眼的一类,过去不太受重视,为此,我们及我们所居住的地球饱受其苦;因此,有人相信,今后,环保是肯定要被政治家、企业家、娱乐家、科学家、社会学家、作家、戏剧家、评论家等等风云人物高度追捧的话题。

2008年12月29日至30日,民间环保组织被许可参加“金沙江阿海电站评估会”,算得上是中国环境保护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在2008年的最后几天,即使不能让人浮想联翩,至少也可以让人猜测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民间环保组织的命运;猜测一下在无数家“正规野战军”部队的攻击下,中国的哪一处山河还可能保持它的碉堡。

说起来,2008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还联手做了另外一件事,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等几家民间环保组织,充分利用环境保护部与中国证监会的有关“绿色证券”新风气,对一家准备上市的公司在环保审核期进行了“公众参与”,写了意见,派出队伍作了调查,还召开了“绿色证券研讨会”。表面上看,这也算得上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2008年的另一大成绩或者说突破。

但是,与“水电肉搏战”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中国每年有无数家企业有上市,民间环保组织能参与审核得过来吗?2008年,它们只有精力审核一家企业,表面上是延迟了这家企业的上市时间,但是,标志之类的我们可以张贴,但如果进行真正的绩效评估,胜利的成绩单在哪里?2009年,2010年,它们又有能力用民间环保的眼光,再审核几家准备上市的公司?

但是,比利用合法方式阻止某些企业上市更为艰难的是,中国已经到了环境污染事件高发期,全国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环境污染受害者,而全国所有的法院几乎都不敢接手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案件;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一见到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就赶紧关上公务的大门,施甩出最惯用的拖延术和欺骗术。这时候,像王灿发教授领衔的“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这样的机构,能起到多少维护权益的作用呢?

“四万亿”下真正的野性成长

人海战术、车轮战、拖字诀,这些百试不爽的阴谋阳谋,在中国的环境保护现实中,屡屡被征用,现在,正被所有利益集团全部集结到武器库中,随时用来对付民间环保组织、对付利益受损群众和自然环境。在严酷的战场硝烟中,必然有些环保人士体力不支而累倒,必然有些环保机构因为疲惫而运转混乱,必然有些专家经不起收买和恐吓而三噤其口,必然有些当地公众会转变原先的立场。

2008年12月26日,北京九汉天成公司董事长宋军,坐在“江河十年行”云南行的车上——汽车顺着怒江边凶险的公路,向丙中洛的怒江第一弯进发。他对一车的环保志愿者说:“中国的环保没有敌人,水电集团不是环保的敌人,化工企业也不是环保的敌人,政府更不是环保的敌人,中国所有的企业和公众,都愿意为环保出力;因此,环保组织不应该预先设置敌人。一旦设置敌人,气局就小了,要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可转型的,都是可环保的。”

大家听后颇有同感,中国现在确实过了“你死我活”的时代,也不再像某些年代那样有着明显的阶级或者说阶层区分。政府虽然还没有从资源控制集团完全转向公共管理集团,但社会必然要带动它们早日蜕变;企业虽然是谋私利为主,但谋私利确实也不等于就不知天高地厚、不顾一切后果地肆意妄为;而公众一旦共同面对未来,大家选择的一定是真理和高雅,选择的是透明和公正。

但这样并不等于环保组织不需要“作战”。宋军同时是中国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理事,他说:“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环保组织的敌人是环保组织自己。”用这句颇具禅理、同时也颇具现实意义的眼光来看,环保组织面临的障碍有两个:一是环保组织本身的野战能力,二是各区域性民间环保组织的萌发和成型。

就第一个障碍来说,当前的四万亿现象倒真是个升华的机遇。过去,中国的许多民间环保组织不敢直面淋漓的鲜血,耽于软绵绵的“环境教育”;宏大的宣教和无目的的传播,让环保组织沉迷于某些“不存在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而在宣教的过程中,由于对所要影响的目标存在着心理畏惧,因此,总是选择“小手拉大手 ”、“演讲”、“作文”、“排戏”这样的绕道而行的方式。不敢面对成年人,不敢面对决策者,不敢面对陌生人,“受影响的群体”不是退休人员,就是在校中小学生;获得的成就不是演了几场戏,就是发表了几篇文章。表面上数量庞大,但实际的效果却非常的有限。耽于环境教育延误了民间环保组织进行实质性调查的能力。而在中国,你要对任何的环境事件发表专业性意见,没有相关专家足够长时间的调研,都是空虚无力的。

就第二个障碍来说,四万亿也许同样是粒发酵剂。因为在中国,环境保护最要命的一个缺陷是大量的省会级城市都缺乏有活力的民间环保组织。按照我的理想,中国所有的县级以上区域,甚至各个乡村,都需要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或者一个关注当地环境的组织,因为当地的环境只有当地人才可能进行最为有效的观察和体验,才有可能进行最有效的跟踪和记录。一份调查、一种公众参与意见,要想具有穿透力和说服力,源于地方、超越于地方的调查报告是最为致命的,可惜,关注区域公益的就地型民间环保组织,在中国仍旧属于需要大力催发的状态。

从积极的意义来看,无论是“四万亿”还是“三万亿”、“两万亿”投资狂潮,都捎带给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一次真正野性成长的机遇。一棵植物要想富有生机,唯一的办法就是生活在天然环境中,与各种霜风雪雨遭遇;一个人要想富有真正的智慧,唯一的办法是拿自己的生命去遭遇和抵挡各式的诱惑与挑战;一支队伍要想成为有战斗力的队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战斗,在战斗中总结,在牺牲中凝聚;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要想成为有能量的机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调查,不停地论战,不停地表态。

任何人要有所成就,必须付出代价;任何国家要想明白环境保护的道理,迟早得让一些利益集团购买转型的损失。显然,当前的投资狂潮会激发起民间环保组织的斗志,当前的各场肉搏会积累它们的经验,当前的各种遭遇战会训练它们的神经,当前的各种困境会促使它们寻求突围妙法,当前的相对孤立状态会强化它们寻找更多的同盟。因为,在当前的中国,战斗的过程决不是消灭对方的过程,而是化敌为友的过程;因为,在当前中国,环境保护一支队伍的独自增持,而是社会盲目能量的合理导流和巧妙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