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专栏：《瞭望》提问陆佑楣

作者：戴晴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1）

即使由新华社主办，随着读者一天比一天明白，《瞭望》的喉舌味儿终于日趋淡寡。这回对三峡工程大佬陆佑楣的提问，不仅事先做了功课，也在一定程度上破了宣传干部多年的戒律与自律：大家爱党爱国，首长您想说什么，我们党报记者当然就照您的意思问。

如果按老章程，倒茶让座（也许还赶着叫声“陆老”）之后，本该就陆佑楣最拿手的“水电/火电碳排放巨差”开头；接着问32台水轮发电机为中华崛起提供的电能；然后就是大坝基底（包括高标号水泥坝体）绝对结实……陆老一定和蔼亲切给出专业性极高的回答。但此等乔模样已属喉舌陈迹，够格享用的，只剩若干顶级领导。《瞭望》这回就骂声遍中华的三峡工程所做提问，虽然不至于让陆佑楣恨得抢他们录音笔，但该刊代表的，毕竟包括，用《瞭望》自己的话说，“高素质、有影响力且稳定的读者群”——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当属于完税之外，还逐年为“三峡建设基金”送钱，更心疼“从远古走来、从雪山走来”的长江。于是，《瞭望》的提问，只能是既维护了党和国家领导的声誉，也不能让一心卸责的历史性责任人陆总太惬意。

《瞭望》提出了哪些问题呢？

他们以一个相当客气、简直可以说为采访“热身”的问题开场：“您最早接触三峡工程是什么时候？”陆佑楣说：“1984年”。那年，钱正英通知他“到北京来参与三峡工程的事，当时三峡工程还没有开工，就让我先在部里暂管水电”。

相当轻俏，是不是？这和彭德他们一批政协委员的感觉可是大相径庭。坚称“如果因为修大坝而影响长江航运，就要把坝炸掉”前交通部彭副部长认为，1984年是“高坝大库迷”们绑架最高权力者和决策机构，力争“早上、大上、快上”、玩它“几个世界第一”（规模、库容、发电量、移民……）关键一年。他说：“在 1984年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主上派占了上风，中央领导也表示支持，大有‘风雨欲来’之势。”

事实是，1982年底，虽说三峡工程因邓小平首肯已成定局，但他那句“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却让“高坝大库迷”们不爽。到了 1983年，访美归来、认为“中国水电工程设计保守”的钱正英，以及刚刚升任副总理、正做着总理、总书记梦的李鹏，不仅须面对国家计委的低坝方案，还有一系列等着“安排”的上游支流较小电站——这意味着中央手里有限的钱，不能全让葛洲坝/三峡工程占了。进入1984年，三峡工程，“这齣排练已久占着舞台的大戏”（李锐语）怎么上，已经到了刺刀见红时刻。

钱正英把陆佑楣从宁夏调回。

这年春天，李鹏出面亲自上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建委”（副总理担任主任。后来他升任总理，就改为主任须由总理担任，弄得对三峡工程从无好感的朱镕基不想当也得当）；成立“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国家、平民出钱，但由该公司“负责水电站生产经营管理”的“独立核算经济实体”。这一巧安排走到今天，傻子都看出来：好处是公司的，出了事国家担）；提出建立特区政府、成立移民局……。更邪门的是，虽然“获得人大通过”要在八年之后，但从1984年开始，该工程已经开始花“前期经费”（时至1986，已经花掉近八个亿），但工程太大，全靠财政拨款行不通，于是决定：“发动全国人民支援三峡工程建设，可从电费加价中提取”。报告之后，紧锣密鼓地，陆佑楣随李鹏、宋健、李伯宁等，做了一次从重庆到武汉的三峡工程考察。考察中，交通航运系统人员，对三峡工程将导致中国第一黄金水道因泥沙而碍航，不断提出警告。可惜的是，所有冷静务实的意见，在李鹏、钱正英、以及他们之下的骁将（比如陆佑楣）那里，无暇搭理的呱噪而已。

也是这一年，正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的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觉得“三峡工程作为超世界规模的巨型工程，是经济建设中的重大课题”，开始看材料、请教专家，开始筹备政协古稀老人为期38天的考察──《了望》再“注重挖掘重大的独家新闻和组织重大主题报道”，也没有可能采访并公布他们的见解，因为中宣部有令严密封锁。

这些，向陆钦侃提问的《了望》记者，竟然没有追问。

（2）

《瞭望》提问陆佑楣涉及到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三峡工程论证。所谓论证，本应从该不该建这样一个工程说起——如果孙中山、毛泽东太遥远，“拨乱反正”之后如何决策，怕是不该忽略吧？但记者一上来就把问题引到低坝和高坝之争，即“国务院原则通过150米蓄水位的建设方案，1986年又重新论证”，把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的“要不要上”这一重大命题略过去了。

实际情况是，结束“毛泽东胡闹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国威高权重、说话管用的，既不是顶着“生前指定”名头的华国锋，也不是正在位的胡耀邦、赵紫阳，反倒是似退非退、似休非休的二老：邓小平与陈云。三峡工程要不要上、能不能上和怎么上，在将近十年间的起起伏伏，正是“谈不拢”的这两位，在理念、性情、班底、行事风格上大不同的体现。当然，酷烈文革结束、改革春风轻拂，遭贬斥的人返回、被拘挛的思绪涌动，也是吓坏了的中国人敢于仅就工程技术发表独立见解的重要原因。

1978年，中国大地复苏、个个摩拳擦掌，重提三峡不过其中之一。政府那时节不像今天那么有钱，但各股力量明里暗里为取得最大国家投资的政坛攻略已经开场。比如陈云（他一直主管基本建设）让李锐就三峡工程给他“写个意见”（“八十年代初”）；比如当时第一线任职的赵紫阳按照正宗程序，命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科学院对工程组织论证（1980）——这次论证，用李锐的话说，“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什么反对意见？经委和计委分别从资金调拨与计划安排角度明确表示“不适合”；中国科学院在《评价报告书》中给出的结论，是“生态环境影响，三峡工程弊大于利”。

虽然就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修养而言，邓小平连“粗通”都谈不上，却是一位只要有石头，什么河都敢淌的大手笔政治家。怀着“毛主席在世他老人家说了算，毛主席过世我说了算”这样的强人逻辑，一句“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为三峡工程上与不上定了盘——陈云从此一言不发；胡耀邦、赵紫阳等只能谨守“执行并且补台”角色。

但怎么上，小小一个低坝么？李鹏那时节还在北京市管电。想来一把抓住三峡这块敲门砖就在这当口。果然，1979到1983，不过四年吧，北京电业局李局长变身李鹏副总理。靠什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背后撑腰。怎么个撑法——无产阶级专政法宝“宁左勿右”。

想来，已经就150低坝表过态的邓小平，还是低估了共产党掌权前后，如DNA般植入中国政治文化髓骨里的“宁左勿右”。从“一省数省率先暴动”、杀AB 团，到抗战独大内战全赢，到打下彭德怀捧上林彪……只要有口饭，“宁左勿右”就杀上主流地位。在三峡这个“惊天动地”大工程的决策上，更彰显了毛泽东战略藐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等等全套战斗哲学。

不错，“上与不上”，小平同志定了盘。但怎么上？多大规模？什么时候启动？再度成为李、钱、张等高坝大库迷志在必得的肥肉。抢占意识形态制高点自然是第一手段，致密的组织部署更不可掉以轻心。用李锐的话说，水电部的负责人不断地向中央施加压力，终于从国家计委、科委那里争取到了论证三峡工程的领导权。

在《瞭望》问到1986年又重新论证时候，是否“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基本都是主张上马的水电系统官员”时，陆佑楣无法回避记者已经明确点出的他当时列名第二的关键地位，但强调自己的工作是“给审查委提供资料，回答问题，只做服务”；强调“论证涉及各类专业，为此列出了14个专题。每个专题都选择了该领域的资深专家……共同组成各专题论证小组，进行各专题的科学论证。这是很自然、较科学的组合”。

自然而且科学，是这样么？读者如果愿意，可直接上网检索到“三峡工程论证人员名单”。论证领导小组共12人，一个外人没有，全部水电部的副部长和总工程师，怎么解释？事实面前脸一抹高调背大话，固然已成如今共党官员基本特色，但一定念过小学的工程院士陆佑楣，在最简单的数字面前还敢这么说，正合网上跟帖：无耻没有底线。

再看412位专家。李锐说：“……十几个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都是清一色的水电部所属各司、局、院的负责人，……不支持该工程的人不能成为论证过程的领导者……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水电部邀请的二十几位论证组特邀顾问中也是如此，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一位，即水电部不得不请的孙越琦。”

最具发表意见资格的李锐和黄万里被排除在外——在决策的关键，决不能让他们出声。只有在了“早上快上大上”笃定到手之后，主管人方将话锋一转，变为“反对意见是最宝贵的意见”。套上边那位网友话说，应该是“虚伪没底线”了吧？

（3）

《瞭望》记者问到了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对三峡工程议案的表决通过。陆佑楣的回答靠谱：“全国人大表决单独一个工程的情况，只有三峡工程”。所谓 “靠谱”而非“正确”，因为实际上共和国人大至今十一届，由全会对单个工程付诸表决共有两个：三峡而外，另一个留下来无数后续灾难的黄河三门峡工程，是 1955年全国人大举手通过的。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单单这两项水电工程，要到代表们行业、身份五花八门的全国人大去表决？1955年的老故事我们有机会再说，这里只对陆佑楣的回答作评述：如果有读者看过1990年代一位欧洲独立制片人所拍摄的关于三峡工程的电视片《THE DAMMED》（author/director: Leo De Bock），一定会注意到片中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 我还是想问这个问题，如果万一(三峡工程)出了什么事，谁来承担责任呢?

陆佑楣亲密战友、与他同为国务院三建委副主任的李伯宁答道： 李伯宁: 万一……不存在这个事儿。如果万一出了问题，这当然是国家决策的失误了。

“国家决策”，说的正是《瞭望》问的七届人大。通过三峡工程议案，在那届大会非同小可。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脚跟脚地亲自出马作《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议案的说明》。会上按下计票器“同意”按钮的，占了代表中三分之二强——三峡工程从法定意义上获得通过，也即完成了“国家决策”。我们且不说当时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表之来源，比如申纪兰那类“党叫投什么票就投什么票”的主儿；也先不说陆佑楣、李伯宁们的水电职能部门如何在一个又一个原则数据上有意造假：总投资预算、移民规模、泥沙和环境影响……这正是没有可能就提案技术细节亲自调查、甚至连基本概念都弄不清的代表投票时的依据。我们在这里仅就陆佑楣对《瞭望》所说“做到这个程度，我认为在当时的水平之下，充分体现了民主”，盘点一下当年事实。

平心而论，虽然已是镇压之后的1992年，无论政治局常委、党主席还是人大委员长，在“确保”操纵人大这架机器令三峡获得通过之上，做得还算克制。比如乔石明确不同意“宣传一面倒”，强调“要允许不同意见发表”；担心水电部门的人“头脑发热，移民简单化”。杨尚昆显然不同意“这样的大工程”仓促上马，并且说“军科院有意见”。他们的意见，与镇压前国务院的基本态度“五年之内上不了，不要花很大精力去争论”是一致的。无奈当时气势最盛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意识形态部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决心在它们的支撑下，舆论先声夺人，再以“民主”（即人大表决通过）的方式打赢这一仗。

从91年10月到召开人大的次年3月，各界高层人士开始赴三峡”考查”：全国政协考查团（王光英率队，27人）；全国人大常委会考察组（陈慕华为首，25 人）；全国省长考查团（47人）；教、科、文、卫、体考查团（140多人，李铁映率队）；以及全国50家新闻单位记者考查团（中宣部统筹，上百人）……六个月间共20余批，计3500人。归来之后无不对三峡工程交口称赞——比如陈慕华的总结：“考查团的成员一致认为，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国务院尽早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这次行动对人员的挑选严格，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一律不得参与。不仅李锐、黄万里、陆钦侃等没有份，连台湾归来的农业和环境专家、人大常委黄顺兴，也被排除。

与此同时，喉舌们开始在统一号令之下实施“舆论导向”。《人民日报 》连续两个月以头版通栏的位置，连发“泰斗级专家”拥趸文章；《光明日报》是整版摘发“长江三峡工程问答”；军博布置大型三峡工程展，由专家亲临担任讲解 ——如此气势，连反右、大跃进、文革都难于比肩。

到了3月20日会议开幕，一套八册印制精美的《三峡工程小丛书》发至全体名代表。不同意见在国内早已剿灭，一位香港代表复印了200份他们本港一本杂志里边周培源、李锐诸人文章，自己抱进会场；另一位把中美合作出版的《科技导报》1992年第1、2、3期(里边有持不同意见的文章)加印500份送到会议上；黄顺兴复印了几本“为动乱暴乱作舆论准备”而遭销毁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所有这些，只许在港台组散发。

黄顺兴依程序登记，要求大会发言，却一直“排不上”。到了4月3日表决当天，无论怎么举手，主持大会的万里就是不叫他。忍无可忍之际，他从位子上站了起来。正准备读出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全场扩音系统关闭。

“工作“做到这个份儿上，三峡工程人大表决仅以2/3多数票通过，破了1949年以来，不管什么烂事，除了个位数的“弃权票”“无效票”基本全体通过的人大表决记录。其实，这边会正开着，三峡那边早已经干上了。陆佑楣在此前后两句著名豪言：“大胆地干，即使干错了，理所当然由我负责”；以及战天斗地不忘借政治之势的谋断：“将大江截流时刻表提前一年，与香港回归祖国年度同步，让1997年成为双庆之年!”

三峡外迁移民：归去来兮空徘徊

作者：杨传敏 来源：南方都市报

3月4日，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重庆代表团讨论并通过了全团建议，呼吁国家尽快开展三峡后续工作。分管移民工作的人大代表、重庆市副市长还向媒体透露，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上均存在重大问题，希望在后续工作中一一得到解决。

2010年3月7日，重庆市云阳新城，42岁的王平站在长江边眺望故土。2002年，他随同乡移民至江西峡江县；2003年三峡蓄水，老家云阳桐村乡沉入水底；2004年他带着全家6口回到云阳新城，做了“棒棒”。没有房子、没有户口，一根棒棒挑着全家人的生活。

云阳新硐村一户农家大院的几户村民，在外迁江西赣江的一座小城后，又纷纷回到故乡，但故乡却不同以往，他们在去留间徘徊；留守库区的罗兴安，从奉节搬迁到万州，虽说进了城，但却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下去，只能整日在乡镇间游荡寻找卖苦力的机会……他们的故事是三峡百万移民的缩影和样本，他们的命运将是 “后三峡”时代重点关注的对象。

重庆市万州区。移民冉崇刚与妻子向存秀借款在精辉花园买下门市，两口子自己装修。

如果说当年兴建大坝、百万移民是三峡工程，那么如何解决地质、环境问题，如何让移民变成居民，“安稳致富”，就是规模毫不逊于三峡工程本身的“后三峡工程”。如果说三峡工程体现的是效率和技术，而后三峡工程则更多地需要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

1239亿“钱景”开启后三峡时代

这是筹划已近一年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首次在公开场合被提及。3月4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重庆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代表团全团建议———呼吁国家尽快开展三峡工程后续工作。

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还在等待国务院最后批复，其三大重点将分别是移民安稳致富、库区生态保护以及地质灾害防治。

他同时透露，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上均存在重大问题，虽然，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任务圆满完成。但库区距离“安得稳，逐步能致富”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而这一项工作比前期的百万移民任务更重。

重庆代表团此次提出的全团建议里还包括，规划投资总额不调整，按照在2020年前投资1238.9亿元的方案安排资金。

在三峡工程建设基本完工后，更具挑战性的后三峡时代即将来临。

“瘦身”后的1300亿

旨在解决三峡遗留问题、引导库区可持续发展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由国务院三峡办牵头，组织长江水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单位编制，库区各地市则参与了当地的规划编制。

在奉节采访时，一位参与了当地规划编制的官员曾告诉南都记者，他们的规划预算投资几乎被砍了一半。

长江委给这个清单作了第一次“瘦身”，比如涉及到生态移民的部分，据说就派了几百个人下去，深入到每个村，调查了几个月，看哪些是需要再移的。

“你要看砍去的是什么”，长江委某专家向记者解释说，如果把各地报的加在一起，有4000个亿，“一些城市光是长江大桥就规划了好几座”。

最终，不到1300亿，低于三峡工程建设的动态投资，被确定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数字。

移民“安稳致富”该谁管

在后续工作规划中，用于移民安置的投资可能占到总投资的一半以上，还有100多亿用于后期地质灾害治理，剩余资金用于三峡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兼顾对下游的影响。

其中，涉及到地质灾害治理的100多亿最早通过审批。最终，确定了在三峡已经投入120亿资金治理地质灾害的基础上，再投入100多亿资金。

而涉及到生态移民的部分，以及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的部分，意见则不太统一。有人认为这是重庆自身发展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叫个别的名字，是否要归到三峡后续工作名下。

“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要算进去，三峡就不是过去的那个预算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如此评价。

而作为三峡库区主要所在地的重庆，显然不会赞同类似“让移民安稳致富是城市自身发展”这样的看法。谭栖伟副市长透露给媒体，“库区的现实问题，仅靠重庆一市之力，难以完成”。

记者在采访两院院士潘家铮等三峡工程建设主要参与者时，他们也表示不反对以三峡后续工作来解决移民遗留问题，帮助库区经济发展。潘家铮还特别提出， “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至少几十万人”再移民

在后续工作规划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可能涉及到生态屏障区的移民再搬迁。

对于很多原地后靠的移民而言，这将是他们第二次搬迁。

生态屏障区的人口减裁原则，将遵循“统一规划、政府引导、群众自愿”的思路，而搬迁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将是那些正在逐渐扩张的库区新城。

一位长江委的专家提醒记者注意，这个可能涉及到至少几十万人再搬迁的规划，不仅有保护库区生态环境的考虑，也有重庆市城乡统筹的考虑。

毫无疑问，后续工作超过一半的投资将用于移民，长江科学院院长陈进告诉南都记者，不过，虽然是用于移民，大头还是城市建设，比如兴建交通线路、土地平整，大部分投资还是政府在花，属于对移民的间接投资。

而这些投资是否能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则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张丽从没去过江西，但她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是江西峡江县，这让她非常焦虑。

她是一个三峡移民，现在上海务工，每次电视上放三峡移民的时候，她都会偷偷回避，说到自己也是移民的时候，她会哭，这是一种旁人很难理解的感情。虽然在搬离云阳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现在也不过2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但她已下定决心，要回到云阳。

她的姐姐不久前刚做了“云阳人”的媳妇，但还是没有办法做回一个真正的云阳人。云阳民政部门告诉她，户口从江西迁不回来了，凡是外迁移民，户口都不能迁返。

她的“二爸”钟厚运，1974年出生，不久前也私下托人问过，户口能否迁返。他从江西回来后，2007年用开车积攒下来的8万块钱，在云阳买了一套二手的商品房。他在云阳不缺吃穿，不缺工作，不缺朋友，唯一缺的是身份认同。虽然他是云阳人，但他又不是户籍意义上的云阳人。

这是云阳县一个农村大院几户村民在三峡移民之后的不同人生轨迹。他们并不代表三峡移民的全貌，而只代表了三峡移民中的一个群体，和“稳得住，能致富”不同，因为各种原因，这个群体仍然没能安定下来。

令人深思的是，他们为什么仍徘徊在去留之间。

又要走了

陈朝志夫妇的房子依山而建，老房子在长江边上，早已被水淹没，每年夏天水库水线消退，他们能远远望见老房子的废墟，连屋顶都没剩下。

他们在坡上起了一栋100多平方米的新屋子，靠近马路的方向做了个门面，卷帘门的灰尘很厚实，似乎从来没打开过，因为没有商业需求，这条马路通向江岸，沿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户人家，平时一般也没什么人走这条道。

在云阳县有很多像陈朝志夫妇一样后靠的移民，他们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升起来的长江水淹没。他们在山坡上盖起了新房子，守着几分土地，在每年水位消退到 145米的时候用消落带的坡地种菜，虽然专家们说用坡地种菜并不好，会造成污染，或者水土流失。但江岸边的土地已经非常有限，每户人农田加坡地也只能凑够一亩，农业收入很少。除了年轻人外出打工赚钱养家，几乎没有别的生活来源。

他们很可能会被第二次搬迁。“已经登记过了”，陈朝志说，言谈中充满了期待和向往。政府派人在这一带逐户登记，征求大家的意愿，可选名单里有新县城、老县城、或者外城、外省，这位老人填的意愿是新县城，如果一定要搬，他想搬到新县城去，而不愿意去已经被遗弃的老城，他更不愿意再搬到别的地方。

迁往他乡的经历，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他的哥哥陈朝庭，当过10年兵，之前和他一起开面坊，2002年异常积极地响应号召，户口迁往江西，奔往新生活，4个月后，却和老伴雷明英、大女婿一起举家回迁。

蓄水前最后一批移民

2002年，三峡蓄水前，陈朝志所在的新硐村第一组，175米蓄水线之下，已经有几百人通过投亲靠友、自谋生路等办法，搬离库岸，当时的情况，蓄水线下还剩118人没有着落。

最初定的计划，是这118位村民全部原地后靠，在更高的山坡上修筑房屋，谋求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外迁的机会也是村民自己争取来的。

陈朝志当时直接参与了改变这个村庄命运的过程，作为这个自然村的会计，他和组长花了一周时间去丈量175米白线以上剩下的土地，发现还剩下29.8 亩，但要养活100多人，人均只有两分地。

土地显然不够，村干部跑到重庆市去反映情况，据说当时一个市委秘书长亲自到新硐村考察，和县领导一起，确定了新硐村的外迁计划。

计划外迁点，正是江西峡江县周边的几个村落，峡江县是赣江边上的一座小城市。当年外迁时，新硐村曾举村考察，一家派出一个代表去探情况。和新硐村相比，峡江县的土地更多，而且看似更平整。但当地人告诉他们，这些田几年就会被赣江水淹没一次。当地人的叙述引起了新硐村村民的警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说法并非是拒绝外来者的托辞。

移民江西的钟厚运又回到云阳，却无法获得故乡的“身份”。

“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看上了”，陈朝志说，“隔壁茅坝村乡党委书记也去峡江看了，那个书记就没看上”。

但新硐村的搬迁仍然势不可挡，陈朝志的哥哥陈朝庭，就这样成为了三峡蓄水前新硐村外迁的最后一批移民，和陈朝庭同一个院子的钟裕根、明平秀两位老人，连同二儿子夫妇，也是和他同一批户口迁往峡江。

这个院子一共有6户人家，都是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甚至在移民前还有的家庭没分家，兄弟几人共同侍奉双亲，一个家庭往往能达到十多人的规模，比如陈朝志，移民之前，他家共有13口人，和亲戚朋友相互交通往来。

这种院子在川江地区还有很多，往往是同一个村民小组，一家挨着一家的墙搭建起来，在农村，人际关系并未退化得如同城市那样简单，社区居民互通有无、守望相助。同一个院子的关系非常好，邻家小孩往往叫隔壁叔叔“二爸”、“三爸”，是模仿亲戚的喊法。

云阳老县城码头。清晨，宝塔乡的农民挑着青菜乘船登岸。

断裂的社会关系

这种于农村而言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很快在搬迁的过程中断裂了。最后一批去峡江县的新硐村移民有112人，陈朝志曾经计算过，有68人来自新硐村一组。这68人曾经希望能聚居在一起，但这个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他们被分散在三个不同的乡。

有的村民虽然在销户合同上面签了字，但并不愿意离开，比如钟裕根、明平秀夫妇，他们心里想的，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和没有外迁的女儿住在一起。钟裕根曾经去过一次江西，办理残疾证，结果发现在当地喝水也要拉肚子，蚊子太多，水土不服，他便不愿意再走。

而他的小儿子钟厚运夫妇则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举家迁往江西。钟厚运1974年出生，是很典型的川江人，善于言谈且吃苦耐劳。他在2003年和妻子一起把所有重要的家具搬上了乡政府欢送移民的卡车，虽然有搬运物品体积的限制，他们还是把几个泡菜坛子搬上了车。泡菜坛子是巴蜀人几乎每家一个的物件，于每天的饮食非常重要，而且盐水越陈越香。钟厚运搬上泡菜坛子，是想踏实在江西过日子的。

但两周后，他就和同一个院子的张家一起回了云阳。钟厚运回家，倒不是因为水土不服，或者单纯的思乡心切。他当时花钱从当地村民那里买了两亩田，但后来发现都是最差的田，收购的旧房也不过50多平方米。

在当地语言不通，原有的朋友又很难联络。比如钟厚运要去找年龄相仿，同个院子长大的李大新兄弟，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可能就要坐上两三个小时的车。

更现实的是，钟厚运发现附近没地方打工挣钱。而之前他们所在的新硐村靠近云阳老县城，找工比较容易。

几乎是事事不顺心，所以在孩子要开学之前，钟厚运两口子便急匆匆赶回了云阳。本来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但试验几乎是溃不成军，除了水土不服带来的异乡人感觉，家乡也似乎有更多发展机会在召唤着他。他回到云阳，就赶上这个新的移民城市建设得热火朝天，他和也从海南迁回的哥哥一起跑起了运输。

回迁的选择

钟厚运走了不到4个月，一个院子的陈朝庭、雷明英夫妇也走了。

这个村小组留在峡江县的人，只剩下李大新两兄弟。旁人都说他们是为照顾孩子读书。

虽然在长三角一带有很多成功的移民安置范例，但新硐村的移民安置显然并不能算作成功。在村民的考察和适应过程中，这个新的居住地被遗弃，人们纷纷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有的人则根本没离开过——— 亲人去打了头阵，回来诉说异乡生活之苦，他们便打消了搬迁的念头。

对大多数人而言，回迁并非是情感的牵绊，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如果迁入地的条件好，还是能够留下，雷明英说。她是住了4个月才离开，很不方便，买药坐车要1个多小时，一天进城还只有两班车，而她的老伴陈朝庭，又是常年疾病缠身。之前他们住的地方，走半小时就能找到买药的小商店。

移民款跟着移民走，在安置过程中，一部分用来购买当地的田土，还有一部分用来买房屋。最后每个人领到的只有8000多元。

和别的回迁移民一样，钟厚运带着一家三口的钱，回到云阳，重新白手起家。现在他和哥哥合伙开一辆面包车。他买了自己的房子，孩子读上了当地的小学，和返乡的哥哥共同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回迁群体的思虑

虽然从表面上看，钟厚运的家庭和别的云阳家庭没什么区别，两兄弟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每隔一周去看看住在新硐村的父母，送瓜果补品。

回迁移民在云阳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相互保持着往来，邻居之间互通电话，互相串门。

这些都是最真实的生活，但钟厚运觉得这种生活中也有某种欠真实的成分。比如他就不能购买当地人都能买的养老保险，针对移民的养老保险，当地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可以免缴之前的余额，每个老人只需要花1万多块钱就能办好，可以在60岁之后开始拿“工资”。之前哥哥钟厚生拿出一万多块钱，让弟弟去江西给父母办养老保险，但发现根本办不了，他们被告知不同地方政策不同。

这个时候钟厚运就想不通了，他不明白有什么不同。

不久前，钟厚运又托人去问，户口能不能迁回来，他在云阳已有房产，房产证上也是自己的名字。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又失望了一次。孩子和他一样是江西户口，将来读中学，会多交一笔为数不少的补充学费，麻烦的事还很多，比如孩子将来高考是不是还要去江西找个中学。

经济上，重庆市政府出台的针对移民的优惠政策，钟厚运的家庭户口既然已经外迁到江西，自然一条都享受不到。

虽然同样是移民，但他的所有户籍关系已经离开重庆。而事实上，他的所有社会关系还在云阳。

钟厚运时常忧虑，自己的未来怎么办。他研究了劳动法，发现外出打工企业可以帮忙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能不能十多年都在外面打工，退休了就能拿退休金，不成为儿子的负担。

他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并和妻子讨论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他又思考，户籍制度将来有没有废除或者改变的可能。

妻子没有考虑这些看起来异想天开的问题，她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人把他们遣送回江西去。

在云阳县，类似新硐村这个院子这样的回迁村民，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群体，缺乏归属感成为这个群体普遍面临的问题。还有的从江西或者海南返回的移民，在新县城买了房子，却不敢用自己的名字登记。另一个买了几套房子的回迁移民则反复询问记者，未来是否有可能把户口迁回来。

走和留的矛盾

除了不谙世事的小孩，焦虑在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

张丽也在云阳的这个院子里出生，说到自己的未来，她眼圈突然红了。其实她才20岁，无论年龄还是穿着打扮都像个女学生，应该还不到为归属感焦虑的年龄，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

云阳老城的一家理发店，洗头理发刮脸只要2元5角。

但每次电视上放三峡移民的时候，她都会偷偷回避，她会哭，这是一种旁人很难理解的感情。虽然在搬离云阳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但她已下定决心，要回到云阳。

她在上海务工，她会有机会遇到很多别的三峡移民。每次和别人谈这个话题，都会增加她的挫折感。比如迁到上海松江和崇明的移民，一般在当地就能找到工作，生活状态也更好，对迁入地比较有归属感。

而她一点也不了解自己户口上标注的那个地名，峡江对她而言仍然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想回到云阳，但不知道如何回去。

她的姐姐不久前刚做了“云阳人”的媳妇，但还是没有办法做回一个真正的云阳人。云阳民政部门告诉她，户口从江西迁不回来了，凡是外迁移民，户口都不能迁返。

钟厚生钟厚运兄弟出钱，在新硐村山坡上为父母钟裕根、明平秀修的房子，已经成了无主房，原来是用他姐姐的宅基地修的，但现在姐姐户口也去了海南。老人住在里面，用儿子买的手机和外界保持联系。

虽然搬迁已经八年，新硐村一组几十位移民仍没有真正安定下来。回迁造成了身份认同上的错位，而原地后靠的移民，则等待着新一轮以生态避让为主旨的搬迁。虽然何时搬迁、往何处搬迁还不确定，但在新硐村，已经有人来挨家挨户了解，登记村民意愿。

对这样的登记，村民往往抱有矛盾的态度，未来充满了不可知性，但同时又是一种改变生活的机遇，比如陈朝庭的弟弟、老人陈朝志，他再也不愿意守着一亩地，每年在江水消退的库岸边上种菜。

老云阳，放弃和留守

有的人想回来，又有人想走出去。城市的历史不会因为废弃而荒芜，人们总是在寻找或者坚守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即使这里已不复当日风光。

新硐村一组距离老城不过两三里路，曾经享受过老城带来的方便。但现在，云阳老城已经成为历史，或者说是废墟。坐在快艇上路过老城，那景象就像看到地震之后的遗址，你以为没有人居住了，但似乎还有车子在废墟中穿行。终于走到废墟了，才看清老城，废品被堆成一座小山，触目惊心地堆积在路旁，似乎这座城市昨天才萎缩。

比库区里别的老县城幸运的是，云阳老城还有最顶上的一条街没被淹没，它现在变成了一个镇，其实还不如镇，没有专门的公共汽车到这里，只有在岔路口拦截经过别处的车子。有两三个小面馆，一个规模已不算小的农贸市场，一个派出所，承担着云硐乡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功能。

老城已经被抛弃。如果问云阳人老城好还是新城好，大部分人会觉得这是个多余的问题，包括为移民身份发愁的钟厚运，因为答案实在太过明显。老城很狭小，云阳人夸张地说，抽根烟就能从城头走到城尾。

而新城蔓延在长江边上，一眼望不到边，拥有最繁华的中环路，上面还有重百，有大型连锁家电超市，新房子，“随便哪一栋，最差的，也比老城好”。从雕花的路灯到宽阔的岸堤，一切都是按照一个中型城市的气派和档次来建设的。

但老城还在，虽然只留下了冒在水面上的一段，仍然在忠实地履行它的社会功能。甚至它已经被废弃的老码头，也在发挥作用。虽然大段向水的阶梯已沉入水底，露出水面的部分，被瓦砾覆盖，令人很难想象当时的盛景。

现在它显然退却了，人们却没有忘记它。还是在这里搭船，慢船在这里会停，从云阳老城到新城，足足要走三四个小时，船夫沿途带人装货，船装得很满，在从前，长江还是一条湍急滚动的河流时，这是不可想象的。

留守移民：困窘谋生致富难

罗兴安是这个世纪初，从奉节搬迁到万州的三峡移民，他用补助的移民款在移民安置区买了套房子，户口挪到万州，就这样进了城。但他却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下去，城市不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除了种田之外，没有其他技能，又年届不惑，罗兴安很难找到工作。他不得已又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奉节，在农村租了间小房子，整日在奉节和云阳之间的乡镇游荡寻找卖苦力的机会。

三峡移民中，只有十万去了外省市，还有近百万留在了库区。走出去的十多万移民，背井离乡，经历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自然痛苦，但更困难的，恐怕还是某些留下来的移民。通常，人们会更关注背井离乡的外迁移民状况，对库区内安置移民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南都记者在万州、奉节、云阳等地采访时，发现留守库区的移民返贫现象较为突出，其中部分移民难以适应城市生存环境，只能进入城市生活的最底层。

移民之城万州

“重庆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任务已全面完成”，今年1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重庆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三峡移民累计完成移民投资540多亿元，搬迁安置移民113万人。他同时暗示了重庆的下一个目标，他说———“搬得出”已经实现，但“留得住，能致富”还没有全部实现，仍有超过两成的城镇移民要吃低保。

在重庆，万州是最大的移民区，迁入移民26.3万人，三峡库区有1/5移民迁移到万州。在万州城区，五桥和龙宝是当地两个主要的移民聚居地。上世纪初，万州就是长江上的重要口岸，有“成渝万”的说法，万州紧随在成都和重庆之后。

三峡移民搬迁以来，万州又因成为三峡移民的主要迁入地，规模急剧扩大，变成重庆第二大城。

和同样沿江但空前局促狭长逼仄的奉节、云阳、巴东相比，万州地势更为开阔，更有发展和建设空间。在过去十年，随着移民的陆续迁入，大规模的安置房和商品房建设令万州日新月异，现在这座城市有机场，有几家四星级酒店，有宽阔的马路和优美的城市绿化。

生活在夹缝里

然而，这座库区城市的快速发展并未覆盖所有问题，虽然移民小区通常修得光鲜漂亮，却无法掩盖一些住户的困窘现状。

周长兰就住在位于万州五桥的江东厂宿舍区，她来自奉节，40来岁，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只能帮人扫地，每个月可挣得200多元，她的丈夫外出打工，帮人弹棉花。按照万州区区长李世奎报告的人均G D P3000美元的成绩单，他们的收入实在是不足一提，还要供养父母，送孩子上学。周长兰也住在移民小区，踏进门便可看到暴露在外的水泥墙壁，没有任何装修，破布遮着窗子，没有什么成型的家具，是彻底的家徒四壁。

虽然，作为户籍在城镇的低收入家庭，他们可以部分纳入城市的低保体系。但仍然难以满足家庭最基本的发展需要，比如孩子的教育就是个难题。同一个小区的杨仁礼情况和周长兰相似，最近他17岁的儿子也找不到了，家里太穷，小孩无法安心读书，最近一次联系上，杨仁礼才隐约知道他是在外面打工。

40岁以上的移民，社会适应能力普遍不如年轻人，却有最重的家庭负担，上有老下有小，库区剩下为数不多的厂矿，一般都不招收40岁以上的工人。他们只能零散地寻找小工，当“棒棒”，生活在城市的夹缝中，或者像罗兴安一样，在别处找生计。

流离的生活，更令年轻一代无力照顾双亲。罗兴安的父亲罗必贵，同样是从奉节移到万州，他住在移民小区一户非常狭窄的居室里，生活过得很艰难。老人身体不太好，难以吞咽食物，一天只吃两顿稀粥。

产业空心化挑战

75岁的罗必贵平时没什么消遣，他最喜欢去逛的地方是附近的富民花园。这是一个较大的移民小区，有中心花园，附近的老人都喜欢到那里晒太阳、聚集在一起闲聊。

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念念不忘的总是家乡的脐橙树，广柑树；不太满意的是，用移民款买安置房，不够还要倒贴钱；患得患失的则是，进城后，儿女能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普遍的常识是，进城意味着更多发展的机会，不必固守一亩半分田靠天吃饭。但实际的情况是，在缺乏就业机会的城市里，若缺乏技术，除非有亲戚朋友照顾，否则很难在城市里寻找到生存空间。虽然针对移民的培训从未间断，但城市里厂矿很少，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当有限，况且若没有政策补贴，工厂一般也不愿意招收大龄工人。

知识的缺乏，则雪上加霜，令他们很难获得改变命运的途径。罗必贵说自己祖祖辈辈都穷，儿子稍微好些，自己则根本不识字。若是在农村，他们可以依靠土地生活下去，但在城市，他们就变成了需要依靠福利政策才能生存下去的人。

产业空心化，几乎成为库区各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三峡搬迁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大部分产业被消解。据统计，重庆库区在迁徙过程中共关破重组减少了千家企业。

实际情况是，作为生态敏感区的三峡库区，以工业拉动GDP的传统方式，因为环境容量的限制，难以得到大规模发展，进一步拉低了新城的就业率。

年轻人也很难找到工作，在当地，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除了外出务工，留在城里的，若没有一技之长，常见的工作便是开摩的，或者当保安，后者往往还需要依靠一些社会关系。

遗留问题的诉求

虽然三峡自古是贫穷地区，但在移民搬迁，新城市兴建之后，一些移民生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某些奉节的老城镇居民则向记者反映，搬到新城后，门面生意反而不如以前。

重庆市政协曾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如此描述库区社会的潜在矛盾：失业问题堪忧，就业岗位远远不足。按照最新统计数字，包括万州、奉节在内的八个重点区县，城镇调查失业率约为9%，高出重庆市平均水平约五个百分点。

虽然沿街都是铺面，但商业仍不景气。重庆大学的移民研究专家雷亨顺说，原来以为摆摊就可以解决生计，谁知最后变成了你卖给我、我卖给你。最后大家都卖不掉。

记者获得的一份奉节县永安镇镇政府移民安置文件里，总结了近几年商业不景气的另一项原因：“移民搬迁后，可以说，绝大多数移民将原来的积蓄都用于购房、房屋装修和购买家具等，导致购买力普遍下降”。

经济矛盾加上部分移民安置中的矛盾，造成移民信访率居高不下，移民要求解决遗留问题的诉求强烈。

让移民尽快转化为居民

“万州的主要矛盾是就业问题”，重庆大学教授、重庆市政府参事雷亨顺说，在三峡库区，拼命发展工业不行，不发展工业也不行，所以现在它是限制开发、点状发展。

若今后不能寻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就业率低的情况可能继续延续。

雷亨顺被媒体誉为三峡专家，他今年已经83岁，最近又出了一本讨论三峡如何可持续发展的书。他认为，要解决移民问题，大思路应该调整，要尽量淡化移民这个概念，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尽快让移民转化为安置地的居民。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思考三峡的历史定位，以及库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非常理性地意识到，三峡库区存在的根本性约束。

曾有学者提出能否在库区发展低污染的劳动密集型手工业，增加就业率。但这样的产业往往要依赖便捷的物流系统，在库区交通设施尚未发展好的情况下，这个建议很难实施。

虽然按照三峡工程建设时的补偿标准，大多数移民人均拿到了2万-3万不等的补偿款，但这似乎仍并不足以支付他们的未来。

“实际上未来的趋势，以后所有的水电开发，都要考虑到移民的长期生存，不能说一次补助就够了”，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评价说，虽然我们国家从二滩、从小浪底开始，用世行贷款项目，给移民补助，但国内项目中，第一次把移民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也就是从三峡开始，三峡应该带个好头。

数字

重庆库区15个区县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8.1%，有21.9%的城镇移民吃低保。涪陵及其以下8个重点区县城镇调查失业率为8.95%，人均GDP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只有25%。

三峡库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54人，是全国平均数的2.1倍，是同类山地丘陵地区的4倍。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移民中，有6.3万人均耕地不足0.5亩、2.8万人人均耕地不足0.3亩。

维权人士考验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承诺

作者：Shai Oster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任星辉对自己的电费帐单有个疑问：政府是如何使用自己缴纳的电费的？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费帐单中增加了一项相当于几美分的收费，为的是用于三峡大坝的建设。任星辉认为，这项收费为中国三峡大坝的建设筹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不过他说政府只公布过一次年度资金支出账目。因此，他最近起诉中国财政部，要求其公布更为完整的资金使用情况。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站在他组织整理的四川地震失踪和遇难儿童名单前面
Stephen Shaver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几年前，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引起麻烦：中国共产党对信息一直实施严密监管（这是其掌权的一个关键手段），并且控制着媒体，造成对政府的所作所为缺乏详细的记述。

如今，中国政府开始正式支持朝着提高透明度的方向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全国人大会议的主题之一。上周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将持续十天，与会代表有近3,000人。周三，一名资深代表在会议间歇时说，今年晚些时候立法机构将开始审议中国预算法的修订，有望进一步增大透明度。

任星辉是越来越多试图敦促政府遵守承诺的维权人士之一，他们利用的是两年前中国颁布的一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随着他们的努力取得进展，在政府愿意公开和将继续严格控制的信息之间的界限逐渐显现出来。

维权律师和环保人士称赞该条例首次规定了政府公开信息的义务。国有媒体进行的一系列高调正面报导显示出，中央政府愿意宣传自己作出的努力。

不过维权人士说，该条例措辞含糊，而且有很多的例外。条例适用于政府统计数据、预算、建筑项目、食品安全和环境状况相关信息。不过，政府有权不公开任何被视为国家机密或敏感商业信息的信息，这可能让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进行的很多活动都不受条例的限制。

政府还努力应对如何受理这类申请的问题，从创建申请表格等基础开始。有些机构向申请人公开了帐目信息，而有些机构则回应迟缓。上海拒绝了公布预算的申请，辩称预算内容是国家机密。之后，迫于一波负面媒体报导的压力，上海市政府表示今年将公开部分财政信息。

上周，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艺术家艾未未起诉民政部没有回应他要求公布2008年四川地震死难人数和损失数额的申请。艾未未说，去年11月他向民政部提交了一份申请，询问地震中房屋倒塌数量、捐款数额、重建工作支出等情况。

艾未未说，民政部没有回应他的申请，因此上周他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民政部公布相关信息。民政部和法院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香港大学法律教授傅华伶在人权出版物《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上写道，在中国，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政府和官员是遮遮掩掩、傲慢的特权阶级。政务信息公开条例有望为公民提供一把利剑，公众可以通过有效监督政府来打击渎职行为。

中国有关公开政府信息方面的法规于2008年5月生效，这些法规于此前一年由国务院批准通过。北京大学的宪法专家沈岿教授说，这些法规类似于美国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但力度要弱一些，制定这些法规旨在满足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有关政府透明度的要求，同时也是为帮助中央政府发现地方上的腐败行为，并增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沈岿和他的同事们在这些法规刚一生效就决定测试一下其有效性。他们申请了解北京机场高速公路收取的过路费是如何支出的。据沈岿和媒体报导说，市政府有关部门将这一问题转给了机场高速的运营商，而这家运营商不同意公开相关信息，理由是它的预算属于商业秘密。北京市政府拒绝发表评论。

中国南方的企业家吴君亮则运气好些。他在返回中国之前曾在美国生活了20年，旅美期间他曾热衷于政治观察。就职于深圳一家金融公司期间，吴君亮和一批志愿者要求获得几十个地方和地区政府的预算信息，以图了解他们缴的税是如何被花掉的。

吴君亮说，通过让老百姓看到他们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我正试图唤起人们的纳税人意识。他说，让人们知道他们的权利是什么，这就是民主的进步。

令吴君亮他们吃惊的是，深圳市政府2008表示允许他们看政府的支出帐册。陪同他们查阅这些帐册的官员虽然不允许他们复印，但却允许他们给几百页帐册拍了照。

当一年后他们向广州市政府提出类似申请时，广州也同意开放自己的财务记录。广州市政府储存在电脑中的预算数据约为2G，规模太大无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广州市官员于是将这些数据公布在了网上。公众对此举的反应是如此热烈，以致于公布这些数据的网站在数据上网后不久便瘫痪了。

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对广州市此举进行了广泛而积极的报导。吴君亮说，公众对广州市为一个专为市政府官员子女而建的幼儿园大肆花钱、政府官员的海外旅行和轿车使用情况感到恼火，这促使广州市政府做出了改革承诺。广州市今年的预算尚未公布。

再回到北京。任星辉对于能了解到政府是如何支出所收取电费的并不那么乐观。24岁的任星辉是一名宪法学者，他就职于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这家小型智库在一所音乐学校楼上的阴冷房间内办公，其收入主要来自咨询费。

任星辉出身于西部省份甘肃的贫寒农家，他是在建立了一个有关三峡大坝的网站后开始关注三峡工程财务问题的。尽管国内外对这一水电工程的兴建都有强烈保留意见，但这项工程还是上马了。三峡工程迫使约130万人迁离故土，自开工以来一直因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受到批评。

北京一直将三峡工程预算视为国家机密。当1992年最初批准兴建这一工程时，所估计的建设费用约为80亿美元。政府去年表示，包括人员重新安置费，三峡大坝的建设费用约为370亿美元。一些批评人士估计，实际建设成本有可能高达这一数字的两倍。北京虽然表示三峡工程的一些人员重新安置资金被地方政府滥用了，但表示要解决这些问题。

去年秋天，任星辉向财政部递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其公开有关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的相关信息。

财政部一位发言人说，该部已经回复了任星辉的要求，并说三峡工程2008年建设预算数字已公开，其收入为人民币202.6亿元、支出为204.56亿元。但任星辉想知道的是，征收三峡工程电力附加费的各省10多年来每年的附加费数据。

今年一月，任星辉对财政部提出起诉。他正等着看法院是否会受理此案。

如果法院不同意立案，他则准备提出上诉。任星辉说，我是电力消费者，我付了电费，我应该知道他们是如何使用电费的。

三峡库区险境：地质灾害考验两岸城市安全

作者：杨传敏 来源：南方都市报

近16年了，从1994年底三峡正式动工至今，那一片高山峻岭、急水高峡组成的土地，是我们广阔的国土上发生变化最大的一块。在惊天动地的人工机械数千日夜的工作之后，那里的人文、地貌翻天覆地。高峡平湖、百万移民、世界第一大坝……

在三峡工程趋于全面完工之际，南都记者深入三峡库区现场，发现十多年来那里正在经历的变化。

三峡从来就是地质灾害高发带。兴建三峡水库，大规模的开山破土又加剧了地质破碎。除了产生新滑坡，还有大量老滑坡被激活。库区新县城，大多成为了滑坡高发区，而大量的裂缝爬上了学校和居民的楼宇……一场艰巨的战斗正在进行，国家已投入上百亿资金治理地质灾害，但，险境和考验仍在继续。一切都未“完工”。

(奉节县步云街位于巨大的滑坡体猴子石上。这里有上万常住人口。)

三峡实验性蓄水进入第三年。到2010年2月27日，三峡库区水位消落到160米，不久的将来，它的水位将逐渐回落到145米。库区可能长达数年的“岸坡再造”，仍没有停止的迹象。

对那些本不坚固的房屋而言，在三峡库区，最危险的是，地震易发区和地质滑坡体相互重叠，相互影响。搬迁和治理远未完成。南都记者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近期国家可能再追加上百亿投资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

奉节县地震办提供给南都的统计材料表明，自2003年蓄水以来，地震活动出现新的活跃迹象。其中2008年三峡水库175米水位实验性蓄水期间，奉节发生地震14次，最大震级2.9级，其中五次为有明显震感的地震。

重庆库区的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3月18日，受试验性蓄水及退水影响，重庆库区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县、万州等14区县发生166处地质灾害灾 (险)情。崩滑体总体积约6024万立方米，影响人数11535人，已造成土地损失约2380亩。值得注意的是，166处灾(险)情点中，新生突发性灾 (险)情点达到12l处。

会“呼吸”的裂缝

王祖秀的屋子位于一个“中型滑坡体”的下缘。房前屋后的裂缝在逐渐扩大。涨水和退水时，这些裂缝一张一合，就像一个有生命的动物在呼吸

王祖秀的房子修在长江边，背靠马路，门前种了几棵桔子树，养了条大狼狗。

她的生活原本波澜不惊，直到这两年，一到冬末春初，她偶尔就会感觉到，睡在床上的时候，地忽然就下沉了。2009年某天晚上，听到似乎有石头滚动到河里的声音，她爬起来到处看，房子没有任何异样，第二天起来看，江对岸真的有一大块掉下来了。

她逐渐养成了习惯，经常观察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小平房，看到房前屋后的裂缝在逐渐扩大。涨水和退水时，这些裂缝一张一合，就像一个有生命的动物在呼吸。更异样的是，夜深人静之时，地下还会传来轰轰响动。

这并不完全是错觉，湖北省巴东县国土局发给王祖秀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灾避险明白卡”中，提供了这样的信息，王祖秀的屋子位于一个“中型滑坡体”的下缘。这张卡片上还向王祖秀和她的家人提供了应急避险的方案。万一这个中型滑坡体有滑落的迹象，地灾应急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村口的广播告知，然后王祖秀等人需要沿设定的路线撤离。路线图几乎所有人都见过，它被挂在街道、三岔口的醒目位置。

王祖秀知道自己住在三峡边上，她也隐约知道，房子张口和水库蓄水放水有关，她能感觉到房子在冬春两季发生的变化，而这两个季节分别对应着三峡水库的蓄水和放水。她很想搬走，但她又说，“还没人到我家登记过”，言谈中很失落，她随后又指指远处的房子，说，他们都有人来登记了。

滑坡体上的学校

数不清学校的教学楼有多少条裂缝。一条地缝从东向西横贯学校大门，它在逐渐扩大。一到冬天，都会有人用沥青来缝补裂缝。但到了春天，地缝又重新张开

王祖秀住在黄土坡边缘，地质学上看，这是一个总面积为1.28平方公里的滑坡体。

巴东一中也在黄土坡上，它是一座位于三峡库区的高级中学，已经有几十年历史。即使在三峡水库蓄水的冬天，它也在江岸边的高坡上，距离水面还有近百米的落差，水远远够不着它的地基，表面看不对它产生任何威胁。

但它却比其他临近水面的建筑更加危险。一条地缝从东向西横贯学校大门，最近两年它在逐渐扩大，一到冬天，都会有人用沥青来缝补裂缝，让地面重新粘合。但这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到了春天，库岸的水线逐渐消沉，地缝又重新张开。

数不清，这所学校的教学楼有多少条裂缝。它们有的出现在房屋承重墙之间的横梁上，有的割断了整条教学楼的楼梯。在女生宿舍区，地缝和楼的裂缝连接在一起，同样被沥青填塞，住满了学生。

这些裂缝，有的被铅笔作了记号标注距离，在一间考场的墙壁上记录着其中一条裂缝的宽度，在这两年，张开的口子间隙从22毫米变成了24毫米。

到处都是裂缝，没有找建筑部门来评估，校长宋发刚说，如果真的要评估，很多房子就不能住人了。事实上，并非当地政府不重视这座学校，巴东一中的教学质量在所属的恩施州素有声誉。校长说，每年考清华北大的都有五六个。问题是，校园里学生老师加在一起有3000多人，就算是危房，暂时也没有地方搬。

1995 年，两次大滑坡之后，黄土坡被地质部门鉴定为“复活”古滑坡，成为三峡库区最危险的滑坡体之一，包括县政府、医院在内的重要单位已经陆续外迁。2008 年，国家确定了黄土坡整体搬迁避让的计划，巴东县成立了搬迁指挥部，计划花3年时间，把上万常住人口逐渐迁出。而有三千学生的巴东一中被纳入优先迁徙名单，原计划是在两年内搬迁完成。

但这个规模浩大的工程显然无法完成，校长告诉南都记者，“搬迁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一中的新选址，是在长江对岸的山坡上，虽然那片坡地的安全性通过了地质学家的鉴定，但其繁冗复杂的地下基础工程，其巨大的建设成本，如果是商业投资，一定会让他们望而却步。巴东一中的搬迁预算是两三个亿———如果在平原地区，或许可以建成两到三个同等规模的学校。

被抛弃的新城

发生两次大的滑坡事故后，黄土坡这个新城区被鉴定为“古滑坡”，相当于判了死缓。单位和居民陆续迁出，人口从4万减到一万；相距几百公里，奉节的宝塔坪也是这样

不只是巴东一中，不只是黄土坡。从奉节到巴东这一段，是大三峡所在，地质上是有名的巴东组，是三峡地质灾害最集中的地方。

三峡库区有很多个这样的“坡”。它们遍布在奉节、云阳、秭归、巴东，包括如巫山县的白门坡滑坡和残联滑坡、奉节县的三马山滑坡和宝塔坪滑坡、万州区的和平广场滑坡、关塘口滑坡、草街子滑坡和清泉路滑坡、云阳县的故陵滑坡、开县的渠口滑坡、康家嘴滑坡。几乎每一个滑坡背后，都是新城市建设的曲折缩影。

在地质条件原本复杂的三峡两岸，大兴土木给库区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繁荣，负面影响随之而来，被“激活”的古滑坡，通常在新县城建设后才能鉴定出来。

黄土坡就是其中一例，为了葛洲坝和三峡建设，1982年，湖北省政府批准黄土坡作为该县新城区建设。于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决议时，黄土坡作为新县城已经颇具规模。县政府、各机关单位、医院、学校等社会功能建设基本完成，有4万常住人口。

住在巴东一中的王功芝，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热闹景象，商铺繁华、车水马龙，作为巴东县的政治文化中心，黄土坡曾盛极一时。

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1995年，黄土坡接连发生两次大的滑坡事故，之后这个新城区被鉴定为“古滑坡”，相当于判了死缓。单位和居民陆续迁出，人从4万减少到一万。

相距几百公里，奉节的宝塔坪也是这样，最初被选为新城区，待到居民小区修好了，学校搬上去了，诗人广场也正对长江修成了。突然居民小区发生了地陷，被鉴定为古滑坡，即刻停止建设，重新选址三马山。

(奉节县新县城三马山，同样是个地质不稳定带，滑坡处紧贴着建筑。)

“人家都搬完了，我们才开始搬”。奉节县地灾办主任郭兵回忆起当年情形仍皱眉头。到最后，新城建好了，只剩下一两个月的时间，和不断上涨的江水赛跑。集中搬家的那一个月，小货车从老城拉货到新城，一趟十多公里的价格就是200块，司机赚得手软。谁知，千辛万苦搬到新址三马山，才发现三马山也是一个地质不稳定带。正对码头的医院、市场，同样位于一个巨大的滑坡体上，这个滑坡体就是猴子石。

“悬崖”边上的“猴子”

猴子石是一个巨大的滑坡体，有上万常住人口；步云街是猴子石的一部分。奉节县地灾办主任郭兵说，为治理猴子石，国土资源部已经投入2.4亿资金

猴子石有上万常住人口，医院、闹市区、市场、码头，像多层生日蛋糕一样叠加的街道和房屋。有人曾把猴子石比作悬崖边上用绳子牵住的石头，被铆钉钉住，似乎随时都有跌落的可能。

吴玉梅就住在这个叫做猴子石的滑坡体边缘。她所在的步云街是一条特别陡的街，坡度超过45度，她从老县城搬过来，在这条街上开旅馆。最近，她突然发现，厨房门完全关不上了，门框逐渐被挤压变形。虽然她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但逐日增加的裂缝仍然令她心神不宁。她和邻居说，却发现邻居屋门口也有新增加的裂缝。

地面沉降已经令步云街的800级阶梯变得凹凸不平。这条街道一共有一百多户商铺，其中一半以上都裂了。旧裂缝不断被灰浆刷白，然后新的裂缝又不断长出。

2009 年，上百居民集体写了一封紧急投诉信，每户人家都把自己家的裂缝列了个清单。当年，奉节县国土局委托重庆建设工程质量检验中心检测，在10月底出具了一份报告，鉴定步云街为限制居住级别，负责检测的工程师徐健告诉南都，他当时的意见是，步云街急需第二次紧急加固。

(奉节县步云街，类似的裂缝随处可见。)

步云街正是猴子石的一部分，奉节县地灾办主任郭兵说，为治理猴子石，国土资源部已经投入2 .4亿资金，并通过业主验收，但猴子石已基本稳定，没有滑落风险。但他说，步云街原本就是建在一个冲沟上，现在仍在沉降，其中有地质原因，也有房屋质量的因素。他说，他们正计划给步云街重新作加固。

自从三峡实验性蓄水后，郭兵的工作量突然增加了，他感觉做地质工作越来越复杂，以前只有夏天汛期紧张。现在除了夏天，秋冬也不能消停，从9月份开始蓄水，一直到3月份退水，其间重庆市会派专家过来驻守。

虽然水位蓄得越高，对库岸的压力越大，越可能诱发地灾，但郭兵却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他说自己其实也希望水库尽早蓄到175米，这样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早一点检验出来。有时只是升高1-2厘米，蓄水和退水对库岸的影响就大得多。比如活峰乡滑坡，也是蓄到173米的时候才变形。而猴子石加固虽然通过了业主验收，能否真正过关，也要等待175米的检验。

“正常的”地震

奉节在三峡首次试验性蓄水期间，接连发生了4次有感地震，其中一次的震中，就在幸福中学。当地的新闻报道说，这是水库蓄水引发的地震，属于正常现象

另一方面，在三峡库区，更复杂和危险的是，地震易发区和地质滑坡体相互重叠，相互影响。

和地表的裂缝相比，在更深的地底的变化无法用肉眼或者仪器看到。人口密度最大的学校仍然首当其冲。

龚正大是奉节县的一个退休老师，他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大额现金随时带在身边，装进外套内侧的口袋夹层。他所在的幸福中学，位于长江岸边，自三峡实验性蓄水以来，周围已经发生多起滑坡和多次有感地震。

(奉节县幸福中学，教学楼之间的天桥变得歪歪倒倒，裂缝和错位清晰可见。位于长江岸边的幸福中学，自三峡实验性蓄水以来，周围已经发生多起滑坡和多次有感地震，其中一次的震中就在幸福中学。)

他不知道灾难何时会突然降临，令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地震，正好发生在三峡蓄水至173米之后，2008年11月11日9点50分，地震发生了，他后来把这个日期用粉笔写在自家的橱柜门上。当时他正和家人一起看电视，突然就从板凳坐到了地上。想都没想，就拉着老婆女儿往学校外面跑。

两千多名学生也像潮水一样涌出宿舍楼，跑上公路，一个学生在拥挤中被挤伤。当时大家都被吓呆了，龚正大说，以前只看到过旁边的白衣庵滑坡，地震则完全没有经历过。

奉节并不位于地震活跃带。但它在三峡首次试验性蓄水期间，接连发生了4次有感地震，其中一次的震中，就在幸福中学，而且距离地表很浅。

地震和水库蓄水的关系很快被当地的新闻报道证实，播音员说，这是水库蓄水引发的地震，只有两点几级，属于正常现象。

这次“正常的”地震改变了幸福中学，学校从楼顶到地面布满了地质形变监测仪器。女生楼被震得已经有些倾斜，不能居住，她们全部搬进办公楼，而原来在办公楼的校长书记们，则在空地上搭起了板房，模仿地震灾区，在板房办公。

教学楼之间的天桥变得歪歪倒倒，裂缝和错位清晰可见，每天还是有上千人走来走去。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他已经对这些裂缝习以为常，但仍然怕。

学校里布满了监测仪器，幸福中学变得危机四伏，平地也不安全。操场就在长江边上，用铁锁锁上，不让学生进去，因为它随时可能下陷。

从第一次实验性蓄水引发的地震之后，学生们都接受过应急疏散方案的培训。校长告诉记者，每年都要训练两次。幸福中学也按计划要搬迁，但工程量巨大，还没有时间表。

(奉节县幸福中学退休老师龚正大，把令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地震日期用粉笔写在自家的橱柜门上。)

这只是三峡蓄水以来发生的若干有感地震中的一起。记者在奉节巴东两地获得的第一手地震统计数据资料表明，实验性蓄水两年，每年都有上千次地震在库区两岸发生，其中绝大部分是无感地震。2009年9月15日三峡提前蓄水以来，从10月1日到10月5日，巴东一共检测到5次有感地震，都发生在官渡口镇，最大的一次3.0级，五个行政村有震感。

奉节县地震办提供给南都的统计材料表明，自2003年蓄水以来，地震活动出现新的活跃迹象。其中2008年三峡水库175米水位实验性蓄水期间，奉节发生地震14次，最大震级2.9级，其中五次为有明显震感的地震。

水库诱发的地震一般发生在近坝区，它和普通地震的最大区别是，震源更浅，破坏性更大。

毫厘之间

黄土坡地灾应急指挥中心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肉眼手工测量裂缝的宽度。某次他们发现一个裂缝扩大了2-3厘米，马上通知当地居民撤退。滑坡真的出现了

在这样复杂的地质条件下，追求城市规划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奢侈品。沿长江边修筑的奉节，延绵24公里，匆忙建造在山坡上，此刻已经几乎找不出巴掌大的地方，来再修一栋新房子。

同样三易其址的巴东县城也延绵几十公里，没有出租车，小面包车在大街上连成了串，即使拉客的车很多，生意仍然非常好，在这样的城市，花两三万元买个小面包车跑运输，是非常赚钱的生意。面包车的目的地，有的是那些正在被遗弃的滑坡体，人们只是暂时居住，不久便要搬离。

而在搬迁前，当地往往依靠最原始的办法，像预防地震一样群防群测。

湖北省国土局和长江委在当地都安装了G PS位移设备，但当地认为，只依靠专业人员是不够的，更有效的办法在于发动群众。

但等到滑坡快要发生时，再奔跑避险，恐怕为时已晚。更有前瞻性的做法是，每天丈量黄土坡几百条裂缝的宽度变化，如果发现某天，裂缝突然变大，就把周围的人紧急撤离。

黄土坡上有三个专业的群防群测员，其中包括巴东一中的王功芝，她是学校的家属，现在专职监视广泛分布在学校、居民区的32条裂缝。她属于任泽民所在的组织 ———黄土坡地灾应急指挥中心，他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肉眼手工测量裂缝的宽度，观察它有没有随时间变化。正因为如此，他和他的6人小组只能观测到毫米以上的变化。但这往往很奏效，某次他们发现一个裂缝扩大了2-3厘米，马上通知当地居民撤退。滑坡真的出现了。

(奉节鹤峰乡发生滑坡，群众监测员敲锣示警。)

和最靠近江岸边的地表滑坡相比，地下的形变更加重要。几乎每一次水面高度的变化，都会让库岸地下的龟裂产生新变化。这种变化和水库蓄水高度直接相关，2008年蓄水到 173米，黄土坡就出现了七八次局部小型滑坡，滑坡体附近的房子和道路都出现裂缝。任泽民说，2009年蓄水高度只少了两米，黄土坡上的形变则比08年缓和了许多。

在岌岌可危的库岸，受蓄水影响的房屋亟待搬迁，亦是事实。南都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在后三峡规划中，将有100多亿资金投入库区地灾再治理。两院院士潘家铮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亦表态，如果是由于蓄水引起的地灾，属于岸坡再造，应该由三峡工程负责。

“现在的问题是，钱应该什么时候投”，长江委长江科学院院长陈进认为，三峡还没蓄到175米，对库岸的影响还未完全呈现，所以现在投了也是白投。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第一是监测，第二是用实验性蓄水这四五年时间再观察。

但巴东一中和幸福中学显然已经没有时间等待。学生每天都在危房里读书，都在快要断裂的天桥上走来走去。

每年一春一秋，这片土地上大大小小的裂缝仍不断张开闭合，就像一头正在逐渐苏醒的巨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