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剑 来源：亚洲周刊
针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恶化现实，中国政府最近高调强调环境保护，加上近年开明官员不断发动“环保风暴”，民众、NGO志愿者、记者合力成功抵制怒江、金沙江建立水电站，一场呼唤绿水青山的环保“颜色革命”，一场通过环保启蒙民众争取权利的新型民主运动赫然揭幕。
这个春天，中国加强环境保护的政治意愿，坚决得史无前例。环境保护，几乎像“四项基本原则”、“和谐社会”一样，被高调地推向政治前台。与此同时，广大民众、NGO、记者和开明官员一起，正将呼唤绿水青山的环保运动演变为一场“颜色革命”、一场在保护环境中“争取民权”的新民主运动。
目前，中国的环境高风险时期已经提前来到，二零零六年，中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和水相关的污染事故，凸显中国严峻的工业布局问题：中国所有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都建在水边，仅石化化工企业一项，就有一万个在长江，四千个在黄河，甚至有两千个集中在人口密集区与饮用水源地，其中八成一地处环境敏感区域，四成五存在高风险隐患。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称它们是“一枚枚环境风险的定时炸弹”。
除了水污染，中国四亿多城市人口受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一千五百万人因为空气污染患上了呼吸道的各种疾病。据肿瘤专家统计，每年二百多万癌症病死者中，七成跟环境污染有关。甘肃徽县出现血铅中毒，其中相当部分为儿童患者。类似这样的悲剧全国各地都在发生。世界银行一个统计认为，仅空气污染造成的一系列损失，几年内将达到中国GDP的一成三。中国必将回头支付巨大的治理成本。
面对如此险峻局势，决策层意识到严重性，开始寻找应对措施。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人代会上，总理温家宝的报告字数不多，但一旦涉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宏观调控、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节能减排、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集约用地等，就汪洋恣肆，达数千字，成为报告中字数最多的主题。
环境保护，这种强烈的国家意愿也来自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提议，应立法禁止公务员食用鱼翅等野生动物食品，以保护面临生存威胁的野生动物。一个名校校长不提教育问题，却提环境问题，引起公众讨论。据《中国环境报》报道，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共收到提案四千五百十六件，其中有关环保的提案占三成以上。
显然，中国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不仅让基层民众吃不好饭，也开始让决策层睡不好觉。但是，环境问题牵涉到巨大的利益分配，使环境治理一开始就成为一场政治角力。
在本次两会上，关于厦门市的一个百亿元化工项目争议，就体现了这种复杂的利益格局。来自《中国经营报》的报道说，百名政协委员紧急提案，疾呼“厦门危险”，“PX（“对二甲苯”）项目必须紧急叫停，并进行迁址！”这成为今年政协的头号重点议案。
政协委员赵玉芬说，二零零六年厦门市引进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总投资额达一百零八亿元（约十四亿美元）的一个化工项目，该项目建成后，腾龙芳烃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PX生产企业，并为厦门市增加八百亿元的工业产值，但危险性却极高。PX——“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此项目位于人群密集的厦门海沧区，中心地区距离厦门市中心和风景名胜鼓浪屿只有七公里，距离拥有五千名学生的厦门外国语学校和北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学校仅只四公里。不仅如此，项目五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海沧区人口超过十万，居民区与厂区最近处不足一点五公里。政协委员们认为，海沧PX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海啸，乃至恐怖威胁，厦门本岛的上百万居民，只有通过两座桥可以逃生。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四日上午，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会见了提案代表。然而，这位司长似乎无能为力，因为一个根本的问题是，项目投产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已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国家环保总局在专案“迁址”问题上没有权力，爱莫能助。
鉴于此类矛盾，国家环保总局正推动修改《环境保护法》，将环保法的责任主体由过去重在企业、个人，调整为重在地方政府，因为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能真正担负起环保的重责。只是《环境保护法》的修改问题直接牵涉到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进展不会太快。
污染源是官商勾结
从厦门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破坏中国环境的，既不是公民个人，也不是中小企业，而是地方政府与大企业的相互勾结。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最近几年几度揭起“环保风暴”的潘岳认为，正是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缘于地方官员扭曲的“政绩观”。在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中国，所管辖地区GDP的增长，是官员的主要政绩。各级官员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管付出多少环境代价。
一位沿海城市的官员告诉亚洲周刊，这个省的省委书记到某市视察，在大会上，他要求坚持完成中央“宏观调控”的任务，但一下台来，便立即换了一副模样，对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们说：“我在台上只是说说的，你们该上项目还得上！”
一位北京的官员告诉亚洲周刊，在十七大之前，各地官员疯狂上项目，缘于官员们要用出卖工业项目所交换的利益向上级买官，每升一级，从几千万到几亿，需要拿出多少钱，在高级官员间几乎已明码标价。在中国近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获利，迅速结成利益联盟，丝毫不顾环境破坏，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获得巨大利润，地方政府也即刻得到巨额回扣。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这样做，并非简单为了“政绩”，更是赤裸裸地攫取黑利。
在今年年初的第三次“环保风暴”中，潘岳向媒体直陈，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和错误的政绩观一起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通过上大型重工业项目，追求短平快的业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企业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而且方式极端粗鲁，不顾后果。这种现象，上干扰中央的宏观调控，下侵犯百姓权益引发社会不安。
环保新民主运动
在二零零七年初的这次“环保风暴”中，潘岳用了“区域限批”的新办法，即对唐山、吕梁、莱芜、六盘水四个城市及大唐国际、华能、华电、国电等四大电力集团处以停批、限批所有建设项目的行政制裁。这一制裁，正是冲著大企业和地方政府结成的利益集团而来。
“环保风暴”对最近几年环保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但中国环境运动正在变成一种民主运动，却是更多人参与的结果。尽管他们不是有意将“保护环境”变为一种民主运动，但公民在保护环境中“争取民权”，却更有成效，也更为官方所接受。具有民主理念的官员、学者、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认识到，在环境领域，可以一点点地争取民主权利。他们做到了，他们可以写文章，可以举办论坛，可以成立NGO，可以启蒙民众，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止政府行为，打击利益集团。他们不谈意识形态，但看重每个个人的环境权利——呼吸新鲜空气、保留家园、保护地产、留住自然的权利。改善环境，也是政府的目标，政府没有理由过多压制环保活动者。因此，在环境领域，人们有更多的政治空间。
去年十月，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香港批评怒江上规划建设十三级水电站，“是一种掠夺性的开发”。这是中国高级官员首次批评怒江水电工程，标示著中国政府改变了对这一工程的态度。这是中国环境NGO、记者、少数开明官员三年来不断抗争的结果。
二零零三年八月，记者、环境活动家汪永晨得知水电工程要动工的消息，立即与其他NGO号召媒体报道此事，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反怒江大坝运动，他们认为这些工程将破坏环境，令数万少数族裔失去家园，收益却进了大利益集团的腰包。尽管这场运动没有走上街头，只停留在报纸上和网路聊天室内，但聚集了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总理温家宝于二零零四年二月下令搁置了这一工程。
随后，云南省当地政府和水电集团展开反攻，双方进行了持续两年半的争吵。现在，从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发言来看，NGO、媒体和弱势民众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另外一起反大坝运动发生在与怒江同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金沙江。中国华能集团电力公司准备在三峡上游的金沙江虎跳峡修建电站，这势将破坏此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造成环境灾难，并令十万少数民族人口失去家园——其中六万是纳西族人，离开生活数百年的家园，本就濒于消失的纳西文化将遭灭顶之灾。（亚洲周刊曾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四十七期报道）
与怒江流域不同，金沙江河谷的农民们因为土地肥沃而家境殷实，并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更具保护家园的意识。这一次，政府与电力集团面对的是一群不一样的农民。在当地采访时，一位三十多岁的退伍军人对亚洲周刊说：“如果水电公司一定要建大坝，占了我们的家，我就上山打游击！我们这里有三百个战友！”情绪激昂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本刊记者问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政府一定要建坝，你怎么办？他什么话也没说，只做了个端起步枪的姿势。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九日，由于当局持续施加高压，终于激起农民的反抗。农民一万多人聚集阻止电站开工。当地一位官员来与农民谈判，但态度蛮横，被农民追赶，失足掉进金沙江中，后被农民救起。
中央政府重视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农民的集体抗争立即有了效果，政府贴出通知说：“水电站在得到当地群众的同意之前，绝不动工”。
但水电集团不会轻易放弃利润丰厚的大坝，新华社报道说，虎跳峡的“水电移民高潮即将到来”。这意味著对抗将再次出现，也将再次考验金沙江边的农民。但当觉悟了的民众成为维权主体时，反抗力量必然强大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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