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探索国际 （Probe International）
在奥运前后消停了一两个月后，北京的水危机不仅又回到了公众视野，也上了中国媒体的新闻头版。
在关系到国家面子问题的奥运之后，中国的官方通讯社立马宣布，当局要从邻近的河北省向北京“ 紧急输水 ”，以缓解官方所称的、首都所面临的“ 严峻的水形势”。
报道说，水流将经于去年4月仓促竣工的307公里的渠道送往京城，这307公里的渠道既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最后一段，也是为了奥运，方便从河北水库向北京紧急输水的主要管道，但自去年完成之后一直没有启用。在奥运开始之前几个月，中国的官员表示，由于奥运期间的用水需求预期将猛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因此这307公里的输水工程会承担向北京供水的重任。但奥运期间，输水工程一直没有通水。官方的解释为，尽管北京遭受九年的旱灾，但今年降水量大大增加，因此没有必要再从河北送水。
北京的著名环保人士戴晴指出，当局在奥运期间不从河北输水的决定完全是政治性的，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想避免引发公众的不满，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引致负面的影响。
河北到北京的输水工程从开始建设之初就引起当地农民的抗议和批评，这个问题不仅被当地传媒曝光，甚至直接闹到了今年3月举行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输水工程不仅迫使至少3万农民流离失所，而且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种植庄稼的水资源 —— 而所有这一切则让饱受干旱困扰的北京城在奥运期间得以显示其所谓的“绿色奥运”。而实际上，围绕北京的河北省不仅自己极端缺水，还要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将省内居民采取各种方式省下来的救命之水送往北京。
就在奥运日益临近之际，路透社的北京记者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发表了他题为“奥运输水工程榨干了已经焦渴难忍的河北农民”（Olympic canal drains parched farmers）的报道。大量西方媒体纷纷转载此篇报道，令北京水问题一时成为与奥运相关的争议焦点。
今年六月间，由戴晴和她的北京研究组以及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所公开的北京水报告引起了更广泛的国际关注。该报告强调说，北京跨流域长途调水的政策是短视的，类似于 “饮鸩止渴”。
作为对上述报告的回应，中国水利部官员向媒体表示，奥运期间并没有从河北向北京送水，而北京市政府有一个城市持续供水计划。
戴晴随后指出，奥运期间没有从河北向北京送水，一方面可能是今年夏季雨水确实较往年要多，因而有更多地表水来暂时满足水需求；另一方面，当局也可能在此期间比平常抽取了更多的地下水。而后一种做法不像明目张胆地靠渠道输水，它是很难被一般人所察觉的。
现在奥运会结束了，从河北4大水库来的水也通过渠道送到北京。戴晴说， “当局至少应该让市民和媒体知道，这些水来自何处、谁在使用、用了多少，以及是花了多少代价在用这些水”。
在过去，北京水务当局称，从北京之外引水将大大减轻抽取大量地下水的压力。目前，北京供水总量的四分之三来自地下水，而北京地下水的过度超采已经持续了十年乃至更长时间。
北京的水需求似乎已成为一个政治足球：这一天有危机，过一天又没有了危机：就在奥运刚刚落下帷幕之际，水利部和北京水务局的官员先后出来声明，由于今夏雨水异常充裕，水需求低于预期，尤其是在“ 绿色奥运 ”的理念之下，政府成功的水循环再用，令北京不需要从河北进水。官员们甚至夸口说，北京的地下水位因此已经抬升半米左右，而在此前的十年间，由于干旱，首都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约一米。政府发出的信息似乎令人摸不着头脑。长期关注北京水问题和水政策的戴晴说，“（这样做）公众和传媒怎么才能相信水务局发布的有关信息呢？他们先头说需要水，然后又说不需要，好了，现在我们又回到所谓的紧急情况”。
戴晴指出，如果北京奥运期间确实并不需要河北的水，市民应该知道为什么。
比如，要是在污水处理和节水技术方面的投资确实发挥了作用，在奥运期间帮助北京减少了水消费，那么这种作用不应该只是临时性的，而是让更大的更长久的水需求减少成为可能。
再者，如果低的水需求是因为一些大耗水企业在奥运被关闭或是干脆迁出京城，或者用别的强制手段让水需求降低，那么这反映出来的不过是行政命令式的、或者强制性的减少，并非真实反映出节水措施发挥作用，或用水效率得到真正的提高。
显然，需要更多信息来研究这些问题。正如探索国际在北京水报告的结论所指出的那样“在得到可靠的相关数据之前，无法对有关问题作出准确的评估；故在此情形下只能说，或许某些节水措施对北京的水需求和水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
即使世界银行也意识到，要从中国有关方面获得可靠数据是多么困难。在世行一份最新的专题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数据和透明度的欠缺，很难对中国城市水设施，尤其是废水处理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这不仅使发现问题变得很困难，也给问责制度的实施造成障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水设施运作效率的提高和改善”。
其实，北京的水 “ 危机 ” 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政府预测到 2010年将有高达十亿立方米水短缺，但这个预测只是简单地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人均用水量来假设的，并没有充分考虑水供应或水消费在效率提高方面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为此，北京水报告的编辑格兰妮·莱德和戴晴均认为，包含在政府第11个5 年计划中的 “ 危机 ” 预测模式既是过时的，也是不可靠的，它完全不能用来作为投资决策的基础。
而这个计划似乎更多地试图实现一个50年代的梦想，即由于中国北方干旱缺水，要建设庞大的南水北调工程，抽取长江之水，通过湖北、河南、以及河北，于2010年将南方之水送到北京。
另一方面，河北的输水计划究竟要中国纳税人和用水消费户付出多少代价，目前尚不清楚。
北京水务局的新闻发言人已告知媒体，北京将分阶段 “ 补偿 ” 河北，但他拒绝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有一个可能的拨款来源是三峡工程。三建委前常务副主任郭树言曾经提到这个可能性。
郭树言去年在接受《南风窗》杂志专访时表示，由于南水北调工程遇到筹措资金的困难，政府可能考虑从三峡建设基金中拨出款项给予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最初的筹资计划是，一方面从地方筹措资金，另一方面则依靠中央划拨专项资金。但时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副主任的郭树言说，这个计划基本上行不通，因此工程当局不得不寻求其它融资来源。目前该工程已经筹集到16亿美元，但仍然需要额外的184亿美元才能让工程竣工，这还不包括水处理的成本。南水北调中线最初的预算是100亿美元。
三峡建设基金由中央政府在 2003 设立，其初衷是为三峡大坝筹集建设资金。一个政府的审计报告说，截至到去年，三峡建设基金通过加电价的方式，已经从全国的电力用户那里收到77.7 亿美元，再加上出售6台三峡大坝的发电机组给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长江电力公司，三峡公司去年约有5 0亿美元的“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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