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 环境何堪

作者：戴晴； 来源：三峡探索

【《三峡探索》编者按：这是戴晴于2010年10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用英文为学生所做的一次演讲，本网特刊出演讲全文的中文内容。】

如果仅看GDP的逐年增长，看中国政府手里握着的外国债券，看大小城市突然冒出的高楼大厦，看奥运、看世博、看世界第一的三峡工程，看中国阔人全世界旅游购物……中国像是崛起了。这“崛起”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崛起”的代价是什么？森林、矿藏、河流、田野，这些上苍赐予我们财宝，还有什么留后人？至于道德人心——在“崛起”的中国里生活着怎么样的中国人？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崛起’”。中国人自己——特别是官员和官媒，更把自己当前的所处日子，形容为“经济增长神话”带来的“繁荣盛世”。

如果看GDP的年增长；看中国政府货币存量；看他们手里握着的外国债券；看大小城市突然冒出的高楼大厦；看奥运、看世博、看世界第一的三峡工程，看嫦娥二号登月；看玩具电器之外，中国已开始出口意识形态……以及“中国模式”最大看点：近20年里突然冒出来的中国阔人——看这批阔绰、潇洒、神气活现、没什么不敢干（也自认为没什么不能干）、看那帮在“中国为官到外国建窝”的红色贵族——中国像是崛起了。

但“崛起”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崛起”是没有代价的么——代价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这“崛起”为什么没有发生在19世纪的清廷——当工业革命为不少国家带来繁荣；没有发生在二战结束时——当时中国被目为“盟国四强”之一；没有发生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毛泽东中国；没有发生在共产党开始反思、社会开始松绑、而且推行“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怎么到了坦克碾过天安门、到了中国从上到下——从共党高层、学者教授，各级官员、国企干部工人、私企业主，以及在校和刚刚离校的学生……都被惊吓得大气不敢出之后，反倒“崛起”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长的中央集权国家

主持人告诉我，你们当中有人来自孔子学院。现在世界各处，由中国政府出钱建起的孔子学院，大概500多了吧（据称“汉办”计划，2010年 500；2020年1000。）

孔子学院的主办者们知道毛泽东那首诗么——那首到了文革后期，忽然想到要答复郭沫若1948年所写“十批”（郭当时用秦始皇影射蒋介石以反专制独裁）的那首诗？毛的这首七律至今没有正式发表，为什么？

七律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子名高实稗糠。
历代都行秦王政，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 1973

在毛泽东看来，“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子名高实稗糠”；对孔学，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废话屁话”。在“无产阶级”行其“专政”到了顶峰的1973年，他说 “历代都行秦王政，十批不是好文章”。今天呢？是不是“秦王政”依旧？

只须对中国史稍有涉猎，都知道：自秦代起，中国历代皇帝都以中央集权的方式，靠田租、赋税、徭役，以及他随时想出的花样（比如明代嘉靖打发太监四处收取、最后激起民变的“矿税”），对平民直接剥夺。同时用改造过的“孔学”，加上忠于他的官僚系统和军队，直接操作并且护驾。至于什么是改造过的“孔学”，百年来已有共识——适合于“秦王政”的意识形态。

皇帝被赶出宫，大家剪掉辫子换西装，“共和”与“宪政”进入中国，场面火爆热闹，唯中央集权之法统，还顽固地驻守在中国人（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精神世界——

“有枪才有权”的北洋政府如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如此。毛泽东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与今日不同的是，1927年蒋介石以武力拿下政权之后，几乎没有一天不处于战乱之中（1928年开始围剿红军、1937年对日作战、1946年大规模内战）。毛泽东也是以武力夺下中国——此后的25年，也就是他死前控制中国的这25年，本来可以没有战争：国家和平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但事实如何呢？

最近解密文件披露，1950年，斯大林对他曾有一个许诺：“欧洲这边的事我来管，亚洲归你负责”。自此以后，做“东方”（或称“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领袖，成了这名红色帝王此后一刻也放不下的政治梦幻。

这就是为什么在1950年代初，他抗拒身边几乎所有“同志们”的意见而卷入韩战；也解释了怎么整整三代中国人，特别是失去土地沦为“社员”（其实就是农工奴隶）的农民，从此生活于仅仅维持活命的水准上。

将毛视为天子的中共政治精英，也即从中央到省、到市、直到基层乡镇和村里的麾下（过去称“干部”；如今称“公务员”），随着将全国的资源与资产（包括帝国主义的、地主的、资本家的和平民的）彻底收归“国有”，依照苏联模式一个接一个地推行“五年计划”。面对和平时期替斯大林打韩战、无休止的内斗和大规模平民饿死，竟然没有人敢于质疑“皇上”的治国方略。到1970年代，中国的国计民生“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死了。直接继承“毛精神”与“毛主义”的接班人（“四人帮”）经一场干脆利落的军事政变遭清肃。

人民再一次欢呼“解放”。只可惜，淀积千年的政治文化没有可能在一天内清点盘查。邓小平以集权手段收拾大局。他对自己选定的江泽民这样说：“主席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说了算，主席不在了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了，我就放心了。”

皇上底下的精英们呢？长征时候咬紧牙关跟着；抗日时候闷头发展；建国时捧着红旗热泪长流；反右时候的懵懵然、文革时候的秫秫然、开枪之后茫茫然（包括被放到最高位置的江泽民）——直到1992年。

1992年非同小可。不见硝烟、不见呼号，旗子的颜色都没变，但“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中国”正从精神上一步步抽空。从文革地狱捡回一条命的皇上底下人（或曰“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们）开始纳闷：“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打下来之后的‘吃香喝辣、有福大家享’呢？”没人敢提，直到开枪之后—— 在“理想”啊，“人民”啊，除了官家舞台操练已然成为一文不值的1990年代初，共产精英们终于有了感觉。

这就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姓社姓资”；还有“发展是硬道理”。

本来，自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与开放”。世界对此报以热情欢迎。中国本有融入世界并且共同尊奉普世价值的可能——就像东欧各国，哪怕俄国、越南那样。应该说，在“思想解放”的十年间，即1970至1980年代末，大致也是这样。不幸“六四”镇压改变了中国——完全改变了中国近代化的轨迹，开始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换魂”。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虽然皇权色彩浓重，朝廷里的僚属，从翰林、巡抚到县乡承办，不管怎么提拔上来，多少总带有几分理想色彩，还相信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人民服务”，还在一定程度对“党纪”“国法”还有几分忌惮……。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共实际上走上了一条借操作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以侵吞国有资产为主要手段的“权力主导貌似市场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步建立起一套为达到此目标的独特运作手段。早期共产主义理想者已经彻底边缘化。他们的继位人变为追求现实利益的红色技术官僚——谁说中国的政治领袖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换魂兼更衣，已经在1993年至今的十多年间，在大家心照不宣地“摸着石头”、你争我夺地“和谐”完成。

继邓的“发展是硬道理”之后，是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打出的旗号么：“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手段已经从早期的玩差价、卖军火、办公司等“小打小闹” 进步到税改、房改、国企改，完成了对城镇居民的剥夺。随着越来越多权势集团精英(以及亲属) 加入外国国籍，再返回中国借“引进外资”之优惠大规模、深层次卷入，中国经已经一步步落入真假外资的掌控之中。

胡温照样朝前走，核心政策是“国进民退”。在他们当政的这八年间，凡经市场证明利润丰厚的行业，各级政府无不立即采用行政手段垄断：从航运、铁路、电力，到能源（“三桶油”）电讯（电信、移动、联通）……。国企老总“两头占”：垄断地位由政府保障，利润归己，成为权贵特权阶级骨干。胡温强调“维稳”兼“不折腾”，包括调用警力军力予以保障——意思是“正忙着剥夺分赃哪，不要打搅”。

用今日流行在民间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毛到邓到江到胡这一连串红色帝王“坐江山60年”，概括起来就是：

以革命的名义 杀戮
以人民的名义 共产
以改革的名义 分赃
以和谐的名义 封口

这也就是要求言论自由与法制的刘晓波以“颠覆国家罪”判刑11年的道理。

今天，在中国，共产精英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就领域而言：党、政、军，科教文、医药卫生……无所不包。就层次而言：从最高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到省、市、县、乡、村，到最底层办事机构，无人不在依仗权力为个人和家族谋利。

他们面临的共同命题是“把蛋糕做大”。然后在既无法律制度、也没有民间监督的环境下“切”。如何做大——当然以最简便、最安全、最迅捷的办法。

秦晖说：中国崛起的秘密在于“低人权优势”：民工、资源与环境。

在中国，我们没有独立的工会、没有农会、没有商会和行业协会——只有取之不竭的、没有权利意识也没有投诉渠道的无声的劳工。

在中国，我们没有独立的传媒和独立的学术研究——只有因主动服从管制而日渐阔绰的电视、广播、报纸、出版社和研究院、大学。

在中国，我们没有独立的、获得注册的人权与环境NGO,没有独立的基金会，有志者的活动时刻处在监管与打压之下。

弱势之中之最弱：资源和环境

依照《宪法》，中国的土地、河流、森林、矿藏……包括我们以全部积蓄购买的公寓房下边的土地，全部属于国有。何谓国有？今天，国有变成了政府和政府官员所有。谁伸手霸占就属于谁。

谁不想霸占、谁不想伸手呢？中国官场最流行的潜规则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过20年，中国资源和环境已经遭到灾难性破坏。

80% 江河湖泊断流枯竭；
七大河流体系的60％的水不适宜于人类接触； 　　
1/3 国土被酸雨污染，2/3 草原荒漠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
化肥和农药严重地污染了水系统和土壤，40％的可耕地退化；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的垃圾场：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 16个。（以上为世行统计）

1996年，中国耕地总面积19.5亿亩，人均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从1996-2007年，中国耕地面积在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429万亩。
其中6个省的人均耕地，已经低于0.8亩警戒线。
在2008-2010五年间，“土地流转”已经成为各级官员致富的主要手段。

如此“崛起”的后果

今天中国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都处在一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游戏中：
弱势已经并且继续受到无可遏制的剥夺；
民间力量被压制、庞大贪婪的特权官僚集团受不到监督、约束和制裁；
人人都把环境挂在嘴上，几乎没人愿意为环境牺牲到手的利益。
全国上下弥漫在“分杯羹”的驯民文化之中。

什么样的大地能供养这样的国民？中国的山河已经做出回应：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北京沙风暴、河北地面塌陷……。

无规则、无理想、无责任感，只有“为捞钱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

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政权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阿猫阿狗都能富起来，怎么我不能？）玩命地欺压弱者、掠夺资源、追求财富。

中国人知道，只要不碰政治，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哪怕再缺德的方式）都可行——只要你想得出来。当权者也心知肚明：有人吃肉有人喝汤，胡萝卜加大棒之后的 “和谐”，杜绝民众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这是1989年之后小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不许明说（或曰人人心知肚明）的默契。从而我们知道，中国“崛起”的核心，恰如毛泽东所说：“百代皆行秦王政”——只是场面更加绚烂（如奥运与世博）、手段更加高效（如投资巨大的武警、国保、网络监控）而已。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正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表明，在人类社会中，不代表大国政治博弈、不代表集团公司利益、只代表今天的人类文明走向。 中国“崛起”没弄得他们眼花缭乱，中国市场没让他们见利忘义，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精英的狂傲无知反倒坚定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世界将越来越洞悉付出如此代价的中国“崛起”，将给世界和平带来什么。

秦王政——独裁政治体制——在中国存在一天，资源环境和平民利益不会得到保障。我们的努力是微弱的，但不敢放弃呀。

谢谢大家。

三峡工程“万年不垮”遭拍砖

作者：金晓刚； 来源：博客中国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17日在《三峡阶段性评估报告•综合卷》首发式上称，三峡工程是“长江上的钢铁长城，千年万年不会垮，质量上非常好”。然据中华文史周刊报导，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遭世现报。“万年说”更引发网友“拍砖”。

黄万里临终挂念 三峡千万不能上

对于三峡工程问题，许多专家中一直存在质疑声音。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早在1957年上半年三峡工程即将开工时表示：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灾害。

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1958 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

黄万里只是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后，黄万里又六次上书中央，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他临终前还在呼吁“三峡千万不能上。”

问题重重的三峡工程

据中华文史周刊消息，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而且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

2010年3月，原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嘹望”杂志采访时表示，希望来场大洪水，检验一下三峡工程。今年7月中旬，长江流域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次洪水检验了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中国工程师王维洛博士认为，纵有三峡工程，长江洪水依然呈凶狂。三峡工程没有达到工程目标。王维洛博士评论，三峡工程移民收尾的资金需求超过工程总投资，三峡工程移民工作在今后几十年内无法完成，由此，三峡工程也是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

网友：专家万年不垮说 中国人的大不幸

三峡工程问题，让潘家铮的三峡工程是“长江上的钢铁长城，千年万年不会垮”言论，引发网友拍砖：“胡说八道！任何工程都是有使用寿命的，胆敢说使用万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话。100年以后这些人都不存在了，谁还能追究你的假话？吹牛吹到一万年后了。”网友“wkf758-NEW”：“ 这个砖家是院士？我看是拍马屁专业毕业的院士。”

更有网友怨叹：“有这样的院士，是中国人的大不幸。”

三十年低调一朝开启：雅鲁藏布江水电坎坷前传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何海宁 实习生 江燕南 发自西藏拉萨、加查

“雅鲁藏布江的水电开发拉开序幕，标志着西藏河流开始进入大水电时代。”而到2020年前后，“我国规划的除西藏外的大部分水电工程将开发完毕，重点将逐渐向西藏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和雅鲁藏布江流域转移。”

最后被截流的大江

“电站开发很快会带动矿产资源开发，西藏腹地将出现新一轮开发热潮。”

汹涌的雅鲁藏布江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条干流没被大坝截流的大江大河，如今也成历史。

11月29日下午，普通如刘建军这样的农民工，都念叨着与千里之外的朋友分享眼前的不可思议的现场，他站在半山腰的泥土路边，将谷底的藏木水电站工地摄入手机。

他并不清楚这是一座意义何其深远的水电站，面对着对面几乎垂直90度的山壁，他热衷于讲述去年在上面钻孔浇灌混凝土时的惊心动魄，“这怎么可能把水砸断？”

藏木水电站示意图 （CFP/图）

2010年11月12日，藏木水电站已正式宣告截流成功，也揭开了雅江（“雅鲁藏布江”简称，下文类同）流域水电开发的神秘面纱。

藏木水电站位于雅江中游桑日至加查峡谷段，“V”形峡谷的收口处，海拔约3200米，规划用途仅为发电，无航运、漂木、防洪、灌溉等综合利用要求，投资 79亿元，总装机容量51万千瓦，规模比1800万千瓦的三峡水电站小得多，却已几乎相当于西藏目前水电开发的总和。

如今，刘建军放眼望去，施工队伍已挺进江中央，雅江湍急的水流从引流通道继续奔腾而下，一排灌浆机、碎石机正在紧张作业，大型卡车不时进出。一名工人说，这里冬天温度适宜，不会因为入冬而停工。“雅江的水电开发拉开序幕了，标志着西藏河流进入大水电时代。”地质学家杨勇说。

雅江水电正呈梯级开发趋势，藏木水电站是桑日至加查峡谷段规划5级电站的第4级，上游衔接街需电站，下游是加查电站。这些电站是否开工尚无官方公布。“到 2020年前后，我国规划的除西藏外的大部分水电工程将开发完毕，我国水电开发的重点将逐渐向西藏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和雅鲁藏布江流域转移。”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总经理晏志勇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据悉，国内几大著名电力公司均已入驻西藏。藏木水电站隶属于华能西藏发电有限公司。在藏木水电站通往加查县城途中的一片江边开阔地，该公司已大规模修建了生活小区，俨然一个繁华的城镇规模。

在一家超市里，售卖商品甚至比加查县城的商店还多。老板是浙江人，他两个月前刚从云南的小湾电站搬过来，“明年工人肯定很多，生意一定好。”

藏木水电站所在的加查县，一个总人口只有约1.7万的藏南小县城，“加查今后的经济发展肯定在西藏都数得上。”商人李华已投资了一座三星级标准宾馆，这座 5层高楼成了当地最高的标志性建筑。

一条连接加查和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的公路明年将完工，缩短两地约一半的车程时间。“电站开发很快会带动矿产资源开发，公路、铁路发展也非常迅猛，西藏腹地将出现新一轮开发热潮。”杨勇说。

最早的水电规划

“当时工作比较粗，只是查勘阶段，距离电站的规划设计还有很长距离。”

雅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江河，被称为西藏的母亲河，“国内河长2057公里，干流水能蕴含量只比长江小，但如果按照单位河长的水能计算，是全国第1 位。”

年逾七十的关志华如数家珍。他是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下文简称地理所）研究员。1972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下文简称综考队），关志华是雅江干流组长，负责摸底雅江水能。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考察青藏高原，涉及五十多个专业的四百余人进行了4年野外考察。但对雅江干流、支流的科考只是其中一部分，而水能调查又只是其中一小组。当时，雅江流域许多无人区仅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一些外国人进入过。这是一片空白的领域，谁也不知道雅江到底蕴藏着多大的水能资源，遑论规划开发。

这次科考最早可追溯到1956年，毛泽东要求我国应该有一个远大规划，努力改变经济、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周恩来主抓了 “十二年科学规划”。但由于遇到自然灾害时期、“文化大革命”，直至1972年才真正成行。“西藏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有重大意义，所以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当时综考队主持人、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在一篇回忆录里说。

关志华所在的干流组有6个人，春天入藏，冬天返回。科考队员出入无人区，部队跟随，还佩戴手枪，防止野兽侵袭。

按照综考队的数据，雅江全流域水能1.14亿千瓦，其中干流0.79亿千瓦，而且非常集中，在墨脱县的大拐弯地区可建设理论装机总量不低于3800 万千瓦的水电站，这相当于两个三峡水电站。“科考时我们有过估计，但还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水能。”关志华回忆说，“连内行人听了都很吃惊，但是雅江有很多冰川，而且汇入河很多，随着海拔提高，河谷里的降水量很惊人。”

1980年全国启动水力资源大普查，雅江是其中一部分。在综考队的调查数据基础上，雅江干流设置了约12处水电站的建设地点。

“这应该是雅江干流最早的水电规划了。”关志华说，“当时工作比较粗，只是查勘阶段，对当地水文、地质、社会经济做了初步考察，距离电站的规划设计还有很长距离。”

两次未竟的截流冲动

“领导说，你能不能找找干流上有多少个温泉，能解决洗澡问题也好啊。”

1980年代，西藏曾两次准备在雅江干流上截流筑坝，然而均未能开工。

“1980年代，日喀则地区提出过建设江当水电站，这是第一次尝试断流。”76岁的张金陵回忆说。那一处河流泥沙含量大，淹没土地多，涉及移民多，而设计装机容量却不足5万千瓦，“最后规划送到北京，没有通过。”

张金陵1965年入藏，直至1995年退休，他都在西藏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雅江是他无法回避的课题。

另外一次准备截流，则是在拉萨市郊曲水县约居村。张金陵所在的勘探队已做了前期勘测，在山壁上打钻孔取岩芯，获得了第一手地质资料。然而，彼时又逢进藏干部大内调，“当时设计院在1981年、1982年走了两批人，队伍一下子少了2／3，力所不逮了。”张金陵说。

约居水电站最终被迫搁浅，“如果建成，在全国都算是比较大的水电站了。”张金陵如今感慨。

地方两次未遂的截流发电冲动缘于西藏当时异常缺电的现实。当年的综考队成员、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章铭陶记得，他们向西藏自治区主要领导汇报成果， “领导说，你能不能找找干流上有多少个温泉，能解决洗澡问题也好啊。当时电力实在太紧张了。”

张金陵则回忆说，自治区政府四处寻找短期见效的能源开发，用柴油、地热各种方法发电，“我们还接待过以色列的技术人员，他们过来帮我们选点，用光电发电。”

整个1980年代，拉萨市区12万多人口，供电能力只有两三万千瓦，主要靠几个数千千瓦的小水电站支撑。入冬之后，发电量只有两三千千瓦，只能分片区供电，停电区用煤油取暖。

入藏之后，张金陵和同事们就着手在各个地区选点、建小水电站，解决“无电县”问题。“从拉萨开始，然后是各个地区。”西藏勘测设计研究院机电设计专业总工程师王光志说。

这是西藏水电开发的开始。“我们主要是做县级电站，属于孤立电站，没有联网，解决一个地方的供电问题。”王光志说，“最多只有2000千瓦，基本上够一个县用了。”

当时还根本谈不上雅江流域的整体规划，只是针对具体地区勘探、设计，“就是去一个地方看一下，觉得不错，就可以施工。”

迟到的发展规划重点？

“西藏水电开发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张金陵在1995年退休时，藏东电网才初具规模，不过，西藏电网一直是孤网。目前正在修建的青藏交直流联网工程将在2012年投产，届时西藏将与青海实现联网，缓解西藏冬春季节缺电现状。

这与经济发展速度、水电峰谷特性有关，也和交通不发达、工程材料缺乏相关，“在青藏铁路开通之前，不可能在雅江干流上建大型水电站。运输大量的建筑材料，铁路是少不了的。”当年综考队水利组组长何希吾说。

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兴建，雅江水电开发却一直披着朦胧的面纱。与其巨大的水能储量相比，水电开发显得格外低调。直至最近记者采访一名自治区水利厅官员，他依然强调西藏水电属国家储备能源，“主要是自给自足”。

从1990年代初开始，西藏建设了一系列约10万千瓦级别的中型水电站，如羊卓雍湖（简称羊湖）抽水蓄能电站、直孔水电站，其目的依然是缓解拉萨地区的供电紧张。

对西藏经济发展影响深远的“一江两河（指支流年楚河、拉萨河）”流域开发规划也在这个时期启动，这个流域包括了拉萨、日喀则等重要城市，涵盖西藏约 1／3人口，是西藏的腹心地带和粮食重要产区，因此规划主要是针对农田水利灌溉，满拉水利枢纽工程是其中代表作，但装机容量只有2万千瓦。

尽管每年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总会提及，但雅江水电的整体开发迟迟未进入政府重点发展规划。西藏“十五”规划期间提出跨越式发展，水电开发却没有列入六大支柱产业，“经过这几年，只有旅游业发展比较快，其他的藏医藏药、民族手工业等都只是满足川藏周边的需要。”西藏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何纲说。

在十一五规划的最后几年，情况有所改变，“现在提出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主张西藏适度工业化。”何纲说，“二产比较热门的提法，就是矿产和水电。”

这背后，雅江水电的规划筹备工作一直没有停息。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职小前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西藏主要河流均已安排了水电规划工作，包括雅江中游。但由于政策导向不够明确，导致相关审批滞后，许多水电项目无法开展。“西藏水电开发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在他看来，西藏水电开发还承担着缓解国家能源紧张形势的使命，“就目前而言，随着我国能源供应的日益紧张，开发西藏丰富的水电资源已日显迫切。”

构想“世界最大水电站”

“这都是很超前的方案。就是我们几个内部笑了笑，没有详细做。”

目前西藏水电开发不足千分之六，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这里依然如同一片处女地。

藏木水电站只是开始，雅江惊人的水能储量集中在墨脱县的大拐弯地区，这也是当年综考队老一辈科学家念念不忘的地点，水能规模足以建设两座以上的三峡水电站。

墨脱县大拐弯是雅江上最壮观的景点，雅江陡然拐弯，形成巨大的马蹄形，被誉为世界河流的奇观。

早在1988年前后，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陈传友就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西藏可否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更早在十年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财富首脑也在东京开会，商讨能否在世界上建设数个大型公共工程，其中提到在大拐弯地区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称为“喜马拉雅大电站”，解决东南亚电荒问题。

陈传友的方案是：在雅江干流上修建水库，抬高水位，然后打一条16公里长的隧洞引水至支流多雄河，落差达到2300多米，可以开发3级电站。为了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水电站可以建入地下。

文章发表之后，他听到一些异议，“电站太大了，我们在内地都做不完，还去那个地方？”“这是没有长远规划，这个问题迟早要提起的。”他说。

2002年，陈传友又在《工程科学》上发表文章，探讨大拐弯建设水电站对东南亚供电的积极影响，提出如果存在资金困难，可以向国内外集资，发电也可输往东南亚地区。

这些都仅限于科学探讨，“都是很超前的方案，”陈传友说，“就是我们几个内部笑了笑，没有详细做。”

“听说大拐弯还没有规划。”当年综考队水利组组长何希吾说，“国家应该每年拿一部分钱出来，细水长流做科研工作，那里3800万千瓦的发电量，地质条件复杂，施工困难，可不是闹着玩的。”

“西藏水电开发比较晚，但已经提上日程了。”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如今担忧的是，“西藏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这种全流域的开发模式不能只把雅江当作水能资源，应该综合考虑。”

“流域规划最主要的是生态规划，然后才是水电、航运、渔业等功能开发，这样的框架才科学，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依然是一片空白。”杨勇说。

（本报记者冯洁亦有贡献）

戴晴：孔子和平奖

作者：戴晴；来源：美国之音


其实，早在上月中，一位名叫刘志勤的发出那则振聋发聩的建议——“与诺委会争夺话语权中国设立“孔子和平奖”，大家就已经心情沉重地明了，光有外交部抗议挪威政府、光有警察拘禁刘霞、光是一个个地限制出境，包括茅于轼那样的老先生和丁东的儿子……，已经不足以显示当今朝廷有多么因财大而气粗、进而毫不掩饰地色厉——至于是不是内荏，眼下见仁见智，最终由历史见证吧。

刘志勤的建议发在《环球时报》。该报由当今朝廷第一喉舌《人民日报》主办，“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驻有350多位特派、特约记者”。其鲜明的大国崛起之自信，以及对待西方之毫不手软，它“刊发的文章”，理所当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刘志勤从表面上看是一家瑞士银行北京首席代表，却是《环球时报》意气飞扬、出镜频频的明星写手——这样的银行家不说旷世奇才，六十年红色中国数不出几个。想来朝廷喉舌对他的情有独钟，怕不在对金融市场中肯独到的见解。其鲜明的战斗特色，正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姿态：“中国‘争世界第一’没有错”；“中国的责任，不是西方说了算”；“现在的中国人很自信，从未有过的自信”；“汇率维权助中国第三次崛起”……。

记得当时我们就在底下议论，这则由喉舌发布的“建议”，究竟是个人突发臆想，还是当局出手的部署。两种情形在咱们人民共和国都有先例，前者如五十年代初冒出来的那篇“小人物批俞平伯”；后者几乎无人不晓：文革前夕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果然，个人建议引发出大动作：“中国孔子和平奖评奖委员会”于诺奖颁奖前夕在北京成立。笔者向好几位学者（包括北京师大老资格管学生的）打问，没人确知该会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谭长流何许人（还有那四位在北大畅春园一起开会的评委）。小人物挑大樑啊——须知“中国”字头的民间组织，没有当局操盘，能在两周之内就注册下来？还不要说注册费用、注册资质，以及与诺奖抗衡的“孔子和平奖”奖金（有人建议“跟它死磕，咱们来个美金一千万”）。谭长流三头六臂？要么一个跟头翻到金銮殿？

孔奖得主连战，如今真是为难啊——北上跟谭长流玩？除非儿子挨枪子儿，让他铁了心。要是当局没跟人家沟通就大咧咧地公布（就像N奖那样），好不容易赢得的的盟友，就这么葬送了。

其实，大家夥在得到“孔子和平奖”确切消息之后，都为该委员会捏把汗。孔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怎么评啊？还不如设“孙子军事文明奬”呢，“天朝财神爷和平奖”也行啊——反正都是在张扬大中华文明。无奈“孔子”、“和平”已然锁定，大家觉得，维基解密的阿桑奇是条汉子——而且他眼下也和刘晓波一样不能来领奖。要么颁给本拉登，他要是“和平”了，不是大家都高兴么？左右掂掇之后，觉得最佳人选非金正日莫属——将他“和平”起来，实在太重要了。更况且，到北京拿钱，对这厮而言，那才叫轻车熟路、意满心足哪。

重庆小南海水电站一旦上马 将加剧鱼类濒危程度

作者：杜悦英；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虽然来自环保部自然生态司的最新消息称，在即将于近日举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年会上，“不会出现和小南海有关的内容”，但在短暂的乐观之后，小南海水电站的前景依然令环境NGO深感担忧—— ■本报记者 杜悦英

　　一封申请函

　　11月9日下午16时许，国内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代表国内6家环保组织，将一封申请函递送到了环保部，收件人是“国家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领导和负责保护区管理审批的有关同志”。

　　6家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自然之友、云南绿色流域、绿色汉江、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在这封申请函中提出的共同要求是，由每个组织各派一位代表，旁听将在本月召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年度会议。

　　几家环保组织对于这一会议之所以空前关注，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一会议将是小南海水电站项目能否顺利通过审批的最后一道防线。此前坊间传出的消息是，对于小南海水电项目建设，由于重庆市政府的密集游说与积极推动，主管渔业的农业部已经打算开绿灯放行。于是，一旦环保部同意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区划做出调整，小南海水电站项目审核批准的瓶颈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而令环保组织心焦的是，这种调整必然会破坏此段流域的流水生境，“流水生境一旦被破坏，多种珍稀特有鱼类的生存和繁衍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个自然保护区也就名存实亡了”。作为申请函的签名机构之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

　　而据几家环保组织之前的了解，本月内举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年度会议的议题之一，正是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划调整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32条的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如要使小南海水电项目开发合法化，势必意味着必须再次对国家级保护区的范围进行调整。几家环保组织的共识是，长江上游广大地区干、支流上密集的水电开发，已经使得国家级保护区失去了再次调整的空间，所谓的调整保护区，实质是要压缩、切割保护区，使这个保护区名存实亡。

　　“这个国家级保护区对保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在长江上游干支流水电大开发的背景下，这个保护区极有可能成为长江多种珍稀鱼类最后的庇护所，对长江鱼类物种资源和渔业资源保护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认为，调整这样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和范围应该有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鉴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整涉及公众重大环境利益，我们特此提出旁听申请。”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令环保组织更为担心的是，一旦保护区区划调整这一瓶颈问题获解，小南海水电站项目的正式启动也就为时不远了。

　　峰回路转

　　11月10日下午14时许，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接到了环保部自然生态司自然保护区与物种管理处处长柏成寿的电话，对方表示环保组织递交的申请函已经收到，并就申请函内容做了说明。

　　柏成寿说，该处尚未接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小南海区划调整的相关消息，鉴于此，下周进行的专家会议不会出现和小南海有关的内容；出于没有相关小南海的内容，建议环保组织不要参与旁听；如果环保组织有需求，可由该处在会上转达环保组织对于小南海保护区区划调整的意见。

　　马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环保部的上述表态来看，小南海“暂时是安全的”，但对于小南海水电项目的前景，他仍表示不能一味乐观。“即便是今年的年会不讨论小南海的保护区区划问题，但明年呢？水电项目建设周期一般较长，一年时间并不是很大的阻碍。更何况，随时开会讨论此类问题的可能也不是没有，情况很难预料”。言语间，马军表露出对于小南海前景的担忧。

　　底线的呐喊

　　近年来，在水电过度开发的背景下，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濒临绝境。在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中国物种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解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易生、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等学者和马军、李波、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与推广中心负责人于晓刚联合完成的一份题为《水电过度开发导致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濒临绝境》的研究报告(相关内容见本报2009年5月6日第七版)显示，初步统计，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域内共栖息有鱼类189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鱼类为白鲟、达氏鲟和胭脂鱼3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名录的鱼类有云南鲴、中臀拟 、长薄鳅、岩原鲤等9种。

　　小南海水电工程一旦上马，这些鱼类的濒危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农业部公开的信息显示，小南海水电工程将使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保护区 51.98公里的缓冲区和20.52公里的实验区原有功能发生改变。

　　“20年来，为了水电开发的需要，长江上游的珍稀特有鱼类的栖息地被迫从葛洲坝退到三峡，从三峡退到溪洛渡，从溪洛渡又退到小南海，小南海如果建坝，这无异于把珍稀特有鱼类逼向绝境。在金沙江梯级水电开发快速推进的形势下，这一国家级保护区极有可能成为长江上游众多鱼类最后的庇护所，是平衡开发与保护的最后底线。”马军说。

　　本报记者从重庆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重庆市对于小南海项目一直都是积极推动。重庆市发改委网站披露的信息也显示，小南海水电工程是当地的 “战略项目”，而突破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则被列入当地2009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小南海项目将会引来280多亿元的投资”。该人士说，这是重庆自建国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政府积极推动，也是必然。

　　作为申请函的签字方之一，同时也是重庆当地环境NGO的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吴登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小南海项目的建设目的是发电、拦沙、通航和蓄水，但是，即便重庆有用电缺口，但周围的四川、云南、贵州都是富电省份，包括三峡大坝的发电量，都可以补给重庆用电，此外发展核电也是很好的选择；至于拦沙和蓄水，则因为嘉陵江、岷江、大渡河已经建成多级电站，完全可以达到相应目的，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建设小南海水电站来实现这些目的。”吴登明说。

　　公众参与

　　自然之友方面认为，此次递送申请函，环保部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就主动给予回应，“这是积极负责的态度”，李波对本报记者说。

　　今年9月份，几家环保组织还曾就小南海建坝一事给重庆市政府写过一封公开信，但至今未获任何回应。

　　“我们恳切建议，环保部在专家评审会之前，安排听证会和座谈会的机会，以便相关评审会的专家、官员、以及民间环保团体有机会就这一涉及公众重大环境利益的事项直接交流，沟通。”在申请函中，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

　　柏成寿表示，如果有这样的需要，他们可以在会上提出建议，是否以后可以考虑在类似的会上引入公众参与性质的旁听，就6家环保组织的申请，他还会再请示司领导。对于小南海水电项目，“感谢环保组织对于此事的关心，以后可以加强沟通。”柏成寿在回电中说道，而环境NGO为小南海呼号奔走的脚步也将继续。

　　(后续进展，本报将予以跟踪报道。)

珠江流域建1.4万座水库 导致渔业资源衰退

作者：韩乐悟；来源：法制网

法制网12月6日报道 明年起,我国将在南方最大河流,也是全国四大河流之一的珠江实施禁渔期制度。农业部渔业局近日在广东珠海召开会议,对制度的实施予以部署。

珠江素有“我国南方天然水生生物资源基因库”之称,该流域禁渔期制度的实施,背后自然有渔业资源衰退的坏消息。据有关方面调查,近30年来,由于江河污染、过度捕捞,尤其是沿江拦河水电工程的兴起,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负面的影响。江河捕捞的经济鱼类产量逐年下降,捕捞种类减少,渔获物中鱼类呈低龄化和小型化。一些高价值的洄游性鱼类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已濒临灭绝。

专家分析认为,水坝建设、过度捕捞、水体污染、航道整治、大规模无序挖沙等几大原因导致了珠江渔业资源的衰退。

仅以水坝建设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珠江全流域内已建有水库工程14000多座。重要的水库工程有东江水系的新丰江、白盆珠、枫树坝,北江水系的飞来峡、南水,西江水系的龙滩、天生桥、岩滩长洲等水利水电工程,水电总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这些水电水利工程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作用的同时, 对渔业资源和环境产生了深远、严重的影响:

其一,鱼类产卵繁殖需要特定环境,如水温、水流、底质等条件,在拦河大坝建设后,破坏了原有繁殖场的环境,造成自然繁殖的困难；

其二,拦江拦河大坝使洄游生殖的鱼类不能到达产卵场所,或产卵后鱼卵没有足够距离和时间孵化和完成早期的发育；

其三,大坝的落成提升了水位、水流速度变缓,改变了河床的生态,影响了鱼类的生存环境。

珠江流域面积45万多平方公里,跨越中越两国,在我国境内流经滇、黔、桂、粤、湘、赣六省(区),水系主要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段组成。支流众多、水系发达的珠江,具有流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生态多样性等特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查,珠江水系记录鱼类有 385种,主要经济鱼类有53种；名贵鱼类有鲥鱼、卷口鱼、斑鳠等23种；有中华白海豚、中华鲟、鼋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头鲤、金线鲃、花鳗鲡、唐鱼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十几种,还有珍稀鱼类及水生动物淡水赤魟、佛耳丽蚌等。

但近年调查显示,洄游性、半洄游性鱼类在珠江流域逐年减少,有些品种濒临灭绝。如在西江肇庆段还能见到七丝鲚、花鳗鲡、白肌银鱼等5种洄游性鱼类和花鰶、三线舌鳎、鮻、花鲈等共8种河口鱼类,但在梧州江段由于长洲水坝阻隔,其上游已难觅这些鱼类的踪影。在北江支流的连江,由于11级梯级水坝阻隔,中上游江段洄游性和半洄游鱼类基本消失,产漂浮性卵的种类资源大幅下降,有些种类仅依赖人工增殖放流才能维持种群。

据调查监测,珠江流域主要经济鱼类的捕捞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呈现下降态势,近年西江河段渔汛期间单船日平均捕捞鲮鱼为4公斤、鲤鱼为1.5 公斤、草鱼1.7公斤,不足九十年代的一半。名贵鱼类、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稀少,如鲥鱼、中华鲟等品种已多年无捕捞记录,而据历史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江鲥鱼年产高达40万公斤。

近年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和专家学者一直试图阻止“跑马圈水”、无序开发水电资源的行为,呼吁水电工程建设要听取水生生物专家和渔业管理部门的意见。换句话说,其中要有“鱼之声”。但现实不容乐观,“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水电开发一再让路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见2009年7月9日本报《小南海,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的绝地?》)。今年初记者和农业部渔业局一位官员谈及此事时,这位官员表示,国家级保护区要调整,我们想挡是挡不住的。据其介绍, 农业部也正在通过设立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对区域内水域和水生生物进行严格保护。对水生生物伤害较大的工程建设,也在和有关部门配合,对其进行环评,采取补偿补救措施。 但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工业带来较高GDP之地,渔业部门位置较弱,常常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在一些涉及破坏或改变水域环境的水电、工业、民用等大型涉渔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估中,很难听见他们的声音。

对此有关专家提出较具体的建议:作为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协调机构的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做地方渔业部门难做、不便做的工作。水利电力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估和补偿正属此类。“珠渔委应尽快选择合适切入点,介入水利电力工程的环境评估”。

专家还呼吁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积极行动,开展调查研究,与水利、电力和环保部门加强沟通,并根据渔业法、《中国水生生物养护行动纲要》精神进行交涉,防止重复过去“先建设后研讨”、“先破坏后治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