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喝哪里的水？

作者：易蓉蓉 来源：科学时报

曾经的水乡

在元古代(大约25亿年前至6亿年前)，北京地区曾是一片汪洋大海。考古发掘出的大约10亿年前的蓝藻化石——海洋的特有物种——证明了这一点。后来，现在的北京地区附近遭遇剧烈的造山运动，即“燕山运动”，强烈的地壳运动和火山喷发使燕山和太行山逐渐隆起，北京地区也形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貌格局。永定河携带着大量泥沙，穿山切谷奔流而下。在漫长的岁月里，泥沙填平了太行山与燕山之间的古海湾，形成了如今的“北京小平原”。

几万年前，北京的原始湿地比比皆是，原始牛、鹿科、斑羚等动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清朝年间，北京南部仍保存大面积湿地，喜湿润气候的麋鹿就在东南部沼泽地区“南海子”繁衍生息。
从清泉河到无定河

今天，北京市境内有大小河流200多条，分属于海河流域的五大水系：西部的永定河水系，西部的大清河水系，中部的温榆、北运河水系，东部的潮白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这些水系中的河流除人工运河外，在古代大多早已存在。

永定河发源于洋河(发源于内蒙古兴县境内)、桑干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管涔山北麓)、妫水河(发源于延庆县黑汉岭西北)，3条河流在河北怀来县朱官屯汇合后称永定河。永定河再向东流，折而东南，在官厅村附近注入官厅水库。出库后进入北京市门头沟区，由西北流向东南，在长达110公里的高山峡谷中奔流，沿途纳入沿河城沟、湫河、清水河、下马岭沟、苇甸沟、清涧、樱桃沟等支流。出三家店后为下游，坡势骤缓，流经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县，沿途又汇入大小龙河、天堂河等支流。在大兴县石佛寺附近进入河北省，东流至天津市汇入海河而注入渤海。

远古时代，永定河已形成出山后的基本流向，但由于地质构造运动与河流从上游夹带的泥沙淤积河床等原因，河道迁徙。大体以出山口三家店为基点，在北起今天的清河，西到小清河、白沟河的方圆百里范围内摆动，形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并且留下几十条故道。有些故道的余脉变为山泉、湖泊和地下水，为北京远古先民提供了水源。今天的北京城就建在永定河冲积扇的脊背部。可以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摇篮”。

在汉晋时期，永定河尚有“清泉河”、“清泉水”的美称。隋唐以后，水质开始变黑，称卢沟水，“卢”意为黑色。永定河元明时期始称“浑河”，水性浑浊，暴涨暴落，“春末无水沙自涨，雨多散漫遍汪洋”，雨季时更是激流震荡，浸蚀堤岸，决口泛滥，致使河道迁徙无常，故名“无定河”，也有“小黄河”之称。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鉴于该河连年水患，严重危及京师安全，着令巡抚于成龙对无定河大加疏浚，并在卢沟桥下筑起一条自良乡老君堂口直至霸州柳岔口三角淀的百里长堤防水，“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希望横行难驯的无定河从此固定河床，安定下来。

据统计，永定河辽代平均94年泛决一次，金代平均22年，元代平均7年，明代西山皇陵、寺庙较多，森林局部恢复，平均13年泛决一次，到清代则平均3年就泛决一次。其中，康熙七年（1668年）和嘉庆六年（1801年），洪水涌入北京城。《客舍偶闻》中记载：1668年“浑河水决，直入正阳、崇文、宣武、齐化诸门。午门浸崩一角”。

王建分析说，洪水泛滥主要是上游流经黄土高原，而河水夹杂泥沙和滥伐森林造成的。辽金两代，北京地区森林开始遭受大规模破坏——营建帝王宫室，人口数量增加，田园展拓，辽、宋、金之间的战争等需要砍伐和消耗大片天然森林。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后，为伐南宋，命右丞相李通在燕山督工匠打造兵器，又遣工部尚书苏保衡等在通州督造战船。

当时有诗：“坐令斩木千山童，民间十室八九空。老者驾车辇输去，壮者腰斧从鸠工。”元代新建大都城，木材需求量非常大，绝大部分采自西山，“西山兀，大都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代无名氏所绘的《卢沟运筏图》，图中描绘了卢沟桥上下游运输木材的情景。

过度砍伐，使郁郁葱葱、峰峦秀拔、林木森密的幽冀之区变成明清以来幼树稀疏的荒山秃岭。1949年，北京地区森林覆盖率仅为1.3%。西山森林破坏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加重了永定河的淤塞、泛滥和改道，成为威胁京城安全的主要水患。

莲花池孕育北京城

如果说永定河水系是北京古城的源泉，那莲花池则是北京古都的发祥地。“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至少有3000年的建城史了。

莲花池古称西湖。850年前，金中都落户北京，其中心在今广安门一带。莲花河水系是城市的重要水源。金人将莲花河引入城中，修建了西苑、太液池、北京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园林——同乐园。金中都和莲花池的关系就相当于今天的故宫和北海。

忽必烈进入北京后，在金中都城东北兴建元大都，因城市规模扩大，莲花河水系不能满足城市用水要求，故改用高粱河水系及其上游的白浮泉作为城市主要水源。当时，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等多眼泉水，注入今天的昆明湖，沿长河南下，经紫竹院、太平湖、积水潭、后海、什刹海、中南海至东便门、经通惠河与京杭大运河沟通，成功解决了城市运送漕粮水源不足的难题。

自此，莲花池也渐渐荒废。上世纪80年代，莲花池新建公园，占地53.6公顷，保留了原始风光与水趣。

昆明湖、万泉庄、福海，海淀处处是水

自永定河汉唐期间改道南流之后，西山山水与汇集的所有泉水在海淀形成了众多的河湖水面。
海淀本身就由水得名，北京西北郊湿地统称“海淀”。“海”是大的意思，“淀”为浅湖的总称。《帝京景物略》：“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京师有南淀、北淀、方淀、三角淀、大淀、小淀，凡九十九淀。

颐和园以东有福海等多个湖泊，有候鸟途中觅食栖息的苇塘，现在的中央党校和国际关系学院一带曾有大片水面；再往东南，清华和北大有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勺园、承泽园、米万钟园、未名湖等多个水面。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米万钟园水面极广阔，是一片可行船数十里的天然沼泽，昆明湖以南，六郎庄、蓝靛厂一带曾为京西稻产地。这里水温低，水稻生长期长、含糖量高，被称为“京西稻”，宫廷专用；再往南，紫竹院、善乐园，亦即现北京动物园附近，也有大片水面，古人形容这里是“水草丰茂的鹜雁之地”。

海淀最大的水面是瓮山泊，就是今天的昆明湖。当年为其改名的乾隆取“比太阳更光辉明亮”之意，同时还把瓮山改为万寿山。

北京喝哪里的水？

在用上自来水之前，北京人喝哪里的水？答案是井水。

北京城区曾有1258眼水井，好多胡同都是以水井命名的：甘井、湿井、苦水井——解放前，老北京光以井命名的胡同就有80多条。

胡同在蒙语里是“水井”的意思。元朝时，统治者建设元大都仍保留着草原游牧民族择水而居的习惯，在没水的地方就打井。那时，北京地下水位比较高，挖几米就能见水。蒙古族从游居变为定居，一座座四合院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条胡同。北京地势西高东低，为防止洪水，胡同东西向比南北向的多。还有些胡同是斜向的：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棕树斜街、烟袋斜街，历史上都是旧河道。

清朝末期，为了故宫的消防用水，人们先在孙河修建地表供水站，用人力拉水送到城里，以后逐渐在东城有了少量供水管网。1942年北京大旱，孙河地表水厂停办。

随后，北京逐渐从喝井水过渡到使用自来水。而自来水肯定不像其名字——水龙头一开，水就源源不断。

解放后，北京逐渐从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重点发展了冶金、化工、电力、炼焦、水泥、机械等高耗能、高耗水的重工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中国北方重工业城市之重，超过了沈阳、太原和天津。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地下水源日渐减少，北京不得不把密云水库作为城市饮用水源，每天向城市供水117万吨。

在地表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北京城市用水不得不靠超采地下水来维系——北京的地下水可开采量为年平均25亿立方米，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开采28亿至29亿立方米。北京累计超采50亿立方米地下水，形成了以规划市区东部为中心的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地下水超采引起湖泊萎缩、湿地减少、水质恶化、一些大泉逐渐消失、林木枯萎死亡、地面下沉、市政设施被破坏。

更糟糕的是，工业的盲目发展又给北京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水资
源消耗和水污染之间陷入恶性循环。

随着五大水系来水的减少和水流流速的降低，一部分水流在北京城区逗留的时间加长，被城市垃圾污染的机会也增多。加上气候和城市热岛效应导致水温升高，掉落河中的动物尸体和枯枝落叶更易腐败，污染严重的水体发黑发臭。水中的有机物超出河道自净能力，水体容易富营养化，藻类严重滋生。现在，北京许多水体表面呈深绿色，藻类过度生长。2007年春夏，王建等人在“城市乐水行”活动中目睹很多企业造成的污染——燕山石化往牛玉口水库排放污水，石景山电厂、高井电厂给永定河带来粉煤灰污染。

“其实，城市水系不只是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它还能参与微循环、调控城市气候。过去，北京城中河道、湖泊、坑塘占的面积较大，而街道和建筑占的面积较小，这使城市气候能良性循环。以前，我们炎炎夏日坐在绿荫下和水旁边感到清爽宜人，是因为水蒸发带走了热量。发达的水系就像一部大空调，自动调节着城市的温度和湿度。”王建说。

“北京城建筑和道路面积扩展了几十倍，河道和湖泊被填埋、遮盖。沥青路面和水泥建筑堵塞了地面上原有的许多微孔，使浅层地表水无法参与微循环，无论烈日把固化的地表晒得多烫，水分也不能蒸发带走热量。三伏天中午，天安门广场的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相当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温度。”

“北京一直很少考虑生态用水的问题。缺少必要的生态用水，容易引起城市热岛效应、土地干旱化、河床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萎和沙尘暴肆虐。”王建说，相关图片显示，北京大片坑塘干枯；官厅水库干枯，周边土地沙化严重；房山区葫芦垡村的永定河河道内甚至建起了高尔夫球场；2007年3月，人们在干涸的昆明湖里放风筝。

建水库初衷难实现

王建认为北京不同年代为解决水问题采取的措施，“可谓绞尽了脑汁”。

“上世纪50年代，修建官厅、十三陵、密云水库；60年代，开挖京密引水渠；70年代，打了4万眼机井；80年代，压缩200万亩农田灌溉面积；90年代，调整产业结构，开采战备水源；今天，北京附近再也找不到足够的清洁水源，只能耗巨资进行南水北调。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兴起修水库的浪潮，至90年代，已建水库8万多座。从1954年起，北京周边先后建成了官厅、密云、怀柔、海子4座水库，总库容为93亿立方米， 80～90年代建成了田村水厂、怀柔水源九厂、密云水源十厂等，以此弥补城市供水的不足，但是进入80年代后期，降水量严重衰减，再加上上游层层拦截，导致地表水供水不足。

水库一般都建在河流的上游或中游，修建初衷是洪水季节拦截洪水，枯水季节补给河水。水专家王同祯指出，这只是一厢情愿，水库一旦建成，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异化为下游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水库不代表流域的利益，只代表水库拥有者的利益。枯水期水库不会放水接济干渴的下游河流，而是为了蓄水发电，拦截本已少得可怜的河水，造成下游断流无水。“整个华北平原历史上河流纵横、湖泊星布，如今有河皆干、湖泊无影，已经由中国的外流区变成了如新疆一样的内流区。其原因就是我们在燕山、太行山区，在那些流向华北平原的河流的上游修建了数不清的水库，这些水库起到的作用，无非是把下游华北平原优良的水环境以及应在华北平原产生的效益挪到了上游而已。”

“不久前，河南林县红旗渠精神大型展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观者如潮。修建红旗渠的精神无疑是伟大的，但红旗渠浇灌了几十万亩农田的效益却是以漳河水的断流以及下游古城沧州一带无水、百姓吃深采的地下水导致氟中毒为代价的，孰得孰失？也许终有一天，我们需要拆除一些水库来恢复华北平原的水环境，让那些生活在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马颖河、漳河、南运河等60多条河附近却从没见过河水的人们，看到祖先世世代代厮守的河流曾经怎样碧波荡漾，怎样欢腾地奔向海洋。”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曾出版《水乡北京》一书的王同祯说。

密云水库：3种发展模式都威胁北京水安全

密云水库1960年建成，当时其功能是以防洪、发电、农业灌溉、水产养殖和城市供水为主，流域面积15788平方公里，水库最大蓄水量为43.7亿立方米，平均年径流量11.9亿立方米。

很难想象，密云水库这个水源水库竟然一度成为大型旅游基地。由于密云库区人口密度较高，土地资源有限，山地农业、林业资源开发潜力不大，工业发展受到一定制约。于是，人们想发展旅游业。1981年6月，一家权威报纸发表建议把密云水库办成“千人住，万人游”的旅游基地的内参文章。水库管理处和几家单位建设了度假村，很快，密云水库星期天游人的数量迅速突破了万人次大关。

这使密云水库的水质发生了变化：长期受面源污染影响，总磷、总氮有逐年增加趋势，水质已由多年贫营养型演变为中营养型，对水库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潜在威胁。目前，密云水库水环境处于准可持续发展状态。这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对密云水库1991年～2001年的11年监测分析结果。

“大规模旅游不但会对水库造成严重污染，游艇洗舱废水、各种宾馆饭店培训中心洗浴污水、游客的垃圾粪便、野炊残羹剩饭等随暴雨径流进入密云水库，污染水体；水上活动可将大肠杆菌、X体、螺旋体等病原菌带入水体，对密云水库将来作为饮用水源造成严重威胁。”

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市政府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成立了水源保护机构，在水库周围划分了一级、二级、三级水源保护区，并制定了《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作出了禁止在密云水库地区开展大规模旅游活动的决定，拆除了度假村，取缔商业饮食网点，禁止未经批准的机动船下水，并实行汛期封路、封坝制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停止发展旅游业之后，人们又将脑筋放到了铁矿开发上。

密云水库周边有大量的铁矿资源，勘探发现水库下面是一个储量达1亿立方米的大铁矿。一时间，县里开矿、村里开矿、农民自己也开矿。村村开山炸石，户户采矿选矿，把岩石上的灌丛破坏殆尽，土壤被剥离，水土流失到处可见。“密云是石质山区，土层很薄，一些树木是1960年建水库时种的，许多陡峭的岩体生长着成片的自然灌丛，遮挡着裸露的灰岩，水库才呈现出山清水秀的景色。可悲的是，打眼放炮开山炸石，一瞬间就可以让它面目全非。据中科院山地灾害研究所的研究，在纯自然状态下，灰岩植被破坏后，岩石变为1公分厚的土壤需1万年，从这些土壤中长出灌丛要1000年。”

密云铁矿品位低（7%），开采过程产生的废石量非常大，巨量的废石堆入山谷，在暴雨洪水作用下，时刻潜伏着泥石流的危机；特别是选矿之后的尾矿库未按工程规范进行堆沙，形成一个个人工矿砂湖，给密云水库生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上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的铁矿采选等行业，不断向河道排入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水和污水，使得密云水库上游水质呈明显下降趋势：潮河戴营断面铁离子浓度常年超过Ｖ类标准。造成河道淤积、水体水质恶化。“我们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在《密云铁矿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中这样下结论：密云开矿不仅破坏生态，还造成河道阻塞、水库淤积，矿区内有害元素带入地表，对水库产生有害影响，所造成的继发性生态破坏是长期的和难以控制的。严格限制铁矿开采规模，禁止铁矿自采与群采，严格执行铁矿开发的复垦规定，环保部门应制定严格措施并严格监督管理，防止铁矿开发大量占用土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河道堵塞、水库淤积以及泥石流等生态灾害发生。”王建说。

在政府下令停止铁矿采选后，人们又开始在密云水库用网箱养鱼。“开始时，在走马庄一带库区只有0.03公顷网箱，没几年的工夫，规模已高达4.5公顷，网箱养鱼在密云水库迅速发展起来。”

看起来，网箱养鱼比旅游业和采矿业更环保。其实不然，“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根据我们对密云水库网箱养鱼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养鱼时投入水中的大量饵料、鱼类排入水体的粪便，会对水体造成极为严重的有机污染，其污染程度相当于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向水库排污。”王建此时参加了密云水库网箱养鱼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我们算了笔经济账：养鱼成本高于养鱼收益，年总收益仅为400万元，养鱼个人每年承担的养鱼成本高达690.8万元，而国家每年承担的环境成本为421.6万元，自然资源耗竭成本为每年300万元，环境代价巨大。密云水库周边开发，一年可以创造1.5亿元经济收益。而它作为水质符合饮用标准的水体，1立方米水价值1元，30亿方水就是30个亿。”王建指出，密云水库开发和保护的经济账很明了，相继对旅游业、采矿业和网箱养鱼举“红牌”是明智之举。

官厅水库：这盆水“起起伏伏”

官厅水库作为北京饮用水源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其修建之初，功能定位是防洪、兴利，只有门头沟几十万人一直饮用官厅水。但随着北京城区地下水开采过量，上世纪80年代，官厅水库成了北京的地面饮用水源地，与密云水库并称北京“两盆水”。

其中，在官厅水库上游发生的沙城农药厂污染事件，拉开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序幕。

沙城农药厂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文革”前，向国外购买滴滴涕，但当时发达国家已经限制生产，为此中国化工部从国外购买全套设备，1968年在官厅水库畔建起此厂。不止化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官厅流域上游兴建了化肥、造纸、制药、纺织、皮毛、橡胶、机械、冶金、炼焦、有色金属、采矿等大量工业企业。

1972年春，怀来、大同一带的群众因吃了官厅水库有异味的鱼，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当时的时代背景很特殊，甚至有人以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问题很严重。”面对十年动乱和左倾思想的干扰，周总理亲自过问，最后国务院作出批示，由万里任组长的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迅速成立，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入库河系、污水灌溉和库区水质、底泥、水生生物的污染状况以及污染物与人体的健康对应关系等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实验研究。王建当时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原国家计委、原国家建委向国务院作出《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称，“经化验，证明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日本规定不得超过0.11毫克）。今春从水库收购的4万斤鱼，不敢出售”。“官厅水库水质恶化是由于水库上游受到沙城、宣化等地工业废水的严重污染。官厅流域污染较重的企业有242个，排放最严重的77 个；年排废水1.2亿立方米，约占水库多年来水量的8.3%；其中，年排有毒废水6400万立方米，占总废水量的一半；污染最重的是宣化，其次是大同、张家口市和下花园。”

从1973年开始，国家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企业，按其规模、性质分别确定了相应的治理方案。为此，国家和有关部委拨出专款近3000万元投入官厅治理，对沙城农药厂等所有污染源展开了治污攻坚行动。

王建介绍说：“从1971年至1983年，官厅流域经济迅速增长，但水环境质量没有相应恶化，属于轻度污染。1984年以后，由于管理体制原因，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名存实亡：环境管理日益削弱，连每年7万元的日常办公经费都成问题，工作用车也被挪用，大部分管理人员开始陆续调离。流域内各省市自治区各自为政，官厅流域重污染的企业上了一个又一个——造纸厂、制革厂、酿酒厂、水泥厂、化肥厂、炼铁矿、小金矿，污染越来越多。一条条污染带直奔洋河、桑干河、妫水河，有机污染日趋严重，甚至造成官厅水库出现富营养化。真是载不动几多愁，一条脏水向东流。”

“官厅水库水量锐减，水质恶化。2001年径流量为7.8亿立方米，入库水量锐减，出库1.2亿立方米，相应库容为2.61亿立方米；水体水质多为V类，全流域水环境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是高锰酸盐、氨氮等。主要入库河流水质为IV～V类。”

1997年，因北京部分市民发现来自官厅水库的水有异味，官厅被迫退出首都饮用水源。此后，该水库仅用于工业、农业灌溉和城市河湖补水。

近年来，首都饮用水再度告急，官厅水库及其周边的全面治理再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重新启用官厅水库作为北京第二大饮用水源地已是势在必行。

北京向谁要水？

解放初，北京有200多万人，年人均水资源2000多立方米；现在1800万人，年人均水资源不足300立方米，远低于联合国划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成为世界级“贫水城市”。

北京不像上海、广州、重庆，它们有大江大河，而这些大江河常年有水，从不断流。北京水资源主要靠境内和上游流域的自然降雨。北京的降水时空分布主要集中在汛期3个月，而且70％以上的降水又集中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短短的20天内，这就注定了北京是资源型的缺水城市。

王建为北京的水算了一笔账：

北京地表水资源总量：北京地表可利用水量急剧衰减——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为47亿立方米，60年代为20亿立方米，80年代前期为15亿立方米，90年代境内地表径流量仅为13亿立方米。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和其他来源三者相加，在平水期为16.7亿立方米，偏枯期12.9亿立方米，枯水期10.1亿立方米。

北京地下水资源总量：考虑到部分地区的超采和环境恢复，在近期无外来水源的条件下，推荐北京市地下水开采资源量为24.53亿立方米/年。

北京用水总量：北京市每年用水量为40亿～42亿立方米。2000年北京利用水资源40.48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3.40亿立方米，占33.1%；地下水27.08亿立方米，占66.9%；工业、城市生活
和农业用水共计37.48亿立方米；地表水输水损失和自来水供水损失共3亿立方米。

王建说：“北京现在的水缺口大概为每年3亿～5亿立方米，到2010年，这个缺口就更大了，那
时候北京需要42.62亿～50.56亿立方米。”

王建还警告说，北京城近郊地下水已被有机污染，“北京市地下水水质整体较好，但局部地区有超标或严重超标现象。地下水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排序为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甲烷，污染点主要集中在西郊一带，已形成造甲街和二机床两个局部污染的重点区。氯代烃污染主要呈点状分布，高浓度点主要集中在丰台的潜水含水层、老城区和东郊化工区，其他地方为零星分布”。

流域中上游经济增长对水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导致下游水量减少，水库和湖泊水位下降，有限的水也被污染，地下水超采，而用水量只增不减，北京应该向谁要水？华北水资源有限，我们的增长欲望无限，违反能流物复律、负载定额律的增长，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可能和谐。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只是救急之用，可以缓解北京用水紧张，但北京水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立足于北京当地。
“首当其冲的是调整产业结构，区域限批以水定都，而不是以都定水。北京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将使我们的城市效率越来越低，逐渐失去竞争力，将来很难建成宜居城市。北京应适当疏解城市功能，定位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辅以必要的工业发展规模、调整工业布局，提高城市工业用水效率；农业用水至今仍是用水大户，这种状况要有所改善；还要加强污水资源化。”王建说。

“其次，北京应减灰增绿扩蓝，同时留住雨水润京城。”王建说。这个观点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研究员哈承佑的建议不谋而合——实行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蓄，把汛期年均迁流量13.67亿立方米的1/4～1/5补给地下，也可以增加水资源量3亿～4亿立方米。

“水的退化将导致生命的退化，水的消失将导致人类文明的消失。没有可持续的江河，哪有可持续的生命？哪有可持续的文明？”王建的报告最后用了这句话，更多的思考和措施还须延续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