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专栏：人民的力量

作者：戴晴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写《大迁徙》的谢朝平给放回来了。闯进北京、不可一世的渭南警察，为羞辱这个写字儿的“知天命”者（老谢今年55岁），解押途中，给他剃了光头，上了背铐，从一间候车室拖到另一间——直到老谢忍著受伤肩膀的剧痛，以“再这么著一头撞死”抗争。

但他回来了————拘押30天之后。渭南检察院没有批捕。这就是说，就算是抽像地把这桩“书案”看做“大案要案、流窜作案、集团作案”，以渭南警察收集的那点子所谓犯罪证据，检察院不认为有足够依据立案。

都在党委领导下呀，检察院这回怎么不给自己“低头不见抬头见”那帮横哥们面子了？我们——所谓我们，就是中秋节放假最后一天，聚在北京一个馆子里“饭醉”，给蒙难归来的老谢接风的朋友——认为，老谢得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程序回家，是“庶民之胜利”，是网友、推客、博主的胜利。人民，历来只知逆来顺受的人民，在这桩跨省抓捕的书案里，显示了自己的观念与力量。

前来“饭醉”者，从84岁到“快3岁啦”。前者是中国法理与民法专家郭道晖，后者是胡谦慈（仍在“服刑”的胡佳的女儿），由妈妈抱著，为脱险归来的谢伯伯献上一束鲜花。

“饭醉”主体是50多年前那场“反右斗争”的幸存者。最年轻的也在70岁以上了。近年来，他们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开始公布自己以青春与磨难换来的见识，开始要求国家赔偿……他们的抗争入情入理、坚忍持续，已渐渐为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所知，可惜活动多在同难者圈子，圈外竟然有了 “老是这套苦大仇深……”这种议论。这回，为老谢、为三门峡移民，他们来了，他们说的已经不只自己——因言定罪在中国还要一桩冤案接一桩地持续下去么？前右派已经不仅是受难者，他们腰杆挺起，加入战斗行列，成为新一轮维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发起人、推进者、中坚力量。

60岁、50岁、40岁和30多、20多岁的朋友也来了。过去，这几个年龄段好像有点隔膜，比如我和总书记这批“红旗下长大”、除了毛泽东卓娅舒拉没念过什么别的书的半傻儿，怎么跟受苦自强的老三届、跟眼界大开的70后、跟 “twitter” 黑莓不离手、有事网页见”的聪慧小友们说话啊？但这回大家到场。没有隔阂、没有青春骄矜和相互菲薄，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争取言论自由，绝不是轮到自己头上才哇哇叫一番能获得。民族苦难不能就那么烟一样地飘入历史了事。没有言论自由，中华民族有未来么？

铁流是第一高喊“老谢书案绝不是他一个人的事”；高调点出“没有新闻立法，依言治罪将层出不穷”；并且在得到患难之妻首肯后，捐出自己辛勤劳作挣下的100万，以推动新闻立法的研究、追述、讨论，并援救被难记者作家。他在餐叙会上宣布了“铁流新闻立法基金”——大家感动之际不免心下忐忑：《独立基金会法》还正待我们奋斗出台哪。工商这回不至于像对待公盟那样挑他的刺吧？或许，这位早已置生死毁誉于度外的七尺铁汉，正等著什么横人破门闯入，造就一个新的推进《独立基金会法》的机会。

辛子陵呼吁“全国人大立即著手制定新闻出版法”，不仅要废除一个党宣传部门对全民大管制，还要在立法的基础上实行追惩制而非预审制。他坦承自己要“救党” ——共产党不立法、不守法、不改革，就要失去生命力，走向消亡。

《新闻法》老资格研究学者孙旭培从武汉赶回北京，向大家报告如何自80 年代初就随著中国整个政治形势的起伏，艰难地起草、修订、推进、刚刚放行又查禁的曲折历程。还有任彦芳、丁东、杨继绳……他们讲得精彩之极。

曾经在援救老谢过程中专业性地亮过态度的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护委员会办事人员，这回，无论其文联同事怎么劝，坚决而明智地将自己定在“理解、同情，但不方便”到场的位置上——虽然大家很想知道作家的什么权益受到损害时，这帮占著茅坑的人才方便。

敬爱的安全部门也有干员在周围晃了晃，没说话也没干预。

虎跳峡筑坝争议

文静 彭海星 云南报道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湍急的金沙江流经云南丽江石鼓镇长江第一湾之后，忽然掉头北上，从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的夹缝中穿过，形成了谷底仅数十米宽的大峡谷——虎跳峡。
近期，随着金安桥水电站通过核准，同处金沙江中游的虎跳峡龙头水库建还是不建？再度撩拨着各方人士的神经。

如不建，是否会影响到下游多级梯级电站的水能开发？如建，龙头水库到底选址何处？

“三个坝址都没有定论。龙盘作为第一级水库，对调蓄、削峰、调洪非常重要，甚至会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国务院也很慎重，最终上不上就看高层的决心。”8月25日，云南省环保厅环评处于洋博士对本报记者说。

“虎跳峡高坝方案（指龙盘电站，记者注）不建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这个高坝方案受到广泛的质疑，长江委修编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报告》中已经没有它，剩下其他三个替代方案。”8 月26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称。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人梦想了50年之久的“滇中引水”工程已不再和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捆绑。8月6日，云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决定舍弃此前争议较大的虎跳峡取水点，新水源点上移，由此导致引水总干渠增加近 200公里，投资将增加两三百亿元。

滇中引水易址

云南人离“解渴梦”又进了一步。

8 月6日，云南省政府召开滇中引水工程建设前期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会议决定，舍弃之前争议较大的虎跳峡取水点，新的水源点位于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的金沙江上游河段。

“滇中引水”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为已故中国政协副主席张冲考察虎跳峡后提出的设想。此后，云南省于2003年底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签署了《〈滇中调水工程规划〉合同》，拟在滇西北虎跳峡进行水电开发的同时，引水进入滇中地区。

滇中地区包括昆明、玉溪、曲靖、大理、红河等州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水。根据规划，滇中地区现状缺水21.8亿立方米，预计到2020年缺水量将达到45.8亿立方米。

2003 年，云南省滇中调水工程建设前期工作小组办公室成立，但一波三折。

2004年6月，水利部水规总院曾在北京组织有关领导及专家对滇中调水工程规划任务书进行审查，但未获通过。水利部的意见称：考虑规划基础相对薄弱，建议将部分专题按专项规划列入。

2007年9月，在云南省政协的推动下，滇中调水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云南省政府曾发文称,龙盘水电枢纽工程总库容371亿立方米，装机420万千瓦，是金沙江水电基地建设的龙头水库，是“滇中调水”的最佳水源，是长江流域重要的防洪工程。

然而，取水点虎跳峡，却是争议漩涡。虎跳峡高坝到底建不建，滇中调水和虎跳峡的关系自然也被提及。

“这次水源点改址，是不得已而为之。”8月30日，云南省发改委“滇中引水”办公室有关人士在电话里对本报记者说，虎跳峡争议虽大，但云南大旱引水势在必行。

今春百年大旱重伤云南，造成全省800多万人饮水困难。云南水资源总量雄居全国第三，但水利基础设施利用率才6%，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滇中调水再度提速。早在今年4月21日，云南省委省政府就召开了滇中引水工程的前期工作会议，更改了取水点。会议提出，滇中调水工程不再与金沙江水电开发捆绑，即在金沙江奔子栏至虎跳峡河段，单独修建引水水源工程。会议还把“滇中调水工程”更名为“滇中引水工程”。

“正是考虑到该问题敏感，4个月后才正式宣布该消息。”内部人士称。

水库选址争议

滇中引水已弃虎跳峡另寻水源点，那么，金沙江中游开发的龙头水库——龙盘电站到底建还是不建？

记者致电云南省能源局副局长王勇，其称核准权在国家发改委。但据环保部门人士称，就环保方面都要做深入论证，估计是不会批准了。

实际上，关于金沙江中游龙头水库的选址，经历了多方案比选。

在虎跳峡河段，先是8个坝址的比较。

去年，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岩土工程总公司王启国撰文说，根据目前世界筑坝技术水平，大坝只宜坐落在覆盖层上，8个比选坝址的坝高最低为250米水平，修建高土石坝技术要求均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前沿水平，筑坝难度大。

文章称，上下峡口坝址国内施工技术非常成熟，但这两个坝址属于国家著名景观虎跳峡大峡谷地段，目前属国家限制开发区域。

往上游走，石鼓、红岩和上江三个坝址建坝技术难度大，存在渗透及渗透破坏，地震液化等，近期建设存在相当高的工程风险。

而龙盘、塔城和其宗，具备修建当地材料坝的地质地形条件，技术难度略小，是重点坝选。

由此，经国家发改委同意，按照后三个方案开展龙头水库的选址论证，分别由三个研究院独立完成，最终由中国水利水电规划研究总院完成比选编制，并上报国家决策。

记者拿到了一份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的书面发言。

其列表指出，最大坝高其宗最高，达356米，龙盘最低，为276米。水库总库容和发电能力龙盘均最大，分别为386亿立方米和271亿千瓦时。塔城水库总库容最小，为120亿立方米。发电能力上，塔城和其宗差不多，均为180KWh。

由于库容大，王浩认为，龙盘水库的防洪库容可完全满足长江流域防洪要求，而另两个水库选址则不行。

在发电效益上，除了水库自身的发电能力，水库还可对下游电站产生影响。

在增加梯级发电量方面，王浩指出，龙盘多年平均可增加全梯级发电量为521KWh，分别是塔城和其宗方案的 1.58倍和1.39倍；在增加下游梯级经济效益方面，龙盘、塔城和其宗每年可增加梯级经济效益168亿元、88亿元和70亿元。

当然，在投资上，由于其宗位于云南迪庆州，处于最上游，比丽江境内建龙盘水库要多投入100亿元左右。

在改善生态环境上，王浩认为，龙盘、塔城和其宗水库调节，都可缓解长江口咸水入侵的影响。

所以，他总结道，金沙江兴建大型控制性水库总体上是利多弊少，建比不建好，大库比小库好，早建比晚建好。

但社会各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在绿家园的网站上，文章《请手下留情：留住虎跳峡、留住长江第一湾》指出，据初步估算，虎跳峡大坝工程将导致近10万人被迫移民。按照虎跳峡高坝方案，现有耕地几乎全部被淹没，精于河谷农耕的移民有可能无法适应新的生计环境而处于贫困境地。

除此之外，该文章还指出虎挑峡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对此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王启国也指出，虎跳峡河段属于强地震区或强地震影响区，区域构造稳定性较差。最大的1997年云南丽江7级地震，到2007年共记录到破坏性地震128次，其中七级以上地震有2次。

对此，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工程师卢大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风险通过抗震设计是可以规避的，国家现在规定要提高一度设防。如果是8度的地震烈度或者是7度，那要加一度设防的标准。这个在汶川地震以后，水电行业采取了比其他行业更严格的标准。

报告文学带来牢狱之灾

记者黄秀丽 实习生林安镇 发自陕西渭南、北京；来源：南方周末

“谢朝平有关三门峡移民的报告文学《大迁徙》刚到渭南市不久，就被封。8月19日，渭南警方到北京谢朝平家中把他抓走，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此前他曾任检察官，后又曾在检察日报下属媒体做记者。”
抓人

2010年8月19日，《检察日报》前记者谢朝平写了一部反映三门峡移民历史的书《大迁徙》，被陕西省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

当天傍晚5点多，谢朝平和妻子李琼在北京八宝山附近的家中正准备吃饭，门外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声音很大，李琼觉得来人很没礼貌。

李琼回忆，谢朝平打开门，七八个人拥进屋里：“你是房东吗？”来人问。“不是。”谢答。“你租住的房子？身份证上的名字是谁？”“谢朝平。”“就是他！”几个人扑上来，迅速将谢铐住。

据李琼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来人拿出警官证，称是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分局的警察。渭南警方经过两个多小的搜查，带走了电脑、录音笔、U盘和几包书稿，并让李琼在刑事拘传通知书上签了字，上面没写什么罪名。“谢朝平犯了什么罪？”李琼问。问得急了，警察回了一句：“非法售书。”李琼称，当时警方“什么手续都没给，就把人带走了”。

直到11天后，谢朝平的律师周泽前往渭南市临渭公安分局，才得知谢当天被拘传，第二天被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临渭看守所。

在被抓之前，李琼曾多次劝谢朝平回四川达州老家躲一躲。自从6月26日，谢朝平有关三门峡移民的报告文学《大迁徙》一书送到渭南市，被当地文化稽查大队查抄之后，临渭分局已经找他调查此事多次。但“老谢说躲什么躲，我的书是正规出版的”。

55岁的谢朝平在四川达州检察院做过20年的检察官，2005年至2010年在《检察日报》所属的《方圆法治》和正义网做记者。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开工前原貌。谢朝平的报告文学《大迁徙》就是描写发生在三门峡建库后五十多年的移民故事。 （CFP/图）

查抄

谢朝平动手写三门峡移民历史的念头起于2006年夏天，当时身为《方圆法治》记者的谢朝平，在渭南市采访时结识了渭南市移民局干部李万明，和三门峡库区的移民群体。

三门峡库区移民始于1956年，当时库区所在地渭南市下属的华阴、大荔、华县、潼关等地的农民迁移至渭北、宁夏等地。1965年，三门峡水量减少，陕西境内的水库库底露出水面成为荒地，大批移民返迁，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一直遗留到现在。

“你能不能帮我们写一部移民史？写一写我们几十年的奋斗史、辛酸史。”72岁的华阴农民陈思忠说动了谢朝平。

李万明也鼓励谢朝平写这本书，“你写出来之后，我们都愿意买。”现任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的李万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关于三门峡移民的历史只有陕西作家冷梦在《黄河大移民》中提到一些，移民们这些年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个文化人帮自己发出声音。

从2006年到2009年，谢朝平来渭南市做了6次采访，一直是李万明带着他去。据李万明回忆，谢朝平几乎每次来都要和移民谈到晚上12点，经常是七八个移民排队等着和他谈。累了他就用毛巾蘸湿了敷在头上提神。最令他感动的是2008年春节的大年初四，谢和妻子从老家赶过来，下着大雪，他坐着农用三轮车到移民家去采访。

2010年5月，谢朝平告诉他，书已经联系好出版了，大约有30万字。6月26日，谢朝平从北京拉了一万多本书到渭南市，李万明以及华阴的移民代表董生鑫等移民代表来拿书，准备发给移民看。

不料，第二天下午3点，渭南市文化稽查大队查抄了董生鑫的数千本书，之后李万明的书也被查抄；8月底，移民代表马连宝存储的书也被查抄。

渭南市文化稽查大队查抄该书的理由是“疑似非法出版物”。

渭南市文化稽查大队的行为让移民们无法接受。“老谢出书前来过，给我们看了杂志社的红头文件和大红公章。”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董生鑫拿出了火花杂志社2010年5月21日给印务公司发的一份文件：《同意纪实文学〈大迁徙〉以火花增刊出版的函》。

移民代表聂小二认为该书“很客观”，他无法理解为何是“非法经营”，“老谢一分钱也没见着啊。”他介绍，当初他们请谢朝平写书，一直没谈报酬的事， “老谢说他花多少，我们给多少。”据聂小二估计，谢朝平自费出《大迁徙》，自己大约垫了二三十万。

非法?

《大迁徙》是否为非法出版物？各界人士说法不一。《大迁徙》的出版方为火花杂志社，该杂志由山西文联出版，半月刊，上半期由火花文艺月刊在山西编辑，下半期由《火花——文化创意产业》在北京编辑，负责人为执行社长魏丕植。魏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当初杂志社答应以2010年增刊的形式出版此书， “是看在谢的《大迁徙》是一部反映移民真实疾苦的纪实文学”。

经过魏丕植和执行主编陈荣麟的审核后，火花杂志社于5月21日下发了文件，同意出版《大迁徙》，由谢朝平自费出版，首印一万余册。“内容是没问题的。这本书出版合法，不反人类不反社会，又有正规的书号刊号。”魏丕植说。

近万册书至渭南后被查封。6月28日，火花杂志社发函给上级主管部门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对渭南文化局把《大迁移》一书鉴定为非法出版物提出了措辞强硬的不同意见，认为这是“不当执法”，“越权扣押”。

8月2日，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有关负责人朱福利带着几名警察向魏丕植调查，“气氛很紧张，双方火气很大。”魏向来人下逐客令之后，一名警察大声对他说：“我们要把你请到渭南去见我们的书记！”

出版社迫于压力，又发了一个紧急函件给谢朝平，答应只付印500本。谢的妻子李琼回忆：“老谢为了帮助杂志社应付警察，就签了字，还倒签到5月份。”

在魏丕植看来，他最大的疏忽是没有将增刊一事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备，“但这也只是违规行为，最多承担行政责任”。

火花杂志社山西总部的一位负责人李文明也认可魏的说法，“书是好书，就是没报批。”为此，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对他们进行了处罚，由半月刊改为月刊，在北京编辑的《火花——文化创意产业》永久性停刊。

上海律师富敏荣认为，杂志的增刊未报批不能算非法出版物。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55条规定，非法出版物是那种没有合法刊号的自行出版的刊物，或者假冒他人刊号的出版物，而增刊是有合法刊号的，未报批只能算是违规行为。

不过，富敏荣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均指出，《大迁徙》被定为“非法出版物”后，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谢朝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是顺理成章的事。

8月31日，新闻出版总署综合业务司一位负责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咨询时称，杂志社本身没有权力决定出增刊，需要上级许可，未经上级许可自行出增刊属于非法出版物，不过责任应由杂志社承担。

北京出版界一位资深人士介绍，实际操作中大部分增刊类的“非法出版物”并不会被定罪，多按违规处理。因增刊审批通常都卡得很紧，所以出版界以书代刊、以刊代书的情况较为常见，而且通行的做法都是不报批，只要内容不敏感就没人注意。这种情况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