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专栏：《瞭望》提问陆佑楣

作者：戴晴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1）

即使由新华社主办，随着读者一天比一天明白，《瞭望》的喉舌味儿终于日趋淡寡。这回对三峡工程大佬陆佑楣的提问，不仅事先做了功课，也在一定程度上破了宣传干部多年的戒律与自律：大家爱党爱国，首长您想说什么，我们党报记者当然就照您的意思问。

如果按老章程，倒茶让座（也许还赶着叫声“陆老”）之后，本该就陆佑楣最拿手的“水电/火电碳排放巨差”开头；接着问32台水轮发电机为中华崛起提供的电能；然后就是大坝基底（包括高标号水泥坝体）绝对结实……陆老一定和蔼亲切给出专业性极高的回答。但此等乔模样已属喉舌陈迹，够格享用的，只剩若干顶级领导。《瞭望》这回就骂声遍中华的三峡工程所做提问，虽然不至于让陆佑楣恨得抢他们录音笔，但该刊代表的，毕竟包括，用《瞭望》自己的话说，“高素质、有影响力且稳定的读者群”——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当属于完税之外，还逐年为“三峡建设基金”送钱，更心疼“从远古走来、从雪山走来”的长江。于是，《瞭望》的提问，只能是既维护了党和国家领导的声誉，也不能让一心卸责的历史性责任人陆总太惬意。

《瞭望》提出了哪些问题呢？

他们以一个相当客气、简直可以说为采访“热身”的问题开场：“您最早接触三峡工程是什么时候？”陆佑楣说：“1984年”。那年，钱正英通知他“到北京来参与三峡工程的事，当时三峡工程还没有开工，就让我先在部里暂管水电”。

相当轻俏，是不是？这和彭德他们一批政协委员的感觉可是大相径庭。坚称“如果因为修大坝而影响长江航运，就要把坝炸掉”前交通部彭副部长认为，1984年是“高坝大库迷”们绑架最高权力者和决策机构，力争“早上、大上、快上”、玩它“几个世界第一”（规模、库容、发电量、移民……）关键一年。他说：“在 1984年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主上派占了上风，中央领导也表示支持，大有‘风雨欲来’之势。”

事实是，1982年底，虽说三峡工程因邓小平首肯已成定局，但他那句“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却让“高坝大库迷”们不爽。到了 1983年，访美归来、认为“中国水电工程设计保守”的钱正英，以及刚刚升任副总理、正做着总理、总书记梦的李鹏，不仅须面对国家计委的低坝方案，还有一系列等着“安排”的上游支流较小电站——这意味着中央手里有限的钱，不能全让葛洲坝/三峡工程占了。进入1984年，三峡工程，“这齣排练已久占着舞台的大戏”（李锐语）怎么上，已经到了刺刀见红时刻。

钱正英把陆佑楣从宁夏调回。

这年春天，李鹏出面亲自上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建委”（副总理担任主任。后来他升任总理，就改为主任须由总理担任，弄得对三峡工程从无好感的朱镕基不想当也得当）；成立“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国家、平民出钱，但由该公司“负责水电站生产经营管理”的“独立核算经济实体”。这一巧安排走到今天，傻子都看出来：好处是公司的，出了事国家担）；提出建立特区政府、成立移民局……。更邪门的是，虽然“获得人大通过”要在八年之后，但从1984年开始，该工程已经开始花“前期经费”（时至1986，已经花掉近八个亿），但工程太大，全靠财政拨款行不通，于是决定：“发动全国人民支援三峡工程建设，可从电费加价中提取”。报告之后，紧锣密鼓地，陆佑楣随李鹏、宋健、李伯宁等，做了一次从重庆到武汉的三峡工程考察。考察中，交通航运系统人员，对三峡工程将导致中国第一黄金水道因泥沙而碍航，不断提出警告。可惜的是，所有冷静务实的意见，在李鹏、钱正英、以及他们之下的骁将（比如陆佑楣）那里，无暇搭理的呱噪而已。

也是这一年，正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的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觉得“三峡工程作为超世界规模的巨型工程，是经济建设中的重大课题”，开始看材料、请教专家，开始筹备政协古稀老人为期38天的考察──《了望》再“注重挖掘重大的独家新闻和组织重大主题报道”，也没有可能采访并公布他们的见解，因为中宣部有令严密封锁。

这些，向陆钦侃提问的《了望》记者，竟然没有追问。

（2）

《瞭望》提问陆佑楣涉及到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三峡工程论证。所谓论证，本应从该不该建这样一个工程说起——如果孙中山、毛泽东太遥远，“拨乱反正”之后如何决策，怕是不该忽略吧？但记者一上来就把问题引到低坝和高坝之争，即“国务院原则通过150米蓄水位的建设方案，1986年又重新论证”，把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的“要不要上”这一重大命题略过去了。

实际情况是，结束“毛泽东胡闹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国威高权重、说话管用的，既不是顶着“生前指定”名头的华国锋，也不是正在位的胡耀邦、赵紫阳，反倒是似退非退、似休非休的二老：邓小平与陈云。三峡工程要不要上、能不能上和怎么上，在将近十年间的起起伏伏，正是“谈不拢”的这两位，在理念、性情、班底、行事风格上大不同的体现。当然，酷烈文革结束、改革春风轻拂，遭贬斥的人返回、被拘挛的思绪涌动，也是吓坏了的中国人敢于仅就工程技术发表独立见解的重要原因。

1978年，中国大地复苏、个个摩拳擦掌，重提三峡不过其中之一。政府那时节不像今天那么有钱，但各股力量明里暗里为取得最大国家投资的政坛攻略已经开场。比如陈云（他一直主管基本建设）让李锐就三峡工程给他“写个意见”（“八十年代初”）；比如当时第一线任职的赵紫阳按照正宗程序，命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科学院对工程组织论证（1980）——这次论证，用李锐的话说，“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什么反对意见？经委和计委分别从资金调拨与计划安排角度明确表示“不适合”；中国科学院在《评价报告书》中给出的结论，是“生态环境影响，三峡工程弊大于利”。

虽然就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修养而言，邓小平连“粗通”都谈不上，却是一位只要有石头，什么河都敢淌的大手笔政治家。怀着“毛主席在世他老人家说了算，毛主席过世我说了算”这样的强人逻辑，一句“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为三峡工程上与不上定了盘——陈云从此一言不发；胡耀邦、赵紫阳等只能谨守“执行并且补台”角色。

但怎么上，小小一个低坝么？李鹏那时节还在北京市管电。想来一把抓住三峡这块敲门砖就在这当口。果然，1979到1983，不过四年吧，北京电业局李局长变身李鹏副总理。靠什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背后撑腰。怎么个撑法——无产阶级专政法宝“宁左勿右”。

想来，已经就150低坝表过态的邓小平，还是低估了共产党掌权前后，如DNA般植入中国政治文化髓骨里的“宁左勿右”。从“一省数省率先暴动”、杀AB 团，到抗战独大内战全赢，到打下彭德怀捧上林彪……只要有口饭，“宁左勿右”就杀上主流地位。在三峡这个“惊天动地”大工程的决策上，更彰显了毛泽东战略藐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等等全套战斗哲学。

不错，“上与不上”，小平同志定了盘。但怎么上？多大规模？什么时候启动？再度成为李、钱、张等高坝大库迷志在必得的肥肉。抢占意识形态制高点自然是第一手段，致密的组织部署更不可掉以轻心。用李锐的话说，水电部的负责人不断地向中央施加压力，终于从国家计委、科委那里争取到了论证三峡工程的领导权。

在《瞭望》问到1986年又重新论证时候，是否“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基本都是主张上马的水电系统官员”时，陆佑楣无法回避记者已经明确点出的他当时列名第二的关键地位，但强调自己的工作是“给审查委提供资料，回答问题，只做服务”；强调“论证涉及各类专业，为此列出了14个专题。每个专题都选择了该领域的资深专家……共同组成各专题论证小组，进行各专题的科学论证。这是很自然、较科学的组合”。

自然而且科学，是这样么？读者如果愿意，可直接上网检索到“三峡工程论证人员名单”。论证领导小组共12人，一个外人没有，全部水电部的副部长和总工程师，怎么解释？事实面前脸一抹高调背大话，固然已成如今共党官员基本特色，但一定念过小学的工程院士陆佑楣，在最简单的数字面前还敢这么说，正合网上跟帖：无耻没有底线。

再看412位专家。李锐说：“……十几个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都是清一色的水电部所属各司、局、院的负责人，……不支持该工程的人不能成为论证过程的领导者……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水电部邀请的二十几位论证组特邀顾问中也是如此，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一位，即水电部不得不请的孙越琦。”

最具发表意见资格的李锐和黄万里被排除在外——在决策的关键，决不能让他们出声。只有在了“早上快上大上”笃定到手之后，主管人方将话锋一转，变为“反对意见是最宝贵的意见”。套上边那位网友话说，应该是“虚伪没底线”了吧？

（3）

《瞭望》记者问到了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对三峡工程议案的表决通过。陆佑楣的回答靠谱：“全国人大表决单独一个工程的情况，只有三峡工程”。所谓 “靠谱”而非“正确”，因为实际上共和国人大至今十一届，由全会对单个工程付诸表决共有两个：三峡而外，另一个留下来无数后续灾难的黄河三门峡工程，是 1955年全国人大举手通过的。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单单这两项水电工程，要到代表们行业、身份五花八门的全国人大去表决？1955年的老故事我们有机会再说，这里只对陆佑楣的回答作评述：如果有读者看过1990年代一位欧洲独立制片人所拍摄的关于三峡工程的电视片《THE DAMMED》（author/director: Leo De Bock），一定会注意到片中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 我还是想问这个问题，如果万一(三峡工程)出了什么事，谁来承担责任呢?

陆佑楣亲密战友、与他同为国务院三建委副主任的李伯宁答道： 李伯宁: 万一……不存在这个事儿。如果万一出了问题，这当然是国家决策的失误了。

“国家决策”，说的正是《瞭望》问的七届人大。通过三峡工程议案，在那届大会非同小可。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脚跟脚地亲自出马作《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议案的说明》。会上按下计票器“同意”按钮的，占了代表中三分之二强——三峡工程从法定意义上获得通过，也即完成了“国家决策”。我们且不说当时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表之来源，比如申纪兰那类“党叫投什么票就投什么票”的主儿；也先不说陆佑楣、李伯宁们的水电职能部门如何在一个又一个原则数据上有意造假：总投资预算、移民规模、泥沙和环境影响……这正是没有可能就提案技术细节亲自调查、甚至连基本概念都弄不清的代表投票时的依据。我们在这里仅就陆佑楣对《瞭望》所说“做到这个程度，我认为在当时的水平之下，充分体现了民主”，盘点一下当年事实。

平心而论，虽然已是镇压之后的1992年，无论政治局常委、党主席还是人大委员长，在“确保”操纵人大这架机器令三峡获得通过之上，做得还算克制。比如乔石明确不同意“宣传一面倒”，强调“要允许不同意见发表”；担心水电部门的人“头脑发热，移民简单化”。杨尚昆显然不同意“这样的大工程”仓促上马，并且说“军科院有意见”。他们的意见，与镇压前国务院的基本态度“五年之内上不了，不要花很大精力去争论”是一致的。无奈当时气势最盛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意识形态部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决心在它们的支撑下，舆论先声夺人，再以“民主”（即人大表决通过）的方式打赢这一仗。

从91年10月到召开人大的次年3月，各界高层人士开始赴三峡”考查”：全国政协考查团（王光英率队，27人）；全国人大常委会考察组（陈慕华为首，25 人）；全国省长考查团（47人）；教、科、文、卫、体考查团（140多人，李铁映率队）；以及全国50家新闻单位记者考查团（中宣部统筹，上百人）……六个月间共20余批，计3500人。归来之后无不对三峡工程交口称赞——比如陈慕华的总结：“考查团的成员一致认为，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国务院尽早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这次行动对人员的挑选严格，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一律不得参与。不仅李锐、黄万里、陆钦侃等没有份，连台湾归来的农业和环境专家、人大常委黄顺兴，也被排除。

与此同时，喉舌们开始在统一号令之下实施“舆论导向”。《人民日报 》连续两个月以头版通栏的位置，连发“泰斗级专家”拥趸文章；《光明日报》是整版摘发“长江三峡工程问答”；军博布置大型三峡工程展，由专家亲临担任讲解 ——如此气势，连反右、大跃进、文革都难于比肩。

到了3月20日会议开幕，一套八册印制精美的《三峡工程小丛书》发至全体名代表。不同意见在国内早已剿灭，一位香港代表复印了200份他们本港一本杂志里边周培源、李锐诸人文章，自己抱进会场；另一位把中美合作出版的《科技导报》1992年第1、2、3期(里边有持不同意见的文章)加印500份送到会议上；黄顺兴复印了几本“为动乱暴乱作舆论准备”而遭销毁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所有这些，只许在港台组散发。

黄顺兴依程序登记，要求大会发言，却一直“排不上”。到了4月3日表决当天，无论怎么举手，主持大会的万里就是不叫他。忍无可忍之际，他从位子上站了起来。正准备读出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全场扩音系统关闭。

“工作“做到这个份儿上，三峡工程人大表决仅以2/3多数票通过，破了1949年以来，不管什么烂事，除了个位数的“弃权票”“无效票”基本全体通过的人大表决记录。其实，这边会正开着，三峡那边早已经干上了。陆佑楣在此前后两句著名豪言：“大胆地干，即使干错了，理所当然由我负责”；以及战天斗地不忘借政治之势的谋断：“将大江截流时刻表提前一年，与香港回归祖国年度同步，让1997年成为双庆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