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韦常春 来源：赢周刊
英国著名媒体《卫报》上周刚评选出“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中国新首富”施正荣、环保人士马军和导演贾樟柯等四名中国的“绿色英雄”入选。评审团成员包括世界银行前首席科学家沃特森、获得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马萨伊、国际绿色和平总干事葛德等科学家、学者、官员。《卫报》赞许马军“采取与中央政府配合的态度，勇敢揭发地方干部和企业污染水源的行径”。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是中国著名环保人士，当选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他创立的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曝光数千家污染中国水源的企业。他承认自己有点像孤军奋战的“唐吉轲德”，但他没有停止任何对环境有利的行动，他很乐观地说：“相信我们能够有一个绿色的未来”。
马军简介：
马军，39岁。1999年出版《中国水危机》一书。2002年加入环境咨询公司。2006年5月建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2006年9月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 2006年底被评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同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
未来二十年是中国环保的关键时刻
赢周刊：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几乎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中国的环境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马军：(环保)问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根源在什么地方，要找到原因，采取一些办法解决它。我们在做环保组织，考虑的就是未来二十年，其实对中国环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有两个重大的使命，一是保证当代人享有一个起码的环境健康的标准，就是污染控制的问题；另外就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自然资本和自然遗产。可能在十几二十年时间里，自然遗产要丧失殆尽，像地下水也是同样很难处理的自然资源，也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
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在经济翻两番的过程中，不断强调要大搞重化工业，要提升重化工业占有的比例，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重化工业发展的速度，造成我们的能源效率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时，效率在下降，这样整个压力就非常大了。同时我们的自然资源匮乏，不是真正的地大物博，特别是人均资源。
现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珠三角、长三角正在比着谁最后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但我们是不是要成为世界的垃圾场、世界的烟囱、世界的垃圾场？不客气地说，有些地方已经成为世界的垃圾场。
400个城市被垃圾“围城”
赢周刊：你长期从事环保工作，常常到各地调研，能否用具体数据和事例来证明我们身处的环境是怎样的现实状况？
马军：每年排放537亿吨的水，大部分没有很好的处理，现在新公布的数据，60%的断面在四级以上，非接触水了，主要的城市90%的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有600个城市大概有400个属于真正的垃圾围城，北京六里屯的垃圾处理场要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场也引起很大争议，争议的背后，是很多城市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一亿多吨的垃圾，包括每年还在以10%的速度增长。我们自身的城市化、消费主义实际上也带来很大的环境压力，7%的耕地养活了 22%的人口，我们还用了35%的化肥和大量的农药，这些都是世界第一位的。肉类的消费成为世界第一，这是我们进入小康生活的一种标志，但我们没做好后面的那部分，供给方面做了，但最后是怎么排放的，这19亿吨养殖场出来的东西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就把我们的湖泊变成了化粪池的状态。
汽车的数量在急剧增长，北京第一个百万辆用了40多年的时间，第二个一百万用了6年的时间，第三个一百万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城市在高峰时期几乎成为了一个大停车场，来回八车道的路成为大的停车场，怠速的排放不可想象。珠三角比北方好一些，因为自然的条件、降水、植被等好一些，但同样也有很大的问题。酸雨的问题更多集中在南部，有些地方到了无雨不酸的地步，有一些地区酸的程度达到了4以下，快变成强酸了。
水污染的形势更严峻，“三河(海河、辽河、淮河)三湖”最污染。接近30%是劣五类，一类水只有3%了。太湖的水质为什么不能搞好？我们看到入湖的很多河流很多都是劣五类的。
我们有1/3的人口暴露在比较严重的空气污染中，3.2亿的农村人口饮水是不安全的。1/5的重点城市饮用水的水源地水源不能得到保护。以往我们缺乏技术工程能力来把水很好的处理成饮用水，现在更多是水源地遭到了污染，一些城市已很难找到合格的水源地。当你的水源地严重污染，投入再多的药也很难把水整治到适合人饮用。
珠三角土壤污染也相当严重
赢周刊：刚才您提到的是空气污染、水污染这些比较瞩目的问题，能否介绍比较隐蔽但危害性同样大的问题？
马军：大家比较少注意的是土壤污染、重金属等等。现在的数据是1.5亿亩(地)受到污染了，很多原因是因为水资源很缺乏，有些地区的工业废水、城市污水直接拿来灌田了。据估算，全国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到了1200万吨。走到一些地方，农民不吃自己种的粮食，他自己知情啊，卖到外地，自己再买其他水好一些的地方种出来的粮食，或者自己开辟一小块田。实际上中国人在毒害自己，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可以说是民族自残性的行为。
据环保总局近期的调查，珠三角城市周边的地区，土壤污染是相当严重的；长三角正在迎头赶上，因为他们在把很多工业接过去。现在，污染转移的趋势是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上蔓延、从陆地向海洋蔓延、从支流向干流蔓延；向西部边远地区转移，直接向海洋转移。大家都认为海洋的容量很大，淡水资源没受到直接损害，但我们这么多的排污口，我们喜欢吃的海鲜是否安全？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国家、各省，包括广东省的海洋公报，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风险的。这些重金属会沿着食物链，再回到人体，所以我们必须控制污染。
水污染同样在影响社会安定，加剧社会不公平，影响社会和谐。最近，环保总局进行了流域限批，(环保总局的官员)下到安徽蚌埠，当地百姓齐刷刷地跪在他们面前说你们要来救我们，我们的生活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像环保总局局长潘岳所说的，可能这个污染已经把中国逼向可以承受的底线。
除了西藏，全国各地都有供水不足的情况，但有限的清水又被滚滚排放的污染物污染。北方许多河流在干涸，50年我们失去了1000个湖泊，地下水超采造成世界最大降水漏斗区。在草场方面，90%的草场退化。出路在什么地方？50年来我们的出路是不断开源，我们还可不可以继续这样开源下去？开源的最后一博已经开始了，南水北调工程两条1200公里的渠道正在加紧建设中。一条从长江的下游，将水引到山东、天津，一条从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从水引向北京，引向河南、河北。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将由一个地下管道来运输，那个管道直径4米，人站进去可以感觉到是非常渺小的，堆积如山的管道正准备埋到地下。但在北京高楼大厦一片繁华，寄望1200公里的一条脐带，是不是安全的？当地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为了弥补这些损失，我们要从三峡调水接济汉江的下游，避免蓝藻在长江下游破坏，三峡怎么办？我们一层一层不断将取水口向远处推，有人说我们可以看到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运西藏水救中国。民间谈各种各样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畅想都是可以的，因为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我希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第一时间考虑这个脆弱的环境、这些社会的代价，不能一开始只考虑工程和技术的可行性。
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大的水电装机容量，中国建有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坝，但现在的目标是十五六年内提高到现有水平的2.9倍，这意味着什么？现在还在流淌的西南江河上，就定了非常多的梯级，在干流上甚至是雅砻江上，有330座坝。
污水处理厂选择“受罚”390万年
赢周刊：在您看来，解决环保问题的阻力源自哪里？
马军：几个了解事情真相的专家参与决策的过程，他们说真的是压力太大，不签字也不行。没有公众的介入，靠几个专家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中国的问题，实际机制的问题是根本的。环保总局局长也提出来，所谓企业“三不怕(不怕环境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给老百姓造成损害)、三不查(地方政府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一个企业如此污染的情况下，本来应该是重点审核的企业，但它的门口常常挂着重点保护企业的牌子，上面写着未经允许任何单位不许检查收费。潘岳也说，本来应该是挂牌督办，但现在是挂牌保护，环保局讲起来也很心酸，人家不允许我们进去啊。我们看到渭河，站在旁边眼睛都很刺激，上游就有这样一家嘉士伯的合资企业，成为渭河唯一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的企业。当地环保部门一再要求他们要上环保设施，最后面对央视的镜头，当地环保局的局长说，他们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得花)390万，(不建的话)一年只能罚两次，一次5000元钱，所以他们可以罚390万年。
我们支持环保总局“作茧自缚”
赢周刊：环保局无力独自拯救环境，你认为我们还有什么解决良方？
马军：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不能只有专家、官员、少数开发商参与，因为他们常常有动力达到妥协，但公众利益会受到损害。当地受到影响的社区一定要参与进去。我们要控制水污染，必须加强执法，要执法必须突破利益关系。从个人的经济利益来说，大的权力和资本正日益结合起来，他们联起手来，里面的利益关系比以前还要复杂。我们要突破利益关系，必须要有公众的参与。专家一个人顶不住啊，历史上也就那么几个人顶住了，最近有一个就是黄万里，结果一辈子被人边缘化，再也没有机会参与决策。
要鼓励公众的参与，首先要有环境信息的公开。2003年我们有了一部环境影响评价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公共决策时要有公众参与的法规，当然它还是太脆弱了，全面参与的条件还不具备。在中国，法院常常解决不了问题，按北大一个环境法的知名教授所说的，能不受理就不受理、能不判就不判、能不审就不审、能不处罚就不处罚、能不执行就不执行。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在2008年5月1日就要执行了，首次提出当公众认为这些不是保密范围的，就可以请求公开，如果不公开的，必须在一定时间给出解释。环保总局作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作茧自缚，但我们支持这样的作茧自缚。我们希望在现实中促使它完善。
污染企业像蚂蟥吸附着黄河
赢周刊：监督好企业就等于控制好污染源，你们怎么去监督污染企业？
马军：我们2006年开始做全国水污染数据库。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所在的地区在污染排放方面是怎样的排名。广西的排放量是非常大，跟制糖工业有关系。但我们发现，有些企业是从广东转移过去的，然后水从上游又排放下来。我想应该有一个全流域的概念，不能让这些人在那些地方找到排污的天堂，这样的排放，珠三角想清自己的水也是很难的。
我们在东莞看到一家纺织印染公司，他们暗排、偷排一天就是排放2万多吨。东莞的河就跟墨一样，味道非常难闻，每年是6亿吨的工业废水，几乎以工业废水为主。这个地区是“世界工厂”，高速公路的一场车祸可能引起全世界IT产业的震动，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但水是这样的颜色，完全不适合任何生物的生长，最后排到珠江，给我们造成的损害是多大？别人还说我们倾销，要压人民币升值，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包括工人的职业健康、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等，多大的代价能还清？现在我们投入了百亿资金治理，但治理的效果远远不如现在就把这些污染源制止住，要求必须要做到达标的排放。
黄河甘肃段的污染企业就在黄河的两岸，因为取水方便，排水也方便，清水拿过来，脏水就这样排出去。当地的环保组织帮助我们对它进行了定位，使得社区和公众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紧紧沿着黄河，有时就像蚂蟥引在血管上，紧紧吸附在河流的周边。
消费者可用购买权利来投票
赢周刊：被监督企业有没有施加阻力？你们的措施有多大成效？
马军：我们制订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指数，根据水质状况、排污状况、污染源状态，经过一套计算，每一个地区环境信息公开的指数，全国有上百个城市得分为零。信息公开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
全国水污染企业已有6000家进入我们的名录。在媒体的报道下，有企业感觉到压力跟我们做交流，但先期来的企业大部分派公关人员。我们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到达标排放，但企业说，我买一家老企业，把它弄到达标需要花多少钱啊，我要等一等看一看，这个事是不是这样就过去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必须要持续做这件事，我们和其他20家环保组织进行了绿色选择的倡议，就是基于这6000家的名单，让消费者用自己的购买权利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购买权利完全在你的手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你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需要表达出对这些企业的环境表现，一念之间的选择对企业会产生非常现实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压力下，差不多30多家企业已经主动跟环保组织沟通。有企业承诺进行第三方的审核来证明，找一家技术咨询公司将你的环境管理体系、污染情况看一遍，最后证明你改好了，当然也要有环保组织参与，最后能证明确实改好了，才能从这个名单拿掉。
当然，不是所有产品都是消费品，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厂家。我们也在跟一些大企业谈，必须管理自己的供应链。管理的工具是我们开发的不达标企业查询的搜索引擎，将这家企业的名字打进去，点击就可以查看这些企业的情况，根据政府的什么文件在哪一年违反了什么法规。企业都有自己供货商的名单，将自己的供货商打入搜索引擎，就可以筛选出被中国政府宣布为超标排放的企业，找到后下去审核，也对这些企业提出要求，解释自己是怎么做的。现在只有三家企业做完了这样的审核，也只有三家对他们的供货商做了这样的筛选，只有一家真正向供货商接触，要求他们整改。但是，有三家企业重新修建了自己污水处理设施，能做到达标排放，这对环境也是一个现实的改进，可能会促成一个链式反应。公众如果不关注，不能依赖企业良心发现。
国际大企业在讲排放时说我的心就是绿的，就是要环保的，但回看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公众提出要求时，这些企业抵制过，觉得这是额外负担。后来他们认识到公众、环境的要求是不能抵制的，因为公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领先的企业意识到需要主动跟社区、公众沟通、持续改进，这样的状态下，公众也有足够的耐心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双赢。现在大企业来沟通，大部分都是跨国公司，做了改进的大部分都是跨国公司。因为他们面对本国的环保组织现实的压力，你这么一搞，新闻一报，订单就减少了，当地的法规做不到，没办法在你这里采购了，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但我们不能等到压力从他们本国传回来，这样解决不了环境问题，我们要形成自身对他们的压力。
“我们只有五个人”
赢周刊：在现实中，跨国公司毕竟还是有非常庞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的。你作为一个ENGO(民间环保组织)与之抗衡，是否很吃力？
马军：他们有6000个企业，我们只有五个人，这是不够的，真的需要全社会更多的支持，不是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哪怕一个政府部门，解决不了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中国的公众以一个公民的意识，介入到管理中，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压力，才有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这么小的机构，没有钱，能力也是有限的。这些企业为什么要漂洋过海来解释他们出现的问题？我想还是在于公众有某种程度的关注。
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要开始关注自己发展带来的全球影响。我们现在碳的排放开始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甚至有人说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再给我们二十年时间，恐怕难了，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承担起责任。
赢周刊：你会不会觉得个人的力量还是太渺小了？
马军：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还是要相信未来，相信我们能够有一个绿色的未来。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绿色生活的方式，减少对环境的损害。你可以积极参与到环境管理中，比如积极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这样的制度过程，积极关注政府公布的环境数据。一些国家已开始急速向绿色生产、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向转。我们不可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污染肆虐的情况已到底线了，不可能等我们发展起来、人均GDP八千了，再来治理。
记者手记: 中国迫切需要“马军”式英雄
“如果在北京的户外广告板上，把马军的头像与篮球明星姚明和银幕美人章子怡放在一起，一般的路人恐怕都弄不清楚这个人是谁。但那些知道他的人会坚持说，比起一个体育巨星或电影明星来，中国更迫切需要的是像他这样的英雄。”2006年5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这样写道。
“北京也在经历一个灰霾的天气，这个词原来多数时间是在珠三角听到，现在也转到我那里去了，湿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也是照样一片的灰暗，这对要举办奥运会的城市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马军谈起环保问题总是忧心忡忡。
和马军聊天，能感觉到他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严肃和焦灼，说话一板一眼。虽然他的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个很斯文的青年教师，但他的语气总是很有穿透力。他频频到各地去演讲、考察、测评，通过尽可能的措施去为治理环境作一点点贡献。即便是成为公众人物，当有普通民众向他咨询任何问题时，他也没有任何的架子，态度依然非常诚恳。
长年关注中国环保问题，让马军多次感觉到心痛和难受，面对难以彻底治理环境污染的现实，他有时也有一些力不足逮之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也没有止步。他甚至为了更自由地开展环保活动，辞去其他工作，筹建了ENGO(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他花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收集整理多个政府部门的相关数据，向公众提供各个省市的水质、排放和污染源信息，并努力推动企业承担其环境责任。2007年底，他完成了“中国空气污染地图”， 4000多家企业榜上有名，民众可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空气品质在全国的排名。
为中国的环境污染把脉，马军的认真和执著确实让人很感动。更关键的是，中国需要更多的像马军这么“狂热”的环保斗士。
2008年1月29日星期二
2008年1月23日星期三
“绿色奥运”的背后：中国北方水荒之困
记者Chris Buckley 来源：路透社
北京周边的农村正在为奥运会付出他们自己的代价：下降的农产量、抽干了的水井，以及因失去土地和家园而引发的争执。为了建设“绿色奥运”、让一个翠绿繁荣的北京展现在世界面前，中国正在加快运河的建设进度，它们将为北京提供3亿立方米的“紧急用水”。
309公里的运河深入北京毗邻的河北省，从那里本已饱受大旱和环境退化困扰的农村将水引回北京。在政府发起“100天战役”、试图在4月底之前完成主体运河建设之际，村民们想知道，为了北京的绿色奥运，他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个好事。它将把水输往北京，这样各项工作就可以顺利开展，”河北唐县的牧民石银珠（音译）说道。百米宽的运河就穿过该县境内。
“但是对我们当地人来说，他们为了开凿运河就得抽走地下水，我们还是去了大片大片的土地。有时你心中嘀咕，他们是不是比我们更需要这水？”中国决心让 2008年奥运会成为其经济奇迹的生动体现，但是北京从乾旱邻省抽水的计划同样显示出中国以城市化为驱动的爆炸性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很多涉及地质状况和当地环境的基本问题没有被预想到，”北京的环保活动家戴晴在谈及奥运会水工程时说道。
“但是基本问题是，中国北方本来就没有足够的水，为什么他们应该为北京付出如此高的代价？”奥运水工程是更大范围的南水北调项目的一部分，後者计划到2010年将长江水引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耗尽了河流和地下蓄水层。
北京官员起初希望中线工程在奥运前能够完工，可以满足奥运会需求。届时用水量预计将比平均值高出30%，达到每天275万立方米。但由于准备工作推迟，政府选择首先从北方的河北和山西来为北京提供後备水资源。该项目给河北省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持续十年之久的乾旱之後，它已经是中国最为缺水的省份之一，却要为北京提供约80%的水源。
根据该省估计，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河北人均水资源占用量排倒数第一，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8左右。仅仅在奥运水工程密集分布的保定周围，就有3.1万人已经因为该项目失去土地，并且可能失去家园。更多的人被安置在河北其他地方。
甚至在这个严密管制的、大多数人都为奥运感到骄傲的国家，河北的创痛也已经通过当地媒体报导和全国人大代表反映出来。“北京和河北的用水冲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中国科学院的水利工程师、该项目顾问刘昌明说道。“但是那里别无选择。奥运会是中国的一个大事，所以必须做出牺牲。”
河北王快水库是该工程的一部分，住在附近的农民王军强（音译）谈到了被抛荒的土地和丧失的生计。她说，两年前，政府将该水库的水价提高到原先的3倍多，她只好将部分土地抛荒。“我们太穷了，没法自己鉆井，虽然粮食价格上涨，种田仍然不赚钱，”她说道。“我们过去就很穷，现在更穷了。”
河北农民已经收到了农田抛荒的补贴，或者被鼓励种植小麦而不是水稻或者蔬菜，但是包括王军强在内的一些人仍然表示，未曾收到这笔钱。但是，接受采访的村民没有一位说奥运会的坏话，或者暗示它不应该在北京举办。但是对于自己为绿色奥运作出的牺牲，许多人表现出的是无奈和隐忍，而不是骄傲。“我不知道奥运会的事。我们只是普通穷人。我甚至不识字，”王军强说道。“在我们开始想大事情之前，我们得吃饱肚子。”
从官方言论来判断，在河北的部分地区，对运河的不满情绪已经开始加深，请愿和抗议有时迫使工程延期。去年9月，一名保定官员声称，跨运河的桥梁建设已经推迟，毁坏的灌溉设施还未被修复，这激怒了被迫背井离乡的农民。保定水利局副书记王兰芬在刊登在该局网站(www.bdsl.gov.cn)上的讲话中表示，水库部分地段的工资和工程款还未支付，引发承包商抗议。
王兰芬声称，村民正为获得更高的失地补偿而互相攀比，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并强调“稳定高于一切”。据官方媒体报导，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上周呼吁河北尽快解决奥运项目的用地问题。对于这个为解决乾旱问题而设计的巨大工程，最为讽刺的是，因为设计方案不周密，有时建设者们打通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地下水源，反而不得不把水引走给工程开路，造成附近水井的干涸。
牧民石银珠声称，工程导致当地地下水水位下降後，他已经将自家的水井打到了25米深。“我们必须确保北京供水安全，”石银珠说道。这个标语出现在保定各处的?上。“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有足够的用水。”随着更严重的乾旱逼近河北各地，他的希望今年似乎变得非常渺茫。保定当地报纸最近已经警告会出现“异常严峻的”水资源短缺。
供应该地区的西大洋水库在乾旱的冬季已经出现短缺现象，官员已经下令从50公里外的王快水库调水，然而後者的水源也远远不够。这两个水库都得向北京供水。 “保定的水资源短缺已经持续十年之久，”保定水利官员尉健强（音译）说道，他还不忘强调，自己坚决支持为北京供水。“但是今年的情况开始变得特别严重。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翻译：程华）
北京周边的农村正在为奥运会付出他们自己的代价：下降的农产量、抽干了的水井，以及因失去土地和家园而引发的争执。为了建设“绿色奥运”、让一个翠绿繁荣的北京展现在世界面前，中国正在加快运河的建设进度，它们将为北京提供3亿立方米的“紧急用水”。
309公里的运河深入北京毗邻的河北省，从那里本已饱受大旱和环境退化困扰的农村将水引回北京。在政府发起“100天战役”、试图在4月底之前完成主体运河建设之际，村民们想知道，为了北京的绿色奥运，他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个好事。它将把水输往北京，这样各项工作就可以顺利开展，”河北唐县的牧民石银珠（音译）说道。百米宽的运河就穿过该县境内。
“但是对我们当地人来说，他们为了开凿运河就得抽走地下水，我们还是去了大片大片的土地。有时你心中嘀咕，他们是不是比我们更需要这水？”中国决心让 2008年奥运会成为其经济奇迹的生动体现，但是北京从乾旱邻省抽水的计划同样显示出中国以城市化为驱动的爆炸性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很多涉及地质状况和当地环境的基本问题没有被预想到，”北京的环保活动家戴晴在谈及奥运会水工程时说道。
“但是基本问题是，中国北方本来就没有足够的水，为什么他们应该为北京付出如此高的代价？”奥运水工程是更大范围的南水北调项目的一部分，後者计划到2010年将长江水引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耗尽了河流和地下蓄水层。
北京官员起初希望中线工程在奥运前能够完工，可以满足奥运会需求。届时用水量预计将比平均值高出30%，达到每天275万立方米。但由于准备工作推迟，政府选择首先从北方的河北和山西来为北京提供後备水资源。该项目给河北省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持续十年之久的乾旱之後，它已经是中国最为缺水的省份之一，却要为北京提供约80%的水源。
根据该省估计，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河北人均水资源占用量排倒数第一，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8左右。仅仅在奥运水工程密集分布的保定周围，就有3.1万人已经因为该项目失去土地，并且可能失去家园。更多的人被安置在河北其他地方。
甚至在这个严密管制的、大多数人都为奥运感到骄傲的国家，河北的创痛也已经通过当地媒体报导和全国人大代表反映出来。“北京和河北的用水冲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中国科学院的水利工程师、该项目顾问刘昌明说道。“但是那里别无选择。奥运会是中国的一个大事，所以必须做出牺牲。”
河北王快水库是该工程的一部分，住在附近的农民王军强（音译）谈到了被抛荒的土地和丧失的生计。她说，两年前，政府将该水库的水价提高到原先的3倍多，她只好将部分土地抛荒。“我们太穷了，没法自己鉆井，虽然粮食价格上涨，种田仍然不赚钱，”她说道。“我们过去就很穷，现在更穷了。”
河北农民已经收到了农田抛荒的补贴，或者被鼓励种植小麦而不是水稻或者蔬菜，但是包括王军强在内的一些人仍然表示，未曾收到这笔钱。但是，接受采访的村民没有一位说奥运会的坏话，或者暗示它不应该在北京举办。但是对于自己为绿色奥运作出的牺牲，许多人表现出的是无奈和隐忍，而不是骄傲。“我不知道奥运会的事。我们只是普通穷人。我甚至不识字，”王军强说道。“在我们开始想大事情之前，我们得吃饱肚子。”
从官方言论来判断，在河北的部分地区，对运河的不满情绪已经开始加深，请愿和抗议有时迫使工程延期。去年9月，一名保定官员声称，跨运河的桥梁建设已经推迟，毁坏的灌溉设施还未被修复，这激怒了被迫背井离乡的农民。保定水利局副书记王兰芬在刊登在该局网站(www.bdsl.gov.cn)上的讲话中表示，水库部分地段的工资和工程款还未支付，引发承包商抗议。
王兰芬声称，村民正为获得更高的失地补偿而互相攀比，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并强调“稳定高于一切”。据官方媒体报导，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上周呼吁河北尽快解决奥运项目的用地问题。对于这个为解决乾旱问题而设计的巨大工程，最为讽刺的是，因为设计方案不周密，有时建设者们打通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地下水源，反而不得不把水引走给工程开路，造成附近水井的干涸。
牧民石银珠声称，工程导致当地地下水水位下降後，他已经将自家的水井打到了25米深。“我们必须确保北京供水安全，”石银珠说道。这个标语出现在保定各处的?上。“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有足够的用水。”随着更严重的乾旱逼近河北各地，他的希望今年似乎变得非常渺茫。保定当地报纸最近已经警告会出现“异常严峻的”水资源短缺。
供应该地区的西大洋水库在乾旱的冬季已经出现短缺现象，官员已经下令从50公里外的王快水库调水，然而後者的水源也远远不够。这两个水库都得向北京供水。 “保定的水资源短缺已经持续十年之久，”保定水利官员尉健强（音译）说道，他还不忘强调，自己坚决支持为北京供水。“但是今年的情况开始变得特别严重。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翻译：程华）
2008年1月21日星期一
《财经》杂志：三峡地质求治
记者 常红晓 欧阳洪亮 来源：《财经》杂志
蓄水175米在望，对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与治理的最大考验即将到来
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在经过近14年的建设之后，2008年终将基本建成。今夏汛期过后，三峡水库有望蓄水至最高175米，意味着达到最大发电能力。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工程的巨大收益显而易见：装机容量高达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847亿度，相当于5000万吨煤炭的发电量；同时，三峡工程在防洪、航运方面的作用非常显著，下游湖北荆江段的防洪标准预期，将由原来的十年一遇提高为百年一遇，万吨船队可以沿浩瀚的长江水面上抵重庆。
1992年4月3日，三峡工程在当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并于1994年12月14正式开工。随着工程的建设，当年毛泽东的浪漫诗句“高峡出平湖”，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当淹没64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峡蓄水至最高175米高程时，三峡水库水体面积将超过1000平方公里。以面积计，它已经超过了中国目前第五大淡水湖——巢湖，后者面积为753平方公里。
与恢弘而神奇的转变同步，三峡工程的多重考验也正在呈现。除了史无前例的百万大移民，历来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发的三峡库区，能否很好地控制这种人为重构过程带来的种种风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三峡工程论证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努力寻求解决之道。至2007年9月25日，在湖北省武汉召开的“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会议”上，新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啸风公开表示：“对于三峡工程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以损失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
据他透露，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研究三峡工程时即提出，首要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
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包括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长江干支流的水污染、珍稀动植物的保护等。其中，地质灾害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三峡水库坝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下距葛洲坝水利工程38公里。三峡水库正常蓄水后，受水库影响的长江干流段长574公里，加上香溪、小江、乌江等50余条一级支流，三峡水库库岸总长达5300公里。
三峡库区地处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东缘。库区两岸山势陡峻，地质活动强烈，岩石破碎。历史上，三峡库区曾多次发生重大地质灾害，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事实上，在三峡库区20个县（市、区）中，有17个属于滑坡等地质灾害“极高危险性地区”；而在全国范围内，同样的“极高危险性地区”所占国土面积比重仅为1/12。
为了降低三峡工程对库区地质灾害的影响，确保库区两岸居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已投资逾百亿元，逐步强化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不过，在地质专家们看来，一旦蓄水至175米高程，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才将迎来真正的考验。
当蓄水至175米高程时，库区水位最高将比蓄水前提升100多米。此外，库区从此每年都要经历自175米降至145米、再升至175米的“放水—蓄水”循环。长江水位大涨大落，可能使一些旧滑坡复活，并诱发新的滑坡、崩塌、塌岸等灾害。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1年的统计，三峡库区20个县（市、区）中，崩滑体前缘位于175米回水线以下的达1600多处，占到了总量的近三分之二。受滑坡影响的人口，仅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就接近四万人。
三峡潜在的地质灾害等问题必然地得到重视。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后，“科学发展观”正式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而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此来看待三峡工程，在进一步获取三峡工程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更应高度重视和解决诸如生态等问题，以使得三峡工程能够持续造福于子孙后代。
基于此思路，在中共十七大闭幕后的数月间，《财经》先后两次派记者前往重庆市万州区、奉节县以及湖北省巴东县、秭归县，从科学层面，对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情况以及存在的挑战进行了深入采访和探求。记者采访的对象，有当年三峡工程的决策参与者，有诸多相关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还包括诸多在地质学界卓有建树的专家和学者。
从《财经》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从中央政府及国土资源部，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国土部门，已经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而在三峡水库距离175米蓄水仅有一步之遥的时候，面临的考验仍然十分严峻。
到目前为止，三峡地质灾害治理还没有全面完成，一些关键的治理工程仍在进行之中；部分已完成阶段性治理的工程，实际效果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当然，更大的挑战还在于，中国将如何建立一个长效、综合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以切实保障脆弱的三峡库区近2000万人未来数十年的平安。
毕竟，三峡面临的挑战，对于中国有着诸多方面的现实及借鉴意义。
——编者
初冬时节，雾锁长江。
在湖北省巴东县长江北岸的东壤口镇黄腊石村，年届半百的王联彩正坐在家门口与邻居闲聊。门前箩筐里，橘子橙黄；家门口向下200多米，便是滚滚东去的世界第三大河。
王联彩生于斯，长于斯，但这样平静的生活还能持续多久，已成一个问号。从2003年起，她家的房屋墙壁开始出现裂缝，房顶也开始漏水。2003年6月，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水电项目三峡工程二期蓄水、将水位从90米提高到135米的日子。
2007年夏季暴雨过后，裂缝更多了。“镇政府说我家正好在滑坡带上，将来必须迁出去，不过到现在还没动静。”王联彩告诉《财经》记者。
在她家西边不远，醒目地矗立着一个告示牌。巴东县东壤口镇政府2006年5月30日所立的这个告示牌上标明，据湖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专业监测，黄腊石村所在的滑坡体变形加剧，禁止通行逗留和种植农作物，严禁船只在沿岸150米内航行、停靠。
在王联彩家所在的黄蜡石村旁，有一条1996年通车的公路，《财经》记者注意到，公路靠山体一边修建的边坡，目前已经变形。位于较滑坡体更高处的房屋，2007年也开始出现滑坡迹象，如房屋倾斜、墙体开裂等。
2006年9月，三峡工程提前一年蓄水至坝前156米水位。2007年汛期放水，在9月后又重新蓄水达到156米水位。按照计划，蓄水至175米最高水位最迟将于2009年达到，亦有可能就在今年发生。
一旦提前蓄水至175米的话，不仅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其防洪作用；同时，随着水位的提高，也将极大地提高发电效率，使得即使在枯水季节，发电设备也有望正常甚至满负荷运行。
就三峡工程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地质风险而言，黄蜡石村或许仅是冰山一角。在过去这些年中，中国政府以及库区周边各地已经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应对三峡库区潜在的地质灾害。迄今为止，这些努力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避免了重大地质灾难的上演。而这一切是否已经足以应对蓄水至175米高程以及之后漫长岁月的考验，仍然存在相当多的变数。
地质隐患
三峡库区历史上一直是地质灾害高发区
三峡今天面临的考验，和其特有的极其脆弱的地质环境密切相关。
三峡全长近200公里，由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组成。三峡库区总面积5.67万平方公里，横跨鄂渝两地20个县市区。万州区、奉节县、巫山县、云阳县等16个县市属重庆管辖；属于湖北的共有四个，分别是兴山县、秭归县、巴东县和宜昌市夷陵区。 以奉节为界，三峡的东西两部则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地貌形态。
奉节以西，属四川盆地东缘，主要为低山丘陵宽谷，以侏罗系碎屑岩为主，河谷相对宽缓；奉节以东，主要是川鄂褶皱山地，以震旦系至三叠系碳酸盐岩为主，地质作用强烈，长江河谷深切于山地之中，两岸山峰耸立，河谷狭窄，水流湍急，“长江三峡”正源于此。
作为中国从地势上的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三峡地区目前仍处在新构造运动带来的变化之中：西部继续上升，东部却在沉降；虽然成就了瑰丽风光，但也同样埋下了巨大的地质隐患。
加上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汛期雨量大且多暴雨。所有这些，使得三峡库区历史上就一直是地质灾害高发地区。
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记载，早在公元100年左右的东汉时期，就有关于三峡岩崩的记录。位于现在湖北秭归县城下游15公里处的现新滩镇一带，更是漫长历史岁月中的重灾区。
1026年（北宋天圣四年），新滩附近的赞皇山出现山崩，著名险滩新滩即由此形成。当时这一崩塌事件一度造成长江断流，过往船只翻沉不计其数。其后 20多年内，当地政府禁止船只在枯水季节通行。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新滩再次发生滑坡，造成航运中断整整八年。接下来的80多年中，新滩又先后发生多起崩滑。 1625年之后，新滩保持了大约300年的平静，直至上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另一个活跃期。最新一次大的滑坡事件发生在1985年。
是年6月12日，新滩滑坡体上段广家崖至姜家坡一带1300万方土石向下滑移，并推动下段1700万方堆积层的解体和滑移。整个新滩镇被彻底摧毁，约有200万方土石冲入长江，激起涌浪高达36米，江水倒流3公里以上；在香溪至新滩间，击毁击沉船只近70艘，船员死亡10人。滑坡前舌壅入长江约90 米，长江江面被堵塞约三分之一，使本来就是险滩的新滩江段通航条件更加恶化。
2007年12月初，《财经》记者来到此地，20多年岁月消蚀之后早已物是人非。除了公路上白色的“新滩滑坡体”标牌，已难觅当年踪迹。不过，透过半山腰一道数公里长的岩石断裂带，仍可想见当年的场景。
新滩滑坡体现在归属秭归屈原镇。该镇长江村副主任、村地质灾害群防群测监测员崔旭东告诉《财经》记者，原新滩镇以及镇政府所在地居民，都已搬迁到外地。目前新滩滑坡体还比较稳定，没有大的变化，但至今仍不允许建房，同时也正在实施坡改梯工程，希望能够稳定其地质。
在秭归新县城一家快餐店吃晚饭时，记者得知，这家店的老板成瑶就是当年新滩大滑坡的亲历者之一。虽然过去了20多年，她对很多细节仍然记忆犹新。滑坡发生在深夜，持续了几个小时，几乎满耳都是浩大的泥石滚动声。第二天一早，人们惊讶地看到，祖辈生活的村镇全部崩塌滑进了长江。
从历史到现实，地质灾害几乎与三峡库区所在地如影随形。据2001年10月公布的《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下称《总体规划》）统计，仅 1982年以来，库区已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多达70多处，规模较大的40余处；共致死约400人，并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
工程加剧滑坡
三峡二期蓄水后，2003年前11个月整个库区的崩塌和滑坡体就达到了4688处。与2001年全年的2490处相比，短短两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
或许意识到三峡工程所处的地质环境的脆弱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地质部、中国科学院、水利部、国家地震局以及众多大学的数千名专家学者，乃至前苏联、美国、瑞典、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奥地利、日本等国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专家，都曾先后参与过对三峡地质地震状况的调查和研究。
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说法，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三峡工程所做的地质调查，在全世界工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三峡工程获得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之后，1992年到1993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就派出2000多人，对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现状进行大规模调查。经1999年调查和核查后，该委员会最终完成了《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崩滑体处理总体规划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仅175米以下就有1302处崩滑体。所谓“崩滑体”，其实就是滑坡和崩塌的合称。
2000年到2001年，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对三峡库区20个县（市、区）所作的地质灾害调查显示，整个三峡库区20个县（市、区）所辖范围内，共有地质灾害点5384处，大多以滑坡、崩塌、泥石流为主，业内俗称“崩滑流”灾害。而在上述5384处地质灾害中，三峡库区长江两岸的地质灾害就占了近一半。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截至2001年10月，库区20个县（市、区）共发现上报地质灾害2548个。其中，崩滑体2490个，总体积约44.85亿立方米。同时，还有泥石流47条、塌陷6个、地裂缝5个。
库区2490处崩滑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崩滑体前缘在175米回水线以下的，共计1627处，总体积38.86亿立方米；另一类前缘分布在175米回水线以上，主要分布在三峡移民迁建区，共有863处，总体积约5.99亿立方米。
虽然三峡地区属于典型的地质灾害易发地区，但地质灾害的真正发生，不仅依赖于内因，往往还要依赖于多种外因的共同作用，比如降雨、人类活动影响。
毫无疑问，三峡蓄水已渐成这外在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三峡工程自1992年决策上马，至今已超过15年，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后期。1997年实现大江截流，为“一期蓄水”，水位从坝前水位65米升至90 米；2003年6月后蓄水到坝前135米水位，称为“二期蓄水”；2006年9月后蓄水到156米水位，是为“三期蓄水”；2009年9月后，蓄水将到最高175米，为“四期蓄水”。不过，由于工程进展顺利，四期蓄水有望提前至今年。
三峡蓄水后，由于干流水位每年在汛期和枯水期都有数十米涨落，水位急剧上升或下降，很容易导致一些老的崩塌、滑坡体复发，引发新的崩塌、滑坡。因为当水渗透进坡体，会软化土石，抬升坡脚，并增加坡体负重，从而诱发滑坡的发生。 在2003年6月进行三峡工程二期蓄水后，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的一份材料显示，截至2003年11月，据重庆和湖北两省市上报，整个库区的崩塌和滑坡体达到了4688处。与2001年全年的2490处相比，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
《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关于三峡地质灾害防治的官方报告显示，2003年135米蓄水以来，共监测到较强烈变形的崩塌、滑坡体98处。其中，2003 年6月蓄水到135米水位后，监测发现较明显变形的崩塌、滑坡共计34处。而2004年，整个库区产生新变形的崩塌、滑坡达到33处，2005年该数字为 23处。2006年，新产生变形的崩塌、滑坡下降为两处；2007年汛前，新产生变形的崩塌、滑坡又增加到六处。
除了蓄水产生的直接影响，与移民相关的人为活动，也会成为诱发地质灾害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在地势崎岖不平的三峡地区，长期以来人类生存条件恶劣。人为活动对于地质的扰动，本来就已十分明显，并成为导致不少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因素。如今，虽然有不少移民从库区迁出，但鉴于大片适合耕种的低海拔地区被淹没，人类活动对于地质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欧阳祖熙等人对奉节新县城的监测就表明，1999年到2002年出现的变形，除了强降雨，主要和人类工程活动有关。
伦敦帝国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伊欧尼斯弗尼阿迪斯(Ioannis Fourniadis)在2007年出版的第84期《地形学》杂志上也指出，在三峡水库蓄水，以及居民迁徙到更高海拔地区之后，一些古滑坡带可能会重新复活，新的滑坡也可能会被引发。所有这些，都会使得滑坡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上升态势。
千将坪悲剧
千将坪滑坡事件的发生，与三峡工程二期蓄水仅仅间隔六个星期
2003年7月13日发生在湖北秭归县千将坪的滑坡事件，最为国内外地质专家所关注。此时，距离三峡工程二期蓄水仅仅六个星期。
从秭归县沙溪镇西行近1公里，过长江支流之一青干河的虹桥约300米左右，就可以看到千将坪滑坡体。虹桥边所立的一块碑上，还赫然记载着三峡库区2003年6月1日蓄水至135米。
7月13日凌晨，千将坪大规模滑坡发生，大约2000万立方米体积的土石倾泻而下，导致24人丧生。
当时居住在滑坡体上的，除了500多村民，还有硅厂、砖厂的1000多工人。现年72岁的原千将坪村村民谢克兴告诉《财经》记者，在二期蓄水一个月后，青干河的水面几乎比以前宽了一倍。村民在山上、地里甚至房子周围，很快也都发现了地面开裂的现象。
沙溪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也向《财经》记者证实，地面裂缝的确是在蓄水之后才出现的。在接到镇政府的汇报之后，上级政府组织了相关专家前往实地考察。但结论是崩滑不会很快发生，因此没有组织搬迁。
幸运的是，当地历来属于地质灾害高发区，基层政府和农民比较警觉。村民在滑坡发生之前数小时组织撤离，才未酿成更大的劫难。
7月12日晚，天黑得没有一点光，地面开始出现险情。家住千将坪村南头的周祖贵连装着随身物品和几千元钱的箱子也没来得及带，就拉着老伴向北一路狂奔。他对《财经》记者回忆说，刚跑过虹桥，身后浓黑的夜色里就开始传来巨石如闷雷般的滚动声，以及逃生者惊恐的喊叫。
短短几分钟内，半座山就崩塌了下来，涌进了青干河；崩滑体阻断了几百米宽的青干河，并冲到了对岸。河里的涌浪高达四五十米，附近的船只全部被打翻，两公里外长江口的渔船也被打翻。
山体下滑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沙溪镇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崩滑发生时，四位村民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强行闯进禁区要搬东西，但卷起的巨浪把车子一下子打进了河里，车中四人至今仍被深埋其中。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秭归县地质环境监测站工程师王恩锐表示，千将坪滑坡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8000万元，1300多人被迫搬迁避险。这一特大型滑坡事故发生的时间，与三峡工程二期蓄水之间仅间隔一个多月，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曾亲临现场视察。
滑坡发生四天后，官方发布了该滑坡的初步成因，称集中降雨是主要诱因。据当时的新华社报道称，国土资源部地质专家认为，“千将坪滑坡所在地的地质结构条件本就不利于山体稳定，而当地滑坡前持续十天的强降雨诱发了滑坡。”
2005年3月，国土资源部下属的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王治华教授和杨日红博士发表在《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上的一篇论文却指出，通过现场调查及综合分析实际资料，结论是：三峡库区二期蓄水导致的水位抬高，是触发千将坪大滑坡的主要原因；雨季强降水仅是辅助因素。
王治华是中国灾害地质环境遥感领域的知名学者，早在1980年二滩水电开发前期论证中，就在国内首先将卫星和航空遥感技术用于大规模区域性滑坡调查。
此后，她带领的项目组先后完成了大渡河铜街子、雅砻江二滩、长江三峡、金沙江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等六个巨型水电站坝址及库区，以及长江上游，青、甘、川、滇进藏交通线等区域的滑坡、泥石流、地质环境遥感调查，和许多大型滑坡的遥感调查与监测。
治理之路
中国政府已为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投资近120亿元。随着三峡水库蓄水到最高175米，这一投资必将继续增加 中国政府过去半个多世纪治理三峡库区地质环境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基本上排除了长江三峡地区诱发大规模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为大坝的最终选址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于地质灾害是否会危及大坝整体运行安全的问题，也初步给出了正面答案。
陈德基曾任长江水利委员会综合勘测局局长。他于1999年在国际性刊物《工程地质学》上表示，即使库区最大的滑坡体宝塔坪有三分之一滑入江中，也不至于导致长江断流。因为在水位为135米的时候，滑坡只能阻塞三分之一的江面；如果水位上升到175米，则只能阻塞17%的江面。同样，因为大的滑坡体距离三斗坪的坝址都有一段距离，加上可能的滑坡体的总体积也只有三峡设计库容的2%，因此，滑坡导致的涌浪等风险，对于大坝而言，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但是，三峡地区原有的地质条件复杂程度毕竟世界罕见。数千年来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破坏可观，加上前期研究大多围绕着大坝本身的安全而进行，库区地质灾害对周边居民以及环境的影响如何，仍然有着太多的未知数。要避免类似千将坪滑坡事件发生，难度仍然很大。
实际上，在奉节、巴东等新县城的选址过程中，也都因为地质状况而几易其址，历时甚至长达十多年。至今，对于新巴东县城最初选择后又放弃的迁建地——黄土坡的地质状况，在学术界仍然存在不少分歧。
对于三峡很多地质灾害是否存在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波动周期，以及如何在暴雨等极端条件下平衡水位变化幅度与斜坡稳定性的关系等诸多学术问题，目前也仍然没有完美的解答。这意味着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治理，将充满着艰难的摸索，甚至激烈的争论。
早在工程上马前，1989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就决定对距离三峡坝址最近的两个特大滑坡——黄腊石滑坡、链子崖滑坡进行防治工程论证。前者距离三峡坝址64公里，后者仅25公里。但在整个三峡工程400亿元移民投资总概算中，仅拿出6亿元，包干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
当年三峡工程论证小组地质地震专题论证报告专家之一、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孙广忠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当时论证时，只是纸上谈兵；虽然专家组对地质灾害的严重性有基本的估计，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并没有估算相关防治经费和总投入。”
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地质灾害的严重性开始逐渐凸现。2001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决定，由国土资源部牵头成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负责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快调查、快规划、快立项、快审批、快实施”。
三个月后，国土资源部制定公布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按《总体规划》，2009年前，要对水库175米水位蓄水影响区和移民迁建区内已经查明、急需治理的崩塌和滑坡隐患、塌岸和高切坡等进行有效治理，并建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根据朱镕基的指示，为确保三峡水库2003年6月“二期蓄水”，财政部又从三峡基金中拿出40亿元，专项用于“二期地质灾害防治”，治理期限为两年。 “二期防治”的重点，是135米蓄水前必须防治的、城镇村屯等人口集中区和重要交通线路、桥梁和港口地区的地质灾害。而最早的6亿元专项防治经费，依然按原有经费渠道、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内容和审批方式，“继续抓紧全面落实。”
二期工程结束后，2003年12月，为了应对2006年“三期蓄水”，国土资源部又拟定了《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重庆和湖北两省市上报的防治经费高达156.66亿元，后经过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层层审核和多次论证，中央最终决定拿出73亿元用于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防治”。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为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投资近120亿元。随着三峡水库蓄水到最高175米，这一投资必将继续增加。
猴子石警示
作为三峡蓄水至175米的关键性工程，猴子石滑坡体正在进行新的治理
在与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艰难斗争中，猴子石无疑是其中的见证者之一。
作为长江干流上最著名的滑坡体之一，位于重庆奉节新县城中心地段的“猴子石”，是三峡库区迄今投资最大的滑坡治理工程，总投资大约1.8亿元。
猴子石滑坡体面积为12万平方米，体积450万立方米。站在长江干流上仰望猴子石，只见整个滑坡体自低向高处，呈扇形扩张，陡峭而庞大。奉节县长江港口正好建筑其上。沿着长江港口台阶拾级而上，要走数百级台阶，气喘吁吁才能到达江边公路。
在江边公路上方，就是奉节新县城的核心区。一幢幢新建的楼房滨江而起，其中包括县政府各部门。该县地质灾害防治中心总工程师程思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猴子石滑坡上建有20万平方米房屋，常住人口有5000多，流动人口更高达3万；一旦滑进长江，“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猴子石滑坡关涉数万人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政府也投入巨资治理，以防止滑坡体向下滑移。
在2003年6月三峡工程二期蓄水以前，猴子石滑坡已经历了一次治理，主要措施是在滑坡前缘做护坡、抛石、压脚等工程。在将单块重量为20公斤到 200公斤、总体积共计73万立方米的石头抛到猴子石脚下之后，初步完成了150米以下滑体的治理，足以确保水库135米蓄水后滑坡体稳定。
但是，由于该滑坡后缘较高，随着蓄水高度上升到156米乃至今后的175米、水逐渐淹到该滑坡体高处时，猴子石滑坡的稳定系数就会下降。
稳定系数，是指滑坡体滑移面的阻滑力与滑体下滑力的比值，该系数超过1，滑坡体比较稳定；小于1，该滑坡就会向下滑移。该系数等于1时，该滑坡则处于“极限平衡状态”。
目前，这个属于灰岩破碎岩体的滑坡体基本稳定。但专业测算显示，当三峡库区水位达到175米时，猴子石滑坡的稳定系数为1.2；当水库水位在汛期自 175米降至145米时，或者自156米降至135米时，该滑坡的稳定系数将仅为0.99－0.94；也就是说，此时猴子石几乎肯定会滑下来——水位的急剧上升和下降，常常是诱发滑坡的原因。 这就意味着，猴子石滑坡体必须进行新的治理。目前正在建设的续建工程，已纳入整个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治理规划”。2006年5月，猴子石滑坡续建工程开始正式施工，投资总概算为1.59亿元。
治理的主要方法，是在黄海高程（指相对于黄海海平面的高程，比三峡蓄水水位采用的相对于上海吴淞口的高程高出1.7米左右）156米、166米、 176米三个水位线上，分别植入一排“阻滑键”，把滑坡体和滑面以下的岩体连起来，增加对滑坡体的阻力。同时实行地下和地上排水工程，减少对滑坡体的侵蚀；实行水下抛石和钢筋混凝土护坡，确保滑坡稳定。
《财经》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猴子石滑坡的靠江一侧，在156米、166米、176米高度上，分别有三个施工主洞。施工主洞有一人多高，自西向东延伸约400米。在每个施工主洞中，施工人员分别在与主洞垂直的方向挖38个南北方向的平洞，然后在平洞下挖垂直高度为10米到20米的竖井；用钢筋混凝土把竖井填实，就成了每排38个“阻滑键”。
目前，在156米、166米高程的水平线上，所有的“阻滑键”建设已经完工，施工主洞也已经封闭。156米水平线阻滑键的后桩，正好对应166米阻滑键的前桩，176米阻滑键也与166米阻滑键互相交错，环环相扣，这等于把滑坡体钉在滑面上。目前正在建设的176米水平线的阻滑键工程，预计将于 2008年8月底竣工。
实际上，猴子石滑坡已成为三峡水库175米蓄水的关键性工程。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长江三峡总公司本希望2007年汛后就蓄水到166米水位，但因猴子石滑坡未完成治理只有放弃。
史家坡曲折
2006年3月开始实施的史家坡滑坡工程治理，未最后完工，滑坡就已发生 猴子石滑坡让人体验到治理的艰难，湖北省巴东县长江与神农溪交汇处的史家坡滑坡体的治理过程，则更加令人警醒。
位于官渡口镇西壤口村、与巴东新县城斜对岸的史家坡滑坡体，与附近的营盘包滑坡体合称“营盘包（史家坡）滑坡体”。该滑坡体位于长江及其支流神农溪出口右岸，宽约1000米，纵长约650米，总面积46.54万平方米，总体积为978.7万立方米。 巴东县国土资源局地质环境股股长邓明早告诉《财经》记者，2007年5月初，长江水位开始逐渐下降；5月18日，长江干流水位刚刚降到145米，史家坡滑坡体就发生了严重滑移。而该滑坡体本是三峡移民后靠安置点，2006年3月才开始实施工程治理；不料治理未最后完工，滑坡就已发生。
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个属于三峡库区三期应急抢险紧急实施I类项目，目前已投资4000多万元。在滑坡体严重变形后，巴东县政府只好再耗资714万元，把该滑坡体上的73户、349人全部迁走。
据巴东县政府材料，该滑坡体治理方案为“抗滑桩+格构（锚）护坡+挡土墙+排水沟+监测”。截至滑坡体变形时，营盘包滑坡体的29根抗滑桩和160米以下的护坡工程已全部完成，史家坡滑坡的127根抗滑桩已完成105根，前缘护坡、挡土墙和排水沟等工程全部完成。”
忆及半年前滑坡体变形的场景，附近的农民至今心有余悸。住在附近的农民石金安告诉《财经》记者，滑坡发生时，距离江边最近的一栋四层居民楼最先倾斜，严重时倾斜48度；然后整个楼房向空中鼓起，最后全部陷落下去，被滑坡体和江水淹没，只剩下顶层露在外面。住在公路上方海拔很高的一家农户，房屋门框也已严重变形，根本关不上门。
12月初，《财经》记者在史家坡滑坡现场看到，长江干流岸边的一排抗滑桩有十多根已严重变形、倾斜；本来呈现一条直线的抗滑桩已经弯曲，很不整齐。在滑坡体腰部的公路上，几个农民正在清理刚刚拆除的房屋，把一些砖石木料往拖拉机上装。 滑坡发生后，巴东县政府向湖北省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办公室递交的汇报材料称，史家坡滑坡主要是由于三峡水库水位回落的动水压力牵引，导致局部失稳变形；同时，5月11日70毫米的强降雨，也造成雨水入渗滑坡体内，未能及时排出；地下水积聚坡体内，也严重伤及护坡稳定。
汇报还称，经勘探设计后，该滑坡最早申报的治理费用为8684万元。但报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后，经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下称中咨公司）初步评审，投资被压至6978万元。
2005年11 月，中咨公司核心专家组评审后认为，上述投资依然太高，要求按5000万元的投资限额对治理方案再次优化，包括抗滑桩由156根减少至134根，取消营盘包的护坡。经过设计调整，投资概算被最终压缩为4894万元。
2005年11月9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中咨公司拟定的这一评估报告。在发改委最终批复的治理方案中，抗滑桩仍保持为156根，但项目总投资进一步减少为4640万元。
据《财经》记者了解，湖北省政府为此向国务院先后递交了四份报告，要求重新评估该项目投资状况。中咨公司则坚持认为，巴东县防治部门上报的工价太高。
尚难预见的投资
地质灾害本身往往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目前仍很难准确估计整个三峡库区所需的总防治投资规模
《财经》记者在就史家坡滑坡进行采访时，许多人认为，这一治理过程出现的曲折，更多地是显示了人们面对复杂地质灾害的无奈。
对于地质灾害防治，目前主要措施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非工程措施，包括监测预警和搬迁避让等；另一类则是采取工程治理，如猴子石滑坡。
实行工程治理，效果最为直接，但投资最大，主要针对蓄水后不稳定、危及库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崩滑体和塌岸；如果工程治理成本太高，则实行搬迁避让；对蓄水后仅存在潜在不稳定的崩滑体和塌岸，则实行监测预警，如此投资最小。
目前，工程治理仍是应对库区重大地质灾害的主要手段。以“二期地质灾害防治”为例，估算为39.08亿元的总经费中，崩滑工程治理投入为19亿元，库岸防护为8亿元，高切坡和深基础处理为7亿元，搬迁避让仅为2.16亿元。此外，调查评估投入约为2.05亿元，而监测预警、规划和科研经费等，更是只有 5100万元和3600万元。 治理需要经费，没有钱，滑坡治理寸步难行。但是，到底应该投入多少钱，才能确保制止滑坡灾难的发生，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宝贵的财政资金？在这个问题上，三峡库区固有的地质复杂性，给现行投资机制出了难题，进而给三峡地质灾害治理造成了障碍。
三峡地质灾害防治的治理投资机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以最早的链子崖和黄腊石滑坡治理为例。这两个工程启动于三峡工程开始之前，由当时的地质矿产部负责实施，所需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两块：一块由财政部拨付，共计6000万元；另外一块由当时的国家计委拨付，共计3000万元。资金来源是具体和明确的。
1992年三峡工程上马后，地质灾害治理投入并没有列为单项投资，而是被纳入三峡移民资金的“大盘子”，即从400亿移民开发资金中拿出6亿元，作为专项防治经费。该资金的使用，由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移民开发局主管；执行库区地质灾害勘察、设计的，则是长江水利委员会所属勘测规划机构。整个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与当时的地质行政管理部门基本处于体制上“脱钩”状态。
2001年7月后，随着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形势日益严峻，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决定将三峡地质灾害防治转由国土资源部主管；其具体管理体制，也转变为“国土资源部制定规划，计委立项，重庆市和湖北省组织实施”。
此后，国务院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办公室设在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为了实现对地质灾害防治的统一领导，湖北省和重庆市还分别设立了“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办公室”；三峡库区20个县（市、区），也都按照要求成立了地质灾害防治中心和监测站。
第一批40亿元投资从三峡建设基金中支出，防治工程项目的审批者则为发改委。此后的二期、三期地质灾害治理，具体流程是由沿江各县市上报防治工程项目，然后由各省汇总后上报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指挥部拟定最初的防治规划后，再上报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国土资源部和发改委等部门协商之后，将确定库区20个区县的治理项目和投资规模，把整个资金切块分到两地财政部门。 以湖北省为例，二期防治项目中，崩滑体项目56个，塌岸防护22段；仅巴东新县城，就要建深基础和34处高切坡，居民搬迁避让点55处。中央财政把 11亿元投资切块拨给湖北省政府，具体由湖北省地质灾害防治办公室组织工程实施。
这套管理和投资机制，在实际执行中，仍难以应对多变和复杂的现实。
整个三峡库区的治理，由国土资源部统筹负责，但实际上，部门分割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以二期地质灾害防治为例，在40亿元的防治总投资中，有7亿元由三峡建委移民规划司掌握；这些资金，主要通过各地移民局下拨到各县市移民局，专项用于高切坡和深基础的防治。而在三期地质灾害防治中，在73亿元的总投资中，有23亿元由该部门掌握，专项用于治理高切坡。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专家们普遍表示，由于地质灾害本身往往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目前仍很难准确估计整个三峡库区所需的总防治投资规模。
与一般性工程相比，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不可预见性要大得多。工程开挖后，往往发现很多滑坡体比之前预期得更深、体量更大，因此必须变更工程设计。但往往因为中央投资规划已定，很难灵活加以修改，这就使得治理项目经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
复杂的博弈
一些县市与中央在项目资金上的“拉锯战”背后，潜在的风险和成本也是巨大的
让情况更加复杂化的是，由于三峡库区诸多县市均为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山区县，交通不便且财力拮据，因此，在申报工程治理项目中，的确有一些县市多报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夸大灾害严重性，以套取中央项目资金。
据接近决策层的一位地质专家透露，在编制三期防治规划时，库区各县市上报的1252个防治项目，申请的投资总金额累计高达156.66亿元。
上述数字远远超出中央有关部门和指挥部的估计。为了解实际情况并确保财政投资效率，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办随即派出17个专家组，奔赴库区对所有地方上报项目进行了现场查看和筛选。在统一进行地质勘查后，最终的三期防治规划投资被压缩为75.52亿元，砍掉了一半以上。
也许是由于上述问题，在三期治理中，中央不再把整体治理资金切块下放到库区各县（市），而是采取各地上报，由发改委采取逐个审批的办法来核准治理项目。这就意味着，一个治理项目要批准，必须有可行性论证报告，并接受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评审，然后才能上报。无疑，对于三峡库区各县市而言，这一举措使得工程立项门槛大为提高，获取资金的难度也剧增。
但这种博弈带来的成本或许也是巨大的，因为在层层报批中，难免出现效率损失甚至决策失误。据《财经》记者了解，三峡库区各县市反映最普遍的，就是中央治理项目投资批复太慢，审批时间过长，可能贻误最佳时机。
巴东县国土资源局纪检组长向仕伟就对《财经》记者表示，该县的三期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早在数年前就启动了地质勘察和规划工作；但等待上级的项目评审，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直到2006年5月才得以正式开工。此时距离156米蓄水，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同时，层层审批固然可以打压地方政府的虚报行为，但其带来的投资金额缩水，也很可能伤害真正需要巨额资金的治理项目。这就使得一些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有成为“半拉子工程”的危险，甚至会埋下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位于重庆市云阳县的张飞庙滑坡治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现在的新张飞庙位于长江南岸盘石镇西部山坡，与云阳新县城隔江相望。为给三峡蓄水让路，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张飞庙，于2002年10月8日搬迁至此。不幸的是，作为三峡库区最大的地面文物搬迁项目，新张飞庙正好建在滑坡体上。三峡水库蓄水后，新庙址的东侧园区地面已发生多次变形。
之所以如此之快就出现地面变形，据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投资评估问题。张飞庙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最初预算费用为5000多万元，但中咨公司聘请的专家经过考察后，认为该滑坡不会滑移，遂把投资压到1000多万元。
在2007年夏季出现滑坡险情之后，重庆市申请到中央新增投资8000多万元。目前张飞庙滑坡三期治理正在实施中。
寄望长效机制
未来的气候变化，是在思考建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长效预防和治理机制时，不能不考虑的巨大变数
从《财经》记者调查来看，现有地质灾害治理项目的投入不足，已经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以湖北省为例。该省三峡库区四个县的崩滑体和塌岸防护二期项目，已于2004年8月全部完成。实际上，当初规划2003年6月前完成搬迁避让的55个灾害点，迄今为止只完成了19处搬迁。其余的36个崩滑体，由于资金紧缺，至今依然未能搬迁。
作为地质灾害的重灾区，巫山县和奉节县也是重庆市距离三峡大坝最近的两个县。奉节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陈建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县二期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共计耗资3亿多元，三期蓄水应急治理项目也投入了3.66亿元，但是“目前防治资金依然紧张”。
当然，对于陈而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在于，由于目前的地质灾害治理投资都是按项目拨付，工程竣工验收后项目就正式完成，不会再有后续资金。但一个工程的生命周期，往往达50年甚至更长；后期的维修和管理，以及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对于整个地质灾害防治体系来说，同样重要。
湖北省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员马霄汉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表示，随着三峡水库逐步蓄水到175米水位，一些原本被划入专业监测范围的滑坡，很可能会变成必须采取搬迁避让的项目。这些资金届时将从何而来？这也是一个问号。
这些也是三峡库区诸多县市都必须面对的最为急迫的问题。不仅仅是各沿江区县，甚至对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而言，也是迫在眉睫。因为目前正在运行的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系统，所需收入也是按照项目投资立项，资金目前只批准到2009年三峡工程最后竣工。但之后呢？
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在蓄水达到175米之后，到底能在短期或者中长期内诱发怎样的地质灾害。能够确定的是，在技术上彻底解答这个疑问，还有很长的路程。 2006年底，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完成的《气候变化国际评估报告》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三峡库区所在的西南地区山地灾害的波动周期缩短，成灾频次和损失都在增加。
该报告还预测，未来南方的大雨日数将显著增加，暴雨天气可能会增多。因此，从现在到2050年，西南地区山地灾害活动强度、规模和范围都将加大，发生频率也将增加，损失也会更为严重。
这个因素，是决策者在思考建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长效预防和治理机制时，不能不考虑的巨大变数。根据主流科学家的观点，最起码在今后百年内，由于全球变暖而引发的极端性气候事件增加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如果不能对这些尽早进行规划，届时，中国将很难从容应对三峡库区可能的地质灾难，并尽快建立起可以佑护今后几代人生命安全的、可以信赖的长效机制。
毕竟，地质灾害的阴影，距离这个脆弱的地区并不遥远。
三峡工程大事记
▲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谈及对长江上游水路的改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1953年，毛泽东在听取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修建水库规划时表示，希望在三峡修建水库，以“毕其功于一役”。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确定三峡工程实施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
▲198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论证，责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成立了14位专家组进行了长达两年八个月的论证。
▲198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三峡工程的实施方案确定坝高为185米，蓄水位为175米。
▲1990年7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成立；至1991年8月，委员会通过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国务院审批，并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审议。
▲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实施大江截流，是为一期蓄水，坝前水位从65米提高到90米。为期五年的一期工程完成，转入二期工程建设。
▲2002年11月6日，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成功。11月7日，三峡三期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实现二期蓄水，水位达到135米高程。
▲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举行全线建成庆祝仪式，达到海拔185米设计高程。 整个仪式历时8分钟。
▲2006年9月，三峡工程实现三期蓄水，水位达156米高程。
▲2007年12月21日，长江三峡总公司宣布，三峡工程将提前一年基本建成。原计划2009年9月四期蓄水，现有望提前至2008年汛后，达到172米或最终水位175米。
本刊记者杨彬彬对此文亦有贡献
蓄水175米在望，对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与治理的最大考验即将到来
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在经过近14年的建设之后，2008年终将基本建成。今夏汛期过后，三峡水库有望蓄水至最高175米，意味着达到最大发电能力。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工程的巨大收益显而易见：装机容量高达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847亿度，相当于5000万吨煤炭的发电量；同时，三峡工程在防洪、航运方面的作用非常显著，下游湖北荆江段的防洪标准预期，将由原来的十年一遇提高为百年一遇，万吨船队可以沿浩瀚的长江水面上抵重庆。
1992年4月3日，三峡工程在当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并于1994年12月14正式开工。随着工程的建设，当年毛泽东的浪漫诗句“高峡出平湖”，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当淹没64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峡蓄水至最高175米高程时，三峡水库水体面积将超过1000平方公里。以面积计，它已经超过了中国目前第五大淡水湖——巢湖，后者面积为753平方公里。
与恢弘而神奇的转变同步，三峡工程的多重考验也正在呈现。除了史无前例的百万大移民，历来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发的三峡库区，能否很好地控制这种人为重构过程带来的种种风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三峡工程论证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努力寻求解决之道。至2007年9月25日，在湖北省武汉召开的“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会议”上，新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啸风公开表示：“对于三峡工程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以损失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
据他透露，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研究三峡工程时即提出，首要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
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包括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长江干支流的水污染、珍稀动植物的保护等。其中，地质灾害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三峡水库坝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下距葛洲坝水利工程38公里。三峡水库正常蓄水后，受水库影响的长江干流段长574公里，加上香溪、小江、乌江等50余条一级支流，三峡水库库岸总长达5300公里。
三峡库区地处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东缘。库区两岸山势陡峻，地质活动强烈，岩石破碎。历史上，三峡库区曾多次发生重大地质灾害，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事实上，在三峡库区20个县（市、区）中，有17个属于滑坡等地质灾害“极高危险性地区”；而在全国范围内，同样的“极高危险性地区”所占国土面积比重仅为1/12。
为了降低三峡工程对库区地质灾害的影响，确保库区两岸居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已投资逾百亿元，逐步强化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不过，在地质专家们看来，一旦蓄水至175米高程，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才将迎来真正的考验。
当蓄水至175米高程时，库区水位最高将比蓄水前提升100多米。此外，库区从此每年都要经历自175米降至145米、再升至175米的“放水—蓄水”循环。长江水位大涨大落，可能使一些旧滑坡复活，并诱发新的滑坡、崩塌、塌岸等灾害。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1年的统计，三峡库区20个县（市、区）中，崩滑体前缘位于175米回水线以下的达1600多处，占到了总量的近三分之二。受滑坡影响的人口，仅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就接近四万人。
三峡潜在的地质灾害等问题必然地得到重视。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后，“科学发展观”正式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而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此来看待三峡工程，在进一步获取三峡工程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更应高度重视和解决诸如生态等问题，以使得三峡工程能够持续造福于子孙后代。
基于此思路，在中共十七大闭幕后的数月间，《财经》先后两次派记者前往重庆市万州区、奉节县以及湖北省巴东县、秭归县，从科学层面，对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情况以及存在的挑战进行了深入采访和探求。记者采访的对象，有当年三峡工程的决策参与者，有诸多相关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还包括诸多在地质学界卓有建树的专家和学者。
从《财经》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从中央政府及国土资源部，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国土部门，已经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而在三峡水库距离175米蓄水仅有一步之遥的时候，面临的考验仍然十分严峻。
到目前为止，三峡地质灾害治理还没有全面完成，一些关键的治理工程仍在进行之中；部分已完成阶段性治理的工程，实际效果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当然，更大的挑战还在于，中国将如何建立一个长效、综合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以切实保障脆弱的三峡库区近2000万人未来数十年的平安。
毕竟，三峡面临的挑战，对于中国有着诸多方面的现实及借鉴意义。
——编者
初冬时节，雾锁长江。
在湖北省巴东县长江北岸的东壤口镇黄腊石村，年届半百的王联彩正坐在家门口与邻居闲聊。门前箩筐里，橘子橙黄；家门口向下200多米，便是滚滚东去的世界第三大河。
王联彩生于斯，长于斯，但这样平静的生活还能持续多久，已成一个问号。从2003年起，她家的房屋墙壁开始出现裂缝，房顶也开始漏水。2003年6月，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水电项目三峡工程二期蓄水、将水位从90米提高到135米的日子。
2007年夏季暴雨过后，裂缝更多了。“镇政府说我家正好在滑坡带上，将来必须迁出去，不过到现在还没动静。”王联彩告诉《财经》记者。
在她家西边不远，醒目地矗立着一个告示牌。巴东县东壤口镇政府2006年5月30日所立的这个告示牌上标明，据湖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专业监测，黄腊石村所在的滑坡体变形加剧，禁止通行逗留和种植农作物，严禁船只在沿岸150米内航行、停靠。
在王联彩家所在的黄蜡石村旁，有一条1996年通车的公路，《财经》记者注意到，公路靠山体一边修建的边坡，目前已经变形。位于较滑坡体更高处的房屋，2007年也开始出现滑坡迹象，如房屋倾斜、墙体开裂等。
2006年9月，三峡工程提前一年蓄水至坝前156米水位。2007年汛期放水，在9月后又重新蓄水达到156米水位。按照计划，蓄水至175米最高水位最迟将于2009年达到，亦有可能就在今年发生。
一旦提前蓄水至175米的话，不仅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其防洪作用；同时，随着水位的提高，也将极大地提高发电效率，使得即使在枯水季节，发电设备也有望正常甚至满负荷运行。
就三峡工程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地质风险而言，黄蜡石村或许仅是冰山一角。在过去这些年中，中国政府以及库区周边各地已经采取了多种举措，来应对三峡库区潜在的地质灾害。迄今为止，这些努力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避免了重大地质灾难的上演。而这一切是否已经足以应对蓄水至175米高程以及之后漫长岁月的考验，仍然存在相当多的变数。
地质隐患
三峡库区历史上一直是地质灾害高发区
三峡今天面临的考验，和其特有的极其脆弱的地质环境密切相关。
三峡全长近200公里，由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组成。三峡库区总面积5.67万平方公里，横跨鄂渝两地20个县市区。万州区、奉节县、巫山县、云阳县等16个县市属重庆管辖；属于湖北的共有四个，分别是兴山县、秭归县、巴东县和宜昌市夷陵区。 以奉节为界，三峡的东西两部则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地貌形态。
奉节以西，属四川盆地东缘，主要为低山丘陵宽谷，以侏罗系碎屑岩为主，河谷相对宽缓；奉节以东，主要是川鄂褶皱山地，以震旦系至三叠系碳酸盐岩为主，地质作用强烈，长江河谷深切于山地之中，两岸山峰耸立，河谷狭窄，水流湍急，“长江三峡”正源于此。
作为中国从地势上的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三峡地区目前仍处在新构造运动带来的变化之中：西部继续上升，东部却在沉降；虽然成就了瑰丽风光，但也同样埋下了巨大的地质隐患。
加上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汛期雨量大且多暴雨。所有这些，使得三峡库区历史上就一直是地质灾害高发地区。
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记载，早在公元100年左右的东汉时期，就有关于三峡岩崩的记录。位于现在湖北秭归县城下游15公里处的现新滩镇一带，更是漫长历史岁月中的重灾区。
1026年（北宋天圣四年），新滩附近的赞皇山出现山崩，著名险滩新滩即由此形成。当时这一崩塌事件一度造成长江断流，过往船只翻沉不计其数。其后 20多年内，当地政府禁止船只在枯水季节通行。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新滩再次发生滑坡，造成航运中断整整八年。接下来的80多年中，新滩又先后发生多起崩滑。 1625年之后，新滩保持了大约300年的平静，直至上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另一个活跃期。最新一次大的滑坡事件发生在1985年。
是年6月12日，新滩滑坡体上段广家崖至姜家坡一带1300万方土石向下滑移，并推动下段1700万方堆积层的解体和滑移。整个新滩镇被彻底摧毁，约有200万方土石冲入长江，激起涌浪高达36米，江水倒流3公里以上；在香溪至新滩间，击毁击沉船只近70艘，船员死亡10人。滑坡前舌壅入长江约90 米，长江江面被堵塞约三分之一，使本来就是险滩的新滩江段通航条件更加恶化。
2007年12月初，《财经》记者来到此地，20多年岁月消蚀之后早已物是人非。除了公路上白色的“新滩滑坡体”标牌，已难觅当年踪迹。不过，透过半山腰一道数公里长的岩石断裂带，仍可想见当年的场景。
新滩滑坡体现在归属秭归屈原镇。该镇长江村副主任、村地质灾害群防群测监测员崔旭东告诉《财经》记者，原新滩镇以及镇政府所在地居民，都已搬迁到外地。目前新滩滑坡体还比较稳定，没有大的变化，但至今仍不允许建房，同时也正在实施坡改梯工程，希望能够稳定其地质。
在秭归新县城一家快餐店吃晚饭时，记者得知，这家店的老板成瑶就是当年新滩大滑坡的亲历者之一。虽然过去了20多年，她对很多细节仍然记忆犹新。滑坡发生在深夜，持续了几个小时，几乎满耳都是浩大的泥石滚动声。第二天一早，人们惊讶地看到，祖辈生活的村镇全部崩塌滑进了长江。
从历史到现实，地质灾害几乎与三峡库区所在地如影随形。据2001年10月公布的《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下称《总体规划》）统计，仅 1982年以来，库区已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多达70多处，规模较大的40余处；共致死约400人，并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
工程加剧滑坡
三峡二期蓄水后，2003年前11个月整个库区的崩塌和滑坡体就达到了4688处。与2001年全年的2490处相比，短短两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
或许意识到三峡工程所处的地质环境的脆弱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地质部、中国科学院、水利部、国家地震局以及众多大学的数千名专家学者，乃至前苏联、美国、瑞典、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奥地利、日本等国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专家，都曾先后参与过对三峡地质地震状况的调查和研究。
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说法，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三峡工程所做的地质调查，在全世界工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三峡工程获得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之后，1992年到1993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就派出2000多人，对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现状进行大规模调查。经1999年调查和核查后，该委员会最终完成了《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崩滑体处理总体规划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仅175米以下就有1302处崩滑体。所谓“崩滑体”，其实就是滑坡和崩塌的合称。
2000年到2001年，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对三峡库区20个县（市、区）所作的地质灾害调查显示，整个三峡库区20个县（市、区）所辖范围内，共有地质灾害点5384处，大多以滑坡、崩塌、泥石流为主，业内俗称“崩滑流”灾害。而在上述5384处地质灾害中，三峡库区长江两岸的地质灾害就占了近一半。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截至2001年10月，库区20个县（市、区）共发现上报地质灾害2548个。其中，崩滑体2490个，总体积约44.85亿立方米。同时，还有泥石流47条、塌陷6个、地裂缝5个。
库区2490处崩滑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崩滑体前缘在175米回水线以下的，共计1627处，总体积38.86亿立方米；另一类前缘分布在175米回水线以上，主要分布在三峡移民迁建区，共有863处，总体积约5.99亿立方米。
虽然三峡地区属于典型的地质灾害易发地区，但地质灾害的真正发生，不仅依赖于内因，往往还要依赖于多种外因的共同作用，比如降雨、人类活动影响。
毫无疑问，三峡蓄水已渐成这外在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三峡工程自1992年决策上马，至今已超过15年，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后期。1997年实现大江截流，为“一期蓄水”，水位从坝前水位65米升至90 米；2003年6月后蓄水到坝前135米水位，称为“二期蓄水”；2006年9月后蓄水到156米水位，是为“三期蓄水”；2009年9月后，蓄水将到最高175米，为“四期蓄水”。不过，由于工程进展顺利，四期蓄水有望提前至今年。
三峡蓄水后，由于干流水位每年在汛期和枯水期都有数十米涨落，水位急剧上升或下降，很容易导致一些老的崩塌、滑坡体复发，引发新的崩塌、滑坡。因为当水渗透进坡体，会软化土石，抬升坡脚，并增加坡体负重，从而诱发滑坡的发生。 在2003年6月进行三峡工程二期蓄水后，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的一份材料显示，截至2003年11月，据重庆和湖北两省市上报，整个库区的崩塌和滑坡体达到了4688处。与2001年全年的2490处相比，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
《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关于三峡地质灾害防治的官方报告显示，2003年135米蓄水以来，共监测到较强烈变形的崩塌、滑坡体98处。其中，2003 年6月蓄水到135米水位后，监测发现较明显变形的崩塌、滑坡共计34处。而2004年，整个库区产生新变形的崩塌、滑坡达到33处，2005年该数字为 23处。2006年，新产生变形的崩塌、滑坡下降为两处；2007年汛前，新产生变形的崩塌、滑坡又增加到六处。
除了蓄水产生的直接影响，与移民相关的人为活动，也会成为诱发地质灾害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在地势崎岖不平的三峡地区，长期以来人类生存条件恶劣。人为活动对于地质的扰动，本来就已十分明显，并成为导致不少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因素。如今，虽然有不少移民从库区迁出，但鉴于大片适合耕种的低海拔地区被淹没，人类活动对于地质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欧阳祖熙等人对奉节新县城的监测就表明，1999年到2002年出现的变形，除了强降雨，主要和人类工程活动有关。
伦敦帝国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伊欧尼斯弗尼阿迪斯(Ioannis Fourniadis)在2007年出版的第84期《地形学》杂志上也指出，在三峡水库蓄水，以及居民迁徙到更高海拔地区之后，一些古滑坡带可能会重新复活，新的滑坡也可能会被引发。所有这些，都会使得滑坡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上升态势。
千将坪悲剧
千将坪滑坡事件的发生，与三峡工程二期蓄水仅仅间隔六个星期
2003年7月13日发生在湖北秭归县千将坪的滑坡事件，最为国内外地质专家所关注。此时，距离三峡工程二期蓄水仅仅六个星期。
从秭归县沙溪镇西行近1公里，过长江支流之一青干河的虹桥约300米左右，就可以看到千将坪滑坡体。虹桥边所立的一块碑上，还赫然记载着三峡库区2003年6月1日蓄水至135米。
7月13日凌晨，千将坪大规模滑坡发生，大约2000万立方米体积的土石倾泻而下，导致24人丧生。
当时居住在滑坡体上的，除了500多村民，还有硅厂、砖厂的1000多工人。现年72岁的原千将坪村村民谢克兴告诉《财经》记者，在二期蓄水一个月后，青干河的水面几乎比以前宽了一倍。村民在山上、地里甚至房子周围，很快也都发现了地面开裂的现象。
沙溪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也向《财经》记者证实，地面裂缝的确是在蓄水之后才出现的。在接到镇政府的汇报之后，上级政府组织了相关专家前往实地考察。但结论是崩滑不会很快发生，因此没有组织搬迁。
幸运的是，当地历来属于地质灾害高发区，基层政府和农民比较警觉。村民在滑坡发生之前数小时组织撤离，才未酿成更大的劫难。
7月12日晚，天黑得没有一点光，地面开始出现险情。家住千将坪村南头的周祖贵连装着随身物品和几千元钱的箱子也没来得及带，就拉着老伴向北一路狂奔。他对《财经》记者回忆说，刚跑过虹桥，身后浓黑的夜色里就开始传来巨石如闷雷般的滚动声，以及逃生者惊恐的喊叫。
短短几分钟内，半座山就崩塌了下来，涌进了青干河；崩滑体阻断了几百米宽的青干河，并冲到了对岸。河里的涌浪高达四五十米，附近的船只全部被打翻，两公里外长江口的渔船也被打翻。
山体下滑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沙溪镇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崩滑发生时，四位村民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强行闯进禁区要搬东西，但卷起的巨浪把车子一下子打进了河里，车中四人至今仍被深埋其中。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秭归县地质环境监测站工程师王恩锐表示，千将坪滑坡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8000万元，1300多人被迫搬迁避险。这一特大型滑坡事故发生的时间，与三峡工程二期蓄水之间仅间隔一个多月，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曾亲临现场视察。
滑坡发生四天后，官方发布了该滑坡的初步成因，称集中降雨是主要诱因。据当时的新华社报道称，国土资源部地质专家认为，“千将坪滑坡所在地的地质结构条件本就不利于山体稳定，而当地滑坡前持续十天的强降雨诱发了滑坡。”
2005年3月，国土资源部下属的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王治华教授和杨日红博士发表在《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上的一篇论文却指出，通过现场调查及综合分析实际资料，结论是：三峡库区二期蓄水导致的水位抬高，是触发千将坪大滑坡的主要原因；雨季强降水仅是辅助因素。
王治华是中国灾害地质环境遥感领域的知名学者，早在1980年二滩水电开发前期论证中，就在国内首先将卫星和航空遥感技术用于大规模区域性滑坡调查。
此后，她带领的项目组先后完成了大渡河铜街子、雅砻江二滩、长江三峡、金沙江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等六个巨型水电站坝址及库区，以及长江上游，青、甘、川、滇进藏交通线等区域的滑坡、泥石流、地质环境遥感调查，和许多大型滑坡的遥感调查与监测。
治理之路
中国政府已为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投资近120亿元。随着三峡水库蓄水到最高175米，这一投资必将继续增加 中国政府过去半个多世纪治理三峡库区地质环境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基本上排除了长江三峡地区诱发大规模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为大坝的最终选址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于地质灾害是否会危及大坝整体运行安全的问题，也初步给出了正面答案。
陈德基曾任长江水利委员会综合勘测局局长。他于1999年在国际性刊物《工程地质学》上表示，即使库区最大的滑坡体宝塔坪有三分之一滑入江中，也不至于导致长江断流。因为在水位为135米的时候，滑坡只能阻塞三分之一的江面；如果水位上升到175米，则只能阻塞17%的江面。同样，因为大的滑坡体距离三斗坪的坝址都有一段距离，加上可能的滑坡体的总体积也只有三峡设计库容的2%，因此，滑坡导致的涌浪等风险，对于大坝而言，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但是，三峡地区原有的地质条件复杂程度毕竟世界罕见。数千年来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破坏可观，加上前期研究大多围绕着大坝本身的安全而进行，库区地质灾害对周边居民以及环境的影响如何，仍然有着太多的未知数。要避免类似千将坪滑坡事件发生，难度仍然很大。
实际上，在奉节、巴东等新县城的选址过程中，也都因为地质状况而几易其址，历时甚至长达十多年。至今，对于新巴东县城最初选择后又放弃的迁建地——黄土坡的地质状况，在学术界仍然存在不少分歧。
对于三峡很多地质灾害是否存在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波动周期，以及如何在暴雨等极端条件下平衡水位变化幅度与斜坡稳定性的关系等诸多学术问题，目前也仍然没有完美的解答。这意味着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治理，将充满着艰难的摸索，甚至激烈的争论。
早在工程上马前，1989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就决定对距离三峡坝址最近的两个特大滑坡——黄腊石滑坡、链子崖滑坡进行防治工程论证。前者距离三峡坝址64公里，后者仅25公里。但在整个三峡工程400亿元移民投资总概算中，仅拿出6亿元，包干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
当年三峡工程论证小组地质地震专题论证报告专家之一、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孙广忠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当时论证时，只是纸上谈兵；虽然专家组对地质灾害的严重性有基本的估计，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并没有估算相关防治经费和总投入。”
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地质灾害的严重性开始逐渐凸现。2001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决定，由国土资源部牵头成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负责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快调查、快规划、快立项、快审批、快实施”。
三个月后，国土资源部制定公布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按《总体规划》，2009年前，要对水库175米水位蓄水影响区和移民迁建区内已经查明、急需治理的崩塌和滑坡隐患、塌岸和高切坡等进行有效治理，并建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根据朱镕基的指示，为确保三峡水库2003年6月“二期蓄水”，财政部又从三峡基金中拿出40亿元，专项用于“二期地质灾害防治”，治理期限为两年。 “二期防治”的重点，是135米蓄水前必须防治的、城镇村屯等人口集中区和重要交通线路、桥梁和港口地区的地质灾害。而最早的6亿元专项防治经费，依然按原有经费渠道、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内容和审批方式，“继续抓紧全面落实。”
二期工程结束后，2003年12月，为了应对2006年“三期蓄水”，国土资源部又拟定了《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重庆和湖北两省市上报的防治经费高达156.66亿元，后经过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层层审核和多次论证，中央最终决定拿出73亿元用于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防治”。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为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投资近120亿元。随着三峡水库蓄水到最高175米，这一投资必将继续增加。
猴子石警示
作为三峡蓄水至175米的关键性工程，猴子石滑坡体正在进行新的治理
在与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艰难斗争中，猴子石无疑是其中的见证者之一。
作为长江干流上最著名的滑坡体之一，位于重庆奉节新县城中心地段的“猴子石”，是三峡库区迄今投资最大的滑坡治理工程，总投资大约1.8亿元。
猴子石滑坡体面积为12万平方米，体积450万立方米。站在长江干流上仰望猴子石，只见整个滑坡体自低向高处，呈扇形扩张，陡峭而庞大。奉节县长江港口正好建筑其上。沿着长江港口台阶拾级而上，要走数百级台阶，气喘吁吁才能到达江边公路。
在江边公路上方，就是奉节新县城的核心区。一幢幢新建的楼房滨江而起，其中包括县政府各部门。该县地质灾害防治中心总工程师程思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猴子石滑坡上建有20万平方米房屋，常住人口有5000多，流动人口更高达3万；一旦滑进长江，“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猴子石滑坡关涉数万人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政府也投入巨资治理，以防止滑坡体向下滑移。
在2003年6月三峡工程二期蓄水以前，猴子石滑坡已经历了一次治理，主要措施是在滑坡前缘做护坡、抛石、压脚等工程。在将单块重量为20公斤到 200公斤、总体积共计73万立方米的石头抛到猴子石脚下之后，初步完成了150米以下滑体的治理，足以确保水库135米蓄水后滑坡体稳定。
但是，由于该滑坡后缘较高，随着蓄水高度上升到156米乃至今后的175米、水逐渐淹到该滑坡体高处时，猴子石滑坡的稳定系数就会下降。
稳定系数，是指滑坡体滑移面的阻滑力与滑体下滑力的比值，该系数超过1，滑坡体比较稳定；小于1，该滑坡就会向下滑移。该系数等于1时，该滑坡则处于“极限平衡状态”。
目前，这个属于灰岩破碎岩体的滑坡体基本稳定。但专业测算显示，当三峡库区水位达到175米时，猴子石滑坡的稳定系数为1.2；当水库水位在汛期自 175米降至145米时，或者自156米降至135米时，该滑坡的稳定系数将仅为0.99－0.94；也就是说，此时猴子石几乎肯定会滑下来——水位的急剧上升和下降，常常是诱发滑坡的原因。 这就意味着，猴子石滑坡体必须进行新的治理。目前正在建设的续建工程，已纳入整个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治理规划”。2006年5月，猴子石滑坡续建工程开始正式施工，投资总概算为1.59亿元。
治理的主要方法，是在黄海高程（指相对于黄海海平面的高程，比三峡蓄水水位采用的相对于上海吴淞口的高程高出1.7米左右）156米、166米、 176米三个水位线上，分别植入一排“阻滑键”，把滑坡体和滑面以下的岩体连起来，增加对滑坡体的阻力。同时实行地下和地上排水工程，减少对滑坡体的侵蚀；实行水下抛石和钢筋混凝土护坡，确保滑坡稳定。
《财经》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猴子石滑坡的靠江一侧，在156米、166米、176米高度上，分别有三个施工主洞。施工主洞有一人多高，自西向东延伸约400米。在每个施工主洞中，施工人员分别在与主洞垂直的方向挖38个南北方向的平洞，然后在平洞下挖垂直高度为10米到20米的竖井；用钢筋混凝土把竖井填实，就成了每排38个“阻滑键”。
目前，在156米、166米高程的水平线上，所有的“阻滑键”建设已经完工，施工主洞也已经封闭。156米水平线阻滑键的后桩，正好对应166米阻滑键的前桩，176米阻滑键也与166米阻滑键互相交错，环环相扣，这等于把滑坡体钉在滑面上。目前正在建设的176米水平线的阻滑键工程，预计将于 2008年8月底竣工。
实际上，猴子石滑坡已成为三峡水库175米蓄水的关键性工程。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长江三峡总公司本希望2007年汛后就蓄水到166米水位，但因猴子石滑坡未完成治理只有放弃。
史家坡曲折
2006年3月开始实施的史家坡滑坡工程治理，未最后完工，滑坡就已发生 猴子石滑坡让人体验到治理的艰难，湖北省巴东县长江与神农溪交汇处的史家坡滑坡体的治理过程，则更加令人警醒。
位于官渡口镇西壤口村、与巴东新县城斜对岸的史家坡滑坡体，与附近的营盘包滑坡体合称“营盘包（史家坡）滑坡体”。该滑坡体位于长江及其支流神农溪出口右岸，宽约1000米，纵长约650米，总面积46.54万平方米，总体积为978.7万立方米。 巴东县国土资源局地质环境股股长邓明早告诉《财经》记者，2007年5月初，长江水位开始逐渐下降；5月18日，长江干流水位刚刚降到145米，史家坡滑坡体就发生了严重滑移。而该滑坡体本是三峡移民后靠安置点，2006年3月才开始实施工程治理；不料治理未最后完工，滑坡就已发生。
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个属于三峡库区三期应急抢险紧急实施I类项目，目前已投资4000多万元。在滑坡体严重变形后，巴东县政府只好再耗资714万元，把该滑坡体上的73户、349人全部迁走。
据巴东县政府材料，该滑坡体治理方案为“抗滑桩+格构（锚）护坡+挡土墙+排水沟+监测”。截至滑坡体变形时，营盘包滑坡体的29根抗滑桩和160米以下的护坡工程已全部完成，史家坡滑坡的127根抗滑桩已完成105根，前缘护坡、挡土墙和排水沟等工程全部完成。”
忆及半年前滑坡体变形的场景，附近的农民至今心有余悸。住在附近的农民石金安告诉《财经》记者，滑坡发生时，距离江边最近的一栋四层居民楼最先倾斜，严重时倾斜48度；然后整个楼房向空中鼓起，最后全部陷落下去，被滑坡体和江水淹没，只剩下顶层露在外面。住在公路上方海拔很高的一家农户，房屋门框也已严重变形，根本关不上门。
12月初，《财经》记者在史家坡滑坡现场看到，长江干流岸边的一排抗滑桩有十多根已严重变形、倾斜；本来呈现一条直线的抗滑桩已经弯曲，很不整齐。在滑坡体腰部的公路上，几个农民正在清理刚刚拆除的房屋，把一些砖石木料往拖拉机上装。 滑坡发生后，巴东县政府向湖北省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办公室递交的汇报材料称，史家坡滑坡主要是由于三峡水库水位回落的动水压力牵引，导致局部失稳变形；同时，5月11日70毫米的强降雨，也造成雨水入渗滑坡体内，未能及时排出；地下水积聚坡体内，也严重伤及护坡稳定。
汇报还称，经勘探设计后，该滑坡最早申报的治理费用为8684万元。但报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后，经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下称中咨公司）初步评审，投资被压至6978万元。
2005年11 月，中咨公司核心专家组评审后认为，上述投资依然太高，要求按5000万元的投资限额对治理方案再次优化，包括抗滑桩由156根减少至134根，取消营盘包的护坡。经过设计调整，投资概算被最终压缩为4894万元。
2005年11月9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中咨公司拟定的这一评估报告。在发改委最终批复的治理方案中，抗滑桩仍保持为156根，但项目总投资进一步减少为4640万元。
据《财经》记者了解，湖北省政府为此向国务院先后递交了四份报告，要求重新评估该项目投资状况。中咨公司则坚持认为，巴东县防治部门上报的工价太高。
尚难预见的投资
地质灾害本身往往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目前仍很难准确估计整个三峡库区所需的总防治投资规模
《财经》记者在就史家坡滑坡进行采访时，许多人认为，这一治理过程出现的曲折，更多地是显示了人们面对复杂地质灾害的无奈。
对于地质灾害防治，目前主要措施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非工程措施，包括监测预警和搬迁避让等；另一类则是采取工程治理，如猴子石滑坡。
实行工程治理，效果最为直接，但投资最大，主要针对蓄水后不稳定、危及库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崩滑体和塌岸；如果工程治理成本太高，则实行搬迁避让；对蓄水后仅存在潜在不稳定的崩滑体和塌岸，则实行监测预警，如此投资最小。
目前，工程治理仍是应对库区重大地质灾害的主要手段。以“二期地质灾害防治”为例，估算为39.08亿元的总经费中，崩滑工程治理投入为19亿元，库岸防护为8亿元，高切坡和深基础处理为7亿元，搬迁避让仅为2.16亿元。此外，调查评估投入约为2.05亿元，而监测预警、规划和科研经费等，更是只有 5100万元和3600万元。 治理需要经费，没有钱，滑坡治理寸步难行。但是，到底应该投入多少钱，才能确保制止滑坡灾难的发生，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宝贵的财政资金？在这个问题上，三峡库区固有的地质复杂性，给现行投资机制出了难题，进而给三峡地质灾害治理造成了障碍。
三峡地质灾害防治的治理投资机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以最早的链子崖和黄腊石滑坡治理为例。这两个工程启动于三峡工程开始之前，由当时的地质矿产部负责实施，所需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两块：一块由财政部拨付，共计6000万元；另外一块由当时的国家计委拨付，共计3000万元。资金来源是具体和明确的。
1992年三峡工程上马后，地质灾害治理投入并没有列为单项投资，而是被纳入三峡移民资金的“大盘子”，即从400亿移民开发资金中拿出6亿元，作为专项防治经费。该资金的使用，由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移民开发局主管；执行库区地质灾害勘察、设计的，则是长江水利委员会所属勘测规划机构。整个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与当时的地质行政管理部门基本处于体制上“脱钩”状态。
2001年7月后，随着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形势日益严峻，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决定将三峡地质灾害防治转由国土资源部主管；其具体管理体制，也转变为“国土资源部制定规划，计委立项，重庆市和湖北省组织实施”。
此后，国务院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办公室设在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为了实现对地质灾害防治的统一领导，湖北省和重庆市还分别设立了“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办公室”；三峡库区20个县（市、区），也都按照要求成立了地质灾害防治中心和监测站。
第一批40亿元投资从三峡建设基金中支出，防治工程项目的审批者则为发改委。此后的二期、三期地质灾害治理，具体流程是由沿江各县市上报防治工程项目，然后由各省汇总后上报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指挥部拟定最初的防治规划后，再上报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国土资源部和发改委等部门协商之后，将确定库区20个区县的治理项目和投资规模，把整个资金切块分到两地财政部门。 以湖北省为例，二期防治项目中，崩滑体项目56个，塌岸防护22段；仅巴东新县城，就要建深基础和34处高切坡，居民搬迁避让点55处。中央财政把 11亿元投资切块拨给湖北省政府，具体由湖北省地质灾害防治办公室组织工程实施。
这套管理和投资机制，在实际执行中，仍难以应对多变和复杂的现实。
整个三峡库区的治理，由国土资源部统筹负责，但实际上，部门分割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以二期地质灾害防治为例，在40亿元的防治总投资中，有7亿元由三峡建委移民规划司掌握；这些资金，主要通过各地移民局下拨到各县市移民局，专项用于高切坡和深基础的防治。而在三期地质灾害防治中，在73亿元的总投资中，有23亿元由该部门掌握，专项用于治理高切坡。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专家们普遍表示，由于地质灾害本身往往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目前仍很难准确估计整个三峡库区所需的总防治投资规模。
与一般性工程相比，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不可预见性要大得多。工程开挖后，往往发现很多滑坡体比之前预期得更深、体量更大，因此必须变更工程设计。但往往因为中央投资规划已定，很难灵活加以修改，这就使得治理项目经常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
复杂的博弈
一些县市与中央在项目资金上的“拉锯战”背后，潜在的风险和成本也是巨大的
让情况更加复杂化的是，由于三峡库区诸多县市均为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山区县，交通不便且财力拮据，因此，在申报工程治理项目中，的确有一些县市多报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夸大灾害严重性，以套取中央项目资金。
据接近决策层的一位地质专家透露，在编制三期防治规划时，库区各县市上报的1252个防治项目，申请的投资总金额累计高达156.66亿元。
上述数字远远超出中央有关部门和指挥部的估计。为了解实际情况并确保财政投资效率，三峡地质灾害防治办随即派出17个专家组，奔赴库区对所有地方上报项目进行了现场查看和筛选。在统一进行地质勘查后，最终的三期防治规划投资被压缩为75.52亿元，砍掉了一半以上。
也许是由于上述问题，在三期治理中，中央不再把整体治理资金切块下放到库区各县（市），而是采取各地上报，由发改委采取逐个审批的办法来核准治理项目。这就意味着，一个治理项目要批准，必须有可行性论证报告，并接受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评审，然后才能上报。无疑，对于三峡库区各县市而言，这一举措使得工程立项门槛大为提高，获取资金的难度也剧增。
但这种博弈带来的成本或许也是巨大的，因为在层层报批中，难免出现效率损失甚至决策失误。据《财经》记者了解，三峡库区各县市反映最普遍的，就是中央治理项目投资批复太慢，审批时间过长，可能贻误最佳时机。
巴东县国土资源局纪检组长向仕伟就对《财经》记者表示，该县的三期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早在数年前就启动了地质勘察和规划工作；但等待上级的项目评审，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直到2006年5月才得以正式开工。此时距离156米蓄水，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同时，层层审批固然可以打压地方政府的虚报行为，但其带来的投资金额缩水，也很可能伤害真正需要巨额资金的治理项目。这就使得一些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有成为“半拉子工程”的危险，甚至会埋下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位于重庆市云阳县的张飞庙滑坡治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现在的新张飞庙位于长江南岸盘石镇西部山坡，与云阳新县城隔江相望。为给三峡蓄水让路，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张飞庙，于2002年10月8日搬迁至此。不幸的是，作为三峡库区最大的地面文物搬迁项目，新张飞庙正好建在滑坡体上。三峡水库蓄水后，新庙址的东侧园区地面已发生多次变形。
之所以如此之快就出现地面变形，据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投资评估问题。张飞庙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最初预算费用为5000多万元，但中咨公司聘请的专家经过考察后，认为该滑坡不会滑移，遂把投资压到1000多万元。
在2007年夏季出现滑坡险情之后，重庆市申请到中央新增投资8000多万元。目前张飞庙滑坡三期治理正在实施中。
寄望长效机制
未来的气候变化，是在思考建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长效预防和治理机制时，不能不考虑的巨大变数
从《财经》记者调查来看，现有地质灾害治理项目的投入不足，已经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以湖北省为例。该省三峡库区四个县的崩滑体和塌岸防护二期项目，已于2004年8月全部完成。实际上，当初规划2003年6月前完成搬迁避让的55个灾害点，迄今为止只完成了19处搬迁。其余的36个崩滑体，由于资金紧缺，至今依然未能搬迁。
作为地质灾害的重灾区，巫山县和奉节县也是重庆市距离三峡大坝最近的两个县。奉节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陈建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县二期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共计耗资3亿多元，三期蓄水应急治理项目也投入了3.66亿元，但是“目前防治资金依然紧张”。
当然，对于陈而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在于，由于目前的地质灾害治理投资都是按项目拨付，工程竣工验收后项目就正式完成，不会再有后续资金。但一个工程的生命周期，往往达50年甚至更长；后期的维修和管理，以及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对于整个地质灾害防治体系来说，同样重要。
湖北省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员马霄汉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表示，随着三峡水库逐步蓄水到175米水位，一些原本被划入专业监测范围的滑坡，很可能会变成必须采取搬迁避让的项目。这些资金届时将从何而来？这也是一个问号。
这些也是三峡库区诸多县市都必须面对的最为急迫的问题。不仅仅是各沿江区县，甚至对三峡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而言，也是迫在眉睫。因为目前正在运行的地质灾害专业监测系统，所需收入也是按照项目投资立项，资金目前只批准到2009年三峡工程最后竣工。但之后呢？
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在蓄水达到175米之后，到底能在短期或者中长期内诱发怎样的地质灾害。能够确定的是，在技术上彻底解答这个疑问，还有很长的路程。 2006年底，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完成的《气候变化国际评估报告》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三峡库区所在的西南地区山地灾害的波动周期缩短，成灾频次和损失都在增加。
该报告还预测，未来南方的大雨日数将显著增加，暴雨天气可能会增多。因此，从现在到2050年，西南地区山地灾害活动强度、规模和范围都将加大，发生频率也将增加，损失也会更为严重。
这个因素，是决策者在思考建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长效预防和治理机制时，不能不考虑的巨大变数。根据主流科学家的观点，最起码在今后百年内，由于全球变暖而引发的极端性气候事件增加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如果不能对这些尽早进行规划，届时，中国将很难从容应对三峡库区可能的地质灾难，并尽快建立起可以佑护今后几代人生命安全的、可以信赖的长效机制。
毕竟，地质灾害的阴影，距离这个脆弱的地区并不遥远。
三峡工程大事记
▲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谈及对长江上游水路的改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1953年，毛泽东在听取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修建水库规划时表示，希望在三峡修建水库，以“毕其功于一役”。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确定三峡工程实施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
▲198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论证，责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成立了14位专家组进行了长达两年八个月的论证。
▲198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三峡工程的实施方案确定坝高为185米，蓄水位为175米。
▲1990年7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成立；至1991年8月，委员会通过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国务院审批，并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审议。
▲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实施大江截流，是为一期蓄水，坝前水位从65米提高到90米。为期五年的一期工程完成，转入二期工程建设。
▲2002年11月6日，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成功。11月7日，三峡三期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实现二期蓄水，水位达到135米高程。
▲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举行全线建成庆祝仪式，达到海拔185米设计高程。 整个仪式历时8分钟。
▲2006年9月，三峡工程实现三期蓄水，水位达156米高程。
▲2007年12月21日，长江三峡总公司宣布，三峡工程将提前一年基本建成。原计划2009年9月四期蓄水，现有望提前至2008年汛后，达到172米或最终水位175米。
本刊记者杨彬彬对此文亦有贡献
2008年1月8日星期二
怒江：依然蜿蜒在环保争议与发展压力之间
作者：章轲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让怒江人感到更为困惑的是，尽管这里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又是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怒江干流水量丰沛而稳定、河道落差大，进行水电开发具有地形地质条件好、移民少等优势
但怒江河谷正是沿着怒江大断裂带发育的，高坝大库建成蓄水以后，在这种断裂活动本来就很强烈的地区，更易诱发地震
2008年国家公务员的试卷上，“怒江建水电站的争议”成了申论的重要试题。自2003年起，怒江水电开发已经争论了4年有余，成了环保与发展争议的标志。
不过，怒江地方政府不愿意继续停留在无果的争论上，贫困给他们的压力已经超过了环保的压力。
2007年12月27日，云南怒江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参加的“江河十年行”采访团巧遇怒江州州长侯新华。侯新华表示，怒江州将坚定不移地建设“国家级水电基地”，实施“矿电经济强州”战略。
今年年初，针对外界对怒江水电开发的质疑，侯新华公开表示：“怒江人民有着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已经初步具备了改变家乡面貌的能力，我们拥有建设新农村的权利。”
《第一财经日报》在怒江沿岸采访时注意到，在脱贫与环保间摇摆多年的怒江水电开发，正试图冲破种种困扰，强势前行。
欠开发的贫困
西南边陲的怒江大峡谷，冒着随时有滚石下坠的危险，沿着狭窄的山路一直往北走，就到了一个小山村。村头是一所小学，一所只有6名学生和1名老师的学校。
孩子们都很穷，身上衣衫单薄；4个孩子穿着破旧的拖鞋，2个孩子甚至连拖鞋都没有，赤着脚。
他们喜欢站在教室的墙根处晒太阳，接受一点太阳的温暖。
怒江州州委书记解毅称，全州1170所学校中，一个老师一个学校的就占了一半。“九五期间，全州贫困人口有22万，到了'十五'末期贫困人口有27.53万，而且还在增加。”解毅称。
按照国家最新的贫困线标准，怒江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882元的贫困人口还有27.53万人，低于637元的未解决温饱的人口还有13.38万人，分别占全州农业人口的60%和33%。全州有12.7万人需要易地安置，有4.5万特困户居住在茅草房内，占全州农户总数的47%。全州4县（泸水、兰坪、福贡、贡山）无一例外地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
说到贫困的原因，怒江州政府给记者提供的材料将其归纳为两点：
首先是自然原因。沿着怒江前行，记者发现，由于两岸山势陡峭，当地百姓不得不在悬崖绝壁上生产和生活。“家在这边住，田地在江那边，过溜索去种地，然后又背回来。”解毅介绍说，全州粮食平均亩产才101公斤。
更可怕的是，陡坡耕作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据怒江州统计，目前全州1500米海拔以下的森林已荡然无存，1500米到2000米之间的植被也破坏严重。全州水土流失面积达3933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面积的26.75%。地质灾害隐患处达600多处，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年年发生且愈演愈烈。
据说，一位领导到怒江了解情况时，曾感叹道：“怒江人民不是在种粮食，而是在种灾难！”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仍然靠农耕和生态掠夺，怒江的人和自然都会越来越贫困。
其次是政策原因。保护区面积占全州总面积的近60%。“有树不能砍、有山不能动、有水不能用”，怒江人民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依靠。而投入方面也严重不足。据统计，建州50年间，国家对怒江的投资累积9.7亿元，仅够发工资，造成缺路、缺电、缺水、缺医少药，老百姓缺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如果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至少需要500亿元的投资。”侯新华说。
守着“金饭碗”的痛楚
让怒江人感到更为困惑的是，尽管这里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又是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这里有世界级的水资源。水资源占云南省总量的47%，水能资源可开发装机容量达4200万千瓦，为全国六大水电基地之一。仅在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装机容量就可达成2132万千瓦。
除此之外，怒江还拥有世界级的矿产资源，目前已探明的有锌、铅、锡、金、钨等28种矿产，294个矿床（点），仅兰坪金顶凤凰山3.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蕴藏着铅锌矿1432万金属吨，占云南省铅锌矿总储量的68.5%，潜在经济价值高达1000亿元以上，是我国目前已探明储量最大的铅锌矿床，也是世界特大铅锌矿床之一。
怒江人“金饭碗”上的另一颗明珠则是丰富的旅游资源。怒江州地处“三江并流”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腹地，并戴着“三江并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中国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两顶桂冠，自然景观奇特壮丽，生物资源多样。
张何仁是云南怒江电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他认为，怒江最具比较优势的资源就是水电和矿产。“怒江需要发展，最根本的出路就是要充分开发利用这两大优势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不过，由于怒江开发迟迟不能展开，云南怒江电网有限公司成立几年来的主要工作是建电网。据称，目前怒江全州已经拥有110千伏线路665.7公里，110千伏变电站6座。
张何仁还小试了牛刀：2006年上半年，以小水电为切入点，发展矿电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2万多人，实现就业1万多人。投资增长161%，GDP增长17%，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9%。
怒江州政府提供的一份材料上这样表述：
“为了怒江早日摆脱贫困，怒江州有过以粮为纲的沉痛教训，也有过以林为主的有益尝试，也曾经试图通过畜牧业、旅游业求发展的探索。但都因多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成效。”
这份材料还认为，怒江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保护和恢复生态的问题，还有拯救生态的问题。“开发怒江水能资源，对治理怒江流域的生态恶化，具有关键的意义。”
2007年初，怒江州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思路。据侯新华介绍，怒江州提出了“三大目标”：构建国家级水电基地、国家级有色金属基地、打造“三江并流”怒江大峡谷知名旅游品牌。以水电、矿业和旅游开发为主线，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怒江水电开发再次提上日程。按照云南省有关部门提出的规划，怒江中下游干流实行大规模梯级开发，规划2015年至2020年开发马吉、亚碧罗、赛格、碧江等7座水电站，2030年前将其余6座开发完毕。届时，年发电总量可达1029.6亿千瓦时，每年可创造价值342.3亿元，每年至少可增创国民生产总值5158亿元。
怒江水电开发之争
怒江急于开发水电资源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怒江州算了这样一笔账：13个梯级电站的开发，总投资896.5亿元，如果2030年前全部建成，平均每年投入30多亿元，国税年收入增加51.99 亿元，地税年收入增加27.18亿元。巨额投资将扩大就业。据统计，电站建设每投入20万元，就带来一个长期就业机会，896.5亿元的总投资，可带来 448250个就业机会。巨额投资还将带动地方建材、交通等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地方GDP的增长，促进财政增收。
不过，尽管怒江州“十一五”规划提出了“矿电经济强州”的战略，决心开发水电，尽管云南省“十一五”规划也提出了“加快建设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三大水电基地，把云南建成以水电为主的全国优质能源基地”的目标，但在国家层面上，“开发怒江”并没有找到纲领性的依据。
国家“十一五”规划只是要求，“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统筹做好移民安置、环境治理、防洪和船运。建设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黄河上游等水电基地和溪洛渡、向家坝等大型水电站。”
2004年，国家发改委曾向国务院报送了《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不过，国务院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怒江水电开发被搁置。
但几年来，有关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论一直不断。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此前表示，怒江干流水量丰沛而稳定、河道落差大，进行水电开发具有地形地质条件好、移民少等优势。只要在开发中重视环保问题，坚持科学的开发模式，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是可以实现双赢的。
“建水电站，受益最大的确实是企业。”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世明称，怒江项目拖到现在，受损失的也是企业。据悉，近年来，华电已向怒江项目投入2000多万元。如果项目不能开工，所有的投资都打水漂了。
在反对怒江建水电站的阵营中，站在最前排的是一个女人——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北京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她也是被“江河十年行”项目组组长萧远称为“对水电开发商最具杀伤力”，也是“最需要保护”的人。
四川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中心总工程师范晓从专业的角度，认为怒江上不应该开发水电。他举例称，怒江河谷正是沿着怒江大断裂带发育的，而且成了我国最重要的地震区之一。怒江由中游向下游地震活动逐渐趋强，包括红河与怒江之间的区域，在1458年至1978年的518年间，有记载的6级以上的地震 16 次。另一方面，众多水库尤其是高坝大库建成蓄水以后，在这种断裂活动本来就很强烈的地区，更易诱发地震。
据了解，我国目前缺乏怒江河谷重要活动断层的基本观测数据。关于断层活动对梯级大坝的影响，以及水库蓄水后诱发地震的潜在危险，也均未在怒江水电开发规划中作出应有的评估。
“无法回避的是，不少水电大坝的库区移民，不但没有脱贫致富，有些反而还更加贫困。”范晓称，水电开发商如果视公共资源为私产，通过损害公共利益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就应该受到法律和社会公义的约束。
汪永晨：我们不是“反坝”人士
尽管2007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北京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很不喜欢有人将“反坝斗士”的帽子扣在她头上，但说起水电开发和建水坝，没有谁不会将汪永晨拉扯进来的。
2007年12月28日，在云南大理至昆明的高速公路旁，借参加“江河十年行”之际，《第一财经日报》与汪永晨有了以下的对话：
《第一财经日报》：你觉得目前我国在水电开发上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
汪永晨：首先是公众知情与参与的问题。水电开发项目首先要公示其环评报告。现在的水电开发经常是专家和工程部门的人说了算。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在江河开发的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等问题不是一个开发部门能了解和把握的。所以我们主张公众参与，目前很多大江大河的开发，公众参与程度还差得很多。
造大坝还会对生物多样性形成破坏。比如，水坝会淹掉很多土地，抬高水位，原来激流中的鱼，变成水库中的鱼，其习性就会改变，形成的削落带也容易造成滑坡和暗涌。如果因为水电不烧煤，不排放二氧化碳，就认为是清洁能源，这是一个误区。
第三是对移民的不公平。像怒江这样的开发，很多老百姓并不知情。比如，这次去小沙坝，包括我们2006年做100个村民的调查，没有正式渠道告诉他们，水电站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像小沙坝，村民们被从原来很富庶的地方搬到一个新村，没有院子，不能养猪、羊和牛，果树也不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一棵芒果树一年收入400~500元，现在200元赔偿就算完了。所以这种对移民的不公正是目前水电开发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你觉得，在西南地区，哪些水电站是值得建的？建的道理又在哪里？
汪永晨：怒江里有一些支流，这些支流上可以开发小水电。此外，如果像二滩水电站，水的流量合理、工程方式合理、移民又不多，对干旱河谷起到一定作用，起码不像一些大的水利工程那样产生巨大的生态影响。
但目前小水电站的开发是无序的。不是说哪个电站好，哪个电站不好，其实所有的水电都是应该在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在公众参与的情况下，才去开发。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给外界的感觉是，只要建水电站，你们都一概反对？
汪永晨：其实，说我们反对建坝的人，并没有认真听我们的意见。你可以看任何一篇我们的文章，都没有说反对在怒江上建水电站，而我们提到的是要公众参与，要公示环评报告。
我觉得是他们心里有问题，谁只要有不同的意见，就给你扣上“反坝”的帽子。我觉得，现在媒体可以有多种声音，我们的NGO可以起到监督作用，这是社会的进步。不能当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就被封为反对什么，这是不尊重别人的权利。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NGO与国际组织包括各种各样的基金会联系密切，包括做的每个项目，都要按照基金会提出的要求来做的？
汪永晨：我们在有关水利项目上，没有得到任何国际组织的资助，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AA制，“江河十年行”倒是得到了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支持。
《第一财经日报》：从目前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开发水电一个最常用的理由就是，当地经济发展落后，发展水电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可以增加收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撇开这一点的话，从你们的角度，他们应该有怎样的发展思路？
汪永晨：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像这样的水电开发，所发的电与水电站存在的价值是不成比例的。产生的电力在全国资源比例中所占的份额是非常小的。可是我国目前只有最后的两条生态江，怒江这里有22个民族，有6个宗教，他们都和谐相处。怒江有历史与文化的长廊，有生物多样性的长廊，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等产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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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并流
20世纪80年代，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在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惊异地发现在地球位于东经98°~100°30′，北纬25°30′~29°的地区并行着三条永不干涸奔腾的大江，这就是位于青藏高原南延至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之中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地区。
三江并行而流在云南境内约170余公里，位于云南省西部的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整个区域4万平方公里。怒江与澜沧江空中最短直线距离仅18.6公里，而澜沧江与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仅66.3公里。
由于三江并流地区特殊的地质构造，欧亚大陆最集中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人文资源、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观使该地区成为唯一的、独特的世界奇观。
西部“跑马圈水”
近些年来，在被称为中国水塔的西部，水电建设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项目地图上显示，到2005年，西部几乎所有的江河都被大坝拦腰斩断。岷江共六级梯级开发，紫坪铺电站，装机76万千瓦，坝高156米，紧邻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在大渡河，整个流域规划356座电站，在建规划最大的瀑布沟电站，装机容量330万千瓦，仅次于三峡电站，坝高186米，估计移民15万；在雅砻江上将要修建21座大坝，已建成著名的二滩电站，正在做前期施工准备的锦屏一级是号称目前亚洲同类型中最高的一个坝；在澜沧江，规划了14级梯级开发，已建成的漫湾电站125万千瓦，目前是云南最大的电站，坝高132米，淹没6000多亩耕地、8000多亩林地；在怒江，原始生态流域相对保存完好，是我国目前西部地区还没有水坝的河流，但也已经作出规划，共两库十三级梯级开发；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将要修建12座大坝，其中包括在世界自然遗产虎跳峡上游；嘉陵江上的大坝是17座；乌江10座。
让怒江人感到更为困惑的是，尽管这里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又是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怒江干流水量丰沛而稳定、河道落差大，进行水电开发具有地形地质条件好、移民少等优势
但怒江河谷正是沿着怒江大断裂带发育的，高坝大库建成蓄水以后，在这种断裂活动本来就很强烈的地区，更易诱发地震
2008年国家公务员的试卷上，“怒江建水电站的争议”成了申论的重要试题。自2003年起，怒江水电开发已经争论了4年有余，成了环保与发展争议的标志。
不过，怒江地方政府不愿意继续停留在无果的争论上，贫困给他们的压力已经超过了环保的压力。
2007年12月27日，云南怒江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参加的“江河十年行”采访团巧遇怒江州州长侯新华。侯新华表示，怒江州将坚定不移地建设“国家级水电基地”，实施“矿电经济强州”战略。
今年年初，针对外界对怒江水电开发的质疑，侯新华公开表示：“怒江人民有着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已经初步具备了改变家乡面貌的能力，我们拥有建设新农村的权利。”
《第一财经日报》在怒江沿岸采访时注意到，在脱贫与环保间摇摆多年的怒江水电开发，正试图冲破种种困扰，强势前行。
欠开发的贫困
西南边陲的怒江大峡谷，冒着随时有滚石下坠的危险，沿着狭窄的山路一直往北走，就到了一个小山村。村头是一所小学，一所只有6名学生和1名老师的学校。
孩子们都很穷，身上衣衫单薄；4个孩子穿着破旧的拖鞋，2个孩子甚至连拖鞋都没有，赤着脚。
他们喜欢站在教室的墙根处晒太阳，接受一点太阳的温暖。
怒江州州委书记解毅称，全州1170所学校中，一个老师一个学校的就占了一半。“九五期间，全州贫困人口有22万，到了'十五'末期贫困人口有27.53万，而且还在增加。”解毅称。
按照国家最新的贫困线标准，怒江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882元的贫困人口还有27.53万人，低于637元的未解决温饱的人口还有13.38万人，分别占全州农业人口的60%和33%。全州有12.7万人需要易地安置，有4.5万特困户居住在茅草房内，占全州农户总数的47%。全州4县（泸水、兰坪、福贡、贡山）无一例外地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
说到贫困的原因，怒江州政府给记者提供的材料将其归纳为两点：
首先是自然原因。沿着怒江前行，记者发现，由于两岸山势陡峭，当地百姓不得不在悬崖绝壁上生产和生活。“家在这边住，田地在江那边，过溜索去种地，然后又背回来。”解毅介绍说，全州粮食平均亩产才101公斤。
更可怕的是，陡坡耕作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据怒江州统计，目前全州1500米海拔以下的森林已荡然无存，1500米到2000米之间的植被也破坏严重。全州水土流失面积达3933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面积的26.75%。地质灾害隐患处达600多处，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年年发生且愈演愈烈。
据说，一位领导到怒江了解情况时，曾感叹道：“怒江人民不是在种粮食，而是在种灾难！”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仍然靠农耕和生态掠夺，怒江的人和自然都会越来越贫困。
其次是政策原因。保护区面积占全州总面积的近60%。“有树不能砍、有山不能动、有水不能用”，怒江人民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依靠。而投入方面也严重不足。据统计，建州50年间，国家对怒江的投资累积9.7亿元，仅够发工资，造成缺路、缺电、缺水、缺医少药，老百姓缺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如果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至少需要500亿元的投资。”侯新华说。
守着“金饭碗”的痛楚
让怒江人感到更为困惑的是，尽管这里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又是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这里有世界级的水资源。水资源占云南省总量的47%，水能资源可开发装机容量达4200万千瓦，为全国六大水电基地之一。仅在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装机容量就可达成2132万千瓦。
除此之外，怒江还拥有世界级的矿产资源，目前已探明的有锌、铅、锡、金、钨等28种矿产，294个矿床（点），仅兰坪金顶凤凰山3.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蕴藏着铅锌矿1432万金属吨，占云南省铅锌矿总储量的68.5%，潜在经济价值高达1000亿元以上，是我国目前已探明储量最大的铅锌矿床，也是世界特大铅锌矿床之一。
怒江人“金饭碗”上的另一颗明珠则是丰富的旅游资源。怒江州地处“三江并流”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腹地，并戴着“三江并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中国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两顶桂冠，自然景观奇特壮丽，生物资源多样。
张何仁是云南怒江电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他认为，怒江最具比较优势的资源就是水电和矿产。“怒江需要发展，最根本的出路就是要充分开发利用这两大优势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不过，由于怒江开发迟迟不能展开，云南怒江电网有限公司成立几年来的主要工作是建电网。据称，目前怒江全州已经拥有110千伏线路665.7公里，110千伏变电站6座。
张何仁还小试了牛刀：2006年上半年，以小水电为切入点，发展矿电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2万多人，实现就业1万多人。投资增长161%，GDP增长17%，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9%。
怒江州政府提供的一份材料上这样表述：
“为了怒江早日摆脱贫困，怒江州有过以粮为纲的沉痛教训，也有过以林为主的有益尝试，也曾经试图通过畜牧业、旅游业求发展的探索。但都因多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成效。”
这份材料还认为，怒江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保护和恢复生态的问题，还有拯救生态的问题。“开发怒江水能资源，对治理怒江流域的生态恶化，具有关键的意义。”
2007年初，怒江州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思路。据侯新华介绍，怒江州提出了“三大目标”：构建国家级水电基地、国家级有色金属基地、打造“三江并流”怒江大峡谷知名旅游品牌。以水电、矿业和旅游开发为主线，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怒江水电开发再次提上日程。按照云南省有关部门提出的规划，怒江中下游干流实行大规模梯级开发，规划2015年至2020年开发马吉、亚碧罗、赛格、碧江等7座水电站，2030年前将其余6座开发完毕。届时，年发电总量可达1029.6亿千瓦时，每年可创造价值342.3亿元，每年至少可增创国民生产总值5158亿元。
怒江水电开发之争
怒江急于开发水电资源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怒江州算了这样一笔账：13个梯级电站的开发，总投资896.5亿元，如果2030年前全部建成，平均每年投入30多亿元，国税年收入增加51.99 亿元，地税年收入增加27.18亿元。巨额投资将扩大就业。据统计，电站建设每投入20万元，就带来一个长期就业机会，896.5亿元的总投资，可带来 448250个就业机会。巨额投资还将带动地方建材、交通等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地方GDP的增长，促进财政增收。
不过，尽管怒江州“十一五”规划提出了“矿电经济强州”的战略，决心开发水电，尽管云南省“十一五”规划也提出了“加快建设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三大水电基地，把云南建成以水电为主的全国优质能源基地”的目标，但在国家层面上，“开发怒江”并没有找到纲领性的依据。
国家“十一五”规划只是要求，“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统筹做好移民安置、环境治理、防洪和船运。建设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黄河上游等水电基地和溪洛渡、向家坝等大型水电站。”
2004年，国家发改委曾向国务院报送了《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不过，国务院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怒江水电开发被搁置。
但几年来，有关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论一直不断。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此前表示，怒江干流水量丰沛而稳定、河道落差大，进行水电开发具有地形地质条件好、移民少等优势。只要在开发中重视环保问题，坚持科学的开发模式，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是可以实现双赢的。
“建水电站，受益最大的确实是企业。”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世明称，怒江项目拖到现在，受损失的也是企业。据悉，近年来，华电已向怒江项目投入2000多万元。如果项目不能开工，所有的投资都打水漂了。
在反对怒江建水电站的阵营中，站在最前排的是一个女人——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北京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她也是被“江河十年行”项目组组长萧远称为“对水电开发商最具杀伤力”，也是“最需要保护”的人。
四川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中心总工程师范晓从专业的角度，认为怒江上不应该开发水电。他举例称，怒江河谷正是沿着怒江大断裂带发育的，而且成了我国最重要的地震区之一。怒江由中游向下游地震活动逐渐趋强，包括红河与怒江之间的区域，在1458年至1978年的518年间，有记载的6级以上的地震 16 次。另一方面，众多水库尤其是高坝大库建成蓄水以后，在这种断裂活动本来就很强烈的地区，更易诱发地震。
据了解，我国目前缺乏怒江河谷重要活动断层的基本观测数据。关于断层活动对梯级大坝的影响，以及水库蓄水后诱发地震的潜在危险，也均未在怒江水电开发规划中作出应有的评估。
“无法回避的是，不少水电大坝的库区移民，不但没有脱贫致富，有些反而还更加贫困。”范晓称，水电开发商如果视公共资源为私产，通过损害公共利益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就应该受到法律和社会公义的约束。
汪永晨：我们不是“反坝”人士
尽管2007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北京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很不喜欢有人将“反坝斗士”的帽子扣在她头上，但说起水电开发和建水坝，没有谁不会将汪永晨拉扯进来的。
2007年12月28日，在云南大理至昆明的高速公路旁，借参加“江河十年行”之际，《第一财经日报》与汪永晨有了以下的对话：
《第一财经日报》：你觉得目前我国在水电开发上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
汪永晨：首先是公众知情与参与的问题。水电开发项目首先要公示其环评报告。现在的水电开发经常是专家和工程部门的人说了算。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在江河开发的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等问题不是一个开发部门能了解和把握的。所以我们主张公众参与，目前很多大江大河的开发，公众参与程度还差得很多。
造大坝还会对生物多样性形成破坏。比如，水坝会淹掉很多土地，抬高水位，原来激流中的鱼，变成水库中的鱼，其习性就会改变，形成的削落带也容易造成滑坡和暗涌。如果因为水电不烧煤，不排放二氧化碳，就认为是清洁能源，这是一个误区。
第三是对移民的不公平。像怒江这样的开发，很多老百姓并不知情。比如，这次去小沙坝，包括我们2006年做100个村民的调查，没有正式渠道告诉他们，水电站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像小沙坝，村民们被从原来很富庶的地方搬到一个新村，没有院子，不能养猪、羊和牛，果树也不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一棵芒果树一年收入400~500元，现在200元赔偿就算完了。所以这种对移民的不公正是目前水电开发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你觉得，在西南地区，哪些水电站是值得建的？建的道理又在哪里？
汪永晨：怒江里有一些支流，这些支流上可以开发小水电。此外，如果像二滩水电站，水的流量合理、工程方式合理、移民又不多，对干旱河谷起到一定作用，起码不像一些大的水利工程那样产生巨大的生态影响。
但目前小水电站的开发是无序的。不是说哪个电站好，哪个电站不好，其实所有的水电都是应该在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在公众参与的情况下，才去开发。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给外界的感觉是，只要建水电站，你们都一概反对？
汪永晨：其实，说我们反对建坝的人，并没有认真听我们的意见。你可以看任何一篇我们的文章，都没有说反对在怒江上建水电站，而我们提到的是要公众参与，要公示环评报告。
我觉得是他们心里有问题，谁只要有不同的意见，就给你扣上“反坝”的帽子。我觉得，现在媒体可以有多种声音，我们的NGO可以起到监督作用，这是社会的进步。不能当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就被封为反对什么，这是不尊重别人的权利。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NGO与国际组织包括各种各样的基金会联系密切，包括做的每个项目，都要按照基金会提出的要求来做的？
汪永晨：我们在有关水利项目上，没有得到任何国际组织的资助，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AA制，“江河十年行”倒是得到了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支持。
《第一财经日报》：从目前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开发水电一个最常用的理由就是，当地经济发展落后，发展水电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可以增加收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撇开这一点的话，从你们的角度，他们应该有怎样的发展思路？
汪永晨：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像这样的水电开发，所发的电与水电站存在的价值是不成比例的。产生的电力在全国资源比例中所占的份额是非常小的。可是我国目前只有最后的两条生态江，怒江这里有22个民族，有6个宗教，他们都和谐相处。怒江有历史与文化的长廊，有生物多样性的长廊，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等产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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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并流
20世纪80年代，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在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惊异地发现在地球位于东经98°~100°30′，北纬25°30′~29°的地区并行着三条永不干涸奔腾的大江，这就是位于青藏高原南延至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之中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地区。
三江并行而流在云南境内约170余公里，位于云南省西部的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整个区域4万平方公里。怒江与澜沧江空中最短直线距离仅18.6公里，而澜沧江与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仅66.3公里。
由于三江并流地区特殊的地质构造，欧亚大陆最集中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人文资源、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观使该地区成为唯一的、独特的世界奇观。
西部“跑马圈水”
近些年来，在被称为中国水塔的西部，水电建设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项目地图上显示，到2005年，西部几乎所有的江河都被大坝拦腰斩断。岷江共六级梯级开发，紫坪铺电站，装机76万千瓦，坝高156米，紧邻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在大渡河，整个流域规划356座电站，在建规划最大的瀑布沟电站，装机容量330万千瓦，仅次于三峡电站，坝高186米，估计移民15万；在雅砻江上将要修建21座大坝，已建成著名的二滩电站，正在做前期施工准备的锦屏一级是号称目前亚洲同类型中最高的一个坝；在澜沧江，规划了14级梯级开发，已建成的漫湾电站125万千瓦，目前是云南最大的电站，坝高132米，淹没6000多亩耕地、8000多亩林地；在怒江，原始生态流域相对保存完好，是我国目前西部地区还没有水坝的河流，但也已经作出规划，共两库十三级梯级开发；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将要修建12座大坝，其中包括在世界自然遗产虎跳峡上游；嘉陵江上的大坝是17座；乌江10座。
2008年1月2日星期三
华尔街日报：三峡大坝如何结缘加拿大
作者：Ian Johnson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中国三峡大坝项目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富争议的工程项目之一。加拿大政府在此项目中鲜为人知的角色折射出外国政府和公司在其中所发挥的推波助澜作用。
在三峡计划提上日程之初，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政府都拒绝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水坝项目提供帮助。是加拿大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反水”，为大坝项目提供支持。在此之后，西方企业便开始向中国输出昂贵的高技术设备，某些政府甚至还通过出口信贷的方式提供补贴。
虽然大坝项目归根结底是由中国政府拍板，但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却在整件事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当初加拿大国内爆发政治危机时，其政府不顾本国工程师关于大坝高度的警告，义无反顾地为三峡项目提供了大力协助。
大约二十年前，中国在加拿大出资协助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对在三峡地区修建水坝进行官方可行性研究。当时加拿大对水电推崇备至，因为水电在该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份在1988年出炉的报告很大程度上对建设三峡大坝的想法给予了肯定。但也提出了一点，那就是水深不能超过160米。
曾研究过三峡工程的Hydro-Quebec工程师皮埃尔•森尼克(Pierre Senecal)表示，我们认为150米到160米的蓄水深度是可行的，但不能肯定170或180米是否可行，因此当时建议不要超过160米。
而三年之后中国决定上马三峡项目，并不顾自己进行官方可行性研究后提出的建议，将蓄水深度定在180米。目前三峡水库的蓄水深度已经达到156.6米，并且还在上升。但与此同时三峡库区的滑坡现象日益频繁，有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需要搬迁疏散。眼下距离预定水深目标还有20多米，外界日益担心三峡大坝所存在的 各种问题会进一步恶化。蓄水深度已成为大坝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它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数百万居民重新安置、成本膨胀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由于中国从少数支持三峡项目的西方国家那里获得了相关技术，就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不再考虑上马大型水电项目之际，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建水坝。
加拿大环保组织Probe International的帕特•亚当斯(Pat Adams)指出，三峡项目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仅与中国有关，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有责任。
中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Three Gorges Project Construction Committee)是三峡项目的主要负责部门。该部门拒绝对当初加拿大协助进行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关于蓄水深度的建议发表具体评论。但该委员会表示，过去数十年来，外国专家对180米乃至超过这一数字的深度都给予了认可。该委员会公关部门负责人Li Feng谈到，鉴于大坝具有的多项功能，中国相关规划部门认为目标蓄水深度是“合适的”。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一批工程专家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在改革初期成果的鼓舞下，他们构想出一幅壮阔的蓝图──建设一座长度堪比苏必利尔湖的水库，发电量要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座水电站。但这一提议在中国领导人及群众间遭遇了空前强烈的反对。
于是这些中国工程专家向加拿大求助，后者被视为值得信赖的友好国家，而且因为建设了一些全球最大的水利项目而成为水电领域的领先国家。最终加拿大国际开发署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同意资助这项耗资1,400万美元的研究。
这项研究由加拿大几家知名的能源企业承揽，其中包括Hydro-Quebec。这些公司总部均设于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的最大城市──蒙特利尔，而魁北克这个地方后来又与三峡工程产生了瓜葛。
这份篇幅浩繁的调查报告于1988年提交给中国政府，它是三峡大坝唯一的一份官方可行性研究报告。加拿大人支持中国工程师的大多数设想──甚至一座大坝可以将防洪、发电和改善航运等互不相关的目标一并实现的观点也得到了支持。
但报告中关于蓄水高度的警告没有引起注意。中国工程师想让水库蓄水达到180米，从而产生更多电力，并使中国得以向缺水的北方调水。
加拿大工程师森尼克周一说：“只需一点经验，就很容易料到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是个收益递减的问题。”
一开始，对蓄水高度的争论似乎是学术性的。1989年，中国全国人大否决了政府修建大坝的行动，建议暂缓五年。
然而到了1992年，李鹏总理又旧事重提。水电工程师出身的李鹏支持修建180米的多功能大坝。在他的推动下，全国人大批准了三峡工程建设项目。大坝的建设定于1994年启动。
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较低，也没有修建如此复杂大坝的技术。至于发电所需的巨型涡轮以及传输电力所需的高压电缆，中国也缺乏制造技术。
最初，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该项目避之犹恐不及。1992年，当初为三峡大坝可行性研究提供资金的加拿大开发机构以担心该项目的寿命和社会影响为由，决定不再继续参与。世界银行也认为该项目经济上难以维持，因而没有提供资金。1993年，美国政府表示不再认为这类大坝对美国人民来说是好事，因此也不再建议其他国家考虑兴建，因而撤消了对该项目的支持，由此为美国对三峡工程50年之久的兴趣划上了句号。
而之后不久加拿大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弯。 1994年，新当选的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带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克雷蒂安所在的自由党于1993年当政，之前一直反对加拿大参与三峡建设。但在访问中国时，克雷蒂安正面临其家乡魁北克省的政治动荡，当时魁北克要求从加拿大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魁北克省最大城市蒙特利尔是加拿大水电业的中心，也是许多跨国电力公司的总部所在。
克雷蒂安的内阁成员、后来任贸易部长的塞吉奥•马奇(Sergio Marchi)说，代表团的本意是让加拿大人明了：凝成一体会比分裂拥有更好的未来。在那次访问中，克雷蒂安大出加拿大国内民众意料，宣布他的政府将支持三峡大坝工程。
随之而来的就是销售合同。1997年，中国给了蒙特利尔的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anada)及两家德国公司价值3.20亿美元的涡轮制造合同。（加拿大通用电气及其母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均拒绝置评。）几个月后，加拿大国有企业出口开发公司(Export Development Corp.)为这桩交易提供了1.6亿美元的担保。
这为其他公司向中国出售三峡大坝所需产品开了先河，它们共售出总价值逾15亿美元的重要高科技产品。几乎所有产品都是借助外国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售出的，此类信贷为中国政府购买这些产品提供了低息或无息贷款。除加拿大以外，德国、瑞士、瑞典和法国为向中国出售三峡大坝相关设备都对华提供了出口信贷──这种由它们本国纳税人买单的出口补贴实际上起到了减轻三峡工程建造成本的作用。
由于加拿大当初中途撤销了对三峡项目的支持，使得中国只凭加拿大人在上世纪80年代出具的可行性报告便开始了工程建设。加拿大后来虽然又向中国出售水电设备，但由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不再支持三峡项目，这意味着加方提供的技术援助也停止了。而后续性研究如果得以继续进行的话，加拿大人当初的一些设想很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加拿大工程师大多只在Hydro-Quebec承建的James Bay大坝有十来年的工作经验。这座大坝位于魁北克北部人烟稀少的多岩石地带，地理环境异于粉砂土地质、人口稠密的三峡地区。加拿大现政府的官员拒绝置评该项目，称作出这个决定的是前政府。
加拿大工程师当初曾预计，如果大坝蓄水160米，只有70万人需要移民。但现在已有140万人被重新安置，而大坝蓄水还仅为156.6米。最近宣布的计划可能要求三峡库区的另外数百万人口再次移民。
中国三峡大坝项目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富争议的工程项目之一。加拿大政府在此项目中鲜为人知的角色折射出外国政府和公司在其中所发挥的推波助澜作用。
在三峡计划提上日程之初，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政府都拒绝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水坝项目提供帮助。是加拿大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反水”，为大坝项目提供支持。在此之后，西方企业便开始向中国输出昂贵的高技术设备，某些政府甚至还通过出口信贷的方式提供补贴。
虽然大坝项目归根结底是由中国政府拍板，但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却在整件事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当初加拿大国内爆发政治危机时，其政府不顾本国工程师关于大坝高度的警告，义无反顾地为三峡项目提供了大力协助。
大约二十年前，中国在加拿大出资协助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对在三峡地区修建水坝进行官方可行性研究。当时加拿大对水电推崇备至，因为水电在该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份在1988年出炉的报告很大程度上对建设三峡大坝的想法给予了肯定。但也提出了一点，那就是水深不能超过160米。
曾研究过三峡工程的Hydro-Quebec工程师皮埃尔•森尼克(Pierre Senecal)表示，我们认为150米到160米的蓄水深度是可行的，但不能肯定170或180米是否可行，因此当时建议不要超过160米。
而三年之后中国决定上马三峡项目，并不顾自己进行官方可行性研究后提出的建议，将蓄水深度定在180米。目前三峡水库的蓄水深度已经达到156.6米，并且还在上升。但与此同时三峡库区的滑坡现象日益频繁，有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需要搬迁疏散。眼下距离预定水深目标还有20多米，外界日益担心三峡大坝所存在的 各种问题会进一步恶化。蓄水深度已成为大坝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它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数百万居民重新安置、成本膨胀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由于中国从少数支持三峡项目的西方国家那里获得了相关技术，就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不再考虑上马大型水电项目之际，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建水坝。
加拿大环保组织Probe International的帕特•亚当斯(Pat Adams)指出，三峡项目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仅与中国有关，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有责任。
中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Three Gorges Project Construction Committee)是三峡项目的主要负责部门。该部门拒绝对当初加拿大协助进行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关于蓄水深度的建议发表具体评论。但该委员会表示，过去数十年来，外国专家对180米乃至超过这一数字的深度都给予了认可。该委员会公关部门负责人Li Feng谈到，鉴于大坝具有的多项功能，中国相关规划部门认为目标蓄水深度是“合适的”。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一批工程专家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在改革初期成果的鼓舞下，他们构想出一幅壮阔的蓝图──建设一座长度堪比苏必利尔湖的水库，发电量要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座水电站。但这一提议在中国领导人及群众间遭遇了空前强烈的反对。
于是这些中国工程专家向加拿大求助，后者被视为值得信赖的友好国家，而且因为建设了一些全球最大的水利项目而成为水电领域的领先国家。最终加拿大国际开发署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同意资助这项耗资1,400万美元的研究。
这项研究由加拿大几家知名的能源企业承揽，其中包括Hydro-Quebec。这些公司总部均设于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的最大城市──蒙特利尔，而魁北克这个地方后来又与三峡工程产生了瓜葛。
这份篇幅浩繁的调查报告于1988年提交给中国政府，它是三峡大坝唯一的一份官方可行性研究报告。加拿大人支持中国工程师的大多数设想──甚至一座大坝可以将防洪、发电和改善航运等互不相关的目标一并实现的观点也得到了支持。
但报告中关于蓄水高度的警告没有引起注意。中国工程师想让水库蓄水达到180米，从而产生更多电力，并使中国得以向缺水的北方调水。
加拿大工程师森尼克周一说：“只需一点经验，就很容易料到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是个收益递减的问题。”
一开始，对蓄水高度的争论似乎是学术性的。1989年，中国全国人大否决了政府修建大坝的行动，建议暂缓五年。
然而到了1992年，李鹏总理又旧事重提。水电工程师出身的李鹏支持修建180米的多功能大坝。在他的推动下，全国人大批准了三峡工程建设项目。大坝的建设定于1994年启动。
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较低，也没有修建如此复杂大坝的技术。至于发电所需的巨型涡轮以及传输电力所需的高压电缆，中国也缺乏制造技术。
最初，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该项目避之犹恐不及。1992年，当初为三峡大坝可行性研究提供资金的加拿大开发机构以担心该项目的寿命和社会影响为由，决定不再继续参与。世界银行也认为该项目经济上难以维持，因而没有提供资金。1993年，美国政府表示不再认为这类大坝对美国人民来说是好事，因此也不再建议其他国家考虑兴建，因而撤消了对该项目的支持，由此为美国对三峡工程50年之久的兴趣划上了句号。
而之后不久加拿大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弯。 1994年，新当选的总理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带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克雷蒂安所在的自由党于1993年当政，之前一直反对加拿大参与三峡建设。但在访问中国时，克雷蒂安正面临其家乡魁北克省的政治动荡，当时魁北克要求从加拿大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魁北克省最大城市蒙特利尔是加拿大水电业的中心，也是许多跨国电力公司的总部所在。
克雷蒂安的内阁成员、后来任贸易部长的塞吉奥•马奇(Sergio Marchi)说，代表团的本意是让加拿大人明了：凝成一体会比分裂拥有更好的未来。在那次访问中，克雷蒂安大出加拿大国内民众意料，宣布他的政府将支持三峡大坝工程。
随之而来的就是销售合同。1997年，中国给了蒙特利尔的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anada)及两家德国公司价值3.20亿美元的涡轮制造合同。（加拿大通用电气及其母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均拒绝置评。）几个月后，加拿大国有企业出口开发公司(Export Development Corp.)为这桩交易提供了1.6亿美元的担保。
这为其他公司向中国出售三峡大坝所需产品开了先河，它们共售出总价值逾15亿美元的重要高科技产品。几乎所有产品都是借助外国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售出的，此类信贷为中国政府购买这些产品提供了低息或无息贷款。除加拿大以外，德国、瑞士、瑞典和法国为向中国出售三峡大坝相关设备都对华提供了出口信贷──这种由它们本国纳税人买单的出口补贴实际上起到了减轻三峡工程建造成本的作用。
由于加拿大当初中途撤销了对三峡项目的支持，使得中国只凭加拿大人在上世纪80年代出具的可行性报告便开始了工程建设。加拿大后来虽然又向中国出售水电设备，但由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不再支持三峡项目，这意味着加方提供的技术援助也停止了。而后续性研究如果得以继续进行的话，加拿大人当初的一些设想很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加拿大工程师大多只在Hydro-Quebec承建的James Bay大坝有十来年的工作经验。这座大坝位于魁北克北部人烟稀少的多岩石地带，地理环境异于粉砂土地质、人口稠密的三峡地区。加拿大现政府的官员拒绝置评该项目，称作出这个决定的是前政府。
加拿大工程师当初曾预计，如果大坝蓄水160米，只有70万人需要移民。但现在已有140万人被重新安置，而大坝蓄水还仅为156.6米。最近宣布的计划可能要求三峡库区的另外数百万人口再次移民。
美联社：中国的三峡大坝引发新的忧虑
作者：AUDRA ANG 来源：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在三峡库区的巴东黄土坡村，61岁的王竹殊（Wang Zhushu，音译）老人说，晚上每当她听到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发出的嗡嗡声，她便开始担心她建在江边的房子，以至于一晚上都难以入眠。
指着她一层高的混砖结构的房子，王姓老人无不忧虑地说，“你看这房子都开始扭曲了，这儿漏水，这儿有裂缝，储藏室的石墙上已经出现三指宽的裂缝。每到晚上，我能感觉到这房子在颤动。所以啊，我就睡不着了，爬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担心啊。”
在建设三峡大坝之前，中国政府保证说，工程建设将给当地移民带来新的生活。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与其说上百万的移民带来了新生活，还不如说带来了新的忧虑。
三峡水库蓄水4年之后，在600多公里长的库区沿岸，搬进新居的村民们不断抱怨他们屋子的地基在下沉，墙壁有裂缝；污染情况因为水流变缓而越来越严重；滑坡和泥石流在雨季变得更为频繁多见；长江上航行的船舶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现在却成为王婆婆她们的心病。
其实王婆婆的境况并不是很特别的个案。在距离黄土坡不远的梅坪村（Meiping），村民们也有同样的遭遇。由于滑坡威胁到房屋安全，他们在今年夏天匆匆忙忙地从江边搬到这儿，但刚刚建成的新家也没有给他们更多安全感。45岁的柑农梅长新（Mei Changxin，音译）一边用报纸糊住墙上的裂缝，一边对记者说，“看我们这房子，成天让人提心吊胆，就是在坡上的地里干活，有时也担心这房子会不会垮下来。”
中国政府宣称，投资220亿美元的三峡大坝将结束长江中下游洪水泛滥的历史，每年提供847亿千瓦的清洁能源，尽管水库淹没之处将有140万居民不得不为之让路。专家和批评人士一直警告大坝建设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以及被迫迁移的居民将付出太大的代价，但热衷于大型工程建设的政府官员对他们的不同观点充耳不闻。
有专家警告说，在巨大的三峡水库形成之后，不断上涨的库水将侵蚀沿岸的山坡，库岸的土壤和岩石在长期浸泡之后将不断变湿变重，随着上涨的库区水位引发滑坡和其它地质灾害。
此外，水体的重量不断对岩层基底施加压力，还会引发地震。水库诱发地震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米德湖（Lake Mead）被蓄满之后，曾经诱发胡佛大坝（the Hoover Dam）地区的地震；1967年印度Koyna 大坝（India's Koyna Dam）发生震级6.4 度的地震，导致180人丧生。
但中国政府一直否认类似事件会在三峡库区发生。
不过政府的宣传并没有让大坝的批评者信服。中国著名记者戴晴指出，“几乎所有建坝前的担心现在都兑现了：库区的滑坡和其它地质灾害迫使已经被安置的农民重新迁移，长江和水库的水质变得越来越糟糕，人们几乎不再将其作为饮用水源。不管这个工程可以产生多少电能，几乎完全无法补偿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胡锦涛政府在上台之后，一直在宣扬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并承诺建立一个更亲民以及环境友好的政府。但上述不断冒出的问题也许就是对现政府的严峻考验。胡锦涛并没有出席去年三峡工地举行的封顶仪式，似乎有意避开与三峡工程相关的是是非非。他完全不像以前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几乎总是设法将自己与三峡工程联系起来。
今年9月，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一反常态地报道，三峡工程当局首次公开承认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国内媒体甚至大胆引述了三峡建委常务主任汪啸风的类似说法。而重庆市的一位副市长也说，就在城区附近，不到50公里的水库沿线就发现91处滑坡点。
著名环境科学家、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国阶评论说，“三峡地区的生态问题比我们早先预料的还要糟糕，”他随后列出诸如地震、水土流失、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陈国阶教授同时指出，工程建设对库区的社会影响也是同等严重，“农民们失去土地之后，大量涌入城市，但库区的产业空心化使他们难以找到工作。不少年轻移民无奈之下远走他乡，到东部或南方的城市寻找机会。”
就在批评者不断发声的时候，上个月在湖北巴东发生的滑坡灾害令３４人丧生。为了转移公众视线，政府及其媒体便加倍努力地强调工程所带来的福利。三峡工程环境保护局的主任孙志玉（Sun Zhiyu，音译）向外国记者表示，“过去十年以来，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现在情况完全得到控制。”
北京当局表示，政府一直关注三峡工程及其与环境有关的问题，下一步将采取措施关 闭工厂企业以及矿区以控制污染、加强对地质灾害的监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会负责将处于危险地带的居民进行重新安置。
就在上面提及的巴东县，移民局的官员说，大约２５,０００人将被重新安置，他们其中有些人已经是第三次了。王竹殊和她６７岁的丈夫目前还没有迁移，如果蓄水位继续提高的话，他们的再次搬迁只是迟早的事情。
这位官员不愿告诉记者他的姓名，只是说他姓陆，“由于地质灾害很可能发生，我们准备将大部分政府机关及家属搬迁到附近地区。”
当地居民说，蓄水位不断上升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明显，道路变形、房屋裂缝的情况与日俱增，红白相间的滑坡警告牌更是随处可见。
王竹殊的街坊邻居也有和她一样的牢骚和抱怨。
王忠荷（Wang Zhonghe，音译）说，她家的后院离长江只有几米的距离，仅在今年就感觉到至少两次地震。她的丈夫不得不将大门口的地面铲去几寸，以便前门能够关严。
向珍（Xiang Zhen，音译）说，她以前住的房子从２００３年就开始出现裂缝，最后被一个滑坡所损坏，现在住在江边一幢８层公寓的二楼，“我们仍然担心下雨，尤其是暴雨，担心会对地基造成影响。”３８岁的向珍不久前下岗回家，现在靠种点蔬菜维持生计。
谈到生计的时候，下游一点的野猫面（Yemaomian）居民陈子江（Chen Zijiang，音译）更有话说，“（搬家后）从头开始确实很艰难，因为我们的生计大受影响。” ２６岁的陈子江正帮他的父母搬家，他说每次搬家，他们不得不舍弃新建的房屋和将要结果的柑橘树，其损失达到好几万元。为了增加收入，除了种柑橘之外，有时间就开摩托出租车，这样他的月收入可以从４００元增加到上千元；为了省下买蔬菜的花费，他计划在附近开出一块土地种上豆子。
“虽然搬迁使我们贫困，但我们没有办法，”小陈一脸无奈地说，“（这个样子）我高兴吗？（搬不搬迁）我有选择吗？”
（原文题目“China's Bold Dam Causing Worries”，发表于2007年12月29日；由《三峡探索》编辑木兰翻译）
在三峡库区的巴东黄土坡村，61岁的王竹殊（Wang Zhushu，音译）老人说，晚上每当她听到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发出的嗡嗡声，她便开始担心她建在江边的房子，以至于一晚上都难以入眠。
指着她一层高的混砖结构的房子，王姓老人无不忧虑地说，“你看这房子都开始扭曲了，这儿漏水，这儿有裂缝，储藏室的石墙上已经出现三指宽的裂缝。每到晚上，我能感觉到这房子在颤动。所以啊，我就睡不着了，爬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担心啊。”
在建设三峡大坝之前，中国政府保证说，工程建设将给当地移民带来新的生活。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与其说上百万的移民带来了新生活，还不如说带来了新的忧虑。
三峡水库蓄水4年之后，在600多公里长的库区沿岸，搬进新居的村民们不断抱怨他们屋子的地基在下沉，墙壁有裂缝；污染情况因为水流变缓而越来越严重；滑坡和泥石流在雨季变得更为频繁多见；长江上航行的船舶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现在却成为王婆婆她们的心病。
其实王婆婆的境况并不是很特别的个案。在距离黄土坡不远的梅坪村（Meiping），村民们也有同样的遭遇。由于滑坡威胁到房屋安全，他们在今年夏天匆匆忙忙地从江边搬到这儿，但刚刚建成的新家也没有给他们更多安全感。45岁的柑农梅长新（Mei Changxin，音译）一边用报纸糊住墙上的裂缝，一边对记者说，“看我们这房子，成天让人提心吊胆，就是在坡上的地里干活，有时也担心这房子会不会垮下来。”
中国政府宣称，投资220亿美元的三峡大坝将结束长江中下游洪水泛滥的历史，每年提供847亿千瓦的清洁能源，尽管水库淹没之处将有140万居民不得不为之让路。专家和批评人士一直警告大坝建设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以及被迫迁移的居民将付出太大的代价，但热衷于大型工程建设的政府官员对他们的不同观点充耳不闻。
有专家警告说，在巨大的三峡水库形成之后，不断上涨的库水将侵蚀沿岸的山坡，库岸的土壤和岩石在长期浸泡之后将不断变湿变重，随着上涨的库区水位引发滑坡和其它地质灾害。
此外，水体的重量不断对岩层基底施加压力，还会引发地震。水库诱发地震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米德湖（Lake Mead）被蓄满之后，曾经诱发胡佛大坝（the Hoover Dam）地区的地震；1967年印度Koyna 大坝（India's Koyna Dam）发生震级6.4 度的地震，导致180人丧生。
但中国政府一直否认类似事件会在三峡库区发生。
不过政府的宣传并没有让大坝的批评者信服。中国著名记者戴晴指出，“几乎所有建坝前的担心现在都兑现了：库区的滑坡和其它地质灾害迫使已经被安置的农民重新迁移，长江和水库的水质变得越来越糟糕，人们几乎不再将其作为饮用水源。不管这个工程可以产生多少电能，几乎完全无法补偿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胡锦涛政府在上台之后，一直在宣扬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并承诺建立一个更亲民以及环境友好的政府。但上述不断冒出的问题也许就是对现政府的严峻考验。胡锦涛并没有出席去年三峡工地举行的封顶仪式，似乎有意避开与三峡工程相关的是是非非。他完全不像以前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几乎总是设法将自己与三峡工程联系起来。
今年9月，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一反常态地报道，三峡工程当局首次公开承认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国内媒体甚至大胆引述了三峡建委常务主任汪啸风的类似说法。而重庆市的一位副市长也说，就在城区附近，不到50公里的水库沿线就发现91处滑坡点。
著名环境科学家、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国阶评论说，“三峡地区的生态问题比我们早先预料的还要糟糕，”他随后列出诸如地震、水土流失、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陈国阶教授同时指出，工程建设对库区的社会影响也是同等严重，“农民们失去土地之后，大量涌入城市，但库区的产业空心化使他们难以找到工作。不少年轻移民无奈之下远走他乡，到东部或南方的城市寻找机会。”
就在批评者不断发声的时候，上个月在湖北巴东发生的滑坡灾害令３４人丧生。为了转移公众视线，政府及其媒体便加倍努力地强调工程所带来的福利。三峡工程环境保护局的主任孙志玉（Sun Zhiyu，音译）向外国记者表示，“过去十年以来，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现在情况完全得到控制。”
北京当局表示，政府一直关注三峡工程及其与环境有关的问题，下一步将采取措施关 闭工厂企业以及矿区以控制污染、加强对地质灾害的监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会负责将处于危险地带的居民进行重新安置。
就在上面提及的巴东县，移民局的官员说，大约２５,０００人将被重新安置，他们其中有些人已经是第三次了。王竹殊和她６７岁的丈夫目前还没有迁移，如果蓄水位继续提高的话，他们的再次搬迁只是迟早的事情。
这位官员不愿告诉记者他的姓名，只是说他姓陆，“由于地质灾害很可能发生，我们准备将大部分政府机关及家属搬迁到附近地区。”
当地居民说，蓄水位不断上升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明显，道路变形、房屋裂缝的情况与日俱增，红白相间的滑坡警告牌更是随处可见。
王竹殊的街坊邻居也有和她一样的牢骚和抱怨。
王忠荷（Wang Zhonghe，音译）说，她家的后院离长江只有几米的距离，仅在今年就感觉到至少两次地震。她的丈夫不得不将大门口的地面铲去几寸，以便前门能够关严。
向珍（Xiang Zhen，音译）说，她以前住的房子从２００３年就开始出现裂缝，最后被一个滑坡所损坏，现在住在江边一幢８层公寓的二楼，“我们仍然担心下雨，尤其是暴雨，担心会对地基造成影响。”３８岁的向珍不久前下岗回家，现在靠种点蔬菜维持生计。
谈到生计的时候，下游一点的野猫面（Yemaomian）居民陈子江（Chen Zijiang，音译）更有话说，“（搬家后）从头开始确实很艰难，因为我们的生计大受影响。” ２６岁的陈子江正帮他的父母搬家，他说每次搬家，他们不得不舍弃新建的房屋和将要结果的柑橘树，其损失达到好几万元。为了增加收入，除了种柑橘之外，有时间就开摩托出租车，这样他的月收入可以从４００元增加到上千元；为了省下买蔬菜的花费，他计划在附近开出一块土地种上豆子。
“虽然搬迁使我们贫困，但我们没有办法，”小陈一脸无奈地说，“（这个样子）我高兴吗？（搬不搬迁）我有选择吗？”
（原文题目“China's Bold Dam Causing Worries”，发表于2007年12月29日；由《三峡探索》编辑木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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