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宫靖 来源：《新世纪》周刊
打开中国地图，东西走向的黄河、长江雄踞中国南北;而南北走向、绵延1500多公里的汉江，几乎勾连了两大流域。
六七千年前，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正是在这一流域相融交汇，中华文明由此成型。此水与中华民族，皆名为汉。
是故，言及河流，中国自古有“江淮河汉”之说。汉江年径流量达550亿立方米以上，仅逊黄河100余亿立方米。其流域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仅湖北省汉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就有近2000万人，GDP亦占据该省的半壁江山。
更为难得的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汉江，在近30年来与高速经济增长相伴的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下，至今仍保有一江清水。正是特殊地理位置和难得的处子之清，才使得汉江担负起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重任。
然而，也正是因为南水北调工程，汉江如今正面临严峻考验。
时值7月炎夏，位于湖北省省会武汉西北大约500公里外的丹江口，丛林尽绿。二次加高后的丹江口大坝横断汉江。坝的上游湖面，清翠平静，沙洲点点; 坝下水流亦清澈甘冽。按照规划，四年之后，每年将有95亿立方米的水从此处一路向北，经1000多公里，直抵京津二市——这项宏伟的工程，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原本水资源就相对贫乏的中国华北地区，陷入前所未见的持续水危机中。调南方长江流域之水维持北方经济，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南水北调工程所规划的东、中、西三线中，西线由于反对声音众多，上马与否仍未最终确定;东线则面临沿线水质污染的严重威胁;惟有从汉江引来一江清水的中线工程，为京津冀豫各地翘首以待。
然而，作为水源地的陕鄂两省，却有着别样的感触。
实际上，作为汉江发源地的陕西省，本身亦为北方缺水大省，但不在南水北调工程受水省份之列。为解本省缺水之患，在南水北调工程推进的同时，陕西省也在力推引汉(汉江)济渭(渭河)工程，即从汉江源头调水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以解陕西全省缺水燃眉之急;与此同时，陕西省还在汉江上游的干流，进行七级梯坝开发。
陕西的这些工程，对于位于汉水下游的湖北省汉江平原来说，可谓雪上加霜。江汉平原是湖北经济命脉所在，南水北调加上引汉济渭，使得汉江水量大减，可能造成灌溉、饮水和污染等诸多难题。
同样地，为了寻求补偿，湖北省也在启动引江(长江)济汉(汉江)工程;同时也将在汉江中下游干流，兴建七级梯坝，逐次建坝蓄水，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汉江水，弥补水源的短缺。
如今，在整个汉江流域，数百座大坝已经屹立，为数众多的水电站仍在建造。
每一项工程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和考虑，但汉江只有一条。汉江之水，并非无穷无尽。汉江未来走向何方，存在无数变量;各种挑战，却已近在眼前，如日渐逼近的水污染，以及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水割据”。
如果这一切失控，亿万斯年的滚滚汉江，会不会被肢解、瓜分，最终成为失去生命力的一江死水?
陕西“引汉济渭” 如果从2015年起，“南水北调”和“引汉济渭”工程先后调水，汉江中下游将因此减少至少105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汉江年径流量的五分之一
在距离丹江口大坝数十公里外的河南淅川县陶岔村，施工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汉江之水，就将从这里的南水北调干渠渠首枢纽调出，通过数十米宽的明渠，一路逶迤北上。
历经五年施工，丹江口大坝已从162米“长高”到176.6米。水库的“体重”(即蓄水库容)，则由最初的174.5亿立方米，增加到290.5亿立方米。按照计划，2014年汛期过后，丹江口水库正式向南水北调中线供水，首期年供水量将为95亿立方米。这一调水量，几乎相当于黄河年径流量(661 亿立方米)的六分之一。
根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布的数字，丹江口大坝以上(即汉江上游)地表水资源总量为388亿立方米，扣除每年 23亿立方米左右的耗水量，水库年入库水总量为365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中线首期调水量已达丹江口入库水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南水北调中线环评报告承认，首期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流量将减少26%。水位显著下降，不仅会导致大量取水灌溉设施报废、水体自净能力降低、航运条件变差，更有三分之一的鱼类可能面临灭绝危险。
湖北省多位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警告说，情况可能更糟。因为官方公布的上游地表水资源总量，是根据1956年至1990年间的相关水文数据得出。而1990年至今，由于上游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上游地表水资源总量一直呈下降趋势。虽然至今仍未有准确的官方统计，但有专家甚至认为降幅很可能已经达到一成以上。
此外，湖北还有另一层担忧。按输水总干渠设计流量为350立方米/秒计算，其多年平均调水量，最高可达110亿立方米。这意味着，如果北方缺水严重，中线工程必须做好每年可能多调10多亿立方米的准备。
如果说，上述两点负面因素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陕西省即将在汉江上游实施的引汉济渭工程，则实实在在让汉江中下游有如坐针毡之感。
所谓引汉济渭，即在陕西省内引汉江源头干流之水，过秦岭隧洞进关中地区的黄河支流渭河，以解渭河沿线西安市等4个设区市、13个县城、8个工业园区的城市生活、工业和生态环境用水需求。
据本刊记者了解，该工程现已通过水利部审查，正在国家发改委立项进程之中。
陕西省主要领导在多次讲话中声称，将“举全省之力”推进引汉济渭。陕西省计划在年内启动该工程，并在2015年，即南水北调中线调水的次年，正式开始调水。
引汉济渭首期工程年调水量，亦是大手笔，高达10亿立方米。而整个工程按15.5亿立方米的调水量建设，其二期调水量将上升为15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从2015年起，汉江中下游将因两大工程先后调水，减少至少105亿立方米的水量。
在湖北采访时，本刊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多以“雪上加霜”来形容引汉济渭工程。
一位知情人士更是对本刊记者抱怨说，此前数年的引汉济渭工程酝酿过程，无论是水利部还是陕西省，从未正式征求过湖北省意见。直到数月前，在水利部的主持下，湖北省代表与陕西省代表才就引汉济渭工程展开对话。对话中，湖北省代表表达了激烈的反对意见。
但对于陕西而言，上马这一工程理由亦足够充分。
汉江和其重要支流丹江，均发源于陕西省汉中和安康地区。总长1567公里的汉江，接近一半都在陕西省境内。丹江口水库上游388亿立方米年入水径流量中，约有260余亿立方米也是“陕西贡献”。
与水量充沛的陕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岭(秦岭)之隔的关中平原和陕北地区，缺水情形和整个华北地区别无二致。滋养省会西安的渭河近年不仅屡屡断流，而且污染严重，地下水也呈严重超采状态。
早在十多年前，陕西省就开始筹划省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只需开挖数十公里秦岭隧洞，陕南汉江水就可解未来数十年全省缺水之虞，无疑诱惑巨大。有人预测，未来该工程有望每年为陕西省带来千亿元量级的GDP，而工程造价不过170余亿元。
湖北“以调抵调” 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引江济汉”方案，即调引长江水，弥补中线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水量。在新增的400亿元中线投资中，80余亿元就将用于“引江济汉”
对于湖北来说，南水北调工程可谓一把“双刃剑”。
长江从湖北省南部横穿而过，汉水则由最北端的十堰市纵向穿越大半个省，由武汉汇入长江。武汉三镇就是由这两江交汇自然形成的。自古以来，长江、汉水洪水多发，水患一直是湖北的最大省情。
由于汉江中下游河道狭窄，历史上有过“三年两溃”的情况。上世纪50年代，通过兴建分洪工程，汉江中下游可抵抗五年一遇之洪水;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落成之后，则提高至20年一遇。
如今，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带来的丹江口水库加固加高，汉江中下游的抗洪能力，将由原来的20年一遇提高至100年一遇。
正因为有如此好处，关于中线工程的利弊之争持续了十多年。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前总工程师沈晓鲤，曾作为主要执行者主持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中下游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调研和撰写。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南水北调中线酝酿开建时，国内多位水利专家仍认为中线调水对湖北利大于弊。湖北省政府则组织大批省内专家和驻省中央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进行论证，几乎所有研究结果都表明，生态上有弊，防洪上有利，短期讲利大于弊，长期讲弊大于利。
在一次关键的辩论中，沈晓鲤记得他甚至拍了桌子。“最终，主管南水北调工程的高层领导认可了湖北省提出的‘弊大于利’的论断。”
或许是作为一种回应，中线首期调水规模由最初的145亿立方米一降再降，至2002年开工时减为95亿立方米。而原定于2010年的开始调水期限，也被宣布推迟至2014年。
当然，湖北最大的收获，还是其“以调抵调”的设想得到通过。2009年上半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引江济汉”方案。在新增的400亿元中线投资中，80余亿元就将用于“引江济汉”。这项意在补偿的工程已于数月前开建。
所谓“引江济汉”，即调引长江水，弥补中线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水量。具体方案是从长江荆州附近调水，经人工渠道于潜江兴隆注入汉江下游。总调水量为每年30亿立方米。由此汉江下游270余公里区域在调水后的用水问题基本解决。
除了“引江济汉”，湖北省还提出上马一项暂命名为“引江补汉”的工程，以进一步对冲“引汉济渭”带来的冲击。这项工程将从湖北境内的三峡水库蓄水区神农溪引水，至汉江上游支流堵河，再经堵河注入汉江。此番“引江补汉”，补于丹江口水库之上，预计引水量60亿立方米。
与陕西“引汉济渭”异曲同工的是，“引江补汉”也将是湖北省内的一次“南水北调”。
目前，湖北省正在紧锣密鼓地着力工程前期工作，预计将于2011年初上报水利部。其水利部门提出的工作目标是—“引汉济渭”开工之日，将是“引江补汉”立项之时。
汉江密集开发 调水后汉江下游水位大幅下降，湖北提出的对策是对干流进行梯级开发，即在汉江上建多座大坝，每座大坝通过蓄水可将汉江之水抬高数米。
湖北的“以调抵调”，或许可以缓解汉江中下游水量之忧。但对于不少专家学者来说，最大的担心，是这一系列工程会不会打开汉江开发利用的“潘多拉魔盒”。
本刊记者采访获悉，四五年后，在暂无长江水补给的汉江中游，即丹江口水库以下至引江济汉处共380公里的江段，将成为调水“后遗症”最为明显的地区。“后遗症”有水位下降，流速减缓，航运、灌溉受巨大影响，经济环境容量降低。
故此，在“以调抵调”之外，湖北要通过汉江干流梯级开发工程，弥补中线调水的损失。
所谓梯级开发，是指在湖北境内的汉江干流中游，建设包括丹江口大坝在内的九座大坝。有专家指出，汉江中游各地建坝意图之一，是为保证本地用水。此外还可收获大坝蓄水带来的巨大发电效益。
像中国其他河流一样，汉江干流梯级开发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汉江由陕南山区奔流至江汉平原，丰沛的水量裹挟着巨大的势能，一直为沿线政府和电力投资商青睐。
早在1997年2月，陕西省政府即作出《关于加快汉江梯级开发带动陕南经济发展的决定》，确定在汉江上游干流上，兴建黄金峡、石泉、喜河、安康、旬阳、蜀河、白河水电站。目前，除作为未来引汉济渭起点的黄金峡水电站未开工外，其余全部建成或正在施工中，未来每年总发电量接近60亿千瓦时。
至于湖北省，水利部长江委员会在1993年10月完成了《汉江夹河以下干流河段综合利用规划报告》，提出可在湖北境内汉江干流进行九级梯级开发。随后，丹江口水库下游30公里处王甫洲水电站开工，并于1999年竣工。
至于规划中的其他水电站，由于南水北调引水工程具体情形未定，加之投资方未落实等原因，一直悬而未建。
上世纪90年代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酝酿启动，湖北襄樊等地开始将调水与修建梯级水电站联系在了一起。
2003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动工。就在同一年，时任水利部部长的汪恕诚来到湖北，主动向湖北提出汉江中下游梯级开发方案，要求将汉江中下游建设成为现代水利示范流域。
2005年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接受《中国国家地理》采访时就此阐述称：“借着这个机会(指南水北调)可以搞一个汉江开发计划，类似多瑙河或者是美国田纳西的开发规划，它将成为湖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田纳西工程，是指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针对田纳西河流域启动的综合开发工程。在联邦政府下成立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集水电开发、航运、灌溉、灾害控制、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等多种角色于一体，通过在干支流上建起9个梯级共计54座水库，使得原本灾害频发、生态退化的这一流域得以起飞，并成为工农业较为发达的中等发达地区。
对于水利部提出的把汉江流域建设成中国的田纳西计划，湖北省当然非常欢迎。“和湖北省想到一块儿了，真是一拍即合。”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副院长韩翔向本刊记者表示。
按照长江委的相关规划，湖北境内的九级大坝中，王甫洲、新集、崔家营、雅口四级在襄樊，襄樊显然会是该规划的最大受益者。但一座大坝至少需要20余亿元建设资金，更大的难题其实是水利部和国家发改委立项批准。
借南水北调之便利，这些平时不易立项的水电站，最终获得了国家层面上的通行证。目前，在水利专家为湖北设计的九级汉江大坝中，华家湾因与兴隆水利枢纽由于地点过于接近，被国家相关部门否决;丹江口、王甫洲、崔家营、兴隆已基本建成;孤山(八级中惟一位于丹江口水库上游的一级)已于2006年开建;新集、雅口、碾盘山均在展开建坝前期工作。
江河寸断 未来的汉江干流，从上游黄金峡到下游兴隆共计1000多公里的江段上，将被人工分隔成15段，不足百公里就有一座大坝。最密集的襄樊境内，不足50 公里就将建一座坝。
浏览近年湖北省主要新闻媒体报道可发现，将汉江梯级开发比作中国田纳西工程比比皆是。但湖北省水利系统一位官员却私下告诉本刊记者，近一两年，湖北省政府和省水利部门内部，已经很少有人再将汉江治理称为“中国的田纳西”，原因是“没有可比性”。
与汉江不同，田纳西没有跨流域调水问题，水利工程纯粹是为了防洪、航运和发电等用途。而且，汉江目前的开发程度，也已大大高于田纳西河。
目前，田纳西干流上也仅有九个梯级开发，相互距离较长。而汉江干流上，现在就规划了15个梯级(包括汉江上游陕西段)。襄樊境内汉水只有195公里，就将建四座梯级；本段除去大坝回水区，正常流速河段或将所剩无几。
在支流上，这种对比更加触目惊心。田纳西连同干流也仅有54座水库，而汉江支流上，保守估计也有900座以上，这还不包括正在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新水库。
也就是说，未来的汉江干流，从上游黄金峡到下游兴隆共计1000多公里的江段上，将被人工分隔成15段，不足百公里就有一座大坝。最密集的襄樊境内，不足50公里就将建一座坝。
这对汉江本身来说，无异于被肢解。众多受访专家一致的担心是，鉴于每级水坝都有几十公里的回水区，在这些回水区内汉江将成为一个个湖泊;而非回水区的水流速度，也将大受影响，江水环境容量大为下降。
这种江河寸断的局面，在汉江支流上更加严重。900多座小水电站，同样将汉江支流沟渠化、湖泊化，减弱其环境容量，已带来诸多生态问题。而支流的烦恼，最终也将汇入汉江干流。
襄樊污染个案 在汉江进行梯级开发，确实可以保证沿线用水，但一个如影随形的后果，是加重河流污染。
在汉江进行梯级开发，确实可以保证沿线用水，但一个如影随形的后果，是加重河流污染。襄樊这个汉江中游最大工业城市正是一个生动的诠释。
襄樊，位于丹江口大坝之下100余公里处。由襄阳和樊城两部分城区组成，汉水是两城区的天然分界。可以说，没有汉水，就没有襄樊。
作为湖北省第二大城市，襄樊在2002年前后曾聘请华中科技大学相关专家作专门评估，结果认为调水后汉江襄樊段水质将整体下降一个等级，水位平均下降0.31米至0.51米，地下水位也将下降0.25米至0.41米，会直接导致21座水厂、39座泵站、1680眼机井取水困难或报废。
为解决这个问题，襄樊市领导“跑省进部”，力争在其境内通过建造四座大坝，拦蓄水流，保证用水及航运。四坝中的第三坝，即崔家营水利枢纽，就建在襄樊城之南17公里处。
2010年5月，投资20.6亿元的崔家营水利枢纽开始蓄水;7月正式发电。
该坝回水区为27公里，意即整个汉江襄樊城区段，均将成为崔家营库区。这段汉江未来将呈湖泊状，水流极缓慢，水体自净能力显著降低。
水量和流速大减，还可能催生水华污染。水华是指淡水水域中浮游生物暴发性繁殖引起水色异常现象，大多数水华由蓝藻、绿藻或硅藻引发。
1992年2月以来，水华频频光临汉江，起先为五六年一次，后来至两三年一次。2008年起，几乎成为每年都来的“常客”。专家认为，汉江襄樊段此前向无水华侵扰，建坝蓄水后也极可能难免此劫。
雪上加霜的是，汉江两大支流唐河、白河，均从河南南阳发端，被该省境内为数众多的造纸厂、酿造厂和化肥厂等严重污染后，于湖北境襄阳区合流成唐白河，其水量将占襄樊汉江段总水量七分之一。过去，这些五类和劣五类水，会很快被滚滚汉江水稀释、冲走。崔家营大坝的修建，则把巨量的污水拦在襄樊城区。 “想想都恐怖。”襄樊一位环保人士对本刊记者叹息。
6月上旬，本刊记者在襄樊采访时，发现蓄水后的汉江波平如镜，江面开阔。出租车司机目测，和以往年份同期相比，汉江宽了至少三分之一，水位也高了数米。
本刊记者发现，襄樊段的汉江与丹江口水库相距仅100多公里，清澈早已不在，于浑黄中添了些许墨绿色。
多位专家断言，汉江襄樊段污染未来不降反升，极可能常年降至三类水。当年修建大坝时主政的襄樊市政府班子早已更迭，近几年当政者正在为大坝带来的污染问题发愁。
市民们也不断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质疑崔家营大坝。全市自来水取水口即位于回水区内，一旦污染严重，全市饮水堪忧。襄樊最新决定，未来将引丹江口水库之水供应市民，但此举需要数亿元费用，目前筹措艰难。
近年来，政府还在崔家营大坝以下规划了新的化工企业园区，将原坝址以上的数十家化工企业搬至坝下。这项工作目前仍在继续。此举又招致更下游的城市如荆门的质疑，在网络论坛，下游居民称其“以邻为壑”。
生态危机 调水工程和众多水坝对鱼类和水生物影响巨大，在这方面缺乏系统的研究，遑论对策。
中线调水工程所影响的，不仅是两岸千万计的民众，还有寄身于这个生物系统的各个环节。
湖北省多位专家在文献中提到，中线调水后，汉江中下游鱼类品种将减少三分之一，而数量将下降三分之二。其中原因是未来鱼类越冬场、肥育场所面积减少、水温降低，导致不适合鱼类生存的因素增加。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鱼类学会理事长曹文宣表示，上述数字并没有经过具体研究论证，未必准确。但他同时呼吁，调水工程和众多水坝对鱼类和水生物影响确实巨大，政府部门应组织一次系统研究。
例如，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水温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会影响鱼类产卵。传统上，汉江多数鱼类产卵要求水温不低于18摄氏度，以5月产卵最为集中。
已有研究表明，丹江口水库一期蓄水至157米水位后，由于下泄水是“下水头”(即未受太阳直接照射的水库中层水)，已使中下游水温平均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鱼类已被迫将产卵期推后20余天。
未来丹江口水库二次蓄水，蓄水高度增加13米，那么中下游水温至少还要降3摄氏度以上。这样，鱼类产卵期还得推迟，有些鱼可能产不了卵。
此外，汉江中盛产的长江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都是在涨水时产漂流型卵，需要不低于0.2米/秒的水流流速，否则卵就会下沉、死亡。即便没在大坝回水区下沉，鱼卵漂流孵化过程要两天左右，在过大坝梯级时，十几米甚至二十几米的落差也会使其产生机械性损伤，此过程也极易使其氧气过于饱和而死亡。
各种鱼在生长的过程中，过大坝有一定死亡率。蓄水后究竟对鱼类的食物产生何种影响，进而怎样影响鱼类种群和数量，都需要研究。
目前，汉江各个梯级大坝，都对外宣称建有“鱼道”，但在曹文宣看来纯粹属于门面工程。
例如兴隆水利枢纽号称修了鱼道，留给洄游鱼类如刀鱼和鳗鱼，但事实上刀鱼早就不来长江湖北段了，而鳗鱼洄游，基本上是过船闸的。“这样的鱼道，不就是摆设吗?”
在他看来，在调水工程以及后续的梯级开发的生态评估方面，所需要补的功课还有很多。丹江口水库以下汉江中下游鱼类研究，现在还主要依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数据。
“现在究竟还有多少种鱼，不清楚。未来会有多少种多少数量，有多少会灭绝，也不清楚。不清楚就建工程，对鱼类生存环境破坏更大。”曹文宣颇为忧心地对本刊记者说。
谁来管理汉江之水? 水源分配、流域管理、生态影响评估——汉水之危三大缺项
汉江，已经是一条被过度开发的河流。原因只有一个：缺水。
其实，水资源短缺，是南水北调工程所涉及各省共同的隐痛。问题是，尽管水日益变成稀缺资源，各地为抢水纷争不断，但中国始终未给水资源有一个明确的定价。
长期以来，水资源一直由国家计划调配。在既往调水工程中，是否调水完全由中央政府决策，并不需要受水地与水源地进行谈判。
在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来自湖北、陕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出资源水价的提案或者议案。2007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陕西商洛市委书记魏民洲、安康市委书记黄玮、汉中市委书记田杰等三位全国人大代表共同提议，国家应建立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资源保护补偿机制，以保护汉江、丹江的生态环境，确保一江清水供北京。
在他们看来，如果每吨水价中提取0.5元作为资源水价，每年就有数十亿元的资金用于水源地保护和建设。而湖北省也提出类似吁请。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农工民主党在提交的正式提案中，亦呼吁国家制定受水区水价时，应使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建设，能够持久地从市场水价中获取部分稳定的回报。
除了水资源如何分配，对于调水后生态影响的研究，应该未雨绸缪。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酝酿上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时，湖北省政府曾启动调水后生态研究。
中国科学院几家驻鄂研究机构，如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水生物研究所，都曾受托进行调水后对农业、工业的影响研究，还有地下水位、湿地、水生物等诸项研究。湖北省本地高校和环保、水利部门研究机构，也进行过诸多研究。
但上述研究，仍仅局限在湖北省，并未上升至国家层面。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2002年中线工程高调开工时，总体环境评价报告还尚未出炉。此后，很多研究未及深入就基本停止;即使还在坚持，也多由于缺乏经费而举步维艰。
2002年前后，襄樊市曾组织华中科技大学专家进行一次系统的全市规模的调水生态评价，得出结论称调水会给襄樊带来每年120余亿元生态损失。该评价未通过最后阶段的专家评审，被指严重高估损失。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引汉济渭”工程先后调水，湖北究竟要付出什么样的生态代价，付出多少代价，在中线开工八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未进行一次全面和权威的评估。
一位接近湖北省水利厅的官方人士向本刊记者证实，2009年起，湖北省政府已组织相关科研单位开始了上述全面评估，预计2011年初评估结果会上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
但多数专家对此次生态评估并不看好。首先未来的汉江生态问题，将不仅是中线工程造成的，还有梯级开发的问题，还有沿江各地经济发展规划问题，变量很大，很难研究清楚。那么，最终方案或许只会是湖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博弈的一个棋子，而并非拯救汉江的良方。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缺乏一个完善的流域管理体制。
美国田纳西的河流开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TVA ACT)，对田纳西流域管理进行了充分的赋权。田纳西河流域除了田纳西州，还涉及密西西比、亚拉巴马、佐治亚等数州，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被授予统一管理流域多数事宜的权力。
中国各流域的管理，向来是“九龙治水”。如汉江，理论上归属水利部长江委员会管辖，但它基本只能管理部分水利工程，并无节制地方政府之权。此外，水污染归属环保部门，航运归交通部门，渔业归农业部门，水上安全事涉公安部门等。
在立法层面，中国最大江河即长江、黄河也无专门流域法，连国务院级别的条例的也没有。作为长江支流的汉江，更谈不上流域法规。
在湖北襄樊市，现年67岁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汉江”的副会长李治和，从1997年开始一直以品尝江水的形式，来感受水质的变化。
他告诉本刊记者，汉江水最早是甘甜的，完全是一级水。2002年以后，随着污染加重，就再也没有了甘甜味，“水成了二级水，有时候还是三级水”。
“汉江这么折腾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敢像我这样喝汉江水吗?”一个阳光晴好的下午，李治和站在汉江边，一脸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