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水电站叫停猫腻：环保部已经是“历史罪人”

作者：流风 来源：多维新闻网

2009年1月，金沙江的两个水电站先后开工，为什么直到6月才被叫停，很多关心金沙江环保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中央电视台6月20日播出《谁来保护金沙江》，环保部的领导不止一次说过，宁当“恶人”，不当“历史罪人”。但6月11日的叫停，尤其是金沙江上那两个未来必然要通过环评、马上要截流的违法电站，在长达5个多月的时间里违法施工，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说明环保部并没有认真履行国务院授予的环境监管责任，对比现实和过去，我们似乎越来越难以“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了，环保部现在就已经是“历史的罪人”了。

曾经一度被叫好的环保风暴，突然面临强烈的质疑，随便录几个媒体评论的标题，就能看出这种质疑的普遍存在：新京报：环保执法缘何成了“空对空”；钱江晚报：煮半熟才叫停，晚了！；华商报：环评别成环境补偿论证；扬子晚报：环保部成立后首张罚单成“空炮”；大河报：史上最严厉的环评罚单终究只是一纸空文；……

其中质疑最多的，就是如果叫停金沙江上的鲁地拉水电站是正确的，为什么不早叫停，却偏偏在事发五个月后、马上就要截流修大坝了叫停？

环保部应当2月份就知道两家电站开工了，叫停大概是临时动议

在央视6月20日播出《谁来保护金沙江》新闻中，面对记者关于环保部究竟何时知道两家违法电站截流的疑问，环保部工作人员支支吾吾就是不回答准确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环保部在“六·五环境日”前已经公布了，就是今年2月，即两个电站开工不久他们就知道了。

据6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投资环保热的隐忧”一文报道：“今年2月份，环保部针对2008年受理但尚未审批或者审查未通过的71个建设项目初步检查发现，有8个项目未批先建，3个项目未批投产，违法率达15%。此外，环保部对省级和地市级审批的118个建设项目抽查发现，违法率达24%。”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时为了“六·五环境日”突出自己的政绩把这个事情说了，万没想到现在必须对这个日期讳莫如深。只是这样支支吾吾，不仅显示环保部心里有种莫名之虚，更说明这次叫停并非环保部计划很久的配套举措，否则不会安排得如此不周密，让前面的话揭了后面的短。

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这次叫停无非是升格的环保部觉得自己总得有所动作而匆忙进行的，否则一年多没响动太说不过去了，是为了有所动作而动作，应付舆论和公众之意非常明显。十七大前，当时的环保总局说刮风暴是无奈之举，作用有限，以后不再刮风暴，而是进行以环境经济政策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十七大后，尤其是整个2008年，履新的环保部既不刮风暴，所谓制度建设也似乎停滞不前。既然早就认识到刮风暴作用有限，还不得不刮风暴，也说明此次叫停的临时动议味道。

叫停令“正巧”发生在汛期，如此默契输掉的是公信力

新浪网上有网友问，2月份发现部属11个违法项目，为何迟至6月11日才叫停？而且只叫停了其中的5个？其中有无猫腻，外界无法得知。环保部更是三缄其口。但明摆的事实是，正是这5个月的时间，让两个水电站完成了前期施工，造成了既成事实。是环保部揣着明白装糊涂结果装不下去了，才匆匆出来叫停，还是基于某种“默契”之下，在既成事实造成不可逆的情况发生了以后，才出来作一个秀，叫个停？抑或两者都有？

大河网2009年6月19日的评论“史上最严厉的环评罚单终究只是一纸空文”，就指出，记者在对两家违规截流的水电站调查时发现了一个共同点，两家水电站都是在今年1月份开始截流，而在6月份被环保部叫停。中间5个月的时间刚好是建设围堰所需要的时间，而此后便是汛期。两家都在汛期到来之前顺利建设好了围堰。

为什么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环保部没有叫停截流，而任由围堰顺利建设完工呢？从这里我们就应该对这份“史上最严厉的环评罚单”的公正性产生质疑，究竟是开具罚单，还是别有用心呢？如果是开具罚单，前五个月都干什么去了，这么大的工程上马说不知道那是自己骗自己。看来是施工过程中环境破坏严重，遭当地百姓的反对与上访，实在掩盖不下去了，于是就出具了所谓的罚单，暂时平息一下民怨吧！

新浪网友留言透露，据华能一位知情人讲，其实这次叫停，是环保部跟华能私下商量的结果，“环保要面子，华能要里子”，先默认让华能建，赶在汛期前把前期作好，如果外界反映激烈，环保部顶不住了，最好在6月汛期到了没有办法施工以后再叫停，彼此都可以对上面有个交待。至于为什么不干脆等到围堰全修好了再叫停，华能的知情人说，这个就不知道了，大概是工程进度没完全按计划进行，或者是环保部压力大等不及了。

央视记者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卫东说，停工令对电站建设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本来也是汛期到了。”2009年06月22 日《重庆时报》李晓亮的评论“第一张罚单开出后环保部必须亮剑”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和汛期同时到来的叫停令，像是默契地配合着企业的施工进度，也似是给自己台阶下。这道禁令究竟有多大威慑效应实在让人揣摩不出来。这样的处罚力度也很难让人对环保部的威信和公信高看一眼。

更让人感受到这种叫停有联手作秀意图的，是电站总经理周卫东的说法。周说“从来没有听说因为环评没有通过而下马的大坝。”

作秀手法太老土，适得其反

这种联合起来作秀，希望赚得舆论喝彩，进而增添政绩的行为，真是比不履行职责，任由环境恶化更令人心寒，更令人作呕。不履行职责顶多是不作为，为了表示履行职责而作秀就有欺上瞒下的嫌疑了，是名昭法律暗助丑恶，是以执法之名破坏法律尊严。环保部首任部长周生贤曾说，“今后我国要执行最严格的环保制度”，“ 像钢铁一样硬地从严执法”，结果升部后一年多来第一个大动作，就饱受高举轻打，甚至联手作秀的质疑，环保部的“硬度”也就成了舞台上的台词和戏言，并且是用一声声高亢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口号做陪衬的。

现在的官场，时兴作秀。作秀作为一种树立形象的手段，在信息化时代是有其必要性的。宽泛一些来说，凡有政治的地方，有讨好民众的地方，都必须作秀。西方的政治领袖，个个几乎都是作秀高手，否则他们很难过竞选这一关。你必须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做的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想方设法地让社会充分知道，秀出你的能力，秀出你的品格，秀出你的形象，才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只是，这样的作秀，一般是作实事秀形象，通过展示自己的实干、理念、方针，得到理解和认同。一个地震，党中央国务院的亲民形象深入人心，那是胡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一步一步不辞辛苦在震区跋涉出来的，是中央领导一次次放弃节假日深入民间访贫问寒解决民众实际困难积累出来的，不是简单地在办公室批几个文件，写几篇文章，讲几句狠话就能实现的。

也许环保部的人很奇怪，过去他们刮环保风暴的时候，媒体和大众一片叫好，为什么这次却面临质疑了呢？以前的环保风暴，那是环保总局时期，作为弱势部门的一种强势出击方式，宣示入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作用是扭转过去环保长期缺位的现象，并将环保置入到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要求当中，这个作用那些风暴是达到了的。在无过便是功的政府部门，公众自然对这种另类的、积极的补位、勇于承担责任的行为叫好。

现在环保总局都已鸟枪换炮升成了环保部了，直接参与中央决策了。都这么高端了，实现了几代环保人的梦想，环保已经不是缺位，而是如何在其位谋其政，有效履行职责的问题了。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在实践中急中央之所急，借自身的高端位置把环保置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端，为科学发展观保驾护航。

现在环保部没有什么新办法来落实科学发展观，但又不能老闲着，就想通过刮风暴，来添政绩树形象。但，一是太过老套。都内阁成员了，还自食不再刮风暴的前言，就显得黔驴技穷了。下降到总局时刮风暴引人关注的层次，玩不出符合内阁成员的新花样，炒冷饭拿老把戏糊弄人，应付差事，当然与人民群众对升格后更高的期望不相衬。二是太虚，配合如此巧妙的“汛期叫停游戏”，时间把握如此考究，真是煞费苦心，说明我们可敬的环保部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把智慧用在了如何忽悠社会众众上。但自以为得计，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眼睛，以为别人看不见里面的猫腻。

是不是继续当历史的罪人，取决于环保部

2009年6月20日《新京报》刊登汪永晨的文章“保卫金沙江六年来不离不弃”里说：“这次被暂停的金沙江水电开发，本是一库八级。可在龙头电站虎跳峡还在争议中时，上面的电站已经按有虎跳峡大库容的装机发电机组开工了。那些已经在建的电站，因按大库容建造而多花的钱，谁来买单？对大山的破坏又由谁来负责？”

其中一项，大概是环保部逃不脱的，就是他们的环境监管责任，是任谁也回避不了的。按强国论坛网友的质疑，至少从2月份环保部发现到6月份才叫停，这4个月中，环保部应当为违规开发对环境的破坏负一定的责任。就目前而言，对于那些被违法截断的、不可能复原的大江大河，环保部已经是历史罪人了。

要想将功补过，改变监管不利局面，同时表达环保部是真抓实干，不是糊弄大众，办法只有两个：1、对于被叫停的项目，如鲁地拉水电站、龙开口水电站，环保部永远不发通行证，并令其拆除。2、凡没有通过环评的项目，环保部第一时间将之通过中央媒体对外公布，让全国人民一起来监督。你们不是人少吗，全国人民当义工不要钱，替你们监督，省得你们再向国务院伸手要编制，环保部还可以得一个不花钱办大事的政绩。谁违法建设，就永远停止其项目。只有做到这两点，才是在做正事，做真事，才能重拾民众对于环保部门的信心。

如果真这样做了，相信全国人民都拥护环保部，给你们唱最好的赞歌。

金沙江两电站叫停事件──水电困局

作者：李伟 关海彤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6月11日，环保部叫停了金沙江中游正在施工的鲁地拉和龙开口两座水电站。这两座水电站未通过相应的环境评价，擅自筑坝截流。

据公开材料，被叫停的两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96万千瓦，年发电量之和预计178亿度。 2008年全国风电装机容量894万千瓦，发电量为111亿度。做一个简单对比。尽管两座水电站的容量不到风电的1/2，但是发电量却是全国风电的1.6 倍。如果按照2008年的能耗水平，即349克标准煤可发1度电，两座水电站推迟一年发电造成的能源损失相当于烧掉了621万吨标准煤，多排放了1200 万吨二氧化碳。

2008年是中国水电开发历史上投产最多的一年。这一年，包括三峡电站最后7台机组等一大批水电投产，全年增加水电2010万千瓦，占当年全部投产机组的22.21%。从建成运营的角度看，中国水电处于高潮期。

但另一方面，水电投资却越来越难以得到政府的核准。2008年国家新核准水电站9座，装机容量只有966.8万千瓦，其中还包括两座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270万千瓦。而2008年全国新增电力装机9051万千瓦。那么，除去两座抽水蓄能电站，新核准的水电站只占当年电力增长的7%。“实际上，2008 年没有一个大中型水电站通过审批。”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对本刊记者说。

再向前推一年，2007年国家核准的大中型水电项目只有270万千瓦，不足同期电力增长总量的5%。水电工程建设需要5～6年的工期，在我国的“十二五”期间，水电站的投运由此必将处于低谷。

环境与移民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成为挡在水电发展前的两座大山，水电开发也因此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甚至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中，并没有将“水电”列入国家积极发展的新能源序列。

但在能源分类上，我国将水电划入可再生能源，与风能、太阳能光伏、生物质能并列。而且水电是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在我国现阶段的电力结构中，火电与水电是绝对主力。从发电角度看，火电占81%，水电占16%，两者总计占97%。从电力装机容量看，火电占76%，水电占22%，两者占98%，处于绝对地位。

现实地看，近几年快速增长的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以及发展了20多年的核电都难以改变我国的电力结构。依靠新能源的替代作用，实现节约资源，减少排放并不现实。在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中，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达到 15%，其中水电要从2008年的1.7亿千瓦增长到3亿千瓦，是最大的增量。风电、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只能占到4%左右，发电量的比例还要更低。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电力结构的本质又是一个保证发展的问题，每年必须增长7%～8%才能满足GDP的增长需求。

连续3年，我国每年新增装机接近1亿千瓦。而整个英国电力系统的容量只有6000万千瓦，韩国为7000万～8000万千瓦，日本为2亿多千瓦。换句话说，中国一年增加的电力容量就超过了整个韩国电力总和，两年的增加量接近一个日本的电力总和。

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唯有增加传统的火电与水电才能满足需求。在本世纪的前50年内，新能源都很难取而代之。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考察我国的电力结构问题，更有现实意义。

人类世界经历了两次能源大转换：第一次由薪柴向煤炭转换，于20世纪初完成；第二次由煤炭向石油、天然气的转换于20世纪60年代完成。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大都完成了这两次转换过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没有。目前，我们正面临第三次能源大转换：即从高污染的化石燃料转向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这将是一次历时百年的能源革命。

就中国而言，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是在新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挑战。但如何实现能源转换的跨越式发展，并没有现成的可以模仿的路径。

金沙江水电开发调查

6月以来，对中国水电，同时有一则好消息和一则坏消息。好消息是，国家能源局开始在多处摸底水电火电上网电价，这预示了一直被严格限价的水电有可能出现价格破冰。坏消息是，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水电站群里的鲁地拉电站和龙开口电站领到了环保部的停工罚单，由此被“连坐”的还有整个金沙江中游流域的水电开发。

这几乎是中国水电开发困局的一个缩影，作为能源价格体系中低价能源的水电向来为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承担着行政成本。近年来来自移民和环保成本的剧增和被压制的水电价格形成了尖锐冲突，更为麻烦的是，过去十年来的电力体制改革中，国家已经将水电开发后续影响的成本由政府转交给了企业。企业利润、公共利益、能源转型能在一条河流中得以全部实现吗？作为未来50年里中国水电开发最重要领域的金沙江能够解开这个结吗？

鲁地拉水电站停工了。6月15日，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巡视员牟广丰率领5人小组，去这座位于金沙江中游河谷第七级的水电站工地“宣布停工”。停工的理由，一是主坝修建违反程序，未批先建；二是整个流域规划还待重新论证。“原来金沙江流域的规划是按照1990年的《长江流域规划》而规划，和现在的情况相去甚远，需要修改。”牟广丰告诉本刊记者。

但工地还没有安静下来。张东(化名)还在工地上，他是为鲁地拉水电站做环境影响评价的庞大专业队伍中的一员。汛期即将来临，在完全停工前，他和同事们还需要为工地做一些环保设计，比如业主营地的处理，工地的植树绿化，还有污水处理，垃圾压缩等等。第二天，他还将去大理参加一个有关移民的工作会议。

环保和移民，是水电建设中比重越来越大的两项成本支出。《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年开始实行，3年后，也就是“从2005年开始，它成为我们严格执行的依据”。牟广丰对本刊记者说。从这一年开始，环保部每年都有一次针对投资领域的“环评风暴 ”。2005年，金沙江下游的溪洛渡水电站就因为“未批先建”遭停工处罚。

金沙江中游的开发也在这一年开始。2005年，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金沙江中游水能资源的开发启幕。在环保和移民两个主题越来越严格的夹击下，水电价格和建站成本成为一对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在金沙江中游的开发过程中极端地表现出来。

一条河流上的数次环评

何根寿和张东是在不同时期对金沙江这条流域进行细致观察的两位工程师。不同的是，前者90年代初代表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他要为政府开发金沙江水电提供河流规划和宏观设计。后者的身份则是代表华电集团下属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聘请的一名专业人员。

后来担任中国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的何根寿当年的任务是要“进行河流规划，确定水电站的梯级位置以及开发任务”。他和同事们在“一库八级”的总规划方案中确定了鲁地拉电站的具体方位。“最初设计了七个梯级，但因为鲁地拉淹没面积太大，为了减少开发成本和移民人数，我们增加了一个梯级，就是龙开口。” 何根寿告诉本刊记者。

20年后，“鲁地拉”找到了它的业主——华电集团。在开发启动前，华电需要负责对水电站的可能影响进行再次评估。何根寿对本刊说，一条河流经过千万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致平衡的系统，其中包括流量、流速、输沙、河势、地下水、地形、地貌、原始地应力、植被、栖息的生物乃至局部的气候和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修建水电站需要拦河，建坝，抬高了水位，控制泄流。并且时间推移，河流流域原有的平衡将被打破，所有有关因素又将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

张东的工作就是在何根寿提供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预测水电站的建设可能对流域造成的变化，并为坏的变化寻找对策。“这份工作从2005年就开始了。”张东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一共为水电站的环境影响做了13个专题测试，包括水生生物、陆生生物、地方病、地质环境等，针对这13个可能遭水电建设影响的专题，鲁地拉水电站业主方需要付7亿元资金来找出问题并解决它们。

第一个专题是水生生物的评估。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董棣也参与了鲁地拉水电站的一系列影响评估，并从2003年开始就对澜沧江上的一些水电站修建进行过考察。他告诉本刊记者：“一般说，修建水电站最大影响之一的是水生生物，因此每次有关水电站的环评讨论，如何解决鱼类的生存问题都是核心。”

修建水电站会因为拦河回流，将原来奔腾的流水变成静水，导致水温变化，因此可能影响一部分鱼类的生存。而水坝也会导致水流速度变缓，这对一些需要生活在急流中的鱼类不利。更重要的是，“流域中有一部分需要洄游的鱼类，有的鱼类洄游距离在一两百公里，围堰拦河会导致鱼类的洄游之路被截断”。牟广丰告诉本刊记者。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关于鲁地拉库区的鱼类影响实验一共用了4年时间，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负责这个课题。实验范围上至金沙江中游流域的第四级阿海电站，下至中游的最后一级电站观音岩。负责评估的技术人员在每年产卵季节和枯水季节做两次实验，最后的结论是，鲁地拉水电站的建设不会对该流域的鱼类造成重大影响。

张东解释这个结论的由来：“整个长江流域，需要洄游距离最长的鱼类是中华鲟，它是洄游到金沙江下游。另一个鱼类的洄游点则在宜昌，那里有一块回鱼石。而鲁地拉水电站所影响的流域区内，洄游距离最长因而受到影响的鱼种是草鱼，这是一种常见的品种。”

针对这类鱼的保护，张东他们用了国外通行的人工捕捞过坝和人工增殖的办法。在永胜县涛源乡建设鱼类增殖站，进行野生亲本捕捞、运输、驯养，实施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而且拦河建坝后，水库也不全是静水，库尾会有一段比较急的水流。”

至于水温对鱼类的影响问题，张东说，由于计划在金沙江中游修建的第一级水库库容巨大，是整个金沙江中游八级水电群的龙头水库，拥有巨大的调节能力，因此以下的7个水电站都是日调节水库，“水库每天换水，因此对水温影响不大”。

鲁地拉水电站所处的金沙江河谷为干热河谷地带，这类地质带的特点是“热量丰富，但水分缺乏，因此河谷沿江地带不长枝叶繁茂的乔木，而以低矮的灌木为主，颜色多为黄色”。张东告诉本刊记者，“蓄水形成大水平面后，还可能对该地区的局部小气候有改善”。

而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在提到水电站停建时，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仅要看项目建设，还要看全过程。”水电项目要过环保关，不仅要看大坝建设，“还要看截流、蓄水、运行等多个环节”。

鲁地拉水电站刚完成截流。张东告诉本刊记者：“这个阶段对生态影响并不大。如果说有影响，是在水库初蓄的时候，需要8小时才能把水蓄满，这时可能出现下游断水。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措施。投资500多万元，修了生态放水孔，主要目的是保证不断流，水生生物可以自由进出，还要不影响下游攀枝花的用水。”

“我们按攀枝花市的取水断面做了测算，如果保证350个流量，攀枝花的大多数取水孔可以取水。达到471个流量的时候，攀枝花的所有取水孔都可以取水。最后的设计决定是放400个流量，再加上支流汇入20多个流量，足以满足下游的正常用水。”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所有的环境评价项目都做了长时间实验，还有的专题以10∶1的比例缩小进行中试实验，来测试水电站建成后对流速、流量的影响。一位参加过鲁地拉环境影响评价研讨会的人士也告诉本刊记者，每次开会，环评部门的资料都是用手推车推出来的。

何根寿和张东不仅代表着金沙江水电开发的两个时期，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开发体制。何根寿当年的经费来源于“财政部以事业费名义每年划拨的3000多万元”，而张东的经费来自于业主华电集团。张东告诉本刊记者，业主方为解决环境影响已经投入了7亿元资金。毫无疑问，对电站建设方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但信任危机也由此而来。包括长江水利委员会官员在内的一批政府部门认为，业主出资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没有公信力。而另一方面，由于在电力体制改革中，水电开发已经下放给市场，开发商无法等待新一轮《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缓慢编制。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是编制新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呼吁者。他对本刊记者解释说：“电力部门有钱，他们有钱做电力项目的规划，这类规划牵涉到的关键部门是发改委，只要发改委点头。《长江流域综合规划》说起来也是发改委的任务，但是排在电力项目规划之后。长江委修订《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经费很长时间得到不落实，发改委迟迟未批，直到2006年才安排下来，就是2007 年、2008年、2009年3年完成。”而四大电力集团的另一名官员则向本刊抱怨：“在水电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国家大水电既要为环境买单还要领罚单，那些地方政府的水电站无视环境，反倒成了中间的投机者，照常生产。”

金沙江水电开发成本

除了环境支付，金沙江水电开发的另一笔成本来自移民。2008年公布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草案代表了未来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新方向。条例中提到，不仅要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效益，还要评价与之相关的社会效益。从2003年起，董棣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云南的水电建设一直争议不断，除了是否影响云南的景观和环境，另一个争议焦点就是居住在沿江深山峡谷地带的贫困的原住民们，是否会因为水电站的修建被剥夺生存资源而“二次受害”。

董棣曾在2005年就对原澜沧江上游“一库八级”水电站规划，做过涉及社会影响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积累了较多的调查公众对修建水电站意愿的经验。 2007年初，他接受了西北勘测设计院的邀请，为鲁地拉水电站做社会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包括当地老百姓对修建电站的看法，对补偿的要求等等”。董棣告诉本刊记者。

评价过程是一场精细的田野调查。“首先要做功课，搞清楚一个村子在一个流域中的经济状况是好还是坏，了解他们的房屋面积，耕地状况，粮食种类，养猪放牧的数量等等。”董棣告诉本刊记者，这些事先功课可以让他在实际调查时判断农民对修建电站的意愿以及提出的补偿要求是否符合实际。

董棣对鲁地拉库区的老百姓的初步印象是：因为交通闭塞，大多生活贫困，当地的主要作物是包谷、甘蔗，村民实物收入很多，但货币收入很少。人均年收入约3000元，只有全省人均年收入的一半。

有了这些准备。2007年4月，董棣组织了十几个人的调查队伍，带着睡袋，开始沿着鲁地拉库区沿江约100公里的范围边住边走，进行问卷调查。约615户当地居民填写了问卷，回收有效调查问卷609份。”董棣说，“鲁地拉库区受影响的约2.4万人左右，按4人一户算，就是6000户，调查比例约占 1/10。”

问卷设计的内容包括“是否了解电站，电站和你生活的关系，可能对生活造成的影响，你对建电站的看法”等等。由于2007年云南省政府对集体林权开始改革，云南农民的土地种类包括耕地，放牧地，林果地，畜牧等等。问卷中则要体现这些农民财产的种类，以及它们可能在电站中遭到的损失。

鲁地拉电站的淹没区是上游的涛源、朵美、中江。在地图上，涛源在一片绿色中，朵美和中江的沿江绿色渐少，鲁地拉周围则是一片黄色。董棣告诉本刊记者：“绿色代表平原地带，涛源处在江边的小河谷地带，相对富裕。朵美和中江是丘陵地带，土地以江边的台地为主。而接近鲁地拉建坝的地方则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

问卷发放的社会范围，主要围绕淹没区，分迁入区公众、迁出区公众和其他公众。每个地区的人因为经济程度不一样，受到影响的方面也不一样，要求也千奇百怪。 “原本是丘陵地带的江边居民，需要移到涛源山脚下的村落。迁入区的居民是以种番茄、辣椒、花生等农作物为生，并且在当地一带小有名气。因此他们在问卷中提出害怕江边比较穷的老百姓搬到他们区域后，跟他们种一样的作物，而且由于本来就穷，卖价可能更低。”

“还有一个需要迁入移民的村子，用的是地下水，只够浇村子里现在的地。村里人就提出，如果有移民迁入，需要一个重新分水的方式。”

“掌握当地的资料后，我们可以判断这些要求是否真实，合理。其实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对自身经济利益判断是很准确的，对移民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的要求归类，最后写报告的时候，会在结论上提出满足这个区农民的某种要求，或者要求政府引起重视。”

在董棣2007年的调查里，鲁地拉库区的老百姓对建设水电的意见分为三类：“大概85%的人愿意搬迁，10%的人属于中间派，还有约5%的人坚决不搬。”

在金沙江中游河段的水电建设中，争议和纠纷一直没有间断。其“一库八级”的规划设计里，选址于虎跳峡的龙盘水电站是被首先推荐建设的，也是引发争议和矛盾最多的。董棣指着地图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水电站建在虎跳峡，不仅要淹没长江第一湾等景观，还会淹没金沙江峡谷边少见的河谷地带，那里约有18万亩滇西北最富饶的土地。但这个水电站的另一面是：可以优化下游7级水库的发电和调节能力，并帮助政府实现滇中调水的计划。

“龙盘水库建成，库容380亿立方米，海拔比昆明高40米左右。政府计划从水库庞大的储水量中，抽取25亿立方米水量，路经宾川等干旱县城，调至昆明。昆明市生活取用后再排入滇池，争取三四年时间完成滇池净化。”董棣说。有关龙盘水电站的功罪争论越来越激烈，各种环保组织介入后，直接导致龙盘水库工程搁置。2008年，云南省政府专门出了一个针对金沙江中游水电站移民的“16118政策”。

在这个政策里，移民每月获得的货币补偿分为两部分，一是固定补偿性收入，二是就业安置收入。计划电站建成运行后，每一度电的收益中提出5厘钱作为产业基金，用来发展适合当地的工农业项目。政府则负责对这些移民按年龄培训，以帮助他们能加入到产业基金构建的就业体系里。董棣告诉本刊记者，在“16118政策”出台后，移民每年的补偿收入预计可以达到4800～6000元，“这是自开建水电站以来最优厚的赔偿政策”。

“16118政策”出台后，政府又组织了一次对鲁地拉库区移民的逐户调查，董棣将调查结果和一年前的对照，发现了一些有趣变化。“原来坚决不同意搬的人，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提要求，而且要求越来越细致，专业化。比如要求参加“16118” 中的某些产业项目，要求补偿的房屋必须是砖混结构，考虑抗震烈度等。

在加大赔偿的前提下，移民成了一个可讨论的问题。但移民的固定赔偿收入和用以构建就业体系的产业基金，都是由电站业主方提供，意味着这些支出都会进入水电建设的成本。

云南的“水火失衡”和投资之变

从中国开始建设水电站以来，资金一直是纠缠其中的话题。资金短缺，影响了水电和火电的分布比例，造成了我国现在的能源困局。

何根寿告诉本刊记者：“水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差异很大，水电项目的周期性很长，通常一个百万千瓦级的水电站，从预可行性研究到可行性研究两个阶段就需要5年左右时间，这就需要水电设计有一定的储备，以供优化选择。但自计划经济时代以来，水电的设计储备严重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水电前期工作量大而经费长期不足。按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每年需要6.7亿元，其中需要由政府安排的至少3.7亿元，到 1995年为止只落实了1.4亿元。”

为了解决早期国家建设的能源不足，1985年国家开始征收电力建设资金、实行集资办电和多种电价政策，并在电源建设的资金筹措比重上明显向地方倾斜。这引起了地方能源结构的深刻变化。“地方办电能力和资金相对提高，中央办电能力和资金相对减小。 ”何根寿对本刊记者说，这样一来，由于我国水力资源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当地经济决定了它的筹资能力很弱，这一结构使得更不利于水电建设资金的筹措，最终发达地区大办火电。而中西部地区不但没有集中力量开发水电，也把重心放在了火电上。

昆明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青长庚是云南省的老水电专家，他也清楚地记得，由于国家资金缺乏，电力建设一直以火电为主，在拥有129个县市，却只有20个县能财政自给的云南更是这样。“云南省的水能资源在全国排第三，仅在西藏和四川之后，但火电在云南的比例远大于水电。因为火电投资相对小，通常建设周期只有3年，政府就抢着修火电。到1995年，云南省水能资源开发程度仅4.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

80年代是电力投资方式摸索变局的漫长10年。在青长庚的记忆里：“80年代初，水电建设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开始引入一点市场机制。以前水电站的主要机器涡轮机，都是国家指定一台国产机器，我们按机器功率的大小来设计水电站的发电能力。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选择机器有了自主权。当时还不敢用‘招标’这个词，斟酌了半天，最后用‘选厂’。”

而市场机制更深地进入水电建设领域则是1981年。国家在这一年批准了云南鲁布革电站项目。董棣告诉本刊记者：“鲁布革水电站投资引入世界银行贷款，因此必须进行国际招标，日本大成公司中标后的工程建设进程，极大地促进了云南施工管理的市场化和高效化。”

这是市场竞争机制在我国水电站建设中的首次运用。“日本人的运作模式也给水电建设带来冲击。他们一共只来了几个管理和技术人员，招聘中方水利队伍进行施工，管理方法上直接引入经济刺激。80年代的时候，大家工资都只有几十上百块，日本人给施工队伍发奖金，几千块都是用现金直接付，这个刺激多大！原来这些懒垮垮的队伍被管理得干劲十足。”

鲁布革水电站只用了3年时间完成施工，质量至今为人称道。在这种市场“自营”开发模式的指引下，一个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更广泛应用于中国流域水电建设的方法在湖北被发明了。

湖北省能源局一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1987年，湖北省政府和当时的水利电力部注入资本金 1亿元作为清江开发的启动资金，建成隔河岩水电站后，这个水电站的收益暂时不上缴，而由企业滚动投入下一个水电站建设。这样，政府只需要付出很少的启动资金，就可以源源不断开发水电。”

湖北清江公司用这个方法开发了湖北省清江流域3座投资超过200亿的水电站，而湖北省投入的资本金只有1亿元。“这种方法后来又被成功地应用于金沙江的开发。”这位官员说，“但清江模式的最大问题是，会导致开发企业存贷比畸形超高。以创造该模式的湖北清江公司为例，到2007年清江公司的净资产为17.5 亿元，而负债高达160亿元。也就是说，清江模式的核心是以银行贷款为内在支撑滚雪球。而解决这一办法的关键就是快，而且工程不能间断，这样才能持续不断获得银行支持。”

某种意义上，这成为龙开口、鲁地拉等水电工程频频闯红灯的原因之一。以鲁地拉水电站为例，工程量巨大，除了为修建电站准备的长约2910米的进厂主隧道，两座横跨金沙江的单行索桥，还有两个电站主体工程：一个是地下发电厂房，一个是大坝主体工程。前者需要把山体掏空，发电设备安装在山洞里，由此打通的施工隧道长为9800米，工程总投资135亿元，绝大部分也不是业主的自有资金。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鲁地拉水电站的水源，一部分来自雪山上的融冰。3月开始冰消雪融，水就慢慢来了。如果不抢在6月汛期到来之前完成围堰截流，电站建设就要再等一年。这一年的贷款利息又是多少？”

谁的金沙江？

投资渠道放开，既给金沙江水电开发提供了造血功能，也带来了众多的利益主体。这次收到的环保部罚单并不是云南省水电开发第一次停滞了。“金沙江水能资源蕴藏量达1.124亿千瓦，可开发的水能资源7599万千瓦，约占全国的16.7%，是我国最大的水电能源基地。但相对全国其他流域，这个最大的水能基地开发却一直落后。”青长庚告诉本刊记者。

其实，金沙江的第一次大规模探索自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青长庚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 50年代，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官员提出摸清全国水能资源，建设十大水电基地。昆明设计院就在捷克专家的帮助下，对金沙江中游的地质、水文情况进行勘探，并做出了初步的中游水电开发规划。但因为没有钱，金沙江干流的开发一直闲置。当时主管水电的官员提出了两个开发原则：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因此云南的水电建设是从支流开始起步的。”在中央项目进入干流前，地方项目首先在流域的支流里扎根了。

云南水电开发的另一条脉络则和当地的工业化有关。云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冯志成告诉本刊记者：“云南的水能和矿产都很丰富，而所有矿场无一例外都是耗电大户。云南的电力需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决定了仅仅依靠火电远远不能满足本地需求，云南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到自己充沛的水能上。”

1986年，云南省向国家计委申报了漫湾水电站的建设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云南境内中方资金投资的第一个百万级大水电站。“当时国家计委的要求是，必须提出开工水电站的理由，必须能回答生产的电用来做什么？当时在昆明地区有磷矿，漫湾的电可用来进行‘大黄磷项目’的开发。即通过电与矿结合的方式找到载电产业后，再开始水电站的建设。”董棣说。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除了给金沙江干流的水电开发带来了四大电力集团和一个实力非凡的华睿公司，也给支流带来了众多私人资本。2004年以来不断膨胀的东南和浙江民间财富都加入到这个淘金阵营中。“这些民间资本的实力大，往往与当地政府谈好合作事项后，回家用民间筹资入股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即可筹集好建设投资。”董棣告诉本刊记者。

民资进入、地方政府“割据”带来了开发上真正的混乱。青长庚曾是怒江州政府聘请的发展顾问，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大力开发西南水电。但2004年后，他的态度却有所改变。他告诉本刊记者：“民间资本修的很多小水电站缺乏规划，通常是一些浙江、福建的人来考察一下，看中一段流域，跟地方政府谈好价钱就开发，没有一个流域的整体规划。从2004年到现在，短短5年，怒江上已经建起了好几十个小水电站。”

支流小水电的遍地开花，让干流的水电开发非常被动。张东告诉本刊记者：“按规定，支流水电建设应该服从干流规划。以水生生物的保护来说，如果没有支流上建设的小水电站，鲁地拉水电站对鱼类保护可采取放流措施，支流的自然水流长度可达到200多公里，完全能够解决金沙江中游修建水电站的洄游鱼类的保护问题。”

云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冯志成告诉本刊记者，要解决开发无序的问题，只能通过立法，但 “全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关于河流或者流域的立法。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多头管理，一条河流涉及的管理部门有水利部、环保部、航运部门，让哪个部门牵头来做这个事情都做不成”。目前，冯志成领导的部门正在尝试对云南南盘江的开发立法。这是珠江流域在云南境内的河段，第一个市场化方式建造的水电站鲁布革就在这条江上。

不断追加的环境和移民成本以及无序的流域建设，都增加着大型水电开发的变数。但从鲁地拉库区移民安置的政策设计看，水电开发已经成为带领云南经济发展的引擎。“水电站如果不能正常赢利，我们用来解决移民问题的产业基金就难以为继，相关联的云南工业化和当地农村发展尤其是脱贫致富等工作也将受到影响。”董棣说。

南水北调推迟幕后

来源：南风窗 作者：田 磊

5月初，在北京市的一次节约用水会议上，南水北调推迟5年通水的消息“不小心”被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透露给了公众。事实上，在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南水北调第三次建委会上，就已经做出决定南水北调工程全面推迟，原本设计建设工期只有6年的东线和西线，一推便成了11年，而原计划于2010年开工的西线工程，目前依然对设计方案合理性争论不休，没有任何按时开工的可能。

　　不管是何种原因，这些消息都意味着，这个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对水力自然资源进行再分配的举世工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面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必须告别庞大工程依赖症，发展新思路来解决城市的水资源使用和保护问题。

资金困境

　　几乎所有记者都在追问，投资数千亿、论证数十年的调水工程为什么会被推迟？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仅仅是通过新华社以不透露姓名的方式做了解释。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工程项目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工程建设实际，对地方及各方面专家提出的方案进一步深入论证和优化，以保证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成本。这一说法意味着，将有一大批工程会被削减，南水北调将面临“瘦身”，除了调水必备的工程之外，大多辅助性工程将会面临被砍掉的可能，或者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来解决。

　　二是由于国家政策调整、物价上涨以及南水北调投资结构变化，工程整体投资有较大增加，需要中央研究决策。南水北调办公室负责人称，投资问题已经由国务院南水北调建委会解决，但具体是如何解决则不得而知，至少地方政府增加投资的可能性极小，解决的途径无非是由中央增加投资，在中央政府4万亿的投资热潮中，这样的措施并不难实现。

　　三是在新形势下工程征地和移民搬迁补偿标准大幅提高，库区移民规划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做好征地拆迁等工作，需要更加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一直以来，国家工程的补偿标准远远低于商业开发类的拆迁补偿，2008年记者在河北石家庄郊区采访时，比邻的两块地，被开发商征去开发住宅和被国家征去建设南水北调干渠，两者的补偿标准相差了将近5倍，村民们一直为此上访。

　　三大原因归根到底，是资金出了问题。物价上涨、辅助性工程过多、移民搬迁补偿标准大幅提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已经让南水北调的总投资至少翻了一番。开工之初，南水北调工程在筹资方式上就不同于以往国家大型工程主要由中央出资的模式，而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筹资，原则上中央出资20%，剩余80%由受益省市出资。

　　地方出资主要是受益省市承担，但对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主要受益省市来说，迅速翻番的投资额度早已超过了承受范围。北京市有关部门在面对媒体时，一直强调是其他省市工程出了问题，北京的水渠已经修好了，但事实上，在原有的资金筹措方案中，北京需要承担的资金远不止修好北京市内的水渠，北京还需要承担给水区生态补偿、移民经费等等资金中的一大部分，主要是通过未来水价来调节，偿还银行贷款来实现。

“不缺水”的天津

　　资金的问题虽然紧迫，但中央政府显然不会因为缺钱而让这个举世工程变成“烂尾工程”，而且，虽说投资庞大，但中央政府也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来为此埋单。在新一轮的规划修订、工程瘦身之后，2014年按时通水应该不成问题。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到了那个时候，北京、天津这些工程的头号目标城市还需要千辛万苦调来的长江水吗？

　　以东线为例，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两部分，一是胶州半岛的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的用水，这些山东工业最为发达的沿海城市群却是严重缺水城市。另外则是天津的缺水。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是30年来继广东深圳、上海浦东新区之后，中央政府着力建设的中国第三极，滨海新区需要上马大量的工业项目，水资源一直都是最大的障碍。

　　所以，天津缺水是除了北京用水之外，南水北调得以通过决策的一大理由。在南水北调的总体规划中，中线的头等目标是供北京用水，东线则保障天津。但事实上，早在南水北调开工之初，天津就对此存在强烈反对意见。“早在工程之初，河北和天津就拒绝用东线之水，他们不大相信山东能把水治好。”曾经主持制订《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总报告的负责人夏青教授告诉记者。

　　2001年10月30日，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中国水利学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清楚地印证了这个过程。他在一篇《水环境承载能力》的发言报告中提到：天津市最近用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不用东线水，因为对南水北调东线的水质不放心，对水污染能否治理好不放心。后来张基尧副部长到天津与他们交换意见，我又打电话给天津市领导。这次我从国外一回来，又打听他们的回话，仍然是这个意见，对东线水污染不放心，所以不要东线水。这就使东线的整个方案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如果认为东线的水质问题不能解决，这就彻底否定了东线的理论基础。

　　但不管怎样，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还是按照既定规划先后开工。于此同时，天津市也早在工程开工之初的2001年前后，就确定了海水淡化为城市供水的重要补充，这个总体思路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只是在当时，海水淡化的技术并不成熟，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以及上规模的生产都还成问题。

　　而中国的海水淡化技术也正是在进入21世纪，也就是南水北调开工之日起，开始了长足的发展，从2002年到2007年，这几年间，总量几乎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长，技术的进步更可称得上是一日千里。

到今天，东线工程的两大目的城市群的用水问题，几乎都找到了替代手段，那就是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青岛、烟台等地的海水淡化项目一个接一个上马。而天津经过近5年来的发展，已经是中国海水淡化第一城，其目标是到2010年，天津建成中国海水淡化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中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配套装备加工基地、海水淡化示范城市。

海水淡化的威胁

　　在南水北调的规划中，工程建成后，东线每年将向天津供水5亿立方米，这已被天津拒绝，中线则多年平均向天津供水8.63亿立方米，而目前海水淡化年生产能力已经接近1.5亿吨，年海水直接利用量达40亿立方米以上，更重要的是，成熟的技术和诱人的市场前景，让在建的海水淡化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目前，海水淡化的成本已经从南水北调论证之时的每吨20元降低到不足5元。而根据水利部核算的成本，南水北调通水后，调到北京、天津的长江水成本将高达18元。

　　就在南水北调陷入困境的同时，全亚洲最大的海水淡化厂——天津新泉海水淡化有限公司，在天津大港区拔地而起，一期建设海水处理能力为日产10万吨，最终形成日处理15万吨的能力，到下个月就将全部建成。

　　南水北调延期5年的消息传出后，各大海水淡化企业纷纷瞄准了北京的用水问题。事实上，中海油公司一直都在计划筹建日产140万立方米的海水淡化工厂，目前正在做向北京市政供水的可行性调研报告。曹妃甸也向媒体公布，初步准备上马4亿吨左右的海水淡化工程，向北京供应淡水，而一贯以极度缺水面貌出现的天津同样有计划向北京输送海水淡化水，以此拉动海水淡化产业链。按照天津市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天津市海水淡化生产能力还将扩大，届时除了满足天津市需求能力之外，富余产能可供应北京。

　　2005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海洋局等三部委发布的《海水利用专项规划》对于南水北调工程更可算得上一个不小的打击。该规划除了给出了明确的海水淡化增长幅度外，还特别指出，对极度缺水、急需解决水危机的近海特大城市如北京等，除加强节水和建设必要的调水工程外，可以开展前期工作，适时论证利用海水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特别是大型海水淡化工程建设的可行性方案。

　　海水淡化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解决淡水短缺的方案，最大的问题是淡化后的浓缩盐水如何排放。渤海地区未来的海水淡化的产能，每年会将几十亿吨的海水抽上来，将对生态平衡构成极大影响。渤海地区海水盐度超过一定比例时，物种消失、海洋生态恶化等等后果都会出现。但是，像当年的调水工程一样，海水淡化如今成了各个缺水城市政府的救命稻草，日益成熟的技术和各地政府高涨的热情成了南水北调必要性的最大威胁。

工程模式的终结

　　对于南水北调而言，一时的缺钱和工期延误并不是多么糟糕的消息，当它的必要性遭到质疑时，才是最可怕的。在中国，全球气候变暖等等气象和环境问题引起的最大现实反应归根到底都是水资源的问题。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超过60%的城市有缺水问题，其中110个城市出现严重缺水困境，此外，超过90%的城市，饱受水源污染的困扰，至于农村地区的水源污染问题甚至更加严重。现阶段，有超过5亿的农民，仍然无法获得安全卫生的饮水供应。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思路的工程调水，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否能够像南水北调设计之初所设想的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长江、黄河两大水资源调配和环境问题，如今都产生了疑问。

　　在诸多描述中，南水北调的决策源头都被视为是毛泽东当年的一句话，“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可以借一点过来。”但1978年之后，毛泽东时代的诸多决策已经不再实施，对于三峡工程等一些特大工程的综合效益，人们仍将以审慎的态度持续考量，而不轻下断语。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诸多调水工程能够通过决策，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30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工程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财富的急速增长，让这些前人梦想中的浩大工程迅速具备了变成现实的条件。

　　为了解决水、油等发展资源不足的问题，一个个动辄数百上千亿的大型工程，被专家们提出来，付诸实施，可以说，过往的30年是中国工程立国的30年。在水的问题上，除了南水北调这一世界最大调水工程外，更多规模较小的人工运河已经修建或正处于构思之中，山东西水东调、引松(松花江)入长(长春)、引英(位于辽东半岛北部的英那河)入连(大连)、引黄(黄河)入晋等一系列长距离调水工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跨流域调水最频繁的国家。

　　事实上，与各种运用化工理论的技术手段相比，规模适度的调水工程不仅仅能解决饮用水问题，更是生态环境好转的润滑剂，对于农业生产、生态恢复都不失为一项经济的选择。

但今天，南水北调遭遇的困境像一个分水岭，自此，工程解决的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低谷，大大小小的调水工程再次面临决策时，决策者不会不考虑南水北调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中国社会这30年的发展，区域竞争的模式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涉及利益主体过多的资源调配工程或将因协调成本过高而日趋困难。

　　与此同时，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工业技术、市场环境都在飞速进步，已经具备了用成型技术来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的条件。以水处理问题为例，与1990年代南水北调紧锣密鼓论证期相比，今天，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有了多种可对比的选择方案，决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为经济的解决方案。

　　如今，在中国水处理市场，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新加坡的凯发集团等诸多跨国企业又已经占据了制高点。“中国的水处理市场是一个百年生意。”西门子（中国）工业解决方案集团水处理技术部销售技术总监靳志军说，目前中国的水处理事业只不过刚刚解决了一点浅层次问题，比如节能减排达到目标也不过意味着水污染物种的COD排放得到控制，距离污水水质安全化还差得很远，而水资源短缺的严重矛盾必然引导中国进一步深化污水水质净化这一过程，从控制和消减COD排放向全面控制水质方向发展。

　　和西门子公司一样，大部分该领域的跨国企业，都在致力于提供广泛而尖端的解决方案组合。其中不仅仅包括海水淡化，更有水的运输和配给解决方案；用于社区饮用水加工和污水处理的机械、化学及生物产品和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和控制；工业工艺水和污水的处理、再利用和回收；高纯水生产工艺等等一系列以节约、保护和重新利用水资源为目的，针对工业企业和社区公共设施的特定需求而定制的解决方案。

　　在这些领域，不论是科研水平，还是企业实力，中国都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相对于庞大的调水工程而言，这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程，在这项工程上取得怎样的成就，将预示着我们的水问题会有何种程度上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