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曹筠武 来源： 南方新闻网
向秀发耗尽家财，一批中国顶级植物学家奔走呼吁，总理温家宝专门作出批示，也未能使这个“三峡珍稀植物避难所”起死回生。
在这个1200亩的园子里，聚集了176种、上万株珍稀植物，它是“三峡珍稀植物避难所”。
尽管包括3位两院院士在内的一批中国顶级植物学家奔走呼吁，尽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即专门对此作出批示，但也未能使这个“避难所”起死回生——2007年6月9日，植物园“停止了生产活动”。
最后两名工人也撤离了。创办人向秀发，成为重庆三峡珍稀植物园惟一的留守者。陪伴这个44岁男人的，只有一个跟随他多年的聋哑孩子——他是他的亲戚。在这个 1200多亩的园子里，他们孤独地守候着176种、上万株珍稀植物。每天早晨，向秀发打着手势给“哑巴”吩咐任务，寂静的山林里，只有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植物园是在2007年6月9日“关张”的。此前5年，三峡地区珍稀植物大都被抢救性移栽培育在这里，它们来自库区淹没带。库区蓄水完成后，这些在地球上延续了百万年的珍稀植物，将在它们原来的栖息地彻底消失。
所以在植物学家看来，这个园子是“三峡珍稀植物避难所”、“中国植物物种基因库”。
但这抢救性的5年，是惨淡经营的5年。尽管向秀发耗尽家财，尽管包括3位两院院士在内的一批中国顶级植物学家奔走呼吁，尽管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即专门对此作出批示，也未能使这个“避难所”起死回生。
从水产商到植物狂人
2003年6月，三峡库区开始蓄水。当陆地渐渐沉入水底时，人可以迁移，动物可以逃避，“只有植物，既没有嘴喊救命，也没有腿跑。”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科学家李振宇说，“我们必须帮助它们逃生。”
疏花水柏枝、荷叶铁线蕨、中华蚊母树、川鄂新樟……由于逃脱了远古时代冰川的袭击，50余种三峡地区特有珍稀植物由此保存下来。按照《中国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物》名录统计：在8种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中，三峡库区占3种；二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159种，三峡库区有22种；三级222种，库区有24 种。此外，库区还生长着大量百年以上古树名木，被称为“中国植物资源战略基地”。
而在蓄水后，需抢救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将近300种。
“迁地保护，是挽救三峡珍稀植物的惟一办法。”李振宇说。早在1998年，他就和国家林业局生态环境监测总站高级工程师李建文，联合发出了迁地保护建议书。
当建议书被业内人士传阅时，当时还是水产商人的向秀发偶然路过重庆巫山县。他看见施工队伍沿江清库，人们开着推土机、带着砍刀和锄头，逐一铲平树丛。
当时，向秀发承包着一个数百亩的大水库养鱼，每年收入至少三十万。1998年10月，他跑生意路过北京，想到在巫山县看到的情境，这个平时喜欢搞点盆景根雕的人突发奇想跑到了中科院植物所。
向秀发第一次见到首席科学家李振宇。想象中的“大专家”没有架子，而对一个商人关心植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李振宇带着向秀发去了北京植物园，他走在前面，用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像背书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解着路过的植物；向秀发则跟在后面，“完全被李老师的讲解震住了，完全被那些奇特植物吸引了”。
两个生活轨迹本无交叉点的人，最终谈到了三峡植物保护。李振宇从第四纪冰川讲起，一直讲到疏花水柏枝最后的栖息地。
李振宇语气沉重，向秀发似懂非懂。他问：搞个园子，把珍稀植物都保护起来怎么样？李振宇不禁哑然失笑，“一个植物园一年投入要上千万，公益性项目只花钱不赚钱，你怎么搞？”
“回到家后，他一个星期没下楼。”妻子吴石英回忆，“也不见任何人。”
向秀发此后只向一位密友谈起过，那时他在做这辈子最艰难的选择。“他对我说，一个人活一辈子，要做出点事才能留名。”这位密友回忆。
最终，向秀发给李振宇打了电话：“我要搞个植物园，把三峡的珍稀植物全部救了！”
谁也劝不住向秀发。他又经人介绍认识了中科院植物所客座教授、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宇，以及中科院武汉植物所研究员金义欣。他拜他们为师，学习植物知识。从2000年开始，向秀发跑遍北京、上海、武汉、深圳，考察了各地植物园。在深圳仙湖植物园，成片的苏铁开出金黄色的花，向秀发至今也难忘那种“陶醉”。
这个军事经济学院路桥专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开始一本一本的啃专业植物书籍。亲友都觉得他疯了——他们不知道，这只是开始。
与蓄水上演“生死时速”
2002年，植物园选址确定在万州五桥。“一年多时间，我们被他拉着跑遍了库区，”年过古稀的中科院武汉植物所研究员金义欣回忆，“五桥地处库区核心地带，自然生态良好，气候地貌符合三峡植物生长要求。”
在专家们的影响和向秀发的运作下，2002年8月，当时的重庆市计委支持植物园立项。国家林业局专项拨款313万元，作为植物园初期建设经费。“这是当时惟一专门抢救移栽三峡珍稀植物的园子。”李振宇说。
珍稀植物园由重庆金园珍稀植物培植有限公司担任项目法人，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向秀发。
和植物园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进行的，是抢救性移栽三峡珍稀植物。2003年，一期蓄水就要启动，他们在和蓄水线赛跑。
疏花水柏枝——生长在江边沙夹石地，将被全部淹没。2002年，从巫山段江心岛移栽。这种从喜马拉雅山脉辗转千年才栖息于三峡地区的奇特植物，最终落脚于珍稀植物园。
荷叶铁线蕨——铁线蕨科最原始的类型，在亚洲大陆仅见于三峡，却与大西洋亚速尔群岛产肾叶铁线蕨、非洲中南部细辛铁线蕨同属一个种群。对研究该种的亲缘关系以及植物区系、地理分布均有重大的价值。2002年从万州武陵移栽。
崖柏——1892年法国植物学家从三峡首次采集到标本，此后再未发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灭绝，成为我国植物研究的空白。2003年，采集于城口大巴山并栽培成活。
还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的桫椤，高达20米的紫薇，世界已知胸径最大的黄连木古树，极为罕见的巨型十大功劳木……众多珍稀植物或古树名木，从绝壁或深沟被移栽。“在2003年一期蓄水前，我们就抢着迁移了现在园里大部分植物，”向秀发说起来无比自豪，“我比蓄水线跑得快！”
但他们也并不总是跑赢，在据国外文献记载有“丰都车前”的一个江心岛上，向秀发和专家们4年间前往寻找三十多次，但最终没能找到。当江心岛最终被淹没，向秀发只能黯然喟叹。
2002年，在迁移绝壁上的十大功劳木时，向秀发被滑脱的树干打断两根胸肋；2003年，他在巴东被竹叶青蛇咬伤，虽经当地医生及时救治抢回性命，但一根食指残废；2004年，向秀发又在野外考察时跌落山崖，昏迷数日后救回性命，一根小指残废。
“老向是在以狂热的态度抢救植物，”一位长期采访向秀发的记者分析，“在对待自己认定的事业上，他是个偏执狂。”
2002年底，由中科院、国家林业局等单位举办的第五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上，主办方以“作出卓越贡献的民间保护人士”邀请向秀发参会并发言。
植物狂人的声誉到达顶峰，但植物园的命运渐入低谷。
总理批示
花钱如流水。这是运作植物园期间，向秀发最大的感受。
国家林业局313万专款很快用于园区基础建设，“每一分钱的用途国家都作了详细规定”。植物抢救同期进行，向秀发只能自掏腰包。
野外作业、植物的迁移和栽培、员工工资，每一项都是个无底洞。2002年，他把经营了3年的水库鱼塘转卖。次年起，他开始变卖在老家置下的商铺和住房。
2004年，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妻子吴石英回了趟老家，突然发现自家的房子大半到了别人名下……
2004 年6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环保总局前副局长金鉴明等中外专家专程参观了珍稀植物园。“金院士很高兴，但发现了问题——和珍稀植物抢救移栽的成效相比，植物园的建设太缓慢了。”李振宇说，“园里大部分员工只会挖坑栽树，技术人员才一两个。”原因很简单，向秀发请不起人搞研究。
从五桥镇到植物园，金鉴明爬了一个小时山路。植物园不通公路，每次采回植物，只能手拉肩扛到园内。2003年，为了一棵二十多米高的飞蛾槭，向秀发们足足扛了4天。他把这些苦情都倒给了金鉴明。
2005 年4月，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中科院院士洪德元、王文采，中国高等植物志主编傅立国，中国兰科植物泰斗陈心启等顶尖植物学家联名向温家宝总理写信，请求 “加大抢救保护三峡珍稀植物力度，设立三峡珍稀植物迁地保护专项经费……建设三峡珍稀植物园，是三峡库区文明建设的国际形象工程……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
专家们尤其急迫地指出，在三峡珍稀植物即将遭遇灭顶之灾的关口，国家投入甚少。“自三峡工程建设以来，实施中央财政投入的项目仅两个，一个是三峡办支持的‘疏花水柏枝、荷叶铁线蕨、川明参保护抢救科研课题’；二就是国家林业局投入313万元的三峡珍稀植物园。”
4月21日，信件得到温家宝总理批示。据向秀发称，总理在外出返京的第二天即做出批示。
温家宝总理批示后，重庆市政府决定由市林业局牵头，编制植物园总体规划，并报市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审定。同时，由万州区林业局代市政府起草向国务院三峡办的报告，争取专项资金支持。
一个半月后，国家林业局和三峡办召开专家座谈会；7月19日，重庆市副市长余远牧根据当时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批示，赴万州召开现场办公会。
“余市长那天确定了三件事：立即修通进园公路；由重庆市林业局尽快编制植物园总体规划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经费；解决植物园编制问题。”向秀发说。
向秀发兴奋异常，他觉得事情应该能够顺利进行了，却没想一切如故。
体制内外
时至今日，从五桥镇到植物园，仍然需要爬一个小时山路；植物园总体规划和编制挂靠，还停留在文件上。
照向秀发的说法，植物园就像个尴尬的黑孩子，“给了准生证，但至今还没上户口”。没有编制，不可能吸引高级科技人员加入；没有规划，就无从向国家申请经费。
老家的商铺和住房已经卖光了，向秀发欠外债30多万。
由于缺乏人手护理，荒草逐渐包围已经十分脆弱的珍稀植物。“我找到林业部门诉苦，现在摆个半截摊子，再不做规划，国家前期投的几百万不是浪费了？”他回忆说，“但有工作人员很不理解：你不是都拿到一笔钱了么，够了嘛！”
2006年重庆大旱，植物园内的蓄水池干了，就从山下买水，水价一度涨到20块一担。向秀发最发愁的就是拿着水瓢不知道该浇向哪株植物，“它们都像是自己的亲儿子”。
最后出再高的价也买不到水了。向秀发只能看着，这些他拿命换回来的植物一株株枯萎凋亡。崖柏枯死了，20米高的紫薇枯死了，黄连木枯死了，四照花也枯死了……这些百年古树支撑不住，更不用说那些本应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桫椤、疏花水柏枝和兰科植物。
向秀发跑到林业部门求助，却得到回答：现在到处都旱，我们也帮不了你。
上千株植物死了！在它们曾经的避难所三峡——200万年前，地球经历新生代第四季大冰川期，由于特殊的地理地貌，三峡地区逃过冰川直接凌虐，不仅使众多第三纪和更早的植物得以保存，更成为第四纪后植物异质分化的策源地。
“他还是把事情看得简单了。”一位采访向秀发多年的记者评价，“不熟悉机关单位的规则，以为拿了国家和市领导的批示就是尚方宝剑，其实县官不如现管。”
曾有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来参观后，挖了一截石斛想带走，向秀发居然追到车里把石斛拿了回来。有人劝他，难道这个关系抵不上一截草苗？向秀发生气地回答：都是我拿命换回来的！
也曾采访过向秀发的一位记者说，老向是真的守着金碗挨饿，园子里的珍稀植物价值不菲，曾有韩国商人以单价200美元收购兜兰，园里培育了上千株，但他一兜也不肯卖。2005年，重庆林业系统一名官员到植物园调研，向秀发谈及经费问题，官员沉吟半响后委婉指点：你可以搞点市场化运作嘛。向秀发当即一脸乌青的顶了回去：要卖植物我早就卖了，等不到现在！
向秀发曾反复要求首先把植物园总体规划编制起来，重庆市林业局建议由万州区林业局牵头；向秀发找到万州区林业局，有人跟他说了实话：“万州的财政状况你也知道，就算我们愿意来牵头，把你的编制也挂靠过来，我们又哪来钱给你办事？”
植物狂人也曾试图融入体制内，但他的做法令人哭笑不得。他把向各部门递送的请求函，都“搞成红头文件的样子”。但这种表面文章，不可能让人对他改变态度。
5年盼来两台灭火机
6 月7日，三峡珍稀植物园向重庆市林业局发出《关于暂停生产活动的报告》，称“从市计委批复至今，该项目的规划及项目投资均未落实，项目建设仍未实施，导致前期按计划抢救到园内的大批三峡珍稀植物无法实施保护，陷入毁灭状态”，并“请林业局回复并作妥善安排”。
两周后，重庆市林业局向万州区林业局发出《关于做好重庆三峡珍稀植物园保护工作的函》，其中提出：你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对三峡珍稀植物园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根据行政管理和公
文管理规定，我局只接受各区县林业主管部门上报文件，不接受区县林业部门管理的单位上报文件。请将我局意见转告三峡珍稀植物园。
向秀发看到复函后感叹，“植物园的事情不归他们管。”
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万州区林业局副局长吴鸣飞称：“说实话，我们现在也搞不懂该哪个部门管。”目前，区林业局已经向万州区政府打了紧急报告，区政府目前正在研究之中，“我们也只能尽到这个责任了”。
从2007年开始，工人们就没领过工资，逐渐有人离去。年三十上午，工人们围在植物园里向秀发的住处外，等着结算去年的工资，其中还有他的两个亲兄弟。
6月初，向秀发向有关部门寄了一封信，说明“植物园已成荒山，防盗防虫防火都很危急”。市林业局官员下来调查了一回，“要不给你拨两台灭火机？”
“这是总理批示两年后，植物园落实的第一件事情。”向秀发说。他说现在他算有了些新的领悟，“毕竟总理不可能亲自来帮我栽树”。
入夏后，接连下了几场雨。去年干死的一棵紫薇，居然冒出了一点新芽。向秀发的心情明显好了很多——他的自豪总是来源于“自己的”植物，它们活得那么艰难，却又那么坚强。
2007年6月28日星期四
2007年6月25日星期一
北京喝哪里的水？
作者：易蓉蓉 来源：科学时报
曾经的水乡
在元古代(大约25亿年前至6亿年前)，北京地区曾是一片汪洋大海。考古发掘出的大约10亿年前的蓝藻化石——海洋的特有物种——证明了这一点。后来，现在的北京地区附近遭遇剧烈的造山运动，即“燕山运动”，强烈的地壳运动和火山喷发使燕山和太行山逐渐隆起，北京地区也形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貌格局。永定河携带着大量泥沙，穿山切谷奔流而下。在漫长的岁月里，泥沙填平了太行山与燕山之间的古海湾，形成了如今的“北京小平原”。
几万年前，北京的原始湿地比比皆是，原始牛、鹿科、斑羚等动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清朝年间，北京南部仍保存大面积湿地，喜湿润气候的麋鹿就在东南部沼泽地区“南海子”繁衍生息。
从清泉河到无定河
今天，北京市境内有大小河流200多条，分属于海河流域的五大水系：西部的永定河水系，西部的大清河水系，中部的温榆、北运河水系，东部的潮白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这些水系中的河流除人工运河外，在古代大多早已存在。
永定河发源于洋河(发源于内蒙古兴县境内)、桑干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管涔山北麓)、妫水河(发源于延庆县黑汉岭西北)，3条河流在河北怀来县朱官屯汇合后称永定河。永定河再向东流，折而东南，在官厅村附近注入官厅水库。出库后进入北京市门头沟区，由西北流向东南，在长达110公里的高山峡谷中奔流，沿途纳入沿河城沟、湫河、清水河、下马岭沟、苇甸沟、清涧、樱桃沟等支流。出三家店后为下游，坡势骤缓，流经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县，沿途又汇入大小龙河、天堂河等支流。在大兴县石佛寺附近进入河北省，东流至天津市汇入海河而注入渤海。
远古时代，永定河已形成出山后的基本流向，但由于地质构造运动与河流从上游夹带的泥沙淤积河床等原因，河道迁徙。大体以出山口三家店为基点，在北起今天的清河，西到小清河、白沟河的方圆百里范围内摆动，形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并且留下几十条故道。有些故道的余脉变为山泉、湖泊和地下水，为北京远古先民提供了水源。今天的北京城就建在永定河冲积扇的脊背部。可以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摇篮”。
在汉晋时期，永定河尚有“清泉河”、“清泉水”的美称。隋唐以后，水质开始变黑，称卢沟水，“卢”意为黑色。永定河元明时期始称“浑河”，水性浑浊，暴涨暴落，“春末无水沙自涨，雨多散漫遍汪洋”，雨季时更是激流震荡，浸蚀堤岸，决口泛滥，致使河道迁徙无常，故名“无定河”，也有“小黄河”之称。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鉴于该河连年水患，严重危及京师安全，着令巡抚于成龙对无定河大加疏浚，并在卢沟桥下筑起一条自良乡老君堂口直至霸州柳岔口三角淀的百里长堤防水，“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希望横行难驯的无定河从此固定河床，安定下来。
据统计，永定河辽代平均94年泛决一次，金代平均22年，元代平均7年，明代西山皇陵、寺庙较多，森林局部恢复，平均13年泛决一次，到清代则平均3年就泛决一次。其中，康熙七年（1668年）和嘉庆六年（1801年），洪水涌入北京城。《客舍偶闻》中记载：1668年“浑河水决，直入正阳、崇文、宣武、齐化诸门。午门浸崩一角”。
王建分析说，洪水泛滥主要是上游流经黄土高原，而河水夹杂泥沙和滥伐森林造成的。辽金两代，北京地区森林开始遭受大规模破坏——营建帝王宫室，人口数量增加，田园展拓，辽、宋、金之间的战争等需要砍伐和消耗大片天然森林。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后，为伐南宋，命右丞相李通在燕山督工匠打造兵器，又遣工部尚书苏保衡等在通州督造战船。当时有诗：“坐令斩木千山童，民间十室八九空。老者驾车辇输去，壮者腰斧从鸠工。”元代新建大都城，木材需求量非常大，绝大部分采自西山，“西山兀，大都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代无名氏所绘的《卢沟运筏图》，图中描绘了卢沟桥上下游运输木材的情景。
过度砍伐，使郁郁葱葱、峰峦秀拔、林木森密的幽冀之区变成明清以来幼树稀疏的荒山秃岭。1949年，北京地区森林覆盖率仅为1.3%。西山森林破坏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加重了永定河的淤塞、泛滥和改道，成为威胁京城安全的主要水患。
莲花池孕育北京城
如果说永定河水系是北京古城的源泉，那莲花池则是北京古都的发祥地。“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至少有3000年的建城史了。
莲花池古称西湖。850年前，金中都落户北京，其中心在今广安门一带。莲花河水系是城市的重要水源。金人将莲花河引入城中，修建了西苑、太液池、北京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园林——同乐园。金中都和莲花池的关系就相当于今天的故宫和北海。
忽必烈进入北京后，在金中都城东北兴建元大都，因城市规模扩大，莲花河水系不能满足城市用水要求，故改用高粱河水系及其上游的白浮泉作为城市主要水源。当时，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等多眼泉水，注入今天的昆明湖，沿长河南下，经紫竹院、太平湖、积水潭、后海、什刹海、中南海至东便门、经通惠河与京杭大运河沟通，成功解决了城市运送漕粮水源不足的难题。
自此，莲花池也渐渐荒废。上世纪80年代，莲花池新建公园，占地53.6公顷，保留了原始风光与水趣。
昆明湖、万泉庄、福海，海淀处处是水
自永定河汉唐期间改道南流之后，西山山水与汇集的所有泉水在海淀形成了众多的河湖水面。
海淀本身就由水得名，北京西北郊湿地统称“海淀”。“海”是大的意思，“淀”为浅湖的总称。《帝京景物略》：“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京师有南淀、北淀、方淀、三角淀、大淀、小淀，凡九十九淀。
颐和园以东有福海等多个湖泊，有候鸟途中觅食栖息的苇塘，现在的中央党校和国际关系学院一带曾有大片水面；再往东南，清华和北大有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勺园、承泽园、米万钟园、未名湖等多个水面。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米万钟园水面极广阔，是一片可行船数十里的天然沼泽，昆明湖以南，六郎庄、蓝靛厂一带曾为京西稻产地。这里水温低，水稻生长期长、含糖量高，被称为“京西稻”，宫廷专用；再往南，紫竹院、善乐园，亦即现北京动物园附近，也有大片水面，古人形容这里是“水草丰茂的鹜雁之地”。
海淀最大的水面是瓮山泊，就是今天的昆明湖。当年为其改名的乾隆取“比太阳更光辉明亮”之意，同时还把瓮山改为万寿山。
北京喝哪里的水？
在用上自来水之前，北京人喝哪里的水？答案是井水。
北京城区曾有1258眼水井，好多胡同都是以水井命名的：甘井、湿井、苦水井——解放前，老北京光以井命名的胡同就有80多条。
胡同在蒙语里是“水井”的意思。元朝时，统治者建设元大都仍保留着草原游牧民族择水而居的习惯，在没水的地方就打井。那时，北京地下水位比较高，挖几米就能见水。蒙古族从游居变为定居，一座座四合院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条胡同。北京地势西高东低，为防止洪水，胡同东西向比南北向的多。还有些胡同是斜向的：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棕树斜街、烟袋斜街，历史上都是旧河道。
清朝末期，为了故宫的消防用水，人们先在孙河修建地表供水站，用人力拉水送到城里，以后逐渐在东城有了少量供水管网。1942年北京大旱，孙河地表水厂停办。
随后，北京逐渐从喝井水过渡到使用自来水。而自来水肯定不像其名字——水龙头一开，水就源源不断。
解放后，北京逐渐从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重点发展了冶金、化工、电力、炼焦、水泥、机械等高耗能、高耗水的重工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中国北方重工业城市之重，超过了沈阳、太原和天津。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地下水源日渐减少，北京不得不把密云水库作为城市饮用水源，每天向城市供水117万吨。
在地表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北京城市用水不得不靠超采地下水来维系——北京的地下水可开采量为年平均25亿立方米，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开采28亿至29亿立方米。北京累计超采50亿立方米地下水，形成了以规划市区东部为中心的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地下水超采引起湖泊萎缩、湿地减少、水质恶化、一些大泉逐渐消失、林木枯萎死亡、地面下沉、市政设施被破坏。
更糟糕的是，工业的盲目发展又给北京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水资源消耗和水污染之间陷入恶性循环。
随着五大水系来水的减少和水流流速的降低，一部分水流在北京城区逗留的时间加长，被城市垃圾污染的机会也增多。加上气候和城市热岛效应导致水温升高，掉落河中的动物尸体和枯枝落叶更易腐败，污染严重的水体发黑发臭。水中的有机物超出河道自净能力，水体容易富营养化，藻类严重滋生。现在，北京许多水体表面呈深绿色，藻类过度生长。2007年春夏，王建等人在“城市乐水行”活动中目睹很多企业造成的污染——燕山石化往牛玉口水库排放污水，石景山电厂、高井电厂给永定河带来粉煤灰污染。
“其实，城市水系不只是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它还能参与微循环、调控城市气候。过去，北京城中河道、湖泊、坑塘占的面积较大，而街道和建筑占的面积较小，这使城市气候能良性循环。以前，我们炎炎夏日坐在绿荫下和水旁边感到清爽宜人，是因为水蒸发带走了热量。发达的水系就像一部大空调，自动调节着城市的温度和湿度。”王建说。
“北京城建筑和道路面积扩展了几十倍，河道和湖泊被填埋、遮盖。沥青路面和水泥建筑堵塞了地面上原有的许多微孔，使浅层地表水无法参与微循环，无论烈日把固化的地表晒得多烫，水分也不能蒸发带走热量。三伏天中午，天安门广场的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相当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温度。”
“北京一直很少考虑生态用水的问题。缺少必要的生态用水，容易引起城市热岛效应、土地干旱化、河床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萎和沙尘暴肆虐。”王建说，相关图片显示，北京大片坑塘干枯；官厅水库干枯，周边土地沙化严重；房山区葫芦垡村的永定河河道内甚至建起了高尔夫球场；2007年3月，人们在干涸的昆明湖里放风筝。
建水库初衷难实现
王建认为北京不同年代为解决水问题采取的措施，“可谓绞尽了脑汁”。
“上世纪50年代，修建官厅、十三陵、密云水库；60年代，开挖京密引水渠；70年代，打了4万眼机井；80年代，压缩200万亩农田灌溉面积；90年代，调整产业结构，开采战备水源；今天，北京附近再也找不到足够的清洁水源，只能耗巨资进行南水北调。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兴起修水库的浪潮，至90年代，已建水库8万多座。从1954年起，北京周边先后建成了官厅、密云、怀柔、海子4座水库，总库容为93亿立方米， 80～90年代建成了田村水厂、怀柔水源九厂、密云水源十厂等，以此弥补城市供水的不足，但是进入80年代后期，降水量严重衰减，再加上上游层层拦截，导致地表水供水不足。
水库一般都建在河流的上游或中游，修建初衷是洪水季节拦截洪水，枯水季节补给河水。水专家王同祯指出，这只是一厢情愿，水库一旦建成，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异化为下游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水库不代表流域的利益，只代表水库拥有者的利益。枯水期水库不会放水接济干渴的下游河流，而是为了蓄水发电，拦截本已少得可怜的河水，造成下游断流无水。“整个华北平原历史上河流纵横、湖泊星布，如今有河皆干、湖泊无影，已经由中国的外流区变成了如新疆一样的内流区。其原因就是我们在燕山、太行山区，在那些流向华北平原的河流的上游修建了数不清的水库，这些水库起到的作用，无非是把下游华北平原优良的水环境以及应在华北平原产生的效益挪到了上游而已。”
“不久前，河南林县红旗渠精神大型展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观者如潮。修建红旗渠的精神无疑是伟大的，但红旗渠浇灌了几十万亩农田的效益却是以漳河水的断流以及下游古城沧州一带无水、百姓吃深采的地下水导致氟中毒为代价的，孰得孰失？也许终有一天，我们需要拆除一些水库来恢复华北平原的水环境，让那些生活在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马颖河、漳河、南运河等60多条河附近却从没见过河水的人们，看到祖先世世代代厮守的河流曾经怎样碧波荡漾，怎样欢腾地奔向海洋。”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曾出版《水乡北京》一书的王同祯说。
密云水库：3种发展模式都威胁北京水安全
密云水库1960年建成，当时其功能是以防洪、发电、农业灌溉、水产养殖和城市供水为主，流域面积15788平方公里，水库最大蓄水量为43.7亿立方米，平均年径流量11.9亿立方米。
很难想象，密云水库这个水源水库竟然一度成为大型旅游基地。由于密云库区人口密度较高，土地资源有限，山地农业、林业资源开发潜力不大，工业发展受到一定制约。于是，人们想发展旅游业。1981年6月，一家权威报纸发表建议把密云水库办成“千人住，万人游”的旅游基地的内参文章。水库管理处和几家单位建设了度假村，很快，密云水库星期天游人的数量迅速突破了万人次大关。
这使密云水库的水质发生了变化：长期受面源污染影响，总磷、总氮有逐年增加趋势，水质已由多年贫营养型演变为中营养型，对水库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潜在威胁。目前，密云水库水环境处于准可持续发展状态。这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对密云水库1991年～2001年的11年监测分析结果。
“大规模旅游不但会对水库造成严重污染，游艇洗舱废水、各种宾馆饭店培训中心洗浴污水、游客的垃圾粪便、野炊残羹剩饭等随暴雨径流进入密云水库，污染水体；水上活动可将大肠杆菌、X体、螺旋体等病原菌带入水体，对密云水库将来作为饮用水源造成严重威胁。”
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市政府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成立了水源保护机构，在水库周围划分了一级、二级、三级水源保护区，并制定了《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作出了禁止在密云水库地区开展大规模旅游活动的决定，拆除了度假村，取缔商业饮食网点，禁止未经批准的机动船下水，并实行汛期封路、封坝制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停止发展旅游业之后，人们又将脑筋放到了铁矿开发上。
密云水库周边有大量的铁矿资源，勘探发现水库下面是一个储量达1亿立方米的大铁矿。一时间，县里开矿、村里开矿、农民自己也开矿。村村开山炸石，户户采矿选矿，把岩石上的灌丛破坏殆尽，土壤被剥离，水土流失到处可见。“密云是石质山区，土层很薄，一些树木是1960年建水库时种的，许多陡峭的岩体生长着成片的自然灌丛，遮挡着裸露的灰岩，水库才呈现出山清水秀的景色。可悲的是，打眼放炮开山炸石，一瞬间就可以让它面目全非。据中科院山地灾害研究所的研究，在纯自然状态下，灰岩植被破坏后，岩石变为1公分厚的土壤需1万年，从这些土壤中长出灌丛要1000年。”
密云铁矿品位低（7%），开采过程产生的废石量非常大，巨量的废石堆入山谷，在暴雨洪水作用下，时刻潜伏着泥石流的危机；特别是选矿之后的尾矿库未按工程规范进行堆沙，形成一个个人工矿砂湖，给密云水库生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上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的铁矿采选等行业，不断向河道排入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和污水，使得密云水库上游水质呈明显下降趋势：潮河戴营断面铁离子浓度常年超过Ｖ类标准。造成河道淤积、水体水质恶化。“我们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在《密云铁矿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中这样下结论：密云开矿不仅破坏生态，还造成河道阻塞、水库淤积，矿区内有害元素带入地表，对水库产生有害影响，所造成的继发性生态破坏是长期的和难以控制的。严格限制铁矿开采规模，禁止铁矿自采与群采，严格执行铁矿开发的复垦规定，环保部门应制定严格措施并严格监督管理，防止铁矿开发大量占用土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河道堵塞、水库淤积以及泥石流等生态灾害发生。”王建说。
在政府下令停止铁矿采选后，人们又开始在密云水库用网箱养鱼。“开始时，在走马庄一带库区只有0.03公顷网箱，没几年的工夫，规模已高达4.5公顷，网箱养鱼在密云水库迅速发展起来。”
看起来，网箱养鱼比旅游业和采矿业更环保。其实不然，“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根据我们对密云水库网箱养鱼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养鱼时投入水中的大量饵料、鱼类排入水体的粪便，会对水体造成极为严重的有机污染，其污染程度相当于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向水库排污。”王建此时参加了密云水库网箱养鱼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我们算了笔经济账：养鱼成本高于养鱼收益，年总收益仅为400万元，养鱼个人每年承担的养鱼成本高达690.8万元，而国家每年承担的环境成本为421.6万元，自然资源耗竭成本为每年300万元，环境代价巨大。密云水库周边开发，一年可以创造1.5亿元经济收益。而它作为水质符合饮用标准的水体，1立方米水价值1元，30亿方水就是30个亿。”王建指出，密云水库开发和保护的经济账很明了，相继对旅游业、采矿业和网箱养鱼举“红牌”是明智之举。
官厅水库：这盆水“起起伏伏”
官厅水库作为北京饮用水源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其修建之初，功能定位是防洪、兴利，只有门头沟几十万人一直饮用官厅水。但随着北京城区地下水开采过量，上世纪80年代，官厅水库成了北京的地面饮用水源地，与密云水库并称北京“两盆水”。
其中，在官厅水库上游发生的沙城农药厂污染事件，拉开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序幕。
沙城农药厂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文革”前，向国外购买滴滴涕，但当时发达国家已经限制生产，为此中国化工部从国外购买全套设备，1968年在官厅水库畔建起此厂。不止化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官厅流域上游兴建了化肥、造纸、制药、纺织、皮毛、橡胶、机械、冶金、炼焦、有色金属、采矿等大量工业企业。
1972年春，怀来、大同一带的群众因吃了官厅水库有异味的鱼，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当时的时代背景很特殊，甚至有人以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问题很严重。”面对十年动乱和左倾思想的干扰，周总理亲自过问，最后国务院作出批示，由万里任组长的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迅速成立，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入库河系、污水灌溉和库区水质、底泥、水生生物的污染状况以及污染物与人体的健康对应关系等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实验研究。王建当时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建委向国务院作出《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称，“经化验，证明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今春从水库收购的4万斤鱼，不敢出售”。“官厅水库水质恶化是由于水库上游受到沙城、宣化等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官厅流域污染较重的企业有242个，排放最严重的77 个；年排废水1.2亿立方米，约占水库多年来水量的8.3%；其中，年排有毒废水6400万立方米，占总废水量的一半；污染最重的是宣化，其次是大同、张家口市和下花园。”
从1973年开始，国家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企业，按其规模、性质分别确定了相应的治理方案。为此，国家和有关部委拨出专款近3000万元投入官厅治理，对沙城农药厂等所有污染源展开了治污攻坚行动。
王建介绍说：“从1971年至1983年，官厅流域经济迅速增长，但水环境质量没有相应恶化，属于轻度污染。1984年以后，由于管理体制原因，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名存实亡：环境管理日益削弱，连每年7万元的日常办公经费都成问题，工作用车也被挪用，大部分管理人员开始陆续调离。流域内各省市自治区各自为政，官厅流域重污染的企业上了一个又一个——造纸厂、制革厂、酿酒厂、水泥厂、化肥厂、炼铁矿、小金矿，污染越来越多。一条条污染带直奔洋河、桑干河、妫水河，有机污染日趋严重，甚至造成官厅水库出现富营养化。真是载不动几多愁，一条脏水向东流。”
“官厅水库水量锐减，水质恶化。2001年径流量为7.8亿立方米，入库水量锐减，出库1.2亿立方米，相应库容为2.61亿立方米；水体水质多为V类，全流域水环境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是高锰酸盐、氨氮等。主要入库河流水质为IV～V类。”
1997年，因北京部分市民发现来自官厅水库的水有异味，官厅被迫退出首都饮用水源。此后，该水库仅用于工业、农业灌溉和城市河湖补水。
近年来，首都饮用水再度告急，官厅水库及其周边的全面治理再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重新启用官厅水库作为北京第二大饮用水源地已是势在必行。
北京向谁要水？
解放初，北京有200多万人，年人均水资源2000多立方米；现在1800万人，年人均水资源不足300立方米，远低于联合国划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成为世界级“贫水城市”。
北京不像上海、广州、重庆，它们有大江大河，而这些大江河常年有水，从不断流。北京水资源主要靠境内和上游流域的自然降雨。北京的降水时空分布主要集中在汛期3个月，而且70％以上的降水又集中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短短的20天内，这就注定了北京是资源型的缺水城市。
王建为北京的水算了一笔账：
北京地表水资源总量：北京地表可利用水量急剧衰减——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为47亿立方米，60年代为20亿立方米，80年代前期为15亿立方米，90年代境内地表径流量仅为13亿立方米。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和其他来源三者相加，在平水期为16.7亿立方米，偏枯期12.9亿立方米，枯水期10.1亿立方米。
北京地下水资源总量：考虑到部分地区的超采和环境恢复，在近期无外来水源的条件下，推荐北京市地下水开采资源量为24.53亿立方米/年。
北京用水总量：北京市每年用水量为40亿～42亿立方米。2000年北京利用水资源40.48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3.40亿立方米，占33.1%；地下水27.08亿立方米，占66.9%；工业、城市生活和农业用水共计37.48亿立方米；地表水输水损失和自来水供水损失共3亿立方米。
王建说：“北京现在的水缺口大概为每年3亿～5亿立方米，到2010年，这个缺口就更大了，那时候北京需要42.62亿～50.56亿立方米。”
王建还警告说，北京城近郊地下水已被有机污染，“北京市地下水水质整体较好，但局部地区有超标或严重超标现象。地下水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排序为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甲烷，污染点主要集中在西郊一带，已形成造甲街和二机床两个局部污染的重点区。氯代烃污染主要呈点状分布，高浓度点主要集中在丰台的潜水含水层、老城区和东郊化工区，其他地方为零星分布”。
流域中上游经济增长对水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导致下游水量减少，水库和湖泊水位下降，有限的水也被污染，地下水超采，而用水量只增不减，北京应该向谁要水？华北水资源有限，我们的增长欲望无限，违反能流物复律、负载定额律的增长，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能和谐。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只是救急之用，可以缓解北京用水紧张，但北京水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立足于北京当地。
“首当其冲的是调整产业结构，区域限批以水定都，而不是以都定水。北京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将使我们的城市效率越来越低，逐渐失去竞争力，将来很难建成宜居城市。北京应适当疏解城市功能，定位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辅以必要的工业发展规模、调整工业布局，提高城市工业用水效率；农业用水至今仍是用水大户，这种状况要有所改善；还要加强污水资源化。”王建说。
“其次，北京应减灰增绿扩蓝，同时留住雨水润京城。”王建说。这个观点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研究员哈承佑的建议不谋而合——实行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蓄，把汛期年均迁流量13.67亿立方米的1/4～1/5补给地下，也可以增加水资源量3亿～4亿立方米。
“水的退化将导致生命的退化，水的消失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消失。没有可持续的江河，哪有可持续的生命？哪有可持续的文明？”王建的报告最后用了这句话，更多的思考和措施还须延续到现实……
曾经的水乡
在元古代(大约25亿年前至6亿年前)，北京地区曾是一片汪洋大海。考古发掘出的大约10亿年前的蓝藻化石——海洋的特有物种——证明了这一点。后来，现在的北京地区附近遭遇剧烈的造山运动，即“燕山运动”，强烈的地壳运动和火山喷发使燕山和太行山逐渐隆起，北京地区也形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貌格局。永定河携带着大量泥沙，穿山切谷奔流而下。在漫长的岁月里，泥沙填平了太行山与燕山之间的古海湾，形成了如今的“北京小平原”。
几万年前，北京的原始湿地比比皆是，原始牛、鹿科、斑羚等动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清朝年间，北京南部仍保存大面积湿地，喜湿润气候的麋鹿就在东南部沼泽地区“南海子”繁衍生息。
从清泉河到无定河
今天，北京市境内有大小河流200多条，分属于海河流域的五大水系：西部的永定河水系，西部的大清河水系，中部的温榆、北运河水系，东部的潮白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这些水系中的河流除人工运河外，在古代大多早已存在。
永定河发源于洋河(发源于内蒙古兴县境内)、桑干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管涔山北麓)、妫水河(发源于延庆县黑汉岭西北)，3条河流在河北怀来县朱官屯汇合后称永定河。永定河再向东流，折而东南，在官厅村附近注入官厅水库。出库后进入北京市门头沟区，由西北流向东南，在长达110公里的高山峡谷中奔流，沿途纳入沿河城沟、湫河、清水河、下马岭沟、苇甸沟、清涧、樱桃沟等支流。出三家店后为下游，坡势骤缓，流经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县，沿途又汇入大小龙河、天堂河等支流。在大兴县石佛寺附近进入河北省，东流至天津市汇入海河而注入渤海。
远古时代，永定河已形成出山后的基本流向，但由于地质构造运动与河流从上游夹带的泥沙淤积河床等原因，河道迁徙。大体以出山口三家店为基点，在北起今天的清河，西到小清河、白沟河的方圆百里范围内摆动，形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并且留下几十条故道。有些故道的余脉变为山泉、湖泊和地下水，为北京远古先民提供了水源。今天的北京城就建在永定河冲积扇的脊背部。可以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摇篮”。
在汉晋时期，永定河尚有“清泉河”、“清泉水”的美称。隋唐以后，水质开始变黑，称卢沟水，“卢”意为黑色。永定河元明时期始称“浑河”，水性浑浊，暴涨暴落，“春末无水沙自涨，雨多散漫遍汪洋”，雨季时更是激流震荡，浸蚀堤岸，决口泛滥，致使河道迁徙无常，故名“无定河”，也有“小黄河”之称。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鉴于该河连年水患，严重危及京师安全，着令巡抚于成龙对无定河大加疏浚，并在卢沟桥下筑起一条自良乡老君堂口直至霸州柳岔口三角淀的百里长堤防水，“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希望横行难驯的无定河从此固定河床，安定下来。
据统计，永定河辽代平均94年泛决一次，金代平均22年，元代平均7年，明代西山皇陵、寺庙较多，森林局部恢复，平均13年泛决一次，到清代则平均3年就泛决一次。其中，康熙七年（1668年）和嘉庆六年（1801年），洪水涌入北京城。《客舍偶闻》中记载：1668年“浑河水决，直入正阳、崇文、宣武、齐化诸门。午门浸崩一角”。
王建分析说，洪水泛滥主要是上游流经黄土高原，而河水夹杂泥沙和滥伐森林造成的。辽金两代，北京地区森林开始遭受大规模破坏——营建帝王宫室，人口数量增加，田园展拓，辽、宋、金之间的战争等需要砍伐和消耗大片天然森林。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后，为伐南宋，命右丞相李通在燕山督工匠打造兵器，又遣工部尚书苏保衡等在通州督造战船。当时有诗：“坐令斩木千山童，民间十室八九空。老者驾车辇输去，壮者腰斧从鸠工。”元代新建大都城，木材需求量非常大，绝大部分采自西山，“西山兀，大都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代无名氏所绘的《卢沟运筏图》，图中描绘了卢沟桥上下游运输木材的情景。
过度砍伐，使郁郁葱葱、峰峦秀拔、林木森密的幽冀之区变成明清以来幼树稀疏的荒山秃岭。1949年，北京地区森林覆盖率仅为1.3%。西山森林破坏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加重了永定河的淤塞、泛滥和改道，成为威胁京城安全的主要水患。
莲花池孕育北京城
如果说永定河水系是北京古城的源泉，那莲花池则是北京古都的发祥地。“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至少有3000年的建城史了。
莲花池古称西湖。850年前，金中都落户北京，其中心在今广安门一带。莲花河水系是城市的重要水源。金人将莲花河引入城中，修建了西苑、太液池、北京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园林——同乐园。金中都和莲花池的关系就相当于今天的故宫和北海。
忽必烈进入北京后，在金中都城东北兴建元大都，因城市规模扩大，莲花河水系不能满足城市用水要求，故改用高粱河水系及其上游的白浮泉作为城市主要水源。当时，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等多眼泉水，注入今天的昆明湖，沿长河南下，经紫竹院、太平湖、积水潭、后海、什刹海、中南海至东便门、经通惠河与京杭大运河沟通，成功解决了城市运送漕粮水源不足的难题。
自此，莲花池也渐渐荒废。上世纪80年代，莲花池新建公园，占地53.6公顷，保留了原始风光与水趣。
昆明湖、万泉庄、福海，海淀处处是水
自永定河汉唐期间改道南流之后，西山山水与汇集的所有泉水在海淀形成了众多的河湖水面。
海淀本身就由水得名，北京西北郊湿地统称“海淀”。“海”是大的意思，“淀”为浅湖的总称。《帝京景物略》：“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京师有南淀、北淀、方淀、三角淀、大淀、小淀，凡九十九淀。
颐和园以东有福海等多个湖泊，有候鸟途中觅食栖息的苇塘，现在的中央党校和国际关系学院一带曾有大片水面；再往东南，清华和北大有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勺园、承泽园、米万钟园、未名湖等多个水面。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米万钟园水面极广阔，是一片可行船数十里的天然沼泽，昆明湖以南，六郎庄、蓝靛厂一带曾为京西稻产地。这里水温低，水稻生长期长、含糖量高，被称为“京西稻”，宫廷专用；再往南，紫竹院、善乐园，亦即现北京动物园附近，也有大片水面，古人形容这里是“水草丰茂的鹜雁之地”。
海淀最大的水面是瓮山泊，就是今天的昆明湖。当年为其改名的乾隆取“比太阳更光辉明亮”之意，同时还把瓮山改为万寿山。
北京喝哪里的水？
在用上自来水之前，北京人喝哪里的水？答案是井水。
北京城区曾有1258眼水井，好多胡同都是以水井命名的：甘井、湿井、苦水井——解放前，老北京光以井命名的胡同就有80多条。
胡同在蒙语里是“水井”的意思。元朝时，统治者建设元大都仍保留着草原游牧民族择水而居的习惯，在没水的地方就打井。那时，北京地下水位比较高，挖几米就能见水。蒙古族从游居变为定居，一座座四合院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条胡同。北京地势西高东低，为防止洪水，胡同东西向比南北向的多。还有些胡同是斜向的：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棕树斜街、烟袋斜街，历史上都是旧河道。
清朝末期，为了故宫的消防用水，人们先在孙河修建地表供水站，用人力拉水送到城里，以后逐渐在东城有了少量供水管网。1942年北京大旱，孙河地表水厂停办。
随后，北京逐渐从喝井水过渡到使用自来水。而自来水肯定不像其名字——水龙头一开，水就源源不断。
解放后，北京逐渐从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重点发展了冶金、化工、电力、炼焦、水泥、机械等高耗能、高耗水的重工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中国北方重工业城市之重，超过了沈阳、太原和天津。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地下水源日渐减少，北京不得不把密云水库作为城市饮用水源，每天向城市供水117万吨。
在地表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北京城市用水不得不靠超采地下水来维系——北京的地下水可开采量为年平均25亿立方米，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开采28亿至29亿立方米。北京累计超采50亿立方米地下水，形成了以规划市区东部为中心的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地下水超采引起湖泊萎缩、湿地减少、水质恶化、一些大泉逐渐消失、林木枯萎死亡、地面下沉、市政设施被破坏。
更糟糕的是，工业的盲目发展又给北京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水资源消耗和水污染之间陷入恶性循环。
随着五大水系来水的减少和水流流速的降低，一部分水流在北京城区逗留的时间加长，被城市垃圾污染的机会也增多。加上气候和城市热岛效应导致水温升高，掉落河中的动物尸体和枯枝落叶更易腐败，污染严重的水体发黑发臭。水中的有机物超出河道自净能力，水体容易富营养化，藻类严重滋生。现在，北京许多水体表面呈深绿色，藻类过度生长。2007年春夏，王建等人在“城市乐水行”活动中目睹很多企业造成的污染——燕山石化往牛玉口水库排放污水，石景山电厂、高井电厂给永定河带来粉煤灰污染。
“其实，城市水系不只是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它还能参与微循环、调控城市气候。过去，北京城中河道、湖泊、坑塘占的面积较大，而街道和建筑占的面积较小，这使城市气候能良性循环。以前，我们炎炎夏日坐在绿荫下和水旁边感到清爽宜人，是因为水蒸发带走了热量。发达的水系就像一部大空调，自动调节着城市的温度和湿度。”王建说。
“北京城建筑和道路面积扩展了几十倍，河道和湖泊被填埋、遮盖。沥青路面和水泥建筑堵塞了地面上原有的许多微孔，使浅层地表水无法参与微循环，无论烈日把固化的地表晒得多烫，水分也不能蒸发带走热量。三伏天中午，天安门广场的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相当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温度。”
“北京一直很少考虑生态用水的问题。缺少必要的生态用水，容易引起城市热岛效应、土地干旱化、河床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萎和沙尘暴肆虐。”王建说，相关图片显示，北京大片坑塘干枯；官厅水库干枯，周边土地沙化严重；房山区葫芦垡村的永定河河道内甚至建起了高尔夫球场；2007年3月，人们在干涸的昆明湖里放风筝。
建水库初衷难实现
王建认为北京不同年代为解决水问题采取的措施，“可谓绞尽了脑汁”。
“上世纪50年代，修建官厅、十三陵、密云水库；60年代，开挖京密引水渠；70年代，打了4万眼机井；80年代，压缩200万亩农田灌溉面积；90年代，调整产业结构，开采战备水源；今天，北京附近再也找不到足够的清洁水源，只能耗巨资进行南水北调。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兴起修水库的浪潮，至90年代，已建水库8万多座。从1954年起，北京周边先后建成了官厅、密云、怀柔、海子4座水库，总库容为93亿立方米， 80～90年代建成了田村水厂、怀柔水源九厂、密云水源十厂等，以此弥补城市供水的不足，但是进入80年代后期，降水量严重衰减，再加上上游层层拦截，导致地表水供水不足。
水库一般都建在河流的上游或中游，修建初衷是洪水季节拦截洪水，枯水季节补给河水。水专家王同祯指出，这只是一厢情愿，水库一旦建成，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异化为下游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水库不代表流域的利益，只代表水库拥有者的利益。枯水期水库不会放水接济干渴的下游河流，而是为了蓄水发电，拦截本已少得可怜的河水，造成下游断流无水。“整个华北平原历史上河流纵横、湖泊星布，如今有河皆干、湖泊无影，已经由中国的外流区变成了如新疆一样的内流区。其原因就是我们在燕山、太行山区，在那些流向华北平原的河流的上游修建了数不清的水库，这些水库起到的作用，无非是把下游华北平原优良的水环境以及应在华北平原产生的效益挪到了上游而已。”
“不久前，河南林县红旗渠精神大型展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观者如潮。修建红旗渠的精神无疑是伟大的，但红旗渠浇灌了几十万亩农田的效益却是以漳河水的断流以及下游古城沧州一带无水、百姓吃深采的地下水导致氟中毒为代价的，孰得孰失？也许终有一天，我们需要拆除一些水库来恢复华北平原的水环境，让那些生活在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马颖河、漳河、南运河等60多条河附近却从没见过河水的人们，看到祖先世世代代厮守的河流曾经怎样碧波荡漾，怎样欢腾地奔向海洋。”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曾出版《水乡北京》一书的王同祯说。
密云水库：3种发展模式都威胁北京水安全
密云水库1960年建成，当时其功能是以防洪、发电、农业灌溉、水产养殖和城市供水为主，流域面积15788平方公里，水库最大蓄水量为43.7亿立方米，平均年径流量11.9亿立方米。
很难想象，密云水库这个水源水库竟然一度成为大型旅游基地。由于密云库区人口密度较高，土地资源有限，山地农业、林业资源开发潜力不大，工业发展受到一定制约。于是，人们想发展旅游业。1981年6月，一家权威报纸发表建议把密云水库办成“千人住，万人游”的旅游基地的内参文章。水库管理处和几家单位建设了度假村，很快，密云水库星期天游人的数量迅速突破了万人次大关。
这使密云水库的水质发生了变化：长期受面源污染影响，总磷、总氮有逐年增加趋势，水质已由多年贫营养型演变为中营养型，对水库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潜在威胁。目前，密云水库水环境处于准可持续发展状态。这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对密云水库1991年～2001年的11年监测分析结果。
“大规模旅游不但会对水库造成严重污染，游艇洗舱废水、各种宾馆饭店培训中心洗浴污水、游客的垃圾粪便、野炊残羹剩饭等随暴雨径流进入密云水库，污染水体；水上活动可将大肠杆菌、X体、螺旋体等病原菌带入水体，对密云水库将来作为饮用水源造成严重威胁。”
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市政府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成立了水源保护机构，在水库周围划分了一级、二级、三级水源保护区，并制定了《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作出了禁止在密云水库地区开展大规模旅游活动的决定，拆除了度假村，取缔商业饮食网点，禁止未经批准的机动船下水，并实行汛期封路、封坝制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停止发展旅游业之后，人们又将脑筋放到了铁矿开发上。
密云水库周边有大量的铁矿资源，勘探发现水库下面是一个储量达1亿立方米的大铁矿。一时间，县里开矿、村里开矿、农民自己也开矿。村村开山炸石，户户采矿选矿，把岩石上的灌丛破坏殆尽，土壤被剥离，水土流失到处可见。“密云是石质山区，土层很薄，一些树木是1960年建水库时种的，许多陡峭的岩体生长着成片的自然灌丛，遮挡着裸露的灰岩，水库才呈现出山清水秀的景色。可悲的是，打眼放炮开山炸石，一瞬间就可以让它面目全非。据中科院山地灾害研究所的研究，在纯自然状态下，灰岩植被破坏后，岩石变为1公分厚的土壤需1万年，从这些土壤中长出灌丛要1000年。”
密云铁矿品位低（7%），开采过程产生的废石量非常大，巨量的废石堆入山谷，在暴雨洪水作用下，时刻潜伏着泥石流的危机；特别是选矿之后的尾矿库未按工程规范进行堆沙，形成一个个人工矿砂湖，给密云水库生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上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的铁矿采选等行业，不断向河道排入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和污水，使得密云水库上游水质呈明显下降趋势：潮河戴营断面铁离子浓度常年超过Ｖ类标准。造成河道淤积、水体水质恶化。“我们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在《密云铁矿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中这样下结论：密云开矿不仅破坏生态，还造成河道阻塞、水库淤积，矿区内有害元素带入地表，对水库产生有害影响，所造成的继发性生态破坏是长期的和难以控制的。严格限制铁矿开采规模，禁止铁矿自采与群采，严格执行铁矿开发的复垦规定，环保部门应制定严格措施并严格监督管理，防止铁矿开发大量占用土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河道堵塞、水库淤积以及泥石流等生态灾害发生。”王建说。
在政府下令停止铁矿采选后，人们又开始在密云水库用网箱养鱼。“开始时，在走马庄一带库区只有0.03公顷网箱，没几年的工夫，规模已高达4.5公顷，网箱养鱼在密云水库迅速发展起来。”
看起来，网箱养鱼比旅游业和采矿业更环保。其实不然，“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根据我们对密云水库网箱养鱼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养鱼时投入水中的大量饵料、鱼类排入水体的粪便，会对水体造成极为严重的有机污染，其污染程度相当于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向水库排污。”王建此时参加了密云水库网箱养鱼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我们算了笔经济账：养鱼成本高于养鱼收益，年总收益仅为400万元，养鱼个人每年承担的养鱼成本高达690.8万元，而国家每年承担的环境成本为421.6万元，自然资源耗竭成本为每年300万元，环境代价巨大。密云水库周边开发，一年可以创造1.5亿元经济收益。而它作为水质符合饮用标准的水体，1立方米水价值1元，30亿方水就是30个亿。”王建指出，密云水库开发和保护的经济账很明了，相继对旅游业、采矿业和网箱养鱼举“红牌”是明智之举。
官厅水库：这盆水“起起伏伏”
官厅水库作为北京饮用水源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其修建之初，功能定位是防洪、兴利，只有门头沟几十万人一直饮用官厅水。但随着北京城区地下水开采过量，上世纪80年代，官厅水库成了北京的地面饮用水源地，与密云水库并称北京“两盆水”。
其中，在官厅水库上游发生的沙城农药厂污染事件，拉开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序幕。
沙城农药厂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文革”前，向国外购买滴滴涕，但当时发达国家已经限制生产，为此中国化工部从国外购买全套设备，1968年在官厅水库畔建起此厂。不止化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官厅流域上游兴建了化肥、造纸、制药、纺织、皮毛、橡胶、机械、冶金、炼焦、有色金属、采矿等大量工业企业。
1972年春，怀来、大同一带的群众因吃了官厅水库有异味的鱼，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当时的时代背景很特殊，甚至有人以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问题很严重。”面对十年动乱和左倾思想的干扰，周总理亲自过问，最后国务院作出批示，由万里任组长的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迅速成立，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入库河系、污水灌溉和库区水质、底泥、水生生物的污染状况以及污染物与人体的健康对应关系等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实验研究。王建当时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建委向国务院作出《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称，“经化验，证明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今春从水库收购的4万斤鱼，不敢出售”。“官厅水库水质恶化是由于水库上游受到沙城、宣化等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官厅流域污染较重的企业有242个，排放最严重的77 个；年排废水1.2亿立方米，约占水库多年来水量的8.3%；其中，年排有毒废水6400万立方米，占总废水量的一半；污染最重的是宣化，其次是大同、张家口市和下花园。”
从1973年开始，国家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企业，按其规模、性质分别确定了相应的治理方案。为此，国家和有关部委拨出专款近3000万元投入官厅治理，对沙城农药厂等所有污染源展开了治污攻坚行动。
王建介绍说：“从1971年至1983年，官厅流域经济迅速增长，但水环境质量没有相应恶化，属于轻度污染。1984年以后，由于管理体制原因，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名存实亡：环境管理日益削弱，连每年7万元的日常办公经费都成问题，工作用车也被挪用，大部分管理人员开始陆续调离。流域内各省市自治区各自为政，官厅流域重污染的企业上了一个又一个——造纸厂、制革厂、酿酒厂、水泥厂、化肥厂、炼铁矿、小金矿，污染越来越多。一条条污染带直奔洋河、桑干河、妫水河，有机污染日趋严重，甚至造成官厅水库出现富营养化。真是载不动几多愁，一条脏水向东流。”
“官厅水库水量锐减，水质恶化。2001年径流量为7.8亿立方米，入库水量锐减，出库1.2亿立方米，相应库容为2.61亿立方米；水体水质多为V类，全流域水环境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是高锰酸盐、氨氮等。主要入库河流水质为IV～V类。”
1997年，因北京部分市民发现来自官厅水库的水有异味，官厅被迫退出首都饮用水源。此后，该水库仅用于工业、农业灌溉和城市河湖补水。
近年来，首都饮用水再度告急，官厅水库及其周边的全面治理再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重新启用官厅水库作为北京第二大饮用水源地已是势在必行。
北京向谁要水？
解放初，北京有200多万人，年人均水资源2000多立方米；现在1800万人，年人均水资源不足300立方米，远低于联合国划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成为世界级“贫水城市”。
北京不像上海、广州、重庆，它们有大江大河，而这些大江河常年有水，从不断流。北京水资源主要靠境内和上游流域的自然降雨。北京的降水时空分布主要集中在汛期3个月，而且70％以上的降水又集中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短短的20天内，这就注定了北京是资源型的缺水城市。
王建为北京的水算了一笔账：
北京地表水资源总量：北京地表可利用水量急剧衰减——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为47亿立方米，60年代为20亿立方米，80年代前期为15亿立方米，90年代境内地表径流量仅为13亿立方米。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和其他来源三者相加，在平水期为16.7亿立方米，偏枯期12.9亿立方米，枯水期10.1亿立方米。
北京地下水资源总量：考虑到部分地区的超采和环境恢复，在近期无外来水源的条件下，推荐北京市地下水开采资源量为24.53亿立方米/年。
北京用水总量：北京市每年用水量为40亿～42亿立方米。2000年北京利用水资源40.48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3.40亿立方米，占33.1%；地下水27.08亿立方米，占66.9%；工业、城市生活和农业用水共计37.48亿立方米；地表水输水损失和自来水供水损失共3亿立方米。
王建说：“北京现在的水缺口大概为每年3亿～5亿立方米，到2010年，这个缺口就更大了，那时候北京需要42.62亿～50.56亿立方米。”
王建还警告说，北京城近郊地下水已被有机污染，“北京市地下水水质整体较好，但局部地区有超标或严重超标现象。地下水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排序为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甲烷，污染点主要集中在西郊一带，已形成造甲街和二机床两个局部污染的重点区。氯代烃污染主要呈点状分布，高浓度点主要集中在丰台的潜水含水层、老城区和东郊化工区，其他地方为零星分布”。
流域中上游经济增长对水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导致下游水量减少，水库和湖泊水位下降，有限的水也被污染，地下水超采，而用水量只增不减，北京应该向谁要水？华北水资源有限，我们的增长欲望无限，违反能流物复律、负载定额律的增长，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能和谐。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只是救急之用，可以缓解北京用水紧张，但北京水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立足于北京当地。
“首当其冲的是调整产业结构，区域限批以水定都，而不是以都定水。北京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将使我们的城市效率越来越低，逐渐失去竞争力，将来很难建成宜居城市。北京应适当疏解城市功能，定位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辅以必要的工业发展规模、调整工业布局，提高城市工业用水效率；农业用水至今仍是用水大户，这种状况要有所改善；还要加强污水资源化。”王建说。
“其次，北京应减灰增绿扩蓝，同时留住雨水润京城。”王建说。这个观点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研究员哈承佑的建议不谋而合——实行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蓄，把汛期年均迁流量13.67亿立方米的1/4～1/5补给地下，也可以增加水资源量3亿～4亿立方米。
“水的退化将导致生命的退化，水的消失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消失。没有可持续的江河，哪有可持续的生命？哪有可持续的文明？”王建的报告最后用了这句话，更多的思考和措施还须延续到现实……
北京喝哪里的水？
作者：易蓉蓉 来源：科学时报
曾经的水乡
在元古代(大约25亿年前至6亿年前)，北京地区曾是一片汪洋大海。考古发掘出的大约10亿年前的蓝藻化石——海洋的特有物种——证明了这一点。后来，现在的北京地区附近遭遇剧烈的造山运动，即“燕山运动”，强烈的地壳运动和火山喷发使燕山和太行山逐渐隆起，北京地区也形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貌格局。永定河携带着大量泥沙，穿山切谷奔流而下。在漫长的岁月里，泥沙填平了太行山与燕山之间的古海湾，形成了如今的“北京小平原”。
几万年前，北京的原始湿地比比皆是，原始牛、鹿科、斑羚等动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清朝年间，北京南部仍保存大面积湿地，喜湿润气候的麋鹿就在东南部沼泽地区“南海子”繁衍生息。
从清泉河到无定河
今天，北京市境内有大小河流200多条，分属于海河流域的五大水系：西部的永定河水系，西部的大清河水系，中部的温榆、北运河水系，东部的潮白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这些水系中的河流除人工运河外，在古代大多早已存在。
永定河发源于洋河(发源于内蒙古兴县境内)、桑干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管涔山北麓)、妫水河(发源于延庆县黑汉岭西北)，3条河流在河北怀来县朱官屯汇合后称永定河。永定河再向东流，折而东南，在官厅村附近注入官厅水库。出库后进入北京市门头沟区，由西北流向东南，在长达110公里的高山峡谷中奔流，沿途纳入沿河城沟、湫河、清水河、下马岭沟、苇甸沟、清涧、樱桃沟等支流。出三家店后为下游，坡势骤缓，流经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县，沿途又汇入大小龙河、天堂河等支流。在大兴县石佛寺附近进入河北省，东流至天津市汇入海河而注入渤海。
远古时代，永定河已形成出山后的基本流向，但由于地质构造运动与河流从上游夹带的泥沙淤积河床等原因，河道迁徙。大体以出山口三家店为基点，在北起今天的清河，西到小清河、白沟河的方圆百里范围内摆动，形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并且留下几十条故道。有些故道的余脉变为山泉、湖泊和地下水，为北京远古先民提供了水源。今天的北京城就建在永定河冲积扇的脊背部。可以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摇篮”。
在汉晋时期，永定河尚有“清泉河”、“清泉水”的美称。隋唐以后，水质开始变黑，称卢沟水，“卢”意为黑色。永定河元明时期始称“浑河”，水性浑浊，暴涨暴落，“春末无水沙自涨，雨多散漫遍汪洋”，雨季时更是激流震荡，浸蚀堤岸，决口泛滥，致使河道迁徙无常，故名“无定河”，也有“小黄河”之称。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鉴于该河连年水患，严重危及京师安全，着令巡抚于成龙对无定河大加疏浚，并在卢沟桥下筑起一条自良乡老君堂口直至霸州柳岔口三角淀的百里长堤防水，“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希望横行难驯的无定河从此固定河床，安定下来。
据统计，永定河辽代平均94年泛决一次，金代平均22年，元代平均7年，明代西山皇陵、寺庙较多，森林局部恢复，平均13年泛决一次，到清代则平均3年就泛决一次。其中，康熙七年（1668年）和嘉庆六年（1801年），洪水涌入北京城。《客舍偶闻》中记载：1668年“浑河水决，直入正阳、崇文、宣武、齐化诸门。午门浸崩一角”。
王建分析说，洪水泛滥主要是上游流经黄土高原，而河水夹杂泥沙和滥伐森林造成的。辽金两代，北京地区森林开始遭受大规模破坏——营建帝王宫室，人口数量增加，田园展拓，辽、宋、金之间的战争等需要砍伐和消耗大片天然森林。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后，为伐南宋，命右丞相李通在燕山督工匠打造兵器，又遣工部尚书苏保衡等在通州督造战船。
当时有诗：“坐令斩木千山童，民间十室八九空。老者驾车辇输去，壮者腰斧从鸠工。”元代新建大都城，木材需求量非常大，绝大部分采自西山，“西山兀，大都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代无名氏所绘的《卢沟运筏图》，图中描绘了卢沟桥上下游运输木材的情景。
过度砍伐，使郁郁葱葱、峰峦秀拔、林木森密的幽冀之区变成明清以来幼树稀疏的荒山秃岭。1949年，北京地区森林覆盖率仅为1.3%。西山森林破坏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加重了永定河的淤塞、泛滥和改道，成为威胁京城安全的主要水患。
莲花池孕育北京城
如果说永定河水系是北京古城的源泉，那莲花池则是北京古都的发祥地。“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至少有3000年的建城史了。
莲花池古称西湖。850年前，金中都落户北京，其中心在今广安门一带。莲花河水系是城市的重要水源。金人将莲花河引入城中，修建了西苑、太液池、北京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园林——同乐园。金中都和莲花池的关系就相当于今天的故宫和北海。
忽必烈进入北京后，在金中都城东北兴建元大都，因城市规模扩大，莲花河水系不能满足城市用水要求，故改用高粱河水系及其上游的白浮泉作为城市主要水源。当时，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等多眼泉水，注入今天的昆明湖，沿长河南下，经紫竹院、太平湖、积水潭、后海、什刹海、中南海至东便门、经通惠河与京杭大运河沟通，成功解决了城市运送漕粮水源不足的难题。
自此，莲花池也渐渐荒废。上世纪80年代，莲花池新建公园，占地53.6公顷，保留了原始风光与水趣。
昆明湖、万泉庄、福海，海淀处处是水
自永定河汉唐期间改道南流之后，西山山水与汇集的所有泉水在海淀形成了众多的河湖水面。
海淀本身就由水得名，北京西北郊湿地统称“海淀”。“海”是大的意思，“淀”为浅湖的总称。《帝京景物略》：“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京师有南淀、北淀、方淀、三角淀、大淀、小淀，凡九十九淀。
颐和园以东有福海等多个湖泊，有候鸟途中觅食栖息的苇塘，现在的中央党校和国际关系学院一带曾有大片水面；再往东南，清华和北大有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勺园、承泽园、米万钟园、未名湖等多个水面。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米万钟园水面极广阔，是一片可行船数十里的天然沼泽，昆明湖以南，六郎庄、蓝靛厂一带曾为京西稻产地。这里水温低，水稻生长期长、含糖量高，被称为“京西稻”，宫廷专用；再往南，紫竹院、善乐园，亦即现北京动物园附近，也有大片水面，古人形容这里是“水草丰茂的鹜雁之地”。
海淀最大的水面是瓮山泊，就是今天的昆明湖。当年为其改名的乾隆取“比太阳更光辉明亮”之意，同时还把瓮山改为万寿山。
北京喝哪里的水？
在用上自来水之前，北京人喝哪里的水？答案是井水。
北京城区曾有1258眼水井，好多胡同都是以水井命名的：甘井、湿井、苦水井——解放前，老北京光以井命名的胡同就有80多条。
胡同在蒙语里是“水井”的意思。元朝时，统治者建设元大都仍保留着草原游牧民族择水而居的习惯，在没水的地方就打井。那时，北京地下水位比较高，挖几米就能见水。蒙古族从游居变为定居，一座座四合院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条胡同。北京地势西高东低，为防止洪水，胡同东西向比南北向的多。还有些胡同是斜向的：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棕树斜街、烟袋斜街，历史上都是旧河道。
清朝末期，为了故宫的消防用水，人们先在孙河修建地表供水站，用人力拉水送到城里，以后逐渐在东城有了少量供水管网。1942年北京大旱，孙河地表水厂停办。
随后，北京逐渐从喝井水过渡到使用自来水。而自来水肯定不像其名字——水龙头一开，水就源源不断。
解放后，北京逐渐从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重点发展了冶金、化工、电力、炼焦、水泥、机械等高耗能、高耗水的重工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中国北方重工业城市之重，超过了沈阳、太原和天津。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地下水源日渐减少，北京不得不把密云水库作为城市饮用水源，每天向城市供水117万吨。
在地表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北京城市用水不得不靠超采地下水来维系——北京的地下水可开采量为年平均25亿立方米，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开采28亿至29亿立方米。北京累计超采50亿立方米地下水，形成了以规划市区东部为中心的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地下水超采引起湖泊萎缩、湿地减少、水质恶化、一些大泉逐渐消失、林木枯萎死亡、地面下沉、市政设施被破坏。
更糟糕的是，工业的盲目发展又给北京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水资
源消耗和水污染之间陷入恶性循环。
随着五大水系来水的减少和水流流速的降低，一部分水流在北京城区逗留的时间加长，被城市垃圾污染的机会也增多。加上气候和城市热岛效应导致水温升高，掉落河中的动物尸体和枯枝落叶更易腐败，污染严重的水体发黑发臭。水中的有机物超出河道自净能力，水体容易富营养化，藻类严重滋生。现在，北京许多水体表面呈深绿色，藻类过度生长。2007年春夏，王建等人在“城市乐水行”活动中目睹很多企业造成的污染——燕山石化往牛玉口水库排放污水，石景山电厂、高井电厂给永定河带来粉煤灰污染。
“其实，城市水系不只是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它还能参与微循环、调控城市气候。过去，北京城中河道、湖泊、坑塘占的面积较大，而街道和建筑占的面积较小，这使城市气候能良性循环。以前，我们炎炎夏日坐在绿荫下和水旁边感到清爽宜人，是因为水蒸发带走了热量。发达的水系就像一部大空调，自动调节着城市的温度和湿度。”王建说。
“北京城建筑和道路面积扩展了几十倍，河道和湖泊被填埋、遮盖。沥青路面和水泥建筑堵塞了地面上原有的许多微孔，使浅层地表水无法参与微循环，无论烈日把固化的地表晒得多烫，水分也不能蒸发带走热量。三伏天中午，天安门广场的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相当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温度。”
“北京一直很少考虑生态用水的问题。缺少必要的生态用水，容易引起城市热岛效应、土地干旱化、河床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萎和沙尘暴肆虐。”王建说，相关图片显示，北京大片坑塘干枯；官厅水库干枯，周边土地沙化严重；房山区葫芦垡村的永定河河道内甚至建起了高尔夫球场；2007年3月，人们在干涸的昆明湖里放风筝。
建水库初衷难实现
王建认为北京不同年代为解决水问题采取的措施，“可谓绞尽了脑汁”。
“上世纪50年代，修建官厅、十三陵、密云水库；60年代，开挖京密引水渠；70年代，打了4万眼机井；80年代，压缩200万亩农田灌溉面积；90年代，调整产业结构，开采战备水源；今天，北京附近再也找不到足够的清洁水源，只能耗巨资进行南水北调。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兴起修水库的浪潮，至90年代，已建水库8万多座。从1954年起，北京周边先后建成了官厅、密云、怀柔、海子4座水库，总库容为93亿立方米， 80～90年代建成了田村水厂、怀柔水源九厂、密云水源十厂等，以此弥补城市供水的不足，但是进入80年代后期，降水量严重衰减，再加上上游层层拦截，导致地表水供水不足。
水库一般都建在河流的上游或中游，修建初衷是洪水季节拦截洪水，枯水季节补给河水。水专家王同祯指出，这只是一厢情愿，水库一旦建成，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异化为下游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水库不代表流域的利益，只代表水库拥有者的利益。枯水期水库不会放水接济干渴的下游河流，而是为了蓄水发电，拦截本已少得可怜的河水，造成下游断流无水。“整个华北平原历史上河流纵横、湖泊星布，如今有河皆干、湖泊无影，已经由中国的外流区变成了如新疆一样的内流区。其原因就是我们在燕山、太行山区，在那些流向华北平原的河流的上游修建了数不清的水库，这些水库起到的作用，无非是把下游华北平原优良的水环境以及应在华北平原产生的效益挪到了上游而已。”
“不久前，河南林县红旗渠精神大型展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观者如潮。修建红旗渠的精神无疑是伟大的，但红旗渠浇灌了几十万亩农田的效益却是以漳河水的断流以及下游古城沧州一带无水、百姓吃深采的地下水导致氟中毒为代价的，孰得孰失？也许终有一天，我们需要拆除一些水库来恢复华北平原的水环境，让那些生活在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马颖河、漳河、南运河等60多条河附近却从没见过河水的人们，看到祖先世世代代厮守的河流曾经怎样碧波荡漾，怎样欢腾地奔向海洋。”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曾出版《水乡北京》一书的王同祯说。
密云水库：3种发展模式都威胁北京水安全
密云水库1960年建成，当时其功能是以防洪、发电、农业灌溉、水产养殖和城市供水为主，流域面积15788平方公里，水库最大蓄水量为43.7亿立方米，平均年径流量11.9亿立方米。
很难想象，密云水库这个水源水库竟然一度成为大型旅游基地。由于密云库区人口密度较高，土地资源有限，山地农业、林业资源开发潜力不大，工业发展受到一定制约。于是，人们想发展旅游业。1981年6月，一家权威报纸发表建议把密云水库办成“千人住，万人游”的旅游基地的内参文章。水库管理处和几家单位建设了度假村，很快，密云水库星期天游人的数量迅速突破了万人次大关。
这使密云水库的水质发生了变化：长期受面源污染影响，总磷、总氮有逐年增加趋势，水质已由多年贫营养型演变为中营养型，对水库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潜在威胁。目前，密云水库水环境处于准可持续发展状态。这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对密云水库1991年～2001年的11年监测分析结果。
“大规模旅游不但会对水库造成严重污染，游艇洗舱废水、各种宾馆饭店培训中心洗浴污水、游客的垃圾粪便、野炊残羹剩饭等随暴雨径流进入密云水库，污染水体；水上活动可将大肠杆菌、X体、螺旋体等病原菌带入水体，对密云水库将来作为饮用水源造成严重威胁。”
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市政府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成立了水源保护机构，在水库周围划分了一级、二级、三级水源保护区，并制定了《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作出了禁止在密云水库地区开展大规模旅游活动的决定，拆除了度假村，取缔商业饮食网点，禁止未经批准的机动船下水，并实行汛期封路、封坝制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停止发展旅游业之后，人们又将脑筋放到了铁矿开发上。
密云水库周边有大量的铁矿资源，勘探发现水库下面是一个储量达1亿立方米的大铁矿。一时间，县里开矿、村里开矿、农民自己也开矿。村村开山炸石，户户采矿选矿，把岩石上的灌丛破坏殆尽，土壤被剥离，水土流失到处可见。“密云是石质山区，土层很薄，一些树木是1960年建水库时种的，许多陡峭的岩体生长着成片的自然灌丛，遮挡着裸露的灰岩，水库才呈现出山清水秀的景色。可悲的是，打眼放炮开山炸石，一瞬间就可以让它面目全非。据中科院山地灾害研究所的研究，在纯自然状态下，灰岩植被破坏后，岩石变为1公分厚的土壤需1万年，从这些土壤中长出灌丛要1000年。”
密云铁矿品位低（7%），开采过程产生的废石量非常大，巨量的废石堆入山谷，在暴雨洪水作用下，时刻潜伏着泥石流的危机；特别是选矿之后的尾矿库未按工程规范进行堆沙，形成一个个人工矿砂湖，给密云水库生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上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的铁矿采选等行业，不断向河道排入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和污水，使得密云水库上游水质呈明显下降趋势：潮河戴营断面铁离子浓度常年超过Ｖ类标准。造成河道淤积、水体水质恶化。“我们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在《密云铁矿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中这样下结论：密云开矿不仅破坏生态，还造成河道阻塞、水库淤积，矿区内有害元素带入地表，对水库产生有害影响，所造成的继发性生态破坏是长期的和难以控制的。严格限制铁矿开采规模，禁止铁矿自采与群采，严格执行铁矿开发的复垦规定，环保部门应制定严格措施并严格监督管理，防止铁矿开发大量占用土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河道堵塞、水库淤积以及泥石流等生态灾害发生。”王建说。
在政府下令停止铁矿采选后，人们又开始在密云水库用网箱养鱼。“开始时，在走马庄一带库区只有0.03公顷网箱，没几年的工夫，规模已高达4.5公顷，网箱养鱼在密云水库迅速发展起来。”
看起来，网箱养鱼比旅游业和采矿业更环保。其实不然，“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根据我们对密云水库网箱养鱼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养鱼时投入水中的大量饵料、鱼类排入水体的粪便，会对水体造成极为严重的有机污染，其污染程度相当于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向水库排污。”王建此时参加了密云水库网箱养鱼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我们算了笔经济账：养鱼成本高于养鱼收益，年总收益仅为400万元，养鱼个人每年承担的养鱼成本高达690.8万元，而国家每年承担的环境成本为421.6万元，自然资源耗竭成本为每年300万元，环境代价巨大。密云水库周边开发，一年可以创造1.5亿元经济收益。而它作为水质符合饮用标准的水体，1立方米水价值1元，30亿方水就是30个亿。”王建指出，密云水库开发和保护的经济账很明了，相继对旅游业、采矿业和网箱养鱼举“红牌”是明智之举。
官厅水库：这盆水“起起伏伏”
官厅水库作为北京饮用水源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其修建之初，功能定位是防洪、兴利，只有门头沟几十万人一直饮用官厅水。但随着北京城区地下水开采过量，上世纪80年代，官厅水库成了北京的地面饮用水源地，与密云水库并称北京“两盆水”。
其中，在官厅水库上游发生的沙城农药厂污染事件，拉开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序幕。
沙城农药厂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文革”前，向国外购买滴滴涕，但当时发达国家已经限制生产，为此中国化工部从国外购买全套设备，1968年在官厅水库畔建起此厂。不止化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官厅流域上游兴建了化肥、造纸、制药、纺织、皮毛、橡胶、机械、冶金、炼焦、有色金属、采矿等大量工业企业。
1972年春，怀来、大同一带的群众因吃了官厅水库有异味的鱼，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当时的时代背景很特殊，甚至有人以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问题很严重。”面对十年动乱和左倾思想的干扰，周总理亲自过问，最后国务院作出批示，由万里任组长的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迅速成立，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入库河系、污水灌溉和库区水质、底泥、水生生物的污染状况以及污染物与人体的健康对应关系等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实验研究。王建当时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建委向国务院作出《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称，“经化验，证明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今春从水库收购的4万斤鱼，不敢出售”。“官厅水库水质恶化是由于水库上游受到沙城、宣化等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官厅流域污染较重的企业有242个，排放最严重的77 个；年排废水1.2亿立方米，约占水库多年来水量的8.3%；其中，年排有毒废水6400万立方米，占总废水量的一半；污染最重的是宣化，其次是大同、张家口市和下花园。”
从1973年开始，国家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企业，按其规模、性质分别确定了相应的治理方案。为此，国家和有关部委拨出专款近3000万元投入官厅治理，对沙城农药厂等所有污染源展开了治污攻坚行动。
王建介绍说：“从1971年至1983年，官厅流域经济迅速增长，但水环境质量没有相应恶化，属于轻度污染。1984年以后，由于管理体制原因，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名存实亡：环境管理日益削弱，连每年7万元的日常办公经费都成问题，工作用车也被挪用，大部分管理人员开始陆续调离。流域内各省市自治区各自为政，官厅流域重污染的企业上了一个又一个——造纸厂、制革厂、酿酒厂、水泥厂、化肥厂、炼铁矿、小金矿，污染越来越多。一条条污染带直奔洋河、桑干河、妫水河，有机污染日趋严重，甚至造成官厅水库出现富营养化。真是载不动几多愁，一条脏水向东流。”
“官厅水库水量锐减，水质恶化。2001年径流量为7.8亿立方米，入库水量锐减，出库1.2亿立方米，相应库容为2.61亿立方米；水体水质多为V类，全流域水环境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是高锰酸盐、氨氮等。主要入库河流水质为IV～V类。”
1997年，因北京部分市民发现来自官厅水库的水有异味，官厅被迫退出首都饮用水源。此后，该水库仅用于工业、农业灌溉和城市河湖补水。
近年来，首都饮用水再度告急，官厅水库及其周边的全面治理再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重新启用官厅水库作为北京第二大饮用水源地已是势在必行。
北京向谁要水？
解放初，北京有200多万人，年人均水资源2000多立方米；现在1800万人，年人均水资源不足300立方米，远低于联合国划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成为世界级“贫水城市”。
北京不像上海、广州、重庆，它们有大江大河，而这些大江河常年有水，从不断流。北京水资源主要靠境内和上游流域的自然降雨。北京的降水时空分布主要集中在汛期3个月，而且70％以上的降水又集中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短短的20天内，这就注定了北京是资源型的缺水城市。
王建为北京的水算了一笔账：
北京地表水资源总量：北京地表可利用水量急剧衰减——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为47亿立方米，60年代为20亿立方米，80年代前期为15亿立方米，90年代境内地表径流量仅为13亿立方米。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和其他来源三者相加，在平水期为16.7亿立方米，偏枯期12.9亿立方米，枯水期10.1亿立方米。
北京地下水资源总量：考虑到部分地区的超采和环境恢复，在近期无外来水源的条件下，推荐北京市地下水开采资源量为24.53亿立方米/年。
北京用水总量：北京市每年用水量为40亿～42亿立方米。2000年北京利用水资源40.48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3.40亿立方米，占33.1%；地下水27.08亿立方米，占66.9%；工业、城市生活
和农业用水共计37.48亿立方米；地表水输水损失和自来水供水损失共3亿立方米。
王建说：“北京现在的水缺口大概为每年3亿～5亿立方米，到2010年，这个缺口就更大了，那
时候北京需要42.62亿～50.56亿立方米。”
王建还警告说，北京城近郊地下水已被有机污染，“北京市地下水水质整体较好，但局部地区有超标或严重超标现象。地下水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排序为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甲烷，污染点主要集中在西郊一带，已形成造甲街和二机床两个局部污染的重点区。氯代烃污染主要呈点状分布，高浓度点主要集中在丰台的潜水含水层、老城区和东郊化工区，其他地方为零星分布”。
流域中上游经济增长对水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导致下游水量减少，水库和湖泊水位下降，有限的水也被污染，地下水超采，而用水量只增不减，北京应该向谁要水？华北水资源有限，我们的增长欲望无限，违反能流物复律、负载定额律的增长，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能和谐。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只是救急之用，可以缓解北京用水紧张，但北京水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立足于北京当地。
“首当其冲的是调整产业结构，区域限批以水定都，而不是以都定水。北京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将使我们的城市效率越来越低，逐渐失去竞争力，将来很难建成宜居城市。北京应适当疏解城市功能，定位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辅以必要的工业发展规模、调整工业布局，提高城市工业用水效率；农业用水至今仍是用水大户，这种状况要有所改善；还要加强污水资源化。”王建说。
“其次，北京应减灰增绿扩蓝，同时留住雨水润京城。”王建说。这个观点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研究员哈承佑的建议不谋而合——实行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蓄，把汛期年均迁流量13.67亿立方米的1/4～1/5补给地下，也可以增加水资源量3亿～4亿立方米。
“水的退化将导致生命的退化，水的消失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消失。没有可持续的江河，哪有可持续的生命？哪有可持续的文明？”王建的报告最后用了这句话，更多的思考和措施还须延续到现实……
曾经的水乡
在元古代(大约25亿年前至6亿年前)，北京地区曾是一片汪洋大海。考古发掘出的大约10亿年前的蓝藻化石——海洋的特有物种——证明了这一点。后来，现在的北京地区附近遭遇剧烈的造山运动，即“燕山运动”，强烈的地壳运动和火山喷发使燕山和太行山逐渐隆起，北京地区也形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貌格局。永定河携带着大量泥沙，穿山切谷奔流而下。在漫长的岁月里，泥沙填平了太行山与燕山之间的古海湾，形成了如今的“北京小平原”。
几万年前，北京的原始湿地比比皆是，原始牛、鹿科、斑羚等动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清朝年间，北京南部仍保存大面积湿地，喜湿润气候的麋鹿就在东南部沼泽地区“南海子”繁衍生息。
从清泉河到无定河
今天，北京市境内有大小河流200多条，分属于海河流域的五大水系：西部的永定河水系，西部的大清河水系，中部的温榆、北运河水系，东部的潮白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这些水系中的河流除人工运河外，在古代大多早已存在。
永定河发源于洋河(发源于内蒙古兴县境内)、桑干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管涔山北麓)、妫水河(发源于延庆县黑汉岭西北)，3条河流在河北怀来县朱官屯汇合后称永定河。永定河再向东流，折而东南，在官厅村附近注入官厅水库。出库后进入北京市门头沟区，由西北流向东南，在长达110公里的高山峡谷中奔流，沿途纳入沿河城沟、湫河、清水河、下马岭沟、苇甸沟、清涧、樱桃沟等支流。出三家店后为下游，坡势骤缓，流经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县，沿途又汇入大小龙河、天堂河等支流。在大兴县石佛寺附近进入河北省，东流至天津市汇入海河而注入渤海。
远古时代，永定河已形成出山后的基本流向，但由于地质构造运动与河流从上游夹带的泥沙淤积河床等原因，河道迁徙。大体以出山口三家店为基点，在北起今天的清河，西到小清河、白沟河的方圆百里范围内摆动，形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并且留下几十条故道。有些故道的余脉变为山泉、湖泊和地下水，为北京远古先民提供了水源。今天的北京城就建在永定河冲积扇的脊背部。可以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摇篮”。
在汉晋时期，永定河尚有“清泉河”、“清泉水”的美称。隋唐以后，水质开始变黑，称卢沟水，“卢”意为黑色。永定河元明时期始称“浑河”，水性浑浊，暴涨暴落，“春末无水沙自涨，雨多散漫遍汪洋”，雨季时更是激流震荡，浸蚀堤岸，决口泛滥，致使河道迁徙无常，故名“无定河”，也有“小黄河”之称。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鉴于该河连年水患，严重危及京师安全，着令巡抚于成龙对无定河大加疏浚，并在卢沟桥下筑起一条自良乡老君堂口直至霸州柳岔口三角淀的百里长堤防水，“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希望横行难驯的无定河从此固定河床，安定下来。
据统计，永定河辽代平均94年泛决一次，金代平均22年，元代平均7年，明代西山皇陵、寺庙较多，森林局部恢复，平均13年泛决一次，到清代则平均3年就泛决一次。其中，康熙七年（1668年）和嘉庆六年（1801年），洪水涌入北京城。《客舍偶闻》中记载：1668年“浑河水决，直入正阳、崇文、宣武、齐化诸门。午门浸崩一角”。
王建分析说，洪水泛滥主要是上游流经黄土高原，而河水夹杂泥沙和滥伐森林造成的。辽金两代，北京地区森林开始遭受大规模破坏——营建帝王宫室，人口数量增加，田园展拓，辽、宋、金之间的战争等需要砍伐和消耗大片天然森林。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后，为伐南宋，命右丞相李通在燕山督工匠打造兵器，又遣工部尚书苏保衡等在通州督造战船。
当时有诗：“坐令斩木千山童，民间十室八九空。老者驾车辇输去，壮者腰斧从鸠工。”元代新建大都城，木材需求量非常大，绝大部分采自西山，“西山兀，大都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代无名氏所绘的《卢沟运筏图》，图中描绘了卢沟桥上下游运输木材的情景。
过度砍伐，使郁郁葱葱、峰峦秀拔、林木森密的幽冀之区变成明清以来幼树稀疏的荒山秃岭。1949年，北京地区森林覆盖率仅为1.3%。西山森林破坏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加重了永定河的淤塞、泛滥和改道，成为威胁京城安全的主要水患。
莲花池孕育北京城
如果说永定河水系是北京古城的源泉，那莲花池则是北京古都的发祥地。“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至少有3000年的建城史了。
莲花池古称西湖。850年前，金中都落户北京，其中心在今广安门一带。莲花河水系是城市的重要水源。金人将莲花河引入城中，修建了西苑、太液池、北京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园林——同乐园。金中都和莲花池的关系就相当于今天的故宫和北海。
忽必烈进入北京后，在金中都城东北兴建元大都，因城市规模扩大，莲花河水系不能满足城市用水要求，故改用高粱河水系及其上游的白浮泉作为城市主要水源。当时，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等多眼泉水，注入今天的昆明湖，沿长河南下，经紫竹院、太平湖、积水潭、后海、什刹海、中南海至东便门、经通惠河与京杭大运河沟通，成功解决了城市运送漕粮水源不足的难题。
自此，莲花池也渐渐荒废。上世纪80年代，莲花池新建公园，占地53.6公顷，保留了原始风光与水趣。
昆明湖、万泉庄、福海，海淀处处是水
自永定河汉唐期间改道南流之后，西山山水与汇集的所有泉水在海淀形成了众多的河湖水面。
海淀本身就由水得名，北京西北郊湿地统称“海淀”。“海”是大的意思，“淀”为浅湖的总称。《帝京景物略》：“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京师有南淀、北淀、方淀、三角淀、大淀、小淀，凡九十九淀。
颐和园以东有福海等多个湖泊，有候鸟途中觅食栖息的苇塘，现在的中央党校和国际关系学院一带曾有大片水面；再往东南，清华和北大有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勺园、承泽园、米万钟园、未名湖等多个水面。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米万钟园水面极广阔，是一片可行船数十里的天然沼泽，昆明湖以南，六郎庄、蓝靛厂一带曾为京西稻产地。这里水温低，水稻生长期长、含糖量高，被称为“京西稻”，宫廷专用；再往南，紫竹院、善乐园，亦即现北京动物园附近，也有大片水面，古人形容这里是“水草丰茂的鹜雁之地”。
海淀最大的水面是瓮山泊，就是今天的昆明湖。当年为其改名的乾隆取“比太阳更光辉明亮”之意，同时还把瓮山改为万寿山。
北京喝哪里的水？
在用上自来水之前，北京人喝哪里的水？答案是井水。
北京城区曾有1258眼水井，好多胡同都是以水井命名的：甘井、湿井、苦水井——解放前，老北京光以井命名的胡同就有80多条。
胡同在蒙语里是“水井”的意思。元朝时，统治者建设元大都仍保留着草原游牧民族择水而居的习惯，在没水的地方就打井。那时，北京地下水位比较高，挖几米就能见水。蒙古族从游居变为定居，一座座四合院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条胡同。北京地势西高东低，为防止洪水，胡同东西向比南北向的多。还有些胡同是斜向的：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棕树斜街、烟袋斜街，历史上都是旧河道。
清朝末期，为了故宫的消防用水，人们先在孙河修建地表供水站，用人力拉水送到城里，以后逐渐在东城有了少量供水管网。1942年北京大旱，孙河地表水厂停办。
随后，北京逐渐从喝井水过渡到使用自来水。而自来水肯定不像其名字——水龙头一开，水就源源不断。
解放后，北京逐渐从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重点发展了冶金、化工、电力、炼焦、水泥、机械等高耗能、高耗水的重工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中国北方重工业城市之重，超过了沈阳、太原和天津。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地下水源日渐减少，北京不得不把密云水库作为城市饮用水源，每天向城市供水117万吨。
在地表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北京城市用水不得不靠超采地下水来维系——北京的地下水可开采量为年平均25亿立方米，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开采28亿至29亿立方米。北京累计超采50亿立方米地下水，形成了以规划市区东部为中心的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地下水超采引起湖泊萎缩、湿地减少、水质恶化、一些大泉逐渐消失、林木枯萎死亡、地面下沉、市政设施被破坏。
更糟糕的是，工业的盲目发展又给北京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水资
源消耗和水污染之间陷入恶性循环。
随着五大水系来水的减少和水流流速的降低，一部分水流在北京城区逗留的时间加长，被城市垃圾污染的机会也增多。加上气候和城市热岛效应导致水温升高，掉落河中的动物尸体和枯枝落叶更易腐败，污染严重的水体发黑发臭。水中的有机物超出河道自净能力，水体容易富营养化，藻类严重滋生。现在，北京许多水体表面呈深绿色，藻类过度生长。2007年春夏，王建等人在“城市乐水行”活动中目睹很多企业造成的污染——燕山石化往牛玉口水库排放污水，石景山电厂、高井电厂给永定河带来粉煤灰污染。
“其实，城市水系不只是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它还能参与微循环、调控城市气候。过去，北京城中河道、湖泊、坑塘占的面积较大，而街道和建筑占的面积较小，这使城市气候能良性循环。以前，我们炎炎夏日坐在绿荫下和水旁边感到清爽宜人，是因为水蒸发带走了热量。发达的水系就像一部大空调，自动调节着城市的温度和湿度。”王建说。
“北京城建筑和道路面积扩展了几十倍，河道和湖泊被填埋、遮盖。沥青路面和水泥建筑堵塞了地面上原有的许多微孔，使浅层地表水无法参与微循环，无论烈日把固化的地表晒得多烫，水分也不能蒸发带走热量。三伏天中午，天安门广场的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相当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温度。”
“北京一直很少考虑生态用水的问题。缺少必要的生态用水，容易引起城市热岛效应、土地干旱化、河床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萎和沙尘暴肆虐。”王建说，相关图片显示，北京大片坑塘干枯；官厅水库干枯，周边土地沙化严重；房山区葫芦垡村的永定河河道内甚至建起了高尔夫球场；2007年3月，人们在干涸的昆明湖里放风筝。
建水库初衷难实现
王建认为北京不同年代为解决水问题采取的措施，“可谓绞尽了脑汁”。
“上世纪50年代，修建官厅、十三陵、密云水库；60年代，开挖京密引水渠；70年代，打了4万眼机井；80年代，压缩200万亩农田灌溉面积；90年代，调整产业结构，开采战备水源；今天，北京附近再也找不到足够的清洁水源，只能耗巨资进行南水北调。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兴起修水库的浪潮，至90年代，已建水库8万多座。从1954年起，北京周边先后建成了官厅、密云、怀柔、海子4座水库，总库容为93亿立方米， 80～90年代建成了田村水厂、怀柔水源九厂、密云水源十厂等，以此弥补城市供水的不足，但是进入80年代后期，降水量严重衰减，再加上上游层层拦截，导致地表水供水不足。
水库一般都建在河流的上游或中游，修建初衷是洪水季节拦截洪水，枯水季节补给河水。水专家王同祯指出，这只是一厢情愿，水库一旦建成，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异化为下游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水库不代表流域的利益，只代表水库拥有者的利益。枯水期水库不会放水接济干渴的下游河流，而是为了蓄水发电，拦截本已少得可怜的河水，造成下游断流无水。“整个华北平原历史上河流纵横、湖泊星布，如今有河皆干、湖泊无影，已经由中国的外流区变成了如新疆一样的内流区。其原因就是我们在燕山、太行山区，在那些流向华北平原的河流的上游修建了数不清的水库，这些水库起到的作用，无非是把下游华北平原优良的水环境以及应在华北平原产生的效益挪到了上游而已。”
“不久前，河南林县红旗渠精神大型展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观者如潮。修建红旗渠的精神无疑是伟大的，但红旗渠浇灌了几十万亩农田的效益却是以漳河水的断流以及下游古城沧州一带无水、百姓吃深采的地下水导致氟中毒为代价的，孰得孰失？也许终有一天，我们需要拆除一些水库来恢复华北平原的水环境，让那些生活在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马颖河、漳河、南运河等60多条河附近却从没见过河水的人们，看到祖先世世代代厮守的河流曾经怎样碧波荡漾，怎样欢腾地奔向海洋。”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曾出版《水乡北京》一书的王同祯说。
密云水库：3种发展模式都威胁北京水安全
密云水库1960年建成，当时其功能是以防洪、发电、农业灌溉、水产养殖和城市供水为主，流域面积15788平方公里，水库最大蓄水量为43.7亿立方米，平均年径流量11.9亿立方米。
很难想象，密云水库这个水源水库竟然一度成为大型旅游基地。由于密云库区人口密度较高，土地资源有限，山地农业、林业资源开发潜力不大，工业发展受到一定制约。于是，人们想发展旅游业。1981年6月，一家权威报纸发表建议把密云水库办成“千人住，万人游”的旅游基地的内参文章。水库管理处和几家单位建设了度假村，很快，密云水库星期天游人的数量迅速突破了万人次大关。
这使密云水库的水质发生了变化：长期受面源污染影响，总磷、总氮有逐年增加趋势，水质已由多年贫营养型演变为中营养型，对水库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潜在威胁。目前，密云水库水环境处于准可持续发展状态。这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对密云水库1991年～2001年的11年监测分析结果。
“大规模旅游不但会对水库造成严重污染，游艇洗舱废水、各种宾馆饭店培训中心洗浴污水、游客的垃圾粪便、野炊残羹剩饭等随暴雨径流进入密云水库，污染水体；水上活动可将大肠杆菌、X体、螺旋体等病原菌带入水体，对密云水库将来作为饮用水源造成严重威胁。”
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市政府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成立了水源保护机构，在水库周围划分了一级、二级、三级水源保护区，并制定了《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作出了禁止在密云水库地区开展大规模旅游活动的决定，拆除了度假村，取缔商业饮食网点，禁止未经批准的机动船下水，并实行汛期封路、封坝制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停止发展旅游业之后，人们又将脑筋放到了铁矿开发上。
密云水库周边有大量的铁矿资源，勘探发现水库下面是一个储量达1亿立方米的大铁矿。一时间，县里开矿、村里开矿、农民自己也开矿。村村开山炸石，户户采矿选矿，把岩石上的灌丛破坏殆尽，土壤被剥离，水土流失到处可见。“密云是石质山区，土层很薄，一些树木是1960年建水库时种的，许多陡峭的岩体生长着成片的自然灌丛，遮挡着裸露的灰岩，水库才呈现出山清水秀的景色。可悲的是，打眼放炮开山炸石，一瞬间就可以让它面目全非。据中科院山地灾害研究所的研究，在纯自然状态下，灰岩植被破坏后，岩石变为1公分厚的土壤需1万年，从这些土壤中长出灌丛要1000年。”
密云铁矿品位低（7%），开采过程产生的废石量非常大，巨量的废石堆入山谷，在暴雨洪水作用下，时刻潜伏着泥石流的危机；特别是选矿之后的尾矿库未按工程规范进行堆沙，形成一个个人工矿砂湖，给密云水库生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上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的铁矿采选等行业，不断向河道排入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和污水，使得密云水库上游水质呈明显下降趋势：潮河戴营断面铁离子浓度常年超过Ｖ类标准。造成河道淤积、水体水质恶化。“我们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在《密云铁矿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中这样下结论：密云开矿不仅破坏生态，还造成河道阻塞、水库淤积，矿区内有害元素带入地表，对水库产生有害影响，所造成的继发性生态破坏是长期的和难以控制的。严格限制铁矿开采规模，禁止铁矿自采与群采，严格执行铁矿开发的复垦规定，环保部门应制定严格措施并严格监督管理，防止铁矿开发大量占用土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河道堵塞、水库淤积以及泥石流等生态灾害发生。”王建说。
在政府下令停止铁矿采选后，人们又开始在密云水库用网箱养鱼。“开始时，在走马庄一带库区只有0.03公顷网箱，没几年的工夫，规模已高达4.5公顷，网箱养鱼在密云水库迅速发展起来。”
看起来，网箱养鱼比旅游业和采矿业更环保。其实不然，“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根据我们对密云水库网箱养鱼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养鱼时投入水中的大量饵料、鱼类排入水体的粪便，会对水体造成极为严重的有机污染，其污染程度相当于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向水库排污。”王建此时参加了密云水库网箱养鱼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我们算了笔经济账：养鱼成本高于养鱼收益，年总收益仅为400万元，养鱼个人每年承担的养鱼成本高达690.8万元，而国家每年承担的环境成本为421.6万元，自然资源耗竭成本为每年300万元，环境代价巨大。密云水库周边开发，一年可以创造1.5亿元经济收益。而它作为水质符合饮用标准的水体，1立方米水价值1元，30亿方水就是30个亿。”王建指出，密云水库开发和保护的经济账很明了，相继对旅游业、采矿业和网箱养鱼举“红牌”是明智之举。
官厅水库：这盆水“起起伏伏”
官厅水库作为北京饮用水源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其修建之初，功能定位是防洪、兴利，只有门头沟几十万人一直饮用官厅水。但随着北京城区地下水开采过量，上世纪80年代，官厅水库成了北京的地面饮用水源地，与密云水库并称北京“两盆水”。
其中，在官厅水库上游发生的沙城农药厂污染事件，拉开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序幕。
沙城农药厂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文革”前，向国外购买滴滴涕，但当时发达国家已经限制生产，为此中国化工部从国外购买全套设备，1968年在官厅水库畔建起此厂。不止化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官厅流域上游兴建了化肥、造纸、制药、纺织、皮毛、橡胶、机械、冶金、炼焦、有色金属、采矿等大量工业企业。
1972年春，怀来、大同一带的群众因吃了官厅水库有异味的鱼，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当时的时代背景很特殊，甚至有人以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问题很严重。”面对十年动乱和左倾思想的干扰，周总理亲自过问，最后国务院作出批示，由万里任组长的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迅速成立，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入库河系、污水灌溉和库区水质、底泥、水生生物的污染状况以及污染物与人体的健康对应关系等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实验研究。王建当时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建委向国务院作出《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称，“经化验，证明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今春从水库收购的4万斤鱼，不敢出售”。“官厅水库水质恶化是由于水库上游受到沙城、宣化等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官厅流域污染较重的企业有242个，排放最严重的77 个；年排废水1.2亿立方米，约占水库多年来水量的8.3%；其中，年排有毒废水6400万立方米，占总废水量的一半；污染最重的是宣化，其次是大同、张家口市和下花园。”
从1973年开始，国家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企业，按其规模、性质分别确定了相应的治理方案。为此，国家和有关部委拨出专款近3000万元投入官厅治理，对沙城农药厂等所有污染源展开了治污攻坚行动。
王建介绍说：“从1971年至1983年，官厅流域经济迅速增长，但水环境质量没有相应恶化，属于轻度污染。1984年以后，由于管理体制原因，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名存实亡：环境管理日益削弱，连每年7万元的日常办公经费都成问题，工作用车也被挪用，大部分管理人员开始陆续调离。流域内各省市自治区各自为政，官厅流域重污染的企业上了一个又一个——造纸厂、制革厂、酿酒厂、水泥厂、化肥厂、炼铁矿、小金矿，污染越来越多。一条条污染带直奔洋河、桑干河、妫水河，有机污染日趋严重，甚至造成官厅水库出现富营养化。真是载不动几多愁，一条脏水向东流。”
“官厅水库水量锐减，水质恶化。2001年径流量为7.8亿立方米，入库水量锐减，出库1.2亿立方米，相应库容为2.61亿立方米；水体水质多为V类，全流域水环境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是高锰酸盐、氨氮等。主要入库河流水质为IV～V类。”
1997年，因北京部分市民发现来自官厅水库的水有异味，官厅被迫退出首都饮用水源。此后，该水库仅用于工业、农业灌溉和城市河湖补水。
近年来，首都饮用水再度告急，官厅水库及其周边的全面治理再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重新启用官厅水库作为北京第二大饮用水源地已是势在必行。
北京向谁要水？
解放初，北京有200多万人，年人均水资源2000多立方米；现在1800万人，年人均水资源不足300立方米，远低于联合国划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成为世界级“贫水城市”。
北京不像上海、广州、重庆，它们有大江大河，而这些大江河常年有水，从不断流。北京水资源主要靠境内和上游流域的自然降雨。北京的降水时空分布主要集中在汛期3个月，而且70％以上的降水又集中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短短的20天内，这就注定了北京是资源型的缺水城市。
王建为北京的水算了一笔账：
北京地表水资源总量：北京地表可利用水量急剧衰减——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为47亿立方米，60年代为20亿立方米，80年代前期为15亿立方米，90年代境内地表径流量仅为13亿立方米。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和其他来源三者相加，在平水期为16.7亿立方米，偏枯期12.9亿立方米，枯水期10.1亿立方米。
北京地下水资源总量：考虑到部分地区的超采和环境恢复，在近期无外来水源的条件下，推荐北京市地下水开采资源量为24.53亿立方米/年。
北京用水总量：北京市每年用水量为40亿～42亿立方米。2000年北京利用水资源40.48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3.40亿立方米，占33.1%；地下水27.08亿立方米，占66.9%；工业、城市生活
和农业用水共计37.48亿立方米；地表水输水损失和自来水供水损失共3亿立方米。
王建说：“北京现在的水缺口大概为每年3亿～5亿立方米，到2010年，这个缺口就更大了，那
时候北京需要42.62亿～50.56亿立方米。”
王建还警告说，北京城近郊地下水已被有机污染，“北京市地下水水质整体较好，但局部地区有超标或严重超标现象。地下水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排序为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甲烷，污染点主要集中在西郊一带，已形成造甲街和二机床两个局部污染的重点区。氯代烃污染主要呈点状分布，高浓度点主要集中在丰台的潜水含水层、老城区和东郊化工区，其他地方为零星分布”。
流域中上游经济增长对水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导致下游水量减少，水库和湖泊水位下降，有限的水也被污染，地下水超采，而用水量只增不减，北京应该向谁要水？华北水资源有限，我们的增长欲望无限，违反能流物复律、负载定额律的增长，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能和谐。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只是救急之用，可以缓解北京用水紧张，但北京水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立足于北京当地。
“首当其冲的是调整产业结构，区域限批以水定都，而不是以都定水。北京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将使我们的城市效率越来越低，逐渐失去竞争力，将来很难建成宜居城市。北京应适当疏解城市功能，定位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辅以必要的工业发展规模、调整工业布局，提高城市工业用水效率；农业用水至今仍是用水大户，这种状况要有所改善；还要加强污水资源化。”王建说。
“其次，北京应减灰增绿扩蓝，同时留住雨水润京城。”王建说。这个观点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研究员哈承佑的建议不谋而合——实行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蓄，把汛期年均迁流量13.67亿立方米的1/4～1/5补给地下，也可以增加水资源量3亿～4亿立方米。
“水的退化将导致生命的退化，水的消失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消失。没有可持续的江河，哪有可持续的生命？哪有可持续的文明？”王建的报告最后用了这句话，更多的思考和措施还须延续到现实……
2007年6月21日星期四
水电资源配置广西样本
记者: 梁钟荣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甚至在前年‘电荒’时节，广西还需高价回购自己的东送电量。”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西南分院研究员凌云志告诉记者。
6月的南宁，艳阳高照。窗口之外，由珠江水利委员会推动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前期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该项目投资额高达164亿元、拟建设120万千瓦大型水电项目。
“不知道这一次，广西能在其中占据多少的股份。”站在广西投资大厦27层的高楼上，广西生产力研究学会会长刘军长长叹了一口气。刘前身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西地方水电的投资多由该集团负责。
大藤峡水利枢纽位处红水河流域，在目前广西区内可开发的水电资源中，该流域占据68%。大藤峡水利枢纽为该流域规划建设的第十级电站，亦是此区域最后一座梯级电站，国家水利部对其极其看重，在已编制的《珠江流域综合规划》中，将其确定为珠江流域综合治理的关键性工程之一。
“我个人的提法是，在大藤峡水利枢纽的投资方股比结构中，广西地方可以占据控股地位。”刘军表示。
股比之争
刘军的表态代表着水电资源大省广西一大部分人的心声。
“广西是西电东送输出大区，但电价在西部12个省份中排第一，这不合理。”广西自治区政协委员马庆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抱怨，广西水电资源极其丰富，为全国三大水电基地之一，然而却被水电资源所困。
“与广西的地方财力薄弱及水电的高利润有关。”广西自治区发改委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广西地方财力薄弱，动辄百亿的大型水电投资非地方财力可以承担；水电虽然投资周期较长，但是建成后利润极其可观，正常水电厂毛利率在70％左右、高还贷期后净利润率在50％以上，“火电有运输等成本附加，上网电价远高于水电，利润方面当然远远不如”。
基于上述因素，央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入广西。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起点，广西的水电资源开发进入佳境，岩滩水电站成为其间与湖北清江隔河岩水电站等水电站并列为全国“五朵金花”之一；21世纪初进入高潮，在建的中国第二大水电站龙滩电站成为其中代表。经过多年“跑马圈地”及资源整合，大唐、国电等央企成为广西水电资源开发的主力军。
以大型电站央企所占股比为例，目前在建的龙滩水电站，大唐集团公司占据其中65%的股权，广西地方仅占30%；西电东送重要工程岩滩电站，为广西又一百万千瓦的巨型电站，但广西方面只拥有30%的股比，大唐占据70%；长洲水利枢纽，国电占51%股权，广西地方仅占9%。
目前，广西在建的已核准的电源项目总规模829.5万千瓦，其中水电546万千瓦，2009年之前将陆续建成投产，央企占据其中投资大头。在全国三大优质水电基地红水河流域的十座梯级电站布局中，在建9座，广西仅在其中一座即桥巩水电站中占据股比优势。
“即使是在岩滩电站股比的争取上，我们也是十分艰难。”刘军透露，岩滩电站在“五朵金花”中综合效益为最好，其上网电价仅0.14元/千瓦时，远低于葛洲坝电厂0.18元/千瓦时的电价，“有很大的利润想象空间，是个金娃娃。”
所获取股比优势的桥巩水电站，其中亦含有偶然成分。上述发改委官员透露，桥巩水电站为红水河流域第9座梯级电站，预计总投41亿元，原先为美国国际铝业集团 (简称“美铝”)投资，后美铝对于建设成本一块怀有疑虑。广西投资集团随后立即跟上，经百般争取，方能接过金盘，力保广西在自身水电资源分配中的部分话语权。
财源之困
投资股比的劣势，决定了广西在水电资源分配中的劣势，廉价的水电已悄然成了西电东送的基础电量，广西很少能享受到这些低电价带来的红利。
广西自治区主席陆兵早在去年“两会”已就此表示了忧虑，他的提法是：“广西有水缺电。”根据广西投资集团公司的一份电力发展报告，国家安排给广西天生桥二级电站41%的水电份额，但目前这一用电权已不被南方电网公司所承认；龙滩电站2007年5月开始投产，2年后全部投产发电。国家发改委在对龙滩水电站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中，曾明确留给广西70%的电量，其余30%送广东。国家发改委在龙滩电站开工的批复中对比例进行了调整，送广东电量增加到50%。
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2006年，广西电网的平均上网电价为0.268元/千瓦时，贵州的平均上网电价只有0.208元/千瓦时，云南的上网电价平均0.22元/千瓦时，火电大省内蒙古电价亦比广西低廉。
“甚至在前年‘电荒’时节，广西还需高价回购自己的东送电量。”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西南分院研究员凌云志告诉记者。
自身的资源，却不能享有其中权益，水电站提供的大量廉价水电又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经济发达地区，造成广西只能用昂贵的火电作为工业和商业用电。凌云志称，面对本区重工业化的发展及东部产业转移的诱惑，受阻于电力成本，广西感到“十分无力”。
根据广西的“十一五”规划，汽车、铝业、钢铁、石油化工、锰业、糖业、林浆纸、医药、茧丝绸、工程机械等10大产业集群作为产业发展重点。在这其中，铝业、钢铁、石油化工等均为高耗能项目。
凌云志承认，广西经济结构以资源经济为主体，“所以无法承受太高的电价，电价的上扬只会使广西大量的高能耗产业———电解铝、铁锰合金等支柱产业的优势被大大削弱。”凌云志举例，电解铝生产中，电费占全部成本的40%左右。而根据《关于广西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有关问题的通知》，一般铝厂电价要从0.344元／千瓦时提到0.413元／千瓦时，“可以想象广西的地方铝厂将何等艰难，而他们还要面临山东、河南等铝业强省的竞争与冲击。”
考虑于此，去年2月16日，广西自治区发改委呈文国家发改委。在这份名为《关于给予广西铝工业发展政策的请求》提出包括请求支持广西建设电解铝项目，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将龙滩电站全部电力留在广西，用于向电解铝企业供电和支持广西采取发电企业直接向电解铝企业供电等7条优惠政策。
“产业转移中的电价问题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广西原财政厅厅长刘铭达教授的观点是，桂东作为广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基地”的地位日趋着重，竞争更为激烈，但电力成本高企成为桂东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一块“短板”。“能源权杖不在自己手中，将使广西在全国产业转移中更加被动。”刘铭达如此认为。
凌云志的观点是，央企整合与做大做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争夺，为大型国企发展方向。但是央企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充分协调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考虑到广西的实情，国家可以在广西试行水电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从而达到中央、资源开发企业以及地方的三赢。”凌说。
“甚至在前年‘电荒’时节，广西还需高价回购自己的东送电量。”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西南分院研究员凌云志告诉记者。
6月的南宁，艳阳高照。窗口之外，由珠江水利委员会推动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前期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该项目投资额高达164亿元、拟建设120万千瓦大型水电项目。
“不知道这一次，广西能在其中占据多少的股份。”站在广西投资大厦27层的高楼上，广西生产力研究学会会长刘军长长叹了一口气。刘前身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西地方水电的投资多由该集团负责。
大藤峡水利枢纽位处红水河流域，在目前广西区内可开发的水电资源中，该流域占据68%。大藤峡水利枢纽为该流域规划建设的第十级电站，亦是此区域最后一座梯级电站，国家水利部对其极其看重，在已编制的《珠江流域综合规划》中，将其确定为珠江流域综合治理的关键性工程之一。
“我个人的提法是，在大藤峡水利枢纽的投资方股比结构中，广西地方可以占据控股地位。”刘军表示。
股比之争
刘军的表态代表着水电资源大省广西一大部分人的心声。
“广西是西电东送输出大区，但电价在西部12个省份中排第一，这不合理。”广西自治区政协委员马庆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抱怨，广西水电资源极其丰富，为全国三大水电基地之一，然而却被水电资源所困。
“与广西的地方财力薄弱及水电的高利润有关。”广西自治区发改委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广西地方财力薄弱，动辄百亿的大型水电投资非地方财力可以承担；水电虽然投资周期较长，但是建成后利润极其可观，正常水电厂毛利率在70％左右、高还贷期后净利润率在50％以上，“火电有运输等成本附加，上网电价远高于水电，利润方面当然远远不如”。
基于上述因素，央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入广西。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起点，广西的水电资源开发进入佳境，岩滩水电站成为其间与湖北清江隔河岩水电站等水电站并列为全国“五朵金花”之一；21世纪初进入高潮，在建的中国第二大水电站龙滩电站成为其中代表。经过多年“跑马圈地”及资源整合，大唐、国电等央企成为广西水电资源开发的主力军。
以大型电站央企所占股比为例，目前在建的龙滩水电站，大唐集团公司占据其中65%的股权，广西地方仅占30%；西电东送重要工程岩滩电站，为广西又一百万千瓦的巨型电站，但广西方面只拥有30%的股比，大唐占据70%；长洲水利枢纽，国电占51%股权，广西地方仅占9%。
目前，广西在建的已核准的电源项目总规模829.5万千瓦，其中水电546万千瓦，2009年之前将陆续建成投产，央企占据其中投资大头。在全国三大优质水电基地红水河流域的十座梯级电站布局中，在建9座，广西仅在其中一座即桥巩水电站中占据股比优势。
“即使是在岩滩电站股比的争取上，我们也是十分艰难。”刘军透露，岩滩电站在“五朵金花”中综合效益为最好，其上网电价仅0.14元/千瓦时，远低于葛洲坝电厂0.18元/千瓦时的电价，“有很大的利润想象空间，是个金娃娃。”
所获取股比优势的桥巩水电站，其中亦含有偶然成分。上述发改委官员透露，桥巩水电站为红水河流域第9座梯级电站，预计总投41亿元，原先为美国国际铝业集团 (简称“美铝”)投资，后美铝对于建设成本一块怀有疑虑。广西投资集团随后立即跟上，经百般争取，方能接过金盘，力保广西在自身水电资源分配中的部分话语权。
财源之困
投资股比的劣势，决定了广西在水电资源分配中的劣势，廉价的水电已悄然成了西电东送的基础电量，广西很少能享受到这些低电价带来的红利。
广西自治区主席陆兵早在去年“两会”已就此表示了忧虑，他的提法是：“广西有水缺电。”根据广西投资集团公司的一份电力发展报告，国家安排给广西天生桥二级电站41%的水电份额，但目前这一用电权已不被南方电网公司所承认；龙滩电站2007年5月开始投产，2年后全部投产发电。国家发改委在对龙滩水电站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中，曾明确留给广西70%的电量，其余30%送广东。国家发改委在龙滩电站开工的批复中对比例进行了调整，送广东电量增加到50%。
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2006年，广西电网的平均上网电价为0.268元/千瓦时，贵州的平均上网电价只有0.208元/千瓦时，云南的上网电价平均0.22元/千瓦时，火电大省内蒙古电价亦比广西低廉。
“甚至在前年‘电荒’时节，广西还需高价回购自己的东送电量。”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西南分院研究员凌云志告诉记者。
自身的资源，却不能享有其中权益，水电站提供的大量廉价水电又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经济发达地区，造成广西只能用昂贵的火电作为工业和商业用电。凌云志称，面对本区重工业化的发展及东部产业转移的诱惑，受阻于电力成本，广西感到“十分无力”。
根据广西的“十一五”规划，汽车、铝业、钢铁、石油化工、锰业、糖业、林浆纸、医药、茧丝绸、工程机械等10大产业集群作为产业发展重点。在这其中，铝业、钢铁、石油化工等均为高耗能项目。
凌云志承认，广西经济结构以资源经济为主体，“所以无法承受太高的电价，电价的上扬只会使广西大量的高能耗产业———电解铝、铁锰合金等支柱产业的优势被大大削弱。”凌云志举例，电解铝生产中，电费占全部成本的40%左右。而根据《关于广西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有关问题的通知》，一般铝厂电价要从0.344元／千瓦时提到0.413元／千瓦时，“可以想象广西的地方铝厂将何等艰难，而他们还要面临山东、河南等铝业强省的竞争与冲击。”
考虑于此，去年2月16日，广西自治区发改委呈文国家发改委。在这份名为《关于给予广西铝工业发展政策的请求》提出包括请求支持广西建设电解铝项目，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将龙滩电站全部电力留在广西，用于向电解铝企业供电和支持广西采取发电企业直接向电解铝企业供电等7条优惠政策。
“产业转移中的电价问题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广西原财政厅厅长刘铭达教授的观点是，桂东作为广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基地”的地位日趋着重，竞争更为激烈，但电力成本高企成为桂东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一块“短板”。“能源权杖不在自己手中，将使广西在全国产业转移中更加被动。”刘铭达如此认为。
凌云志的观点是，央企整合与做大做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争夺，为大型国企发展方向。但是央企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充分协调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考虑到广西的实情，国家可以在广西试行水电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从而达到中央、资源开发企业以及地方的三赢。”凌说。
2007年6月17日星期日
三峡下游清江发生特大滑坡8人失踪
来源：新华网 记者：江时强 李志晖
位于清江水布垭库区的湖北省巴东县清太坪镇近日发生山体滑坡并不断加剧。截至17日凌晨，滑坡体总方量已达500万立方米，8人失踪，15栋房屋滑入清江。
正在现场指挥抢险的巴东县委书记龙世洪说，危险区内受灾群众72户287人已经紧急避险，无人员伤亡。但是，险区1000米以外邻近乡镇正在劳作的18人受滑坡体冲击，其中10人当场获救，另外8人失踪。
据巴东县委宣传部罗海军介绍，15日17时许，位于清太坪镇大堰塘村三组的500万方滑坡体坠入300米以下的清江，卷起15至30米高的涌浪。该滑坡体前缘高程250米，后缘高程820米，向南滑移，南北长870米，东西宽800米，面积约70万平方米，厚度8米。险情危及清太坪、水布垭、金果坪三个乡镇的部分区域。
龙世洪说：“我们正在紧急搜救失踪人员。水布垭库区各乡镇政府安排专班对各地质灾害点实行24小时加密度监测。灾民安置工作正在进行。”
清江总长400公里，是长江三峡出口后的第一条较大支流，清太坪滑坡距水布垭大坝约30公里。据介绍，水布垭工程建设单位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也正在采取措施安置部分灾民，并已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勘测研究院的专家到现场实地勘探，对滑坡原因进行分析。
这是清太坪镇一个多月以来第二次发生特大滑坡。5月10日凌晨5时许，距离大堰塘村15公里的木竹坪村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滑坡总量超过3000万立方米，一度阻断清江一级支流桥河。危及246户共658人，所幸受灾群众全部得以及时疏散转移。
（原题：湖北巴东清太坪镇山体滑坡并不断加剧 8人失踪）
位于清江水布垭库区的湖北省巴东县清太坪镇近日发生山体滑坡并不断加剧。截至17日凌晨，滑坡体总方量已达500万立方米，8人失踪，15栋房屋滑入清江。
正在现场指挥抢险的巴东县委书记龙世洪说，危险区内受灾群众72户287人已经紧急避险，无人员伤亡。但是，险区1000米以外邻近乡镇正在劳作的18人受滑坡体冲击，其中10人当场获救，另外8人失踪。
据巴东县委宣传部罗海军介绍，15日17时许，位于清太坪镇大堰塘村三组的500万方滑坡体坠入300米以下的清江，卷起15至30米高的涌浪。该滑坡体前缘高程250米，后缘高程820米，向南滑移，南北长870米，东西宽800米，面积约70万平方米，厚度8米。险情危及清太坪、水布垭、金果坪三个乡镇的部分区域。
龙世洪说：“我们正在紧急搜救失踪人员。水布垭库区各乡镇政府安排专班对各地质灾害点实行24小时加密度监测。灾民安置工作正在进行。”
清江总长400公里，是长江三峡出口后的第一条较大支流，清太坪滑坡距水布垭大坝约30公里。据介绍，水布垭工程建设单位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也正在采取措施安置部分灾民，并已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勘测研究院的专家到现场实地勘探，对滑坡原因进行分析。
这是清太坪镇一个多月以来第二次发生特大滑坡。5月10日凌晨5时许，距离大堰塘村15公里的木竹坪村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滑坡总量超过3000万立方米，一度阻断清江一级支流桥河。危及246户共658人，所幸受灾群众全部得以及时疏散转移。
（原题：湖北巴东清太坪镇山体滑坡并不断加剧 8人失踪）
2007年6月1日星期五
太湖水荒是天灾还是人祸？
作者：汪永晨 来源：新京报
太湖这样的鱼米之乡居然闹水荒！太湖美，美在太湖的水，如今居然到了老百姓打开水龙头闻到的是刺鼻的恶臭，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无锡方面认为是连续高温高热，导致太湖蓝藻在短期内积聚暴发，导致水源水质恶化的。
毛小平市长在给市民的回信中称，水质问题并不是生产或其他人为因素造成。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一时间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近十年来，太湖地区千百年来房前屋后生长的竹子，突然销声匿迹，河道中的水体隔三差五，变黑、变红、变黄，苯、砷、汞、镉一应俱全，河中经常看到漂浮的死鱼死虾。每年各乡镇死秧数百亩至数千亩，空气阵阵异臭，不时扑鼻而来、有时呛得人流泪咳嗽、果树受到污染、结的是“畸形怪果”大量减产。河水、井水被污染，造成今天该地区是癌症高发区。这恐怕不是天灾。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无锡等地的太湖地区把化工业作为支柱产业，使得大大小小的化工、电镀印染等企业如雨后春笋，分布在这个地区，数以千计的污染企业沿太湖一字排开，污水就直接排放到太湖里。一位在太湖边长大的媒体从业人员春节回家，发现小时候清澈见底的太湖被浓浓的水藻铺得连喘气的余地都没有，阵阵恶臭更是从湖里传到家里。这恐怕也不是天灾。
太湖地区因水而得利、因水而兴盛、因水而秀美、因水而文明。1996年4月，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在国务院环委会太湖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议上非常动情地说：“‘太湖美，美在太湖水’，这首赞歌已经变了味，现在已经很难唱了。再唱这首歌就不是在歌颂，而是使人感到其声呜呜，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时隔8年后的2004年12月，太湖高级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上，很多政府官员、院士、专家，不约而同地用“触目惊心”来评价当前的太湖流域水污染形势。
太湖流域管理局原总工程师黄宣伟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关注太湖治理工作，并直接参与主持了太湖综合治理规划。他对当地水的“达标”排放说过这样的话：“那些所谓已经‘达标’了而可以合法向河道、湖泊排放的废水，如果按1∶9以上比例用洁净水来稀释后，纳污水体才能够勉强达到地面三类水的标准，也就是达到了合格的地表水标准。但现在太湖流域的水体，哪里有这样的好水来释污？污水加污水，只能是脏上加脏。”
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曾指出：“按现在的城乡排污量和达标排放的标准治理太湖，太湖流域的水永远达不到清洁地面水的要求。“实现达标排放后水质为何还在恶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目前达标排放的标准定得很低，从工厂排污口和污水处理厂出来的，仍然是劣于五类的污水。”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高而坤直言。
如果说是高温高热导致太湖蓝藻暴发，那我们必须追问，这些蓝藻是怎么来的？无锡今天发生打开水龙头就能闻到恶臭的事件，和2005年年底松花江的污染不一样，不是一次偶然的泄漏，应该已是由来已久。如今，面对渴望政府在危机面前尽快拿出治理措施的无锡百姓，听到的却是父母官用“天灾”来作答，不能不让笔者斗胆向市长提出上述疑问。
太湖这样的鱼米之乡居然闹水荒！太湖美，美在太湖的水，如今居然到了老百姓打开水龙头闻到的是刺鼻的恶臭，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无锡方面认为是连续高温高热，导致太湖蓝藻在短期内积聚暴发，导致水源水质恶化的。
毛小平市长在给市民的回信中称，水质问题并不是生产或其他人为因素造成。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一时间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近十年来，太湖地区千百年来房前屋后生长的竹子，突然销声匿迹，河道中的水体隔三差五，变黑、变红、变黄，苯、砷、汞、镉一应俱全，河中经常看到漂浮的死鱼死虾。每年各乡镇死秧数百亩至数千亩，空气阵阵异臭，不时扑鼻而来、有时呛得人流泪咳嗽、果树受到污染、结的是“畸形怪果”大量减产。河水、井水被污染，造成今天该地区是癌症高发区。这恐怕不是天灾。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无锡等地的太湖地区把化工业作为支柱产业，使得大大小小的化工、电镀印染等企业如雨后春笋，分布在这个地区，数以千计的污染企业沿太湖一字排开，污水就直接排放到太湖里。一位在太湖边长大的媒体从业人员春节回家，发现小时候清澈见底的太湖被浓浓的水藻铺得连喘气的余地都没有，阵阵恶臭更是从湖里传到家里。这恐怕也不是天灾。
太湖地区因水而得利、因水而兴盛、因水而秀美、因水而文明。1996年4月，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在国务院环委会太湖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议上非常动情地说：“‘太湖美，美在太湖水’，这首赞歌已经变了味，现在已经很难唱了。再唱这首歌就不是在歌颂，而是使人感到其声呜呜，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时隔8年后的2004年12月，太湖高级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上，很多政府官员、院士、专家，不约而同地用“触目惊心”来评价当前的太湖流域水污染形势。
太湖流域管理局原总工程师黄宣伟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关注太湖治理工作，并直接参与主持了太湖综合治理规划。他对当地水的“达标”排放说过这样的话：“那些所谓已经‘达标’了而可以合法向河道、湖泊排放的废水，如果按1∶9以上比例用洁净水来稀释后，纳污水体才能够勉强达到地面三类水的标准，也就是达到了合格的地表水标准。但现在太湖流域的水体，哪里有这样的好水来释污？污水加污水，只能是脏上加脏。”
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曾指出：“按现在的城乡排污量和达标排放的标准治理太湖，太湖流域的水永远达不到清洁地面水的要求。“实现达标排放后水质为何还在恶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目前达标排放的标准定得很低，从工厂排污口和污水处理厂出来的，仍然是劣于五类的污水。”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高而坤直言。
如果说是高温高热导致太湖蓝藻暴发，那我们必须追问，这些蓝藻是怎么来的？无锡今天发生打开水龙头就能闻到恶臭的事件，和2005年年底松花江的污染不一样，不是一次偶然的泄漏，应该已是由来已久。如今，面对渴望政府在危机面前尽快拿出治理措施的无锡百姓，听到的却是父母官用“天灾”来作答，不能不让笔者斗胆向市长提出上述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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