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

“175米”的前世今生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作者: 汤耀国

250米“空想”

1918年,孙中山在其完成的《实业计划》中提出三峡工程的最初构想。彼时“革命尚未成功”,此事沦为粗略的“总理遗梦”。

1933年,国民政府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提出在葛洲坝和黄陵庙分建两座低坝,其中西陵峡中段的黄陵庙提高水位20米。其时山河尚未一统,设想束之高阁。

直至抗战末期,三峡梦再度燃起。1944年,“潘绥报告”与更为知名的“萨凡奇计划”先后出炉,二者都是国民政府请来的美国专家领衔编制,俱为高坝大库。

萨凡奇有两个推荐方案,一为坝高250米(蓄水位一般低于坝高数米),一为225米。如今175米回水,已抵达重庆主城区,萨氏方案若付诸实施,“陪都” 无疑将被淹掉。

后来中国专家几乎无不视之为“大胆”、“空想”乃至“狂热”。萨凡奇掀起的三峡热持续三年后,1947年,集中精力打内战的国民政府最终泼了冷水,宣告 “三峡工程暂告停顿”。据载,收悉来函的萨凡奇连道“遗憾!遗憾!”

235米“太离谱”

1949,新中国承接了三峡工程梦。1956年6月,毛泽东写下著名的“高峡出平湖”。

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后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下称长办;1988年又改称原名,下称长江委)主任林一山大受鼓舞,当年撰文力推三峡工程上马,主张蓄水位为235米,与萨氏方案同级别。时为电力部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认为“太离谱”,撰文全面反驳。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设下擂台,林李直接交手,是为著名的“御前辩论”,结果是三峡工程被暂时拉下马。由于毛泽东态度变化,是年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的三峡工程决议案指出,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作出决定。决议案还将三峡蓄水位限高为200米。这成为“大跃进”时代难得的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又数度拒绝三峡工程上马的请求,他曾对湖北省革委会主席张体学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200亿立方水,怕不怕?”

150米“中庸”

改革伊始的1980年,三峡工程再度启动。在邓小平指示之下,1981年,长办提出最高蓄水位为200米的高坝低坝等多个候选方案。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9月,国务院原则批准长办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150米水位的低坝方案。

低坝方案,乃权衡利弊后做出的“中庸”方案。水利部原部长、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后来道出原因:“想回避掉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矛盾。”

160米“效益”

150米方案原拟1986年开工,但遭夹击而流产。重庆市官方于1984年10月向中央提出:将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使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一说法出自李鹏三峡日记。该书记载,邓小平当日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坝方案是好方案,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中坝方案,便是重新论证的推荐方案、最终确定的175米方案。但邓小平由最初的赞成低坝变为肯定中坝,具体过程尚不得而知。

即便是在邓小平表态之后,由于各执一端的反对意见,1986年6月,中央再度要求水利电力部组织专家重新论证三峡工程可行性。

除彻底的反建派外,更多的持异议者认为,如果一定要修,水位应低于160米,理由如下:移民人数较少,回水区泥沙较处理,综合经济效益最大,战时安全易保证等。当时加拿大一咨询集团的平行论证也建议正常蓄水位为160米。


175米“定局”

原拟的175米方案只得易报告到国务院审查。作为工程规模的两名预审专家,原国家计委的何格高和原广西计委的翁长溥,最终未能改变既定局面,二人曾提出预审工程规模首先应审查蓄水位,但遭会议主持人拒绝。

少数派意见终未能扭转大势。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略超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三峡工程决议案。三峡工程最终被确定为坝高 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

2010年10月11日星期一

戴晴专栏:刘黑手,你也有今天

作者:戴晴;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刘晓波获奖,电话、短信潮水般涌来。有“欢呼”的,有“浮一大白”的,有“就得给他们点颜色”的……一位香港友人来信:“真奇怪,为什么一直在流泪。”

  
在被捕之前不久,刘晓波录像谈独立中文笔会。(录像截图)

没什么奇怪的啊--六十年了,多少无辜的人被剥夺、遭欺负,多少志士仁人被拘押、遭残害……中国人盼共和、盼解放、盼改革、盼安定,多少眼泪都流干了......

但这回,我告诉她,就让泪水尽情地淌吧。我们流泪,不是因为屈辱无助,不是因为悲愤沮丧,不是因为黑暗中踽踽独行,年华性命只在误解与冷漠中奉献;而是因为,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告诉我们,刘晓波和他的同道不再孤立无援;而是因为,再蛮横的权力也无法将中国这方土地在精神上与世界隔绝--哪怕执政的还是共产党;哪怕对思想、言论、传媒发号施令的还是中宣部;哪怕道貌岸然的法官仍须对党委惟命是从;哪怕从“无产阶级”蜕变为 “既得利益权贵” 的大权在握者,依旧以为手里有块肉骨头就能把所有的人变成狗!

但他还在牢里呐,这个不倦的行者,这个“在争取中国基本人权上,付出的长期、非暴力努力”的文学理论与评论家。二十多年前,刘晓波闯北京,以 “文坛黑马” 赢得赞美、招致非议。对他天马行空的文字,记得当时溜过两眼,只觉得“这小子说什么哪?”。

何况,文学,这可是当局自延安展拳脚以来就玩熟了地方,稍不留心(或者说稍加用心)就会给绊住,从此掉进理事、博导、国家基金、外出讲学的富贵温柔乡,曹雪芹罗贯中而外,捯扯捯扯郭鲁茅巴,外带捧几个新人……闯进北京的刘黑马,会有什么选择?

1989年5月,聪明人往外跑、或滞留在外观望形势的时候,他急匆匆返国,一头扎进天安门 --用他的话说,如果不和绝食学生在一起,根本无法影响局面。记得当时我真是很生他的气。没料想,在紧要关头,“四君子”与前线指挥官“火线谈判”,最后防止了“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对此,至今不见公正评说,刘晓波顶著“黑手”之名锒铛入狱。

最近这回获判十一年,是因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抓起来一年之后才补上的所谓罪行。何谓 “煽动”?不错,二十多年来,刨去监牢几进几出误了他不少功夫,刘快手敲进电脑、发到网上的文字,已有好几百万--如果这就是 “煽动”,什么样的言说在中国不受《宪法第35条》保护?

二十一年了,除了包头裹脚地和王朔戏出一册 《美人赠我蒙汗药》,这个犀利、透辟、啃书本一流的热血汉子在自己祖国没有作品。他们夫妇 “委托印刷 文责自负” 的唯一一本小书,是 “献给天安门母亲和所有有记忆的人” 的。刘霞以她的摄影所做的装帧插图,是已经不会哭泣、一个个大睁著无泪的眼睛的娃娃。刘晓波没有敌人,他的对手是专制极权。在黑暗中,他高喊:

突然的血腥窒息了我
突然的牢狱磨砺了我
我变成一块顽石
任恐怖政治的抽打
坚硬而冰冷的表情
永远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