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田磊发自重庆 来源：南风窗
“上级要求，蓄水期间，不能死一个人！”冉洪钧一边向上级汇报工作，一边跟记者诉苦，压力太大。他是重庆市云阳县地质观测站站长，这个三峡库区腹地最大的移民县，刚刚又出现了5处新的滑坡带，最严重的是江口镇盛元村，“涉及100多人，房子裂缝太厉害了，必须赶快搬迁。”冉洪钧刚从那里回来。
从9月底起，三峡大坝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75米，生态容量和地质结构都将承受最大的考验。不能死一个人的死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一直到最基层，让库区的各级官员绷紧了神经。
11月22日，库区发生了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秭归4.1级地震，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地震是否跟三峡蓄水有关，一直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但是，库区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却在蓄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如约而至。这次试验性蓄水，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175米，而是停止在 172.78米。
试验性蓄水是三峡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第一次大考，但这仅仅是开始。“长江库岸的稳定、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重庆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王里奥说。这也意味着，对于三峡库区输血式的投入并没有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而结束，在新的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之前，库区范围内的每一宗环境事故都会成为敏感话题，生态建设的投入将会与日俱增。
灾害频仍
自从三峡大坝开始蓄水以来，黄成民就开始了不断搬家，先是从老房子里搬了出来，到今年6月份，大坝175米蓄水，要进行清库，他家最后的几间瓦房也要被淹没了，新房子却还没有着落，他不得不把一家老小暂时搬到了镇上废弃多年的粮库里住，如今，水面还没有达到175米，粮库房顶和墙壁上的裂缝一条接一条地崩现。
11月19日，记者来到这个汤溪河(长江一级支流)边的小村时，黄成民正坐在粮库的高墙上，望着天天涨水的汤溪河发呆，“往年这个时候，汤溪河里的水不到1米，卷起裤脚，人都可以趟过去。”黄成民说，如今，河水不断涨，岸边的房子也不断裂缝，他住的粮库是裂缝最厉害的。
黄成民带记者把村里跑了个遍，几乎每家房子上都有这几个月新出现的裂缝，最大的有20多厘米宽，3米多长。冉洪钧带着地质队来看了以后说，这房子肯定不能住了，要他们马上搬走。
“云阳这5处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得搬迁。”冉洪钧说，可是目前大部分都搬不了，主要是没有钱，新地灾点的治理以及居民搬迁，国家都还没有立项。地质局只好给村民们发了卷尺，每天去测量裂缝的宽度，有变化的马上打电话向上报告。
三期蓄水期间，库区一共出现了多少处新的地质灾害点？记者在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采访时，该局没有明确透露，只是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除了已经完成治理的366个地质灾害点以外，目前还有511个搬迁避让项目正按照“尊重群众意愿、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适时搬迁、确保安全”的原则实施，共有 80457人需要搬迁，其中已经完成了37051人。
三峡总公司11月7日公开发布的消息称，近坝库区地震活动正常，库岸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库岸崩塌、滑坡现象。不过据记者在库区的调查，小规模的崩塌、滑坡以及由此造成的居民房屋裂缝却普遍存在。
据专家们的预测，蓄水期并不是地质灾害出现的高潮，到了明年4、5月份退水的时候，才是最严峻的考验，从记者走访的几个村落来看，情况确实如此，大部分裂缝和滑坡都是今年5月份水面从150多米退回140多米时出现的，到明年5月份，库区水面将从175米退到145米，新的地质灾害点大量出现将不可避免。
就在蓄水任务刚刚完成10多天后的11月22日，库区腹地的湖北省秭归县就发生了4.1级地震，震中距三峡水利枢纽约29公里，三峡坝区有明显震感。 “水库蓄水后，河谷下的断层的水压增加了，加上地下水的渗漏，对断层的滑动起了润滑的作用。因此，库区会出现一些‘水库诱发地震’(不是天然地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香港大学前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焯芬教授告诉记者。
李焯芬教授曾任加拿大安大略水电土木建筑部主任，在加拿大工作多年，参与并主持了加拿大多座大型火、水和核电站的地质论证、环境评价和土建工程。他说：“由于断层滑动是局部的，震幅有限，历史上，震幅最大的是1962年的广东新丰江水库(M6.1)及1967年的印度Koyna水库 (M6.7)，一般来说，水库诱发地震的震幅都在M1至M5之间，远在大坝的抗震设计标准之下，对三峡大坝的结构安全不应构成威胁。”
追加投入
小震幅的地震和小规模的滑坡真正威胁到的是库区百姓的房屋和生命安全。云阳县地质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因为地质灾害的缘故，全县已经搞了两次避让搬迁，一共搬了1万多人，总投资达到2亿多，县里还专门成立了避让搬迁指挥部。可是，随着蓄水位的不断升高，长江沿岸以及各级支流沿岸还在不断地出现新的滑坡等地质灾害点。
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国家的治理计划显然落后于库区的现实。“现在上级的要求是，哪里出现险情，哪里就紧急搬迁，反正不能因为蓄水死一个人。”冉洪钧说，至于搬迁后如何安置，“等着国家的政策吧，如果有四期治理项目，我们就继续申请资金。”
对于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来像个无底洞。以云阳为例，冉洪钧告诉记者，去年全县普查一共有959处滑坡，175米蓄水影响的有200多处，如今已经完成治理121处，投入了8亿资金。这些还都只是蓄水前，专家们勘测过，已经立项了的，可是不断出现的新地质灾害点，都还等着国家拿钱来治理或者搬迁。整个重庆市的地质灾害治理投入已经达到了77亿。
三峡工程开建之前，虽然对于地质灾害问题也做过相当漫长的考察和评估，但是，对于治理的投入却相当有限，记者查阅《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及其相关文件发现，整个三峡工程400亿元移民投资总概算中，仅拿出6亿元，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可是，三峡大坝建成以来，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的出现，为了保障不能死一个人的目标，中央政府不断追加投入。
截至2006年的三期蓄水，地质灾害治理经费已经从最初6亿上升到近120亿。但这并不算结束，每次的蓄水与退水，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都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或者搬迁。刚刚发生的秭归地震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涉及12个乡镇的灾后重建无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是由地方政府解决，还是纳入三峡地质灾害治理？现在还不得而知。
“用工程加固的手段来解决库岸边坡的稳定性，这是世界各地水利工程中普遍采用的办法。”李焯芬说。但是，对于面积巨大的三峡库区来说，地质灾害不断涌现，工程治理的模式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库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随之而来的则是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库区大多是山高坡陡的地形，环境类的工程项目建设成本，在库区比其他地区高出四五倍很正常。”王里奥说，比如库区新建城镇的污水处理厂虽然都已经建好了，可是陡峭的地形让管网的铺设变得异常困难，很多地方都因为投入巨大而暂时没有铺设。
其次就是运行成本，中央政府负责给钱建设，却不再给钱运转，但由于库区严格的排放标准限制，环保设备的运转成本更高，财政收入贫乏的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长期负担下来。“残缺的管网、破旧的垃圾车边走边洒，这些库区普遍存在的现状都是资金不够的表现。”王里奥说。
微薄的补助
除了地质灾害的治理之外，全面的生态建设需要的资金总额还没有清晰算出，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库区的环境治理项目每年单个向上报，争取中央政府各种渠道的资金来解决。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控制三峡建设的成本一直是个大问题。记者查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近年来每次会议后公布的会议公告发现，成本的问题越来越被强调。
三峡大坝建成后，一直以来，三峡库区的环境变化都是国内外各界最为关注的领域，每一次环境事故的发生总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国家对于三峡库区生态治理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基础设施和工程治理的投入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让库区的百姓总是抱怨，他们该得的赔偿太少。对于老百姓来讲，直接的货币补贴无疑是最实在的，可这方面的补贴标准往往是最低的。
对于受到地质灾害威胁而必须搬迁的居民，国家给予的补助标准是每人补贴5500元。多年来，为了库区的水土流失能够减缓，重庆市政府也一直在做“高寒山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希望能将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周边村民搬迁，但是搬迁补偿的标准同样微薄。
“重庆实行的是7+1的办法，每户(1人)7000元，每增加1人，补助5000元。” 云阳县负责生态移民工作的发改委副主任肖宗炳告诉记者，不过，这些补偿款只有60%发放给农民们建房，其余的要被地方政府留下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而库区建设一栋12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需要6万左右，两者之间大约存在3万多元的缺口，对于丧失了土地、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贫苦农民来说，这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以黄成民为例，自从三峡蓄水淹没了他家的土地，他吃米买菜，一切生活用度都要花钱来买，过去的7年里，他一直在广东中山打工，在建筑工地上被砸伤，老板赔了他9000元，是他最大的一笔收入，一直用到现在。到今年金融危机，广东的钱也挣不到了，他回到老家，唯一的收入是帮别人养牛，每个月200 元，村里其他家庭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这个急需搬迁的小村，一点也不过分。
从6月份开始，黄成民和盛元村的村民们已经去找政府20多次，可是，移民款有着严格的控制程序，跑了几个月，他们的申请报告上，已经盖了5个章，还缺一个。粮库也没法住了，黄成民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生火做饭，“马上过冬了，这可怎么办呢？”记者临走的时候，这个老实的农民还喃喃自语地抱怨。
在粮库下的山坡地上，政府规划的新农村正在建设，政府也引入了“地产商”，“私人盖的房子，毛坯房每平方米480元，一栋房子算下来要6万多。 ”黄成民说，不但贵，而且质量没保证，刚盖好的房子，就开始裂缝了。村里人买不起，也不敢买，村里房子裂缝最严重的6户人家，还都战战兢兢地住在滑坡带上，等着政府的治理规划，也等着自家把盖房的钱攒够。
二次移民
与工程治理相比，生态移民、退耕还林、避让搬迁才是库区生态好转的根本途径，但是，相较于工程治理上动辄数十亿的投入，可谓微不足道，并不足以让库区百姓能够放弃原有的生存方式而得以活下去。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破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0多年前的三峡百万移民，真正移民到库区以外的不足20万，超过90%的移民事实上都是“原地后靠”，从被淹没的低地搬迁到海拔更高的半山腰。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三峡移民仅仅是应急性移民，保障了三峡蓄水不被淹没，但是，到更高的山坡上开垦农田、建设城镇和村庄，却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对地质结构的破坏。对于原本就已经因为过度开垦而生态结构脆弱的库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王里奥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消落带治理、水污染防治做过多年的研究。“农业开垦的污染和破坏才是三峡库区生态的最大威胁，这一点有些出乎最初专家们对库区环境问题的预料。”王里奥说，三峡库区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问题的好转还在于大量农业人口从这些生态脆弱带搬走，最好的生态建设模式是不去扰动大自然，三峡库区阳光充沛，雨量充沛，完全具有良好的生态自修复能力，只要没有人的扰动，库区就可以形成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
2007年9月份，重庆市政府上报国务院的“2007至2020年城乡总体发展规划”获得了批准，其中提到了更大规模的移民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据此刊发一则新闻称，三峡二次移民400万，让重庆市政府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还特意约请该报做了澄清，只是城市化规划的一部分，并不是三峡工程的二次移民。跟第一次的强制移民不同的是，这一次移民主要靠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来进行。
但是，政府宏观上规划与移民微观的现实至少在这一代库区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记者在云阳多个乡镇采访时，由于今年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倒闭，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比过往的年份成倍增加。在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的库区劳动力都有在外打工的经历，但真正留在外边的人却少之又少。他们这个群体在自己故乡生存尚且困难，在外边的大城市更加不可能，而搬迁到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着的中心城镇，同样找不到生计。
尽管土地已经非常稀少和贫瘠，但是农民们对于土地垦殖的兴趣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浓。“这几年来，种粮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工也不好打了，农民们更加不愿意退掉土地出来。” 肖宗炳告诉记者，生态移民这一块，整个重庆市提出的任务是到2020年完成35万，云阳分到了2.4万多。与需要搬迁的10多万人规模相比，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动员工作却越来越难做了，即使搬迁到城镇里住，几乎没有一户农民愿意把土地退掉。
而云阳全县有130多万亩耕地，其中除了30多万亩稻田，其余的90多万亩都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辛辛苦苦在陡坡上开垦出来的耕地，在整个国家的长江上游生态保护规划里，这些陡坡耕地全部都是要退耕还林的，过去10年的退耕还林计划已经成功地退掉了30多万亩，“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巩固以前退耕还林的成果。”肖宗炳说。
微薄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已经难以抑制农民们种粮的冲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农民已经开始把以前种上的树重新砍掉来种粮食了，政府不得不再延续一个补偿周期，每亩地105元，再补5年。
牺牲一代人？
11月17日，记者来到已经被淹没了一大半的云阳老县城时，长江边上刚刚搬迁完毕留下的废墟已经被新来的移民们迅速地开垦成了连片的菜地。而在新县城附近的桂湾居委会农民村，村民们看着已经涨到家门口的长江水，还都在盘算着等到明年水落下去的时候，抢种一季稻子。
“听说每年这么高的水面只有一两个月，其他大部分时间水面会退下去30多米。”管贞梅说，那样的话，家里的一亩多田就都全露出来了，完全可以再种一季稻子。虽然她从农民变成了居民，可是土地仍然是唯一的生活来源。但是，他们期待的再抢种一季稻子的愿望显然会落空，退水时所裸露的土地正存在被科学家们忧心会污染环境的消落带问题，政府已在想各种办法治理了，显然不会让他们再去开垦。
对于土地的留恋，并不是农民们多么热爱种地，而是他们从这个庞大的水利工程中分享到的利益实在有限。这些最为贫困的人群是为这个举世工程付出最大代价的群体，他们得到的回报，很多时候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都显困难。
“这种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巨大矛盾，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人口太多，工业产值科技含量不高。”王里奥说，以消落带为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消落带是一个水与岸边物质交换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的扰动，用不了多少年，消落带就会形成新的湿地，成为良好的生态屏障。
可是，现在人要吃饭，要有物产，必须费尽脑筋从这片土地获得经济收益，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高起来，这些人不需要从这类土地获利，那就解决问题了。
政府的宏大规划和科学家们的良好愿景并不能说服那些深山里的百姓走出来，对于他们来说，丢掉土地，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在老县城的观音阁附近，县城搬迁留下的旧房子里，已经住满了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镇上在观音阁建了一座希望小学，这个明朗、方便的小学校吸引了600多孩子来读书，为了陪伴孙子、孙女读书，这些年迈的老人大部分都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他们视之为生命的土地。
“我们活不了几年了，3个孙子将来一定要出去。” 66岁的王记兴说，在山里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来这里方便多了，那点地跟孙子们的学业比起来，不算什么，他刚刚从深山里的三坪村搬来这里。
镇上的小学、中学成了吸引人们走出深山、放弃耕作最大的现实动力，这样的状况在每个新建的乡镇几乎相类。这是记者在库区各地的采访中，唯一感到欣慰的一个细节。也许，巨型的水利工程牺牲的是这一代早已习惯了困苦生活的库区人，当他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走出这片早已不适宜生存的土地。
2008年12月12日星期五
2008年12月8日星期一
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段须5年移民21.1万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65岁的老支书姬彦清家里，最近热闹起来。
“我家的门槛都快被踢破了，天天都有村民来问具体啥时候搬迁……”这位在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姬家营村干了一辈子的村干部透露，因为等待搬迁，村里的许多男青年现在“连对象都不敢谈”，“怕以后回来看父母太不容易”。
他们的牵挂缘于一项浩大的水利工程——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段。1990年，位于南水北调中线渠首——丹江口库区的姬家营村被划为“淹没区”。受此影响，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等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11月16日，河南省出台多项移民优惠措施，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大幕开启。
21.1万移民工程5年内完成
“移民的搬迁安置强度不亚于甚至超过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工程，这是建国以来水利移民史上的又一项大工程。”河南省政府移民办公室副处长郭贵明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21.1万移民主要集中在河南省淅川县境内的丹江口库区。根据有关部署，移民安置工作要在近5年时间内完成，高峰期每年移民超过4万人。
据介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涉及河南、河北、湖北、天津和北京共5个省市，库区移民和征迁群众共有40.2万人。其中，河南境内的移民和征迁群众共计21.1万人(库区移民15.6万，征迁群众5.5万)。
单从数量上看，南水北调工程涉及的移民和征迁群众人数远不及三峡工程的100万移民，但从完成的时间段和紧迫性看，南水北调移民工程的强度则不亚于三峡工程，更大于当年的小浪底移民工程：始于1993年的百万三峡移民工程进行了15年，目前基本结束；始于1991年的小浪底20万移民前后花了 13年才完成；而南水北调河南段的21.1万移民和征迁群众需要在5年内完成。
正因如此，河南省各级政府对库区移民的安置工作的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11月7日上午，记者在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动员大会上采访时发现，河南政要不仅悉数出席，而且还以省政府名义与6个省辖市政府立下了“军令状”。
“为了使移民能够愉快地搬出来，河南最大限度的给予移民优惠政策。”河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王树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比如：搬迁后5年内，移民考生中招、高招录取降5～10分；税务部门对移民建房免征税费；公安部门在办理移民户口迁移、机动车迁移手续、驾驶证换证等业务时只收取工本费；支农资金向安置区倾斜等等。”
王树山还透露，根据河南省政府有关政策，外迁移民将尽量安置在水土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较好、经济较发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益区”。淅川县境内移民将选择水土资源丰富的乡、村安置，采取“大分散、小集中”，尽量保持原有村、组建制。此外，移民生产用地也按水田、水浇地、园地、鱼塘人均1.05 亩，旱地人均1.4亩的标准进行了确立。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库区农村移民迁至安置区后，还能在未来20年内享受到每人每年600元的后期扶植政策。而移民安置点的水、电、交通、教育、卫生也将与当地经济社会统筹考虑，并将移民新村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满足搬迁安置的需要，又要考虑移民村的长远发展。政府有关部门还将对适龄青年进行技能培训，增加就业机会和农民收入。”王树山表示。
为了确保“措施落实到位、资金补偿到位”，河南此前亦做了精心准备。
早在9月23日，河南库区移民试点9.79亿元的投资概算、河南移民安置试点规划方案即先后通过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审批……根据有关部门要求，河南试点移民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移民生产用地调整及责任田划分等工作将于2009年9月底前完成。
显然，移民能否如期完成将直接影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能否如期顺利施工。而事实上，河南的移民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2014年实现“一渠清水送北京”
“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国家重大公益性项目，不同于商业项目，补偿标准相对较低，因此，移民安置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郑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央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和农村改革发展的推进、土地的市场价值越来越高的背景下，移民征地和各方利益调整、平衡的难度将进一步显示。
早在1958年9月，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起步。那时有近90%的移民为县外移民安置。由于缺乏移民经验，且各种利益和矛盾错综复杂，加之库区在初期淹没中损失巨大、补偿标准较低、移民盲目后靠，使得库区留下了土地容量严重超载、生产条件较差等诸多问题。
“目前，库区移民现有人均耕地只有0.78亩，其中4万多人人均耕地不足0.5亩。特别是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丹江口库区‘停建令’至今已有5年，库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条件改善、库区工业发展等基本停滞，一些危房不能及时修缮，甚至出现房屋倒塌现象。”
“现在库区尚有9.45万贫困人口，3.5万移民年收入不足960元，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淅川县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对于“历史”和“现状”，郭贵明并不讳言。
采访中，郭以“责任最大、任务最重”来描绘河南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河南而言，南水北调工程赋予它的除了“移民最多”之外，还有“渠道最长”、“占地最多广”、“文物最多”等等。而河南的压力也很清晰——早在10月31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就已披露，2013年完成工程建设和征地移民，2014年实现“一渠清水送北京”。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1973年建成，蓄水位157米。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已于2005年9月开工，计划2010年 10月完工。大坝加高后，坝高将由初期的162米加高至176.6米，设计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总库容由745平方公里增加到1050平方公里。大坝加高后，能使汉江中下游防洪标准由现在的二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且能通过调节直接向北京、天津和沿线20多个城市供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除主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的重点工作之外，在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水污染、保护文物、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也涉及众多地区、众多部门的职责和利益。如何使工程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稳步前进，可以说是任重道远。”王树山坦言。
不过，这位官员也向《中国经济周刊》展示了“困难”的“另一面”。
65岁的老支书姬彦清家里，最近热闹起来。
“我家的门槛都快被踢破了，天天都有村民来问具体啥时候搬迁……”这位在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姬家营村干了一辈子的村干部透露，因为等待搬迁，村里的许多男青年现在“连对象都不敢谈”，“怕以后回来看父母太不容易”。
他们的牵挂缘于一项浩大的水利工程——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段。1990年，位于南水北调中线渠首——丹江口库区的姬家营村被划为“淹没区”。受此影响，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等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11月16日，河南省出台多项移民优惠措施，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大幕开启。
21.1万移民工程5年内完成
“移民的搬迁安置强度不亚于甚至超过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工程，这是建国以来水利移民史上的又一项大工程。”河南省政府移民办公室副处长郭贵明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21.1万移民主要集中在河南省淅川县境内的丹江口库区。根据有关部署，移民安置工作要在近5年时间内完成，高峰期每年移民超过4万人。
据介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涉及河南、河北、湖北、天津和北京共5个省市，库区移民和征迁群众共有40.2万人。其中，河南境内的移民和征迁群众共计21.1万人(库区移民15.6万，征迁群众5.5万)。
单从数量上看，南水北调工程涉及的移民和征迁群众人数远不及三峡工程的100万移民，但从完成的时间段和紧迫性看，南水北调移民工程的强度则不亚于三峡工程，更大于当年的小浪底移民工程：始于1993年的百万三峡移民工程进行了15年，目前基本结束；始于1991年的小浪底20万移民前后花了 13年才完成；而南水北调河南段的21.1万移民和征迁群众需要在5年内完成。
正因如此，河南省各级政府对库区移民的安置工作的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11月7日上午，记者在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动员大会上采访时发现，河南政要不仅悉数出席，而且还以省政府名义与6个省辖市政府立下了“军令状”。
“为了使移民能够愉快地搬出来，河南最大限度的给予移民优惠政策。”河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王树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比如：搬迁后5年内，移民考生中招、高招录取降5～10分；税务部门对移民建房免征税费；公安部门在办理移民户口迁移、机动车迁移手续、驾驶证换证等业务时只收取工本费；支农资金向安置区倾斜等等。”
王树山还透露，根据河南省政府有关政策，外迁移民将尽量安置在水土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较好、经济较发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益区”。淅川县境内移民将选择水土资源丰富的乡、村安置，采取“大分散、小集中”，尽量保持原有村、组建制。此外，移民生产用地也按水田、水浇地、园地、鱼塘人均1.05 亩，旱地人均1.4亩的标准进行了确立。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库区农村移民迁至安置区后，还能在未来20年内享受到每人每年600元的后期扶植政策。而移民安置点的水、电、交通、教育、卫生也将与当地经济社会统筹考虑，并将移民新村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满足搬迁安置的需要，又要考虑移民村的长远发展。政府有关部门还将对适龄青年进行技能培训，增加就业机会和农民收入。”王树山表示。
为了确保“措施落实到位、资金补偿到位”，河南此前亦做了精心准备。
早在9月23日，河南库区移民试点9.79亿元的投资概算、河南移民安置试点规划方案即先后通过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审批……根据有关部门要求，河南试点移民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移民生产用地调整及责任田划分等工作将于2009年9月底前完成。
显然，移民能否如期完成将直接影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能否如期顺利施工。而事实上，河南的移民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2014年实现“一渠清水送北京”
“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国家重大公益性项目，不同于商业项目，补偿标准相对较低，因此，移民安置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郑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央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和农村改革发展的推进、土地的市场价值越来越高的背景下，移民征地和各方利益调整、平衡的难度将进一步显示。
早在1958年9月，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起步。那时有近90%的移民为县外移民安置。由于缺乏移民经验，且各种利益和矛盾错综复杂，加之库区在初期淹没中损失巨大、补偿标准较低、移民盲目后靠，使得库区留下了土地容量严重超载、生产条件较差等诸多问题。
“目前，库区移民现有人均耕地只有0.78亩，其中4万多人人均耕地不足0.5亩。特别是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丹江口库区‘停建令’至今已有5年，库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条件改善、库区工业发展等基本停滞，一些危房不能及时修缮，甚至出现房屋倒塌现象。”
“现在库区尚有9.45万贫困人口，3.5万移民年收入不足960元，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淅川县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对于“历史”和“现状”，郭贵明并不讳言。
采访中，郭以“责任最大、任务最重”来描绘河南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河南而言，南水北调工程赋予它的除了“移民最多”之外，还有“渠道最长”、“占地最多广”、“文物最多”等等。而河南的压力也很清晰——早在10月31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就已披露，2013年完成工程建设和征地移民，2014年实现“一渠清水送北京”。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1973年建成，蓄水位157米。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已于2005年9月开工，计划2010年 10月完工。大坝加高后，坝高将由初期的162米加高至176.6米，设计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总库容由745平方公里增加到1050平方公里。大坝加高后，能使汉江中下游防洪标准由现在的二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且能通过调节直接向北京、天津和沿线20多个城市供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除主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的重点工作之外，在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水污染、保护文物、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也涉及众多地区、众多部门的职责和利益。如何使工程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稳步前进，可以说是任重道远。”王树山坦言。
不过，这位官员也向《中国经济周刊》展示了“困难”的“另一面”。
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
为避环保风险 南水北调中线晚4年完工
记者姚德春通讯员夏雄彪 来源：长江商报
5日，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芳玉透露，为防止南水北调工程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风险，中线调水工程将比原计划推迟4年完工，即从原来的2010年推至2014年。这意味着北京市民须再等6年，才能喝上来自丹江口水库的优质水。
丹江口大坝加高，汉江可抗百年一遇洪灾
目前，丹江口水库坝区移民安置任务已顺利完成，库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工作正在积极开展。王芳玉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对我省汉江流域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由于丹江口大坝加高，防洪库容扩大，使汉江中下游的防洪标准从现在的2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调水后或增加汉江“水华”爆发概率
省环保局副局长邹清平介绍，一旦调水后，汉江中下游的径流量将减少，江水的自净能力下降，尤其是汉江中游襄樊市汉江段的水环境问题将更加突出。水流减少、流速减小、水位下降，水体纳污能力降低，将导致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增加，从而加大汉江支流与支流水污染的治理难度。
今年冬末春初发生在东荆河流域的“水华”事件，说明汉江干流的污染加重，“水华”呈加剧趋势。
汉江中下游地区有望获得生态补偿
“调水后，汉江自净能力下降，这意味着处在汉江中下游的湖北需要建设更多的污水处理厂及生态修复设施。”王芳玉建议，我省应争取国家对汉江中下游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加大中央财政生态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汉江中下游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同时，考虑到调水对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的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跨流域大规模调水存在潜在风险，一些不利因素需要多年后才能逐步显现,王芳玉表示，为给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辟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我省正在争取国家从调水水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汉江的长期环境保护。
汉江中下游九大支流水污染严重
一份来自省环保局对汉江水质的监测显示：汉江水质总体保持稳定，干流水质总体优良。然而，汉江中下游的九大支流水污染情况却比较严重，尤其是地跨河南、湖北两省的汉江中下游最大支流——唐白河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给我省襄樊市市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
针对汉江中下游支流的污染问题，省环保局副局长邹清平显得有些无奈：在汉江流域15条支流中，有6条属于跨省界河流，这些跨省界支流均发源于陕西、河南等省，由于上游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下游污染长期处于被动之中。“解决跨界污染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邹清平建议，应尽早制订生态补偿的相关措施，上游地区污染事故如对下游造成污染，上游地区必须给予下游污染损害赔偿。
5日，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芳玉透露，为防止南水北调工程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风险，中线调水工程将比原计划推迟4年完工，即从原来的2010年推至2014年。这意味着北京市民须再等6年，才能喝上来自丹江口水库的优质水。
丹江口大坝加高，汉江可抗百年一遇洪灾
目前，丹江口水库坝区移民安置任务已顺利完成，库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工作正在积极开展。王芳玉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对我省汉江流域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由于丹江口大坝加高，防洪库容扩大，使汉江中下游的防洪标准从现在的2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调水后或增加汉江“水华”爆发概率
省环保局副局长邹清平介绍，一旦调水后，汉江中下游的径流量将减少，江水的自净能力下降，尤其是汉江中游襄樊市汉江段的水环境问题将更加突出。水流减少、流速减小、水位下降，水体纳污能力降低，将导致汉江“水华”发生的概率增加，从而加大汉江支流与支流水污染的治理难度。
今年冬末春初发生在东荆河流域的“水华”事件，说明汉江干流的污染加重，“水华”呈加剧趋势。
汉江中下游地区有望获得生态补偿
“调水后，汉江自净能力下降，这意味着处在汉江中下游的湖北需要建设更多的污水处理厂及生态修复设施。”王芳玉建议，我省应争取国家对汉江中下游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加大中央财政生态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汉江中下游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同时，考虑到调水对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的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跨流域大规模调水存在潜在风险，一些不利因素需要多年后才能逐步显现,王芳玉表示，为给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辟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我省正在争取国家从调水水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汉江的长期环境保护。
汉江中下游九大支流水污染严重
一份来自省环保局对汉江水质的监测显示：汉江水质总体保持稳定，干流水质总体优良。然而，汉江中下游的九大支流水污染情况却比较严重，尤其是地跨河南、湖北两省的汉江中下游最大支流——唐白河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给我省襄樊市市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
针对汉江中下游支流的污染问题，省环保局副局长邹清平显得有些无奈：在汉江流域15条支流中，有6条属于跨省界河流，这些跨省界支流均发源于陕西、河南等省，由于上游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下游污染长期处于被动之中。“解决跨界污染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邹清平建议，应尽早制订生态补偿的相关措施，上游地区污染事故如对下游造成污染，上游地区必须给予下游污染损害赔偿。
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
北京官员：最近发生的滑坡对三峡水库没有威胁
作者：格兰妮·莱德（Grainne Ryder） 来源：三峡探索
在一个迟到的、对三峡库区上月下旬发生的两个大规模滑坡的回应中，北京的官员现在说，滑坡对三峡水库没有威胁，没有对当地局民和长江航运造成危险，而滑坡主要是自然因素触发，与三峡水库蓄水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十二月四日引述设于北京的三峡库区灾害防治局副局长贾吉林（Jia Jilin，音译）的话说，“世界最大水电大坝引起的的滑坡并没有危险”。
但他的评论与新华社十二月一日报道中所引述的重庆高级地质工程师的说法相矛盾。重庆南江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李彦坤在对滑坡进行了现场勘察后表示，滑坡所在的山体坡度约40°、风化的地表为滑坡提供了空间和物质条件，而库区蓄水令江水渗透，降低了山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导致此次滑坡产生。
三峡大坝背后的水位自九月底开始已经上升 16 米（从 156米到172 米），但在11月初，在它蓄水到175米的最大高度之前得到国务院的通知，要求暂停蓄水，除了垃圾泛滥成灾以及坝下航运中断之外，水库沿线的地质灾害频发也是一个问题。
九月底的蓄水开始之后，三峡库区接连发生一系列地质灾害，包括理氏4.1 级的地震。
三峡库区灾害防治局的另一位副局长李烈儒（Li Lieru，音译）则对《中国日报》说，三峡的地质灾害情形“比预期要好”，同时强调说，自 2001年以来，中央政府已投资14.5亿美元，主要用于灾害监测与预防设施建设。
（长江三峡巫峡入口处，滑坡就发生在附近地区。木兰摄影。）
以下是《中国日报》十二月四日的完整报道：
三峡库区的滑坡“没有威胁”
北京当局星期三说，上周发生在三峡库区长江北岸的滑坡没有对当地居民和长江航运构成威胁。
国土资源部属下三峡库区灾害防治局副局长贾吉林（Jia Jialin）表示，两个滑坡都很小，并且发生在基本没有人居住的区域。他还说，滑坡既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没有经济损失。重庆市巫峡地质监测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大约7万立方的滑坡体滑入长江，另外有3万立方的滑坡处于不稳定状态且随时可能崩塌。但贾吉林说，情况 “已在控制之下”。
长江海事部门和地方政府都在密切关注不稳定地区的情况，同时给长江上的船舶发出警告。
三峡库区灾害防治局的另一位副局长李烈儒（Li Lieru）说，三峡库区长江沿江区域的滑坡很普遍，但这个世界最大水电大坝引发的滑坡并无危险。“此外，有很多因素可能引起滑坡，比如地理条件、降雨量以及人类活动等都可能有影响”。
李先生说，自从三峡大坝开建以来，岩崩和滑坡比预期要少，而且其严重程度也没有原先估计的那么严重。这主要得益于，自 2001年以来，政府已投资100亿人民币（14.5亿美元）于预防措施方面。这包括“对潜在风险较大区域的密切监测和治理”，且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注意确保库区搬迁居民的安全。
李先生还说，在容易发生滑坡的地区，已经建立三千多个监测站。政府还派出专家小组动员居民注意观察可能的地质灾害，以尽量避免或减少因水位持续上升所带来的损失。
（作者为加拿大环保组织“探索国际”的政策研究员；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在一个迟到的、对三峡库区上月下旬发生的两个大规模滑坡的回应中，北京的官员现在说，滑坡对三峡水库没有威胁，没有对当地局民和长江航运造成危险，而滑坡主要是自然因素触发，与三峡水库蓄水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十二月四日引述设于北京的三峡库区灾害防治局副局长贾吉林（Jia Jilin，音译）的话说，“世界最大水电大坝引起的的滑坡并没有危险”。
但他的评论与新华社十二月一日报道中所引述的重庆高级地质工程师的说法相矛盾。重庆南江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李彦坤在对滑坡进行了现场勘察后表示，滑坡所在的山体坡度约40°、风化的地表为滑坡提供了空间和物质条件，而库区蓄水令江水渗透，降低了山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导致此次滑坡产生。
三峡大坝背后的水位自九月底开始已经上升 16 米（从 156米到172 米），但在11月初，在它蓄水到175米的最大高度之前得到国务院的通知，要求暂停蓄水，除了垃圾泛滥成灾以及坝下航运中断之外，水库沿线的地质灾害频发也是一个问题。
九月底的蓄水开始之后，三峡库区接连发生一系列地质灾害，包括理氏4.1 级的地震。
三峡库区灾害防治局的另一位副局长李烈儒（Li Lieru，音译）则对《中国日报》说，三峡的地质灾害情形“比预期要好”，同时强调说，自 2001年以来，中央政府已投资14.5亿美元，主要用于灾害监测与预防设施建设。
（长江三峡巫峡入口处，滑坡就发生在附近地区。木兰摄影。）
以下是《中国日报》十二月四日的完整报道：
三峡库区的滑坡“没有威胁”
北京当局星期三说，上周发生在三峡库区长江北岸的滑坡没有对当地居民和长江航运构成威胁。
国土资源部属下三峡库区灾害防治局副局长贾吉林（Jia Jialin）表示，两个滑坡都很小，并且发生在基本没有人居住的区域。他还说，滑坡既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没有经济损失。重庆市巫峡地质监测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大约7万立方的滑坡体滑入长江，另外有3万立方的滑坡处于不稳定状态且随时可能崩塌。但贾吉林说，情况 “已在控制之下”。
长江海事部门和地方政府都在密切关注不稳定地区的情况，同时给长江上的船舶发出警告。
三峡库区灾害防治局的另一位副局长李烈儒（Li Lieru）说，三峡库区长江沿江区域的滑坡很普遍，但这个世界最大水电大坝引发的滑坡并无危险。“此外，有很多因素可能引起滑坡，比如地理条件、降雨量以及人类活动等都可能有影响”。
李先生说，自从三峡大坝开建以来，岩崩和滑坡比预期要少，而且其严重程度也没有原先估计的那么严重。这主要得益于，自 2001年以来，政府已投资100亿人民币（14.5亿美元）于预防措施方面。这包括“对潜在风险较大区域的密切监测和治理”，且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注意确保库区搬迁居民的安全。
李先生还说，在容易发生滑坡的地区，已经建立三千多个监测站。政府还派出专家小组动员居民注意观察可能的地质灾害，以尽量避免或减少因水位持续上升所带来的损失。
（作者为加拿大环保组织“探索国际”的政策研究员；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2008年11月27日星期四
刘广志院士批评北京地热利用毫无章法
作者：王建 来源：三峡探索
香港中文卫视播了个节目，说发达国家预测中国废气排放总量要超过美国，二氧化碳造成气候变暖，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这不得了，美国不说自己光说别人，这个事情要警惕。
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地热利用。咱们北京开发利用地热应该是得天独厚。北京这个地方的地热资源很丰富，打钻最多打到地下两千米，就可以开发到高温地热了。但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这个地热的利用开发简直太乱了，太急功近利了！就像现在开小煤窑似的，简直毫无章法。
你去过小汤山温泉吧？它有个大游泳池，4000平方米，开采上来的水温，大约在60多度，放在池子里散散热，就接待游客洗澡。老人去泡澡的比较多，这些人往往没经常洗澡的习惯，所以多少年的陈年污垢就都洗到水里面去了，有些人为治病从多老远到那儿去，小孩儿往里撒尿也没人管，所以这么利用地热我认为是个误区。
我这个人比较爱读书，看过国外一个资料，它把地热看成是矿产资源的一种，它从里边提三种元素。一种叫锶、一种叫钯、一种叫钍。这是一种中放射性的东西。美国把它提出来以后，利用高温发电。有的甚至循环利用它三次。比如，人家开采出来的泉水160度，它把这些元素先提出来。然后进行第一道发电，经循环利用，水温还有120度左右，又进行第二道发电，经过循环利用，水温变成了80多度，它再进行一次低温发电，循环利用三次。
我们呢太浪费了！在这方面没有法律的制约，最重要的是没有知识的盲目开发。开发地热从来就没有把它当作矿产资源来开采，就知道投资、打井、赚钱，至于水我怎么用，你就不要管了。从国家来说，也没把它当成资源来管理。
咱们温泉里这种稀有元素“钯”，一克400美元，现在涨到600至700美元，比金子还贵！所以北京的地热是在误区里开发。没把稀有元素提出来，热能利用也比较粗糙。那个游泳池让我去，就是免费我也不去。那纯粹是一个大“混沌汤”太脏了。
地热开发应该讲究阶梯式利用。根据地温和地压利用到80度以下，还可以取暖、种菜等，这里土地的保温、室内的保温，多级利用的机会还多着呢。
香港中文卫视播了个节目，说发达国家预测中国废气排放总量要超过美国，二氧化碳造成气候变暖，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这不得了，美国不说自己光说别人，这个事情要警惕。
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地热利用。咱们北京开发利用地热应该是得天独厚。北京这个地方的地热资源很丰富，打钻最多打到地下两千米，就可以开发到高温地热了。但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这个地热的利用开发简直太乱了，太急功近利了！就像现在开小煤窑似的，简直毫无章法。
你去过小汤山温泉吧？它有个大游泳池，4000平方米，开采上来的水温，大约在60多度，放在池子里散散热，就接待游客洗澡。老人去泡澡的比较多，这些人往往没经常洗澡的习惯，所以多少年的陈年污垢就都洗到水里面去了，有些人为治病从多老远到那儿去，小孩儿往里撒尿也没人管，所以这么利用地热我认为是个误区。
我这个人比较爱读书，看过国外一个资料，它把地热看成是矿产资源的一种，它从里边提三种元素。一种叫锶、一种叫钯、一种叫钍。这是一种中放射性的东西。美国把它提出来以后，利用高温发电。有的甚至循环利用它三次。比如，人家开采出来的泉水160度，它把这些元素先提出来。然后进行第一道发电，经循环利用，水温还有120度左右，又进行第二道发电，经过循环利用，水温变成了80多度，它再进行一次低温发电，循环利用三次。
我们呢太浪费了！在这方面没有法律的制约，最重要的是没有知识的盲目开发。开发地热从来就没有把它当作矿产资源来开采，就知道投资、打井、赚钱，至于水我怎么用，你就不要管了。从国家来说，也没把它当成资源来管理。
咱们温泉里这种稀有元素“钯”，一克400美元，现在涨到600至700美元，比金子还贵！所以北京的地热是在误区里开发。没把稀有元素提出来，热能利用也比较粗糙。那个游泳池让我去，就是免费我也不去。那纯粹是一个大“混沌汤”太脏了。
地热开发应该讲究阶梯式利用。根据地温和地压利用到80度以下，还可以取暖、种菜等，这里土地的保温、室内的保温，多级利用的机会还多着呢。
“175米”考验三峡工程
记者陈江发自重庆 来源：南方周末
进入11月中旬，三峡大坝上下游各县市皆松了口气。由于各段江面垃圾漂浮物终于明显减少，上游沿线各江段垃圾清漂队终能从持续了近2个月的紧张劳动中解脱。
三峡梯级调度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蓄水暂停前，三峡坝前水位为172.47米，距最终蓄水位175米仅差2.53米。蓄水暂停的决定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做出的。伴随着持续了近2个月的三峡库区首次175米蓄水任务的中途暂停，以及随后水位的下降，垃圾满长江的状况终于得到了缓解。另据报道，大坝下游航道水深不足的境况也随之有较大改善。
此次垃圾事件并没有造成广泛影响，这块地处中国西南群山中的广大库区遭遇的仅仅是三峡工程动工16年来的一次小意外，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已经花费上千亿元的三峡工程来讲，能否实现工程设计所要求的海拔175米的正常蓄水位，以及达成远洋海轮从上海直达重庆的通航愿景，此次实验性蓄水将是对三峡工程 16年建设成果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全面检验。
据有关方面透露，此次暂停蓄水后，是否继续抬升至设计规定的最终蓄水位175米，要视上游来水及其他具体情况而定。
大坝前的垃圾攻防战
11月16日，三峡大坝上游各县市环卫部门负责人齐集重庆市奉节县，对于之前近两个月的垃圾打捞清漂工作进行总结。作为惟一被邀请出席的一线清漂人员，万州市清漂队长、人称“长江清漂王”的刘古军被要求谈一谈经验。他是开了几个小时的快船沿江赶过来的。
会后，刘古军坦承自己的经验不知该从何说起，他感觉自己很悲壮。而就是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三峡大坝上游的重庆市市政部门发布了他们的统计数据：此次垃圾剧增事件中，重庆方面各相关县总共打捞近4万吨垃圾漂浮物，为此出动了33895人次、清漂船只7687船次。而刘古军所带领的万州清漂队创下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单日打捞垃圾200吨。这是一场在大坝前上演的激烈较量，疲惫不堪的人、人为的垃圾在长江上彼此鏖战。
这样的纪录显然让人兴奋不起来，刘古军承认，清漂工作已经让他泥足深陷，“我不知道这清漂到哪年才是个头”。
（重庆三峡库区漂浮垃圾陡增 沿线展开应急清理打捞。 图片来源：东方IC）
当年的刘古军凭着一腔血气自发开始清漂，令三峡大坝设计前并没有被考虑到的上游垃圾问题得到关注，而如今早已被收编转正多年的他对于顺江而下的垃圾越发感到一筹莫展。“这工作不能停，只要上游有人，就有垃圾，垃圾到了大坝如果被卷入发电设备就是事故，所以一天也不能停。”刘古军所在的万州市是三峡大坝前最后一个大型城市，水路只剩200公里。
现实的情况是，即便上游各县市都效仿刘古军的万州清漂队建立各自的水上环卫组织，但是面对此次蓄水带来的超量垃圾仍然拿不出太多的办法。一张照片显示，漂浮在满江垃圾中的监测船犹如搁浅在泥地上的船只模型，醒目的横幅上“决战蓄水175米”的字样提醒着人们，但如果不仔细观察，没人会认为那下面是水。
库区环保配套措施仍有不足
最早的垃圾在9月底就来到了刘古军的地盘。虽然沿江各处都有检测站，且被要求每日实时向三建委汇报漂浮物情况，但是随着9月28日零时开始的库区蓄水，超出想象数量的垃圾仍然让清漂人员错愕不已。
“上游沿江的陆上垃圾被涨起的水托起来，顺着江就下来了，我们和下面的云阳县是重灾区。”他说，“每天垃圾从江里捞出来就被大卡车拉走，卡车运得甚至没有我们捞得快。”刘古军的清漂队有51条船，而下游的云阳县也有大致同样规模的队伍，但是相比于顺江而下的垃圾来说，他们只能算是防守方。
万州的江道曾经很窄，三峡蓄水后，江面陡然宽阔了许多，但是水流在曾经的水下弯道处仍然回旋不已，因此大量垃圾都聚集在这个长江曾经曲折的地方。云阳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据万州市环卫局负责人介绍，万州最近找天津市的华北设计院设计了一个大型垃圾处理厂，而上游各县市听说之后竟然纷纷过来取经，而且都希望找该设计院设计处理厂。事实上，上游绝大部分乡镇几乎都没有正规的处理设施，按照常规的处理办法就是先堆在长江沿岸。相比于三峡大坝这样高技术含量的人类工程，库区其他地方的配套设施仍然还停留在一个较为原始的阶段。“他们几乎都没有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到目前为止，垃圾就堆在江边。你说堆在那算什么意思呢？” 这位负责人表示无奈，他觉得万州很多工作是在为上游埋单，等于头上顶了一座垃圾山，事实上，一旦下雨、蓄水、洪汛，这些上游的垃圾将“立即转手送给我们 ”。
10月17日前后，当刘古军一早醒来走到江边，他惊呆了，他家祖祖辈辈赚营生的长江一夜之间变了样。“那天刮南风，垃圾就被压在万州的河道里，冲不下去了。”而刘古军记得前一天他还巡查过江面。
“现在的江看上去颜色清多了，其实自净能力不如以前了，水不动了啊。”刘古军抽着烟，指着已经干净的江面，这已经是他打拼了几十天的成果。他说，就目前来看，清漂工作只能继续进行下去，他指着江心告诉记者，那下面70米的地方还有一根管道连到万州的自来水厂给全城供水，“不捞行吗？”
“175米”检验蓄水影响
三峡175米试验性蓄水开始后，随着水位的升高，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恼人的垃圾。
在距离刘古军清漂队码头不远处，万州市的一条名为北滨路的公路最近被发现开始出现裂纹，部分路段甚至开始沉降。这是一条靠近江岸的公路。该市有关部门已经开始严密监测该路的状况。
三峡蓄水后，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由中科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编制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中显示，三峡库区蓄水后，整个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19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崩塌滑坡隐患处达四千多处。
与此同时，在三峡大坝的下游，三峡水库蓄水导致向长江中游的下泄流量减少，长江中游及支流水位持续下降，对长江航运及支流流域沿线用水造成了一定影响。
为防止船舶搁浅事故发生，海事部门强调，长江中游船舶应控制吃水深度。蓄水期间，长江城陵矶至宜昌航段，普通货船被要求吃水应控制在2．7米以下，危险品船吃水应控制在2．6米以下，而按照日常标准，3000吨级货轮满载时的吃水一般都超过3米。
据湖北省媒体报道，在长江中游水陆联运、干支联系的枢纽港城陵矶港，过低的水位让水上航道吃紧，而航道水位最低的地方只有3米。该港长江水上政务中心负责人证实，10月中下旬“长江航道上每天有船搁浅”。
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省监利县，被誉为长江中游“咽喉”的窑监水道，在三峡蓄水后，该水道水位短期内由8米多迅速下降到3米多，报道称，从10月17日到20 日短短几天时间就有四艘“超吃水”船舶相继在窑监河段搁浅。20日，不得不禁航4小时进行疏浚。23、24、25日，又有多艘船舶连续在该河内搁浅。
10月26日8时起，中国三峡总公司按“统筹兼顾、科学调度”的蓄水原则，首次在蓄水期加大三峡水库下泄流量，至10月31日8时，三峡出库流量增加为8700立方米/秒。长江中游及支流水位较快回升，长江中游的通航紧张状况有所改观，长沙等城市用水保证率提升。
11月初，根据国务院三峡建委的通知要求，停止抬高三峡水库水位，结束本次试验性蓄水。三峡水库水位随即暂停于172米上下。三峡175米蓄水任务部分完成。
进入11月中旬，三峡大坝上下游各县市皆松了口气。由于各段江面垃圾漂浮物终于明显减少，上游沿线各江段垃圾清漂队终能从持续了近2个月的紧张劳动中解脱。
三峡梯级调度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蓄水暂停前，三峡坝前水位为172.47米，距最终蓄水位175米仅差2.53米。蓄水暂停的决定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做出的。伴随着持续了近2个月的三峡库区首次175米蓄水任务的中途暂停，以及随后水位的下降，垃圾满长江的状况终于得到了缓解。另据报道，大坝下游航道水深不足的境况也随之有较大改善。
此次垃圾事件并没有造成广泛影响，这块地处中国西南群山中的广大库区遭遇的仅仅是三峡工程动工16年来的一次小意外，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已经花费上千亿元的三峡工程来讲，能否实现工程设计所要求的海拔175米的正常蓄水位，以及达成远洋海轮从上海直达重庆的通航愿景，此次实验性蓄水将是对三峡工程 16年建设成果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全面检验。
据有关方面透露，此次暂停蓄水后，是否继续抬升至设计规定的最终蓄水位175米，要视上游来水及其他具体情况而定。
大坝前的垃圾攻防战
11月16日，三峡大坝上游各县市环卫部门负责人齐集重庆市奉节县，对于之前近两个月的垃圾打捞清漂工作进行总结。作为惟一被邀请出席的一线清漂人员，万州市清漂队长、人称“长江清漂王”的刘古军被要求谈一谈经验。他是开了几个小时的快船沿江赶过来的。
会后，刘古军坦承自己的经验不知该从何说起，他感觉自己很悲壮。而就是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三峡大坝上游的重庆市市政部门发布了他们的统计数据：此次垃圾剧增事件中，重庆方面各相关县总共打捞近4万吨垃圾漂浮物，为此出动了33895人次、清漂船只7687船次。而刘古军所带领的万州清漂队创下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单日打捞垃圾200吨。这是一场在大坝前上演的激烈较量，疲惫不堪的人、人为的垃圾在长江上彼此鏖战。
这样的纪录显然让人兴奋不起来，刘古军承认，清漂工作已经让他泥足深陷，“我不知道这清漂到哪年才是个头”。
（重庆三峡库区漂浮垃圾陡增 沿线展开应急清理打捞。 图片来源：东方IC）
当年的刘古军凭着一腔血气自发开始清漂，令三峡大坝设计前并没有被考虑到的上游垃圾问题得到关注，而如今早已被收编转正多年的他对于顺江而下的垃圾越发感到一筹莫展。“这工作不能停，只要上游有人，就有垃圾，垃圾到了大坝如果被卷入发电设备就是事故，所以一天也不能停。”刘古军所在的万州市是三峡大坝前最后一个大型城市，水路只剩200公里。
现实的情况是，即便上游各县市都效仿刘古军的万州清漂队建立各自的水上环卫组织，但是面对此次蓄水带来的超量垃圾仍然拿不出太多的办法。一张照片显示，漂浮在满江垃圾中的监测船犹如搁浅在泥地上的船只模型，醒目的横幅上“决战蓄水175米”的字样提醒着人们，但如果不仔细观察，没人会认为那下面是水。
库区环保配套措施仍有不足
最早的垃圾在9月底就来到了刘古军的地盘。虽然沿江各处都有检测站，且被要求每日实时向三建委汇报漂浮物情况，但是随着9月28日零时开始的库区蓄水，超出想象数量的垃圾仍然让清漂人员错愕不已。
“上游沿江的陆上垃圾被涨起的水托起来，顺着江就下来了，我们和下面的云阳县是重灾区。”他说，“每天垃圾从江里捞出来就被大卡车拉走，卡车运得甚至没有我们捞得快。”刘古军的清漂队有51条船，而下游的云阳县也有大致同样规模的队伍，但是相比于顺江而下的垃圾来说，他们只能算是防守方。
万州的江道曾经很窄，三峡蓄水后，江面陡然宽阔了许多，但是水流在曾经的水下弯道处仍然回旋不已，因此大量垃圾都聚集在这个长江曾经曲折的地方。云阳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据万州市环卫局负责人介绍，万州最近找天津市的华北设计院设计了一个大型垃圾处理厂，而上游各县市听说之后竟然纷纷过来取经，而且都希望找该设计院设计处理厂。事实上，上游绝大部分乡镇几乎都没有正规的处理设施，按照常规的处理办法就是先堆在长江沿岸。相比于三峡大坝这样高技术含量的人类工程，库区其他地方的配套设施仍然还停留在一个较为原始的阶段。“他们几乎都没有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到目前为止，垃圾就堆在江边。你说堆在那算什么意思呢？” 这位负责人表示无奈，他觉得万州很多工作是在为上游埋单，等于头上顶了一座垃圾山，事实上，一旦下雨、蓄水、洪汛，这些上游的垃圾将“立即转手送给我们 ”。
10月17日前后，当刘古军一早醒来走到江边，他惊呆了，他家祖祖辈辈赚营生的长江一夜之间变了样。“那天刮南风，垃圾就被压在万州的河道里，冲不下去了。”而刘古军记得前一天他还巡查过江面。
“现在的江看上去颜色清多了，其实自净能力不如以前了，水不动了啊。”刘古军抽着烟，指着已经干净的江面，这已经是他打拼了几十天的成果。他说，就目前来看，清漂工作只能继续进行下去，他指着江心告诉记者，那下面70米的地方还有一根管道连到万州的自来水厂给全城供水，“不捞行吗？”
“175米”检验蓄水影响
三峡175米试验性蓄水开始后，随着水位的升高，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恼人的垃圾。
在距离刘古军清漂队码头不远处，万州市的一条名为北滨路的公路最近被发现开始出现裂纹，部分路段甚至开始沉降。这是一条靠近江岸的公路。该市有关部门已经开始严密监测该路的状况。
三峡蓄水后，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由中科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编制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中显示，三峡库区蓄水后，整个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19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崩塌滑坡隐患处达四千多处。
与此同时，在三峡大坝的下游，三峡水库蓄水导致向长江中游的下泄流量减少，长江中游及支流水位持续下降，对长江航运及支流流域沿线用水造成了一定影响。
为防止船舶搁浅事故发生，海事部门强调，长江中游船舶应控制吃水深度。蓄水期间，长江城陵矶至宜昌航段，普通货船被要求吃水应控制在2．7米以下，危险品船吃水应控制在2．6米以下，而按照日常标准，3000吨级货轮满载时的吃水一般都超过3米。
据湖北省媒体报道，在长江中游水陆联运、干支联系的枢纽港城陵矶港，过低的水位让水上航道吃紧，而航道水位最低的地方只有3米。该港长江水上政务中心负责人证实，10月中下旬“长江航道上每天有船搁浅”。
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省监利县，被誉为长江中游“咽喉”的窑监水道，在三峡蓄水后，该水道水位短期内由8米多迅速下降到3米多，报道称，从10月17日到20 日短短几天时间就有四艘“超吃水”船舶相继在窑监河段搁浅。20日，不得不禁航4小时进行疏浚。23、24、25日，又有多艘船舶连续在该河内搁浅。
10月26日8时起，中国三峡总公司按“统筹兼顾、科学调度”的蓄水原则，首次在蓄水期加大三峡水库下泄流量，至10月31日8时，三峡出库流量增加为8700立方米/秒。长江中游及支流水位较快回升，长江中游的通航紧张状况有所改观，长沙等城市用水保证率提升。
11月初，根据国务院三峡建委的通知要求，停止抬高三峡水库水位，结束本次试验性蓄水。三峡水库水位随即暂停于172米上下。三峡175米蓄水任务部分完成。
2008年11月20日星期四
成都环保风暴：公民抗议地震带建石化厂
作者：张洁平 来源：亚洲周刊
一个庞大的石油化工项目将在川震极重灾区的成都彭州启动，它建在离彭州市区五公里、成都市区三十六公里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一旦建成，除潜在地震威胁，废水排放将进一步恶化沱江污染，废气则直接进入成都盆地，“中国最宜居城市”将沦为危险的化工城。
当地政府不顾川震前数百市民上街和平抗议，在川震后重启项目，谭作人等民间维权人士再次发起和平保城行动，越来越多成都市民加入到保卫家园的公民环保运动。四川初冬，五十四岁的谭作人手拿一张白纸，站在铁丝网拦起的彭州石化厂区外时，表情很肃穆。生长在成都，几乎从未离开过这个舒适地方的他，零六年听公务员朋友讲起成都辖区内的县级市彭州要建一个千万吨的石化项目，立刻心头一凉。
“我做了许多年环保，也做过成都市政府里的一些规划，一看彭州石化的选址就知道糟糕了。”谭作人说：“成都的上风上水，再加上地震带，怎麽能建这种巨型石化工程呢？”
他向成都市政府、环保局谘询、反映过无数次，得到的回答却都无法让他满意。“这是彭州，川西扇形冲积平原的扇顶，四川最好的一块地，最大的蔬菜基地。旁边就是水源地沱江，地底是彭县—大邑—名山隐伏断裂带，距离四川大地震震中映秀和最宜居城市成都，都只有三十公里！”巨大的石化项目选址这里，甚至只对彭州人做短短十天的公示，成都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开始施工，这让谭作人觉得荒唐又无奈。
“这是他们的行事逻辑，从没改变。但我们要表达，如果不便示威，那就示弱。”谭作人举起手里的白纸，折叠几下后展开，就是两道隐藏却深刻的“叉”。他号召成都市民和他一样，用“白色”来表达反对黑箱操作，白纸、白衣、白花、白面具、白口罩，都可以。他说，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不为什么，因为像嵆门那样‘散步’，对成都来说太敏感。我们已经付出过代价了”。
他说的是五月四日，成都曾发生反对彭州石化的几百人和平“散步”事件，后来警方强势压制，数人被拘，对话空间反而更小。“我反对。”谭作人举著有打叉痕迹的白纸站在厂区前，表情肃穆。这个看上去很“行为艺术”的行动倡议，背后，是一如往常强势的利益集团和弱势的普通民众；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如同这张传达无数意义的白纸，正开始缓慢地重新定位。
彭州石化是中石油在西南布局的重点工程之一。它位于成都彭州市军乐镇与隆丰镇之间的四川石化基地，包括八十万吨\年乙烯工程和一千万吨\年炼油工程，总佔地面积六千亩（四平方公里），总投资约人民币三百八十亿元（约合五十五点六亿美元）。项目业主是中石油和四川省合资组建的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中石油佔股份百分之七十五，成都石化佔百分之二十五。预期项目二零一零年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五百四十六亿元，实现利税近一百亿元。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和四川省长蒋巨峰在基地合作协议上签了字。零七年八月，成达设计公司（原化工部第八设计院）完成的四川石化基地规划环评获国家环保总局审批。最终，彭州石化在国家发改委的核淮下一锤定音。
这是四川工业史上单个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在战略上，它被定位为“中国实施重要能源战略布局和西部开发的标志性项目”。从成彭（成都—彭州）高速公路下来，六车道、六十米宽、八公里长的“石油大道”已经显示巨型工程的派头。谭作人介绍说，这是二零零六年在基地还未通过发改委审批时，就已经投资一点二亿兴建的“迎宾”用路。“项目获批前，先搞前期工程，几个亿下去，先花钱，后办事，不办也得办，就是一套钓鱼模式！”令他愤懑的是，这套模式似乎屡试不爽。
零八年四月，随著项目最终确立，民间的焦虑蔓延开来。彭州石化基地所在地处于沱江上游的支流前江流域，距离彭州市区约五公里，距离成都市三十六点七公里，距离北川—映秀断裂带约二十五公里，距江油—都江堰断裂带约十公里。
知情者透露，几年前，国家环保部的官员一看到这个项目的选址就笑了，伸出巴掌，展开手指向前，彭州的地理位置就好像是在手腕处，下游是众多支流河流与冲积平原。“怎么会选在这种地方？”在成都，众多学者与知识分子担心的也正是三样：空气、水、地震。当然，还有他们最珍爱的家乡，那个被称为“中国最宜居城市”的成都。
空气污染威胁成都盆地
“你在这里待几天就知道，成都盆地，风是静风，常年风向是偏北，废气进来容易出去难，彭州恰恰就在成都以北，上风的地方。”四川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艾南山解释。彭州北部有海拔四千米的龙门山脉主峰九峰山的阻隔，成都常年风向为东北、偏北风。
四川地质学者范晓同意这个看法：“在常年静风的情况下，彭州石化产生的废气极易在成都平原盆地的上空聚集，在有风的情况下，由于成都主城区位于彭州石化的下风方向，也极易受到大气污染的影响。”
针对舆论担心，石化基地的专家曾作出公开解释：“成都市常年主导风向为北北东向，该项目所在地不处于成都市的正上风方向。”在彭州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一千万吨炼油项目环评报告简本中也提到：採用“CALPUFF模式”计算，结论是该项目排放的废气不会对成都造成大的影响。
但长期从事地质与环境科学研究，曾在政府石油部门任职工程师十年的自由学者陈文辉认为，关于北北东风向的解释过于避重就轻、以偏概全，“即便是这个风向，废气也是直接吹向与成都市区连成一片的温江城区，仍是大成都；何况五一二大地震后，风向已经不仅如此了，地质活动可能对气候有控制性影响。”
陈文辉在详细阅读、分析了政府公布的项目环评简本后，写就三万六千多字的《四川彭州石化项目的科学与社会问题和风险研究》，仔细指出了环评报告中的每一点漏洞与科学问题。在空气污染这个问题上，他认为环评报告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并不适用于成都盆地，“成都静风频率高，低空扩散条件较差”，并不符合 “CALPUFF模式”所假设的“非定常、非稳态”气象条件，所以计算结果是“出乎常理”的。
而在水污染方面，引起的担忧更多。彭州石化基地位于沱江上游的平原区，基地规划环评报告描述了整个工程的污染程度：“以当前国内排水先进水平估算，初估建成后每天排放废水约十二万吨，因此要求废水排放的受纳水体要有较大的稀释和自淨能力。”然而，接受彭州石化全部污水排放的，是四川省目前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沱江。
沱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是沿岸十几个城市的重要水源地，而如今，已经因为沿岸大大小小化工厂的污染，水质被列为“劣五类”的极限，生态几近崩溃。且不论国家《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水源地禁止建设任何工业企业——利益集团对法律法规的视若无睹，从今天中国的严重污染现状就可看出。单是奄奄一息的沱江水，还能否具有自淨能力，去消化每天十几万吨的废水？
范晓对此表示不可想像：“沱江本身已经面临严重的减排任务，彭州石化位于沱江上游的支流前江流域，它的废水排放，将使沱江的水污染状况进一步加剧，甚至会污染相邻几个流域的地下水。”
事实上，环评报告本身也承认：“纳污水体均为沱江，沱江目前已无环境承载力。要全面落实《沱江水污染防治规划》，沱江金堂段的环境承载力可得到满足。”陈文辉说：“这说明项目上马的先决条件是彭州石化项目和沱江污染治理项目必须同时进行，可是沱江尚未恢复环境承载力，石化项目已经在建设了。那么这个报告的结论就无效，因为先决条件根本不成立。”
然而对众多持有疑虑、却并没有专业知识的成都市民，基地专家在《成都日报》作出的公开解释完全迴避了重点：“项目选址处于沱江水系，与成都所处的岷江水系分属不同水系，因此不会对成都的水环境造成影响。”
在政府能源部门工作了十年，陈文辉深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就像这个环评报告的简本，你去解读它在技术背后的逻辑，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把重要的假设分散在整个内容文字中，尽量减少人们对各种假设的注意，把各种风险尽量遮掩起来，或干脆答非所问”。
彭州石化可能带来的空气污染、水污染是四月至五月，成都网民热烈讨论的重点。更令他们担心的是，以閒适生活著称的成都，很可能会因为千万吨的石化项目，以及随之而来更庞大的各种下游产业，整个城市的性质都会扭转，“宜居城市”变成“化工城”。
“原先彭州石化的项目规划里是有三期工程的，总投资七百亿。第三期工程就是中下游产品生产项目。这一块在有环评压力时被砍掉了，但产能在那里摆著，等乙烯和炼油项目完工，下游产业一定还会起来。”专家介绍说。
陈文辉曾在美国下海经商，最终仍然选择回到成都。“就是留恋这里的生活方式、文化”，他说：“成都要没有这些了，还有什么可吸引人的。”成都人的焦虑感随著讨论逐级提升，到五月四日，数百名市民上街“散步”，温和抗议。
和二零零七年通过理性抗争赢得中国环保史上少见的双赢局面的嵆门PX事件类似，部分成都市民也效仿嵆门市民，发手机短信呼吁大家抵制，联络大家去“散步”。
一条广泛传播的短信息是这样写的：“成都，我为你呼吸！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有和平而理性的表述方式：五月四日下午十五时至十七时，九眼桥与望江楼之间散步。无标语，无口号，不集会，不示威。一边呼吸成都的清淨空气，一边真诚地祈祷：不要失去她，不要成为遗憾的回忆。”
散步人数并不多，只有数百人，而且以本地文化人、知识分子为多。但小规模的事件仍受到成都警方强硬对待。五月十日，成都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对无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言行，特别是利用四川石化项目编造、散布、炒作各种谣言的个别人予以处罚。其中，一人行政拘留十日；两人行政拘留五日；两人被处治安警告；另有涉及其他事务的异见者陈道军因“借四川石化项目之名，製造各种谣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
许多成都人都说，若不是地震到来，事情很可能还要闹大。“当时抓人了，大家心里都挺悲壮的，还准备继续抗争。”一个“五四散步”的参与者说。这时，以映秀为震中，四川发生八点一级强震，艰难的抗震救灾打断了人们质疑彭州石化的声音。而亲见地震带来的剧烈破坏，也在他们心里增添了最重的一道疑虑。
“是的，地震。”作为绿色江河NGO的创始人之一，谭作人带著志愿者在灾区一线来往无数次，亲眼见到彭州、什邡等地化工厂洩漏的严重情况，“项目邻区的什邡蓥华镇的宏达、银峰两大化工企业不仅遭受重创，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化学品洩漏，给周围环境带来严重危害与威胁”。这加剧了他对彭州石化的担心。
地震发生后，根据四川省经委披露的数据，全省二百一十五家化工企业受到重创。五月二十三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公开表示，有关部门已派专家到现场考察，重新评估备受关注的彭州石化项目，“如果评估结果认为彭州厂址的地质条件在特大地震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我部将根据专业评估结果和其他相关信息对彭州石化项目提出环保部门具体的要求”。
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随后也表示：如果最终评估下来存在不可抗力，中石油将放弃这个项目。随后，根据媒体报道，来自中石油内部的专家小组对彭州石化项目进行複核。七月三十日，蒋洁敏在临时股东大会透露，该公司位于四川境内在建的彭州炼油厂并未受到五月份当地七点九级地震的影响。
八月十日国家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了地震安全性评价複核报告书，认为在项目区域和近场区无活动断裂带，在适当提高地震动参数的情况下，可以开展项目建设。这样的结论，让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虑的成都人更加难以接受。
谭作人在十月底上交给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协的《公民意见书》中写道：“成都彭州石化项目区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隐伏断裂，具有六点零—六点五级强震的构造背景。因此，该项目选址，必须具有公正可信的项目区地震构造环境评价，工程场地地震条件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估。这些评估，不仅需要五一二龙门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资料，更需要对五一二震后地质变化及环境容量进行重新勘测调查，并由中立机构论证评估。”
艾南山教授也对彭州石化继续动工的决定连连叹气：“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经多次提到，灾区重建时，地震带上不宜规划高危产业。彭州本身就是这次地震的二十个极重灾区之一。争取国家补助的时候，就是极重灾区，要上项目又不叫了。”
在媒体眼睛都投向四川灾民过冬问题时，彭州石化静悄悄地重新开工，令持续关注它的专家和民间学者忧心忡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谭作人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再次发起“和平保城”行动。
他的做法，就是相当特别的“白色”号召。“你可以邀约白色传递链条的三位朋友上街去，每人只带一张A4的白纸。当你看到满街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白人链，一定也会激发你的创意。露白露出的，是你的爱乡之情。”
“在成都市民的环境权利受到威胁，知情权、表达权受到选择性宣传导向的侵害，反对意见被压制，散步被处置，至今仍然缺乏与项目业主和地方政府意见沟通平台的情况下，让我们拿出成都创意，创造成都模式，彰显成都智慧。用全体示弱来代替集体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用白色表达来反对黑色操作，用有序渐进来学习民主程序。”
谭作人再三强调的是总原则：“既要表明态度，又要维护稳定。”“维护稳定”这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彙，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个中含义。谭作人当然明白。“和平保城”行动书一发出，成都市公安局：“国保处”和“维稳处”的人就找到他了。这是公安系统里专管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机构，也是异议人士最常打交道的地方。
“他们第一次来了八个人，穿制服的。他们跟我说，这一次我们叫你谭先生，下一次就不一定了。”谭作人笑著说：“我很冷静地跟他们沟通，告诉他们我的底线，我说我要用一个比写文章更有力量的办法，但也不是散步这样的方式。他们也告诉我，他们的底线。结果下一次，他们来找我，就叫我谭老师了。”
沟通尽管顺畅进行，但在这样严密的压力下，“和平保城”胎死腹中。几乎每一个可能发声的专家、学者，甚至只是非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接到过政府的“招呼”。“打招呼的方式很简单，只要你有单位，通过单位领导，单独找到你，跟你谈话，通常就不敢说话了。”谭作人说。
嵆门模式能否复制
二零零七年，嵆门市民通过一轮接一轮的理性表达、和平听证、与政府良性互动，最终迫使距离居民区仅三公里的海沧区PX化工项目迁址，被视作中国环保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很自然地，嵆门模式也成为许多同样面临著家门口边建污染厂的公民效仿的榜样。
自嵆门之后，彭州石化项目、广州南沙石化项目、青岛大炼油项目、南京和台州PX项目也陆续遭遇到当地市民的异议。这看来是一个完美的互动模式，民间维护了权益，政府赢得了声誉。然而在彭州石化项目上，看来难以复制。
一位不肯具名的社会运动研究者说，嵆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衝突，“海沧区房地产开发商与海沧PX之间的矛盾，比民间呼声，更足以迫使项目最终迁址。但在中石油和地方政府共同持股的彭州石化，我们看不到这样内在衝突的力量”。
艾南山认为：“我们把嵆门事件称为双赢。但政府未必这么看，事实上，他们可能把嵆门看作他们的失败。他们会汲取教训。”
成都作家冉云飞的博客“匪话连篇”入选“德国之声”最佳中文博客提名。在四、五月全城热议彭州石化期间，他曾试图在博客里扮演网络推手的角色。但缺乏本地权威的化工专家发声，让他感觉无力。他曾在博客上发帖求助。还来不及进一步努力，他也受到了来自警方的压力，博客无法继续。
如今，他仍然在持续关注彭州石化事件。冉云飞认为，“我们需要的就是知情权，你不光要告诉我们这个项目会带来多少就业，会给四川带来多少产能，也要告诉我们有哪些风险，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环评报告，需要根据最坏的结果来做。”
嵆门PX公民环保运动所创造的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模式，能否在成都市民保卫自己城市的公民环保运动中取得成功，将考验中国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决心。
一个庞大的石油化工项目将在川震极重灾区的成都彭州启动，它建在离彭州市区五公里、成都市区三十六公里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一旦建成，除潜在地震威胁，废水排放将进一步恶化沱江污染，废气则直接进入成都盆地，“中国最宜居城市”将沦为危险的化工城。
当地政府不顾川震前数百市民上街和平抗议，在川震后重启项目，谭作人等民间维权人士再次发起和平保城行动，越来越多成都市民加入到保卫家园的公民环保运动。四川初冬，五十四岁的谭作人手拿一张白纸，站在铁丝网拦起的彭州石化厂区外时，表情很肃穆。生长在成都，几乎从未离开过这个舒适地方的他，零六年听公务员朋友讲起成都辖区内的县级市彭州要建一个千万吨的石化项目，立刻心头一凉。
“我做了许多年环保，也做过成都市政府里的一些规划，一看彭州石化的选址就知道糟糕了。”谭作人说：“成都的上风上水，再加上地震带，怎麽能建这种巨型石化工程呢？”
他向成都市政府、环保局谘询、反映过无数次，得到的回答却都无法让他满意。“这是彭州，川西扇形冲积平原的扇顶，四川最好的一块地，最大的蔬菜基地。旁边就是水源地沱江，地底是彭县—大邑—名山隐伏断裂带，距离四川大地震震中映秀和最宜居城市成都，都只有三十公里！”巨大的石化项目选址这里，甚至只对彭州人做短短十天的公示，成都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开始施工，这让谭作人觉得荒唐又无奈。
“这是他们的行事逻辑，从没改变。但我们要表达，如果不便示威，那就示弱。”谭作人举起手里的白纸，折叠几下后展开，就是两道隐藏却深刻的“叉”。他号召成都市民和他一样，用“白色”来表达反对黑箱操作，白纸、白衣、白花、白面具、白口罩，都可以。他说，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不为什么，因为像嵆门那样‘散步’，对成都来说太敏感。我们已经付出过代价了”。
他说的是五月四日，成都曾发生反对彭州石化的几百人和平“散步”事件，后来警方强势压制，数人被拘，对话空间反而更小。“我反对。”谭作人举著有打叉痕迹的白纸站在厂区前，表情肃穆。这个看上去很“行为艺术”的行动倡议，背后，是一如往常强势的利益集团和弱势的普通民众；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如同这张传达无数意义的白纸，正开始缓慢地重新定位。
彭州石化是中石油在西南布局的重点工程之一。它位于成都彭州市军乐镇与隆丰镇之间的四川石化基地，包括八十万吨\年乙烯工程和一千万吨\年炼油工程，总佔地面积六千亩（四平方公里），总投资约人民币三百八十亿元（约合五十五点六亿美元）。项目业主是中石油和四川省合资组建的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中石油佔股份百分之七十五，成都石化佔百分之二十五。预期项目二零一零年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五百四十六亿元，实现利税近一百亿元。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和四川省长蒋巨峰在基地合作协议上签了字。零七年八月，成达设计公司（原化工部第八设计院）完成的四川石化基地规划环评获国家环保总局审批。最终，彭州石化在国家发改委的核淮下一锤定音。
这是四川工业史上单个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在战略上，它被定位为“中国实施重要能源战略布局和西部开发的标志性项目”。从成彭（成都—彭州）高速公路下来，六车道、六十米宽、八公里长的“石油大道”已经显示巨型工程的派头。谭作人介绍说，这是二零零六年在基地还未通过发改委审批时，就已经投资一点二亿兴建的“迎宾”用路。“项目获批前，先搞前期工程，几个亿下去，先花钱，后办事，不办也得办，就是一套钓鱼模式！”令他愤懑的是，这套模式似乎屡试不爽。
零八年四月，随著项目最终确立，民间的焦虑蔓延开来。彭州石化基地所在地处于沱江上游的支流前江流域，距离彭州市区约五公里，距离成都市三十六点七公里，距离北川—映秀断裂带约二十五公里，距江油—都江堰断裂带约十公里。
知情者透露，几年前，国家环保部的官员一看到这个项目的选址就笑了，伸出巴掌，展开手指向前，彭州的地理位置就好像是在手腕处，下游是众多支流河流与冲积平原。“怎么会选在这种地方？”在成都，众多学者与知识分子担心的也正是三样：空气、水、地震。当然，还有他们最珍爱的家乡，那个被称为“中国最宜居城市”的成都。
空气污染威胁成都盆地
“你在这里待几天就知道，成都盆地，风是静风，常年风向是偏北，废气进来容易出去难，彭州恰恰就在成都以北，上风的地方。”四川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艾南山解释。彭州北部有海拔四千米的龙门山脉主峰九峰山的阻隔，成都常年风向为东北、偏北风。
四川地质学者范晓同意这个看法：“在常年静风的情况下，彭州石化产生的废气极易在成都平原盆地的上空聚集，在有风的情况下，由于成都主城区位于彭州石化的下风方向，也极易受到大气污染的影响。”
针对舆论担心，石化基地的专家曾作出公开解释：“成都市常年主导风向为北北东向，该项目所在地不处于成都市的正上风方向。”在彭州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一千万吨炼油项目环评报告简本中也提到：採用“CALPUFF模式”计算，结论是该项目排放的废气不会对成都造成大的影响。
但长期从事地质与环境科学研究，曾在政府石油部门任职工程师十年的自由学者陈文辉认为，关于北北东风向的解释过于避重就轻、以偏概全，“即便是这个风向，废气也是直接吹向与成都市区连成一片的温江城区，仍是大成都；何况五一二大地震后，风向已经不仅如此了，地质活动可能对气候有控制性影响。”
陈文辉在详细阅读、分析了政府公布的项目环评简本后，写就三万六千多字的《四川彭州石化项目的科学与社会问题和风险研究》，仔细指出了环评报告中的每一点漏洞与科学问题。在空气污染这个问题上，他认为环评报告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并不适用于成都盆地，“成都静风频率高，低空扩散条件较差”，并不符合 “CALPUFF模式”所假设的“非定常、非稳态”气象条件，所以计算结果是“出乎常理”的。
而在水污染方面，引起的担忧更多。彭州石化基地位于沱江上游的平原区，基地规划环评报告描述了整个工程的污染程度：“以当前国内排水先进水平估算，初估建成后每天排放废水约十二万吨，因此要求废水排放的受纳水体要有较大的稀释和自淨能力。”然而，接受彭州石化全部污水排放的，是四川省目前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沱江。
沱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是沿岸十几个城市的重要水源地，而如今，已经因为沿岸大大小小化工厂的污染，水质被列为“劣五类”的极限，生态几近崩溃。且不论国家《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水源地禁止建设任何工业企业——利益集团对法律法规的视若无睹，从今天中国的严重污染现状就可看出。单是奄奄一息的沱江水，还能否具有自淨能力，去消化每天十几万吨的废水？
范晓对此表示不可想像：“沱江本身已经面临严重的减排任务，彭州石化位于沱江上游的支流前江流域，它的废水排放，将使沱江的水污染状况进一步加剧，甚至会污染相邻几个流域的地下水。”
事实上，环评报告本身也承认：“纳污水体均为沱江，沱江目前已无环境承载力。要全面落实《沱江水污染防治规划》，沱江金堂段的环境承载力可得到满足。”陈文辉说：“这说明项目上马的先决条件是彭州石化项目和沱江污染治理项目必须同时进行，可是沱江尚未恢复环境承载力，石化项目已经在建设了。那么这个报告的结论就无效，因为先决条件根本不成立。”
然而对众多持有疑虑、却并没有专业知识的成都市民，基地专家在《成都日报》作出的公开解释完全迴避了重点：“项目选址处于沱江水系，与成都所处的岷江水系分属不同水系，因此不会对成都的水环境造成影响。”
在政府能源部门工作了十年，陈文辉深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就像这个环评报告的简本，你去解读它在技术背后的逻辑，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把重要的假设分散在整个内容文字中，尽量减少人们对各种假设的注意，把各种风险尽量遮掩起来，或干脆答非所问”。
彭州石化可能带来的空气污染、水污染是四月至五月，成都网民热烈讨论的重点。更令他们担心的是，以閒适生活著称的成都，很可能会因为千万吨的石化项目，以及随之而来更庞大的各种下游产业，整个城市的性质都会扭转，“宜居城市”变成“化工城”。
“原先彭州石化的项目规划里是有三期工程的，总投资七百亿。第三期工程就是中下游产品生产项目。这一块在有环评压力时被砍掉了，但产能在那里摆著，等乙烯和炼油项目完工，下游产业一定还会起来。”专家介绍说。
陈文辉曾在美国下海经商，最终仍然选择回到成都。“就是留恋这里的生活方式、文化”，他说：“成都要没有这些了，还有什么可吸引人的。”成都人的焦虑感随著讨论逐级提升，到五月四日，数百名市民上街“散步”，温和抗议。
和二零零七年通过理性抗争赢得中国环保史上少见的双赢局面的嵆门PX事件类似，部分成都市民也效仿嵆门市民，发手机短信呼吁大家抵制，联络大家去“散步”。
一条广泛传播的短信息是这样写的：“成都，我为你呼吸！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有和平而理性的表述方式：五月四日下午十五时至十七时，九眼桥与望江楼之间散步。无标语，无口号，不集会，不示威。一边呼吸成都的清淨空气，一边真诚地祈祷：不要失去她，不要成为遗憾的回忆。”
散步人数并不多，只有数百人，而且以本地文化人、知识分子为多。但小规模的事件仍受到成都警方强硬对待。五月十日，成都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对无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言行，特别是利用四川石化项目编造、散布、炒作各种谣言的个别人予以处罚。其中，一人行政拘留十日；两人行政拘留五日；两人被处治安警告；另有涉及其他事务的异见者陈道军因“借四川石化项目之名，製造各种谣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
许多成都人都说，若不是地震到来，事情很可能还要闹大。“当时抓人了，大家心里都挺悲壮的，还准备继续抗争。”一个“五四散步”的参与者说。这时，以映秀为震中，四川发生八点一级强震，艰难的抗震救灾打断了人们质疑彭州石化的声音。而亲见地震带来的剧烈破坏，也在他们心里增添了最重的一道疑虑。
“是的，地震。”作为绿色江河NGO的创始人之一，谭作人带著志愿者在灾区一线来往无数次，亲眼见到彭州、什邡等地化工厂洩漏的严重情况，“项目邻区的什邡蓥华镇的宏达、银峰两大化工企业不仅遭受重创，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化学品洩漏，给周围环境带来严重危害与威胁”。这加剧了他对彭州石化的担心。
地震发生后，根据四川省经委披露的数据，全省二百一十五家化工企业受到重创。五月二十三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公开表示，有关部门已派专家到现场考察，重新评估备受关注的彭州石化项目，“如果评估结果认为彭州厂址的地质条件在特大地震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我部将根据专业评估结果和其他相关信息对彭州石化项目提出环保部门具体的要求”。
中石油总经理蒋洁敏随后也表示：如果最终评估下来存在不可抗力，中石油将放弃这个项目。随后，根据媒体报道，来自中石油内部的专家小组对彭州石化项目进行複核。七月三十日，蒋洁敏在临时股东大会透露，该公司位于四川境内在建的彭州炼油厂并未受到五月份当地七点九级地震的影响。
八月十日国家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了地震安全性评价複核报告书，认为在项目区域和近场区无活动断裂带，在适当提高地震动参数的情况下，可以开展项目建设。这样的结论，让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虑的成都人更加难以接受。
谭作人在十月底上交给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协的《公民意见书》中写道：“成都彭州石化项目区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隐伏断裂，具有六点零—六点五级强震的构造背景。因此，该项目选址，必须具有公正可信的项目区地震构造环境评价，工程场地地震条件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估。这些评估，不仅需要五一二龙门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资料，更需要对五一二震后地质变化及环境容量进行重新勘测调查，并由中立机构论证评估。”
艾南山教授也对彭州石化继续动工的决定连连叹气：“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经多次提到，灾区重建时，地震带上不宜规划高危产业。彭州本身就是这次地震的二十个极重灾区之一。争取国家补助的时候，就是极重灾区，要上项目又不叫了。”
在媒体眼睛都投向四川灾民过冬问题时，彭州石化静悄悄地重新开工，令持续关注它的专家和民间学者忧心忡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谭作人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再次发起“和平保城”行动。
他的做法，就是相当特别的“白色”号召。“你可以邀约白色传递链条的三位朋友上街去，每人只带一张A4的白纸。当你看到满街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白人链，一定也会激发你的创意。露白露出的，是你的爱乡之情。”
“在成都市民的环境权利受到威胁，知情权、表达权受到选择性宣传导向的侵害，反对意见被压制，散步被处置，至今仍然缺乏与项目业主和地方政府意见沟通平台的情况下，让我们拿出成都创意，创造成都模式，彰显成都智慧。用全体示弱来代替集体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用白色表达来反对黑色操作，用有序渐进来学习民主程序。”
谭作人再三强调的是总原则：“既要表明态度，又要维护稳定。”“维护稳定”这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词彙，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个中含义。谭作人当然明白。“和平保城”行动书一发出，成都市公安局：“国保处”和“维稳处”的人就找到他了。这是公安系统里专管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机构，也是异议人士最常打交道的地方。
“他们第一次来了八个人，穿制服的。他们跟我说，这一次我们叫你谭先生，下一次就不一定了。”谭作人笑著说：“我很冷静地跟他们沟通，告诉他们我的底线，我说我要用一个比写文章更有力量的办法，但也不是散步这样的方式。他们也告诉我，他们的底线。结果下一次，他们来找我，就叫我谭老师了。”
沟通尽管顺畅进行，但在这样严密的压力下，“和平保城”胎死腹中。几乎每一个可能发声的专家、学者，甚至只是非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接到过政府的“招呼”。“打招呼的方式很简单，只要你有单位，通过单位领导，单独找到你，跟你谈话，通常就不敢说话了。”谭作人说。
嵆门模式能否复制
二零零七年，嵆门市民通过一轮接一轮的理性表达、和平听证、与政府良性互动，最终迫使距离居民区仅三公里的海沧区PX化工项目迁址，被视作中国环保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很自然地，嵆门模式也成为许多同样面临著家门口边建污染厂的公民效仿的榜样。
自嵆门之后，彭州石化项目、广州南沙石化项目、青岛大炼油项目、南京和台州PX项目也陆续遭遇到当地市民的异议。这看来是一个完美的互动模式，民间维护了权益，政府赢得了声誉。然而在彭州石化项目上，看来难以复制。
一位不肯具名的社会运动研究者说，嵆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衝突，“海沧区房地产开发商与海沧PX之间的矛盾，比民间呼声，更足以迫使项目最终迁址。但在中石油和地方政府共同持股的彭州石化，我们看不到这样内在衝突的力量”。
艾南山认为：“我们把嵆门事件称为双赢。但政府未必这么看，事实上，他们可能把嵆门看作他们的失败。他们会汲取教训。”
成都作家冉云飞的博客“匪话连篇”入选“德国之声”最佳中文博客提名。在四、五月全城热议彭州石化期间，他曾试图在博客里扮演网络推手的角色。但缺乏本地权威的化工专家发声，让他感觉无力。他曾在博客上发帖求助。还来不及进一步努力，他也受到了来自警方的压力，博客无法继续。
如今，他仍然在持续关注彭州石化事件。冉云飞认为，“我们需要的就是知情权，你不光要告诉我们这个项目会带来多少就业，会给四川带来多少产能，也要告诉我们有哪些风险，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环评报告，需要根据最坏的结果来做。”
嵆门PX公民环保运动所创造的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模式，能否在成都市民保卫自己城市的公民环保运动中取得成功，将考验中国政府维护公众利益的决心。
2008年11月19日星期三
中水电向世界银行寻求湄公河大坝的投资保险
作者：帕特西娅·亚当斯；格兰妮·莱德（Patricia Adams & Grainne Ryder）
来源：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
曾经参与三峡大坝建设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Sinohydro，以下简称中水电）日前向世界银行属下的投资保证机构 (MIGA)提出申请，要求其为邻国老挝正在修建的南恩·古姆 5 号（Nam Ngum 5）水电工程提供政治风险保险。
（南恩·古姆 5 号（Nam Ngum 5）水电工程）
在一封给“探索国际”的电子邮件中，MIGA的高层官员朱迪思·皮尔斯（Judith Pearce）证实了上述事件。皮尔斯在邮件中说，中水电在去年提出要求提供政治风险保险的申请，MIGA的董事会不久将对此作出决定。
皮尔斯还说，在有关协议签署之前，MIGA 不会透露中水电所希望的保险数额，以及保险的类型和覆盖的范围。
根据其官方网站所公布的信息，MIGA为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提供风险保险的领域包括“违反合约风险、货币转移风险、战争和民间动乱引起的风险以及征收事件带来的风险”。
中水电从今年4月开始这个投资2亿美元的工程项目，其资金来源分别为：中水电自己的5400 万美元、中国银行1.4亿美元，以及通过老挝国家公用公司——老挝电力——融资的600万美元。
该投资是中国“ 走出去” （Going Out）政策的一部分，鼓励国家公司从中国出口信贷服务机构及银行融资，然后在发展中国家兴建基础设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水电已就其电力售价与老挝方面达成协议，不过由于没有公布更详细的信息，该公司究竟可从本项目赚取多少利润尚不得而知。
尽管老挝拥有巨大的未开发的水能潜力 (其河流约占湄公河年总径流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并且其政府对以公私合营方式进行大型水电开发也极感兴趣，但商业贷款机构却不太愿意甘冒风险，投入大量资金在那儿修建水坝。
毫不奇怪，水电开发公司在向商业贷款机构提出贷款申请之前，他们需要就近从可靠的买家那里得到电力采购合同。而在老挝人民共和国，其 600万人口中大多数都是贫困的农民，故其国内电力消费市场有限。与此同时，如果将电力出口到邻国泰国或越南也存在商业和政治风险。
还有，特殊的金融风险与老挝“前共产主义” 制度有关：私人不允许拥有土地和其它资源，这就意味着，电力开发公司必须成立合资公司，以便政府作为（工程）的部分所有者。这样工程项目的收入及管理责任是由新公司和政府部门共享的，在老挝的情况下后者就是老挝电力（Electricité du Laos）。但实际上，老挝电力在其管理或操作中既不可靠，也不透明。
尽管按中水电的标准，正在修建的南恩·古姆 5 号（Nam Ngum 5）只是个小工程，其电能主要供给本地市场而不是出口，但中水电也要和老挝电力创建一个合资公司，后者享有15％的股权。 根据 25 年优惠协议，南恩·古姆 5 号电力公司将负责修建并营运该大坝，同时将电卖给老挝电力。在25年的优惠期到期之后，发电厂将转交给老挝政府。
在这种情形之下，世界银行属下的MIGA更多的是扮演一个政治问题解决者而非政治风险担保者的角色。虽然MIGA的董事局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他们作为项目协调员和公众关系联络员的角色，比如帮助准备水坝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的相关文件，以便提供给MIGA 的董事局决策时参考，同时安排在万象举行的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会议。
因此，MIGA除了保护中水电不受违反合约及政治动荡带来的损失 (通过强制老挝人为此付费的办法)，还安排老挝政府为水坝的某些费用承担责任，特别是对受影响移民的经济补偿和环境保护。在此情况下，由于 MIGA的出面，中水电无需为大坝支付所有成本而赚取大部分利润。
由于一切都在暗中进行，故没有人确切知道这种成本和风险共享的安排将最终耗费老挝政府和民众多少金钱。从过去的经历来看，老挝政府大多低估了它的水电合资企业给环境带来的损害，同时也未能给受影响的农民提供公平的经济补偿。
在最近由MIGA和老挝政府举办的座谈会上，受大坝影响的村民表示，他们欢迎该项目，但希望为“即将淹没的农地 ” 提供赔偿，并拨款资助培训项目帮助就业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按照工程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至少有49 个家庭将因大坝建设而失去其赖以为生的水田。
随着南恩·古姆 5 号正在湄公河支流修建，中水电已经将眼光瞄准其下游的干流，尝试在由老挝、 缅甸、 泰国、 柬埔寨和越南共享的湄公河上修建更多水坝。
与中国国家电子进出口公司一起，中水电正在着手进行老挝境内湄公河干流第一个大坝——装机容量为132万千瓦的白奠（Pak Lay project）水电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白奠大坝是联合国资助的湄公委员会（Mekong Committee）在上世纪50年代规划的湄公河下游9个梯级电站中的一个(该委员会于1995年重组为湄公河委员会，即目前的Mekong River Commission)。上述计划最初由加拿大和法国的水电咨询公司完成，但后来遭到泰国民众的反对而搁置。根据早先的计划，估计至少6万居民要被迫迁移。 现在，中国水电公司尝试复活上述计划的打算，已经招致湄公河下游国家环保团体及当地社区新一轮的抗议。 中国的“走出去” 政策尚未真正走出去，已经面临当地居民的强大压力，要求中国水坝公司赶紧回家。
中国公司这么做的原因从上个月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的会议就可以看得更清楚：该公司的发言人说，他们对MIGA 参与（湄公河）干流的水电项目表示欢迎，声称MIGA以大为改进的与政府合作的形式，为项目增加了透明度、公众监督以及项目投资者的信心。该公司代表还暗示，MIGA的参与有助于解决电力买家和工程开发公司之间的法律纠纷。至于环境及社会问题，该代表说，“那对开发商而言始终是一个挑战 ”，因此他们期待政府和 MIGA 的直接参与。在此背景之下，中水电与该机构所建立的新关系，似乎为此间中国公司将（水电开发中）棘手的社会和环境推给世行的MIGA提供了很大的机会。
近年来，中水电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数以百亿元计的基础设施合同，包括一些世界上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比如苏丹、刚果和缅甸。在中水电与该机构所建立关系的前提下，那么在民众起而反对中水电的投资项目的任何地方，MIGA 都可能为后者提供及时而方便的协助，充当淡化批评和承担责任的角色。
（作者帕特西娅·亚当斯为加拿大环保组织“探索国际”执行主任；格兰妮·莱德为“探索国际”的政策研究主任；本文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来源：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
曾经参与三峡大坝建设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Sinohydro，以下简称中水电）日前向世界银行属下的投资保证机构 (MIGA)提出申请，要求其为邻国老挝正在修建的南恩·古姆 5 号（Nam Ngum 5）水电工程提供政治风险保险。
（南恩·古姆 5 号（Nam Ngum 5）水电工程）
在一封给“探索国际”的电子邮件中，MIGA的高层官员朱迪思·皮尔斯（Judith Pearce）证实了上述事件。皮尔斯在邮件中说，中水电在去年提出要求提供政治风险保险的申请，MIGA的董事会不久将对此作出决定。
皮尔斯还说，在有关协议签署之前，MIGA 不会透露中水电所希望的保险数额，以及保险的类型和覆盖的范围。
根据其官方网站所公布的信息，MIGA为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提供风险保险的领域包括“违反合约风险、货币转移风险、战争和民间动乱引起的风险以及征收事件带来的风险”。
中水电从今年4月开始这个投资2亿美元的工程项目，其资金来源分别为：中水电自己的5400 万美元、中国银行1.4亿美元，以及通过老挝国家公用公司——老挝电力——融资的600万美元。
该投资是中国“ 走出去” （Going Out）政策的一部分，鼓励国家公司从中国出口信贷服务机构及银行融资，然后在发展中国家兴建基础设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水电已就其电力售价与老挝方面达成协议，不过由于没有公布更详细的信息，该公司究竟可从本项目赚取多少利润尚不得而知。
尽管老挝拥有巨大的未开发的水能潜力 (其河流约占湄公河年总径流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并且其政府对以公私合营方式进行大型水电开发也极感兴趣，但商业贷款机构却不太愿意甘冒风险，投入大量资金在那儿修建水坝。
毫不奇怪，水电开发公司在向商业贷款机构提出贷款申请之前，他们需要就近从可靠的买家那里得到电力采购合同。而在老挝人民共和国，其 600万人口中大多数都是贫困的农民，故其国内电力消费市场有限。与此同时，如果将电力出口到邻国泰国或越南也存在商业和政治风险。
还有，特殊的金融风险与老挝“前共产主义” 制度有关：私人不允许拥有土地和其它资源，这就意味着，电力开发公司必须成立合资公司，以便政府作为（工程）的部分所有者。这样工程项目的收入及管理责任是由新公司和政府部门共享的，在老挝的情况下后者就是老挝电力（Electricité du Laos）。但实际上，老挝电力在其管理或操作中既不可靠，也不透明。
尽管按中水电的标准，正在修建的南恩·古姆 5 号（Nam Ngum 5）只是个小工程，其电能主要供给本地市场而不是出口，但中水电也要和老挝电力创建一个合资公司，后者享有15％的股权。 根据 25 年优惠协议，南恩·古姆 5 号电力公司将负责修建并营运该大坝，同时将电卖给老挝电力。在25年的优惠期到期之后，发电厂将转交给老挝政府。
在这种情形之下，世界银行属下的MIGA更多的是扮演一个政治问题解决者而非政治风险担保者的角色。虽然MIGA的董事局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但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他们作为项目协调员和公众关系联络员的角色，比如帮助准备水坝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的相关文件，以便提供给MIGA 的董事局决策时参考，同时安排在万象举行的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会议。
因此，MIGA除了保护中水电不受违反合约及政治动荡带来的损失 (通过强制老挝人为此付费的办法)，还安排老挝政府为水坝的某些费用承担责任，特别是对受影响移民的经济补偿和环境保护。在此情况下，由于 MIGA的出面，中水电无需为大坝支付所有成本而赚取大部分利润。
由于一切都在暗中进行，故没有人确切知道这种成本和风险共享的安排将最终耗费老挝政府和民众多少金钱。从过去的经历来看，老挝政府大多低估了它的水电合资企业给环境带来的损害，同时也未能给受影响的农民提供公平的经济补偿。
在最近由MIGA和老挝政府举办的座谈会上，受大坝影响的村民表示，他们欢迎该项目，但希望为“即将淹没的农地 ” 提供赔偿，并拨款资助培训项目帮助就业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按照工程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至少有49 个家庭将因大坝建设而失去其赖以为生的水田。
随着南恩·古姆 5 号正在湄公河支流修建，中水电已经将眼光瞄准其下游的干流，尝试在由老挝、 缅甸、 泰国、 柬埔寨和越南共享的湄公河上修建更多水坝。
与中国国家电子进出口公司一起，中水电正在着手进行老挝境内湄公河干流第一个大坝——装机容量为132万千瓦的白奠（Pak Lay project）水电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白奠大坝是联合国资助的湄公委员会（Mekong Committee）在上世纪50年代规划的湄公河下游9个梯级电站中的一个(该委员会于1995年重组为湄公河委员会，即目前的Mekong River Commission)。上述计划最初由加拿大和法国的水电咨询公司完成，但后来遭到泰国民众的反对而搁置。根据早先的计划，估计至少6万居民要被迫迁移。 现在，中国水电公司尝试复活上述计划的打算，已经招致湄公河下游国家环保团体及当地社区新一轮的抗议。 中国的“走出去” 政策尚未真正走出去，已经面临当地居民的强大压力，要求中国水坝公司赶紧回家。
中国公司这么做的原因从上个月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的会议就可以看得更清楚：该公司的发言人说，他们对MIGA 参与（湄公河）干流的水电项目表示欢迎，声称MIGA以大为改进的与政府合作的形式，为项目增加了透明度、公众监督以及项目投资者的信心。该公司代表还暗示，MIGA的参与有助于解决电力买家和工程开发公司之间的法律纠纷。至于环境及社会问题，该代表说，“那对开发商而言始终是一个挑战 ”，因此他们期待政府和 MIGA 的直接参与。在此背景之下，中水电与该机构所建立的新关系，似乎为此间中国公司将（水电开发中）棘手的社会和环境推给世行的MIGA提供了很大的机会。
近年来，中水电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数以百亿元计的基础设施合同，包括一些世界上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比如苏丹、刚果和缅甸。在中水电与该机构所建立关系的前提下，那么在民众起而反对中水电的投资项目的任何地方，MIGA 都可能为后者提供及时而方便的协助，充当淡化批评和承担责任的角色。
（作者帕特西娅·亚当斯为加拿大环保组织“探索国际”执行主任；格兰妮·莱德为“探索国际”的政策研究主任；本文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2008年11月15日星期六
中国大坝规划当局称湄公河上游建坝的影响“有限”
作者：格兰妮·莱德（Grainne Ryder） 来源：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
上个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中国最大水坝规划机构之一的发言人向湄公河委员会 (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包括四个湄公河下游国家老挝、 泰国、柬埔寨和越南) 保证，中国在湄公河上游的建坝活动对下游的影响“有限”。 [注1]
中国水电公司的说法据称是基于一间名为“Duron 环境科学咨询”（Duron Environment Scientific Consulting）的加拿大公司所进行的“专题研究” (注意：网络搜索的结果表明没有该咨询公司的任何记录)；不过上述说法显然与大量研究报告的结论相冲突：（上游的建坝活动）导致湄公河下游地区不寻常的且通常是危险的流量变化、河岸侵蚀以及渔业产量的显著下降。 [注2]
中国水电的代表陈博士（Dr. Chen Guanfu）说，目前为止，上游的建坝活动对云南省下游的湄公河水流没有“明显影响”，因为前期投入运行的3个大坝，包括漫湾、大朝山以及景洪的库容量并不大，而且从云南流入下游国家的水量仅为湄公河年径流总量的 13.5%。（但湄公河委员会说，中国控制了年径流总量的16%）。按照“Duron 环境科学咨询”公司的报告，当小湾和糯扎渡水坝建成之后，（湄公河）在湿季的流量会减少，在干季则会有所增加，但年径流总量并没有变化。
在他的发言中，陈博士并没有提供科学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即前期投入运行的3个大坝对（湄公河）“没有明显的影响”；他也没有说明在中国其它地方以及湄公河下游国家的经历：即使季节性流量的微妙变化，都有可能影响迁移中的鱼类，甚至毁掉下游地区河流冲积地带的农业。
例如，根据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高级专家的研究，自三峡大坝蓄水之后，长江四个主要家鱼的捕获量已下跌。与湄公河一样，长江的家鱼也是随季风雨到来时水位升高而产卵。但三峡水库的操作模式对家鱼的繁殖造成影响：根据中国和美国渔业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当每年四月及五月季风雨到来时，三峡大坝因防洪需要而必须降低库区水位，向下游放水，这突然增加的水流使它们游向岸边产卵地带的运动变得更加困难，既大量消耗了它们的体力，也影响了鱼卵的发育成熟；每年秋天时为了发电，水库要蓄高水位，这样便迫使鱼类更早地回游到岸边，又减少了它们储存足够能量并生存下来的机会。调查显示，从1997年（在该年三峡大坝截流）至 2005年，三峡和葛洲坝下游的鱼卵及鱼苗急剧减少。
去年，中国官员和专家承认，如果不采取切实措施有效控制日益恶化的污染、更频繁发生的滑坡以及上游的洪涝问题，三峡大坝引起的“环境灾难”将势不可免。
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不断升高的水位已经迫使近200万人背井离乡，由于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日趋严重，政府“鼓励”400万库区居民在未来10年离开三峡库区。而与此同时，大坝背后的泥沙也是与日俱增，不仅导致坝下河岸的强烈侵蚀，而且令长江河口地带的大型岛屿遭受日益严重的海岸侵蚀。
如果三峡的上述经验可以借鉴的话，那么湄公河上游水电大坝对下游地区的影响就很难说是有限的。陈博士还表示，有关方面会为每个工程项目做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 ((EIA)，并且每个环境评估 “应该得到政府的批准”。不过，他没有说明，（上述评估）是否会包括下游受影响国家的政府。
而与此同时，湄公河委员会正在致力于促进所有六个湄公河国家之间的对话与信息共享，以“确保经批准建设的工程在其实施工程中，有关问题能够得到切实解决”。
但越南官员仍十分担忧，湄公河上游大坝工程所引起的负面和难以预见的后果，因为在湄公河三角洲，有2000万人的生计依赖湄公河鱼类的出口以及用和水作灌溉的农业。
根据出席了“万象会议”的越南农业研究院常务副主任阮车荣（Nguyen Van Trong）的说法，越南每年出口湄公河鲶鱼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
尾注
[注1] 中国水电公司（China Hydro Corporation）负责规划和设计澜沧江或湄公河上游的水坝建设。但澜沧江一系列大坝的所有者、拥有澜沧江水电“开发权”的中国华能集团并没有出席 “万象会议”。 湄公河委员会的以水电规划师、顾问、西方资助机构等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会上没有关于实际的操作数据或成本方面的信息。
[注2] 这种在雨季向下游防水、在旱季蓄水的水库操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电力生产的需要。
（作者为加拿大环保组织探索国际的政策研究员；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上个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中国最大水坝规划机构之一的发言人向湄公河委员会 (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包括四个湄公河下游国家老挝、 泰国、柬埔寨和越南) 保证，中国在湄公河上游的建坝活动对下游的影响“有限”。 [注1]
中国水电公司的说法据称是基于一间名为“Duron 环境科学咨询”（Duron Environment Scientific Consulting）的加拿大公司所进行的“专题研究” (注意：网络搜索的结果表明没有该咨询公司的任何记录)；不过上述说法显然与大量研究报告的结论相冲突：（上游的建坝活动）导致湄公河下游地区不寻常的且通常是危险的流量变化、河岸侵蚀以及渔业产量的显著下降。 [注2]
中国水电的代表陈博士（Dr. Chen Guanfu）说，目前为止，上游的建坝活动对云南省下游的湄公河水流没有“明显影响”，因为前期投入运行的3个大坝，包括漫湾、大朝山以及景洪的库容量并不大，而且从云南流入下游国家的水量仅为湄公河年径流总量的 13.5%。（但湄公河委员会说，中国控制了年径流总量的16%）。按照“Duron 环境科学咨询”公司的报告，当小湾和糯扎渡水坝建成之后，（湄公河）在湿季的流量会减少，在干季则会有所增加，但年径流总量并没有变化。
在他的发言中，陈博士并没有提供科学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即前期投入运行的3个大坝对（湄公河）“没有明显的影响”；他也没有说明在中国其它地方以及湄公河下游国家的经历：即使季节性流量的微妙变化，都有可能影响迁移中的鱼类，甚至毁掉下游地区河流冲积地带的农业。
例如，根据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高级专家的研究，自三峡大坝蓄水之后，长江四个主要家鱼的捕获量已下跌。与湄公河一样，长江的家鱼也是随季风雨到来时水位升高而产卵。但三峡水库的操作模式对家鱼的繁殖造成影响：根据中国和美国渔业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当每年四月及五月季风雨到来时，三峡大坝因防洪需要而必须降低库区水位，向下游放水，这突然增加的水流使它们游向岸边产卵地带的运动变得更加困难，既大量消耗了它们的体力，也影响了鱼卵的发育成熟；每年秋天时为了发电，水库要蓄高水位，这样便迫使鱼类更早地回游到岸边，又减少了它们储存足够能量并生存下来的机会。调查显示，从1997年（在该年三峡大坝截流）至 2005年，三峡和葛洲坝下游的鱼卵及鱼苗急剧减少。
去年，中国官员和专家承认，如果不采取切实措施有效控制日益恶化的污染、更频繁发生的滑坡以及上游的洪涝问题，三峡大坝引起的“环境灾难”将势不可免。
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不断升高的水位已经迫使近200万人背井离乡，由于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日趋严重，政府“鼓励”400万库区居民在未来10年离开三峡库区。而与此同时，大坝背后的泥沙也是与日俱增，不仅导致坝下河岸的强烈侵蚀，而且令长江河口地带的大型岛屿遭受日益严重的海岸侵蚀。
如果三峡的上述经验可以借鉴的话，那么湄公河上游水电大坝对下游地区的影响就很难说是有限的。陈博士还表示，有关方面会为每个工程项目做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 ((EIA)，并且每个环境评估 “应该得到政府的批准”。不过，他没有说明，（上述评估）是否会包括下游受影响国家的政府。
而与此同时，湄公河委员会正在致力于促进所有六个湄公河国家之间的对话与信息共享，以“确保经批准建设的工程在其实施工程中，有关问题能够得到切实解决”。
但越南官员仍十分担忧，湄公河上游大坝工程所引起的负面和难以预见的后果，因为在湄公河三角洲，有2000万人的生计依赖湄公河鱼类的出口以及用和水作灌溉的农业。
根据出席了“万象会议”的越南农业研究院常务副主任阮车荣（Nguyen Van Trong）的说法，越南每年出口湄公河鲶鱼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
尾注
[注1] 中国水电公司（China Hydro Corporation）负责规划和设计澜沧江或湄公河上游的水坝建设。但澜沧江一系列大坝的所有者、拥有澜沧江水电“开发权”的中国华能集团并没有出席 “万象会议”。 湄公河委员会的以水电规划师、顾问、西方资助机构等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会上没有关于实际的操作数据或成本方面的信息。
[注2] 这种在雨季向下游防水、在旱季蓄水的水库操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电力生产的需要。
（作者为加拿大环保组织探索国际的政策研究员；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
水电开发利用：为何难以“绿”到底？
作者：李禾 来源：科技日报
水电是可再生能源，由于发电不需烧煤排污，又被称之为“绿电”。2008年10月末，记者跟随“2008江河十年行”考察组来到了四川攀枝花市。在距离攀枝花市区46公里的雅砻江上，建有著名的二滩水电站，在三峡电站建成之前，它曾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然而，从建成之日起，二滩水电站就遭遇了卖电难的问题，被认为是“三巨”项目，即巨额投资、巨大浪费、巨额亏损。二滩的“绿电”该往何处去呢？
———第一现场———
攀枝花拥有丰富的钒、钛、铁等矿产，是一个资源型城市。汽车刚进入攀枝花市，记者就闻到了淡淡的化学品气味。当地人告诉记者，攀枝花市位于金沙江一级支流雅砻江的河谷地带，空气污染不易扩散。不过在10月21日，攀枝花迎接了全国模范卫生城市大检查，企业基本都停工了，加上刚下过一场大雨，空气污染已经减轻了很多。
记者来到了川投电冶公司黄磷厂的旧址，它位于二滩水电站大坝下游8公里、攀枝花市上游约30公里的雅砻江左岸，旁边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小镇得石镇，离盐边县城也只有几公里。
在2002年7月，该黄磷厂发生了重大“毒雾”弥漫事件，造成挖泥磷的一名民工当场被烧死，周边的盐边县和攀枝花市居民的大混乱和大撤离。黄磷提炼属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黄磷本身有毒，5％液态黄磷灼伤即可致人死命。而攀枝花不产黄磷，该厂的原料均来自于云南等地。
这样一个高污染企业为什么要建在远离原料产地的攀枝花市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离二滩水电站距离近。盐边县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会长罗兴全说，这个项目选址之初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它污染很严重，离城市太近，要建也应该建在下游人口少的地方”。
据悉，黄磷厂和二滩水电站是同一个业主：四川省政府下属的四川省投资公司。作为四川省投资公司下属的几个效益较好的项目之一，黄磷厂盈利的一个先决条件，就在于能就近获得廉价电力———用电不到2角钱1度，仅为电网供电价的三分之一。
2007年10月，黄磷厂再次发生事故，企业终于搬迁到攀枝花市火车站附近的钒钛工业园区。目前，钒钛工业园区除了川投电冶公司黄磷厂外，又招商引资进了2家民营的黄磷厂，它们到攀枝花最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就近使用二滩的水电。
水电之困：高能耗企业的廉价能源
其实，水电成为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廉价能源，甚至是盈利的主要来源现象并非罕见。2007年，攀枝花市钒钛工业园区就自称为“高能耗工业园区 ”，尽管今年，这块牌子的字眼儿变成了“钒钛工业园区”，但是二滩的廉价水电依然是攀枝花市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招商引资的主要“吸引点”。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勘探大队总工程师范晓说，与雅砻江同为长江支流的岷江流域，产业布局也好，发展模式也好，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岷江上游地区以前主要是大规模的水电开发，产生很多电力，利用电力搞了很多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阿坝州建了几个工业园区（水磨镇工业园区、漩口镇工业园区、桃关工业园区等），基本的产业结构都是高耗能、高污染。岷江上游是四川需要重点保护的生态屏障，以上的做法，对整个长江领域、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很大的问题。
5·12地震以后，本应借灾后重建的机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选择真正适合这个地区的发展模式。而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是不应该在河流上游的山区里发展的，因为那些地方无论是土地承载力，还是其他承载率都是有限的，一旦被破坏了就很难恢复。
市场份额被小火电挤压
一方面，二滩的“绿电”让众多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聚集到攀枝花市，另一方面，攀枝花人很失望地告诉记者：“我们至今还用不上二滩电站的电。”攀枝花市的居民用电价并不比别的地方低。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困境呢？其实二滩水电站自1998年建成投产以来，到2002年累计亏损十几亿元，面临“卖电难”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二滩电站建设期间，重庆脱离了四川省，成立了直辖市，川渝分家后的重庆，只接纳了二滩大约1/3的电量，而在当初设计时，二滩绝大部分的电量应该由重庆来接纳。也就是说，33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实际的供电量是128万千瓦，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
与二滩发电量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省一部分小火电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记者了解到，近在毗邻的攀枝花市，就在二滩电站建设的同时，上马了几座火电站，供给居民用电，而攀钢也建立了自己备用火电站。据有关资料，在二滩开工建设之后，川渝电网又开工建设了一批火电站，如广安电厂2×30万千瓦 (1996年开工)、重庆珞璜二期2×35万千瓦(1996年开工)、成都热电厂2×14万千瓦(1996年开工)等。这些火电厂挤占了原本在规划中属于二滩水电站的负荷。
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掣肘
二滩水力发电的生产运行成本是每度电3分钱，而大多数小火电的成本至少在1毛钱以上，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电煤紧缺和价格上涨中，其成本还在不断攀升。那么，为什么成本低的二滩水电站不能正常发电，发的电只能廉价卖给高污染企业，而成本高的小火电站却不断上马呢？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二滩卖电难的困境完全是人为因素所致，是典型的政策失效、计划失效和制度失效，这表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挥潜在增长需求的严重障碍。
我国的水电、火电分布不均，全国规划中的十大水电基地有7个分布在西部，而十几年来，国内大多数省份特别是东部省市均大规模投资兴建火电，发展 “大跃进”。鉴于西部水电相对过剩，有关专家曾提出“西电东送”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像二滩这样的国家重点项目所面临的困难。但由于全国电网上网难、输电设施滞后、政企和厂网不分、实施电价地方保护等，“西电东送”面临很多障碍。特别是一些相关的政策无形中“鼓励”市场分割，如谁建电厂谁收地方税，导致买别人的电等于向别人纳税，无形中刺激了地方保护。
自身环境代价并非为零
水电难以“绿”到底，除了出路问题，其本身也有环境负面影响。范晓说，传统观念认为水电是无污染的“绿电”。那是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很多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随着当前我国大坝越建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显现出来。首先，有的水电排放温室气体，特别是热带地区的森林等植被被淹没、腐烂后，会产生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对水中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包括形成水库后，水流速较缓，大量污染物可在水中不断累积，造成水质恶化，三峡水库从蓄水以来，主要支流的“水华”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加剧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移民等。
按照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对于河流水资源的开发不能超过40%，我国的标准为50%。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杨勇说，目前，岷江水资源开发量已超过80%。而大渡河、雅砻江等长江支流上，很多水电工程同时在开工建设，一段时间后，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将集中显现出来。
新闻缘起
“江河十年行”是绿家园制定的一项旨在关注和监督中国西部水电开发的长达十年的行动计划。每年组织10—20名记者，到四川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沿岸进行考察，回来客观记录报道那里发生的变化。该活动实施两年来已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扩大公民对公共环境事件的知情权和对公共政策的参与权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8年“江河十年行”将分为四川和云南两个部分。
相关链接
二滩水电站在1991年开工建设，1999年全部建成投产，到2002年，是全国已经建成的最大的水电站。其投资285亿，装机总容量达到了 330万千瓦，年发电能力可达170亿度。其国家批准的工程总投资285.5亿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9.3亿美元，国外商业贷款1.5亿美元，股东投人资本金20亿元，国内贷款176亿元。
二滩水电站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省投资最密集、工程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建设项目，是世界银行建行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对单个项目提供贷款额最大的项目。
水电是可再生能源，由于发电不需烧煤排污，又被称之为“绿电”。2008年10月末，记者跟随“2008江河十年行”考察组来到了四川攀枝花市。在距离攀枝花市区46公里的雅砻江上，建有著名的二滩水电站，在三峡电站建成之前，它曾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然而，从建成之日起，二滩水电站就遭遇了卖电难的问题，被认为是“三巨”项目，即巨额投资、巨大浪费、巨额亏损。二滩的“绿电”该往何处去呢？
———第一现场———
攀枝花拥有丰富的钒、钛、铁等矿产，是一个资源型城市。汽车刚进入攀枝花市，记者就闻到了淡淡的化学品气味。当地人告诉记者，攀枝花市位于金沙江一级支流雅砻江的河谷地带，空气污染不易扩散。不过在10月21日，攀枝花迎接了全国模范卫生城市大检查，企业基本都停工了，加上刚下过一场大雨，空气污染已经减轻了很多。
记者来到了川投电冶公司黄磷厂的旧址，它位于二滩水电站大坝下游8公里、攀枝花市上游约30公里的雅砻江左岸，旁边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小镇得石镇，离盐边县城也只有几公里。
在2002年7月，该黄磷厂发生了重大“毒雾”弥漫事件，造成挖泥磷的一名民工当场被烧死，周边的盐边县和攀枝花市居民的大混乱和大撤离。黄磷提炼属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黄磷本身有毒，5％液态黄磷灼伤即可致人死命。而攀枝花不产黄磷，该厂的原料均来自于云南等地。
这样一个高污染企业为什么要建在远离原料产地的攀枝花市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离二滩水电站距离近。盐边县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会长罗兴全说，这个项目选址之初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它污染很严重，离城市太近，要建也应该建在下游人口少的地方”。
据悉，黄磷厂和二滩水电站是同一个业主：四川省政府下属的四川省投资公司。作为四川省投资公司下属的几个效益较好的项目之一，黄磷厂盈利的一个先决条件，就在于能就近获得廉价电力———用电不到2角钱1度，仅为电网供电价的三分之一。
2007年10月，黄磷厂再次发生事故，企业终于搬迁到攀枝花市火车站附近的钒钛工业园区。目前，钒钛工业园区除了川投电冶公司黄磷厂外，又招商引资进了2家民营的黄磷厂，它们到攀枝花最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就近使用二滩的水电。
水电之困：高能耗企业的廉价能源
其实，水电成为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廉价能源，甚至是盈利的主要来源现象并非罕见。2007年，攀枝花市钒钛工业园区就自称为“高能耗工业园区 ”，尽管今年，这块牌子的字眼儿变成了“钒钛工业园区”，但是二滩的廉价水电依然是攀枝花市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招商引资的主要“吸引点”。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勘探大队总工程师范晓说，与雅砻江同为长江支流的岷江流域，产业布局也好，发展模式也好，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岷江上游地区以前主要是大规模的水电开发，产生很多电力，利用电力搞了很多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阿坝州建了几个工业园区（水磨镇工业园区、漩口镇工业园区、桃关工业园区等），基本的产业结构都是高耗能、高污染。岷江上游是四川需要重点保护的生态屏障，以上的做法，对整个长江领域、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很大的问题。
5·12地震以后，本应借灾后重建的机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选择真正适合这个地区的发展模式。而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是不应该在河流上游的山区里发展的，因为那些地方无论是土地承载力，还是其他承载率都是有限的，一旦被破坏了就很难恢复。
市场份额被小火电挤压
一方面，二滩的“绿电”让众多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聚集到攀枝花市，另一方面，攀枝花人很失望地告诉记者：“我们至今还用不上二滩电站的电。”攀枝花市的居民用电价并不比别的地方低。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困境呢？其实二滩水电站自1998年建成投产以来，到2002年累计亏损十几亿元，面临“卖电难”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二滩电站建设期间，重庆脱离了四川省，成立了直辖市，川渝分家后的重庆，只接纳了二滩大约1/3的电量，而在当初设计时，二滩绝大部分的电量应该由重庆来接纳。也就是说，33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实际的供电量是128万千瓦，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
与二滩发电量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省一部分小火电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记者了解到，近在毗邻的攀枝花市，就在二滩电站建设的同时，上马了几座火电站，供给居民用电，而攀钢也建立了自己备用火电站。据有关资料，在二滩开工建设之后，川渝电网又开工建设了一批火电站，如广安电厂2×30万千瓦 (1996年开工)、重庆珞璜二期2×35万千瓦(1996年开工)、成都热电厂2×14万千瓦(1996年开工)等。这些火电厂挤占了原本在规划中属于二滩水电站的负荷。
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掣肘
二滩水力发电的生产运行成本是每度电3分钱，而大多数小火电的成本至少在1毛钱以上，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电煤紧缺和价格上涨中，其成本还在不断攀升。那么，为什么成本低的二滩水电站不能正常发电，发的电只能廉价卖给高污染企业，而成本高的小火电站却不断上马呢？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二滩卖电难的困境完全是人为因素所致，是典型的政策失效、计划失效和制度失效，这表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挥潜在增长需求的严重障碍。
我国的水电、火电分布不均，全国规划中的十大水电基地有7个分布在西部，而十几年来，国内大多数省份特别是东部省市均大规模投资兴建火电，发展 “大跃进”。鉴于西部水电相对过剩，有关专家曾提出“西电东送”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像二滩这样的国家重点项目所面临的困难。但由于全国电网上网难、输电设施滞后、政企和厂网不分、实施电价地方保护等，“西电东送”面临很多障碍。特别是一些相关的政策无形中“鼓励”市场分割，如谁建电厂谁收地方税，导致买别人的电等于向别人纳税，无形中刺激了地方保护。
自身环境代价并非为零
水电难以“绿”到底，除了出路问题，其本身也有环境负面影响。范晓说，传统观念认为水电是无污染的“绿电”。那是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很多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随着当前我国大坝越建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显现出来。首先，有的水电排放温室气体，特别是热带地区的森林等植被被淹没、腐烂后，会产生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对水中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包括形成水库后，水流速较缓，大量污染物可在水中不断累积，造成水质恶化，三峡水库从蓄水以来，主要支流的“水华”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加剧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移民等。
按照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对于河流水资源的开发不能超过40%，我国的标准为50%。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杨勇说，目前，岷江水资源开发量已超过80%。而大渡河、雅砻江等长江支流上，很多水电工程同时在开工建设，一段时间后，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将集中显现出来。
新闻缘起
“江河十年行”是绿家园制定的一项旨在关注和监督中国西部水电开发的长达十年的行动计划。每年组织10—20名记者，到四川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沿岸进行考察，回来客观记录报道那里发生的变化。该活动实施两年来已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扩大公民对公共环境事件的知情权和对公共政策的参与权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8年“江河十年行”将分为四川和云南两个部分。
相关链接
二滩水电站在1991年开工建设，1999年全部建成投产，到2002年，是全国已经建成的最大的水电站。其投资285亿，装机总容量达到了 330万千瓦，年发电能力可达170亿度。其国家批准的工程总投资285.5亿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9.3亿美元，国外商业贷款1.5亿美元，股东投人资本金20亿元，国内贷款176亿元。
二滩水电站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省投资最密集、工程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建设项目，是世界银行建行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对单个项目提供贷款额最大的项目。
2008年11月11日星期二
环境畅销书作者：“中国对话”对《否认者》的书评并不客观公正
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
【编者按：今年七月份，“中国对话”（China Dialogue）——一个位于伦敦的媒体网站—— 发表了一篇对劳伦斯·所罗门（Lawrence Solomon）新著“否认者：挺身反对全球变暖癔病、政治迫害和欺骗的世界知名科学家”（The Deniers: The World-Renowned Scientists Who Stood Up Against Global Warming Hysteria, Political Persecution, and Fraud）的书评 (劳伦斯·所罗门是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的的姊妹组织——“能源探索”（Energy Probe）的研究员 )。为了继续探讨全球变暖的问题，我们“探索国际”曾经对“中国对话”提出建议，由书评者、www.climatedenial.org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和所罗门先生在“中国对话”的网站上展开辩论。但“中国对话”拒绝了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给予所罗门先生以平等空间对马歇尔的书评作出答复。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事实，并要求所罗门先生在这里作出回复。】
劳伦斯·所罗门的回复
承蒙“中国对话”发表了对本人的著作《否认者》一书的书评，本人对此表示感谢。本书主要讨论了当今世界最知名科学家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观点，发表之后在北美引起广泛关注，它在四个月内一直名列加拿大和美国环境类书籍畅销书的第一名。遗憾的是，本书在中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而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故本人相信，由于信息流通不畅，中国可能失去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最佳时机。
在拜读“中国对话”发表的书评之后，本人感到相当困惑：弄不明白为何“中国对话”选择了乔治·马歇尔作为书评者，也许不少人都知道，马歇尔自己拥有一个网址为www.climatedenial.org 的博客，该博客公开批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主张，—— 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书评者的马歇尔先生是不大可能在这场科学辩论中作出客观评价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对话”仍然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请马歇尔作为本人著作的书评者。
确实，马歇尔先生没有忘记给我的著作加分：书中提到的科学家都是全球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正如他在书评中所言，“几乎不可否认，（书中提到的）人物个个都是名副其实、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但他却误导了“中国对话”的读者，按马歇尔先生的说法，所有这些科学家最终都赞同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 IPCC（U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所达成的共识，即：全球暖化正在发生、它是人为的、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它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事实上，作者的关键证人都是相关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虽然他们接受了有关（气候变化）的核心共识，但在有关原因和影响方面却有相当重要的且相互关联的保留。到本书的第 45 页，作者就承认，‘我注意到一些有关这些否认者的引人注目的特点，其实几乎没有人是真正的否认者。’”
请记住第45 页，呆会我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马歇尔先生的说法，他声称尽管有少量的 “保留”，我在书中提到的科学家都接受全球变暖是人为的理论。可惜马歇尔先生未能讲清这些保留究竟是什么，而“中国对话”的读者们有权利了解。简而言之，如若将这些“保留”综合起来，它们将足以摧毁全球变暖是人为的和灾难性的、乃至它的整个理论体系。
第一个“保留” 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应用和理论委员会的主席爱德华·魏格曼博士（Dr. Edward Wegman）提出，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的著名“曲棍球棒图形”（hockey stick graph）有关。此关系图是建立在间接的、理论数据上的一个计算机模型，其目的在于说明，九十年代是上一个1,000年中最暖和世纪中最暖和的10年。此图形也比其它任何类似研究成果都令媒体和公众相信，全球变暖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人为的。
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统计学家之一，魏格曼博士确信制作曲棍球棒图形的科学家在其统计模型中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产生曲棍球棒图形的模型并没有认真考虑其所采用的资料。换言之，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温度比前一个10年高，或二十世纪是上一个1,000年中最暖和的一个世纪。魏格曼博士的发现拆掉了所谓气候变化共识理论大厦的中央支柱之一——现今的温度出现了异常。
马歇尔先生未能告诉读者的第二个 “ 保留 ”涉及到《斯坦报告》（Stern Review） [注1]，这份经济报告因其爆炸式的结论几乎上了全球所有主要媒体的头版头条：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全球灾难，且“其规模与世界大战或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济萧条不相上下”。用世界著名环境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博士（Dr. Richard S. J. Tol）的话来说，上述说法的依据存在不少漏洞，其实是“相当荒谬的….，而《斯坦报告》后来遭到抛弃，不仅因其相当粗糙，而且含有极大的危言耸听成分 ”。托尔博士（和其他顶尖经济学家一起）拆掉了气候变化导致世界末日理论的第二根重要支柱——全球变暖可能导致经济灾难。
马歇尔先生认为无足轻重的第三个“保留 ”涉及到飓风。在2004和2005年间，很大程度上由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在新闻发布会上竭力让世界相信，飓风与全球变暖之间存在关联，因此人们越来越将飓风归咎于全球变暖。据悉，IPCC的飓风专家克里斯托弗·兰德斯博士（Dr. Christopher Landsea）当时曾经极力阻止召开这样的新闻发布会，并明确指出，“目前尚没有科学研究表明，全球变暖与飓风的频率和强度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而在当初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一位科学家具有飓风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兰德斯博士随后辞去了在IPCC的职务。而他的故事则拆掉了气候变化传统智慧的另一根支柱——全球变暖增加了飓风活动。
马歇尔先生的第四个“保留”涉及到南极冰川融化问题。邓肯·温纳姆博士（Dr. Duncan Wingham）是极地观察和模型中心（the Center for Polar Observation and Modeling）的主任，也是欧洲空间机构Cryosat Mission 项目的主要科学家，他所主持的一个耗资一亿三千万美元的项目旨在研究南极洲冰川深处的各种变化。温纳姆博士的卫星资料显示，南极冰川不仅没有像世界末日论者所描述的那样逐渐融化，反而在变厚。因此温纳姆博士拆掉了气候变化灾难理论的第四根支柱——随着南极洲大量储存的冰川融化，海平面将升高，沿海低洼地区将被逐渐淹没。
现在回到本书的第 45 页，也是马歇尔先生特别提到的一页。他引述我的话说，“他们（著名科学家们）当中没有人是否认者”，暗示我在书中提到的所有科学家其实都接受气候变化的共识。实际上，到第 45 页我只提到四位科学家，并且他们也不是彻底的否认者：他们几乎都不愿意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承认全球变暖的说法，但并不反对其它研究范畴中的发现与成果。故从第46页开始，我逐一分析了完全拒绝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研究结论的许多科学家。他们包括：
安东尼诺·芝齐齐博士（Dr. Antonino Zichichi）：意大利 最著名的科学家， 反物质（nuclear anti-matter）的发现者，欧洲物理协会前会长、世界科学家联盟主席。芝齐齐博士认为，全球变暖几乎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联合国的模型是“不严谨的并且无效的”。
辛·阿克索夫博士（Dr. Syun Akasofu）：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国际北极研究中心创始人，“aurora borealis 风暴”来源的发现者；分别两次被伦敦皇家天文学会及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命名为世界上“ 1000 个被引用最多的科学家”之一。阿克索夫博士指出，地球以相同速率变暖已超过三个世纪，因为地球正告别最近的一次小冰期（Little Ice Age）。
哈比布罗·阿布达萨莫托夫博士（Dr. Habibullo Abdussamatov）：俄罗斯科学院普尔科沃天文台空间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俄美共享国际太空站“Astrometria 项目”的负责人。他指出，全球变暖也发生在火星、其它行星以及地球上，所有的暖化是由于同一理由：它们共享同一个太阳。
赖德·布赖森博士 (Dr. Reid Bryson，他于最近去世)：从七十年代开始就是美国环保运动的英雄，被公认为“ 科学气候学之父”；他是联合国“Global 500 Roll of Honor”的成员，也被英国地理科学院评价为“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气候学家”。布赖森博士这样描述全球变暖：“是一个没有可靠证明的理论”。
任何具有公平心的人都不会轻易下结论说，全球变暖的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歇尔先生不仅没有公平心，而且通过攻击这些正直和坦诚的科学家令这种不公平更其严重：这些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科学家其实面对极大的风险：他们一些人有的再无法得到科研经费，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则成为诽谤中伤的目标。
简而言之，我们不知道是否人类在全球变暖过程中起到作用。但我们确实知道，要是我们自己盲目跟从，甚至对大胆直言的科学家们加以惩罚，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找到真相。我们也确实知道，无论对全球变暖的科学发现是什么，我们都有可靠的、直接的措施来保护全球环境。
无论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停止对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耗工业的补贴。这样做有利于限制能源消耗，以及控制不符合经济原则的资本项目，例如输气管道、 核电厂、 乙醇工厂、 纸浆和造纸厂以及任何废物排放量大的黑烟产业。在经济原则的作用下，温室气体的排放、氮氧化物、硫化物以及核废物的排放量就会下降，而能源节约会立见成效，现在饱受污染之苦的社区会如释重负，一个经济可持续的能源未来就将到来。
如果马歇尔先生对此有任何反对意见，本人欢迎他的答复。
(作者劳伦斯·所罗门是加拿大非政府组织能源探索（Energy Probe）的执行主任、加拿大能源工业的主要批评者)
————————
[注1 ：斯坦报告（Stern Review）的全名为“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是由斯坦勋爵（Lord Stern ）领头为英国政府所完成的一份报告，主要讨论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份700 页的报告发表于2006 年10月 30日，斯坦勋爵当时为英国政府经济服务部门负责人，此前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编者按：今年七月份，“中国对话”（China Dialogue）——一个位于伦敦的媒体网站—— 发表了一篇对劳伦斯·所罗门（Lawrence Solomon）新著“否认者：挺身反对全球变暖癔病、政治迫害和欺骗的世界知名科学家”（The Deniers: The World-Renowned Scientists Who Stood Up Against Global Warming Hysteria, Political Persecution, and Fraud）的书评 (劳伦斯·所罗门是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的的姊妹组织——“能源探索”（Energy Probe）的研究员 )。为了继续探讨全球变暖的问题，我们“探索国际”曾经对“中国对话”提出建议，由书评者、www.climatedenial.org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和所罗门先生在“中国对话”的网站上展开辩论。但“中国对话”拒绝了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给予所罗门先生以平等空间对马歇尔的书评作出答复。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事实，并要求所罗门先生在这里作出回复。】
劳伦斯·所罗门的回复
承蒙“中国对话”发表了对本人的著作《否认者》一书的书评，本人对此表示感谢。本书主要讨论了当今世界最知名科学家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观点，发表之后在北美引起广泛关注，它在四个月内一直名列加拿大和美国环境类书籍畅销书的第一名。遗憾的是，本书在中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而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故本人相信，由于信息流通不畅，中国可能失去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最佳时机。
在拜读“中国对话”发表的书评之后，本人感到相当困惑：弄不明白为何“中国对话”选择了乔治·马歇尔作为书评者，也许不少人都知道，马歇尔自己拥有一个网址为www.climatedenial.org 的博客，该博客公开批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主张，—— 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书评者的马歇尔先生是不大可能在这场科学辩论中作出客观评价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对话”仍然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请马歇尔作为本人著作的书评者。
确实，马歇尔先生没有忘记给我的著作加分：书中提到的科学家都是全球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正如他在书评中所言，“几乎不可否认，（书中提到的）人物个个都是名副其实、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但他却误导了“中国对话”的读者，按马歇尔先生的说法，所有这些科学家最终都赞同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 IPCC（U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所达成的共识，即：全球暖化正在发生、它是人为的、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它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事实上，作者的关键证人都是相关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虽然他们接受了有关（气候变化）的核心共识，但在有关原因和影响方面却有相当重要的且相互关联的保留。到本书的第 45 页，作者就承认，‘我注意到一些有关这些否认者的引人注目的特点，其实几乎没有人是真正的否认者。’”
请记住第45 页，呆会我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马歇尔先生的说法，他声称尽管有少量的 “保留”，我在书中提到的科学家都接受全球变暖是人为的理论。可惜马歇尔先生未能讲清这些保留究竟是什么，而“中国对话”的读者们有权利了解。简而言之，如若将这些“保留”综合起来，它们将足以摧毁全球变暖是人为的和灾难性的、乃至它的整个理论体系。
第一个“保留” 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应用和理论委员会的主席爱德华·魏格曼博士（Dr. Edward Wegman）提出，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的著名“曲棍球棒图形”（hockey stick graph）有关。此关系图是建立在间接的、理论数据上的一个计算机模型，其目的在于说明，九十年代是上一个1,000年中最暖和世纪中最暖和的10年。此图形也比其它任何类似研究成果都令媒体和公众相信，全球变暖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人为的。
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统计学家之一，魏格曼博士确信制作曲棍球棒图形的科学家在其统计模型中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产生曲棍球棒图形的模型并没有认真考虑其所采用的资料。换言之，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温度比前一个10年高，或二十世纪是上一个1,000年中最暖和的一个世纪。魏格曼博士的发现拆掉了所谓气候变化共识理论大厦的中央支柱之一——现今的温度出现了异常。
马歇尔先生未能告诉读者的第二个 “ 保留 ”涉及到《斯坦报告》（Stern Review） [注1]，这份经济报告因其爆炸式的结论几乎上了全球所有主要媒体的头版头条：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全球灾难，且“其规模与世界大战或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济萧条不相上下”。用世界著名环境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博士（Dr. Richard S. J. Tol）的话来说，上述说法的依据存在不少漏洞，其实是“相当荒谬的….，而《斯坦报告》后来遭到抛弃，不仅因其相当粗糙，而且含有极大的危言耸听成分 ”。托尔博士（和其他顶尖经济学家一起）拆掉了气候变化导致世界末日理论的第二根重要支柱——全球变暖可能导致经济灾难。
马歇尔先生认为无足轻重的第三个“保留 ”涉及到飓风。在2004和2005年间，很大程度上由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在新闻发布会上竭力让世界相信，飓风与全球变暖之间存在关联，因此人们越来越将飓风归咎于全球变暖。据悉，IPCC的飓风专家克里斯托弗·兰德斯博士（Dr. Christopher Landsea）当时曾经极力阻止召开这样的新闻发布会，并明确指出，“目前尚没有科学研究表明，全球变暖与飓风的频率和强度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而在当初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一位科学家具有飓风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兰德斯博士随后辞去了在IPCC的职务。而他的故事则拆掉了气候变化传统智慧的另一根支柱——全球变暖增加了飓风活动。
马歇尔先生的第四个“保留”涉及到南极冰川融化问题。邓肯·温纳姆博士（Dr. Duncan Wingham）是极地观察和模型中心（the Center for Polar Observation and Modeling）的主任，也是欧洲空间机构Cryosat Mission 项目的主要科学家，他所主持的一个耗资一亿三千万美元的项目旨在研究南极洲冰川深处的各种变化。温纳姆博士的卫星资料显示，南极冰川不仅没有像世界末日论者所描述的那样逐渐融化，反而在变厚。因此温纳姆博士拆掉了气候变化灾难理论的第四根支柱——随着南极洲大量储存的冰川融化，海平面将升高，沿海低洼地区将被逐渐淹没。
现在回到本书的第 45 页，也是马歇尔先生特别提到的一页。他引述我的话说，“他们（著名科学家们）当中没有人是否认者”，暗示我在书中提到的所有科学家其实都接受气候变化的共识。实际上，到第 45 页我只提到四位科学家，并且他们也不是彻底的否认者：他们几乎都不愿意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承认全球变暖的说法，但并不反对其它研究范畴中的发现与成果。故从第46页开始，我逐一分析了完全拒绝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研究结论的许多科学家。他们包括：
安东尼诺·芝齐齐博士（Dr. Antonino Zichichi）：意大利 最著名的科学家， 反物质（nuclear anti-matter）的发现者，欧洲物理协会前会长、世界科学家联盟主席。芝齐齐博士认为，全球变暖几乎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联合国的模型是“不严谨的并且无效的”。
辛·阿克索夫博士（Dr. Syun Akasofu）：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国际北极研究中心创始人，“aurora borealis 风暴”来源的发现者；分别两次被伦敦皇家天文学会及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命名为世界上“ 1000 个被引用最多的科学家”之一。阿克索夫博士指出，地球以相同速率变暖已超过三个世纪，因为地球正告别最近的一次小冰期（Little Ice Age）。
哈比布罗·阿布达萨莫托夫博士（Dr. Habibullo Abdussamatov）：俄罗斯科学院普尔科沃天文台空间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俄美共享国际太空站“Astrometria 项目”的负责人。他指出，全球变暖也发生在火星、其它行星以及地球上，所有的暖化是由于同一理由：它们共享同一个太阳。
赖德·布赖森博士 (Dr. Reid Bryson，他于最近去世)：从七十年代开始就是美国环保运动的英雄，被公认为“ 科学气候学之父”；他是联合国“Global 500 Roll of Honor”的成员，也被英国地理科学院评价为“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气候学家”。布赖森博士这样描述全球变暖：“是一个没有可靠证明的理论”。
任何具有公平心的人都不会轻易下结论说，全球变暖的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歇尔先生不仅没有公平心，而且通过攻击这些正直和坦诚的科学家令这种不公平更其严重：这些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科学家其实面对极大的风险：他们一些人有的再无法得到科研经费，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则成为诽谤中伤的目标。
简而言之，我们不知道是否人类在全球变暖过程中起到作用。但我们确实知道，要是我们自己盲目跟从，甚至对大胆直言的科学家们加以惩罚，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找到真相。我们也确实知道，无论对全球变暖的科学发现是什么，我们都有可靠的、直接的措施来保护全球环境。
无论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停止对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耗工业的补贴。这样做有利于限制能源消耗，以及控制不符合经济原则的资本项目，例如输气管道、 核电厂、 乙醇工厂、 纸浆和造纸厂以及任何废物排放量大的黑烟产业。在经济原则的作用下，温室气体的排放、氮氧化物、硫化物以及核废物的排放量就会下降，而能源节约会立见成效，现在饱受污染之苦的社区会如释重负，一个经济可持续的能源未来就将到来。
如果马歇尔先生对此有任何反对意见，本人欢迎他的答复。
(作者劳伦斯·所罗门是加拿大非政府组织能源探索（Energy Probe）的执行主任、加拿大能源工业的主要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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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斯坦报告（Stern Review）的全名为“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是由斯坦勋爵（Lord Stern ）领头为英国政府所完成的一份报告，主要讨论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份700 页的报告发表于2006 年10月 30日，斯坦勋爵当时为英国政府经济服务部门负责人，此前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2008年11月7日星期五
夏军：华北未来不能命悬南水北调一根线
来源：科学时报 作者：潘希 向晶
争议声不断的南水北调工程，终于在前些日子为干渴的北京送上了来自中线京石段的应急水。
在肯定这一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对未来缓解华北水危机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中科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夏军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指出：自然节律和气候变化，也很可能为水资源安全带来一些风险。南水北调在日后的规划和管理中，必须将其纳入考虑范围，且应有相应的措施以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那么，风险究竟何在？
自然节律：定基调
你可能不曾想到，刚刚喝上应急水的北京，其实历史上是相当滋润的。
夏军饶有兴味地向记者介绍说，素有“北京城的母亲河”之称的永定河，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鉴于该河连年水患、河道迁徙无常，康熙皇帝在下令疏通河道的同时，“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清史稿·河渠志》），表达了希望该河永远安流造福的美好愿望。而所谓“海淀 ”，则是指早在400多年前的明代，这里曾是一片水草茂盛的沼泽之地，“淀”，即水聚积之处。
“在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北方还曾遭遇过洪灾。所谓自然节律，是指水文随周期自然变化，存在一个峰值和谷值。”夏军说：“今年北京的老百姓普遍感到雨水较多，在过去的10个月，北京降水量超过多年平均的558毫米，达到624毫米。我国科学家认为北方降水量将持续上升，在2020年可能达到峰值。假如华北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进入降水充沛的时期，水资源足够满足自身需要，或者南方遭遇枯水期，无水可调，南水北调工程就有存在价值为零或负值的风险了。”
气候变化：推波助澜
自然节律引起的降水量变化对南水北调工程的效益有影响，气候变化产生的风险也不容小觑。“自然节律使降水量存在峰谷两个极值，气候变化则使峰谷极值的距离拉大，干旱洪涝等极端水文气候事件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将大大增加，而这对南水北调工程的效益同样会有些风险。”夏军肯定地说。至于风险何在，他则坦言，由于当前对高度复杂的气候系统的认识不够完备，风险不能具体有所指，还有待研究。“现在之所以重点进行气候变化对南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影响的研究，就是出于这方面考虑。”夏军解释说。
此外，夏军还提醒到另一种不得不考虑的风险：如果自然节律和气候变化影响之下的水资源同处枯期或同处峰期，二者作用相迭加，南水北调工程的意义又何在？而峰枯的空间分布，也正是科学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正在研究中。
由于自然节律和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未来能预知的就是一切都不可预知，但正如夏军强调，南水北调工程最初的设计就是基于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这一格局展开的，一旦这个前提发生改变，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南水北调工程在规划和管理上都应有适应性对策，从而达到发挥它最佳效益的目标。
不能命悬一线
虽然南水北调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夏军表示：“南水北调只是为了缓解华北缺水问题，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本地来水的一个措施，就像一个人挑担子挑不动了，需要他人来分担过高的负载。跨流域调水本身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不能把它作为解决华北水资源危机的主要手段。中国北方一定要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真正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论存在什么风险，首先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才是根本。”
另外，夏军还不无忧虑地表示：“比水量不安全更残酷的是水质不安全。”据统计，近年来海河流域的废水污水排放量每年高达60～108吨，流域内每年还引用污水进行灌溉，对浅层地下水、土壤和农作物均造成了污染。华北承载着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重任，要想粮食增产，减少水污染是重中之重。“所以说，华北水资源问题的核心在于水质安全。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比石油能源还重要，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夏军强调：“如果不注意减少水污染，就算调入再多的水，也是徒劳。”
争议声不断的南水北调工程，终于在前些日子为干渴的北京送上了来自中线京石段的应急水。
在肯定这一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对未来缓解华北水危机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中科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夏军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指出：自然节律和气候变化，也很可能为水资源安全带来一些风险。南水北调在日后的规划和管理中，必须将其纳入考虑范围，且应有相应的措施以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那么，风险究竟何在？
自然节律：定基调
你可能不曾想到，刚刚喝上应急水的北京，其实历史上是相当滋润的。
夏军饶有兴味地向记者介绍说，素有“北京城的母亲河”之称的永定河，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鉴于该河连年水患、河道迁徙无常，康熙皇帝在下令疏通河道的同时，“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清史稿·河渠志》），表达了希望该河永远安流造福的美好愿望。而所谓“海淀 ”，则是指早在400多年前的明代，这里曾是一片水草茂盛的沼泽之地，“淀”，即水聚积之处。
“在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北方还曾遭遇过洪灾。所谓自然节律，是指水文随周期自然变化，存在一个峰值和谷值。”夏军说：“今年北京的老百姓普遍感到雨水较多，在过去的10个月，北京降水量超过多年平均的558毫米，达到624毫米。我国科学家认为北方降水量将持续上升，在2020年可能达到峰值。假如华北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进入降水充沛的时期，水资源足够满足自身需要，或者南方遭遇枯水期，无水可调，南水北调工程就有存在价值为零或负值的风险了。”
气候变化：推波助澜
自然节律引起的降水量变化对南水北调工程的效益有影响，气候变化产生的风险也不容小觑。“自然节律使降水量存在峰谷两个极值，气候变化则使峰谷极值的距离拉大，干旱洪涝等极端水文气候事件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将大大增加，而这对南水北调工程的效益同样会有些风险。”夏军肯定地说。至于风险何在，他则坦言，由于当前对高度复杂的气候系统的认识不够完备，风险不能具体有所指，还有待研究。“现在之所以重点进行气候变化对南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影响的研究，就是出于这方面考虑。”夏军解释说。
此外，夏军还提醒到另一种不得不考虑的风险：如果自然节律和气候变化影响之下的水资源同处枯期或同处峰期，二者作用相迭加，南水北调工程的意义又何在？而峰枯的空间分布，也正是科学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正在研究中。
由于自然节律和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未来能预知的就是一切都不可预知，但正如夏军强调，南水北调工程最初的设计就是基于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这一格局展开的，一旦这个前提发生改变，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南水北调工程在规划和管理上都应有适应性对策，从而达到发挥它最佳效益的目标。
不能命悬一线
虽然南水北调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夏军表示：“南水北调只是为了缓解华北缺水问题，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本地来水的一个措施，就像一个人挑担子挑不动了，需要他人来分担过高的负载。跨流域调水本身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不能把它作为解决华北水资源危机的主要手段。中国北方一定要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真正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论存在什么风险，首先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才是根本。”
另外，夏军还不无忧虑地表示：“比水量不安全更残酷的是水质不安全。”据统计，近年来海河流域的废水污水排放量每年高达60～108吨，流域内每年还引用污水进行灌溉，对浅层地下水、土壤和农作物均造成了污染。华北承载着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重任，要想粮食增产，减少水污染是重中之重。“所以说，华北水资源问题的核心在于水质安全。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比石油能源还重要，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夏军强调：“如果不注意减少水污染，就算调入再多的水，也是徒劳。”
2008年11月3日星期一
西方国家的“清洁发展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碳”灾害
来源：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 作者：格兰妮·莱德（Grainne Ryder）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拿大的联邦政府推出一项所谓 “清洁发展机制” ——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的计划，该计划是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内制定的，即富国的公司比如加拿大的公司可以从贫穷国家的公司购买到碳的信用分，换句话说，即购买“污染的权利”，作为交换，穷国的公司则要承诺放弃他们自己与温室气体有关的生产活动。
这项计划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开发机构的支持，如果大规模实施，是否会减少富裕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尚存疑问，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它会损害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并影响贫穷国家无数农民、 渔民和原住民的生计。
过去四十多年以来，西方开发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各国的国际援助机构如加拿大的国际开发署，一直热衷于在发展中国家修建大型水坝、铲除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以及其发展其它各种工业项目，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离开乡村的土地，并不断扩大对城市社区的污染。
当上述国家民众的反对愈演愈烈，以致酿成骚乱和绝食活动，同时西方的民意也对这些造成极大破坏的工程越来越表示不满之后，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开发机构才被迫退让。其结果是，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数以百计的工程如水电大坝、 雨林公路以及工业种植园因此而相继取消。
今天，或者通过京都条约，或者通过所谓清洁发展机制（CDM），上述国际开发机构又重新武装并试图卷土重来。这回他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即推出所谓的节碳工程（carbon-saving projects）——这些工程项目不仅合乎节碳的条件，而且它们碳的信用分可以在全球碳市场出售。
为了合乎清洁发展机制（CDM ）的条件，这些工程项目必须很大 ——因为联合国偏爱大的工程，预期它们每年足以减少数百万吨的温室气体。在这种情形下，小的业主就会被大型私人或公营公司所吞并，不然它们也会被强制出卖。以CDM的林业项目为例，至少一千公顷面积的土地需重新“组装”（assemble）之后，才能取得上述效益。在土地所有权比较分散、存在大量小业主或小地主的国家，只有将数百个家庭“组装”成大型种植园才成。
在较富裕国家，小者如哥斯达黎加，平均每个家庭拥有约 50 公顷的土地。为了创建一个 CDM 项目，需要将至少20 农场组装起来。不仅如此，这些组装起来的土地必须不间断地种植作物才有可能达到联合国的目标。哥斯达黎加的总面积区区五百万公顷，但每年也要求至少组装一万五千公顷，才足以满足粮农组织的目标。类似计划已经引起本地社区领导人及环保人士的不满，他们正准备组织一系列的反征地活动。
迄今为止，大部分CDM 工程项目位于印度，目前至少有 350 个CDM工程在运作，包括大型水电工程和核电厂。但印度迄今为止的记录并不让人乐观。比如拥有世界上最大海绵铁的金达尔钢铁和电力公司（Jindal Steel and Power），至少有4个CDM 项目在运行。尽管受惠于碳信用分在国际市场的出售，但该公司因提供伪造的文件让项目获得批准而引发争议。附近32 个社区因受到空气及水质污染已经抗议好多年了。
同样，村民的抗议活动几乎涉及到所有印度 CDM项目的受益者，包括Nalwa 海绵铁公司、 MSP 钢铁企业、 Shivshakti 的工厂以及Anjani 钢铁公司，原因十分简单：这些公司或工厂污染了农民的庄稼地。在 2005年，忍无可忍的村民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阻塞一条国道来抗议蒙内特钢铁联合企业（Monnet Steel Industries）试图强征一百二十公顷土地的计划。印度也爆发过抗议Ind Agro Synergy公司的征地计划，而这家公司堂而皇之地拥有联合国批准的CDM 项目。实际上，抗议 CDM 项目的活动发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比如在泰国，抗议者迫使一家生物发电厂搁置；而在西孟加拉，村民们组织起来反对一家污染问题严重纺织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设计CDM项目的初衷是为了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碳信用分的交换中受惠，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从经济上来看，CDM项目是否达到了减少温室气体的目标。
在哥斯达黎加的个案中，由粮农组织和中美洲森林与气候变化研究组所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没有足够证据来说明自九十年代创立种植园以来，究竟碳储存是增加了抑或是减少了。
在厄瓜多尔的安地斯山地区，由一家荷兰电力公司建立的面积达八千公顷种植园所吸收的碳比预期少得多。有分析说，因为很容易突发火灾，导致二氧化碳气体释放到大气层中，故有人估计其净碳平衡为负数。换句话说，如此面积广大的种植园没有如期吸收碳元素，反而增加了大气层中的碳。至于其它 CDM 项目，早就引起当地社区的不满，他们抱怨本地环境受到损坏，而早前承诺的好处，比如收入丰厚的就业机会，几乎从来没有兑现过。
在某些情况下，CDM 项目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本地居民的激烈反对。比如在乌干达的个案中，贝尼特原住民（Benet）的林地被强行征收并组装成种植园之后，他们不仅被弄得无家可归，而且处于忍饥挨饿的困境。贝尼特原住民于是将政府告上法庭。在官司中，原住民不仅赢得返回他们祖居土地的权利，而且得到继续耕种的权利。但那里的冲突迄今仍然没有结束。
恐怕CDM 项目最明显不过的受惠者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海外开发机构，另一方面则是懂得CDM系统游戏规则的公司。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从印度SRF公司披露出来的问题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该公司也属于CDM 项目，其主要产品是冷冻气体。该公司花了区区三百万美元来承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它从CDM 项目获得的资助令其公司业务大力扩展，可是其排出的另一种气体却比二氧化碳所造成的损害高出一百倍；SRF公司现时赚取的年利润高达6.7亿美元，主要由英国壳牌和巴克利（Barclays）公司支付费用。
随时间推移，更多的、更惊人的案例将会不断出现。毫无疑问的是，在未来时期，数十亿上百亿的资金将合法地投入到CDM 计划之中，但这些东西在第三世界却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损害了当地环境，也对居民的生存带来不利影响。
相关连接：
1）www.carbonfinance.org World Bank
2）http://www.carbonpositive.net Carbon Positive (UK)
3) http://www.development-today.com Development Today (Norway)
4) http://www.cseindia.org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India)
5)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Booklets/GreenhouseGas/greenhousegas.pdf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Nuclear Power for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Austria, November 2000.
6) http://www.pointcarbon.com PointCarbon, “UK television repor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CDM in India,” February 8, 2007.
7) http://www.timesonline.co.uk The Times, “Indians Make Cool 300 Million in Carbon Farce,” April 22, 2007.
8) www.carbonfinance.org/docs/StateoftheCarbonMarket2006.pdf World Bank,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6: A Focus on Africa
更多背景资料：
http://www.atimes.com Asia Times Online, Japan’s CDM Rush to BRIC Countries,” March 30, 2007.
http://cdm.unfccc.int/index.html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http://www.cdmafrica.org/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frica
http://www.ahk.org.br/cdmbrazil/index.asp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Brazil
http://cdm.ccchina.gov.cn/english/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hina
http://www.cdmindia.co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do German Energy Program
（作者为加拿大环保组织“探索国际”的政策研究员；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拿大的联邦政府推出一项所谓 “清洁发展机制” ——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的计划，该计划是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内制定的，即富国的公司比如加拿大的公司可以从贫穷国家的公司购买到碳的信用分，换句话说，即购买“污染的权利”，作为交换，穷国的公司则要承诺放弃他们自己与温室气体有关的生产活动。
这项计划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开发机构的支持，如果大规模实施，是否会减少富裕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尚存疑问，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它会损害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并影响贫穷国家无数农民、 渔民和原住民的生计。
过去四十多年以来，西方开发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各国的国际援助机构如加拿大的国际开发署，一直热衷于在发展中国家修建大型水坝、铲除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以及其发展其它各种工业项目，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离开乡村的土地，并不断扩大对城市社区的污染。
当上述国家民众的反对愈演愈烈，以致酿成骚乱和绝食活动，同时西方的民意也对这些造成极大破坏的工程越来越表示不满之后，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开发机构才被迫退让。其结果是，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数以百计的工程如水电大坝、 雨林公路以及工业种植园因此而相继取消。
今天，或者通过京都条约，或者通过所谓清洁发展机制（CDM），上述国际开发机构又重新武装并试图卷土重来。这回他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即推出所谓的节碳工程（carbon-saving projects）——这些工程项目不仅合乎节碳的条件，而且它们碳的信用分可以在全球碳市场出售。
为了合乎清洁发展机制（CDM ）的条件，这些工程项目必须很大 ——因为联合国偏爱大的工程，预期它们每年足以减少数百万吨的温室气体。在这种情形下，小的业主就会被大型私人或公营公司所吞并，不然它们也会被强制出卖。以CDM的林业项目为例，至少一千公顷面积的土地需重新“组装”（assemble）之后，才能取得上述效益。在土地所有权比较分散、存在大量小业主或小地主的国家，只有将数百个家庭“组装”成大型种植园才成。
在较富裕国家，小者如哥斯达黎加，平均每个家庭拥有约 50 公顷的土地。为了创建一个 CDM 项目，需要将至少20 农场组装起来。不仅如此，这些组装起来的土地必须不间断地种植作物才有可能达到联合国的目标。哥斯达黎加的总面积区区五百万公顷，但每年也要求至少组装一万五千公顷，才足以满足粮农组织的目标。类似计划已经引起本地社区领导人及环保人士的不满，他们正准备组织一系列的反征地活动。
迄今为止，大部分CDM 工程项目位于印度，目前至少有 350 个CDM工程在运作，包括大型水电工程和核电厂。但印度迄今为止的记录并不让人乐观。比如拥有世界上最大海绵铁的金达尔钢铁和电力公司（Jindal Steel and Power），至少有4个CDM 项目在运行。尽管受惠于碳信用分在国际市场的出售，但该公司因提供伪造的文件让项目获得批准而引发争议。附近32 个社区因受到空气及水质污染已经抗议好多年了。
同样，村民的抗议活动几乎涉及到所有印度 CDM项目的受益者，包括Nalwa 海绵铁公司、 MSP 钢铁企业、 Shivshakti 的工厂以及Anjani 钢铁公司，原因十分简单：这些公司或工厂污染了农民的庄稼地。在 2005年，忍无可忍的村民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阻塞一条国道来抗议蒙内特钢铁联合企业（Monnet Steel Industries）试图强征一百二十公顷土地的计划。印度也爆发过抗议Ind Agro Synergy公司的征地计划，而这家公司堂而皇之地拥有联合国批准的CDM 项目。实际上，抗议 CDM 项目的活动发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比如在泰国，抗议者迫使一家生物发电厂搁置；而在西孟加拉，村民们组织起来反对一家污染问题严重纺织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设计CDM项目的初衷是为了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碳信用分的交换中受惠，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从经济上来看，CDM项目是否达到了减少温室气体的目标。
在哥斯达黎加的个案中，由粮农组织和中美洲森林与气候变化研究组所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没有足够证据来说明自九十年代创立种植园以来，究竟碳储存是增加了抑或是减少了。
在厄瓜多尔的安地斯山地区，由一家荷兰电力公司建立的面积达八千公顷种植园所吸收的碳比预期少得多。有分析说，因为很容易突发火灾，导致二氧化碳气体释放到大气层中，故有人估计其净碳平衡为负数。换句话说，如此面积广大的种植园没有如期吸收碳元素，反而增加了大气层中的碳。至于其它 CDM 项目，早就引起当地社区的不满，他们抱怨本地环境受到损坏，而早前承诺的好处，比如收入丰厚的就业机会，几乎从来没有兑现过。
在某些情况下，CDM 项目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本地居民的激烈反对。比如在乌干达的个案中，贝尼特原住民（Benet）的林地被强行征收并组装成种植园之后，他们不仅被弄得无家可归，而且处于忍饥挨饿的困境。贝尼特原住民于是将政府告上法庭。在官司中，原住民不仅赢得返回他们祖居土地的权利，而且得到继续耕种的权利。但那里的冲突迄今仍然没有结束。
恐怕CDM 项目最明显不过的受惠者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海外开发机构，另一方面则是懂得CDM系统游戏规则的公司。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从印度SRF公司披露出来的问题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该公司也属于CDM 项目，其主要产品是冷冻气体。该公司花了区区三百万美元来承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它从CDM 项目获得的资助令其公司业务大力扩展，可是其排出的另一种气体却比二氧化碳所造成的损害高出一百倍；SRF公司现时赚取的年利润高达6.7亿美元，主要由英国壳牌和巴克利（Barclays）公司支付费用。
随时间推移，更多的、更惊人的案例将会不断出现。毫无疑问的是，在未来时期，数十亿上百亿的资金将合法地投入到CDM 计划之中，但这些东西在第三世界却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不仅损害了当地环境，也对居民的生存带来不利影响。
相关连接：
1）www.carbonfinance.org World Bank
2）http://www.carbonpositive.net Carbon Positive (UK)
3) http://www.development-today.com Development Today (Norway)
4) http://www.cseindia.org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India)
5)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Booklets/GreenhouseGas/greenhousegas.pdf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Nuclear Power for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Austria, November 2000.
6) http://www.pointcarbon.com PointCarbon, “UK television repor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CDM in India,” February 8, 2007.
7) http://www.timesonline.co.uk The Times, “Indians Make Cool 300 Million in Carbon Farce,” April 22, 2007.
8) www.carbonfinance.org/docs/StateoftheCarbonMarket2006.pdf World Bank,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6: A Focus on Africa
更多背景资料：
http://www.atimes.com Asia Times Online, Japan’s CDM Rush to BRIC Countries,” March 30, 2007.
http://cdm.unfccc.int/index.html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http://www.cdmafrica.org/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frica
http://www.ahk.org.br/cdmbrazil/index.asp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Brazil
http://cdm.ccchina.gov.cn/english/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hina
http://www.cdmindia.co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do German Energy Program
（作者为加拿大环保组织“探索国际”的政策研究员；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2008年10月18日星期六
没有河流的故乡
记者：孙纯霞 来源： 新京报
从三江源十年变迁看中国江河的保护困境
有外国朋友说，在你们的怒江两岸还有文化、还有民族，在我们美国，我们的江全都开发了，却没有留下当时开发以前的文化，你们现在真的应该珍惜。
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这个调查是从去年的春天开始的，因为我在2006年的冬天曾经到中国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去，叫木格措，也就是康定情歌的所在地，当时我采访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那个地方很漂亮，我问他，你小的时候这个地方和现在有什么变化吗？他说我小的时候什么样现在也什么样。当时我们有 12个记者，12个记者跟这位老人的回答截然不同。
现在我做的小小的调查是，在座的各位，小的时候家乡的河和现在一样的请举手（两个），小时候的河和现在不一样的、脏了的，请举手（很多），这就是我今天讲江河的原因。从去年到现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每一次调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曾经被人问到，你这么关注环境，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自己在北京生，在北京长，50多年了，我希望北京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够恢复到我小时候的清水、蓝天、白云。今天北京又没有单双号限行了，有人问，没有单双号之分的北京还有蓝天吗？这不仅是领导说了算，其实和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密切相关。我们自己打肥皂的时候水龙头是关着的吗？我们用电的时候想到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而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了吗？
接下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因为我十年来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江河，这十年来江河到底有哪些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开始下面的照片旅行。
长江：江源冰川迅速融化
沱沱河是长江正源，1998年我在沱沱河拍到沱沱河大桥，我去的时候是一江大水，今年7月份我去的时候，在我拍一江大水的地方，现在黄沙已经覆盖了河床。
1998年的三江源地区
有人说，全世界的水价将在十年内和油价持平，现在全世界有40%的人口是居住在250条河流的源头附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住在河源的人们和下游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很多国际上的事件。在未来水更加短缺的情况下，我们将会面临什么？这是从国际上、从整个地球村的角度讲，从我们中国自己的角度讲，全球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是，现在黄河的水只是40年前的10%，我们很多的冰川现在正在大面积地融化，这是全球气候对我们的影响。
2008年的三江源地区
在2007年联合国有关气象的一次大会上，90%的人开始承认，全球气候变化是因为人为的、过度的使用资源而产生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困扰我们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些水资源的污染。2007年夏天，潘岳撰文写道，被中国先民列为四大母亲河的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几乎所有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9个大湖，7个的水质已是五类以下”。
1998年的沱沱河大桥，水域广阔。
今天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冰川融化。江源现在有冰川627条，它的水系占整个长江的47.1%，占流域的面积是61.6%，长江的补水有25% 都来自冰川。人民网上今年给我们介绍，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从1990年到2004年，增温率为每10年1.1摄氏度。冰川直接受气温的影响，这些气温的升高意味着冰川融化的可能性，近40年来我国冰川面积已经缩小了3790平方公里，预计到2050年还可能再减少27.2％。
2008年的沱沱河大桥，沙丘遍地。
我是1998年和中国第一支女子漂流队进入到长江源，跟三年前相比，在同一个地方，都是9月份，我拍到的有非常大的区别。去年春节一位叫杨勇的地质学家再次走到长江源回来后，他告诉我，曾拍到的这个像冰川博物馆的冰川已经完全消失了。本来江源应该是高原草甸，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长征时，这样的草地过得很艰难。其实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湿地里走，哪怕是有一点点草皮踩上去都不会陷下去，1998年我去的时候像这样的草甸已经很少了，沙漠很多。晚上我们露营野炊的时候，给我们驮行李的牦牛只有靠啃地皮来充饥。
黄河：干旱也是一种灾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自古以来也被人们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河源间的星宿海是黄河流经两山夹峙间的开阔川地，没有波浪、没有涛声，是人迹罕至的草滩上的水泡子，娴静如处子，大小不一，星罗棋布，一到晚上月光泄地，星光闪烁之下，这草滩上的水泡子也恍着群星，星宿海由此得名。然而我去年去的时候发现，星宿海正在消失，已经被荒漠越来越多地覆盖。
玛多县是万里黄河流经的第一县，是黄河源头地区一个纯牧业县。素以拥有４０７７个大小湖泊而有“千湖之县”的美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县牧民的年人均收入曾连续3年高居全国首位。如今，全县牲畜仅有２５万多头（只），人均收入仅１６８８.１６元。玛多县副县长牛龙蛟说，１９７５年他刚来玛多工作的时候，湖泊随处可见。过去，每年县上的重要工作是抗雪灾保畜，现在看来干旱也是一种灾难，一种比雪灾更严重的灾难。
40多年来，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总体上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其中黄河源区升幅最大，上升的速率可达每10年0.42℃。长江源沱沱河镇居民对气候变暖也感觉明显，根据沱沱河气象站的资料，2001年7月，当地的平均气温为9.1℃，而到2006年7月，平均气温则升高到 10.3℃。天气热了起来，人们惊奇地发现，镇上的姑娘竟然穿起了裙子，此前这一直被认为是夏季平原才有的风景。
江源已经开始沙化：澜沧江
澜沧江是一条国际河流，流出国境称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在越南南部入南海。澜沧江现在还是非常原始的，它的源头在哪儿现在还有争论。我们听说过马可·波罗的游记，他当年在元朝当了17年官，曾经17次去澜沧江，他试图找到澜沧江的源头，但是都没有找到。我们熟悉的徐霞客写过《江源考》，里面有长江、黄河，就是没有澜沧江，他追求的是要有确凿的数据才可以写。
在1999年6月份，中科院的科学家确认了青海省的扎多县是澜沧江的源头，但是当我们看到澜沧江的源头的时候，发现在它的江源已经开始沙化。今年4月份，我在离大理不到1小时的地方拍到的澜沧江，已经没有水了。
再说汉江，汉江发源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于湖北武汉注入长江。我们北京人马上就要享受到的南水北调运来的水就是从汉江来的。前两年襄樊的宣传部长叫我们一定把水位下降的照片（见上图）放给北京的市民看看，现在襄樊的水位也在下降。这个宣传部长告诉我，你把这个照片放给北京市民看的时候，能不能告诉他们，当你们将来打开水龙头的时候能否手下留情。
还有渭河，渭河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渭河流域一直是我们中国粮食的重要产地之一。在渭源县，我上世纪90年代去那儿采访的时候是一江大水，但是现在河床里已经是芳草萋萋。我问当地的县长渭河为什么会成这样，他说这是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可是我采访当地一个老人，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以前三个人可以抱住的树都已经被砍了。
我们现在说要开发西部，西部是什么？中华民族的母亲在西部，西部是江河源，是水土源、民族源、文化源。
挖沙：人为干扰自然现象严重
目前，人为干扰自然的现象非常严重。在江源挖沙，是违法的，因为挖沙是要经过国家的资质认证的，但问当地人为什么挖沙，他们说，你们都住了高楼大厦，我们也要住房子。
现在我们北京有32个高尔夫球场，其中有6个建在永定河的河床上面。2006年10月28日，当时北京已经有4个月没有下过雨和雪，可是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有人用水在浇地，他说是在浇高尔夫球场的草皮，冬天也要浇，我们说这些水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100米以下打井水来浇灌的。为了娱乐，真的需要从 100米以下打水来浇灌吗？
挖沙也好，人为干扰也好，1998年的大水后，我们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定不许砍伐天然林，但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也留下了印迹。香格里拉，那里是世外桃源，曾经在十八九世纪的时候，一些西方的植物学家把高山杜鹃带到他们国内，培育得非常好。可是在这里高山杜鹃却被砍伐，导致土质结构松软，泥石流频频发生。
我碰到一个砍柴人，他说早上七点就出家门了，天黑了才能回家，要翻两座大山，他背的是高山杜鹃，他们吃土豆要烤，没有烧的东西，所以只好去砍杜鹃。
我真的很想问，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怎么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什么是幸福？
污染：河流湖泊被生活用水污染
我在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拍到一个树牌，我在国外经常看到这样的牌子，写的是“这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可是我拍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发现，上面写的是“它是什么科、什么属、什么木，木材坚硬细致，可做火车厢、家具和建筑材料”。
森林到哪儿去了？２０世纪初，四川森林覆盖率在４０%－５０％间，直至１９５３年还有３４％左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仍有２５％。１９５８年后掠夺式的砍伐，致使６０年代四川森林覆盖率曾下降到９％。虽经近年来的努力，四川森林覆盖率已上升到１３．３％，但这一覆盖率包含了大量的次生林、幼林和灌丛，天然原始林只有在边远地区的河谷或山顶上才少量残存。
有人说现在又种了很多树，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人为种的这些树和大自然里自我恢复、自我生长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去机场，到北京机场的高速路旁边的小树林，你们看看它们的地下什么都没有，科学家管它们叫“绿色荒漠”。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一块草坪，一块绿地，一片森林，它是一个立体发展的。在青藏高原生态已经很脆弱的地方，科学家告诉我们，即使那样的地方，一平方米也有几十种上百种的生物。我们只知道种下一棵松树、杨树就觉得是绿化了，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生物多样性，这是我们江河需要的，气候需要的。
还有江河湖泊的污染。据《中国信息报》报道，中国仅一年的生活污水就有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2006年各类新闻媒体就报道了包括太湖、滇池、巢湖、莫愁湖等各大河流湖泊已被生活用水所污染。
怎么办：留住仅有的两条江
刚才说了很多的问题，怎么办？
其实我们这两年更关注的是水电站的问题。我们中国现在的大江大河只有两条没有被截断，没有水电站。2003年10月25日，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NGO代表发起了“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河———怒江”的签名活动。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联合签名。这份签名被媒体广泛转载。
我们为什么强烈地呼吁要留住我们最后的自然流淌的仅有的两条江，一个是怒江，一个是雅鲁藏布江？是因为，我们难道就不给后人留下一些没有开发的大自然的江？
我们拍到，黄河上的三门峡水电站建成以后，后面的宝鸡峡在雨季都没有水；我在陕西的华县拍到，渭河上有个桥上桥，下面的桥已经快埋在泥沙里了，这就是大坝建成以后，水流过去了，沙子就被拦在了另一边。这个地方的河成了悬河，稍微有一点水就会泛滥，就会溢出来。溢上来以后，桥也会被淹没，于是人们在桥上继续架桥。
很多人说我们是反坝派，其实我们不是简单的反坝，第一，我们呼吁的是公众参与，所有利益相关群体应该受到利益的保护；第二，我们建坝不应该建在地震断裂带上，应该同样关注两岸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
我们现在说要开发西部，西部是什么？中华民族的母亲在西部，西部是江河源，是水土源、民族源、文化源。我们中华文化的很多底蕴都在西部，所以有人说中华民族的母亲在西部。我在怒江采访的时候，一个傈僳族的小伙子告诉我，我们搬迁以后，我们祖先留传至今的文化习俗就会消失，难道以后只有填表的时候填傈僳族，才能证明我们是傈僳族吗？
有外国朋友说，在你们的怒江两岸还有文化、还有民族，在我们美国，我们的江全都开发了，却没有留下当时开发以前的文化，你们现在真的应该珍惜。
让我们一起为大自然的本色做点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吧。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汪永晨提供
从三江源十年变迁看中国江河的保护困境
有外国朋友说，在你们的怒江两岸还有文化、还有民族，在我们美国，我们的江全都开发了，却没有留下当时开发以前的文化，你们现在真的应该珍惜。
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这个调查是从去年的春天开始的，因为我在2006年的冬天曾经到中国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去，叫木格措，也就是康定情歌的所在地，当时我采访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那个地方很漂亮，我问他，你小的时候这个地方和现在有什么变化吗？他说我小的时候什么样现在也什么样。当时我们有 12个记者，12个记者跟这位老人的回答截然不同。
现在我做的小小的调查是，在座的各位，小的时候家乡的河和现在一样的请举手（两个），小时候的河和现在不一样的、脏了的，请举手（很多），这就是我今天讲江河的原因。从去年到现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每一次调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曾经被人问到，你这么关注环境，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自己在北京生，在北京长，50多年了，我希望北京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够恢复到我小时候的清水、蓝天、白云。今天北京又没有单双号限行了，有人问，没有单双号之分的北京还有蓝天吗？这不仅是领导说了算，其实和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密切相关。我们自己打肥皂的时候水龙头是关着的吗？我们用电的时候想到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而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了吗？
接下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因为我十年来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江河，这十年来江河到底有哪些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开始下面的照片旅行。
长江：江源冰川迅速融化
沱沱河是长江正源，1998年我在沱沱河拍到沱沱河大桥，我去的时候是一江大水，今年7月份我去的时候，在我拍一江大水的地方，现在黄沙已经覆盖了河床。
1998年的三江源地区
有人说，全世界的水价将在十年内和油价持平，现在全世界有40%的人口是居住在250条河流的源头附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住在河源的人们和下游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很多国际上的事件。在未来水更加短缺的情况下，我们将会面临什么？这是从国际上、从整个地球村的角度讲，从我们中国自己的角度讲，全球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是，现在黄河的水只是40年前的10%，我们很多的冰川现在正在大面积地融化，这是全球气候对我们的影响。
2008年的三江源地区
在2007年联合国有关气象的一次大会上，90%的人开始承认，全球气候变化是因为人为的、过度的使用资源而产生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困扰我们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些水资源的污染。2007年夏天，潘岳撰文写道，被中国先民列为四大母亲河的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几乎所有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9个大湖，7个的水质已是五类以下”。
1998年的沱沱河大桥，水域广阔。
今天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冰川融化。江源现在有冰川627条，它的水系占整个长江的47.1%，占流域的面积是61.6%，长江的补水有25% 都来自冰川。人民网上今年给我们介绍，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从1990年到2004年，增温率为每10年1.1摄氏度。冰川直接受气温的影响，这些气温的升高意味着冰川融化的可能性，近40年来我国冰川面积已经缩小了3790平方公里，预计到2050年还可能再减少27.2％。
2008年的沱沱河大桥，沙丘遍地。
我是1998年和中国第一支女子漂流队进入到长江源，跟三年前相比，在同一个地方，都是9月份，我拍到的有非常大的区别。去年春节一位叫杨勇的地质学家再次走到长江源回来后，他告诉我，曾拍到的这个像冰川博物馆的冰川已经完全消失了。本来江源应该是高原草甸，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长征时，这样的草地过得很艰难。其实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湿地里走，哪怕是有一点点草皮踩上去都不会陷下去，1998年我去的时候像这样的草甸已经很少了，沙漠很多。晚上我们露营野炊的时候，给我们驮行李的牦牛只有靠啃地皮来充饥。
黄河：干旱也是一种灾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自古以来也被人们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河源间的星宿海是黄河流经两山夹峙间的开阔川地，没有波浪、没有涛声，是人迹罕至的草滩上的水泡子，娴静如处子，大小不一，星罗棋布，一到晚上月光泄地，星光闪烁之下，这草滩上的水泡子也恍着群星，星宿海由此得名。然而我去年去的时候发现，星宿海正在消失，已经被荒漠越来越多地覆盖。
玛多县是万里黄河流经的第一县，是黄河源头地区一个纯牧业县。素以拥有４０７７个大小湖泊而有“千湖之县”的美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县牧民的年人均收入曾连续3年高居全国首位。如今，全县牲畜仅有２５万多头（只），人均收入仅１６８８.１６元。玛多县副县长牛龙蛟说，１９７５年他刚来玛多工作的时候，湖泊随处可见。过去，每年县上的重要工作是抗雪灾保畜，现在看来干旱也是一种灾难，一种比雪灾更严重的灾难。
40多年来，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总体上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其中黄河源区升幅最大，上升的速率可达每10年0.42℃。长江源沱沱河镇居民对气候变暖也感觉明显，根据沱沱河气象站的资料，2001年7月，当地的平均气温为9.1℃，而到2006年7月，平均气温则升高到 10.3℃。天气热了起来，人们惊奇地发现，镇上的姑娘竟然穿起了裙子，此前这一直被认为是夏季平原才有的风景。
江源已经开始沙化：澜沧江
澜沧江是一条国际河流，流出国境称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在越南南部入南海。澜沧江现在还是非常原始的，它的源头在哪儿现在还有争论。我们听说过马可·波罗的游记，他当年在元朝当了17年官，曾经17次去澜沧江，他试图找到澜沧江的源头，但是都没有找到。我们熟悉的徐霞客写过《江源考》，里面有长江、黄河，就是没有澜沧江，他追求的是要有确凿的数据才可以写。
在1999年6月份，中科院的科学家确认了青海省的扎多县是澜沧江的源头，但是当我们看到澜沧江的源头的时候，发现在它的江源已经开始沙化。今年4月份，我在离大理不到1小时的地方拍到的澜沧江，已经没有水了。
再说汉江，汉江发源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于湖北武汉注入长江。我们北京人马上就要享受到的南水北调运来的水就是从汉江来的。前两年襄樊的宣传部长叫我们一定把水位下降的照片（见上图）放给北京的市民看看，现在襄樊的水位也在下降。这个宣传部长告诉我，你把这个照片放给北京市民看的时候，能不能告诉他们，当你们将来打开水龙头的时候能否手下留情。
还有渭河，渭河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渭河流域一直是我们中国粮食的重要产地之一。在渭源县，我上世纪90年代去那儿采访的时候是一江大水，但是现在河床里已经是芳草萋萋。我问当地的县长渭河为什么会成这样，他说这是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可是我采访当地一个老人，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以前三个人可以抱住的树都已经被砍了。
我们现在说要开发西部，西部是什么？中华民族的母亲在西部，西部是江河源，是水土源、民族源、文化源。
挖沙：人为干扰自然现象严重
目前，人为干扰自然的现象非常严重。在江源挖沙，是违法的，因为挖沙是要经过国家的资质认证的，但问当地人为什么挖沙，他们说，你们都住了高楼大厦，我们也要住房子。
现在我们北京有32个高尔夫球场，其中有6个建在永定河的河床上面。2006年10月28日，当时北京已经有4个月没有下过雨和雪，可是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有人用水在浇地，他说是在浇高尔夫球场的草皮，冬天也要浇，我们说这些水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100米以下打井水来浇灌的。为了娱乐，真的需要从 100米以下打水来浇灌吗？
挖沙也好，人为干扰也好，1998年的大水后，我们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定不许砍伐天然林，但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也留下了印迹。香格里拉，那里是世外桃源，曾经在十八九世纪的时候，一些西方的植物学家把高山杜鹃带到他们国内，培育得非常好。可是在这里高山杜鹃却被砍伐，导致土质结构松软，泥石流频频发生。
我碰到一个砍柴人，他说早上七点就出家门了，天黑了才能回家，要翻两座大山，他背的是高山杜鹃，他们吃土豆要烤，没有烧的东西，所以只好去砍杜鹃。
我真的很想问，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怎么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什么是幸福？
污染：河流湖泊被生活用水污染
我在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拍到一个树牌，我在国外经常看到这样的牌子，写的是“这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可是我拍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发现，上面写的是“它是什么科、什么属、什么木，木材坚硬细致，可做火车厢、家具和建筑材料”。
森林到哪儿去了？２０世纪初，四川森林覆盖率在４０%－５０％间，直至１９５３年还有３４％左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仍有２５％。１９５８年后掠夺式的砍伐，致使６０年代四川森林覆盖率曾下降到９％。虽经近年来的努力，四川森林覆盖率已上升到１３．３％，但这一覆盖率包含了大量的次生林、幼林和灌丛，天然原始林只有在边远地区的河谷或山顶上才少量残存。
有人说现在又种了很多树，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人为种的这些树和大自然里自我恢复、自我生长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去机场，到北京机场的高速路旁边的小树林，你们看看它们的地下什么都没有，科学家管它们叫“绿色荒漠”。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一块草坪，一块绿地，一片森林，它是一个立体发展的。在青藏高原生态已经很脆弱的地方，科学家告诉我们，即使那样的地方，一平方米也有几十种上百种的生物。我们只知道种下一棵松树、杨树就觉得是绿化了，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生物多样性，这是我们江河需要的，气候需要的。
还有江河湖泊的污染。据《中国信息报》报道，中国仅一年的生活污水就有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2006年各类新闻媒体就报道了包括太湖、滇池、巢湖、莫愁湖等各大河流湖泊已被生活用水所污染。
怎么办：留住仅有的两条江
刚才说了很多的问题，怎么办？
其实我们这两年更关注的是水电站的问题。我们中国现在的大江大河只有两条没有被截断，没有水电站。2003年10月25日，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NGO代表发起了“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河———怒江”的签名活动。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联合签名。这份签名被媒体广泛转载。
我们为什么强烈地呼吁要留住我们最后的自然流淌的仅有的两条江，一个是怒江，一个是雅鲁藏布江？是因为，我们难道就不给后人留下一些没有开发的大自然的江？
我们拍到，黄河上的三门峡水电站建成以后，后面的宝鸡峡在雨季都没有水；我在陕西的华县拍到，渭河上有个桥上桥，下面的桥已经快埋在泥沙里了，这就是大坝建成以后，水流过去了，沙子就被拦在了另一边。这个地方的河成了悬河，稍微有一点水就会泛滥，就会溢出来。溢上来以后，桥也会被淹没，于是人们在桥上继续架桥。
很多人说我们是反坝派，其实我们不是简单的反坝，第一，我们呼吁的是公众参与，所有利益相关群体应该受到利益的保护；第二，我们建坝不应该建在地震断裂带上，应该同样关注两岸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
我们现在说要开发西部，西部是什么？中华民族的母亲在西部，西部是江河源，是水土源、民族源、文化源。我们中华文化的很多底蕴都在西部，所以有人说中华民族的母亲在西部。我在怒江采访的时候，一个傈僳族的小伙子告诉我，我们搬迁以后，我们祖先留传至今的文化习俗就会消失，难道以后只有填表的时候填傈僳族，才能证明我们是傈僳族吗？
有外国朋友说，在你们的怒江两岸还有文化、还有民族，在我们美国，我们的江全都开发了，却没有留下当时开发以前的文化，你们现在真的应该珍惜。
让我们一起为大自然的本色做点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吧。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汪永晨提供
2008年10月17日星期五
三峡工程蓄水带来系列难题渐显
作者：邓海 来源：财经网
现已暂停抬升水位，决定是否继续蓄水的各项检测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自9月28日零点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56米后，三峡水库现已暂停抬升水位，决定是否继续蓄水的各项检测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蓄水所带来的系列问题逐步显现。
按照2008年三峡库区蓄水计划安排，今年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先将水库水位从约145米的起蓄水位缓慢抬升至目前的156米，再根据实际蓄水情况，并经国务院审批后进一步提高水位。
据有关专家统计，在三峡工程蓄水达到175米之后，将形成一个长600多公里、最宽处超过2公里的大湖泊。而随着每年水位夏冬两季在145米至 175米之间的涨落，在三峡水库库岸将形成一个宽30米左右的消落带，面积在40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重庆段消落带约占整个三峡水库消落带总面积的 85%。
2006年3月，重庆市发改委组织专家评审通过了《三峡水库重庆消落区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报告，该报告总结称，水位抬升后，三峡库区消落带将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威胁，包括珍稀、特有生物的濒危与消亡；景观类似荒漠化；水库水质污染及支流河口区水体富营养化；库岸地质灾害加剧和库岸失稳再造；库岸城乡居民与移民生存环境和景区旅游环境恶化；容易引发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
对于三峡水库在大幅抬升水位后可能引起的问题，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整个三峡重庆库区尚未出现因蓄水引发的地质灾害。但他同时也指出，库区自然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引发寄生虫疫病的流行；而在水位上升期，三峡库区水流速度也将因此而有所减缓，导致河沙淤积，水自净能力降低，两岸污染浓度加大。
目前，重庆已在三峡库区全面开展预防性监测，将对库区出血热、乙脑等自然疫源性疾病，霍乱、肝炎等传染病，吸血虫病以及居民饮用水进行监控；对小孩等高危人群进行疫苗接种；在库区淹没线以下进行灭鼠活动，并制定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鼠疫监测预案。
消落带的局部低洼地方，因排水不净，还可能形成零星的小面积死水塘。特别是三峡水库冬、夏两季年年蓄退水位，上年沉淀在消落带内的污染物易滋生蚊蝇，而等到第二年水位抬升时，则将影响到水库水质，如此循环往复，对环境的破坏自然是不言而喻。
周波告诉《财经》记者，截至2008年9月底，重庆已投入2.4亿元，用于消落带的综合整治和相关工程的前期工作。目前开县前置坝和奉节胡家坝的消落带整治项目已经开工，耐淹植物研究及试种已经开始，涪陵坪西坝孤岛，巴南桃花岛整治项目已经纳入国务院的试点示范项目，万州城区、武隆县等地消落带的保护工程已通过了市级审核验收。
周波表示，接下来，重庆将组织卫生、环保、地质等部门，针对不同地区的消落带的特点，展开公共卫生方面的对应性策略研究，对三峡库区及其消落带的环境监测力度也将加强。
现已暂停抬升水位，决定是否继续蓄水的各项检测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自9月28日零点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56米后，三峡水库现已暂停抬升水位，决定是否继续蓄水的各项检测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蓄水所带来的系列问题逐步显现。
按照2008年三峡库区蓄水计划安排，今年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先将水库水位从约145米的起蓄水位缓慢抬升至目前的156米，再根据实际蓄水情况，并经国务院审批后进一步提高水位。
据有关专家统计，在三峡工程蓄水达到175米之后，将形成一个长600多公里、最宽处超过2公里的大湖泊。而随着每年水位夏冬两季在145米至 175米之间的涨落，在三峡水库库岸将形成一个宽30米左右的消落带，面积在40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重庆段消落带约占整个三峡水库消落带总面积的 85%。
2006年3月，重庆市发改委组织专家评审通过了《三峡水库重庆消落区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报告，该报告总结称，水位抬升后，三峡库区消落带将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威胁，包括珍稀、特有生物的濒危与消亡；景观类似荒漠化；水库水质污染及支流河口区水体富营养化；库岸地质灾害加剧和库岸失稳再造；库岸城乡居民与移民生存环境和景区旅游环境恶化；容易引发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
对于三峡水库在大幅抬升水位后可能引起的问题，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整个三峡重庆库区尚未出现因蓄水引发的地质灾害。但他同时也指出，库区自然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引发寄生虫疫病的流行；而在水位上升期，三峡库区水流速度也将因此而有所减缓，导致河沙淤积，水自净能力降低，两岸污染浓度加大。
目前，重庆已在三峡库区全面开展预防性监测，将对库区出血热、乙脑等自然疫源性疾病，霍乱、肝炎等传染病，吸血虫病以及居民饮用水进行监控；对小孩等高危人群进行疫苗接种；在库区淹没线以下进行灭鼠活动，并制定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鼠疫监测预案。
消落带的局部低洼地方，因排水不净，还可能形成零星的小面积死水塘。特别是三峡水库冬、夏两季年年蓄退水位，上年沉淀在消落带内的污染物易滋生蚊蝇，而等到第二年水位抬升时，则将影响到水库水质，如此循环往复，对环境的破坏自然是不言而喻。
周波告诉《财经》记者，截至2008年9月底，重庆已投入2.4亿元，用于消落带的综合整治和相关工程的前期工作。目前开县前置坝和奉节胡家坝的消落带整治项目已经开工，耐淹植物研究及试种已经开始，涪陵坪西坝孤岛，巴南桃花岛整治项目已经纳入国务院的试点示范项目，万州城区、武隆县等地消落带的保护工程已通过了市级审核验收。
周波表示，接下来，重庆将组织卫生、环保、地质等部门，针对不同地区的消落带的特点，展开公共卫生方面的对应性策略研究，对三峡库区及其消落带的环境监测力度也将加强。
2008年10月12日星期日
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前途未明的三峡大坝
作者：理查德·斯通 （Richard Stone）来源：英文《科学》杂志
（发自中国宜昌）长江，这条亚洲最长的河流，长期以来它浑浊的河水为两岸成百上千万的人民提供了丰富的鱼类，其中包括当地人尤其钟爱的鲤科鱼类。但是如今长江上的捕鱼量还不到５年前的一半。随着世界上最大的三峡大坝的完工，长江上的渔业前景更不容乐观。
长江里有四种主要的鲤科鱼类：胖头鱼，青鱼，草鱼与白鲢，当夏季丰沛的雨水造成江水上涨时，它们就开始产卵。“它们需要这种水位的变化作为刺激，” 位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生态学家刘焕章（Liu Huanzhang）说。但是从2003年开始蓄水的三峡水库形成了一座660公里长的蜿蜒曲折的大湖，微妙地改变了大坝下游水位的季节性变化。水生生物研究所最近的调查发现，大坝下游的鲤科鱼类卵及幼鱼数量锐减。“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刘说。
鲤科鱼类不是长江中惟一受到威胁的物种。水生生物研究所曾发现，渔民捕捉一切能捕捉的带鳍和鳃的东西，包括那些最小的小鱼，用来作为养殖鲶鱼或桂鱼的饵料。在产卵期，中央政府每年在长江禁渔3个月，但是因为长江的大量河段都面临渔业资源枯竭的危险，中国的资深生态学家之一、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曹文宣（Cao Wenxuan），上个月公开呼吁在整个长江实行10年的禁渔。
工业污水、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繁忙的水上交通等其他不利因素也都影响着长江中的生命，而因为今年年底将实现满负荷运行的三峡大坝极大地改变了长江中游的生态系统，将使挽救长江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三峡大坝是几项正在改造中国环境的巨型工程之一，这些工程包括最近完工的横贯西藏高原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从长江及其他南方的河流调运亿万方水到中国北方的计划（《科学》，2006年8月25日，第1034页）其中投资达250亿美元的三峡工程引发的关于经济效益与环境影响之间如何权衡的争议堪称最大。
为三峡工程辩护的主要理由是控制洪水。通过调节水流，大坝设计能阻止发生大约10年一遇的水灾。上个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长江水灾发生于1931年，据官方统计，那次水灾造成14.5万人死亡、2800万人流离失所（非官方的估计则认为死亡人数达300万或更多）。另外，三峡大坝的水电站预期能每年发电847 亿千瓦时，相当于燃烧5000万煤所能产生的电能。因为抬升了上游的水位、消除了危险的浅滩，三峡工程也因此有利于航运。因为这些及其他一些理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CTGPC）称颂三峡大坝对环境大有裨益，按照CTGPC副主任李永安（Li Yong’an）的说法，“该工程带来的生态影响利大于弊。”
但是在许多批评者眼中，三峡大坝是个可怕的大麻烦。在加重鱼类的生存困境的同时，大坝使这一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生境碎片化，并且侵蚀着长江三角洲中有人居住的岛屿。三峡大坝内聚积的393亿方水，其重量作用于地震断层，使得坡体更加不稳定，增加滑坡易发地区的灾害风险。不断增高的水位已经迫使上百万人迁移，淹没了他们全部的家园，去年秋天官方又披露，在库区生活的1600万人口中可能还将有400万人将来被迫迁走。
在中国，有关大坝黑暗面的公共辩论是被压制的，但是对于科学家而言，三峡工程引发的种种效应倒是大有可为的研究对象。中国政府已批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以对长江及三峡库区进行监控，涉及的地区范围达5.8万平方公里，比瑞士的国土面积还要大。“我们正在研究地形的变化，”吴炳方（Wu Bingfang）说，他们的研究小组正在北京的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利用卫星图像跟踪研究三峡大坝如何影响周边环境。他们也打算估算那些在库区被淹没的植被在腐烂过程中将释放出多少甲烷及其他温室气体。
“现在大坝已成事实，我希望我们能管理好它，”国务院顾问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Niu Wenyuan）说。在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运作的一个网站上（www.tgenviron.org）贴出了大量有关长江脆弱的生态条件的数据，人们期望利用这些数据来指导未来为期12年的一项监测及补救项目。
“所有人都应该从这项工程实践中学到一些教训，”陈济权（Chen Jiquan）说。作为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风景生态学家，2000年陈曾经带领来自保护生物学协会的12人代表团到中国评估三峡工程。他们向中国的许多机构及联合国都提出了建议，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很可悲，”陈说。
中国科学家认为他们对外界的看法是保持开放的，并坚定地直面这一庞大工程遗留的复杂问题。“研究者想要说出真相，”吴（Wu Bingfang）说。
渐渐衰弱的动脉
1930年代，工程师们就把横跨湖北与四川的得天独厚的三峡地区视为令所有其他地方相形见绌的理想的建坝地点，提出了驯服长江周期性洪水的初步设想，但是直到1980年代初期，当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更加急切时，这一计划才开始被人更多地讨论。“他们认为三峡大坝将解决很多问题，”陈说。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水利工程师，大力推动三峡工程的上马。198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经过8年的评估，权衡利弊之后他们对工程表示了赞成。2003年，工程建设开始，许多科学家为此感到沮丧。“我觉得其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再等20年或30年。”牛说。
2006年5月，约26000名工人建成了横亘于长江中的一道长城：185米高、2.3公里长的混凝土屏障。此前3年水库就已开始蓄水，水位从原来的62米上升到现在的156米。在12月之前，所有26台水电涡轮机中的最后5台可望安装完毕。
船只若要到达上游，就需要通过大坝北端像阶梯一般叠加的五级船闸，这些船闸能将船只提升100多米。而对于洄游鱼类，则没有任何机会（通过大坝）。“关于是否建造一条鱼类通道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刘说。他说，最后，当局放弃了这一设想，因为洄游鱼类无法通过下游仅仅38公里处的横跨长江的葛洲坝大坝，对于长江中的主要洄游物种——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建造一条足够大的供它们使用的通道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研究显示，中华鲟可能依然能在长江中继续生存下去。这一古老物种生命中的许多时间呆在海洋中，但需要溯江而上洄游产卵。它们原来的产卵区域位于三峡上游数百公里，自从1981年葛洲坝大坝建成以来它们就再也不能到达原来的产卵区了，但人们观察到中华鲟改在葛洲坝下游产卵，在中国也已经禁捕中华鲟。
刘说，虽然过去20年来，人们往长江中放入了大量实验室孵化的鱼苗，但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带被捕捉到的年轻鲟鱼多数是野生的，这说明中华鲟的野生种群适应得相当好。在过去3年中，位于荆州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往三峡水库中投入鲟鱼以观察这种鱼能否只在淡水中活好。该研究所的危起伟（Wei Qiwei）说，初步的结果令人气馁，因为当河流变缓、泥沙开始沉积，水库中的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变化，“水库中的湖水现在不适合海底鱼类生存，”他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他研究者指出，环境的剧变也威胁到其他40种当地的鱼类，“那些不能适应水库环境的物种将渐渐消失。”刘说。
长江水文条件的微妙变化已产生一些无法预料的后果。“这些变化从几方面威胁着鲤科鱼类的生存。”位于布莱克斯堡的弗吉尼亚工学院与州立大学的水产研究人员布里恩·莫菲说。在四月和五月，三峡大坝的控制者将水库中的水放出去以便为夏天的季风雨潮汛留下空间。莫菲说，这种适度的水流的增加会刺激成年鲤科鱼类离开漫滩上的湖水，在它们储存了足够的能量及卵成熟之前，就开始匆忙产卵。当这些卵在长江中遭遇温度较低的水流，卵的成熟又会进一步受到阻碍，孵化率会减少，鱼苗的发育也会受妨碍。莫菲说，在秋天，大坝的运作将减少江中的流水，因此刺激鲤科鱼类比正常情况下更早地回到漫滩，又会减少它们储存积累能量的机会。在大坝下游350公里的监利江段的取样监测显示，江流中的鱼卵和鱼苗数量从1997年大约25亿个陡降至2005年的1亿50万个，莫菲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谢松光（Xie Songguang）及其他研究者2007年7月在《水产》中发表了相关报告。
这些鲤科鱼类不太可能适应新的体制环境。“要完成这样的适应看起来似乎要经过许多代才可能发生，但现在产卵量减少的严峻现实使得仅有很少的鱼能通过这种筛选。”莫菲说。
对于某些数量减少的物种，很难把大坝的影响与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完全分开。“我怀疑有没有足够的新旧对比的数据以确认哪些物种受到的影响最大，在物种数量减少的原因中也很难将污染因素与过度捕捞因素与大坝的影响截然分开。”香港大学的水生生态学家大卫·杜德键认为。
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白鲟（Psephurus gladius），这是一种可长达7米的怪物。科学家已经多年未发现它们的踪影（《科学》，2007年6月22日，1684页），表明这种鲟鱼消亡的命运早在三峡大坝拦截长江之前已被注定。渔民报告说偶尔会在大坝上游看到白鲟，因此魏说他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只要能抓到白鲟的个体，通过人工饲养就还有可能延续这一物种的生存。
长江中最醒目的两个受害物种都是哺乳动物：淡水海豚，或称白暨豚（Lipotes vexillifer），以及无鳍的江豚，或称江猪（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orientalis）。2006年沿长江1700公里江段进行的一次调查未能发现任何白暨豚，显示这种鲸类的个体数量减少至数十只以下，已功能性灭绝（《科学》，2006年11月22日，1860页）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CTGPC）曾经宣称白暨豚能够被拯救，并在长江的支流新罗指定了一片保护区，专家说，悲哀的是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计划太迟了，纯属画饼充饥。
江猪仍有被拯救的希望。虽然2006年的调查只记录了不到300次的目击，显示江猪的数量最多可能只剩1800只，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王丁（Wang Ding）与他的同事们正在帮助这一物种延续生存，2005年世界上第一只在人工圈养条件下繁殖的江猪在水生生物研究所降生。王的研究小组同时在离三峡 250公里以东、长江的一处U形拐弯江段——天鹅洲保护区养育着一小群江猪。但是大坝长远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延伸到达那儿。因为从大坝中释放下来的江水中往往泥沙更少，下游的水流会啃蚀江岸、冲刷河底，王的研究小组正在监测这种水流的侵蚀会不会使得靠近天鹅洲的长江江底变得更深，这一江段连接在长江与保护区之间，两者之间的水流交换对江猪具有重要意义。
要给长江中的水生生物们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当局就必须在减少长江的污染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00年秋天，在从武汉向位于三峡库区西部的900万人口的城市重庆航行的途中，陈的代表团观察到许多工厂和小企业“直接向江中排放大量污水”，陈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开玩笑，”事情并不好笑：那天晚上，陈与同事们看到长江边上堆着如山般的垃圾，“我希望他们不要继续往江边倒垃圾了。”他说。
从2002年开始限制污染、加强执法以后，也许人们不再这么做了。从那以后，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投入近50亿美元用于建设污水处理厂及垃圾处置中心。此外，国家环保部去年2月宣布将在未来3年内投入33亿美元建设460个项目来改善长江水质。尽管如此，2006年排入长江的城市污水与工业污水（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近一年的数据）近300亿吨，相当于每公里江段被排入450万吨污水。专家们争论长江水质到底是在变好还是变坏，“人们总是在争吵，对于数据看法不一。”一位中科院的科学家说。
三峡大坝使得长江及其附近的支流水流变缓，因此降低了河流本身降解与冲洗污染物的能力。
扭曲的环境
在宜昌上游起伏的群山中，两位研究生从一栋农舍附近挖出埋在地里的地震检波器，查看记录的数据。5月中旬，在350公里以西7.9级的汶川破坏性大地震发生几天之后，由得克萨斯理工大学（位于Lubbock）的地球物理学家周华为（Zhou Hua-wei）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徐义贤（Xu Yixian）带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在三峡大坝附近安装了由60个地震检波器组成的监测网络。他们通过记录扫过这一地区的数千次余震，来勘查这一带地质结构的细节及三峡水库造成的压力。
大坝的位置被谨慎地选择，位于一片称为“黄岭核心”的硬的构造上，在这片隆起的花岗岩基础的周围是大片不稳定的石灰岩。“这种构造被称为脆弱地震带，”周说，“但我不那么确信。”一个未知的关键因素是围绕在黄岭核心边缘的两块断层的深层结构：其中一个断层在西边20公里处，另一个位于东边不到60公里处。他说，我们不清楚压力是否会在两个断层之间传播，在表面以下的深处（大坝的底下）这两个断层是否相连。周华为期望今年年末能得到初步的研究结果。
虽然发生那种能将三峡大坝摧垮的强地震的风险极小，但三峡水库囤积的水的确已经不可否认地让周围环境产生了巨大改变。目前，632平方公里的陆地已被淹没，到今年年底，工程师们计划将水库水位从156米提高到最大库容的175米，那时还将有大概400平方公里的地区被淹没。
因此立即带来的危害是滑坡。据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去年秋天在武汉召开的一个论坛上，三峡工程地质灾害预防与控制办公室负责人黄学斌说，滑坡滚落水库制造出拍岸的巨浪，“频繁的地质灾害”威胁生命。
位于成都的中科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地球物理学家乔建平曾经研究三峡地区的滑坡问题，他说：“我们担心当水库水位达到175米之后将发生什么。”水库中上升的水面浸泡着土壤因此使坡体变得脆弱。大多数滑坡是由大雨引发的，乔的研究团队正在开发一种综合利用滑坡风险地图与降水数据来提前数天预报滑坡的办法。他期待着能在2、3年内得到一套可行的方案。与此同时，政府已投入20亿美元以加固库区的滑坡地带，采用的办法是往地里打进钢柱及建造混凝土护墙。“ 这一工程扩大了沿江可供人居住的区域。”乔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考虑到政府过去10年来已将120万人迁移到库区新建的城镇（另外还有20万人被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去年秋天，一位重庆官员告诉新华社未来10到15年内可能还将有400万人必须迁移。
中国的新闻媒体发表了开始新生活的移民的特写故事。为了得到关于移民如何适应新环境的更系统的观察，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雇佣一家民意调查公司地平线研究顾问集团，来访问移民。“我们想了解不同代的移民如果对环境的快速变化作出反应，”吴说。政府已经拿出220亿美元用于移民重新安置及库区未来12年内的扶贫。
人类并不是唯一的为避免伤害而被迫迁移的生物。科学家已经开始一项拯救只在三峡地区长江沿岸发现有的两种常绿植物的行动。当水库的水位升至156米，一种灌木疏花水柏枝（Myricaria laxiflora）及蕨类荷叶铁线蕨（Adiantum reniforme var. sinense）的许多栖息地将因此失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资助以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谢忠强为首的研究团队，在水位上升之前将1万多种植物移栽到了4个保护中心。
一个刚刚开始展开的故事是，当水库里上升的水面淹过峡谷、将数十座山峰变成岛屿之后，库区的生态系统将如何应对栖息地的破碎（《科学》，2003年5月 23日，第1239页）。谢与他的同事们正在研究在几个这样的岛屿上生物群落如何发生变化。他们预计会看到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减少。“这样的变化可以检验岛屿生物地理学的理论，”谢说，好的一面是，政府在库区建立了几个新的自然保护区。
一个大变数是当大坝之内的泥沙沉积增加而下游的泥沙沉积减少时将发生什么。在20世纪 的下半叶，长江在它的三角洲堆积了约4000万吨的沉积物，形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冲积岛。1400年前，崇明岛还只是一片沙洲，现在它的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人口达65万。
1979年，当局为了固土开始在潮汐涨落的海滨泥滩上种植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这是一种原产于美国西南部盐沼中的草。但是陈及其同事在6月的《植物生态学》期刊中发表报告指出，这一外来物种快速扩散，现在以至于威胁到长江三角洲的生态多样性。陈认为，大坝下游沉积物的减少将侵蚀冲积岛，与此同时，三峡水库蓄水及其他一些可能的南水北调工程都将减少长江中的水流，使得更多的海水入侵三角洲，因此将加剧米草的扩散。
最大的恐惧还是担心大坝破裂。“大坝如果出现故障，将导致史上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周说。约有7500万人直接生活在三峡大坝的下游地区。引发灾难的一种可能是超过这一地区承受范围的强地震，虽然不太可能发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来自巨大的洪峰，当连续的暴雨发生或长江上游某些地区的冰峰突然大量融化时。“ 当任何这种大难发生，”陈说，“我担心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应对。”
从现在开始几十年后，一种更可能发生的景象是，长江与三峡库区将达到一种新的生态平衡，而这座巨大的大坝将成为纪念周围地区深刻巨变的一座纪念碑。
(《三峡探索》编辑注：原文发表于英文《科学》杂志（Science）1 August 2008: Vol. 321. no. 5889, pp. 628-632：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ree Gorges Dam: Into the Unknown；由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高级访问学者刘县书先生翻译。)
（发自中国宜昌）长江，这条亚洲最长的河流，长期以来它浑浊的河水为两岸成百上千万的人民提供了丰富的鱼类，其中包括当地人尤其钟爱的鲤科鱼类。但是如今长江上的捕鱼量还不到５年前的一半。随着世界上最大的三峡大坝的完工，长江上的渔业前景更不容乐观。
长江里有四种主要的鲤科鱼类：胖头鱼，青鱼，草鱼与白鲢，当夏季丰沛的雨水造成江水上涨时，它们就开始产卵。“它们需要这种水位的变化作为刺激，” 位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生态学家刘焕章（Liu Huanzhang）说。但是从2003年开始蓄水的三峡水库形成了一座660公里长的蜿蜒曲折的大湖，微妙地改变了大坝下游水位的季节性变化。水生生物研究所最近的调查发现，大坝下游的鲤科鱼类卵及幼鱼数量锐减。“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刘说。
鲤科鱼类不是长江中惟一受到威胁的物种。水生生物研究所曾发现，渔民捕捉一切能捕捉的带鳍和鳃的东西，包括那些最小的小鱼，用来作为养殖鲶鱼或桂鱼的饵料。在产卵期，中央政府每年在长江禁渔3个月，但是因为长江的大量河段都面临渔业资源枯竭的危险，中国的资深生态学家之一、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曹文宣（Cao Wenxuan），上个月公开呼吁在整个长江实行10年的禁渔。
工业污水、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繁忙的水上交通等其他不利因素也都影响着长江中的生命，而因为今年年底将实现满负荷运行的三峡大坝极大地改变了长江中游的生态系统，将使挽救长江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三峡大坝是几项正在改造中国环境的巨型工程之一，这些工程包括最近完工的横贯西藏高原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从长江及其他南方的河流调运亿万方水到中国北方的计划（《科学》，2006年8月25日，第1034页）其中投资达250亿美元的三峡工程引发的关于经济效益与环境影响之间如何权衡的争议堪称最大。
为三峡工程辩护的主要理由是控制洪水。通过调节水流，大坝设计能阻止发生大约10年一遇的水灾。上个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长江水灾发生于1931年，据官方统计，那次水灾造成14.5万人死亡、2800万人流离失所（非官方的估计则认为死亡人数达300万或更多）。另外，三峡大坝的水电站预期能每年发电847 亿千瓦时，相当于燃烧5000万煤所能产生的电能。因为抬升了上游的水位、消除了危险的浅滩，三峡工程也因此有利于航运。因为这些及其他一些理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CTGPC）称颂三峡大坝对环境大有裨益，按照CTGPC副主任李永安（Li Yong’an）的说法，“该工程带来的生态影响利大于弊。”
但是在许多批评者眼中，三峡大坝是个可怕的大麻烦。在加重鱼类的生存困境的同时，大坝使这一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生境碎片化，并且侵蚀着长江三角洲中有人居住的岛屿。三峡大坝内聚积的393亿方水，其重量作用于地震断层，使得坡体更加不稳定，增加滑坡易发地区的灾害风险。不断增高的水位已经迫使上百万人迁移，淹没了他们全部的家园，去年秋天官方又披露，在库区生活的1600万人口中可能还将有400万人将来被迫迁走。
在中国，有关大坝黑暗面的公共辩论是被压制的，但是对于科学家而言，三峡工程引发的种种效应倒是大有可为的研究对象。中国政府已批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以对长江及三峡库区进行监控，涉及的地区范围达5.8万平方公里，比瑞士的国土面积还要大。“我们正在研究地形的变化，”吴炳方（Wu Bingfang）说，他们的研究小组正在北京的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利用卫星图像跟踪研究三峡大坝如何影响周边环境。他们也打算估算那些在库区被淹没的植被在腐烂过程中将释放出多少甲烷及其他温室气体。
“现在大坝已成事实，我希望我们能管理好它，”国务院顾问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Niu Wenyuan）说。在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运作的一个网站上（www.tgenviron.org）贴出了大量有关长江脆弱的生态条件的数据，人们期望利用这些数据来指导未来为期12年的一项监测及补救项目。
“所有人都应该从这项工程实践中学到一些教训，”陈济权（Chen Jiquan）说。作为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风景生态学家，2000年陈曾经带领来自保护生物学协会的12人代表团到中国评估三峡工程。他们向中国的许多机构及联合国都提出了建议，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很可悲，”陈说。
中国科学家认为他们对外界的看法是保持开放的，并坚定地直面这一庞大工程遗留的复杂问题。“研究者想要说出真相，”吴（Wu Bingfang）说。
渐渐衰弱的动脉
1930年代，工程师们就把横跨湖北与四川的得天独厚的三峡地区视为令所有其他地方相形见绌的理想的建坝地点，提出了驯服长江周期性洪水的初步设想，但是直到1980年代初期，当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更加急切时，这一计划才开始被人更多地讨论。“他们认为三峡大坝将解决很多问题，”陈说。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水利工程师，大力推动三峡工程的上马。198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经过8年的评估，权衡利弊之后他们对工程表示了赞成。2003年，工程建设开始，许多科学家为此感到沮丧。“我觉得其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再等20年或30年。”牛说。
2006年5月，约26000名工人建成了横亘于长江中的一道长城：185米高、2.3公里长的混凝土屏障。此前3年水库就已开始蓄水，水位从原来的62米上升到现在的156米。在12月之前，所有26台水电涡轮机中的最后5台可望安装完毕。
船只若要到达上游，就需要通过大坝北端像阶梯一般叠加的五级船闸，这些船闸能将船只提升100多米。而对于洄游鱼类，则没有任何机会（通过大坝）。“关于是否建造一条鱼类通道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刘说。他说，最后，当局放弃了这一设想，因为洄游鱼类无法通过下游仅仅38公里处的横跨长江的葛洲坝大坝，对于长江中的主要洄游物种——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建造一条足够大的供它们使用的通道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研究显示，中华鲟可能依然能在长江中继续生存下去。这一古老物种生命中的许多时间呆在海洋中，但需要溯江而上洄游产卵。它们原来的产卵区域位于三峡上游数百公里，自从1981年葛洲坝大坝建成以来它们就再也不能到达原来的产卵区了，但人们观察到中华鲟改在葛洲坝下游产卵，在中国也已经禁捕中华鲟。
刘说，虽然过去20年来，人们往长江中放入了大量实验室孵化的鱼苗，但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带被捕捉到的年轻鲟鱼多数是野生的，这说明中华鲟的野生种群适应得相当好。在过去3年中，位于荆州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往三峡水库中投入鲟鱼以观察这种鱼能否只在淡水中活好。该研究所的危起伟（Wei Qiwei）说，初步的结果令人气馁，因为当河流变缓、泥沙开始沉积，水库中的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变化，“水库中的湖水现在不适合海底鱼类生存，”他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他研究者指出，环境的剧变也威胁到其他40种当地的鱼类，“那些不能适应水库环境的物种将渐渐消失。”刘说。
长江水文条件的微妙变化已产生一些无法预料的后果。“这些变化从几方面威胁着鲤科鱼类的生存。”位于布莱克斯堡的弗吉尼亚工学院与州立大学的水产研究人员布里恩·莫菲说。在四月和五月，三峡大坝的控制者将水库中的水放出去以便为夏天的季风雨潮汛留下空间。莫菲说，这种适度的水流的增加会刺激成年鲤科鱼类离开漫滩上的湖水，在它们储存了足够的能量及卵成熟之前，就开始匆忙产卵。当这些卵在长江中遭遇温度较低的水流，卵的成熟又会进一步受到阻碍，孵化率会减少，鱼苗的发育也会受妨碍。莫菲说，在秋天，大坝的运作将减少江中的流水，因此刺激鲤科鱼类比正常情况下更早地回到漫滩，又会减少它们储存积累能量的机会。在大坝下游350公里的监利江段的取样监测显示，江流中的鱼卵和鱼苗数量从1997年大约25亿个陡降至2005年的1亿50万个，莫菲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谢松光（Xie Songguang）及其他研究者2007年7月在《水产》中发表了相关报告。
这些鲤科鱼类不太可能适应新的体制环境。“要完成这样的适应看起来似乎要经过许多代才可能发生，但现在产卵量减少的严峻现实使得仅有很少的鱼能通过这种筛选。”莫菲说。
对于某些数量减少的物种，很难把大坝的影响与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完全分开。“我怀疑有没有足够的新旧对比的数据以确认哪些物种受到的影响最大，在物种数量减少的原因中也很难将污染因素与过度捕捞因素与大坝的影响截然分开。”香港大学的水生生态学家大卫·杜德键认为。
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白鲟（Psephurus gladius），这是一种可长达7米的怪物。科学家已经多年未发现它们的踪影（《科学》，2007年6月22日，1684页），表明这种鲟鱼消亡的命运早在三峡大坝拦截长江之前已被注定。渔民报告说偶尔会在大坝上游看到白鲟，因此魏说他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只要能抓到白鲟的个体，通过人工饲养就还有可能延续这一物种的生存。
长江中最醒目的两个受害物种都是哺乳动物：淡水海豚，或称白暨豚（Lipotes vexillifer），以及无鳍的江豚，或称江猪（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orientalis）。2006年沿长江1700公里江段进行的一次调查未能发现任何白暨豚，显示这种鲸类的个体数量减少至数十只以下，已功能性灭绝（《科学》，2006年11月22日，1860页）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CTGPC）曾经宣称白暨豚能够被拯救，并在长江的支流新罗指定了一片保护区，专家说，悲哀的是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计划太迟了，纯属画饼充饥。
江猪仍有被拯救的希望。虽然2006年的调查只记录了不到300次的目击，显示江猪的数量最多可能只剩1800只，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王丁（Wang Ding）与他的同事们正在帮助这一物种延续生存，2005年世界上第一只在人工圈养条件下繁殖的江猪在水生生物研究所降生。王的研究小组同时在离三峡 250公里以东、长江的一处U形拐弯江段——天鹅洲保护区养育着一小群江猪。但是大坝长远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延伸到达那儿。因为从大坝中释放下来的江水中往往泥沙更少，下游的水流会啃蚀江岸、冲刷河底，王的研究小组正在监测这种水流的侵蚀会不会使得靠近天鹅洲的长江江底变得更深，这一江段连接在长江与保护区之间，两者之间的水流交换对江猪具有重要意义。
要给长江中的水生生物们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当局就必须在减少长江的污染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00年秋天，在从武汉向位于三峡库区西部的900万人口的城市重庆航行的途中，陈的代表团观察到许多工厂和小企业“直接向江中排放大量污水”，陈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开玩笑，”事情并不好笑：那天晚上，陈与同事们看到长江边上堆着如山般的垃圾，“我希望他们不要继续往江边倒垃圾了。”他说。
从2002年开始限制污染、加强执法以后，也许人们不再这么做了。从那以后，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投入近50亿美元用于建设污水处理厂及垃圾处置中心。此外，国家环保部去年2月宣布将在未来3年内投入33亿美元建设460个项目来改善长江水质。尽管如此，2006年排入长江的城市污水与工业污水（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近一年的数据）近300亿吨，相当于每公里江段被排入450万吨污水。专家们争论长江水质到底是在变好还是变坏，“人们总是在争吵，对于数据看法不一。”一位中科院的科学家说。
三峡大坝使得长江及其附近的支流水流变缓，因此降低了河流本身降解与冲洗污染物的能力。
扭曲的环境
在宜昌上游起伏的群山中，两位研究生从一栋农舍附近挖出埋在地里的地震检波器，查看记录的数据。5月中旬，在350公里以西7.9级的汶川破坏性大地震发生几天之后，由得克萨斯理工大学（位于Lubbock）的地球物理学家周华为（Zhou Hua-wei）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徐义贤（Xu Yixian）带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在三峡大坝附近安装了由60个地震检波器组成的监测网络。他们通过记录扫过这一地区的数千次余震，来勘查这一带地质结构的细节及三峡水库造成的压力。
大坝的位置被谨慎地选择，位于一片称为“黄岭核心”的硬的构造上，在这片隆起的花岗岩基础的周围是大片不稳定的石灰岩。“这种构造被称为脆弱地震带，”周说，“但我不那么确信。”一个未知的关键因素是围绕在黄岭核心边缘的两块断层的深层结构：其中一个断层在西边20公里处，另一个位于东边不到60公里处。他说，我们不清楚压力是否会在两个断层之间传播，在表面以下的深处（大坝的底下）这两个断层是否相连。周华为期望今年年末能得到初步的研究结果。
虽然发生那种能将三峡大坝摧垮的强地震的风险极小，但三峡水库囤积的水的确已经不可否认地让周围环境产生了巨大改变。目前，632平方公里的陆地已被淹没，到今年年底，工程师们计划将水库水位从156米提高到最大库容的175米，那时还将有大概400平方公里的地区被淹没。
因此立即带来的危害是滑坡。据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去年秋天在武汉召开的一个论坛上，三峡工程地质灾害预防与控制办公室负责人黄学斌说，滑坡滚落水库制造出拍岸的巨浪，“频繁的地质灾害”威胁生命。
位于成都的中科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地球物理学家乔建平曾经研究三峡地区的滑坡问题，他说：“我们担心当水库水位达到175米之后将发生什么。”水库中上升的水面浸泡着土壤因此使坡体变得脆弱。大多数滑坡是由大雨引发的，乔的研究团队正在开发一种综合利用滑坡风险地图与降水数据来提前数天预报滑坡的办法。他期待着能在2、3年内得到一套可行的方案。与此同时，政府已投入20亿美元以加固库区的滑坡地带，采用的办法是往地里打进钢柱及建造混凝土护墙。“ 这一工程扩大了沿江可供人居住的区域。”乔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考虑到政府过去10年来已将120万人迁移到库区新建的城镇（另外还有20万人被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去年秋天，一位重庆官员告诉新华社未来10到15年内可能还将有400万人必须迁移。
中国的新闻媒体发表了开始新生活的移民的特写故事。为了得到关于移民如何适应新环境的更系统的观察，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雇佣一家民意调查公司地平线研究顾问集团，来访问移民。“我们想了解不同代的移民如果对环境的快速变化作出反应，”吴说。政府已经拿出220亿美元用于移民重新安置及库区未来12年内的扶贫。
人类并不是唯一的为避免伤害而被迫迁移的生物。科学家已经开始一项拯救只在三峡地区长江沿岸发现有的两种常绿植物的行动。当水库的水位升至156米，一种灌木疏花水柏枝（Myricaria laxiflora）及蕨类荷叶铁线蕨（Adiantum reniforme var. sinense）的许多栖息地将因此失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资助以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谢忠强为首的研究团队，在水位上升之前将1万多种植物移栽到了4个保护中心。
一个刚刚开始展开的故事是，当水库里上升的水面淹过峡谷、将数十座山峰变成岛屿之后，库区的生态系统将如何应对栖息地的破碎（《科学》，2003年5月 23日，第1239页）。谢与他的同事们正在研究在几个这样的岛屿上生物群落如何发生变化。他们预计会看到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减少。“这样的变化可以检验岛屿生物地理学的理论，”谢说，好的一面是，政府在库区建立了几个新的自然保护区。
一个大变数是当大坝之内的泥沙沉积增加而下游的泥沙沉积减少时将发生什么。在20世纪 的下半叶，长江在它的三角洲堆积了约4000万吨的沉积物，形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冲积岛。1400年前，崇明岛还只是一片沙洲，现在它的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人口达65万。
1979年，当局为了固土开始在潮汐涨落的海滨泥滩上种植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这是一种原产于美国西南部盐沼中的草。但是陈及其同事在6月的《植物生态学》期刊中发表报告指出，这一外来物种快速扩散，现在以至于威胁到长江三角洲的生态多样性。陈认为，大坝下游沉积物的减少将侵蚀冲积岛，与此同时，三峡水库蓄水及其他一些可能的南水北调工程都将减少长江中的水流，使得更多的海水入侵三角洲，因此将加剧米草的扩散。
最大的恐惧还是担心大坝破裂。“大坝如果出现故障，将导致史上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周说。约有7500万人直接生活在三峡大坝的下游地区。引发灾难的一种可能是超过这一地区承受范围的强地震，虽然不太可能发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来自巨大的洪峰，当连续的暴雨发生或长江上游某些地区的冰峰突然大量融化时。“ 当任何这种大难发生，”陈说，“我担心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应对。”
从现在开始几十年后，一种更可能发生的景象是，长江与三峡库区将达到一种新的生态平衡，而这座巨大的大坝将成为纪念周围地区深刻巨变的一座纪念碑。
(《三峡探索》编辑注：原文发表于英文《科学》杂志（Science）1 August 2008: Vol. 321. no. 5889, pp. 628-632：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ree Gorges Dam: Into the Unknown；由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高级访问学者刘县书先生翻译。)
2008年10月9日星期四
分析报告：北京“时有时无”的水危机
来源：探索国际 （Probe International）
在奥运前后消停了一两个月后，北京的水危机不仅又回到了公众视野，也上了中国媒体的新闻头版。
在关系到国家面子问题的奥运之后，中国的官方通讯社立马宣布，当局要从邻近的河北省向北京“ 紧急输水 ”，以缓解官方所称的、首都所面临的“ 严峻的水形势”。
报道说，水流将经于去年4月仓促竣工的307公里的渠道送往京城，这307公里的渠道既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最后一段，也是为了奥运，方便从河北水库向北京紧急输水的主要管道，但自去年完成之后一直没有启用。在奥运开始之前几个月，中国的官员表示，由于奥运期间的用水需求预期将猛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因此这307公里的输水工程会承担向北京供水的重任。但奥运期间，输水工程一直没有通水。官方的解释为，尽管北京遭受九年的旱灾，但今年降水量大大增加，因此没有必要再从河北送水。
北京的著名环保人士戴晴指出，当局在奥运期间不从河北输水的决定完全是政治性的，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想避免引发公众的不满，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引致负面的影响。
河北到北京的输水工程从开始建设之初就引起当地农民的抗议和批评，这个问题不仅被当地传媒曝光，甚至直接闹到了今年3月举行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输水工程不仅迫使至少3万农民流离失所，而且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种植庄稼的水资源 —— 而所有这一切则让饱受干旱困扰的北京城在奥运期间得以显示其所谓的“绿色奥运”。而实际上，围绕北京的河北省不仅自己极端缺水，还要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将省内居民采取各种方式省下来的救命之水送往北京。
就在奥运日益临近之际，路透社的北京记者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发表了他题为“奥运输水工程榨干了已经焦渴难忍的河北农民”（Olympic canal drains parched farmers）的报道。大量西方媒体纷纷转载此篇报道，令北京水问题一时成为与奥运相关的争议焦点。
今年六月间，由戴晴和她的北京研究组以及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所公开的北京水报告引起了更广泛的国际关注。该报告强调说，北京跨流域长途调水的政策是短视的，类似于 “饮鸩止渴”。
作为对上述报告的回应，中国水利部官员向媒体表示，奥运期间并没有从河北向北京送水，而北京市政府有一个城市持续供水计划。
戴晴随后指出，奥运期间没有从河北向北京送水，一方面可能是今年夏季雨水确实较往年要多，因而有更多地表水来暂时满足水需求；另一方面，当局也可能在此期间比平常抽取了更多的地下水。而后一种做法不像明目张胆地靠渠道输水，它是很难被一般人所察觉的。
现在奥运会结束了，从河北4大水库来的水也通过渠道送到北京。戴晴说， “当局至少应该让市民和媒体知道，这些水来自何处、谁在使用、用了多少，以及是花了多少代价在用这些水”。
在过去，北京水务当局称，从北京之外引水将大大减轻抽取大量地下水的压力。目前，北京供水总量的四分之三来自地下水，而北京地下水的过度超采已经持续了十年乃至更长时间。
北京的水需求似乎已成为一个政治足球：这一天有危机，过一天又没有了危机：就在奥运刚刚落下帷幕之际，水利部和北京水务局的官员先后出来声明，由于今夏雨水异常充裕，水需求低于预期，尤其是在“ 绿色奥运 ”的理念之下，政府成功的水循环再用，令北京不需要从河北进水。官员们甚至夸口说，北京的地下水位因此已经抬升半米左右，而在此前的十年间，由于干旱，首都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约一米。政府发出的信息似乎令人摸不着头脑。长期关注北京水问题和水政策的戴晴说，“（这样做）公众和传媒怎么才能相信水务局发布的有关信息呢？他们先头说需要水，然后又说不需要，好了，现在我们又回到所谓的紧急情况”。
戴晴指出，如果北京奥运期间确实并不需要河北的水，市民应该知道为什么。
比如，要是在污水处理和节水技术方面的投资确实发挥了作用，在奥运期间帮助北京减少了水消费，那么这种作用不应该只是临时性的，而是让更大的更长久的水需求减少成为可能。
再者，如果低的水需求是因为一些大耗水企业在奥运被关闭或是干脆迁出京城，或者用别的强制手段让水需求降低，那么这反映出来的不过是行政命令式的、或者强制性的减少，并非真实反映出节水措施发挥作用，或用水效率得到真正的提高。
显然，需要更多信息来研究这些问题。正如探索国际在北京水报告的结论所指出的那样“在得到可靠的相关数据之前，无法对有关问题作出准确的评估；故在此情形下只能说，或许某些节水措施对北京的水需求和水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
即使世界银行也意识到，要从中国有关方面获得可靠数据是多么困难。在世行一份最新的专题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数据和透明度的欠缺，很难对中国城市水设施，尤其是废水处理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这不仅使发现问题变得很困难，也给问责制度的实施造成障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水设施运作效率的提高和改善”。
其实，北京的水 “ 危机 ” 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政府预测到 2010年将有高达十亿立方米水短缺，但这个预测只是简单地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人均用水量来假设的，并没有充分考虑水供应或水消费在效率提高方面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为此，北京水报告的编辑格兰妮·莱德和戴晴均认为，包含在政府第11个5 年计划中的 “ 危机 ” 预测模式既是过时的，也是不可靠的，它完全不能用来作为投资决策的基础。
而这个计划似乎更多地试图实现一个50年代的梦想，即由于中国北方干旱缺水，要建设庞大的南水北调工程，抽取长江之水，通过湖北、河南、以及河北，于2010年将南方之水送到北京。
另一方面，河北的输水计划究竟要中国纳税人和用水消费户付出多少代价，目前尚不清楚。
北京水务局的新闻发言人已告知媒体，北京将分阶段 “ 补偿 ” 河北，但他拒绝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有一个可能的拨款来源是三峡工程。三建委前常务副主任郭树言曾经提到这个可能性。
郭树言去年在接受《南风窗》杂志专访时表示，由于南水北调工程遇到筹措资金的困难，政府可能考虑从三峡建设基金中拨出款项给予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最初的筹资计划是，一方面从地方筹措资金，另一方面则依靠中央划拨专项资金。但时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副主任的郭树言说，这个计划基本上行不通，因此工程当局不得不寻求其它融资来源。目前该工程已经筹集到16亿美元，但仍然需要额外的184亿美元才能让工程竣工，这还不包括水处理的成本。南水北调中线最初的预算是100亿美元。
三峡建设基金由中央政府在 2003 设立，其初衷是为三峡大坝筹集建设资金。一个政府的审计报告说，截至到去年，三峡建设基金通过加电价的方式，已经从全国的电力用户那里收到77.7 亿美元，再加上出售6台三峡大坝的发电机组给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长江电力公司，三峡公司去年约有5 0亿美元的“盈余”。
在奥运前后消停了一两个月后，北京的水危机不仅又回到了公众视野，也上了中国媒体的新闻头版。
在关系到国家面子问题的奥运之后，中国的官方通讯社立马宣布，当局要从邻近的河北省向北京“ 紧急输水 ”，以缓解官方所称的、首都所面临的“ 严峻的水形势”。
报道说，水流将经于去年4月仓促竣工的307公里的渠道送往京城，这307公里的渠道既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最后一段，也是为了奥运，方便从河北水库向北京紧急输水的主要管道，但自去年完成之后一直没有启用。在奥运开始之前几个月，中国的官员表示，由于奥运期间的用水需求预期将猛增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因此这307公里的输水工程会承担向北京供水的重任。但奥运期间，输水工程一直没有通水。官方的解释为，尽管北京遭受九年的旱灾，但今年降水量大大增加，因此没有必要再从河北送水。
北京的著名环保人士戴晴指出，当局在奥运期间不从河北输水的决定完全是政治性的，政府这么做的目的是想避免引发公众的不满，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引致负面的影响。
河北到北京的输水工程从开始建设之初就引起当地农民的抗议和批评，这个问题不仅被当地传媒曝光，甚至直接闹到了今年3月举行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上。输水工程不仅迫使至少3万农民流离失所，而且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种植庄稼的水资源 —— 而所有这一切则让饱受干旱困扰的北京城在奥运期间得以显示其所谓的“绿色奥运”。而实际上，围绕北京的河北省不仅自己极端缺水，还要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将省内居民采取各种方式省下来的救命之水送往北京。
就在奥运日益临近之际，路透社的北京记者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发表了他题为“奥运输水工程榨干了已经焦渴难忍的河北农民”（Olympic canal drains parched farmers）的报道。大量西方媒体纷纷转载此篇报道，令北京水问题一时成为与奥运相关的争议焦点。
今年六月间，由戴晴和她的北京研究组以及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所公开的北京水报告引起了更广泛的国际关注。该报告强调说，北京跨流域长途调水的政策是短视的，类似于 “饮鸩止渴”。
作为对上述报告的回应，中国水利部官员向媒体表示，奥运期间并没有从河北向北京送水，而北京市政府有一个城市持续供水计划。
戴晴随后指出，奥运期间没有从河北向北京送水，一方面可能是今年夏季雨水确实较往年要多，因而有更多地表水来暂时满足水需求；另一方面，当局也可能在此期间比平常抽取了更多的地下水。而后一种做法不像明目张胆地靠渠道输水，它是很难被一般人所察觉的。
现在奥运会结束了，从河北4大水库来的水也通过渠道送到北京。戴晴说， “当局至少应该让市民和媒体知道，这些水来自何处、谁在使用、用了多少，以及是花了多少代价在用这些水”。
在过去，北京水务当局称，从北京之外引水将大大减轻抽取大量地下水的压力。目前，北京供水总量的四分之三来自地下水，而北京地下水的过度超采已经持续了十年乃至更长时间。
北京的水需求似乎已成为一个政治足球：这一天有危机，过一天又没有了危机：就在奥运刚刚落下帷幕之际，水利部和北京水务局的官员先后出来声明，由于今夏雨水异常充裕，水需求低于预期，尤其是在“ 绿色奥运 ”的理念之下，政府成功的水循环再用，令北京不需要从河北进水。官员们甚至夸口说，北京的地下水位因此已经抬升半米左右，而在此前的十年间，由于干旱，首都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约一米。政府发出的信息似乎令人摸不着头脑。长期关注北京水问题和水政策的戴晴说，“（这样做）公众和传媒怎么才能相信水务局发布的有关信息呢？他们先头说需要水，然后又说不需要，好了，现在我们又回到所谓的紧急情况”。
戴晴指出，如果北京奥运期间确实并不需要河北的水，市民应该知道为什么。
比如，要是在污水处理和节水技术方面的投资确实发挥了作用，在奥运期间帮助北京减少了水消费，那么这种作用不应该只是临时性的，而是让更大的更长久的水需求减少成为可能。
再者，如果低的水需求是因为一些大耗水企业在奥运被关闭或是干脆迁出京城，或者用别的强制手段让水需求降低，那么这反映出来的不过是行政命令式的、或者强制性的减少，并非真实反映出节水措施发挥作用，或用水效率得到真正的提高。
显然，需要更多信息来研究这些问题。正如探索国际在北京水报告的结论所指出的那样“在得到可靠的相关数据之前，无法对有关问题作出准确的评估；故在此情形下只能说，或许某些节水措施对北京的水需求和水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
即使世界银行也意识到，要从中国有关方面获得可靠数据是多么困难。在世行一份最新的专题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数据和透明度的欠缺，很难对中国城市水设施，尤其是废水处理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这不仅使发现问题变得很困难，也给问责制度的实施造成障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水设施运作效率的提高和改善”。
其实，北京的水 “ 危机 ” 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政府预测到 2010年将有高达十亿立方米水短缺，但这个预测只是简单地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人均用水量来假设的，并没有充分考虑水供应或水消费在效率提高方面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为此，北京水报告的编辑格兰妮·莱德和戴晴均认为，包含在政府第11个5 年计划中的 “ 危机 ” 预测模式既是过时的，也是不可靠的，它完全不能用来作为投资决策的基础。
而这个计划似乎更多地试图实现一个50年代的梦想，即由于中国北方干旱缺水，要建设庞大的南水北调工程，抽取长江之水，通过湖北、河南、以及河北，于2010年将南方之水送到北京。
另一方面，河北的输水计划究竟要中国纳税人和用水消费户付出多少代价，目前尚不清楚。
北京水务局的新闻发言人已告知媒体，北京将分阶段 “ 补偿 ” 河北，但他拒绝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有一个可能的拨款来源是三峡工程。三建委前常务副主任郭树言曾经提到这个可能性。
郭树言去年在接受《南风窗》杂志专访时表示，由于南水北调工程遇到筹措资金的困难，政府可能考虑从三峡建设基金中拨出款项给予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最初的筹资计划是，一方面从地方筹措资金，另一方面则依靠中央划拨专项资金。但时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副主任的郭树言说，这个计划基本上行不通，因此工程当局不得不寻求其它融资来源。目前该工程已经筹集到16亿美元，但仍然需要额外的184亿美元才能让工程竣工，这还不包括水处理的成本。南水北调中线最初的预算是100亿美元。
三峡建设基金由中央政府在 2003 设立，其初衷是为三峡大坝筹集建设资金。一个政府的审计报告说，截至到去年，三峡建设基金通过加电价的方式，已经从全国的电力用户那里收到77.7 亿美元，再加上出售6台三峡大坝的发电机组给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长江电力公司，三峡公司去年约有5 0亿美元的“盈余”。
2008年10月7日星期二
汶川龙门山地震带考察报告：地质危害威胁灾区
记者：章轲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9月22日夜，北川县曲山镇景家村，强雷雨。
雷声将睡在帐篷里的记者震醒，伴随着炸雷和倾盆大雨，从远处的高山上也不时传来巨石滚落和石头相撞的轰隆声，而山下便是被“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彻底摧毁的北川县城。
9月23日清晨，景家村村民李秀琼舀了一瓢水，一边洗脸，一边望着远处的高山，自言自语：“山要垮了！山要垮了！”
9月13日至26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跟随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地质专家，深入“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区、被地震严重破坏的龙门山前后山和“封城”北川等地，历经滑坡、崩塌、泥石流、余震和强雷暴雨袭击，实地考察次生灾害和灾区重建情况。
考察发现，在引发“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龙门山地震带区域内，滑坡、崩塌、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严重，植被、水体、土壤等自然环境退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人均耕地减少，耕地质量下降，部分地区已不具备大规模恢复重建条件。
地质危害“威胁”灾区
9月23日上午，考察队员们走到一处可以望见北川县城全景的地方。让大家吃惊的是，22日还可以在北川县城废墟中行走的街道，已经多半被泥石流掩埋。许多倒塌的建筑要么不见踪影，要么只露出小半个头。正在筹建的北川“地震博物馆”老县城一半以上被泥石流掩埋。
据四川当地气象部门报告，9月23日至24日，北川部分乡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272.4毫米。擂鼓镇、陈家坝等乡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严重，多处道路受阻，民房被冲毁。唐家山堰塞湖也因泥石流堵塞泄洪槽，水位上升了5米左右。截至24日12时，连续降雨已造成四川江油、安县、北川等地震灾区 1100多间房屋倒塌，被困群众达6000多人，而其中不少人是地震后重返家园的。
“震后我们就担心雨季期间会引发各种次生灾害。情况果然很严重。”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地质专家杨勇说。
在进入北川之前，考察队一行在震中区映秀，以及羌族集中居住区萝卜寨、龙溪村寨见到的景象则更让人揪心。
9月14日，考察队首先到达被当地人称为“地开花”的震中地区——汶川县百花乡蔡家扛村。在陡峭、湿滑的山道上行走约一小时后，展现在眼前的便是巨大的开裂口。“大地就是从这里裂开的。”75岁的村民姚功明告诉记者，“山谷里的石头都是从地底下喷发出来的。地震后，山上总是有石头滑下来。”
地震将村民何学林家的果树全部毁坏，房屋也被夷为平地。“像震中这种地方，如果让农民回迁，他们将面临着更为恶劣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也会造成二次破坏，加剧地质灾害。”杨勇认为，震中地区作为地质公园保存起来可能更有价值。
住在映秀镇受灾群众安置点的渔子溪4组村民赵福秀同样担心地震后，自己的家园还能不能居住。9月15日上午，考察队员们冒着随时可能跌落岷江的危险，翻越数百米长的滑坡体，到达映秀镇渔子溪村对岸。赵福秀的家就在对岸的半山腰上，全村的房屋已经倒塌。杨勇等地质专家们发现，渔子溪村4组全部建在一个巨大的沟前堆积体上，村后山头已发生大面积崩塌，即便没有地震，也随时都有滑坡和崩塌的危险。
9月15日下午，考察队到达距汶川15公里、海拔1970米的雁门乡萝卜寨。这是一个建在岷江南岸高半山台梁上、羌族人集中居住的寨子。记者发现，建在台梁上的数百间房屋已悉数倒塌。“全村在这次特大地震中共死亡44人，目前村民都被安置在临时过冬房或救灾帐篷内。”萝卜寨党支部书记马前国说。
“整个台梁就是一个古滑坡体，随着岷江切割的加剧和台地前沿的失稳，地质灾害活动将更加频繁。”杨勇发现，这里的台梁已经出现了多处地裂缝。“要在这里重建非常危险。”杨勇担心，不少准备遗址重建的高山村镇同样存在严重的地质隐患。
汶川县龙溪村龙溪寨的处境则更为严峻。龙溪寨建在海拔1905米的山梁上，村庄的三面都是陡峭的山崖。在这次地震中，龙溪寨倒塌和损坏民房89间，死亡牲畜1982头（只），死亡9人。
“这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重建难度极大。”龙溪村村委会会计余朝伟领着专家们查看了村子周边的多处地裂缝。他说：“地震后，村民们维持生存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恢复重建了。”
在彭州、安县、德阳等地的一些山区，考察队也发现了大量的滑坡、崩塌山体、大面积泥石流和十几个堰塞湖。
艰难的重建
而事实上，考察队见到的景象仅仅是四川地震灾区的缩影。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9月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四川汶川地震及灾损评估情况发布会上透露，汶川大地震引发了大量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初步统计，地质灾害多达12000多处，潜在隐患点近8700处，有危险的堰塞湖30多座。
根据9月19日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整个地震灾区亟须治理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有8693处，其中需要搬迁避让的有4694处。
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地震灾后重建工程的选址，应当符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抗震设防、防灾减灾要求，避开地震活动断层、生态脆弱地区、可能发生重大灾害的区域和传染病自然疫源地。”
10月6日下午，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何飚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在重建过程中，当地已经考虑到了地质灾害的问题。
“就地、就近、分散安置的原则是四川省政府确定的重建方针。”何飚对记者说，“在重建时，首先就进行了地质灾害的排查，由县政府组织国土资源、规划建设部门根据防震避灾、科学选址的要求，开展农房恢复重建的安全选址工作，防止在可能发生洪灾、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的危险地段选址建房。”
何飚说，规划选址和农房设计已经在9月15日前完成了。而对于因地震及次生灾害受损但不构成危房的农村房屋，阿坝藏族自治州按照“轻微损坏”、 “中等破坏”、“严重破坏”3个档次，每户补助标准分别确定为1000元~2000元；2000元~4000元；4000元~5000元。对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的农户，全州平均补助标准为每户2万元，根据受灾农户的经济状况和家庭人数实行分类分档补助。
据阿坝藏族自治州灾后重建指挥部城乡重建办公布的信息，截至10月2日，全州农房恢复重建累计开工61878户，占需建设总量的48.80%，竣工32365户,占需建设总量的25.52%。全州有5263户重建房屋完成了场地平整工作。
重建后，如何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是专家们考察的重点。
汶川县龙溪乡俄布村位于海拔2324米的大山上，属于高山羌寨，人口355人。在这次地震灾害中，死亡4人，受伤9人，倒塌和损坏民房70间，死亡牲畜1251头（只），输电线路、灌溉水渠、人畜饮水管道、乡村公路等严重损毁。
住在公路边救灾帐篷里的58岁村民何清平告诉记者：“家园已经完全破败，没有生产和生活条件了。”
在龙溪寨的废墟中，记者遇到了背着一筐小土豆、满头大汗的陈明慧。她告诉记者，地震后，土豆产量锐减。“往年亩产30背（箩筐），今年才收了4 背。而且都是小土豆。”由于土豆太小，卖不掉，只能喂猪。地震后，陈明慧的丈夫外出打工了，她带着两个孩子，并供养着两位老人。每人每天政府补助10元和 1斤粮食，但3个月后，这些补助就没有了。
地震还破坏了农村的道路和水利设施。陈明慧告诉记者，从田里背一筐土豆回家，要在山里走两个多小时。
在汶川、北川等地，许多农民都向记者证实，地震后农作物普遍绝产或减产。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也指出，地震后，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人均耕地减少，耕地质量下降，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难度极大。”“不少地方失去基本生存条件。”
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灾后重建规划组统计，未来几年，四川等地灾区需要修复受损农田10.05万公顷，恢复重建农业生产大棚2880万平方米、畜禽圈舍2211万平方米、养殖池塘1.23万公顷、机电提灌站9982座、机耕道18392公里。
9月22日夜，北川县曲山镇景家村，强雷雨。
雷声将睡在帐篷里的记者震醒，伴随着炸雷和倾盆大雨，从远处的高山上也不时传来巨石滚落和石头相撞的轰隆声，而山下便是被“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彻底摧毁的北川县城。
9月23日清晨，景家村村民李秀琼舀了一瓢水，一边洗脸，一边望着远处的高山，自言自语：“山要垮了！山要垮了！”
9月13日至26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跟随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地质专家，深入“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区、被地震严重破坏的龙门山前后山和“封城”北川等地，历经滑坡、崩塌、泥石流、余震和强雷暴雨袭击，实地考察次生灾害和灾区重建情况。
考察发现，在引发“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龙门山地震带区域内，滑坡、崩塌、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严重，植被、水体、土壤等自然环境退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人均耕地减少，耕地质量下降，部分地区已不具备大规模恢复重建条件。
地质危害“威胁”灾区
9月23日上午，考察队员们走到一处可以望见北川县城全景的地方。让大家吃惊的是，22日还可以在北川县城废墟中行走的街道，已经多半被泥石流掩埋。许多倒塌的建筑要么不见踪影，要么只露出小半个头。正在筹建的北川“地震博物馆”老县城一半以上被泥石流掩埋。
据四川当地气象部门报告，9月23日至24日，北川部分乡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272.4毫米。擂鼓镇、陈家坝等乡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严重，多处道路受阻，民房被冲毁。唐家山堰塞湖也因泥石流堵塞泄洪槽，水位上升了5米左右。截至24日12时，连续降雨已造成四川江油、安县、北川等地震灾区 1100多间房屋倒塌，被困群众达6000多人，而其中不少人是地震后重返家园的。
“震后我们就担心雨季期间会引发各种次生灾害。情况果然很严重。”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地质专家杨勇说。
在进入北川之前，考察队一行在震中区映秀，以及羌族集中居住区萝卜寨、龙溪村寨见到的景象则更让人揪心。
9月14日，考察队首先到达被当地人称为“地开花”的震中地区——汶川县百花乡蔡家扛村。在陡峭、湿滑的山道上行走约一小时后，展现在眼前的便是巨大的开裂口。“大地就是从这里裂开的。”75岁的村民姚功明告诉记者，“山谷里的石头都是从地底下喷发出来的。地震后，山上总是有石头滑下来。”
地震将村民何学林家的果树全部毁坏，房屋也被夷为平地。“像震中这种地方，如果让农民回迁，他们将面临着更为恶劣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也会造成二次破坏，加剧地质灾害。”杨勇认为，震中地区作为地质公园保存起来可能更有价值。
住在映秀镇受灾群众安置点的渔子溪4组村民赵福秀同样担心地震后，自己的家园还能不能居住。9月15日上午，考察队员们冒着随时可能跌落岷江的危险，翻越数百米长的滑坡体，到达映秀镇渔子溪村对岸。赵福秀的家就在对岸的半山腰上，全村的房屋已经倒塌。杨勇等地质专家们发现，渔子溪村4组全部建在一个巨大的沟前堆积体上，村后山头已发生大面积崩塌，即便没有地震，也随时都有滑坡和崩塌的危险。
9月15日下午，考察队到达距汶川15公里、海拔1970米的雁门乡萝卜寨。这是一个建在岷江南岸高半山台梁上、羌族人集中居住的寨子。记者发现，建在台梁上的数百间房屋已悉数倒塌。“全村在这次特大地震中共死亡44人，目前村民都被安置在临时过冬房或救灾帐篷内。”萝卜寨党支部书记马前国说。
“整个台梁就是一个古滑坡体，随着岷江切割的加剧和台地前沿的失稳，地质灾害活动将更加频繁。”杨勇发现，这里的台梁已经出现了多处地裂缝。“要在这里重建非常危险。”杨勇担心，不少准备遗址重建的高山村镇同样存在严重的地质隐患。
汶川县龙溪村龙溪寨的处境则更为严峻。龙溪寨建在海拔1905米的山梁上，村庄的三面都是陡峭的山崖。在这次地震中，龙溪寨倒塌和损坏民房89间，死亡牲畜1982头（只），死亡9人。
“这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重建难度极大。”龙溪村村委会会计余朝伟领着专家们查看了村子周边的多处地裂缝。他说：“地震后，村民们维持生存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恢复重建了。”
在彭州、安县、德阳等地的一些山区，考察队也发现了大量的滑坡、崩塌山体、大面积泥石流和十几个堰塞湖。
艰难的重建
而事实上，考察队见到的景象仅仅是四川地震灾区的缩影。
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9月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四川汶川地震及灾损评估情况发布会上透露，汶川大地震引发了大量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初步统计，地质灾害多达12000多处，潜在隐患点近8700处，有危险的堰塞湖30多座。
根据9月19日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整个地震灾区亟须治理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有8693处，其中需要搬迁避让的有4694处。
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地震灾后重建工程的选址，应当符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抗震设防、防灾减灾要求，避开地震活动断层、生态脆弱地区、可能发生重大灾害的区域和传染病自然疫源地。”
10月6日下午，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何飚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在重建过程中，当地已经考虑到了地质灾害的问题。
“就地、就近、分散安置的原则是四川省政府确定的重建方针。”何飚对记者说，“在重建时，首先就进行了地质灾害的排查，由县政府组织国土资源、规划建设部门根据防震避灾、科学选址的要求，开展农房恢复重建的安全选址工作，防止在可能发生洪灾、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的危险地段选址建房。”
何飚说，规划选址和农房设计已经在9月15日前完成了。而对于因地震及次生灾害受损但不构成危房的农村房屋，阿坝藏族自治州按照“轻微损坏”、 “中等破坏”、“严重破坏”3个档次，每户补助标准分别确定为1000元~2000元；2000元~4000元；4000元~5000元。对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的农户，全州平均补助标准为每户2万元，根据受灾农户的经济状况和家庭人数实行分类分档补助。
据阿坝藏族自治州灾后重建指挥部城乡重建办公布的信息，截至10月2日，全州农房恢复重建累计开工61878户，占需建设总量的48.80%，竣工32365户,占需建设总量的25.52%。全州有5263户重建房屋完成了场地平整工作。
重建后，如何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是专家们考察的重点。
汶川县龙溪乡俄布村位于海拔2324米的大山上，属于高山羌寨，人口355人。在这次地震灾害中，死亡4人，受伤9人，倒塌和损坏民房70间，死亡牲畜1251头（只），输电线路、灌溉水渠、人畜饮水管道、乡村公路等严重损毁。
住在公路边救灾帐篷里的58岁村民何清平告诉记者：“家园已经完全破败，没有生产和生活条件了。”
在龙溪寨的废墟中，记者遇到了背着一筐小土豆、满头大汗的陈明慧。她告诉记者，地震后，土豆产量锐减。“往年亩产30背（箩筐），今年才收了4 背。而且都是小土豆。”由于土豆太小，卖不掉，只能喂猪。地震后，陈明慧的丈夫外出打工了，她带着两个孩子，并供养着两位老人。每人每天政府补助10元和 1斤粮食，但3个月后，这些补助就没有了。
地震还破坏了农村的道路和水利设施。陈明慧告诉记者，从田里背一筐土豆回家，要在山里走两个多小时。
在汶川、北川等地，许多农民都向记者证实，地震后农作物普遍绝产或减产。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也指出，地震后，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人均耕地减少，耕地质量下降，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难度极大。”“不少地方失去基本生存条件。”
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灾后重建规划组统计，未来几年，四川等地灾区需要修复受损农田10.05万公顷，恢复重建农业生产大棚2880万平方米、畜禽圈舍2211万平方米、养殖池塘1.23万公顷、机电提灌站9982座、机耕道18392公里。
2008年10月4日星期六
北京缺水危机：饮鸠止渴的中国水资源政策
作者：石涛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总部位于加拿大的环保组织《探索国际》最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主题是北京的缺水危机。在这份报告中，该组织在北京的专家学者指出，要想从根本上缓解北京缺水的问题，必须通过限制用水，科学规划来代替目前无节制的扩张用水。此外，中国学者戴晴还在该组织的资助下就北京城的缺水问题进行了一项口述历史研究，尝试通过更为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近年来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城市。为了解决供水短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的问题，中国政府也制订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的南水北调工程。但是，这一庞大的工程从开始构思就不断遭到质疑，而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期间，有关北京缺水的探讨又一次让南水北调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据称，为了应对北京奥运期间的用水高峰，当局曾计划从附近的河北省抽调水源。虽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今年降雨量超过往年平均水平，因此奥运用水紧张程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从长期来看，北京以及中国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依然严峻。自然条件的不断恶化，而政府部门应对措施的脱节和落后更是“雪上加霜”。环保组织《国际探索》新近公布的调查报告就以“饮鸠止渴”来形容中国有关部门的水资源政策。
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中国学者戴晴表示：“本来北京的决策人应该想一想，北京为什么缺水，为什么地面水消失了，为什么在大量采用地下水，应该想想根本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解决。但是他们不但不就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反而是爱用多少就用多少，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好像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反而从水资源本来就不丰富的地区引水，就以为问题解决了。这个角度看，是可以用饮鸠止渴来形容的。”
长期以来，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对于合理节约利用水资源都缺乏意识。在缺水的中国，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环保人士指出，北京相关部门为了美化环境从外地大量引入需要消耗大量水源的植物品种，结果造成劳民伤财的“盆景绿化”。但是戴晴指出，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例子，她说：“现在各个机构单位楼盘等，只要有钱可以做地质勘探，能够买足够的设备，比如钻探机，那么你想钻多深就能钻多深，想取多少地下水就可以取多少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可是政府没有出台任何措施，对其进行监管和遏制。”
戴晴在关注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一项口述历史研究，也就是走访一些普通的北京市民，用他们口述的亲身经历来反映北京水资源问题的历史变迁和现状，这些生动的个人经历比枯燥的科学数据更加便于理解，也更加让人触目惊心。说起这个主意的产生，戴晴还有一个小故事，起初他们只是想做一个关于北京水资源的报告。“后来没想到有一次坐出租车，就先打电话在谈这个问题。司机是海淀的，那里原来就有泉水。他一听我在说这个话题，就聊起来，说他小时候他们家的井，怎么玩水。结果两次该拐弯的地方都拐错了，最后他干脆把计价表给关了，说不要钱了。我觉得不仅仅研究人员从理性角度来探讨，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也有自己的见解。”
这次偶然事件最后促成了一系列关于北京水资源的口述历史。目前这些生动的小故事甚至被翻译成了英语。但是，在北京尝试出版这部口述历史的时候，戴晴却遭遇了莫大的困难。南水北调等规模庞大，后果难测的环境工程背后拥有一个由官方主流意见学者，建筑商，地方及相关部委官员等组成的实力雄厚的利益团体，相形之下，戴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显得弱小而无助。
戴晴说：“我心里觉得特别难过是，这个作品出来之后没想到外国人比中国人的反应强烈的多。好像是堪培拉、纽约、多伦多的人真是为北京的水着急，而在北京的人反而麻木了。如果这本书我要在北京找个出版社来出版的话，第一很难找到，我做的事情根本什么都不许出版；第二，如果我找人代为出版的话，出版社就会问这个书有人看吗，有市场吗？接着就是，如果你非要出书也行，先给三万买书号，然后还要自己包销五千本。我觉自己在做一件对北京对中国有意义的事情，却得不到中国阔人们一分钱资助，也得不到出版家的帮助，从而得不到读者的反应。现在就是这个局面，让人心里非常难过。”
总部位于加拿大的环保组织《探索国际》最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主题是北京的缺水危机。在这份报告中，该组织在北京的专家学者指出，要想从根本上缓解北京缺水的问题，必须通过限制用水，科学规划来代替目前无节制的扩张用水。此外，中国学者戴晴还在该组织的资助下就北京城的缺水问题进行了一项口述历史研究，尝试通过更为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近年来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城市。为了解决供水短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的问题，中国政府也制订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的南水北调工程。但是，这一庞大的工程从开始构思就不断遭到质疑，而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期间，有关北京缺水的探讨又一次让南水北调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据称，为了应对北京奥运期间的用水高峰，当局曾计划从附近的河北省抽调水源。虽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今年降雨量超过往年平均水平，因此奥运用水紧张程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从长期来看，北京以及中国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依然严峻。自然条件的不断恶化，而政府部门应对措施的脱节和落后更是“雪上加霜”。环保组织《国际探索》新近公布的调查报告就以“饮鸠止渴”来形容中国有关部门的水资源政策。
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中国学者戴晴表示：“本来北京的决策人应该想一想，北京为什么缺水，为什么地面水消失了，为什么在大量采用地下水，应该想想根本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解决。但是他们不但不就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反而是爱用多少就用多少，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好像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反而从水资源本来就不丰富的地区引水，就以为问题解决了。这个角度看，是可以用饮鸠止渴来形容的。”
长期以来，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对于合理节约利用水资源都缺乏意识。在缺水的中国，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环保人士指出，北京相关部门为了美化环境从外地大量引入需要消耗大量水源的植物品种，结果造成劳民伤财的“盆景绿化”。但是戴晴指出，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例子，她说：“现在各个机构单位楼盘等，只要有钱可以做地质勘探，能够买足够的设备，比如钻探机，那么你想钻多深就能钻多深，想取多少地下水就可以取多少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可是政府没有出台任何措施，对其进行监管和遏制。”
戴晴在关注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一项口述历史研究，也就是走访一些普通的北京市民，用他们口述的亲身经历来反映北京水资源问题的历史变迁和现状，这些生动的个人经历比枯燥的科学数据更加便于理解，也更加让人触目惊心。说起这个主意的产生，戴晴还有一个小故事，起初他们只是想做一个关于北京水资源的报告。“后来没想到有一次坐出租车，就先打电话在谈这个问题。司机是海淀的，那里原来就有泉水。他一听我在说这个话题，就聊起来，说他小时候他们家的井，怎么玩水。结果两次该拐弯的地方都拐错了，最后他干脆把计价表给关了，说不要钱了。我觉得不仅仅研究人员从理性角度来探讨，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也有自己的见解。”
这次偶然事件最后促成了一系列关于北京水资源的口述历史。目前这些生动的小故事甚至被翻译成了英语。但是，在北京尝试出版这部口述历史的时候，戴晴却遭遇了莫大的困难。南水北调等规模庞大，后果难测的环境工程背后拥有一个由官方主流意见学者，建筑商，地方及相关部委官员等组成的实力雄厚的利益团体，相形之下，戴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显得弱小而无助。
戴晴说：“我心里觉得特别难过是，这个作品出来之后没想到外国人比中国人的反应强烈的多。好像是堪培拉、纽约、多伦多的人真是为北京的水着急，而在北京的人反而麻木了。如果这本书我要在北京找个出版社来出版的话，第一很难找到，我做的事情根本什么都不许出版；第二，如果我找人代为出版的话，出版社就会问这个书有人看吗，有市场吗？接着就是，如果你非要出书也行，先给三万买书号，然后还要自己包销五千本。我觉自己在做一件对北京对中国有意义的事情，却得不到中国阔人们一分钱资助，也得不到出版家的帮助，从而得不到读者的反应。现在就是这个局面，让人心里非常难过。”
2008年9月28日星期日
湖北秭归发生M3.2级地震 三峡坝区有震感
来源：综合新闻
震感波及三峡坝区
据长江商报报道，9月27日凌晨5时55分19秒，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发生M3.2级地震，震感波及三峡坝区。据地震台网监测，地震震中在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地区，北纬30.95度,东经110.75度。
郭家坝中学龚永珊介绍，昨日凌晨5时55分地震发生前，他先听到地下发出“叭、叭”放鞭炮一般的声音，然后紧接着房屋就出现了两次晃动。
截止到昨日上午11时，该地区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地震发生后，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成立了地震应急指挥部。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房屋损坏情况报告。
来源：湖北省地震局网站
湖北省地震局网站发布的消息说，地震发生后，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成立了地震应急指挥部，姚运生局长主持并部署应急工作，派出流动监测和宏观考察队伍赶赴现场开展地震现场应急工作，并要求全省地震台站加强监测，省地震监测预报中心密切跟踪震情。
据初步调查，三峡工程坝区、秭归县茅坪、周坪、郭家坝、屈原、香溪、沙镇溪、泄滩、两河口、磨坪、夷陵区邓村、太平溪、乐天溪、三斗坪等乡镇及巴东县城区有震感。其中，郭家坝、屈原两乡镇震感较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房屋损坏情况报告。
4天之内发生3次有感地震
据湖北省地震台网测定，9月26日13时46分50.3秒(北京时间)，在湖北省秭归县周坪(震中位于北纬30.83°，东经110.71°)发生1.9级地震，这也是该地在4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有感地震。
此前，9月22日和9月23日03时48分18秒(北京时间)，在湖北省秭归县周坪镇相继发生1.8级地震和2.1级地震。省地震局有关人士称，地震原因及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之中，请当地居民不要恐慌。
震感波及三峡坝区
据长江商报报道，9月27日凌晨5时55分19秒，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发生M3.2级地震，震感波及三峡坝区。据地震台网监测，地震震中在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地区，北纬30.95度,东经110.75度。
郭家坝中学龚永珊介绍，昨日凌晨5时55分地震发生前，他先听到地下发出“叭、叭”放鞭炮一般的声音，然后紧接着房屋就出现了两次晃动。
截止到昨日上午11时，该地区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地震发生后，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成立了地震应急指挥部。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房屋损坏情况报告。
来源：湖北省地震局网站
湖北省地震局网站发布的消息说，地震发生后，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成立了地震应急指挥部，姚运生局长主持并部署应急工作，派出流动监测和宏观考察队伍赶赴现场开展地震现场应急工作，并要求全省地震台站加强监测，省地震监测预报中心密切跟踪震情。
据初步调查，三峡工程坝区、秭归县茅坪、周坪、郭家坝、屈原、香溪、沙镇溪、泄滩、两河口、磨坪、夷陵区邓村、太平溪、乐天溪、三斗坪等乡镇及巴东县城区有震感。其中，郭家坝、屈原两乡镇震感较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房屋损坏情况报告。
4天之内发生3次有感地震
据湖北省地震台网测定，9月26日13时46分50.3秒(北京时间)，在湖北省秭归县周坪(震中位于北纬30.83°，东经110.71°)发生1.9级地震，这也是该地在4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有感地震。
此前，9月22日和9月23日03时48分18秒(北京时间)，在湖北省秭归县周坪镇相继发生1.8级地震和2.1级地震。省地震局有关人士称，地震原因及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之中，请当地居民不要恐慌。
2008年9月23日星期二
专题报告：找出西电东送的真正成本
作者：政策研究员格兰妮·莱德（Grainne Ryder） 来源：加拿大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
提要
在此特别报告中，加拿大探索国际的政策研究员格兰妮·莱德认为，中国新的电力监管机构应该介入，研究大坝建设的成本和利润，检讨北京水电西电东送政策的经济意义，以及对中国的电力消费者和国家电力行业现代化目标的经济影响。
加拿大《探索国际》政策研究员格兰妮·莱德（Grainne Ryder）
通过对北京水电西电东送政策所进行的公开和公正的探讨，在作出任何更多的投资决定前，电监会将为云南的大坝建设者们带来他们非常需要的财政透明度。电监会的检讨亦有助于政府改革中央计划式的投资模式，将注意力更集中在市场改革方面。
小湾大坝建成后将与深圳这座71层摩天大楼一样高
澜沧江水电
就在云南省的昆明城外，你可以看到蓝天背景之下，澜沧江水电（Hydrolancang）的巨型广告牌。也许你从广告牌看不出什么，但澜沧江水电是在澜沧江上建起了世界两个最高且备受争议大坝的电力公司，这两个大坝就矗立在昆明城外数百公里的澜沧河谷。[1]
图为澜沧江一景，小湾电站将在这深深的峡谷里崛起；来源：新华网云南频道
将在 2012年完成的小湾大坝就是其中之一，完工之后将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坝，其高度 达到292 米，几乎与沿海城市深圳71 层的 SEG 广场一样高。[2] 另外一个投入建设的是糯扎渡大坝，其高度也达到254 米 （约 52 层楼高），预计在 2017 年投产发电。它们的业主都是澜沧江水电，其官名为“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附属于中国五大电力巨头之一的华能国际，该公司在澜沧江上已有两个水电站在运行，三座正在建设之中。[3]
小湾电站大坝主体灌注施工现场；来源：新华网云南频道
澜沧江水电不是唯一一个在云南省建设摩天大楼式高坝的水电公司。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公司在云南也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准备在怒江上修建13座梯级电站，尽管怒江是中国目前仅存的没有高坝、河水可以自由流动的河流之一。这13座梯级电站中，最高的位于西藏，如果建成将有307米的高度，其装机容量达到 420万千瓦。[4]
由此再往东，在与四川省交界的地方，三峡总公司正在加紧修建278 米高、装机容量为1260万千瓦的溪落渡大坝。但溪落渡只是长江上游金沙江上9个梯级大电站中的一个，如果它们全部完成，其所生产的电能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水电站——三峡大坝全年发电量的三倍。[5]
水电大坝在中国西南地区迅速扩张的速度及硕大无比的规模已经引起中国科学和环境界的广泛关注。一个随之而来的担忧是，云南是个地震、岩崩和滑坡相当频繁的地区。
专家们警告说，高坝大库将给已经存在的断层添加额外的重量和压力，在一个长期受地震灾害困扰的省区触发更多地震。
另一个担忧则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怒江，和澜沧江以及金沙江并流，形成了云南三江并流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生态和文化多样性遗产保护名单。计划在怒江上实施的水电项目也会强制要求沿岸的少数民族背井离乡。据估计，仅小湾和糯扎渡两个大坝将使至少5万人流离失所。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环保人士和科学家以及工程师一道，促请该国环境的主管部门，即国家环保局拿怒江的个案开头，公开怒江大坝工程的建设计划，并就环境影响评价举行公开聆讯。[6] 诚然，国家环保局在在法理上有权进行干预，让整个程序与该国在环境影响评估及公众参与决策的新法律相一致。
上述机构似乎也得到来自中央高层的支持，对怒江水电开发计划进行重新评审。在 2004年，温家宝总理批示，对怒江水电工程应该“认真研究、科学决策”。正如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何绍林所言：“将来在对怒江工程作出任何决策之前，独立和权威的调查及评审必不可少”。[7]
建设中的景洪大坝；来源：三峡探索
大坝建设仍然是中央计划的产物
在中国西南地区大建水坝既是北京西部开发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国到2020年将发电量提高3倍之计划的核心。[8]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国务院专门给三个国家电力公司垄断式的开发权。[9]
澜沧江水电为中国华能集团所拥有，而华能集团是中国五大电力巨头中最大的一个，它拥有对澜沧江的独有开发权 ；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公司则隶属于华电集团，拥有对怒江的开发权 ；另一个则是负责建设三峡大坝的三峡总公司， 持有对长江上游金沙江的开发权。
把垄断特权握在手中，上述每个公司既可以相互竞争以达到北京规定的电力生产目标，同时也可以从中央银行获取廉价的资金来源。目前每个母公司至少有一个附属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为继续扩张筹措资金。这样，新的水电公司一方面有母公司作为依托，一方面又可以将目光对准资本市场，还可以标榜自己是市场主导型的，不仅承诺为消费者送去低成本的电源，而且保证为潜在投资者带来高额回报。
但作为国有电力公司，大坝建设者基本上是政策主导而非市场主导和驱动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对市场信号作出适当反应，同时在国家的严密保护之下，免受财政风险的困扰，也毋须对大坝建设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负责。因此，大坝建设者们就将成百亿上千亿的水电工程的庞大的财政责任与负担推给中央政府。正如中国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陈国阶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受利益动机的驱使，热衷于大坝建设的电力公司相互追逐竞争，很少理会河流的环境安全，也顾不上电力市场上发生的可能变化。如此短视和不加限制的水电开发展必然导致未来时期无穷无尽的麻烦与问题”。
如果作进一步的解析，无论从国家水电资源着眼，还是从电力市场考虑，中央政府计划将大部份的云南电送往迅速工业化的东部省份广东，同时考虑远期向邻国越南和泰国输电。这个已经在北京的第十个五年计划 (2001-05) 中有所安排：广东省在2005年将吸纳西南电力供应的四分之一。而远期目则是向越南和泰国出口电能。[10] 根据北京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2006-10)，国有的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将负责向南方五省输电，该公司打算花费290亿美元来建设输变电基建设施，以加强西电东送战略的实施。 [11]
广东省的案例
与此同时，被中央指定购买电力的省份之一广东省，对单纯依赖从西南输入电力的安排日益不满。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的电力专家和经济学家表示，中央的计划安排令省政府感到“忧虑”，这有多方面原因。
在他们2004年的报告中，由曾乐明（Zeng Leming，音译）和 张驰（Zhang Chi，音译）领头的研究小组写道，“当中央政府不让广东新建发电厂，同时要求广东从西南购入水电时，广东一方面担心进口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另外也考虑到很难与省内的负荷状况相匹配。”
在2001年至 2005年之间，上述研究组报告说，中央政府禁止广东省自己兴建发电厂，其目的是为了让西南产出的电力有消化的空间；而这一指令打击了私人投资电力的积极性，其直接结果则是在广东最缺电的时候出现严重的电力短缺。
尽管输入电力的价格由政府决定，每千瓦时 为3.8 美仙，看起来颇具有竞争性，但最大问题是输电的可靠性及稳定性。广东研究组分析说，“与输入西南水电相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的是不稳定性和可靠性问题，诸如西南水电的季节性问题、与计划调度的匹配、和广东省内电力负荷的兼容性，以及西部地区日益增加的电力需求。” [12] 特别是中央规划者在决定广东的电力需求时，并没有认真考虑西南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广东的专家们呼吁取消他们称之为“政治分配”的政策，因为中央的计划安排不是增加进口电力，而是大大增加了未来电力中断和短缺风险。他们同时要求，应该新建一种没有政治干预的、按市场规则来调节的新的经济体制，以鼓励在广东省内投资建发电厂。
电力监管委员会应该介入
广东方面的担心和要求引起了新的业界监管机构——国家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极大关注，因为后者不仅影响到全国的电力消费者，而且也关系到该国电力工业的未来。国家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电监会由国务院在2002年成立，负责规管全国的电力公司并在发电行业引入竞争机制。[13] 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一道，电监会的设立是为了对国家电力工业进行结构调整，引入竞争机制并发展一个新的规管体制。[14]
作为业界的监管机构，电监会的职能为：[15]
1. 配合有关的环保机构，执行环保法例、规定和标准 ； 2. 负责为电力生产者发牌照； 3. 确保市场有秩和公平竞争； 4. 规管发电行业非竞争性的那一部分； 5. 监管电费 ； 6. 为政府物价当局的收费标准提出建议； 7. 对违反法律和法规的业主进行调查并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 8. 组织并推行改革和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方案。
如上所述，显然电监会有权力协助国家环保局来考察水坝建设者是否遵守了环保法例和标准。除了对整个成本进行研究和检查之外，电监会也是最合适的机构，不仅可以调查广东省对电力输入可靠性的忧虑，而且也可以对中央政府在电力发展计划方面的经济影响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找出西电东送的真正成本
积极主张大建水坝的人士声称，如果在云南建坝，不仅可以为投资者带来高回报，而且也可以为遥远地方的电力消费者带来低价能源。[16] 其实电监会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审视这种说法在经济可行性方面是否具有说服力。
实际上，代表纳税人和潜在的投资者，电监会可以问四个方面的问题：
1.西电东送的实际成本是什么？
中国的大坝建设者通常低估了政府部门之间某些转移成本，从而高估了以公众利益为代价的、他们计划本身可能带来的好处。以广东为例，从西南购买水电的价格每千瓦时为 3.8 美仙，这虽然低于燃煤发电的平均价格，但并没有反映出其全部成本。[17]
在2002年以前，对电力开发者来说利润完全不成为问题，因为其产出电能的价格完全由中央政府决定，故与实际成本根本没有关系。然而，今天的大坝建设公司不一样，他们要承诺高的回报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业投资者。在这种情形下，规管机构的责任就是要遏制电力公司以公众利益为代价来低估成本，或者 把成本外部化到社区乃至电力消费者的身上。以三峡总公司的附属上市公司 长江电力为例，2005年报告有4.1751亿美元利润。[18]
该公司靠售卖三峡葛洲坝水电盈利，每千瓦时3 美仙，但此价格并没有包括大坝建设、移民安置以及对环境的损害等造成的全部成本。 因此，规管机构应该对其利润进行经济审查。
西电东送的成本也值得审议。比如，要是没有长距离的输变电设施，在 云南造坝的公司就无法将其产出的庞大电能送到足够大的市场，他们的电也就无法在云南以外消化。
再以广东为例，长距离的输变电不仅成本高昂，而且要是再考虑到电力输入的价格，倒不如在电力需求量大的地方投资兴建规模较小的现代发电厂，这样可能更具有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规管机构应该弄清楚，在西电东送的过程中，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实际成本和期望的利润是什么；公司打算怎么来解决成本问题。根据新的市场规则，在做出投资决定前，所有成本应准确地评估，并呈交监管机构（法改委和国家环保局）以及向公众公开。
2.大坝建设者的成本 （和利润） 如何影响到未来的电价？
一般而言，建坝的电力公司在做出初步成本估算时往往给潜在投资者和电力消费者提供了太少的有关信息。为了了解待建工程如何影响到未来的电价，因此规管机构应坚持电力公司和电网公司提高成本估算方面的透明度。
3. 当发生问题时，谁应该承担经济责任？
如果水坝建成之后不能从消费方收回成本， (例如对电能的需求不足、干旱、或其它自然灾害导致减产或水坝无法运行等)，监管者应要求披露那一方将负经济责任。而在旧的计划投资体制下，国家公司一般期望中央政府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它们免受经济损失。
但在中国日益竞争和分散 (和即将供应过剩)的电力市场，这可能不再是审慎的假设。由中央拨款兴建的二滩水电发展公司几乎濒临破产的个案强烈表明，在未来日益竞争的电力市场，即使一向热衷于介入或是出面干预的中央政府开始变得谨慎，可能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来保护建坝的公司，也不便于再直接插手这些公司与省市区一级的电力生产部门之间的事务。[19] 因此，为了避免代价过于高昂的投资失误，规管机构应该检讨这些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以及对服务成本的潜在影响。
4.水坝的建设成本是否合理？ 或者，改革是否给电力消费方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并且提升了在发电技术方面的投资？
如上所述，即使再完善的成本检查也很不够，因此规管机构应从各个方面征求意见和建议，比如广东省的电力行业专家，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及电网覆盖范围内的消费者。电监会也应该行使其权力，控制对高风险、高成本的、并以公众利益为代价的大坝投资。
所以，基本的政策问题包括：中国的电力消费者和民众是否被迫支付云南大坝的真正成本，外加高昂的长途输送成本？或者，从可靠性和服务质量方面来考虑，消费者是否通过市场改革获得了更好的服务？[20] 最后，电监会应该解决中央计划投资以及电能输送方面如何发展竞争市场的问题。
电监会是否称职？
一些分析人员怀疑电监会有足够的独立性向国家电力公司公开问责。众所周知，电监会主席柴松岳是前总理李鹏的心腹，而李鹏的儿子执掌华能集团，该集团不仅拥有澜沧江水电的大部分，而且是云南水坝建设的领头公司。[21]
此外，电监会的员工主要是前国家电力公司的雇员，他们缺乏适当的训练来制定严格的切实可行的规例。就按世界银行——这个中国最大的水坝工程的资助者——的融资报告，自从电监会在 2002 年成立之后，中国在规管电力公司方面几乎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面对由国务院和建立时间更悠久、权力更大的机构（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制定的规则，电监会似乎难以施展拳脚；比如在电价方面，仍然是发改委说了算。虽然发改委这么做已经越出其权限范围，但它仍然不愿轻易放弃对各部门行使权力。事实上，发改委和电监会之间的职权边界并没有划分清楚。电监会的自主权有限，不仅因其资历不长，而且它还依赖于财政部拨款来获得行政事业费。”[22]
不过公平而言，电监会还是取得一些进展。[23] 比如它在各省区设立办事处，监管省级的电力市场。它已宣布新的针对电力生产者的证书系统，如果顺利实现，会责成电力公司提交其业务计划，财务报告和环保表现的评估，作为电监会核发操作证书的依据。[24] 就在去年，它还在中国南方推出一个试验性市场，让电力生产厂家通过投标竞标方式来上电网。[25]
根据电监会电力市场规管负责人常建平（Chang Jianping，音译）的说法，投资者所预期的新的竞争规则正在制定之中，五年内有望出台。[26]
但与此同时，电监会已警告国务院，对市场改革的拖延势必妨碍投资和经济增长。开始于2002年、把竞争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将国有发电与国有送电相分离的工作远未完成。作为全国最大的电力输送实体，国家电网公司仍然控制了超过 360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故在日常调度过程中难免给自己的机组更多关照，结果往往置竞争对手于不利地位。
与行业改革计划相抵触的情况是，两个较大的竞争对手，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均忙于强化他们的垄断地位，特别是通过大力建设可以远距离送电的超高电压线 (1000 kV AC)网络。[27] 在这种情形下，电监会就应该出面阻止这些电力垄断者。不满的投资者和中央政府部门自己的顾问都公开呼吁市场改革，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可靠和负担得起的电力，另一方面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就在去年，甚至有政府部门的工业经济学家警告，“最严重问题是政府过度干预，通过资源分配扰乱了市场机制。结果国有电力企业仍然处于一个被强制性‘绑定’的状态，那么市场供求信号就会变得模糊甚至被切断。”[28]
通过公开和公正地检讨北京西电东送的政策，在作出任何更多的投资决定前，电监会有责任为云南水坝建设公司带来它们非常需要的财政透明度。这样做亦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于市场改革而不是仍然沉迷于用仍然沿用旧式的中央集中计划的发展模式。正如一位广东省专家所言，“现在急切需要一个新的改革思路才能解决电力行业所面临的问题。”
电力消费者者可以受惠于的电监会的各项新措施。如果在广东省或其它地方消费者不希望或不需要依靠远在云南的且容易受干旱影响的水电，那么热衷于修大坝的倡导者就没有了充分的经济理据，也不会要全国的消费者来付出这笔成本。 如果电力消费者希望得到更便宜、更可靠、并且对环保影响更轻的产品选择，那就该进一步引入新的市场规则。 (目前广东省三分之一的装机容量是5万千瓦以下的燃油机组，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污染严重，应该用更清洁的、在商业上证明成功的发电技术取而代之，比如综合循环工厂)。
电监会应该大胆行使其规管权力，同时协助国家环保局，从环境的角度来公开审查水电开发商的成本。而对西电东送发展计划的重新审视和考察，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电力消费者和整个经济，而且有助于实现中国电力工业的现代化。
注释
1 Hydrolancang 的正式名称为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其网站是 www.hnlcj.cn
2 小湾是澜沧江上兴建的8个水电项目中的第3个。
3 有关大坝对澜沧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更详细资料请见“Creating catastrophe: China and its dams on the Mekong” 发表在Watershed, 2002年11月- 2003年2月号：43-48页。
4 有关计划在怒江上建坝的名单，请见Save the Nujiang and Nu River: Fact box 《Three Gorges Probe》：http://old.probeinternational.org/catalog/content_fullstory.php? contentId=2872
5 有关金沙江大坝的更详细资料，请见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Jinsha dams, see, for example, the website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USA.
6 《南华早报》2006年 3月 21日；“中国大坝威胁世界遗产”《美国之音》2006年4月13日。
7 见“Appetite for electricity eats into environment”《 Inter Press Service》2004年3月12日。
8 见“Beijing expects to triple hydropower capacity from 83,000 MW in 2003 to 246,000 MW in 2020”《International Water Power & Dam Construction》，2006年2月 13日。
9 见“The science of China's hydropower”，提供给“Role of Water Sciences in Transboundary River Basi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研讨会发言稿，Ubon Ratchatani, Thailand，2005年3月10-12 日。
10 曾乐明、张驰等“广东省电力市场改革： 选择和影响”，斯坦福大学环境科学和政策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4年 11月。
11 中国南方电网 ；“中国电网公司计划扩张”，《中国电力和能源新闻》，2006年 3月。 除了其云南-广东电力输出外，该公司2004年开始向越南出口电力，并在当年赚取5亿美元利润。到2010年，该公司计划增加其年利润至 12亿美元。
12 “发送”（dispatch）指电力生产者根据预测的电力负荷 (或电力需求)及发电设施本身的特点和能力，按计划向电网供电。但在中央规划调度之下，“发送” 往往变成高度政治化的操作，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营运效率。而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电力生产者向电网供电的计划通常是由独立的市场操作员来执行并完成的，以确保以最低成本为消费者提供最可靠的服务（故也称为“经济调度”）。
1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中国最高经济计划部门，仍然对决策和定价做出最终决定。但这样做的结果更容易将成本和费用转移给消费者。如在2005年5月，发改委宣布一个新“成本转移”机制，允许电力生产者将不断上升的燃料成本的一部分转移给消费者。
14 State Council Document No. 5, 2002, cited in World Bank Report No. 32664。
15 见发改委的网站。
16 参见云南省副省长秦光荣的说法“中国华电集团领军怒江水电开发”《云南日报》，2003年6月15日。
17 见10。
18 见“Yangtze Power output up 8.85 percent”，《China View》，2006年4月19日。
19 参见“Ertan's market failure,” 《Three Gorges Probe》2006年2月16日。
20 参见Melanie Slade的著作“The dragon awakens”以及《Cogeneration and Onsite Power Production》2006年3-4月号，89-95页。
21 Xu Yi-Chong. Powering China: Reforming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Ashgate Publishing, 2002; Liu Shijing and Feng Fei, et al., “China's Energy Market Reform,” Sub-project 9, China 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and Policy Study, Energy Foundation China, 2005。
22 世界银行报告（World Bank Report）号 32664。
23 张驰（Chi Zhang）“China: stalled reform set to restart”，《The World Energy Book》World Energy Council, 2005秋；“中国的能源短缺今年有所缓解”《人民日报》网站，2005年2月25日。
24 “New rules for electricity suppliers” 《China Daily》 2005年11月21日。
25 “South adopts electricity reform”《China Daily》2005年11月22日。
26 China Energy & Power Sector News，20063月。
27 “China's power industry reform unsuccessful Ð expert” Interfax 2005年12月22日。
28 Liu Shijing and Feng Fei, 等，Energy Foundation China, 2005年。
作者E-mail: GrainneRyder@nextcity.com
提要
在此特别报告中，加拿大探索国际的政策研究员格兰妮·莱德认为，中国新的电力监管机构应该介入，研究大坝建设的成本和利润，检讨北京水电西电东送政策的经济意义，以及对中国的电力消费者和国家电力行业现代化目标的经济影响。
加拿大《探索国际》政策研究员格兰妮·莱德（Grainne Ryder）
通过对北京水电西电东送政策所进行的公开和公正的探讨，在作出任何更多的投资决定前，电监会将为云南的大坝建设者们带来他们非常需要的财政透明度。电监会的检讨亦有助于政府改革中央计划式的投资模式，将注意力更集中在市场改革方面。
小湾大坝建成后将与深圳这座71层摩天大楼一样高
澜沧江水电
就在云南省的昆明城外，你可以看到蓝天背景之下，澜沧江水电（Hydrolancang）的巨型广告牌。也许你从广告牌看不出什么，但澜沧江水电是在澜沧江上建起了世界两个最高且备受争议大坝的电力公司，这两个大坝就矗立在昆明城外数百公里的澜沧河谷。[1]
图为澜沧江一景，小湾电站将在这深深的峡谷里崛起；来源：新华网云南频道
将在 2012年完成的小湾大坝就是其中之一，完工之后将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坝，其高度 达到292 米，几乎与沿海城市深圳71 层的 SEG 广场一样高。[2] 另外一个投入建设的是糯扎渡大坝，其高度也达到254 米 （约 52 层楼高），预计在 2017 年投产发电。它们的业主都是澜沧江水电，其官名为“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附属于中国五大电力巨头之一的华能国际，该公司在澜沧江上已有两个水电站在运行，三座正在建设之中。[3]
小湾电站大坝主体灌注施工现场；来源：新华网云南频道
澜沧江水电不是唯一一个在云南省建设摩天大楼式高坝的水电公司。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公司在云南也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准备在怒江上修建13座梯级电站，尽管怒江是中国目前仅存的没有高坝、河水可以自由流动的河流之一。这13座梯级电站中，最高的位于西藏，如果建成将有307米的高度，其装机容量达到 420万千瓦。[4]
由此再往东，在与四川省交界的地方，三峡总公司正在加紧修建278 米高、装机容量为1260万千瓦的溪落渡大坝。但溪落渡只是长江上游金沙江上9个梯级大电站中的一个，如果它们全部完成，其所生产的电能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水电站——三峡大坝全年发电量的三倍。[5]
水电大坝在中国西南地区迅速扩张的速度及硕大无比的规模已经引起中国科学和环境界的广泛关注。一个随之而来的担忧是，云南是个地震、岩崩和滑坡相当频繁的地区。
专家们警告说，高坝大库将给已经存在的断层添加额外的重量和压力，在一个长期受地震灾害困扰的省区触发更多地震。
另一个担忧则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怒江，和澜沧江以及金沙江并流，形成了云南三江并流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生态和文化多样性遗产保护名单。计划在怒江上实施的水电项目也会强制要求沿岸的少数民族背井离乡。据估计，仅小湾和糯扎渡两个大坝将使至少5万人流离失所。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环保人士和科学家以及工程师一道，促请该国环境的主管部门，即国家环保局拿怒江的个案开头，公开怒江大坝工程的建设计划，并就环境影响评价举行公开聆讯。[6] 诚然，国家环保局在在法理上有权进行干预，让整个程序与该国在环境影响评估及公众参与决策的新法律相一致。
上述机构似乎也得到来自中央高层的支持，对怒江水电开发计划进行重新评审。在 2004年，温家宝总理批示，对怒江水电工程应该“认真研究、科学决策”。正如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何绍林所言：“将来在对怒江工程作出任何决策之前，独立和权威的调查及评审必不可少”。[7]
建设中的景洪大坝；来源：三峡探索
大坝建设仍然是中央计划的产物
在中国西南地区大建水坝既是北京西部开发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国到2020年将发电量提高3倍之计划的核心。[8]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国务院专门给三个国家电力公司垄断式的开发权。[9]
澜沧江水电为中国华能集团所拥有，而华能集团是中国五大电力巨头中最大的一个，它拥有对澜沧江的独有开发权 ；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公司则隶属于华电集团，拥有对怒江的开发权 ；另一个则是负责建设三峡大坝的三峡总公司， 持有对长江上游金沙江的开发权。
把垄断特权握在手中，上述每个公司既可以相互竞争以达到北京规定的电力生产目标，同时也可以从中央银行获取廉价的资金来源。目前每个母公司至少有一个附属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为继续扩张筹措资金。这样，新的水电公司一方面有母公司作为依托，一方面又可以将目光对准资本市场，还可以标榜自己是市场主导型的，不仅承诺为消费者送去低成本的电源，而且保证为潜在投资者带来高额回报。
但作为国有电力公司，大坝建设者基本上是政策主导而非市场主导和驱动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对市场信号作出适当反应，同时在国家的严密保护之下，免受财政风险的困扰，也毋须对大坝建设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负责。因此，大坝建设者们就将成百亿上千亿的水电工程的庞大的财政责任与负担推给中央政府。正如中国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陈国阶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受利益动机的驱使，热衷于大坝建设的电力公司相互追逐竞争，很少理会河流的环境安全，也顾不上电力市场上发生的可能变化。如此短视和不加限制的水电开发展必然导致未来时期无穷无尽的麻烦与问题”。
如果作进一步的解析，无论从国家水电资源着眼，还是从电力市场考虑，中央政府计划将大部份的云南电送往迅速工业化的东部省份广东，同时考虑远期向邻国越南和泰国输电。这个已经在北京的第十个五年计划 (2001-05) 中有所安排：广东省在2005年将吸纳西南电力供应的四分之一。而远期目则是向越南和泰国出口电能。[10] 根据北京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2006-10)，国有的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将负责向南方五省输电，该公司打算花费290亿美元来建设输变电基建设施，以加强西电东送战略的实施。 [11]
广东省的案例
与此同时，被中央指定购买电力的省份之一广东省，对单纯依赖从西南输入电力的安排日益不满。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的电力专家和经济学家表示，中央的计划安排令省政府感到“忧虑”，这有多方面原因。
在他们2004年的报告中，由曾乐明（Zeng Leming，音译）和 张驰（Zhang Chi，音译）领头的研究小组写道，“当中央政府不让广东新建发电厂，同时要求广东从西南购入水电时，广东一方面担心进口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另外也考虑到很难与省内的负荷状况相匹配。”
在2001年至 2005年之间，上述研究组报告说，中央政府禁止广东省自己兴建发电厂，其目的是为了让西南产出的电力有消化的空间；而这一指令打击了私人投资电力的积极性，其直接结果则是在广东最缺电的时候出现严重的电力短缺。
尽管输入电力的价格由政府决定，每千瓦时 为3.8 美仙，看起来颇具有竞争性，但最大问题是输电的可靠性及稳定性。广东研究组分析说，“与输入西南水电相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的是不稳定性和可靠性问题，诸如西南水电的季节性问题、与计划调度的匹配、和广东省内电力负荷的兼容性，以及西部地区日益增加的电力需求。” [12] 特别是中央规划者在决定广东的电力需求时，并没有认真考虑西南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广东的专家们呼吁取消他们称之为“政治分配”的政策，因为中央的计划安排不是增加进口电力，而是大大增加了未来电力中断和短缺风险。他们同时要求，应该新建一种没有政治干预的、按市场规则来调节的新的经济体制，以鼓励在广东省内投资建发电厂。
电力监管委员会应该介入
广东方面的担心和要求引起了新的业界监管机构——国家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极大关注，因为后者不仅影响到全国的电力消费者，而且也关系到该国电力工业的未来。国家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电监会由国务院在2002年成立，负责规管全国的电力公司并在发电行业引入竞争机制。[13] 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一道，电监会的设立是为了对国家电力工业进行结构调整，引入竞争机制并发展一个新的规管体制。[14]
作为业界的监管机构，电监会的职能为：[15]
1. 配合有关的环保机构，执行环保法例、规定和标准 ； 2. 负责为电力生产者发牌照； 3. 确保市场有秩和公平竞争； 4. 规管发电行业非竞争性的那一部分； 5. 监管电费 ； 6. 为政府物价当局的收费标准提出建议； 7. 对违反法律和法规的业主进行调查并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 8. 组织并推行改革和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方案。
如上所述，显然电监会有权力协助国家环保局来考察水坝建设者是否遵守了环保法例和标准。除了对整个成本进行研究和检查之外，电监会也是最合适的机构，不仅可以调查广东省对电力输入可靠性的忧虑，而且也可以对中央政府在电力发展计划方面的经济影响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找出西电东送的真正成本
积极主张大建水坝的人士声称，如果在云南建坝，不仅可以为投资者带来高回报，而且也可以为遥远地方的电力消费者带来低价能源。[16] 其实电监会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审视这种说法在经济可行性方面是否具有说服力。
实际上，代表纳税人和潜在的投资者，电监会可以问四个方面的问题：
1.西电东送的实际成本是什么？
中国的大坝建设者通常低估了政府部门之间某些转移成本，从而高估了以公众利益为代价的、他们计划本身可能带来的好处。以广东为例，从西南购买水电的价格每千瓦时为 3.8 美仙，这虽然低于燃煤发电的平均价格，但并没有反映出其全部成本。[17]
在2002年以前，对电力开发者来说利润完全不成为问题，因为其产出电能的价格完全由中央政府决定，故与实际成本根本没有关系。然而，今天的大坝建设公司不一样，他们要承诺高的回报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业投资者。在这种情形下，规管机构的责任就是要遏制电力公司以公众利益为代价来低估成本，或者 把成本外部化到社区乃至电力消费者的身上。以三峡总公司的附属上市公司 长江电力为例，2005年报告有4.1751亿美元利润。[18]
该公司靠售卖三峡葛洲坝水电盈利，每千瓦时3 美仙，但此价格并没有包括大坝建设、移民安置以及对环境的损害等造成的全部成本。 因此，规管机构应该对其利润进行经济审查。
西电东送的成本也值得审议。比如，要是没有长距离的输变电设施，在 云南造坝的公司就无法将其产出的庞大电能送到足够大的市场，他们的电也就无法在云南以外消化。
再以广东为例，长距离的输变电不仅成本高昂，而且要是再考虑到电力输入的价格，倒不如在电力需求量大的地方投资兴建规模较小的现代发电厂，这样可能更具有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规管机构应该弄清楚，在西电东送的过程中，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实际成本和期望的利润是什么；公司打算怎么来解决成本问题。根据新的市场规则，在做出投资决定前，所有成本应准确地评估，并呈交监管机构（法改委和国家环保局）以及向公众公开。
2.大坝建设者的成本 （和利润） 如何影响到未来的电价？
一般而言，建坝的电力公司在做出初步成本估算时往往给潜在投资者和电力消费者提供了太少的有关信息。为了了解待建工程如何影响到未来的电价，因此规管机构应坚持电力公司和电网公司提高成本估算方面的透明度。
3. 当发生问题时，谁应该承担经济责任？
如果水坝建成之后不能从消费方收回成本， (例如对电能的需求不足、干旱、或其它自然灾害导致减产或水坝无法运行等)，监管者应要求披露那一方将负经济责任。而在旧的计划投资体制下，国家公司一般期望中央政府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它们免受经济损失。
但在中国日益竞争和分散 (和即将供应过剩)的电力市场，这可能不再是审慎的假设。由中央拨款兴建的二滩水电发展公司几乎濒临破产的个案强烈表明，在未来日益竞争的电力市场，即使一向热衷于介入或是出面干预的中央政府开始变得谨慎，可能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来保护建坝的公司，也不便于再直接插手这些公司与省市区一级的电力生产部门之间的事务。[19] 因此，为了避免代价过于高昂的投资失误，规管机构应该检讨这些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以及对服务成本的潜在影响。
4.水坝的建设成本是否合理？ 或者，改革是否给电力消费方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并且提升了在发电技术方面的投资？
如上所述，即使再完善的成本检查也很不够，因此规管机构应从各个方面征求意见和建议，比如广东省的电力行业专家，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及电网覆盖范围内的消费者。电监会也应该行使其权力，控制对高风险、高成本的、并以公众利益为代价的大坝投资。
所以，基本的政策问题包括：中国的电力消费者和民众是否被迫支付云南大坝的真正成本，外加高昂的长途输送成本？或者，从可靠性和服务质量方面来考虑，消费者是否通过市场改革获得了更好的服务？[20] 最后，电监会应该解决中央计划投资以及电能输送方面如何发展竞争市场的问题。
电监会是否称职？
一些分析人员怀疑电监会有足够的独立性向国家电力公司公开问责。众所周知，电监会主席柴松岳是前总理李鹏的心腹，而李鹏的儿子执掌华能集团，该集团不仅拥有澜沧江水电的大部分，而且是云南水坝建设的领头公司。[21]
此外，电监会的员工主要是前国家电力公司的雇员，他们缺乏适当的训练来制定严格的切实可行的规例。就按世界银行——这个中国最大的水坝工程的资助者——的融资报告，自从电监会在 2002 年成立之后，中国在规管电力公司方面几乎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面对由国务院和建立时间更悠久、权力更大的机构（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制定的规则，电监会似乎难以施展拳脚；比如在电价方面，仍然是发改委说了算。虽然发改委这么做已经越出其权限范围，但它仍然不愿轻易放弃对各部门行使权力。事实上，发改委和电监会之间的职权边界并没有划分清楚。电监会的自主权有限，不仅因其资历不长，而且它还依赖于财政部拨款来获得行政事业费。”[22]
不过公平而言，电监会还是取得一些进展。[23] 比如它在各省区设立办事处，监管省级的电力市场。它已宣布新的针对电力生产者的证书系统，如果顺利实现，会责成电力公司提交其业务计划，财务报告和环保表现的评估，作为电监会核发操作证书的依据。[24] 就在去年，它还在中国南方推出一个试验性市场，让电力生产厂家通过投标竞标方式来上电网。[25]
根据电监会电力市场规管负责人常建平（Chang Jianping，音译）的说法，投资者所预期的新的竞争规则正在制定之中，五年内有望出台。[26]
但与此同时，电监会已警告国务院，对市场改革的拖延势必妨碍投资和经济增长。开始于2002年、把竞争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将国有发电与国有送电相分离的工作远未完成。作为全国最大的电力输送实体，国家电网公司仍然控制了超过 360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故在日常调度过程中难免给自己的机组更多关照，结果往往置竞争对手于不利地位。
与行业改革计划相抵触的情况是，两个较大的竞争对手，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均忙于强化他们的垄断地位，特别是通过大力建设可以远距离送电的超高电压线 (1000 kV AC)网络。[27] 在这种情形下，电监会就应该出面阻止这些电力垄断者。不满的投资者和中央政府部门自己的顾问都公开呼吁市场改革，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可靠和负担得起的电力，另一方面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就在去年，甚至有政府部门的工业经济学家警告，“最严重问题是政府过度干预，通过资源分配扰乱了市场机制。结果国有电力企业仍然处于一个被强制性‘绑定’的状态，那么市场供求信号就会变得模糊甚至被切断。”[28]
通过公开和公正地检讨北京西电东送的政策，在作出任何更多的投资决定前，电监会有责任为云南水坝建设公司带来它们非常需要的财政透明度。这样做亦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于市场改革而不是仍然沉迷于用仍然沿用旧式的中央集中计划的发展模式。正如一位广东省专家所言，“现在急切需要一个新的改革思路才能解决电力行业所面临的问题。”
电力消费者者可以受惠于的电监会的各项新措施。如果在广东省或其它地方消费者不希望或不需要依靠远在云南的且容易受干旱影响的水电，那么热衷于修大坝的倡导者就没有了充分的经济理据，也不会要全国的消费者来付出这笔成本。 如果电力消费者希望得到更便宜、更可靠、并且对环保影响更轻的产品选择，那就该进一步引入新的市场规则。 (目前广东省三分之一的装机容量是5万千瓦以下的燃油机组，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污染严重，应该用更清洁的、在商业上证明成功的发电技术取而代之，比如综合循环工厂)。
电监会应该大胆行使其规管权力，同时协助国家环保局，从环境的角度来公开审查水电开发商的成本。而对西电东送发展计划的重新审视和考察，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电力消费者和整个经济，而且有助于实现中国电力工业的现代化。
注释
1 Hydrolancang 的正式名称为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其网站是 www.hnlcj.cn
2 小湾是澜沧江上兴建的8个水电项目中的第3个。
3 有关大坝对澜沧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更详细资料请见“Creating catastrophe: China and its dams on the Mekong” 发表在Watershed, 2002年11月- 2003年2月号：43-48页。
4 有关计划在怒江上建坝的名单，请见Save the Nujiang and Nu River: Fact box 《Three Gorges Probe》：http://old.probeinternational.org/catalog/content_fullstory.php? contentId=2872
5 有关金沙江大坝的更详细资料，请见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Jinsha dams, see, for example, the website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USA.
6 《南华早报》2006年 3月 21日；“中国大坝威胁世界遗产”《美国之音》2006年4月13日。
7 见“Appetite for electricity eats into environment”《 Inter Press Service》2004年3月12日。
8 见“Beijing expects to triple hydropower capacity from 83,000 MW in 2003 to 246,000 MW in 2020”《International Water Power & Dam Construction》，2006年2月 13日。
9 见“The science of China's hydropower”，提供给“Role of Water Sciences in Transboundary River Basi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研讨会发言稿，Ubon Ratchatani, Thailand，2005年3月10-12 日。
10 曾乐明、张驰等“广东省电力市场改革： 选择和影响”，斯坦福大学环境科学和政策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4年 11月。
11 中国南方电网 ；“中国电网公司计划扩张”，《中国电力和能源新闻》，2006年 3月。 除了其云南-广东电力输出外，该公司2004年开始向越南出口电力，并在当年赚取5亿美元利润。到2010年，该公司计划增加其年利润至 12亿美元。
12 “发送”（dispatch）指电力生产者根据预测的电力负荷 (或电力需求)及发电设施本身的特点和能力，按计划向电网供电。但在中央规划调度之下，“发送” 往往变成高度政治化的操作，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营运效率。而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电力生产者向电网供电的计划通常是由独立的市场操作员来执行并完成的，以确保以最低成本为消费者提供最可靠的服务（故也称为“经济调度”）。
1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中国最高经济计划部门，仍然对决策和定价做出最终决定。但这样做的结果更容易将成本和费用转移给消费者。如在2005年5月，发改委宣布一个新“成本转移”机制，允许电力生产者将不断上升的燃料成本的一部分转移给消费者。
14 State Council Document No. 5, 2002, cited in World Bank Report No. 32664。
15 见发改委的网站。
16 参见云南省副省长秦光荣的说法“中国华电集团领军怒江水电开发”《云南日报》，2003年6月15日。
17 见10。
18 见“Yangtze Power output up 8.85 percent”，《China View》，2006年4月19日。
19 参见“Ertan's market failure,” 《Three Gorges Probe》2006年2月16日。
20 参见Melanie Slade的著作“The dragon awakens”以及《Cogeneration and Onsite Power Production》2006年3-4月号，89-95页。
21 Xu Yi-Chong. Powering China: Reforming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Ashgate Publishing, 2002; Liu Shijing and Feng Fei, et al., “China's Energy Market Reform,” Sub-project 9, China 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and Policy Study, Energy Foundation China, 2005。
22 世界银行报告（World Bank Report）号 32664。
23 张驰（Chi Zhang）“China: stalled reform set to restart”，《The World Energy Book》World Energy Council, 2005秋；“中国的能源短缺今年有所缓解”《人民日报》网站，2005年2月25日。
24 “New rules for electricity suppliers” 《China Daily》 2005年11月21日。
25 “South adopts electricity reform”《China Daily》2005年11月22日。
26 China Energy & Power Sector News，20063月。
27 “China's power industry reform unsuccessful Ð expert” Interfax 2005年12月22日。
28 Liu Shijing and Feng Fei, 等，Energy Foundation China, 2005年。
作者E-mail: GrainneRyder@nextcity.com
2008年9月10日星期三
全国政协电监会即将联合摸底长江水电布局
作者：贾海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9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在“中国环境产业国际投融资论坛”上透露，全国政协常委会将开展一项针对长江上游水电站建设情况的调研，调研结果将上报国务院，供决策部门参考。
记者了解到，国家电监会办公厅亦将派人参与这次专项调查。邵秉仁向记者表示，长江上游水电无序开发状况多年得不到解决，有关部门希望借这次彻底调查，摸清长江上游水电分布情况、存在问题，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预热”。
“预热”
邵秉仁表示，长江上游水电过度、无序开发已经影响到当地的环境平衡，对当地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带来了挑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就有一份专门名为《长江上游水电开发要考虑对流域生态环境影响》的提案，其中提到，如果目前长江及其支流规划的水电站全部建设完成，则长江及其干流将面临全部渠化或者部分渠化的问题，将对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影响。
这份提案也引起了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在今年下半年的几个重要课题调研中，长江上游水电产业对环境影响被列为重点调研的课题之一。而课题的负责人就是原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
邵秉仁向记者透露，前期调查工作小组已经进入调查地区考察。而今年10月，全国政协组成的专项调查组将奔赴四川、云南两地的有关地区，对长江上游水电对环境影响的状况进行彻底评估。这个调研结果将上报给国务院。
“长江上游水电问题涉及利益关联方很多，只有国务院可以协调解决。”邵秉仁说，全国政协这次调研决心很大，希望能以实际的调研结果来让政府部门快速、强力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同时，记者注意到，水利部也正在组织长江委员会等部门就水资源利用状况开展专题调研。按照水利部立法研究计划，通过长江上游三省调研，将适时出台长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管理法规，将干流和支流水能开发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限建水电站
“我们太过于注重水能的开发，忽视了水资源的整体开发。”邵秉仁说，长江上游水电站确实存在过度、无序开发的问题。长期以来有关地方政府只关注如何最大效能利用水能发电，忽视了水利循环、灌溉、涵养生态等功能。
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高季章撰文指出，目前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主要采取梯级开发，力度太大，但是水电建设会对滑坡、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带来影响，水电开发首先照顾的就是资源环境。
邵秉仁为此表示，此次调研的最终目的是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参考，呼吁建立有序开发，积极引导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科学、有度利用。
目前，有关部门已经规定在长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限制建设水电站。而邵秉仁认为，目前已经建设运营的长江上游水电站，有的获得了发改委等部门的审批，有的甚至就没有批准。
邵秉仁坦承，治理长江上游水电无序、过度开发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长江上游水电站中多数为地方国有水电企业，而目前的电价和电力需求形势下，水电无疑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行业。
长期做水电项目投资顾问的中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童新朝也在“中国环境产业国际投融资论坛”上向记者表示，目前水电项目多控制在地方国有企业中，这些代表地方利益的国有企业利益很难打破。面对水电资源地方垄断的问题，需要由一个市场化的手段来整合。
9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在“中国环境产业国际投融资论坛”上透露，全国政协常委会将开展一项针对长江上游水电站建设情况的调研，调研结果将上报国务院，供决策部门参考。
记者了解到，国家电监会办公厅亦将派人参与这次专项调查。邵秉仁向记者表示，长江上游水电无序开发状况多年得不到解决，有关部门希望借这次彻底调查，摸清长江上游水电分布情况、存在问题，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预热”。
“预热”
邵秉仁表示，长江上游水电过度、无序开发已经影响到当地的环境平衡，对当地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带来了挑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就有一份专门名为《长江上游水电开发要考虑对流域生态环境影响》的提案，其中提到，如果目前长江及其支流规划的水电站全部建设完成，则长江及其干流将面临全部渠化或者部分渠化的问题，将对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影响。
这份提案也引起了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在今年下半年的几个重要课题调研中，长江上游水电产业对环境影响被列为重点调研的课题之一。而课题的负责人就是原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
邵秉仁向记者透露，前期调查工作小组已经进入调查地区考察。而今年10月，全国政协组成的专项调查组将奔赴四川、云南两地的有关地区，对长江上游水电对环境影响的状况进行彻底评估。这个调研结果将上报给国务院。
“长江上游水电问题涉及利益关联方很多，只有国务院可以协调解决。”邵秉仁说，全国政协这次调研决心很大，希望能以实际的调研结果来让政府部门快速、强力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同时，记者注意到，水利部也正在组织长江委员会等部门就水资源利用状况开展专题调研。按照水利部立法研究计划，通过长江上游三省调研，将适时出台长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管理法规，将干流和支流水能开发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限建水电站
“我们太过于注重水能的开发，忽视了水资源的整体开发。”邵秉仁说，长江上游水电站确实存在过度、无序开发的问题。长期以来有关地方政府只关注如何最大效能利用水能发电，忽视了水利循环、灌溉、涵养生态等功能。
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高季章撰文指出，目前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主要采取梯级开发，力度太大，但是水电建设会对滑坡、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带来影响，水电开发首先照顾的就是资源环境。
邵秉仁为此表示，此次调研的最终目的是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参考，呼吁建立有序开发，积极引导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的科学、有度利用。
目前，有关部门已经规定在长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限制建设水电站。而邵秉仁认为，目前已经建设运营的长江上游水电站，有的获得了发改委等部门的审批，有的甚至就没有批准。
邵秉仁坦承，治理长江上游水电无序、过度开发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长江上游水电站中多数为地方国有水电企业，而目前的电价和电力需求形势下，水电无疑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行业。
长期做水电项目投资顾问的中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童新朝也在“中国环境产业国际投融资论坛”上向记者表示，目前水电项目多控制在地方国有企业中，这些代表地方利益的国有企业利益很难打破。面对水电资源地方垄断的问题，需要由一个市场化的手段来整合。
2008年9月3日星期三
三峡库区消落带：脆弱的生态环境
作者：郭剑峰 来源：湿地中国
水库的水位涨落带，又称为消落带，是指由于季节性水位涨落而使水库周边被淹没土地出露水面的一段特殊区域。根据三峡工程方案，为了使三峡水库长期保持绝大部分有效库容，水库将采取“蓄清排浊”的运行方案，即，在每年汛期（6月～9月），长江上游来沙量最大之前，将水库水位降至最低的145米，并开闸放水排沙，而在汛期后（10月）开始蓄水，将水位升至最高的175米，以拦蓄清水发挥水库效益。所以，三峡水库建成后，将在库区两岸形成垂直落差达30米的消落带。
一、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环境的特点
三峡消落带生态环境由其地貌形态、组成物质与土壤、地下水、气候与植被等要素组成。由于消落带是水位反复周期变化的干湿交替区，它不仅与库区水域系统进行着物质、能量交换，同时，还与库区两岸坡地系统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因此，三峡库区消落带是库区水域与周边陆地环境的过渡地带，同肘具有水、陆两个环境的特点。
二、三峡库区消落带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
据专家统计，三峡水库消落带在5月底至9月底间出露的面积达437平方千米～446平方千米，可季节性利用的土地面积为300平方千米～400平方千米。由于此时正是该地区光热雨资源相对集中期，因此，水库消落带的土地资源具有较高的生产潜力和多种利用功能，这对于三峡库区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的状况来说，是一种宝贵的土地资源。在水库开始蓄水及全部建成后的运行过程中，消落带将极可能被当地农民或有关部门季节性地利用。由于库区消落带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人地矛盾的尖锐性和土地季节性整理的复杂性，因此，消落带将可能出现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重环境污染
消落带作为水域与陆地环境的过渡地带，其生态系统将受到来自水陆两个界面的交叉污染：①水域中的一些污染物由于风浪和库中水体的运动，将向两岸消落带移动，水中的部分垃圾将进入消落带；同时，水中的一些营养物质也将进入消落带的下部土壤中富营养化。②三峡库区人口密集，水库两岸人类活动频繁，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大量废物和垃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都将经过消落带进入水库，造成水体污染。
2．加大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
三峡水库两岸沟壑纵横．地形陡峻（坡度15度以上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74％），相对高差大。库区蓄水后，在降水和库水位周期性地涨落的作用下，消落带坡面上的植被和土壤结构将被破坏，水土流失量将加大。到目前为止，库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土地总面积的58.2％。
3．破坏植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
三峡水库蓄水后，消落带由原来的陆生生态系统演变为季节性湿地生态系统，一方面会出现一些新的物种或发生物种变异；另一方面使原来适应陆生环境生长的物种，尤其是植物物种将逐步消亡，而适应水生环境生长的物种又因消落带的季节性出露水面（陆地环境）使成活率降低。因此，整个消落带的植物种类将较以前的陆生环境大为减少，造成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脆弱性增强。
4．诱发地质灾害
在整个三峡水库消落带中，大部分区域地形陡峻，河岸地层稳定性差，加上库区沿岸人多地少、人类活动频繁，是我国环境地质灾害的多发区。三峡水库蓄水后，由于库岸两侧岩石周期性地浸泡在水中，库岸山体吃水比重加大，使两岸坡地稳定性减弱，从而诱发滑坡、崩塌和泥石流，严重威胁库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库区的安全。
5．爆发流行性病情、疫情
消落带受水陆交叉污梁。低水位时，垃圾、杂草等污染物直接留滞在消落带上；高水位时，水流速度慢，污染物不易扩散。这两种环境都易滋生各种相关的病原体、致病菌，特别是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下，污染严重的消落带将成为各种相关病菌、寄生虫的滋生源，以及异味和恶臭的散发地，并很可能导致大规模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三、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治对策
消落带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不仅影响三峡水库的安全运行，而目还将直接影响库区周边20多个县（市、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友展，以及人民身体健康。因此，应采取一定的对策加以治理。
1．合理规划治理
三峡库区消落带分布广，应首先对库区消落带做一次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根据不同地域消落带的自然地理特征、生态环境问题和三峡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的要求，制定消落带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规划，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如水质保护区、河湾段的生态渔业区、开阔河滩段的季节性种植区、陡峭消落带地段的禁垦区等，并以此作为三峡库区消落带土地资源利用、生态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指导依据。
2．调整库区两岸的衣村产业结构
通过加强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及其加工业等取代传统的耕种业，以减少滞留在消落带或经过消落带入库的污染物。例如，在海拔160米以上的消落带地区，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种植季节性绿色蔬菜。但在种植过程中，应严格管理，禁止使用有污染的农药或化肥，以保证库区水质的清洁。
3．大力建设植被生态工程
植物群落具有过滤有毒、有害物质，净化水源，保持水土，减少水土流失等功能。因此，三峡库区消落带应大力进行生物工程建设。应以草先行，选择一些适合本地区气候及环境的草本植物，同时栽种灌木及乔木等木本植物。通过多层配置的植树种草，保护水库、水库消落带的环境。
4．修建护岸、护坡工程
在库区某些地质灾害发生频率高的地段，应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来加以避免。比如，在古滑坡体上修建排水工程，避免淹水后复活；在坡度较大的陡坡岸，适当护坡以防止淹水后形成新的滑坡或崩塌。
5．建立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和综合管理等系统
就库区消落带可能出现的重大环境污染、主要地质灾害、重点流行性疫病、病害物种的入侵等生态环境问题，建立预测预警与调控管理系统。如，消落带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系统；重点流行性疫病的监测、预报和应急系统；消落带生态系统评价、监测、预警及调控系统；消落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等。
三峡工程所面临的消落带问题是世界水利史上罕见的，因此，治理的措施应逐步去摸索。总之，对库区消落带的环境治理，必须根据消落带的基本特点，因地制宜地加以实施。
水库的水位涨落带，又称为消落带，是指由于季节性水位涨落而使水库周边被淹没土地出露水面的一段特殊区域。根据三峡工程方案，为了使三峡水库长期保持绝大部分有效库容，水库将采取“蓄清排浊”的运行方案，即，在每年汛期（6月～9月），长江上游来沙量最大之前，将水库水位降至最低的145米，并开闸放水排沙，而在汛期后（10月）开始蓄水，将水位升至最高的175米，以拦蓄清水发挥水库效益。所以，三峡水库建成后，将在库区两岸形成垂直落差达30米的消落带。
一、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环境的特点
三峡消落带生态环境由其地貌形态、组成物质与土壤、地下水、气候与植被等要素组成。由于消落带是水位反复周期变化的干湿交替区，它不仅与库区水域系统进行着物质、能量交换，同时，还与库区两岸坡地系统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因此，三峡库区消落带是库区水域与周边陆地环境的过渡地带，同肘具有水、陆两个环境的特点。
二、三峡库区消落带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
据专家统计，三峡水库消落带在5月底至9月底间出露的面积达437平方千米～446平方千米，可季节性利用的土地面积为300平方千米～400平方千米。由于此时正是该地区光热雨资源相对集中期，因此，水库消落带的土地资源具有较高的生产潜力和多种利用功能，这对于三峡库区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的状况来说，是一种宝贵的土地资源。在水库开始蓄水及全部建成后的运行过程中，消落带将极可能被当地农民或有关部门季节性地利用。由于库区消落带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人地矛盾的尖锐性和土地季节性整理的复杂性，因此，消落带将可能出现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重环境污染
消落带作为水域与陆地环境的过渡地带，其生态系统将受到来自水陆两个界面的交叉污染：①水域中的一些污染物由于风浪和库中水体的运动，将向两岸消落带移动，水中的部分垃圾将进入消落带；同时，水中的一些营养物质也将进入消落带的下部土壤中富营养化。②三峡库区人口密集，水库两岸人类活动频繁，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大量废物和垃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都将经过消落带进入水库，造成水体污染。
2．加大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
三峡水库两岸沟壑纵横．地形陡峻（坡度15度以上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74％），相对高差大。库区蓄水后，在降水和库水位周期性地涨落的作用下，消落带坡面上的植被和土壤结构将被破坏，水土流失量将加大。到目前为止，库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土地总面积的58.2％。
3．破坏植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
三峡水库蓄水后，消落带由原来的陆生生态系统演变为季节性湿地生态系统，一方面会出现一些新的物种或发生物种变异；另一方面使原来适应陆生环境生长的物种，尤其是植物物种将逐步消亡，而适应水生环境生长的物种又因消落带的季节性出露水面（陆地环境）使成活率降低。因此，整个消落带的植物种类将较以前的陆生环境大为减少，造成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脆弱性增强。
4．诱发地质灾害
在整个三峡水库消落带中，大部分区域地形陡峻，河岸地层稳定性差，加上库区沿岸人多地少、人类活动频繁，是我国环境地质灾害的多发区。三峡水库蓄水后，由于库岸两侧岩石周期性地浸泡在水中，库岸山体吃水比重加大，使两岸坡地稳定性减弱，从而诱发滑坡、崩塌和泥石流，严重威胁库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库区的安全。
5．爆发流行性病情、疫情
消落带受水陆交叉污梁。低水位时，垃圾、杂草等污染物直接留滞在消落带上；高水位时，水流速度慢，污染物不易扩散。这两种环境都易滋生各种相关的病原体、致病菌，特别是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下，污染严重的消落带将成为各种相关病菌、寄生虫的滋生源，以及异味和恶臭的散发地，并很可能导致大规模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三、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治对策
消落带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不仅影响三峡水库的安全运行，而目还将直接影响库区周边20多个县（市、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友展，以及人民身体健康。因此，应采取一定的对策加以治理。
1．合理规划治理
三峡库区消落带分布广，应首先对库区消落带做一次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根据不同地域消落带的自然地理特征、生态环境问题和三峡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的要求，制定消落带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规划，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如水质保护区、河湾段的生态渔业区、开阔河滩段的季节性种植区、陡峭消落带地段的禁垦区等，并以此作为三峡库区消落带土地资源利用、生态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指导依据。
2．调整库区两岸的衣村产业结构
通过加强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及其加工业等取代传统的耕种业，以减少滞留在消落带或经过消落带入库的污染物。例如，在海拔160米以上的消落带地区，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种植季节性绿色蔬菜。但在种植过程中，应严格管理，禁止使用有污染的农药或化肥，以保证库区水质的清洁。
3．大力建设植被生态工程
植物群落具有过滤有毒、有害物质，净化水源，保持水土，减少水土流失等功能。因此，三峡库区消落带应大力进行生物工程建设。应以草先行，选择一些适合本地区气候及环境的草本植物，同时栽种灌木及乔木等木本植物。通过多层配置的植树种草，保护水库、水库消落带的环境。
4．修建护岸、护坡工程
在库区某些地质灾害发生频率高的地段，应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来加以避免。比如，在古滑坡体上修建排水工程，避免淹水后复活；在坡度较大的陡坡岸，适当护坡以防止淹水后形成新的滑坡或崩塌。
5．建立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和综合管理等系统
就库区消落带可能出现的重大环境污染、主要地质灾害、重点流行性疫病、病害物种的入侵等生态环境问题，建立预测预警与调控管理系统。如，消落带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系统；重点流行性疫病的监测、预报和应急系统；消落带生态系统评价、监测、预警及调控系统；消落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等。
三峡工程所面临的消落带问题是世界水利史上罕见的，因此，治理的措施应逐步去摸索。总之，对库区消落带的环境治理，必须根据消落带的基本特点，因地制宜地加以实施。
2008年8月31日星期日
四川攀枝花6.1级地震 凉山州3座水库开裂
来源：三峡探索综合新闻
两天接连发生地震
中国地震局消息，30日16时30分发生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与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的6.1级地震，导致成昆铁路线一度中断，部分站点不同程度损坏，3列货物列车停运。昆明铁路局有关负责人31日说，地震对成昆铁路造成的损害不大，目前客货运列车已恢复正常运行，这将保证救灾物资及时运送到攀枝花地震灾区。
攀枝花市防震减灾局介绍说，四川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震中位于我国南北地震带中南段，在攀枝花市境内称为安宁河断裂带或昔格达断裂带。
北京时间2008年8月31日16时31分，在四川攀枝花市仁和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北纬26．2度，东经101．9度）发生5．6级地震。中国国家地震台网测定，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30日6．1级地震在同一地点。
因灾死亡32人 凉山州3座水库开裂
中新社新华社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截至8月31日23时统计，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已造成四川、云南两省80余万人受灾，因灾死亡32人(其中四川省27人、云南省5人)。
据四川省民政厅和云南省民政厅报告，截至目前，此次地震造成467人受伤，紧急转移安置15.2万余人；倒损民房25.8万余间；成昆铁路一度中断，攀枝花市3座大型桥梁受损，凉山州3座水库开裂；灾区部分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据悉，截至8月31日23时，四川省民政厅已向攀枝花市紧急调拨1500顶帐篷，并将于9月1日向攀枝花市增拨1万床棉被、向凉山州调拨5000顶帐篷和1万床棉被；云南省民政厅已紧急调拨3200顶帐篷和3000床棉被运往地震灾区。
二滩发电站未受太大影响
中新社记者今日下午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宣传部门了解到，三十日发生在该市与凉山彝族自治州之间六点一级地震，目前未对该市境内攀钢(集团)公司、二滩发电站等国家重点企业造成太大影响，全市企业生产运转正常。
据攀枝花市宣传部门官员郑虎介绍，攀枝花是中国著名的西部钢都，这里的攀钢(集团)公司和拥有世界第三高坝的二滩发电站两大国家重点企业在地震发生后备受各界关注。地震发生后，该市有关部门及时派出工作人员到企业勘察灾情，经仔细排查，两家企业除攀钢公司炼钢厂一转炉烟气分析仪出现故障以外，两企业正常生产没有受到其他影响。
此外，钢城企业总公司、攀煤集团、钒钛产业园区、中治实久公司等当地大中型企业在地震中也没有受到过多影响。目前攀枝花市各企业生产正常运转，社会秩序稳定。
专家称攀枝花地震不属于汶川地震余震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表示，30日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系汶川8.0级地震引发的较大区域内地应力场调整所致。他说，此次地震与 8月20日和21日云南盈江发生的5.0级和5.9级地震表明，汶川地震引发了川滇地区的地应力调整活动，调整区域范围大致为北纬21度到北纬34度，东经97度到东经107度。
四川省地震局研究员程万正说：“汶川地震、前段时间的盈江地震、还有这次的攀枝花-会理地震，这三次地震属于一个很大范围的中国南北地震带上。”中国南北地震带是一条纵贯我国南北的地质构造带，这条带上集中了我国有历史记录以来一半的8级以上大地震。
“这个地震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地震联动的情况，例如1976年5月滇西发生7级地震，8月松潘发生7.2级地震。”程万正介绍，汶川大地震后，汶川地区的地壳应力水平很高，因此余震持续时间较长，目前已经发生了8次6级以上余震，同时在它周围很大的范围内，地壳应力状态分布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地震。目前，攀枝花-会理是四川、云南、甘肃发生的最大一次新震，“这是地壳应力调整的自然现象。”
两天接连发生地震
中国地震局消息，30日16时30分发生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与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的6.1级地震，导致成昆铁路线一度中断，部分站点不同程度损坏，3列货物列车停运。昆明铁路局有关负责人31日说，地震对成昆铁路造成的损害不大，目前客货运列车已恢复正常运行，这将保证救灾物资及时运送到攀枝花地震灾区。
攀枝花市防震减灾局介绍说，四川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震中位于我国南北地震带中南段，在攀枝花市境内称为安宁河断裂带或昔格达断裂带。
北京时间2008年8月31日16时31分，在四川攀枝花市仁和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北纬26．2度，东经101．9度）发生5．6级地震。中国国家地震台网测定，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30日6．1级地震在同一地点。
因灾死亡32人 凉山州3座水库开裂
中新社新华社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截至8月31日23时统计，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已造成四川、云南两省80余万人受灾，因灾死亡32人(其中四川省27人、云南省5人)。
据四川省民政厅和云南省民政厅报告，截至目前，此次地震造成467人受伤，紧急转移安置15.2万余人；倒损民房25.8万余间；成昆铁路一度中断，攀枝花市3座大型桥梁受损，凉山州3座水库开裂；灾区部分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据悉，截至8月31日23时，四川省民政厅已向攀枝花市紧急调拨1500顶帐篷，并将于9月1日向攀枝花市增拨1万床棉被、向凉山州调拨5000顶帐篷和1万床棉被；云南省民政厅已紧急调拨3200顶帐篷和3000床棉被运往地震灾区。
二滩发电站未受太大影响
中新社记者今日下午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宣传部门了解到，三十日发生在该市与凉山彝族自治州之间六点一级地震，目前未对该市境内攀钢(集团)公司、二滩发电站等国家重点企业造成太大影响，全市企业生产运转正常。
据攀枝花市宣传部门官员郑虎介绍，攀枝花是中国著名的西部钢都，这里的攀钢(集团)公司和拥有世界第三高坝的二滩发电站两大国家重点企业在地震发生后备受各界关注。地震发生后，该市有关部门及时派出工作人员到企业勘察灾情，经仔细排查，两家企业除攀钢公司炼钢厂一转炉烟气分析仪出现故障以外，两企业正常生产没有受到其他影响。
此外，钢城企业总公司、攀煤集团、钒钛产业园区、中治实久公司等当地大中型企业在地震中也没有受到过多影响。目前攀枝花市各企业生产正常运转，社会秩序稳定。
专家称攀枝花地震不属于汶川地震余震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表示，30日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系汶川8.0级地震引发的较大区域内地应力场调整所致。他说，此次地震与 8月20日和21日云南盈江发生的5.0级和5.9级地震表明，汶川地震引发了川滇地区的地应力调整活动，调整区域范围大致为北纬21度到北纬34度，东经97度到东经107度。
四川省地震局研究员程万正说：“汶川地震、前段时间的盈江地震、还有这次的攀枝花-会理地震，这三次地震属于一个很大范围的中国南北地震带上。”中国南北地震带是一条纵贯我国南北的地质构造带，这条带上集中了我国有历史记录以来一半的8级以上大地震。
“这个地震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地震联动的情况，例如1976年5月滇西发生7级地震，8月松潘发生7.2级地震。”程万正介绍，汶川大地震后，汶川地区的地壳应力水平很高，因此余震持续时间较长，目前已经发生了8次6级以上余震，同时在它周围很大的范围内，地壳应力状态分布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地震。目前，攀枝花-会理是四川、云南、甘肃发生的最大一次新震，“这是地壳应力调整的自然现象。”
2008年8月28日星期四
专家警告：土耳其没有接受99年强烈地震的经验教训
来源：国际建设观察（the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Review） 翻译：三峡探索
9年以前发生在土耳其的一次强烈地震仍然令人记忆犹新：在那场地震中，成千上万人丧生，但专家警告说，土耳其的政治家们似乎并没有接受经验教训，也没有为下次可能到来的地震做好必要的准备。
土耳其西部马马拉（Marmara）地区的地震活动至少每30年达到一次高峰，历史纪录表明，在1999年的强烈地震发生之前，该地区分别在1943、1957 和1967年发生过地震，但以99年8月17日凌晨3时在伊兹米特市发生的地震最为强烈，震级达到7.8，震源深度17公里，地震受灾面积15万平方公里，约占土耳其国土1/5，其中地震烈度9度以上面积3600平方公里。主震后，余震活动频繁，密集分布的北安那托利亚断裂带上，长约200公里。地震的强烈振动和大规模的地表破裂，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地震灾害。
土耳其Boğaziçi大学地震研究所摄影
此次地震造成17,840人死亡，26,000多人受伤，倒塌房屋 13万余间，近60万人无家可归，直接或间接受影响的人口达1700万，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美元。147,000人至今仍然居住在临时居所里面。
据土耳其机械工程师协会主席埃米·科拉曼兹（Emin Koramaz）估计，如果上述地区再次发生地震，其经济损失不会低于170亿美元；全国工商协会的估计与此差不多。而国家规划局的估算是150亿到190亿之间，世界银行的估计是120亿至170亿美元。
令人担忧的是，强烈地震活动并不限于马马拉地区。根据科拉曼兹的研究，在土耳其，98%的人口和工业设施、95%的大坝都位于断裂带以及地震多发区。在全国1001个发电厂中，至少有419个位于被列入“高度危险”的断层带。
尽管存在如此巨大的风险，但土耳其当局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们没有制定政策或是作出规划，如何来防范未来地震所带来的危害，如何将地震造成的损失减低到最低程度，Boğaziçi 大学（Boğaziçi University）的教授古雷·阿尔泰（Gülay Altay）毫不客气地批评说。
阿尔泰教授对当地媒体说，应该承认，99年地震发生后在各个方面有些进展，比如在大学加强了相关研究，政府各部门也开始进行协调。但很多方面仍然不能让人满意，尤其是如何让处于地震带的民众提高意识，教他们在地震发生时以及震灾之后应该怎么做。
但执政党回应上述指责时坚持，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很大努力。一位在Marmara 的高官说，一个建立地震研究委员会的动议已经准备就绪，并打算在近期提交给国会。这位高官还说，自从99年8月的灾难之后，有关方面一直在努力工作，试图采取得力措施减少震灾发生后的影响和危害。调查发现，99年的地震之所以损失惨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地建筑物没有达到有关规定的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年10月将成立一个建筑监察委员会（building inspection commission），从而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减轻震灾发生所造成的损失。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由国家发改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起草的长达50页的灾后重建规划已经上网，包括中英文版本，同时向民众广泛征求意见。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一位新闻官员表示，国务院已经作出很大努力，向国际社会征集有关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从那些具有灾后重建经验的国家和地区征集建议。按照中国国家发改委周三发布的灾后重建规划，整个重建投资将高达1万亿人民币，或1470亿美元，基本相当于四川省2007年全年的经济总收入。
（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附：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8/13/content_9239298.htm
9年以前发生在土耳其的一次强烈地震仍然令人记忆犹新：在那场地震中，成千上万人丧生，但专家警告说，土耳其的政治家们似乎并没有接受经验教训，也没有为下次可能到来的地震做好必要的准备。
土耳其西部马马拉（Marmara）地区的地震活动至少每30年达到一次高峰，历史纪录表明，在1999年的强烈地震发生之前，该地区分别在1943、1957 和1967年发生过地震，但以99年8月17日凌晨3时在伊兹米特市发生的地震最为强烈，震级达到7.8，震源深度17公里，地震受灾面积15万平方公里，约占土耳其国土1/5，其中地震烈度9度以上面积3600平方公里。主震后，余震活动频繁，密集分布的北安那托利亚断裂带上，长约200公里。地震的强烈振动和大规模的地表破裂，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地震灾害。
土耳其Boğaziçi大学地震研究所摄影
此次地震造成17,840人死亡，26,000多人受伤，倒塌房屋 13万余间，近60万人无家可归，直接或间接受影响的人口达1700万，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美元。147,000人至今仍然居住在临时居所里面。
据土耳其机械工程师协会主席埃米·科拉曼兹（Emin Koramaz）估计，如果上述地区再次发生地震，其经济损失不会低于170亿美元；全国工商协会的估计与此差不多。而国家规划局的估算是150亿到190亿之间，世界银行的估计是120亿至170亿美元。
令人担忧的是，强烈地震活动并不限于马马拉地区。根据科拉曼兹的研究，在土耳其，98%的人口和工业设施、95%的大坝都位于断裂带以及地震多发区。在全国1001个发电厂中，至少有419个位于被列入“高度危险”的断层带。
尽管存在如此巨大的风险，但土耳其当局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们没有制定政策或是作出规划，如何来防范未来地震所带来的危害，如何将地震造成的损失减低到最低程度，Boğaziçi 大学（Boğaziçi University）的教授古雷·阿尔泰（Gülay Altay）毫不客气地批评说。
阿尔泰教授对当地媒体说，应该承认，99年地震发生后在各个方面有些进展，比如在大学加强了相关研究，政府各部门也开始进行协调。但很多方面仍然不能让人满意，尤其是如何让处于地震带的民众提高意识，教他们在地震发生时以及震灾之后应该怎么做。
但执政党回应上述指责时坚持，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很大努力。一位在Marmara 的高官说，一个建立地震研究委员会的动议已经准备就绪，并打算在近期提交给国会。这位高官还说，自从99年8月的灾难之后，有关方面一直在努力工作，试图采取得力措施减少震灾发生后的影响和危害。调查发现，99年的地震之所以损失惨重，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地建筑物没有达到有关规定的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年10月将成立一个建筑监察委员会（building inspection commission），从而加强对建筑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减轻震灾发生所造成的损失。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由国家发改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起草的长达50页的灾后重建规划已经上网，包括中英文版本，同时向民众广泛征求意见。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一位新闻官员表示，国务院已经作出很大努力，向国际社会征集有关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从那些具有灾后重建经验的国家和地区征集建议。按照中国国家发改委周三发布的灾后重建规划，整个重建投资将高达1万亿人民币，或1470亿美元，基本相当于四川省2007年全年的经济总收入。
（由《三峡探索》木兰翻译）
附：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8/13/content_9239298.htm
2008年8月22日星期五
北京水故事系列之八：宣武区胡同的三眼井
作者：王建 来源：三峡探索
讲述者：
王育民 年龄 57 汉族 厨师/阴敬修 年龄 70 汉族 钳工
王育民
先说胡同和水井吧。
本来，在我们三眼井胡同中间，有个四合院，那院子特讲究，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树仨人都搂不过来，夏天遮凉，一遮一大片。起码好几百年了，八十年代给锯了。真可惜！胡同里有那么两棵大树，有那么块宽绰地方，真美啊。
院子的门楼儿是往北凹进去的，两边有影壁。大槐树在门两边，还有俩大狮子。1958年，那院变成了小作坊，做塑料玩具、小眼镜、学习用品。后来改成了小五金厂，再后来改成了电器厂。
（讲述者王育民；王建摄影）
院子西边13号门口儿，有一口明代的水井。井台上有块石头，上面凿了仨眼儿——胡同的名字“三眼井”就是打这儿来的。
大人怕小孩儿淘气掉下去，就在那仨眼儿上塞了石头。小时候我趴井台儿上，从石缝往下看，里还能看见水亮儿呢。
在没有自来水之前，街坊邻居就是靠吃井水过日子。那会儿，北京内城有700多眼水井，外城500多眼。离我们家不远，就有甘井、湿井、苦水井。解放前，老北京光以井命名的胡同就有80多条。
因为从小在胡同里玩儿，好多胡同都去过。北京有一眼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七井胡同等。其中四眼井就有十多处。西直门内有高井、西井；菜市口以西有七井、琉璃厂西街路南有琉璃井；鼓楼东大街以南有沙井；地安门西大街路北有龙头井；朝阳门南大街以西有东水井、西水井；阜成门内大街以南有南四眼井；阜成门南顺城街以东有四井胡同；广渠门外大街以南有双井；德胜门外大街西侧有西小井；安德路北侧有大井胡同；王府井大街路西有大甜水井；什刹海后海南沿有前井；新街口北大街路西有大铜井；路东有小铜井；前门大街以东有罗家井；东打磨厂以南有板井胡同、东安福胡同；以南有铜井大院；西交民巷以北有井楼胡同……，解放前光叫“井儿胡同”的就有十多条。
旧城的胡同，不光跟井有关，江、河、湖、海，凡涉及水的，什么都有。像跟江有关的：有大江胡同、小江胡同、镇江胡同；跟河有关的：三里河、河泊厂胡同、墨河胡同、西河沿胡同；跟湖有关的：西湖营胡同；跟海有关的：海运仓、海柏胡同、海滨胡同；跟川有关的：三川柳胡同、大川淀胡同、小川淀胡同；跟塘有关的：水塘胡同；跟泉有关的：龙泉胡同；跟沟有关的：大沟沿胡同、银丝沟胡同；跟潭有关的：韩家潭胡同；积水潭；跟雨有关的：雨儿胡同、甘雨胡同；跟雪有关的：雪池胡同；什么南水关胡同、水道子胡同、水车胡同、甘石桥、甘水桥、小石桥、北河槽、后水泡、金鱼胡同……，哎呀，跟水有关的胡同太多了！
1910年北京有了自来水以后，并不是家家都通。大部分院子还要靠水车送水。那水车是木头做的，有俩轮子，住在胡同里的人都熟悉那“吱—妞，吱—妞”的水车声。车上有个椭圆的大木桶，那是盛水的。桶一头儿有个眼儿，上面堵个塞子，是放水用的。有两个木桶是专门接水的，桶刷得干净着呢。塞子一拔，正好一桶，然后一插，一点儿水都不浪费。不买水的人家，就在胡同公共自来水管接水。五十年代，只要从那儿路过，都可以接水。六十年代水龙头上装了一个铁盒子，居民每家发一把钥匙，因为从那时候起，用水收费——路过的人就不能随便接水了。
再说小时候北京下大雨。
1962年那场大雨出不了门儿，当时是小孩儿高兴，大人发愁——没菜吃，房也漏了，院里下水道水流不出去，街上全是水。老旧平房漏得不少，有些人家房不行了，没地儿去。炭儿胡同小学停课，把教室腾出来给居民住。1972年也下过一场大雨。那会儿我在门头沟工作，水从山上下来，哗哗的，河面可宽了，都起浪了。再以后没见过那么大的雨。现在下点儿雨谁都乐得什么似的。
（王育民说，以前井就在这儿，现在没有啦！王建摄影）
胡同里的下水道是1957年修的，一米多深，埋的缸管（缸瓦的缸）。按现在说，那管子显得细点儿了。现在下多大雨，水都存不住，顺着下水道就泄下去了。现在这自然界，水还原不了，这还能成啊？再一个，人们索取得太快啦，再过五十年水位得下降多少哇？补不上，子孙后代怎么办呢？
阴敬修师傅
记得印象最深的是1954年下大雨，一气儿下了好多天，麦收困难着呢。夏天粮食都霉烂变质啦。那会儿不缺水，不象现在——全没了。1954年，有个礼拜天下大雨，我住东大桥，那水没到公共汽车底盘，发动机发动不了，人只能下车趟水过去。你看那鱼呀，哪儿都是，我从家拿筛子捞了二十多斤，都给食堂了。东大桥往南永安里一直到交警那儿，光华路西边，全是大河沟儿。现在全填平了，盖楼了。
（讲述者：阴敬修；王建摄影）
过去下点儿雨，全是慢慢自然渗下去。一下大雨，街上的水汪着，看不见地面。现在全顺地沟流没了。刚修完下水道那时节，还觉得挺好：下完雨路上不积水，也不用汊泥[chua3，即在泥水中趟来趟去]了。现在看实际是个浪费。再过100年，子孙后代怎么办呀？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啦！没水了，庄稼长不了，连吃得都没了，还活什么活？！
大北窑的南边庆丰闸，一下大雨，那水哗哗地流。我师傅家门外边50米就是通惠河。有一年，他看见一个打鱼的从轮胎绑的小船上折[zhe1 折跟头]下水。师傅跳下去救那人——没成想水特大，两个人都没能活着上来。
我小时候，出安定门往东往西，直到现在的京昌高速路两边，全是窑坑、沙子坑，里面都是水。这些窑坑、沙子坑怎么来的？以前城里盖房子，得烧砖窑、挖沙子；水是哪来的，一个是那会儿地下水位高，另一个是下雨积存的雨水。1956年，我还跟我师傅在立水桥外沙子坑里游过泳呢：一下去，水就把人没了。七十年代，开始从这里取沙，规模还不算大。到了八十年代，坑越来越大，水开始少了，这些年市里盖了这么多楼，沙子哪儿来的？全是这么挖的。那时地下水位高，坑里全是水，还特别清。我经常到那儿钓鱼，鱼也特别好。现在哪儿还有哇？多大的坑也没水，更别提鱼了。好多坑变成了垃圾堆放场，天通苑楼盘就是沙子坑填埋以后建起来的。
1957年，从右安门外东头条一直到火车站，全是苇塘。苇子不高，水有一尺多深。去永定门火车站，都得走小道儿，两边全是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水才少了。为什么记得特清楚呢？当时说有人贴“反标”，警察赶来破案——他们那裤腿儿又是水又是泥的。现在变成开阳里小区，全成大楼房了。另外，右安门外一直到黄土岗那一块，中间是石子儿路，两边是小河沟，一尺来深的水，水干净，还有鱼，一拃来长。冬天一寸厚的冰，底下还有鱼呢。60年代南苑一带全是水稻，水田里净是小鱼儿。困难时期还能到田里弄点小鱼吃。现在哪儿还有哇？早都干啦！那会儿稻田里水为什么不往下渗？地下水是饱和的——充足哇。
我们环卫机械制造厂在马家楼，往下挖一尺来深，水就出来了。现在道路两边全是高楼，那水早就没了。当时厂里水塔用的水井也不过十来米。1972年，我们厂里盖厂房，不知为什么，水位下降很快。挖下3、4米才往上冒水。为打地基，专门搁两台泵往外抽水。从57年到74年，地下水差不多下降了一房深。到 1984年，水供应不上，水质也不行了。请人重新打井，打了30多米，一化验，不仅水质行，出水也足了：很可能是到了地下水的另一层。从60年代到现在，我们那儿地下水位下降了30米。
述评：
北京的城市格局与水井紧密相关。忽必烈入关建立元大都，居民靠水井而生存——在水井周边盖房子，庭院之间形成了胡同。
清代以降，北京分内、外城，周边开挖护城河。军事防卫当然是第一目的，也有防止洪水冲毁城市的效能，不意之间，在构成北京独特的城市景观格局骨架的同时，成为首都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虽然是人工河，护城河幸而成于没有水泥（如今用来铺设河底）的年代——在越来越趋于“现代”的北京，人们到哪里寻觅自然的感觉？
过去北京市地面泥土覆盖，雨水自然渗透，成为地下水的补充。如今城市下水系统……
小的时候，北京的雨比现在大、也比现在经常。那时候的北京，城区面积不像现在这么大，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地下水位比较高。由于多年城市建设需就近取土，城市周边留下众多水塘、沙子坑。他们见证了水多、水少，直到坑塘被填平的全过程。
讲述者：
王育民 年龄 57 汉族 厨师/阴敬修 年龄 70 汉族 钳工
王育民
先说胡同和水井吧。
本来，在我们三眼井胡同中间，有个四合院，那院子特讲究，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树仨人都搂不过来，夏天遮凉，一遮一大片。起码好几百年了，八十年代给锯了。真可惜！胡同里有那么两棵大树，有那么块宽绰地方，真美啊。
院子的门楼儿是往北凹进去的，两边有影壁。大槐树在门两边，还有俩大狮子。1958年，那院变成了小作坊，做塑料玩具、小眼镜、学习用品。后来改成了小五金厂，再后来改成了电器厂。
（讲述者王育民；王建摄影）
院子西边13号门口儿，有一口明代的水井。井台上有块石头，上面凿了仨眼儿——胡同的名字“三眼井”就是打这儿来的。
大人怕小孩儿淘气掉下去，就在那仨眼儿上塞了石头。小时候我趴井台儿上，从石缝往下看，里还能看见水亮儿呢。
在没有自来水之前，街坊邻居就是靠吃井水过日子。那会儿，北京内城有700多眼水井，外城500多眼。离我们家不远，就有甘井、湿井、苦水井。解放前，老北京光以井命名的胡同就有80多条。
因为从小在胡同里玩儿，好多胡同都去过。北京有一眼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七井胡同等。其中四眼井就有十多处。西直门内有高井、西井；菜市口以西有七井、琉璃厂西街路南有琉璃井；鼓楼东大街以南有沙井；地安门西大街路北有龙头井；朝阳门南大街以西有东水井、西水井；阜成门内大街以南有南四眼井；阜成门南顺城街以东有四井胡同；广渠门外大街以南有双井；德胜门外大街西侧有西小井；安德路北侧有大井胡同；王府井大街路西有大甜水井；什刹海后海南沿有前井；新街口北大街路西有大铜井；路东有小铜井；前门大街以东有罗家井；东打磨厂以南有板井胡同、东安福胡同；以南有铜井大院；西交民巷以北有井楼胡同……，解放前光叫“井儿胡同”的就有十多条。
旧城的胡同，不光跟井有关，江、河、湖、海，凡涉及水的，什么都有。像跟江有关的：有大江胡同、小江胡同、镇江胡同；跟河有关的：三里河、河泊厂胡同、墨河胡同、西河沿胡同；跟湖有关的：西湖营胡同；跟海有关的：海运仓、海柏胡同、海滨胡同；跟川有关的：三川柳胡同、大川淀胡同、小川淀胡同；跟塘有关的：水塘胡同；跟泉有关的：龙泉胡同；跟沟有关的：大沟沿胡同、银丝沟胡同；跟潭有关的：韩家潭胡同；积水潭；跟雨有关的：雨儿胡同、甘雨胡同；跟雪有关的：雪池胡同；什么南水关胡同、水道子胡同、水车胡同、甘石桥、甘水桥、小石桥、北河槽、后水泡、金鱼胡同……，哎呀，跟水有关的胡同太多了！
1910年北京有了自来水以后，并不是家家都通。大部分院子还要靠水车送水。那水车是木头做的，有俩轮子，住在胡同里的人都熟悉那“吱—妞，吱—妞”的水车声。车上有个椭圆的大木桶，那是盛水的。桶一头儿有个眼儿，上面堵个塞子，是放水用的。有两个木桶是专门接水的，桶刷得干净着呢。塞子一拔，正好一桶，然后一插，一点儿水都不浪费。不买水的人家，就在胡同公共自来水管接水。五十年代，只要从那儿路过，都可以接水。六十年代水龙头上装了一个铁盒子，居民每家发一把钥匙，因为从那时候起，用水收费——路过的人就不能随便接水了。
再说小时候北京下大雨。
1962年那场大雨出不了门儿，当时是小孩儿高兴，大人发愁——没菜吃，房也漏了，院里下水道水流不出去，街上全是水。老旧平房漏得不少，有些人家房不行了，没地儿去。炭儿胡同小学停课，把教室腾出来给居民住。1972年也下过一场大雨。那会儿我在门头沟工作，水从山上下来，哗哗的，河面可宽了，都起浪了。再以后没见过那么大的雨。现在下点儿雨谁都乐得什么似的。
（王育民说，以前井就在这儿，现在没有啦！王建摄影）
胡同里的下水道是1957年修的，一米多深，埋的缸管（缸瓦的缸）。按现在说，那管子显得细点儿了。现在下多大雨，水都存不住，顺着下水道就泄下去了。现在这自然界，水还原不了，这还能成啊？再一个，人们索取得太快啦，再过五十年水位得下降多少哇？补不上，子孙后代怎么办呢？
阴敬修师傅
记得印象最深的是1954年下大雨，一气儿下了好多天，麦收困难着呢。夏天粮食都霉烂变质啦。那会儿不缺水，不象现在——全没了。1954年，有个礼拜天下大雨，我住东大桥，那水没到公共汽车底盘，发动机发动不了，人只能下车趟水过去。你看那鱼呀，哪儿都是，我从家拿筛子捞了二十多斤，都给食堂了。东大桥往南永安里一直到交警那儿，光华路西边，全是大河沟儿。现在全填平了，盖楼了。
（讲述者：阴敬修；王建摄影）
过去下点儿雨，全是慢慢自然渗下去。一下大雨，街上的水汪着，看不见地面。现在全顺地沟流没了。刚修完下水道那时节，还觉得挺好：下完雨路上不积水，也不用汊泥[chua3，即在泥水中趟来趟去]了。现在看实际是个浪费。再过100年，子孙后代怎么办呀？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啦！没水了，庄稼长不了，连吃得都没了，还活什么活？！
大北窑的南边庆丰闸，一下大雨，那水哗哗地流。我师傅家门外边50米就是通惠河。有一年，他看见一个打鱼的从轮胎绑的小船上折[zhe1 折跟头]下水。师傅跳下去救那人——没成想水特大，两个人都没能活着上来。
我小时候，出安定门往东往西，直到现在的京昌高速路两边，全是窑坑、沙子坑，里面都是水。这些窑坑、沙子坑怎么来的？以前城里盖房子，得烧砖窑、挖沙子；水是哪来的，一个是那会儿地下水位高，另一个是下雨积存的雨水。1956年，我还跟我师傅在立水桥外沙子坑里游过泳呢：一下去，水就把人没了。七十年代，开始从这里取沙，规模还不算大。到了八十年代，坑越来越大，水开始少了，这些年市里盖了这么多楼，沙子哪儿来的？全是这么挖的。那时地下水位高，坑里全是水，还特别清。我经常到那儿钓鱼，鱼也特别好。现在哪儿还有哇？多大的坑也没水，更别提鱼了。好多坑变成了垃圾堆放场，天通苑楼盘就是沙子坑填埋以后建起来的。
1957年，从右安门外东头条一直到火车站，全是苇塘。苇子不高，水有一尺多深。去永定门火车站，都得走小道儿，两边全是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水才少了。为什么记得特清楚呢？当时说有人贴“反标”，警察赶来破案——他们那裤腿儿又是水又是泥的。现在变成开阳里小区，全成大楼房了。另外，右安门外一直到黄土岗那一块，中间是石子儿路，两边是小河沟，一尺来深的水，水干净，还有鱼，一拃来长。冬天一寸厚的冰，底下还有鱼呢。60年代南苑一带全是水稻，水田里净是小鱼儿。困难时期还能到田里弄点小鱼吃。现在哪儿还有哇？早都干啦！那会儿稻田里水为什么不往下渗？地下水是饱和的——充足哇。
我们环卫机械制造厂在马家楼，往下挖一尺来深，水就出来了。现在道路两边全是高楼，那水早就没了。当时厂里水塔用的水井也不过十来米。1972年，我们厂里盖厂房，不知为什么，水位下降很快。挖下3、4米才往上冒水。为打地基，专门搁两台泵往外抽水。从57年到74年，地下水差不多下降了一房深。到 1984年，水供应不上，水质也不行了。请人重新打井，打了30多米，一化验，不仅水质行，出水也足了：很可能是到了地下水的另一层。从60年代到现在，我们那儿地下水位下降了30米。
述评：
北京的城市格局与水井紧密相关。忽必烈入关建立元大都，居民靠水井而生存——在水井周边盖房子，庭院之间形成了胡同。
清代以降，北京分内、外城，周边开挖护城河。军事防卫当然是第一目的，也有防止洪水冲毁城市的效能，不意之间，在构成北京独特的城市景观格局骨架的同时，成为首都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虽然是人工河，护城河幸而成于没有水泥（如今用来铺设河底）的年代——在越来越趋于“现代”的北京，人们到哪里寻觅自然的感觉？
过去北京市地面泥土覆盖，雨水自然渗透，成为地下水的补充。如今城市下水系统……
小的时候，北京的雨比现在大、也比现在经常。那时候的北京，城区面积不像现在这么大，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地下水位比较高。由于多年城市建设需就近取土，城市周边留下众多水塘、沙子坑。他们见证了水多、水少，直到坑塘被填平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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